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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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范文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伴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主要包括：第一阶段（1978-1984）：这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被首次提出，代表了农村经济制度的正式形成。第二阶段（1985-1992）：这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实现了对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同时将土地承包实践延长为15年。在这个发展阶段，市场竞争机制被引入到农村市场，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创造了更多机遇。第三阶段（1993-1998）：这个阶段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不仅将土地承包时间延长到30年，而且在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实现了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改革基础，同时也形成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良好条件。第四阶段（1998-至今）：这一阶段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阶段，无论是在农村经济发展还是在农村的政治和文化发展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农民的收入持续增加，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日益丰富，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劲射方面都距离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越来越近。

2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如今，农村土地产权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农村市场结构正在不断发生变化，代表农村经济正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然而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在：

2.1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

由于农村市场的特殊性，形成了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改变农村市场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加快了我国农村市场分散化经营的转变，农民逐渐成为是市场的主体，他们直接参与到市场竞争，分散的生产和经营模式直接导致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较弱，无法有效的获取市场信息，不利于促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2.2缺少健全的农产品市场

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了农产品数量的快速增加，但是由于缺乏准确的市场定位与资源配置，农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且农产品的加工与转化技术不强，使得农产品的流通率较低，这对于农村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农民的积极性。

2.3缺乏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为农村生产和农民提供足够的组织机构与金融服务，但是从当前农村市场的发展来看，尚未形成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于组织机构不健全，无法为农村提供专业的、规范的服务。同时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支持，无法形成科学金融服务体系，不能为农业生产提供资金和金融服务。2.4城乡经济发展体制的完善长期以来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影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下，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民无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更多利益，容易形成消极的情绪，不利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协同生产的实现，无形中拖慢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对农村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3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农村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如何协调农村与农民市场之间的矛盾是关键问题，通过农村合作社的建设与发展，可以缓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形成良好的平台。首先，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农村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集体统一组织的关系逐渐弱化，逐渐演变为单一的农民直接面对市场，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农村经营的生产成本，小农户要直接进入市场造成了资源和产品的浪费；其次，农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不断减少，分散式经营方式无法形成规模效益，这对于农民来说无疑是经济效益的损失，无法通过规模化生产促进农产品生产和加工效率的提升，而且不利于现代种植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另外，农村地区的信息沟通渠道不够顺畅，这导致了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农民对于市场的多变性不能很好的掌握，容易造成生产决策的失误，导致生产经营与市场需求脱节。因此，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农村资源的科学配置，加快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生产方式，才能实现农村经济的自由和健康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态下，可以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提供更好的平台，而这与农村市场和农业经济的发展相契合，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随着农村市场的的不断发展，需要不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农村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作者:徐丽华 单位: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委党校

第2篇：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依据。可是，这几年来，中国的农村经济环境和结构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以往的经济体制难以充分满足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求。基于该方面的因素，必须要加快改革的速度，突破以往的模式，处理好目前所面临的多种体制约束性问题，给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一）农产品市场体系比较落后，其竞争能力很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针对农产品市场的需求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可是根据当今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别的经济发展相比较有非常明显的不足，造成竞争能力不够，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1]其一般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交易方法比较单一化，农产品流通系统不完善；组织化程度很低，制约农产品竞争能力与层次水平；农村基础设备建设非常落后，直接影响了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推进。

（二）城乡差距明显，局限了农村经济发展

城乡差距一般体现在城乡二元制结构，二元制结构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收入的差距大，并且贫富差距拓展增加了社会矛盾。其基本原因就是农产品价格很低，直接影响到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与主动性，这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有着较大的威胁。由于城乡收益差距，严重打击了农民种粮的主动性，这也是我国需要快速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大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增加产量增加收益，而经济发展并未增加更多的经济收益，或者收益增长无法跟上物价增加，这就造成农民收益不增加反而减少。

（三）农业生产经济组织程度不高

农村经济发展是构建在的经济体制之上的，遭受到小农经济的直接性影响。农业生产经济面积很小，并且基础弱，层次与发展水平无法和别的经济相匹敌。一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机制，将农村经济发展局限性放宽了，提升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这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具备很大的促进作用。二则，有一定的弊端，缩减了农业生产经营面积，农业生产集中成熟以及经济效益比较低，农产品生产效率不够。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农产品没有一定的竞争优点，造成农产品价格受到制约，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这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结构调节，信息采集与反馈均无法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要。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举措

（一）增加城乡一体化发展速度，处理余下劳动力

根据当今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农村经济有着比较严重的劳动力剩余问题，这就是因为中国农业人口多导致的。因而处理农业人口过剩是处理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国家需要激励和支持农民去城市参加工作。要增加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速度，处理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实际状况，提升农民经济收益，从根本上处理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性问题。[2]第一应当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建设的脚步，将农村余下劳动力转移。再者，将农村产权体制改革，在处理农村余下劳动力的时候，也需要深化改革农村土地扭转，处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提升农村就业能力。

（二）提高农民经济收益，减少城乡差距

提高农民收益是减少城乡差距，降低矛盾出现概率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增加产量与增加收益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体现，农民的收益增加了，才可以实现中国和谐建设。第一，将收益分配关系理清楚，减少农村负担，从国家农业税取消到现今的支农惠农策略，没有体现我国对三农问题的重点。再者，增加农村企业发展，提高农民收益，伴随着农村企业发展，政府需要积极指导与大力支持农村企业发展，切实提升农民收益水平。农村经济改革基本是依赖于农业面貌，可提升农村经济发展速度。

（三）发展市场农业

第一，需要将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速度加快，建设完整的管理体系。针对该方面，政府部门需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出相关服务细则。再者，逐步对其运作结果以及管理体制进行改进。根据社会化服务管理工作发展需求，此项工作一定要把管理经济效益以及效率提高当成是行为准则。第二，农业产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选项，所以，一定要发展农业产业化企业，进而整合农村资源。比如，在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地方政府进行积极指导，发展乡村种植产品，指导农民种植，并且承担起联系销售的工作，提高农民收益。因此，针对政府而言，不单单需要给农村企业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持，还要依照地方实际情况和发展方向，选取正确的经营模式。

三、结束语

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将定位找准确，找准其方向，才可以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促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正常开展。鉴于此，往后需要推行城乡配套改革，给农民减轻其负担，保证农民土地经营权，推进土地流转，增加对农民的教育工作。与此同时，发挥出信息技术优点，进行网络销售，以此推动市场农业发展。

参考文献

[1]栾君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研究[J].中国市场,2015,(52):252+254.

第3篇：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范文

的胜利召开拉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30年来，在农村经济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体制改革，使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转变。回顾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30年的历程，已经或正在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取代体制。取代体制，使农民部分获得了生产经营自、家庭自治权、产品享有权等，实现了生产经营过程中责、权、利的统一，劳动者能够根据自然条件的变化随时随地灵活决策，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功能，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农民的创造潜力，农业实现高速增长，农村生活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第二阶段（1985-1991年），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连续几年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出现了卖粮难以及收购粮食“打白条”问题，被认为是“超常规发展”带来“低水平过剩”，导致了农产品统购与派购制度的改革，这一改革是对农产品流通体制走向市场的重大突破（郭书田，2008）。同时，国家决定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上，国家一方面积极鼓励发展多种经营，优化种植业结构，促进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鼓励农民从事工商业等非农产业活动和发展乡镇企业。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异军突起，而且促进了农村经济从传统的农业单一结构转向多部门的综合发展。通过这一时期的改革，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到农业和农村经济之中，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1992-1998年），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通过这个阶段的改革，农产品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全面取代了计划手段，在调节农产品供求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经过这个阶段的改革，除粮食外，中国农产品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调节供求的方式已经全面确立，并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全面稳定的提高，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经济的增长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仅受到资源条件的约束，而且还越来越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农村经济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强。

第4篇：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新时期;事业单位;经济体制;改革;分析

    一、事业单位的特征

    事业单位的特征主要有服务性、公益性及知识密集性。

    第一,服务性。服务性是事业单位最鲜明、最基本的特征,事业单位主要分布在卫生、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是保障国家文化、经济、政治等正常运转的一个社会服务支撑系统。

    第二,公益性。公益性是由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求和事业单位的职能所决定的。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下,资源的配置主要以市场来操作运行的,但是在一些领域当中,某些服务或者产品,如市政管理、基础研究、教育等不能或者无法由市场来进行配置,国家为了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运行,就要由公共服务机构或者政府组织来从事公共产品的生产和配置,以满足公众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三,知识密集性。大部分的事业单位是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知识密集性组织,一些专业人才组成了事业单位的人员体系,利用科学技术手段为社会各个方面提供服务,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事业单位管理存在的问题

    第一,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伴随着事业单位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财务管理在事业单位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等的影响,一些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理念比较落后,在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中存在着监督体系不健全;财务人员素质低,缺乏财务管理的意识;会计基础工作较为薄弱;收支管理不够规范,对预算编制不重视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事业单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二,事业单位人力管理存在的问题。人力管理是事业单位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不少事业单位的人力管理观念比较落后,已经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事业单位人力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人力管理的理念比较传统;没有像企业那样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绩效考核的体系也不完善、不健全;不重视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继续再教育工作等。

    三、事业单位经济体制改革的策略

    第一,事业单位经济体制改革要沿着市场化的方向进行。事业单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完善,事业单位也要沿着市场化地方向进行改革。事业单位经济体制改革要遵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准确地界定事业单位的市场界限。政府进行社会事务的管理,是为了提供社会服务,主要的任务是指导、协调、组织,弥补市场资源配置失效,解决市场不能够或者无法处理的社会事务。社会发展和人们享用的公共安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必须要由政府来进行管理和负责;对于那些由部分人享用的或者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成熟而失去原有公益性质的部门或者单位,应当视其情况,进行逐步过渡,发挥各方面进行投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那些具有盈利性质的事业单位,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加快市场化的前进步伐,使其尽快地成为市场经济竞争的主体,真正地走出政府一手包办的状态。同时要从建立公共财政的需要出发,改变事业单位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的局面,财政每年投入的经费很多,但是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财政支出方面,对于一些已经具备赢利条件的,且本身所从事的事业已经不再是社会公众都普遍受益的事业单位,不应当再列入财政拨款行列。通过事业单位经济体制改革沿着市场化道路方向前进,逐步改善事业单位的存在的各种管理问题,增强事业单位的市场竞争力,立足市场,靠市场来发展、来壮大。

    第二,完善预算编制制度。在现代企业管理当中,预算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走市场化道路的事业单位,必须要加强预算管理。事业单位预算编制是一项具有综合性质的工作,是事业单位管理工作的一个关键环节,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及其配合,通过明确分工、相互协调等做好预算编制工作。只有在同一思想,严格按照预算法律法规进行编制,才能够保证预算内容的系统性、科学性及完整性,才能够符合事业单位的发展要求。在实施“收支统管、流余节用、超支不补、定额补助、核定收支”的新的预算管理办法之后,事业单位要从事前、事中及时候三个阶段建构起完善的监管体系。首先,根据以往的项目成本以及目前的

各项成本费等合理的预测项目的成本,以次来进行预算编制,这是一个最基础的环节。要编制准确、合理的预算,需要项目管理的部门、项目组以及财务部门三者之间的互相配合,督促财务部门在了解具体情况之后编制预算。其次,通过监督来控制工程项目严格按照预算编制进行,以保证每一笔的支出都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第三,政事分开。多年以来针对传统高度集权制度,各自为“政”的事业单位发展体系,从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高事业单位效益的高处入手,把为地方服务的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的同时,积极促进“还权于事”的改革,实行“政事分开”制度。所谓的“政事分开”,就是要在根本上解决政府与各个事业单位不合理的隶属关系,政府的主管部门只进行宏观调控于管理,而具体事务的操作完全由事业单位自主进行解决,逐步地扩大事业单位的财权、物权、人权及其他的自主管理权力。

    参考文献:

第5篇：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 企业会计管理体制 改革思路 理想模式

    会计管理体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界定会计管理组织形式、划分会计管理职责权限、设置会计管理机构、实施会计人员管理的组织制度,它取决于经济管理体制,并属于经济管理体制的一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会计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施会计管理的机构和组织;二是规范企业会计行为的有关法律、准则和制度等规范体系。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以下几种会计管理体制类型。

    一是集中与立法管理型。所谓集中与立法管理,是指政府积极参与会计活动的管理,这种管理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进行,而会计职业团体在会计活动的管理中不占主导地位,只起着协助政府管理会计活动的作用。法国和日本是集中与管理型国家。

    二是自我管理型。所谓自我管理,是指政府对会计活动的干预较少,除某些必要的立法外,对会计活动的管理完全交给会计职业团体自行管理。英国、美国是自我管理型的国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不仅不利于会计工作自身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因此,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概况及主要缺陷

    世界各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因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而具有不同的特点。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占主体,会计工作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有其特殊的作用。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对会计人员的管理基本上采用由国家和企业双重领导、双重管理的体制。各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均是国家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经济关系比较简单,会计人员双重身份的矛盾,以及会计造假问题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企业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缺乏活力。企业体制陈旧,政企不分,产权不清,这是窒息国有企业活力的根本因素,这也导致企业会计主体错位。企业管理不善,使得企业不能有效营运。在企业管理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会计人员进行的理财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的中心,强化会计管理已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在这种新形势下,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企业会计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大量存在。我国先后颁布了《会计法》、《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规范,但由于相关人员法律观念淡薄,仍然有许多会计违法案件,导致会计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大量存在,在利益与法律冲突面前,会计人员出现摇摆不一的情况。

    2.对国有企业会计工作的管理有着一定影响等行政性管理、相关经济法规“政出多门”且彼此之间多有矛盾。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税务机关、金融机关等国家机构都或多或少承担了一定的对企业会计和注册会计师监督和管理的职责,这种“政出多门”、互相推诿、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行政性管理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国有企业会计内部控制建设不完善,会计监督机制不健全。由于企业内部会计监督人员的人事、工资等关系个人切身利益的权益掌握在企业管理者手中,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往往“印在纸上,挂在墙上”,以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失去了它应有的刚性和严肃性,导致内部控制建设严重失控,滋生大量贪污、腐败等现象。

    4.企业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监督职能弱化、财经秩序混乱。会计管理力量薄弱,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加之外部监督不力,致使企业财会违法违纪、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严重,严重干扰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二、对我国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几种主张的主要评述

    关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

    第一种思路是实行会计委派制,即把国有企业会计人员从企业中独立出来,由政府向国有企业委派,强化会计监督。第二种思路是实行适度控制,政府对国有企业会计人员人事管理进行干预,国有企业会计人员的变更必须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适度强化会计监督。第三种思路是实行间接控制,即会计回归企业,强化会计管理,政府通过完善相关法规,对企业会计实行间接指导、控制。我国国有企业会计应采用何种管理体制,我认为,应从会计本质出发,结合我国国情来进行选择。

    三、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与理想模式的选择

    会计管理体制属于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对一定范围内的会计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的方式、方法所做出的具体制度安排”。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作为会计管理体制形成、发展和创新的内因,决定了会计管理体制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相符合,否则就会影响甚至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这就意味着,只有把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置于特定的会计环境中来加以研究,才能更好地衡量会计管理体制的先进性和效益性,才能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认为,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应把握的基本思路是吸收其他国家会计管理体制和我国关于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几种主张中的优秀成分和思想,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建立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会计管理体制,由政府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并充分发挥民间会计组织的作用,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来讲,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合理把握政府对国有企业会计管理的主导地位。首先,要强化会计法制建设,把会计管理引导到法制道路上来。会计行为合法与否是以会计法律制度规范作为判断标准的,因此,必须完善我国的企业会计法制体系,使对会计违法行为的制裁真正有法可依。其次,就是要维护政府在企业会计管理中的“主管”地位,使全国的企业会计工作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服务国家宏观调控的大方向。

    2.健全会计监督体系,真正建立起企业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督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从而有效加强对会计人员和企业行为的监督和宏观管理。首先,企业自身要加强内部监督,注重经济事项的事前和事中监督,设立内部结算中心和内部审计机制,加大内部监督的力度。

    3.探索会计人事制度的模式,重新定义企业会计人员的“双重身份”,有效保障企业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这是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目前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现阶段,可以尝试着分单位性质进行会计人员管理改革。

    4.鼓励民间会计职业自律组织和会计职业市场的建设和完善。除现有的注册会计师、会计协会外,还应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建立自律组织,如从事企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工作人员也应该建立一个自律组织,当然这些自律组织应当保持其独立性,不能被某些利益主体所驱使。

    5.强化对国有企业会计人员和民间会计行业自律组织的间接管理。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会计人员的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会计人员的自律意识,使其树立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奉公守法的良好风尚,积极主动地维护财经纪律,充分发挥其反映和监督的作用。对待会计行业自律组织,要鼓励其从职业的需要和事业的发展出发,制定一系列职业管理方针和标准,保证行业自律、公平竞争。政府要参与注册会计师等执业标准的制定,强化其职业道德观念和法制意识,规范会计行业自律组织的建设、完善和发展。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应把握建立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政府型会计管理体制的基本思路,由政府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并充分发挥民间会计组织的作用,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只要使我国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要求,我们的改革理论就会真正产生指导意义,就一定能够为我国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提供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我国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必将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李端生.财会审问题综述.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4.

第6篇：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范文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凭借着辛勤劳动,成为了百万富翁和企业的技术骨干。同时,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外出农民开始回乡创业,又推动了农村城镇化和农村经济、就业结构的变革。此外,国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新农村建设突飞猛进,城乡间的经济发展趋于协调。

二、当前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分析

(一)如何实现城乡经济联动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顺利进行,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时,在城乡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城乡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城乡二元经济现象,严重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当前是我国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关键时期,如何实现城乡经济统筹发展,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党和政府在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也进入“瓶颈”期,亟需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完善农村市场经济建设,促进要素在城乡间自由发展,实现城乡经济联动发展,以城带乡,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如何促进农民增收

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农民收入倍增的宏伟目标。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实现农村的小康社会。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小康,而实现农村的小康社会的重点在于促进农民收入的增收。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收入得到快速增长,但是总体上看,农民增长困难,城乡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严重影响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在进一步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中,如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方位地实现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党和政府今后农村经济工作中的重点所在。

(三)如何转变农村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村的生活面貌得到很到的改善,但是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减缓趋势,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生产力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形成科学合理的生产关系的保障。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仍很低,属于典型的以牛、锄、耕为主要生产工具的自家经营消费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生产技术含量低。同时,农业结构单一,主要以种植业为主,没有形成农林牧副渔一体化的多种经营模式,作物品种单一,质量低。此外,农村市场不规范,农村资料开发利用率低;当前,我国农村市场不健全、交易不规范、网络化程度低、农产品流通市场量小,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的不规范,造成农村的资源开发力度低,资源浪费严重,无法促进农村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资源的经济价值。因此,如何转变农村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推动农村市场经济建设,是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所在。

(四)如何实现基层政府职能转变

农村经济的发展既要靠市场在经济运行的基础作用,也需要基层政府发挥其调控作用。而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的种种弊端,没有完全充当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角色。基层政府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机构繁多,财政给养人员过多,使基层政府的运行成本太高,财政负担过重,严重影响基础政府财政投入到农村经济建设的规模,最终影响农村经济发展;二是基础政府干部的综合素质不高,缺乏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乡镇干部专业技能知识主要靠自学,理解不透彻,往往存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三是基础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不明确,机构设置臃肿,造成对经济的多重管理的局面,各部门的分工不明确,因此,在涉及到责任时候各部门相互推诿,不能更好地发挥其相关经济管理职能,其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基础政府职能如何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怎样更好地为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三、继续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对策

(一)统筹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城乡分割体制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阻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最终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积极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社会平等地位,尤其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此,要从规划入手,建立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相关机制,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连接城乡统一的市场,推动城乡商品、劳务、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城乡经济的联动发展。

(二)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着力多方面增加农民收入

放宽创业门槛,加强对农民创业的扶持力度,完善创业服务体系,多层次、全方位地鼓励农民的创业;同时加快农业的现代化建设,积极支持对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劳动附加值,增加农民的收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的收益。此外,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保障农民在土地上的合法收益。

(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变

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率,摆脱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积极鼓励发展立体化农业,因地制宜,形成农林牧副渔立体化农业,多方位提高土地的收益;规范农村市场,逐步完善农村市场的管理制度,保障合法经营,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以市场化带动农村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促使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更好服务农村经济发展

第7篇：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范文

中国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无数曲折。目前的中国改革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即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显着急。

新征程：改革大幕已经拉开

Q：中国改革开放肇始于1978年底，此后每逢双数届的三中全会都是以改革为主题做出决定。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上述三次相比较，有哪些重要特点呢？

A：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特点：

第一，范围不同。以往三次都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内容涉及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建立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而这次《决定》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改革范围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需要从主要推进经济改革扩展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唯如此我们才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五位一体或六位一体改革（即加上党建制度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我们看到，十以来，由于严格实行八项规定、反对、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等政治体制和党建制度改革，政府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逐步使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一股滚滚洪流、势不可当。

第二，紧贴现实紧迫的经济问题，亮点纷呈。虽然2003年中央已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是由于此后落实情况不是很好，加上几年的大干快上以及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应有点过度，实行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使国民经济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显得更加刻不容缓，而这又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长期积累的难题。《决定》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为此，《决定》提出许多大胆而又必要的市场化改革主张和举措，在经济领域就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主要以管资本为主、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放开现代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等等，可谓亮点纷呈。

第三，改革举措具体明确，更加注重各个领域改革举措的落实。这次《决定》从起草文件一开始就要求按照改革总目标要求，滚动统计提出了多少个改革举措以及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实单位和时间表，最后形成16个方面、60项改革和360个改革举措，并且强调抓紧落实。《决定》从2013年4月起草开始，中央一直大力宣传十精神，广泛凝聚改革共识。《决定》起草过程中政府就在抓改革举措的落实，如国务院从2013年4月起分4次取消和下放约400个审批事项，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大力推进反腐败斗争等等。《决定》通过后，改革更是全面提速和密集出台。有人粗略统计，从《决定》通过到2014年3月初两会召开，仅仅3个多月时间，60项改革已启动实施的已过半数。这种情况，同十前10年改革处于半停滞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为强有力推进改革的最高层次的组织保障。《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决定》的一个最大亮点，是落实《决定》的最根本的保证。回想2005年和2006年，曾经有专家向中央建议，为避免改革方案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左右，克服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挠和反抗，需要恢复改革初期建立的体改委或体改办，或在国务院成立改革的领导和协调机构。这些建议当时未被采纳。而现在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大大超出了当年专家的建议和期望，是层次更高、更加权威的机构。

不仅如此，我们还欣喜地看到，在《决定》做出后两个月，2014年1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就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亲自担任组长，会议审议和通过了领导小组和6个专项小组以及中央改革办的工作规则和工作细则等，进一步吹响了改革的号角。接着，2014年2月28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要点》、《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立法工作方面要求和任务的研究意见》、《关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大改革的汇报》等。看来，人们期待的改革大幕已经拉开了。

忆改革头25年峥嵘岁月

Q：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5年历史，我们看到，头25年各方面改革蓬勃开展，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到2002年，有几次突破性的改革令人印象深刻？

A：在此我择其重点，简要谈一下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几次重大改革举措：

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由于实行“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开始有了生产经营自，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加上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5%多），刺激农产品迅速增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改革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长61.6%，年均增速达7.1%，大大高于一般年均2%～3%的增速。

第二，20世纪80年代放开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其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只要放开哪种商品的价格，哪种商品就会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看见了市场的“魔力”。市场机制的流程一般是：放开价格―价格上涨―刺激增产―增加供给―价格稳定甚至下跌―供给稳定或减少―价格上涨，如此循环往复，促进市场繁荣发展。价格改革使困扰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商品供应短缺紧张、凭票排队购买、生活十分不便的局面很快得到根本性改变。到20世纪末，中国已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市场林立，各种商品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第三，20世纪80年代起，公有制一统天下局面被打破，个体私营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发展迅速，这一在原有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已超过60%，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已超过70%，对就业岗位的贡献已超过80%，对促进经济增长、活跃经济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各领域大步推进。下面五点突破尤其值得重点强调。一是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1993～1995年，私营经济户数增幅均高达50%以上，1996～2002年年增幅也达15%以上。二是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再沿用落后的承包制，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迅速展开。三是用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分税制代替原来的地方财政包干制，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稳定地提高到占50%以上，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四是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2000年底，中国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生产要素价格已走上市场化改革进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一般估计已达70%多，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五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已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通过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已做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第五，1998年起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走上公司制股份制道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大量国有企业由于机制缺陷，不能适应市场而陷入困境。1997年提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其目标是：1998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00年底，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为16874户，其中亏损的为6599户，占39.1%；到2000年，亏损户减为1800户，减少近3/4。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三年脱困，用去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 500亿元以上，技改贴息200亿元，债转股金额4050亿元。政府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同时，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改革使国有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7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800亿元，而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已达4852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也取得进展。1998年，国有工商企业有23.8万户，而到2003年，已减少到14.6万户。

第六，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做出这一决策，是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最耀眼的历史功绩。在入世谈判过程中，许多人忧心忡忡，认为入世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许多产业包括金融业、商业、农业、信息业等会受到很大冲击，弊大于利，至少短期弊大于利。但中国入世后的实践证明，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原来的许多担心都没有出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提高了中国的收益率。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的增速在一段时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快。而且，开放促进了改革，入世使中国一大批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以废止和修改。许多产业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从此，同国际接轨已不再是贬义词，对外开放逐渐深入人心。

改革放缓，踟蹰10年待突破

Q：盘点了改革开放头25年的重大突破性举措后，我们也要看到，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同头25年相比有所放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2年。改革放缓累积了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那么，为什么2003年以来近10年会出现改革进展缓慢的现象呢？

A：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一次经济论坛上，有的国外学者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这几年中国“无改革”。我是他发言的评论人，我说：一方面上述论断并不是很全面准确的，因为2003年以来中国还是在继续推进改革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取消农业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增值税转型、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资源税费改革、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这几年的确没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的环节以带动全局的改革。我认为原因有四个：

第一，上上下下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这段时间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干部的精力都是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由于经济增速很高，2007年高达14.2%，各级政府部门都几乎用全力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煤电油运的紧张问题，使改革难以摆上议事日程。所以有一些学者将当时的政府称为发展主义政府或增长主义政府。地方政府更是全力以赴抓短期GDP增速最大化，以显示自己的政绩，政府官员也因此可以获得升迁。有的地级市市委书记说，我只抓项目，别的不管，人称“项目书记”。抓投资、抓项目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主要工作。在方针原则上，人们常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要做大“蛋糕”，但做大“蛋糕”后分“蛋糕”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光靠进一步做大“蛋糕”是很难解决的。从经济学原理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都是相对独立的环节和过程。分配环节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光靠发展生产是难以解决的。在实践上，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现在就是要靠发展，通过加快发展增加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以改善民生，保社会稳定，而改革要冒较大风险，不能期望有多少举动，以免危及社会稳定。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长久之计，还会不断积累矛盾，或使已有矛盾往后推，甚至积重难返。还是要靠改革来逐步理顺体制和各方面关系，实现长治久安，让老百姓过上稳定的好日子。这才是根本之策。

第二，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这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积重难返，改革难度较大。现实的问题是，垄断行业改革很难推进，新的厂商很难进入垄断行业中非自然垄断环节，竞争机制很难引入，国务院两个“36”条很难落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受到垄断行业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政府改革的难度也很大。强势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对政府官员有莫大好处，这个权力极难割舍，这也是审批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政府直接支配资源过多、介入经济过深，必然会阻碍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政府改革已经成为深化各项改革的关键环节或突破口，但这一改革因为会使相当一部分官员利益受损而阻力重重，难有进展。

第三，学界有人怀疑市场化改革产生的争议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国有经济中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需要进行改革是个伪命题；有的文章主张就是要实行“国进民退”；有人认为当前主张民富优先是奇谈怪论，是挑拨人民群众同政府的关系；有的文章把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归咎于民营经济发展过快，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上述观点的提出，引起学界的争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

第四，缺少改革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与强力推进。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原国家体改办同国家计委合并，组建国家发改委，这样就不再有专司改革的机构了。当时主张把体改办与国家计委合并的一个重要根据是，那几年由国家计委提出的民航、电信等垄断行业分拆改组的改革方案，由于能把改革和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比较现实可行，因而在实践中被采纳并初见成效。与此不同，那时体改办等提出的方案却未被采纳。这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也把当时参加机构改革方案起草的成员说服了。但是从2003年以后的实践看，那次机构改革后国家发改委并没有更好地推进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反而是改革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是国家发改委那几年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处理经济高速增长中碰到的各种紧迫问题，无力顾及改革，或者抽不出更多精力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样，原来以为把体改办并入国家发改委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包括垄断行业改革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011年，原国家体改办主任陈锦华在《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一文中也说：“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

转方式、促转型，迫切要求重启改革议程。2012年十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同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16部分、60项改革、336个改革举措，并明确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表明中国改革已重新出发并进入新阶段，即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

十以后，中国的改革征程再度出发。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再次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决定》勾勒的改革蓝图宏大而全面，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仅经济领域就满是亮点。经济领域的改革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特色。

全面深化改革的“封喉之剑”

Q：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为什么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A：根据《决定》精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今后无论是全面建成惠及全国14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到建国100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都要求我们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因此，需要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破除各种各样体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各种社会活力和企业活力，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能够更好地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虽然经过35年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但至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仍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全世界人均GDP为10040美元，中国为5445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1/9）。按照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很重。我们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首要目标，就是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这就要求我们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此不应有任何动摇。经济是基础，物质财富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使经济再上一个台阶，物质财富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转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长期粗放扩张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面临转型，即从追求数量扩张规模到追求质量、讲求效率转变的迫切任务，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式，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管理创新的转变。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困难重重的过程，靠理论宣传、完善政策法律法规等效果不大，主要要靠深化改革，形成激励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这里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资源和生产要素价格要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和生态损害成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各个市场主体竞相通过创新驱动增强活力竞争力，发展成果由人民公平共享等。一句话，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上和深度上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力争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还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改革的牵引作用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要求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从而带动民主法治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方兴未艾。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直接带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健康等领域改革的深化，并要求进一步推进科技、教育改革与之相适应，要求建立健全的生态文明体制。

第8篇：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范文

一、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发展需迎合市场经济环境

1.浅析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总体思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格局的逐渐铺开，市场竞争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国诸多产业项目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在新科技、新工艺、新管理模式的促动下，以及在体制改革的推进下，其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改善[1]。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建设及其发展仍不够成熟，需要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不断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融合，并建立其独立的农业经济管理体系，为我国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国家农业经济发展依赖其自身的管理体制建设与适度改革。近几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强势格局的显露出来，国家整体经济环境较以往有了较大的改变，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给我国各行各业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农业始终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所必须持续性推进的核心产业，我国是农业大国，发展农业对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从行业特点来看，农业既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又是一项基础产业，关乎到民生以及国力。可见，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属大势所趋。事实上，在新时期的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及其对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不容小觑，在改革的过程中，农业经济管理需要依据国家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3.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当前市场经济环境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的延伸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改革步伐的加快，而且，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我国农业生产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采取高效的管理措施，来保障农业体制改革的顺利完成。在实践管理中，要正视农业生产在我国整体产业链条中的重要地位，提高对农业生产及管理的重视程度，从而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落实各项基础的农业生产环节[3]。同时，还需要正确看待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联，在原有传统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逐渐将市场经济的发展特点渗透其中，强化农业集约型生产管理的总体效能，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中发挥出应有的管理作用。

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1.改革并实施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强化农业经济管理的独立性 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建设的未来规划中，人民公社管理体系的运行对于农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其剔除了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当中存在政府职能干预的部分内容，从而强化了人民公社在实际工作中的组织地位，这样一来，便可以在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协调之下，逐步增强农村农业产业项目的实际生产效能，形成农业经济管理的市场化调整机制，有利于农业体系当中资本的流通，促进农业发展。

2.将多种农业经济形式与农业改革相契合，构建符合时展的农业科技服务框架。对于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而言，将科技兴农、服务兴农等多种管理体制与实际产业项目相整合，鼓励多渠道发展农业经济，令其在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协调之下，积极引导国家非公有制经济的稳定发展。从具体的情况来看，科技手段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中的融合，对于该领域改革来说十分关键，尤其是诸多规模化农业生产项目的执行，使得农业生产的效率及其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基地，都陆续引入了带有服务职能的项目，以及启动了相关的配套机制，从而激发出农业经济管理自身的优势及特点，实质上，这就是目前所能实际操作的农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有效策略，在执行的过程中，为未来我国农业经济的深入改革带来了启示[4]。

第9篇：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范文

“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

（三）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从地方税制来看，它仅仅是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种的使用权、管理权、征收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税种的确立、税收制度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而筹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面对“菜单”选择却没有“菜”可选。由于不能创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而已，则将既定的和旧体制内所创立的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多样化，并且拓展这些规则的边界。这个旧体制内的规则就是预算外的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收费、集资、摊派等多种形式的地方收入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财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而只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制度知识信息资源(只给政策、不出钱)，允许地方政府或者基层组织在制度创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赖于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杜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将改革的风险分散化，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内，既维护体制改革的稳定和顺利进行，同时地方经济又取得相当的发展，中央政府就会容忍和默认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

然而，收费制度一经在地方政府的运用，并经过上级政府的默认，它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地方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函数与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国者所控制的，其目标函数是维持其治理国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是地方官员的晋级、名誉、声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这样，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而获得上级的提拔，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发展地方经济就要求有强大的收入来支持；地方官员通过预算支出追求个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贴、住房、豪华的办公用品等，这是不一致的地方。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有着追求收入的动机。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将财权和相应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调整，这样地方政府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范围缩小的权力中心，它在职能和职责上与中央政府是重构的。由于收费制度比较简便和运作成本低，能及时为地方政府筹集发展某些项目的经费需要，最为根本的在于收费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缴收入的约束，从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部门使用了收费制度，它就会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迅速学习和模仿，而很快推演开来。同时，收费制度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逐步成为他们“寻租”的最为合法化的渠道。这也会推动收费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上述分析的路径依赖特征，给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1．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转向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向微观经济主体征收税负，即通过税收制度来重构国家岁入的转型过程中，强调收入的功能是其内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现实的财政压力使得一旦走上强调收入的制度路径，就有着强化的趋势，从而使得税收制度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缺乏应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一方面，忽视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重构中的内在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制度创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新的有效的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则导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首先，在税制存续的有效期内，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将某一税种推至极端，而不顾该税种对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调整时，可能会通过收取过头税等形式虚增收入来扩大收入的基数；最后，将财源和财力转移至非税收部门，从而为非规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温床。

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上还分析表明，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适应性效率已经递减，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为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之际，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强调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赋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创造新的制度规则的自。因为，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新岁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创新作用(杨瑞龙，1998；张杰，1998；黄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级微观主体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制度创新信息，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订的收入制度规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中国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来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国家岁入制度的创新活动同样应该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予以确认。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