简述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简述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简述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CPI；资产价格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2-0009-03
一、通货膨胀测度简述及问题的提出
通货膨胀是指社会商品和劳务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或货币贬值的过程。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利率管制，货币政策只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指标，通货膨胀率于是成了衡量货币供应量是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重要标准，其灵敏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制订的有效性。而在目前国家统计局的七类物价指数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又是测度通货膨胀的基本指标。
在实践中，CPI的测量存在许多技术上的困难，会形成一些系统性偏差。有人指责，中国当前的CPI既不能真实地反映货币购买力的变化，也不能确切地衡量整体经济的运行情况。钱颖觉得现行CPI的权重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特别突出的是CPI中尚未包含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易宪容也认为，国内居民目前最大的消费支出特别是住房消费，其价格的变化不反映在中国CPI编制中是不合理的。
维持物价稳定始终是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通胀测度标准的选择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对目前经济态势的正确判断和相关货币政策的出台。资产价格是否应该纳入通胀测度标准，以什么方式纳入，直接将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纳入CPI是否合适，这些都是尚待解决的难题。
二、资产价格与通胀测度指数关系的理论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研究，大体上有两条思路：一是将资产价格纳入到通货膨胀的测量中去，具体探讨资产价格在测量通货膨胀中所占的比重。二是从资产价格的变动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来展开研究，探讨资产价格的波动与通货膨胀之间稳定的关系。
(一)制定通胀指数的新尝试
早在1911年，Fisher就曾提出，政策制定者应致力于稳定包括资产价格(如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及生产、消费和服务价格在内的广义价格指数。[1]首先明确提出测度通货膨胀的价格指数应包含资产价格的是Armen.A.Alchian和Benjamin.Klein。[2]他们对通行的CPI和GDP平减指数测度通货膨胀的准确性提出质疑，并构造了一个“跨期生活成本指数”(ICLI)。该指数能够满足消费者既定的跨期效用水平，使消费者的行为具有了动态的性质。由于资产价格能够作为未来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替代，因此必须包含入通胀指数的测量。接着，Shibuya将Alchian和Klein的观点进一步简单化处理，将其概括为传统方法测量的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膨胀的加权平均值。[3]
无独有偶，Goodhart(1993)也提出从原则上讲中央银行应该控制的价格指数不仅应包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且应包括未来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他认为，比较好的替代方法是将许多资产的价格包括在中央银行所关注的价格指数之内。
涉谷(1992)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度量标准――动态均衡价格指数DEPI。它将Alchian与Klein提出的ICLI与物价指数(如GDP平减指数)pt、资产价格qt进行几何加权平均推导而出。[4]但Shiratsuka(2000)指出了其缺陷。(1)DEPI往往给与资产价格相当大的权重，过低估计了当前价格波动的重要性。(2)资产价格变动的来源过多。即使不管未来价格走势的因素是否导致资产价格的波动，指数上也会有所反映，造成误差。(3)DEPI既然要考虑资产因素，那就不应只包括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还应包括所有能够影响到当前和未来消费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资产，而这在实际中相当困难。
Bryan和Cecchetti的“动态因素指数”DPI，将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纳入对通货膨胀指数的测量。他们根据美国房产价格、股票价格以及CPI的月度数据测算了这一指数。[5]结果表明，资产价格的变化能影响总体价格指数，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在编制通货膨胀指数中有重要作用。而未考虑资产价格变化因素的传统通膨指数CPI往往低估了通膨程度。但是他们同时也指出，资产价格波动中反映出的通胀信息可能不多。
总而言之，另外构建一个将资产价格纳入其中的物价指数理论上似乎可行，但是由于这一指数不稳定，波动原因复杂，不同资产价格也很难放到同一指数中去，要将其应用到实践相当困难。事实上，Vickers(1999)干脆就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将资产价格包括进来都有问题。如果中央银行追捕资产泡沫，那么各种原因引发的资产价格变动都将引发货币政策的调整，这将是十分危险的。
(二)资产价格和通胀预期的实践检验
资产价格的上升引致预期未来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膨胀，这一过程是通过多种渠道实现的。较高的资产价格增加了人们的财富水平，从而增加消费，导致总需求的上升；如果总需求上升超过总供给，就会产生通胀压力。这一过程可以进一步导致更高的通胀预期，最后引发实体经济中更高水平的通货膨胀。最后，若资产价格的上涨能给央行带来一个信号，即央行认为私人部门正在预期更高的通货膨胀，这种信息就会影响到中央银行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判断。
Bryan、Cecchetti和Sullivan在《通货膨胀测量中的资产价格》一文中将资产价格作为未来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对这一理论，不少学者作了严肃的检验。其中，Robert Pollack(1989)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而Shibuya(1992)、Flemming(1999)、Goodhart和Hofmann(2000)等人则从实证上进行了研究。[6]Goodhart和Hofmann(2001)构建了包括实际房地产价格和实际股票价格的金融条件指数FCI。他们发现，将资产价格包含在内的FCI确实包含了关于未来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信息；但在样本数据外，要想预测通货膨胀是相当困难的。Filardo(2000，2001)也发现，房产价格与未来通货膨胀指数呈正相关，而股票价格与未来通货膨胀呈负相关。
我国学者也做了不少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经朝明和谈有花在《中国房地产价格与中国通货膨胀的关系――基于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分析了中国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长短期均衡关系。结论是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房地产价格的变化都会影响通货膨胀。王子明(2001)在其博士论文《泡沫与泡沫经济研究》中曾对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过定性的描述。并发现，从我国零售物价指数涨幅与股票价格指数涨幅从动态上看似乎并无多大关系。王维安和贺聪在《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预期》中通过构建房地产均衡市场模型发现，房地产预期收益率与通货膨胀预期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房地产价格在资产价格中相比而言与通货膨胀的相关性较强。
三、CPI测度失真之谜：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我国目前以CPI做为测度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但是，似乎存在对实体经济的测度失真。1998年以来，我国年均GDP增长8.41%，但通货膨胀率(用居民消费指数CPI核算)只增长了1%(见表1)。这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产生了较大的“漂移缺口”(GDP增长率减去CPI涨幅)。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些学者从CPI本身的构成找原因。张立群等就认为，CPI是市场成熟的工业化国家测度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不太符合我国国情。[7]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投资占GDP很大比重，投资品的价格往往波动较大，带动物价总水平的波动。而未能包纳投资平价格的CPI，自然无从反映这种通胀预期的变化。
另外，今天的中国又有着特殊的国情：一是20世纪末以来，住房改革逐步取消了以往福利分房的政策。居民开始将大量的投资与消费向住房支出倾斜。未来的房地产费用支出已开始对当前的生活消费产生了巨大的替代作用。但是，CPI的构成中仅包括了房租且权重不高，不能很好的反映整个市场的住房需求。二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生产资料市场与消费品市场相对封闭运行态势，造成了生产资料产品价格与消费品价格走势独立的局面，阻断了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产品价格的显性传导，从而导致了CPI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相悖情况的出现。而体内循环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建筑资料占很大比重。
由此可见，由于未能将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纳入到CPI中，忽视了资产价格传递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导致其失真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目前在我国，种种证据表明，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率有着一种稳定的函数关系。我们不能忽视资产价格的价格预期功效，但同时也不能盲目地把资产价格并入CPI中计量。原因如下。
第一，资产价格波动的原因有多种，虽然可能有助于预测通胀预期，但也有可能与通胀无关，将资产价格纳入通货膨胀口径将导致通货膨胀指数的含义趋于模糊。不单是房地产、股票，外汇资产、应收款项、人力资本等也都是资产，但却难以计量。因此分别构造通货膨胀指数与资产价格指数将比混合指数更具有清晰的内含，有利于货币政策的操作。
第二，CPI主要衡量了当期普通居民的一般消费状况。如果纳入资产价格，即使非通胀的因素导致了资产价格波动，也会在CPI上显示出来，不利于对实际经济扰动的分析。何况，现在统计局公布的七类物价指数中，已包含了房地产价格指数。央行在判断经济运行态势时，完全可以结合起来考虑，较之把它们合二为一，更能快速分清通胀滋生的主要动力。
第三，质疑CPI数据“失真”的依据集中在住房消费上。2006年上半年，全国70城市房价涨幅5.6%，超过CPI四倍。很多学者于是提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理应纳入CPI统计范围。哈继铭即持此论。他称，当前CPI未充分反映近年住房价格的大幅上涨，低估真实通货膨胀；而房地产价格泡沫，更是CPI误差的首要原因。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对此解释，未将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直接纳入CPI的统计范围，是因为商品住宅具有明显的投资性，折旧年限较长。同时，商品住宅的投资性质极易波动，这对于观察宏观经济形势、根据CPI决定工资和养老金等补贴极为不利。因此以房租来反映居民居住消费价格变动较为准确。他说的也有道理，问题在于如何推算已经拥有房子的人的虚拟房租。按国际惯例，虚拟租金应该与市场房价挂钩。但大部分中国城镇家庭仍居住在老旧低质的住房里，且计划将来购买新建商品房，他们的住房成本远高于官方CPI中估算的租金。这也是CPI数据严重低估居民通胀预期的原因之一。
第四，测度通货膨胀最终是为了帮助观察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从而制定出符合国情的相关政策。Cecchetti， Genberg， Lipsky， and Wadhwani(2000)认为哪些价格应计入通货膨胀纯粹是一个经验问题。我国经济学家宋国青也认为，房价没有纳入CPI中，没必要去讨论，因为“CPI是一种人为的规定，住房消费用租金是一个定义问题。”以CPI为测度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同时参考资产价格，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总而言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把应该将资产价格纳入CPI的计量中，而在于制定相关货币政策时是否应该考虑资产价格因素。就中央银行实现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而言，中央银行必须关注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物价指数均未直接包括资产价格，因为物价一般是用来反映不同时点上商品消费的成本变动，属于流量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不应该包括作为存量的各种资产。建议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参考资产价格，关注而不钉牢。货币政策不应该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将资产价格纳入目标体系，而是应该致力于物价的稳定，并保证金融体系足以应付资产价格的波动。
参考文献：
[1] Irving Fisher，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Its determination and relation to credit， interest and crises》，1911.
[2] Armen.A.Alchian， Benjamin. Klein，“On a Correct Measure of Inflation”，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Vol5(1).
[3] Shibuya H. (1992)，“Dynamic Equilibrium Price Index：Asset Price and Inflation”，Monetary and Economics Studies，Institute for Monetary and Economics Studies，Bank of Japan，10(1).
[4] Shigenori Shiratsuka.2000.Asset Prices，financial Stability and monetary policy：based on Japan’s experience of the asset price bubble.IME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2000.
[5] Bryan，Cecchtti and Sullivan(2001)：“Asset Pric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Inflation”，NBER，working paper no.8700
第2篇：简述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计价货币选择；交易成本；市场需求；工具货币；宏观经济政策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4-0099-05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2009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的出台，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走向了新的起点。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向全世界传递的过程中，国际经济往来中最主要计价货币美元和欧元经历了剧烈的汇率波动，因此中国的进出口企业和贸易伙伴都普遍希望使用币值相对稳定的人民币进行计价，特别是在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等周边国家，人民币除了可直接用于购物、刷卡、消费和结算外，部分银行机构还同时挂牌人民币与美元、欧元、英镑等国际货币的牌价。把人民币作为主要的计价货币和结算手段，可以有效地避免汇率的剧烈波动，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贸易的往来。
从货币的职能上来看，一国货币只有成为区域内贸易的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充当着交易的媒介和计价的单位，才有可能成为投资货币、储备货币，实现货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关于计价货币的选择，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Grassman(1973，1976)，Grassman认为在进出口贸易中，交易双方一般倾向于选择出口企业的国家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这就是著名的Grassman法则。一般而言，出口企业把商品销售到海外，可以采用以下几种货币的计价形式：出口企业所在国国家货币计价，即生产者货币计价(producer's currency pricing，PCP)；进口企业所在国国家货币计价，即当地货币计价(local cur-rency pricing，LCP)；第三国货币计价，即工具货币计价(vehicle currency pricing，VCP)。究竟应该采用哪种形式来计价，纵观现有的货币计价理论和模型，尚未形成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力图对货币计价的理论从交易成本、商品的市场需求、工具货币的选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几个方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梳理，以期对相关的研究做出一定程度的理论参考。
一、以交易成本为角度的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这一部分文献研究从货币是交易中介这个角度来人手，认为货币可以为贸易提供金融服务，焦点集中于交易的成本、货币币值的稳定性和货币的保值增值能力。Swoboda(1968)率先开拓了这方面的研究，他发现在没有美国公司参与的情况下，美元仍然会在大部分国际贸易中充当中介货币。Swoboda还指出如果某一种货币有很好的流动性，而没有较高的交易成本，那么这种货币往往会被选择成为国际贸易中交易的中介。而工具货币的发行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数额是较大的，而且在国际外汇市场上也会有大量的该国货币在交易。
McKinnon(1979)也同样认为具有较低交易成本的货币是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商品和货物的计价货币。以相同的货币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商品进行计价，一方面可以增加商品的可比较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国际交易市场的透明程度。对于选择美元作为大部分商品交易的工具货币，McKinnon认为可能是来自于人们长期使用美元而产生的习惯。
Magee和Rao(1980)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来分析计价货币的问题。他认为在分析不同国家货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前提下，可以区分强势货币与弱势货币。如果国际贸易发生于具有较低通货膨胀率的发达国家和具有较高通货膨胀率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计价货币的选择往往是发达国家的货币。当然，贸易的双方可能还是愿意选择第三国的货币作为一种中介货币来计价。Krugman(1980)认为一旦一种货币在国际市场中成为一种强势货币，就很少有公司会有动力去寻找另外一种货币作为替代的计价货币。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交易的成本在增加，价格的波动更为频繁。
Engel(2005)在变动价格和固定价格两种情况下，提出了出口企业选择定价的静态模型。他认为出口企业选择所在进口国家货币计价和东道国货币计价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在变动价格的情况下，如果出口企业所在国家的货币变化程度小于进口企业所在国家的货币变化程度，那么选择出口企业的国家货币无疑是一个最佳的决定。Engel(2006)提出了一个选择计价货币的模型，认为价格黏性对计价货币的选择与价格灵活变化时对计价货币的选择结果是类似的。
Gopinath，Gita，Oleg Itskhoki和Roberto Rigobon(2009)在Engel(2006)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动态货币选择的模型。他们在局部均衡的状态下，讨论了一个公司不同时期货币的选择。在这里，一个公司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利润函数用∏(ptlst)来表示，pt代表一系列用美元表示的出口商品的价格，st指的是一系列影响利润的因素，包括商品的需求状况、成本、竞争价格和汇率等等。他们认为计价货币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这些因素，可以把这些因素认同为是影响计价货币选择的交易成本。在他们提出的模型中，假定价格可以随这些因素做出迅速的调整，那么，公司期望的用进口国家货币表示的价格是：
p(st)=arg max∏(plst) (1)
而用生产企业所在国家的货币表示的价格是pI=pt-et，这个价格由商品以进口国家货币和一些汇率变动的因素et来决定。他们认为这些因素服从于随机游走会从不同的角度影响商品的价格。
Goldberg和Tille(2009)从贸易数量与计价货币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越大规模数量的交易倾向于选择进口企业东道国的货币来计价。货币的选择取决于出口企业与进口企业反复的讨价还价，博弈的结果是大部分的交易都选择了进口企业东道国的货币来计价。当然，这样也有利于交易数量的增加，实现更多的利润。
二、以市场需求为特征的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这一部分的理论大多产生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而在选择计价货币的问题上就显得更为复杂化了。大多数文献在考虑选择合适货币计价前提下，进一步讨论了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McKinnon(1979)认
为在价格和需求的不确定性之间做出选择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公司出口的产品是有差别的，那么在制定市场价格时，出口企业一般是不愿意选择自己国家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的。对于选择计价货币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的考虑来自于为了避免需求市场的不确定性，大部分出口企业倾向于选择自己国家的货币来计价。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用本币来计价的不确定性更多地由产品的成本和公司所在的市场环境所决定。另一方面，如果出口企业更多地考虑价格的不确定性，那么选择计价货币可能需要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宏观经济因素。
在这一时期，Donnenfeld和Zilcha(1991)提出了进出口企业计价货币模型的一般模式，并且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他们提出的这个模型是在进出口企业获得最优利润的情况下来讨论的，这个模型与Gio-vannini(1988)提出的计价模型是非常类似的。如果外国商品的收益曲线是凹状的，那么Donnenfeld和Zilcha认为选择国内货币表示的价格是最优的。也就是说，如果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大，那么以进口国家货币表示的出口商品在价格升高的情况下需求并不会大幅度地下降，这样导致了利润的提高。进一步而言，如果在进口国家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商品出口数量的增加是不可能弥补价格降低所带来的收益的。因为，商品的需求数量在较低的价格区间时对价格的变化程度是不敏感的。这样，越频繁的出口商品价格变动只会导致出口企业的利润在不断地降低。所以，两国之间货币汇率的频繁波动只会导致进口国家企业选择进口国家货币来计价。
Viaene和de Vries(1992)从战略贸易的角度考查了计价货币的选择。在他们提出的模型中，认为如果选择出口企业所在国家的货币，可能是来自于出口企业在交易中所占的优势。这种优势可能是由于出口企业是一个垄断企业，在海外市场没有大量的竞争对手；也可能是出口的商品有广阔的海外市场需求的原因。这样，出口企业在交易的双方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了选择出口企业国家货币作为计价货币。
Bacchetta和van Wincoop(2002)运用了NOEM模型来分析出口商品计价货币的确定。这个模型的一个主要的假设是商品的价格黏性，假定出口商品以进口国家货币来计价对于汇率的变动会保持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这样，出口商更多关心的是商品价格对于成本和需求量的敏感程度。当然，如果在出口商品有显著差别和价格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出口企业是愿意选择进口国家货币作为计价货币的。另外，在平分海外需求市场的前提下，Bac-chetta和van Wincoop还认为企业所面临的需求风险是可以通过选择计价货币来极大程度的降低。这个模型中所指的计价货币更多指的也是一种工具货币。币值则取决于所有商品所属不同国家的货币平均水平。他们讨论的货币平均水平指的更多是一种货币联盟的概念。如果出口商品形成的货币联盟的计价货币由生产者来确定，而进口商品形成的货币联盟计价货币由进口国家来确定，那么商品的市场很容易被进口国家的市场所控制。
Bacchetta和van Wincoop(2005)认为价格对需求和成本的弹性也会影响计价货币的选择。当商品的需求有很高的价格弹性，边际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迅速提高时，企业倾向于选择消费者愿意接受的货币来计价。他们同时还指出出口企业选择计价货币时，还希望在同行间得到一种“联合效应”。这里的“联合效应”实际上是由货币所带来的价格波动、海外需求市场变化和交易成本变化的综合效应。
Goldberg和Tille(2008)认为当出口商品的需求市场对价格非常敏感时，为了避免受到其他市场的“联合效应”，出口企业倾向于选择一种工具货币来计价。Goldberg进一步提出“羊群效应”与“联合效应”都会影响国际贸易中计价货币的选择，而“联合效应”是“羊群效应”的基础。计价货币产生的“羊群效应”可以从企业的收益和产品成本两个角度来展开分析。当出口企业选择计价货币时，会导致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一起发生移动。因为产品价格在降低的时候，也就是边际收益曲线在降低时，计价货币的选择必须要让边际成本降的更低以实现一部分利润。
三、以工具货币为核心的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商品的计价货币，选择的是出口企业所在国家货币，或是进口国家的货币。但是，一些知名的国际贸易事件选择的计价货币却是第三种货币，即工具货币。很多年来，英镑和美元一直都充当了国际贸易中的工具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占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大部分商品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够正确地选择计价货币，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外汇市场所带来的风险。
Friberg(199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国际贸易顺利展开的时候，应当选择非交易双方的第三国货币作为计价货币，这也就是工具货币的概念。他认为国际贸易双方在考虑选择计价货币时，更多关注的是双方国家货币汇率的波动性。假如工具货币对于交易双方的货币都很少出现波动时，那么选择工具货币可能会是国际贸易往来中的最佳选择。
Johnson和Pick(1997)从出口商品竞争的角度阐述了计价货币的选择模型。他们认为如果出口企业有权力控制出口商品的定价而实现价格歧视时，那么这个企业会面临着来自同行的竞争。进口国家同行的出口企业如果不以进口国家货币来对出口商品进行计价，那么是无法确定出口企业的海外市场商品需求量的。所以，对所有商品实行相对较为统一的定价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同业竞争者选择工具货币来定价可能是一个最优的决定。
Rey(2001)认为选择一种恰当的工具货币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他的研究通过两国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成功地解释了国际贸易存在的原因。Goldberg和Tille(2005)认为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出口企业倾向于选择工具货币来对商品进行计价。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越为激励的竞争条件导致了出口企业推出了差异化较小的产品，这样，选择工具货币作为计价货币成为他们最优的选择。这也是美元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的原因。Goldberg和Tille(2008)认为在区域内部选择一种中心货币作为工具货币，可以加强经济区域的政策协调，增加国家的社会福利和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
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下的计价货币理论
各个国家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或是国家之间形成的货币合作联盟关系，对计价货币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Devereux，Engel和Storegaard(2003)在商品价格黏性的基础上，运用一个两国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汇率内生性的变化。他们的结论是汇率
的波动取决于两国各自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外汇政策的稳定性。这样，进出口双方选择计价货币时会更多地倾向于选择具有稳定货币政策国家的货币，而不愿选择具有不稳定货币政策的国家货币作为计价货币。
Goldberg和Tille(2005)认为在选择计价货币时，会产生“羊群效应”。他们认为如果生产者的目标在于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那么“羊群效应”很可能在发达国家内部体系发生，大部分国家都会选择币值稳定的货币。模型通过商品的边际成本和汇率的协方差来阐述这个思想。这个所谓的“效应”是由边际成本所导致的，因为由于商品的边际成本发生变动往往会导致货币的币值出现震动的现象。Gold-berg和Tille(2008)提出了一个分析选择计价货币动因的模型，他们认为“羊群效应”对于出口企业选择计价货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部分企业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会更多地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的国家货币。另外，币值较为稳定的货币一般来自于一定的经济区域组织，这些区域的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国家的社会福利和防止国际经济冲击方面都有一定的协调合作模式。区域经济政策对于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则显得非常敏感，这样，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区域内部企业计价货币的选择。
Annette Kamps(2006)认为欧元成为其区域内部主要的计价货币，其原因来自于欧元区政策协调的一致性。虽然欧元作为一种计价货币的地位还不如美元，但是欧元区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和多样化的产品差别让欧元的优势凸显了出来。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区域向全世界出口产品，欧元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出口商品的主要计价货币。Annette Kamps(2006)以美元为计价货币，提出了出口定价模型的一般模式，并且运用到了以欧元定价的出口商品定价和欧元定价的进口商品定价模型中，得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他提出的基本模型形式是：
usdexit=β1+β2shexusit+β3eurinsti+β4euro intit+β5rauexi+β6usexvolit+βtu sinfit+β8fmdumi+β9usdpegit+uit (2)
其中，i=1，…，30，t=1，10，uit-vi+eit，vi对一个国家的随机影响，而eit是一个白噪声的残差。usdex是某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商品的比重；shexus是某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该国出口商品的比重；eufinst是一个虚拟变量，其数值取1是欧盟的25的成员国以整体单位出现来进行统计；euroint也是一个虚拟变量，其数值取1是代表自2002年以来正式引进了欧元，并且执行了统一的货币政策。Annette Kamps引入虚拟变量的目的是为了证明Bacehetta和van Wincoop(2005)，Goldberg和Tille(2005)得到的“羊群效应”的结论，也就是货币区比起独立的国家而言，各国企业更加容易形成统一的、稳定的计价货币。
rauex是一个国家出口的差异化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比重；usexvol代表汇率变动所给出口企业带来的风险；u sin f指的是某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fmdum是一个虚拟变量，代表了可以通过外汇的远期市场来回避风险；usdpeg也是一个虚拟变量，数值取1时表示某国货币不可能盯住美元来决定该国的币值。可见，该模型试图说明货币政策、经济区域和外汇市场对计价货币选择的作用。
Obstfeld和Rogoff(2002)，Devereux和Engel(2003)，Corsetti和Pesenti(2005)，Devereux Shi和Xu(2008)计价货币的选择是对两个贸易国家货币政策最优化的选择。基本的原则是企业在选择货币的时候往往会考虑货币政策较为稳定的国家货币，因为稳定的价格是对有效市场运作的一种表现。
五、简评
综观西方学者关于计价货币选择理论的论述，各国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选择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计价货币的选择及其产生的影响，这无疑会推动计价货币选择的经验研究。显而易见，从国际经济贸易的角度而言，货币计价选择理论是促进一国货币实现区域化、国际化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以上理论的简述，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及启示：
首先，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大部分文献得到的结论是在进出口贸易中，贸易双方为了避免货币汇率波动风险而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一般都愿意选择进口国家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当然，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企业选择自己的货币计价是很容易避免货币贬值所带来的风险。
其次，以国外需求市场的不确定性为出发点，众多学者讨论了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需求变化程度以及成本变动对需求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价格对需求和成本的弹性敏感程度较为明显。所以，计价货币的选择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采用出口企业国家货币，进口企业国家货币还是工具货币。当然，当国外需求对出口国家的价格较为敏感时，计价货币应当由出口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来确定，而在这种情况下，各企业选择相同的货币可能是一个最优的决定。但是，如果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市场份额越大，选择本币计价的可能性也会越高。另外，如果出口企业面对海外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推出了有显著差别的产品，在价格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出口企业倾向于选择进口国家货币作为计价货币。
第3篇：简述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范文
论文提要：新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经济自由是以自由放任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新经济自由主义论主张政府应从私人财产的单纯“守夜人”转换为经济自由的“裁判者”等观点，对我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本文回顾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过程，深入研究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观点及其贡献，对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进行了初步探讨。
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界七十年代以后，在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背景下，逐渐得到了经济界的重视，特别是1972年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彻底衰落，也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新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强调经济自由是以自由放任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新经济自由主义论主张政府应从私人财产的单纯“守夜人”转换为经济自由的“裁判者”。它认可政府在一定限度内对经济的干预，承认经济自由不是无限度的自由，应受到法律的制约和保证。无独有偶，在这之后，中国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而大大深化。在这伟大变革的时代，为了增进我们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洞见，我们在了解和认识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时，不能不对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的有关理论观点进行认真地了解和剖析，并通过他的理论认真检讨计划经济，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饶有兴味。
一、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简述
作为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一生进行过两次捍卫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大论战和一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复兴的运动。20世纪三十年代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大论战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以及20世纪七十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运动。哈耶克出版过两本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前一本书是他坚决反对纳粹主义、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通俗阐释，也是影响最大的“世纪之作”；而后一本书则是哈耶克毕生探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收由之作”。在这本《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依然不改其“斗士本色”，将无法实现“口诛”的“收由大论战”改作了“笔伐”的“理论大总结”，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进行了最后的全面批判，对新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简要地总结性论述。这两本著作使哈耶克成为了阐释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当然代表。
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一般认为，哈耶克在论证市场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问题上做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即将秩序的自发性和规则的自发性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在某些刻意制定的规则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产生出自发性的整体秩序。因此，真正重要的在于确保规则的自发演进属性，只有在自发进化过程中存续下来的规则——哈耶克称为内部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秩序，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秩序，并且才与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
（一）进化主义理性论与经济制度的进化。哈耶克强调分散性的个人知识的重要性。顺着这一线索，哈耶克提出了所谓的进化主义理性论。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讨论的理性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由一定的前提推论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在经济理论中，理性即指“为达到某些目标而对各种手段的最佳选择。”主要是对大卫·体漠的继承，使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怀疑论的姿态。为了说明他立足于人的本能和本性而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或者“自私”，他认为由于人们普遍相信个人主义是证明和鼓励人们自私的，这是那么多人不喜欢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实际知识的困难在这里所引起的混乱，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其所作假设的内涵。他认为，理性认识不是知识的全部，文明发展史向我们表明：除了理性知识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类经验性的知识。作为总和的知识这个概念，其恰当的对照物应当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
经济制度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进化，直接源于人们的经验性实践活动。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碰巧改变了规则，因此使得该群体的知识分工更为发达，并在变化和未知的环境中呈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愈来愈强、蒸蒸日上。当然，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验”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
（二）经济自由与市场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出现的市场经济秩序，是社会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最新进展，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结构体系。作为一种“相对晚近的产物……，（市场秩序）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是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相对于其他经济秩序，尤其是集中性的计划经济秩序，这种秩序的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能保证该群体更有效地发现和利用分散性的个人知识，从而取得竞争优势。
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主体以拥有活动的私域，并相应拥有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必定是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制度，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必定是一种发挥经济个体主动性，并在整体上显现出自发竞争态势的过程。正是在这里，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与自由主义相互勾连起来。
哈耶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说对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阐发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并且以个人主义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与基本概念来阐述；二是着重从知识和信用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三是从批判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反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合理性。
对于市场秩序的效率优势，哈耶克认为，只要不存在各种不正当的强制，经济自由就趋向于造就出一种竞争的事态，这种竞争不同于完全竞争，而是一种不断逼近完全竞争均衡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个体力图寻找一种最佳的方式，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其所拥有的专有性知识。不仅如此，自发产生的价格信号也具有十分优越的信息交流功能，它能用最简短的形式将最重要的信息在经济个体间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经济当事人。相对价格变动反映了各种生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体只需要了解这一点，而无须过问导致这种相对重要性变化的背后原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的价格和竞争机制近乎完美，即使它存在某些缺陷，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自我修复和调整，并不需要人为的整合，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完善可以使社会自生自发的繁荣，这就是哈耶克追求的“自生自发秩序”。
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
无可否认，哈耶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作用，哈耶克在当前这个内容庞杂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中还是有其独特性的。但我们也不是一味赞同哈耶克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观点。
（一）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缺陷。首先，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脆弱的主观主义为基础的。在哈耶克看来，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个人的观念分类系统大致相同，因此不同的个人才能够理解彼此的行为的含义；同样道理，社会科学家也因此能够从外部分析其他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以之为要素组成一种关于社会关系整体的理解图示。显然，这种外部分析也是以主观主义为基本立场的，因为它也把个人行为的主观方面（在哈耶克那里个人行为进一步被简化还原为个人观念）一一作为研究的起点。其次，自相矛盾的怀疑主义立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哈耶克所主张的这种有限认识论立场最终都有明确的规范性结论。无论是强调习俗和传统的优先地位，还是强调模式（秩序）预测，其真正用意都是在于捍卫传统自由主义，或更确切地讲，是对私有财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建制提供辩护和证明。通过这种认识论论证，哈耶克试图为既有的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不可否认，这种有限认识论是哈耶克批判其他若干理论的一柄利刃。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后，哈耶克更是因此被一些人视为严谨的学者和自由主义旗手的典范结合。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的这柄利刃是双面的，在有效话难他人的同时，有限知识论也破坏了哈耶克自己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二）自发秩序理论方面的缺陷。哈耶克基本上把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想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重叠起来。这样，他的所有理论探讨和论证实际上也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辩护。然而，哈耶克的这种辩护并不成功。首先，市场经济自发进化的不纯粹性。哈耶克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基础的，只能是那些在进化过程中自发生成的规则，而不是那些刻意设计的规则。他在这里强调的当然是那些起源于个人之间相互协调行为的习惯性规则，这些习惯性规则是众多自利的个人在做出各种相互独立的决策时无意产生的结果，在生成这些习惯性规则的过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发挥着作用：在起点的决定问题上，偶然性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一旦起点确定后，必然性将最终造就出一种均衡态。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这种个人主义式的论证并不成功，市场经济规则的出现和维持离不开某种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的推动和实施。其次，自由主义原则含义模糊。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给出了自由的、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人的意志的状态适成对照。在这里，自由概念的准确界定依赖于强制概念的确定。由于强制概念的混乱，哈耶克的这个定义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它根本无法对社会关系的性质做出判断。
总之，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和看待哈耶克的观点和政策主张，摈弃其错误和糟粕，吸取其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启发借鉴意义的思想，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参考文献
[1]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M].2004.166.
第4篇：简述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范文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以央行基准利率为引导，市场资金供求为基础的利率体系正在逐步形成。通过对两个典型国家的利率市场化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强调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对一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的影响，得出我国目前从宏观经济环境上对利率市场化的有利因素。
关键词：
利率；市场化；时机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6010602
1 引言
利率是金融市场资金的价格，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反映了市场对资金的供给和需求，使利率成为金融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利率市场化改革，1996年6月1日，人民银行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1997年，国债发行采用市场化招标形式，实现了银行间市场利率、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发行利率的市场化；1999年，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2004年，贷款上浮取消封顶；下浮的幅度为基准利率的0.9倍；2014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可见，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一直在有序推行，在十八届大三中全会上，更是明确未来要加速利率市场化。日韩作为和我国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其利率市场化的经验对我国选择合适时机放开存贷款利率限制，实现完全利率市场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2 利率市场化研究简述
2.1 国外经验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借鉴
利率由管制向市场化发展是各国的普遍趋势，张帅（2003）分析了韩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得出了对我国适用的政策建议。蒋海涛，（2013）研究了日韩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和原因，认为我国应该加强金融监管，避免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风险。
2.2 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影响
一是研究我国利率市场化对金融系统的影响，盛朝晖（2010）比较了美日等国的经验，探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对金融运行产生的影响；
二是研究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朱玲玲等（2012）研究了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利差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
2.3 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时机及模式
王平安（2003）认为我国利率市场化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实行渐进化的模式推荐利率市场化改革；卢瑾，肖汉（2013）通过对典型国家的经验分析，认为我国应该采取主动、渐进的模式，在目前国内外较有利的环境下，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3 从韩国经验看利率市场化的国内宏观环境选择
韩国的利率改革经过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8年到1990年，韩国政府在经过了前期的准备，放开了包括除部分政策性贷款以外的所有贷款利率、期限在2年以上的存款利率，以及可转让定期存单、商业票据和公司债的利率等，这次的利率改革直接而彻底。
此次的改革建立在韩国经济从1985年的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宏观经济表现为投资大幅增长，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不断上升，房地产市场繁荣，特别是1988年韩国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得房地产价格空前上涨；经济出现需求拉动的通胀，1987―1989年温和通胀在6%的水平波动；1990―1991年11月通胀开始恶化，并进一步上升，一度超过10%，韩国政府为了抑制通胀，连续提高贷款利率，并压缩信贷，M2增速在1988年底出现急剧下降。央行还大量发行“货币稳定债券”进行对冲操作，将存款准备率从1986年以前的不到5%提高到1989年的10%以上。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劳资纠纷的增加，使得韩国经济出现出口不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宏观经济的恶化使得韩国银行不得不在1989年通过“行政指导”的方式干预业已宣布放开的利率，使得之前的利率市场化措施最终成为有名无实，第一次放开利率管制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1年到1997年，韩国政府再次提出利率市场化措施，于1991年公布了一项分四阶段的“利率自由化计划”，开始分阶段推进利率市场化，首先是放开了短期存贷款利率和期限在3年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即先对实际利率接近自由化后的预期利率，或者实行自由化后变动比较小，对经济影响小的利率放开，这一时期，非银行金融机构25%信贷商品和45%存款商品，银行总信贷及存款商品的10%实现了自由化。其次是从1993年11月起，放开了除政策性金融以外几乎所有贷款的利率，以及长期存款的利率。这被认为是韩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再次是从1994年12月起开始，除活期存款以外的所有存贷款和金融产品利率均实现放开。到1995年11月，基本完成了第三阶段自由化的遗留部分。实行了《第三阶段利率自由化措施》，结果到1995年全面实现了除部分政策金融利率外的大部分贷款利率的自由化，贷款利率自由化比率达95%，至此，事实上韩国利率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宣告利率自由竞争时代的到来。截止到1996年底，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利率实行了100%自由化，而存款利率的自由化比例达到81.6%。最后是从1997年开始，逐步放开活期存款利率，从而实现了利率的完全市场化。
4 从日本经验看利率市场化的国外宏观环境选择
经过二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1974年之后，随着世界能源危机的发展，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其经济结构和资金供需结构也开始发生改变，战后日本企业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政府在贷款的去向决定上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经济增速的放缓后，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增加，政府成为当时社会资金最主要的需求者。1975年，日本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发行赤字国债。此后，国债发行规模愈来愈大。1977年4月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允许国债的自由上市流通。第二年开始了以招标方式来发行中期国债。这样，国债的发行和交易便首先从中期国债开了利率自由化的先河。
1977年，日本开始放宽对金融机构所持国债的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承购的国债自由上市流通。1978年日本银行允许银行拆借利率的市场化，其后又放开了银行间票据利率，1979年批准商业银行发行了利率不受限制的大额可转让存单（CD）。1984年日本大藏省发表了《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及展望》，正式开始利率市场化改革。1991年7月日本银行停止利率窗口指导，1993年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利率先后实现市场化，并于1994年实现了除活期存款利率以外的完全利率市场化。
日本的利率市场化一方面由于政府融资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欧美的推动。利率市场化后，日本宏观经济增长震荡下跌，放松利率管制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并不通畅，从长期来看造成了GDP增速的下移；也没有带来有效投资上升和产业转型，而是资金的投机性转移引发的非持续性的泡沫经济。由于实际利率上升，投资和消费均出现负增长。
5 从日韩经验看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时机选择
从日韩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一国的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好坏对其利率市场化的成败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一，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金由政府配置效率的作用逐渐显现，对利率长期实行直接管制，就必然导致限制竞争、降低市场效率，最终影响金融创新，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因而，利率最终都要从国家干预逐步过渡到交由市场供需双方来决定。
第二，利率市场化需要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切忌一步到位的思想。从韩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可以看出循序渐进改革的重要性，利率改革是整个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必须结合当时的经济实际情况，分步骤放开。
第三，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是利率市场化顺利实施的关键。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其变化走势对宏观经济走向影响巨大。一国利率市场化的时机选择不对，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大幅波动，提高企业融资的风险和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增加，进而导致宏观经济的恶化，致使政府不得不加强对利率的管制。
第四，全面的金融体制改革是利率市场化改革顺利推进的基础，没有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改革很难单独实施并成功。因为只有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创造一个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提高效率，分散风险。因此利率市场化需要金融改革的支持，包括深化市场准入改革、汇率制度改革等在内的全面金融改革。
6 总结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我国要实现利率市场化，必须有一个好的国内外宏观环境，目前我国面临着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一方面实体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并且由于国内利率管理体制，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融资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经营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地下钱庄盛行，其融资利率远高于正常融资渠道，在正常渠道无法获得融资机会的前提下，企业不得不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加重了企业经营难度，破坏了正常的经营环境，为我国经济的深化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因此，从现在就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既有助于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减少地下钱庄的发展，恢复我国实体经济的活力，有可以逐步改革银行业的经营结构，优化银行经营模式，降低其经营风险。这样我国不但可以减少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可以培育出优质的实体企业和强大健康的金融业，从而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张帅.韩国利率市场化的经验与启示[J].经济纵横，2003，（10）：3940.
[2]蒋海涛，.利率市场化：日本和韩国带来的启示[J].西南金融，2013，（7）：3639.
[3]盛朝晖.从国际经验看利率市场化对我国金融运行的影响[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7）：4145.
[4]朱玲玲，朱元倩，巴曙松.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农村金融研究，2012，（1）：5357.
[5]王平安.中国利率市场化时机与模式选择[J].经济师，2003，（4）：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