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定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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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通货膨胀定义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7月份的最新数据表明，我国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6.40%，同比增长120.69%，环比增长16.36%，年内首次突破6%，创20个月历史新高。CPI的过快增长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及社会的强烈反响，央行自2010年11月以来，连续四次宣布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温总理也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将CPI的涨幅控制在4%以内。然而几番政策实施过后，通货膨胀率仍居高不下。探究此次通货膨胀的原因并找出相关的解决措施，成为当前经济生活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与回顾

1.通货膨胀的定义及类型

到目前为止，对于通货膨胀的定义还存在较大的分歧。西方学者对于通货膨胀的定义大概可以分为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物价派”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货币派”。本文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运行中价格总水平大幅度持续上升的货币现象，这个定义包含两点：(1)通货膨胀是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2)通货膨胀是价格总水平的上涨。而通货膨胀类型根据诱因不同，可以分为需求拉上、成本推动、混合型、输入性和货币性通货膨胀。

2.通货膨胀研究回顾

近年来，国内学者不断对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探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司课题组认为我国通货膨胀与货币发行量、经济发展速度、投资增长速度、财政收支和居民收入增长等宏观经济指标密切相关；财政部政策科学研究所归纳了国内学者对我国开始的新一轮通货膨胀原因的三种观点：(1)粮食缺口、投资膨胀和国际传到是本轮通货膨胀的主导因素。(2)资源约束和不合理的管制是本轮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3)外汇储备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 赵留彦（2011）认为本质上，当前的通货膨胀是过去两年货币发行过快的结果，尽管多发的货币对物价的影响会有滞后，然而总要体现在价格上，要么是商品的价格上要么就是资产的价格上。因此，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必须收缩银根。

本文借鉴了以上研究所使用的规律观察、定性分析、实证研究等研究方法，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将我国通货膨胀的诱因分为需求面因素、供给面因素、输入性因素、货币性因素4个方面来讨论，并选取了能够较为准确地测度和代表各个诱因的7个指标，作为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诱发指标，进行了基于2009.01—2011.10期间的月度宏观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具有相对全面的特点。

二、实证检验

参考文献:

[1]Conrad,C.and Karanasos，M. On the inflation uncertainty hypothesisin the USA，Japan and the UK：a dual long memory approach[J].Japan and theWorld Economy，2005.

[2]孙学敏:西方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第2篇：通货膨胀定义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选择原理

一、通货膨胀的内涵与外延

通货膨胀是一种相当古老的经济现象。从历史上看，自从有了不足值的货币。通货膨胀就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而行，只是时而严重，时而不严重罢了。在这大半个世纪里，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人们对通货膨胀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达成了一些共识，但仍存在很多的分歧。即使是对于通货膨胀的定义，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在学术界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认识。

1.通货膨胀的内涵

目前，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大多是从其表现出的现象入手。在西方，通货膨胀一般被定义为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格总水平明显、持续上涨的现象。而通货膨胀在我国的定义为：“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发行过多，货币发行量超过了货币需求量；通货膨胀就是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同量的货币现在的购买力小于过去；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上涨或持续一段时间的上涨，物价的上升部分超过了物价的下降部分，或物价只有上升部分而没有下降部分”。

2.通货膨胀的外延

通货膨胀的外延就是对通货膨胀定义的扩展，并在此基础上对通货膨胀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通货膨胀进行不同的分类。常见的通货膨胀分类方法主要有：

根据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分类

根据通货膨胀在不同经济体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划分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开型通货膨胀和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隐蔽型通货膨胀两大类型。

根据通货膨胀的程度分类

根据通货膨胀的程度分类可将其划分为爬行通货膨胀、温和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

根据通货膨胀的成因分类

根据通货膨胀的原因可将其划分为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供求混合推动型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以及体制型通货膨胀。

二、货币政策的一般选择

货币政策就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国民经济的各种发展目标而进行的控制货币供给与信贷的行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意义上的货币政策由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指标、货币政策工具四个层次构成。

1.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央银行应该以稳定物价为最终目标。因为只有当物价稳定时，经济才可能持续稳定的增长，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维持一个合理的长期利率水平，从而既有利于储蓄，也有利于投资，有利于资源合理高效的配置。

但是，政策的制定者与经济学家考虑问题角度有所不同，他们必须考虑实现一个目标的长期和短期效应。例如，从长期看，物价稳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扩大；但是在短时期内，政府往往更有扩大就业和发展经济的冲动。

往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通常是这四个：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其中，物价稳定一般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因为没有稳定的物价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价格信号失真，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难以做出投资和消费的决策，最终影响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扩大。此外，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应及造成收入的不公平分配，也破坏社会的安定。

2.货币政策中间目标

为了实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央银行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为了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以确保最终目标的实现，避免偏差干扰，中央银行就必须根据其可能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所作用的金融变量，制定出短期、量化、能够观测、便于日常操作的金融指标，适时适度的进行微调。中介目标具有两种功能：一是信息发现与传递功能，二是名义锚功能。通常在成熟市场经济前提下选择中介目标的标准为：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根据这些标准，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超额准备金和基础货币等被确定为可以使用的中介目标。

（1）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的中间目标

把利率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是有相当长久的历史的，因为中央银行能够直接影响利率的变动。而利率的变动又能直接、迅速的对经济产生影响，利率资料也易于获取。

（2）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的中间目标

这是根据货币流动性大小或者货币性强弱划分为若干层次。在货币乘数稳定时，货币政策一般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中央银行能比较容易的控制MO，并且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来有效地控制Ml和M2，并通过调节Ml或M2直接调节总供求。

（3）以基础货币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的中间目标

高能货币即是基础货币，它是由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和流通中的现金构成的，也是货币供给量倍数扩张或收缩的基础。中央银行是基础货币的提供者，又是银行体系上缴准备金的保管者，所以，基础货币和银行体系准备金的变动都是容易测量和能够控制的，特别是对于基础货币的变动，中央银行完全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进行直接的控制。

（4）以存款准备金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的中间目标

存款准备金是由银行体系的库存现金和其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存款组成的。选择它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的中间目标原因是，它的变动一般交易为中央银行测度、控制，并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

（5）以通货膨胀指标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的中间目标

用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的国家和地区，往往通货膨胀水平较低且较为稳定。它的主要做法是该国中央银行对外公开宣布其中期通货膨胀目标值，在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同时增强中央银行控制通货膨胀目标的责任。这一政策操作具有一定灵活性，特别是在面对供给冲击的时候，中央银行可以建立以通货膨胀目标为基础的价格指数，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排除供给冲击的影响。

3.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工具，即中央银行为谋求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而对货币供给量、信用量所使用的调控手段。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

（1）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

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时启用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旨在调控货币供给量和利率的水平。之所以被称为一般性，是因为这些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所影响的是信用总量，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并不限定于特定部门。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贴现政策、公开市场操作和法定存款准备金。

（2）选择性货币政策

一般而言，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消费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优惠利率。

消费者信用控制。消费者信用控制指中央银行根据经济状况对不动产以外的各种耐用品德销售融资进行控制。

证券市场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指中央银行着眼于抑制过度投机、稳定证券市场行市而对有关证券交易的各种贷款进行限制。

不动产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指中央银行为抑制房地产投机，针对金融机构房地产放款所采取的限制措施。

优惠利率。优惠利率指中央银行着眼于产业结构的调整，针对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所规定的较低利率。

（3）其他货币政策工具

信用分配，即中央银行根据金融市场状况及客观经济需要，对各商业银行的信用规模进行分配。

利率限制，即是中央银行根据本国客观经济状况规定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储蓄存款最高利率，借以防止银行高息揽储和发放高风险贷款。

流动性比率，指中央银行规定流动资产对存款的比率，借以限制银行体系的信用扩张。

参考文献：

[1]王静娜.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现代商业，2010年5期

第3篇：通货膨胀定义范文

关键词：分位数 股市 费雪效应

背景分析

近年来，随着物价水平的不断上升，通货膨胀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政府为稳定物价采取了多项经济措施，但通货膨胀的持续时间依然很长，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影响便是货币贬值、实际收入水平降低。按照古典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费雪（1930）提出的著名的费雪效应理论，在经济社会中，名义利息率应该等于实际利息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而根据股票价格与利息率之间的联系，可以推导出股市中的费雪效应，即股票的名义收益率应该等于股票的实际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因此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投资股票来降低货币贬值的风险，也就是说股票是抵御通货膨胀的良好投资品。

正如费雪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学中，没有别的问题比物价水平与利率关系的问题争论得更激烈了”，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股市中的费雪效应。因为从该理论提出之初就不断有与之相对的理论被提出来，影响比较大的有：Fama（1981）提出的假说理论、Malkiel（1979）和Hendershott（1981）提出的波动性假说理论以及Geske和Roll（1983）提出的反向因果关系假说。并且实证研究结果也相差较大，有的支持费雪效应理论，另外一些则需要用与之相对的其他理论来解释。

由于我国股票历史较短，因此对股市中费雪效应的实证检验起步也较晚，就现存的一些研究文献来看，其中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表明，我国股市中确实存在费雪效应，例如：刘霞（2011）对2001-2011年沪市和深市的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名义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股票市场中存在费雪效应悖论，即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无关，甚至是负相关，例如郭建军（2008）的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与股票收益呈负相关关系，并利用波动性假说进行了解释。班洁等（2010）的实证计量分析表明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没有一定的线性关系，并分析了产生费雪效应悖论的理论原因。

在本文中，将利用分位数回归的思想，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对我国股市中是否存在费雪效应进行再分析和再检验。

研究假设

费雪效应的理论基础是“人们的理性预期”，即费雪效应假设人们对通货膨胀率具有“充分的远见”，使得名义利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率进行适时的一对一的调整，这样才能够实现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

所谓理性预期是指理性的人们可以有效地利用一切信息，对经济变量作出在长期中平均来说最准确的预期。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人们在生理和智力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以及外界事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使得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只能达到“有限理性”的水平，具体到费雪效应中，可以推测，人们并不总能对通货膨胀做到准确理性预期，当发生没有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时，费雪效应失效。

另外，根据西方经济学中通货膨胀的相关理论可知，按照通货膨胀率的大小可以分为“温和的”、“奔腾的”以及“超级”通货膨胀。其中，“温和的”通货膨胀并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甚至有些人认为这种缓慢而逐步的价格上升对经济和收入的增长有积极的刺激作用，而“奔腾的”通货膨胀以及“超级”通货膨胀，由于价格上涨的速度较快，会引起较强的公众预期。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由于没有引起社会普遍的“理性预期”，因此费雪效应无效，形成费雪效应悖论。而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由于有较强的“理性预期”，因此也有较明显的费雪效应，并且通货膨胀率越高，理性预期就越强，费雪效应也就越明显。根据这种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费雪效应存在，并且通货膨胀率越高，费雪效应越明显。

根据其他一些理论（假说理论、波动性假说理论、反向因果关系假说理论等）研究成果可知，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系数应为负数，并且是显著的，但是费雪效应的存在会抵消该反向效应（将上述三种假说产生的效果简述为“反向效应”），总效应、费雪效应与反向效应的关系式如下：

总效应=费雪效应+反向效应

这样，在假设1成立的情况下，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费雪效应>反向效应，总效应为正，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系数应为正数；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费雪效应

假设2：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即存在费雪效应悖论。

假设3：在某通货膨胀率范围内，由于抵消作用，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本文将通过相关数据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要想验证上述假设，可以利用分位数回归的计量方法。Koenker和Bassett在1978年提出了分位数回归的基本思想，并且Koenker和Hallock（2001）对其理论和应用做了进一步扩展。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及OLS估计方法相比，分位数回归模型不再对误差项的分布做具体的假定，因此，研究具有偏态和非正态性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分位数回归模型具有更强的稳健性和有效性。另外，分位数回归模型允许所研究的回归参数在不同分位点处具有不同的估计值，不再局限于较简单的线性函数关系式，便于进行更细致的回归关系分析。

为对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定义：股票收益率ri=lnpi-lnpi-1，其中pi表示股票市场的月度收盘价；通货膨胀πi=（CPIi-100）/100，其中CPIi表示消费者价格指数。

检验费雪效应的模型定义为：ri=π`iβ+εi，估计参数β的正负标志着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同向或反向的变化关系，其绝对值的大小标志着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

（二）数据选择

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因此选择1999年7月至2013年3月的上证综指的月度数据和月度CPI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上述定义方法，可以得到上证综指的股票收益率和通货膨胀率共计163对样本点。1999年7月至2013年3月，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走势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在我国，通货膨胀率与股市收益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因此相关文献中的普通线性回归或协整分析有可能会失效，估计出的结果不具有一致性和有效性。

利用软件EVIEWS6.0得到上证综指的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基本统计量与单位根检验（Phillips-Perron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计算出的PP统计量，发现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均能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假设。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股票收益率具有左偏现象，而通货膨胀率具有右偏现象；收益率相对于通货膨胀率具有更高的峰态。并且，根据JB统计量，可以看出两者都拒绝正态分布的分布假设。因此，应该选择区别于普通线性均值回归的分位数回归作为研究方法。

实证分析

利用EVIEWS 6.0对上述数据进行分位数回归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最后一行给出了普通线性回归的估计结果）。

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若采用普通线性回归方法，OLS给出的结果是斜率系数为负，并且是不显著的，如果只用该方法进行研究就会得出不存在费雪效应的错误结论。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看，第70、80、90分位数的估计结果是显著的，并且估计系数为正值，说明在较高分位数的情况下，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呈现正的变化关系，存在费雪效应，并且分位数越高斜率系数越大，说明假设1是正确的。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第10、20、30分位数的估计结果是显著的，并且估计系数为负值，说明在较低分位数的情况下，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呈现负的变化关系，费雪效应

图2给出了分位数回归系数与分位数之间关系的对应图。从图2中可以看出，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估计系数呈倒S的形状提高，在最高分位数附近，估计系数接近于1，说明在最高的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预期的通货膨胀能够完全反映到股票收益率上。表3给出了分位数系数对称性的卡方检验结果，该结果不能拒绝估计系数对称的假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中国股市中，费雪效应随着通货膨胀率的增长呈现出对称性的增加或减少。

结论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股市中是否存在费雪效应的3个假设，并结合股市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数据特点，针对通常普通最小二乘法带来的非一致性估计结果，采用了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证实，费雪效应存在与否取决于通货膨胀率的大小：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费雪效应存在，并且通货膨胀率越高，费雪效应越明显；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即存在费雪效应悖论；在某通货膨胀率范围内，由于抵消作用，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1.班洁，戴菲菲.中国费雪效应悖论的实证分析[J].中国证券期货，2010（4）

2.刘霞.通货膨胀与股票收益关系的实证分析[J].特区经济，2011（9）

第4篇：通货膨胀定义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定标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10-04-06

通货膨胀定标(IT inflation targeting)是20世纪90年代由新西兰储备银行首先采用的一种货币政策新框架｡IT在方法上突破了传统的“工具-中间目标-最终目标”货币政策框架,直接以通货膨胀(最终目标)取代中间目标｡由于IT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透明度､责任性和可信性等方面有了重大突破,适应了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趋势,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与证实,因而日益成为当今货币政策的主流框架｡

一､IT概述

从某种意义上说,IT是一种从“试错(trial-and-error)”实践中产生并得以发展和完善的货币政策框架｡IT先有实践,后有理论｡

1.IT的定义｡

最早对IT下定义的是leiderman和Svensson(1995),他们对当时加拿大､芬兰､新西兰､瑞典､英国等采取IT国家与美国､德国､以色列､意大利等非采取IT国家的货币政策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后来,经过Bernanke,Laubach和Mishkin等学者的研究､概括和提炼,形成了IT的两种定义:框架性定义和规则性定义｡

框架性定义的倡导者从货币政策实践的角度来强调IT的特征,他们把IT看作是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因此Kuttner(2004)也把它称为“实践性定义”｡IT的框架性定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货币当局公开声明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不一定是唯一目标)是价格稳定｡二是货币当局应该公布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值作为价格稳定的标准,当实际值与目标值偏离时,通常还规定应该重新实现目标的时间｡三是货币政策应该高度透明｡中央银行通常定期发表关于经济形势和通货膨胀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产出增长等宏观变量的趋势分析和预测｡四是某种形式的货币政策责任机制｡当没有实现通胀目标时,通常要求中央银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公开发表解释或向政府提交公开信｡

规则性定义的倡导者认为IT代表一种规则,即一种行为或行动的规定指南｡最简单的IT规则性定义可概括为:货币当局明确宣布一个通货膨胀率作为未来一定时期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同时,中央银行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作出预测,如果预测值大于目标值,则提高利率;如果预测值小于目标值,则降低利率;如果预测值与目标值大致相等,货币政策保持不变｡正因为如此,IT又被Svensson (1997)称为通货膨胀预测定标(inflation forecast targeting)｡

值得指出的是,从框架性定义与规则性定义的内容来看,两种定义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也不存在对立,关键在于前者强调IT是一种货币政策的新框架,而后者认为IT体现为货币政策的一种规则｡

2.IT可实现的目标｡

政府､中央银行或两者联合公开宣告中央银行将努力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或接近)某个规定数值内是IT的核心支柱｡在这一核心支柱下,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的公开承诺和中央银行对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责任制度构成了IT另外两个支柱｡

IT可实现的主要目标如下:

(1)增加了政策的连贯性,使“相机抉择”有所限制的同时,仍有相当的灵活性,有利于实现“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 discretion)”( Bernanke和Mishkin,1997)｡如果能够对未来通货膨胀进行有效预测,货币政策的操作原则将非常简单和直观:当预测值与目标值相一致,说明货币政策是适当的;当预测值高于(或低于)目标值,则说明货币政策应该紧缩(或放松)｡

(2)有效增强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与责任制｡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中央银行独立性得到大大增强｡同时,由于目标的简单明了,则容易被公众理解和接受,增加了中央银行的透明度｡另外,由于目标容易检测,因此有效增强了中央银行的责任,即使实行“相机抉择”也不会因此影响中央银行的可信度｡

(3)作为一个名义锚(nominal anchor),能够较好地引导公众预期,有效地改善经济的运行环境｡IT作为一个名义锚突破了传统中间目标理论的三个标准(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能够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机会主义”动机及来自于政府实施膨胀性货币政策的压力加以约束,中央银行也因此能够以此来锁定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

二､IT的实践特征总结

最早采取IT的国家是新西兰｡《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和《政策目标协议(PTAPolicy Targets Agreement)1990-03》在IT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两者标志着IT的正式诞生,新西兰储备银行也因此闻名于世｡《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和《PTA1990-03》规定了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价格稳定,同时公布了一个明确的数值化通货膨胀率作为衡量价格稳定的标准｡

在新西兰实行IT之后,智利(1990)､加拿大(1991)相继决定实行IT,并很快为英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所采纳｡到目前为止,全球实行通货膨胀定标的国家共有21个｡

IT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0年3月新西兰实行IT开始到1994年11月西班牙实行IT为止｡这一阶段实行IT的国家有9个,其中7个为工业化国家(除智利､以色列外)｡第二阶段从1998年4月捷克实行IT开始到2002年2月菲律宾实行IT为止｡这一阶段实行IT的国家有15个,其中11个是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自此之后至今还没有出现新的IT国家｡IT正处于青春期,虽然没有完全定型,但己经显示出一些实践特征(Kuttner,2004)｡

1.IT的目标特征｡

(1)最终目标｡绝大部分IT国家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都包括了“价格稳定”这一核心内容,如加拿大为“稳定､可预期的通货膨胀”,挪威为“实现政府制定的通货膨胀目标”｡除价格稳定之外,墨西哥､冰岛､巴西､南非等国家还包括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智利､挪威､墨西哥､冰岛等国家包括维护支付体系的功能,澳大利亚､挪威和菲律宾等国包括经济增长｡

(2)IT定标的价格指数｡在IT框架中,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用来定标的价格指数一般为CPI或 HCPI (Headline or Harmonized CPI),只有少数几个IT国家(加拿大､韩国､泰国､南非､挪威等)选择了CCPI (Core CPI)｡

(3)区间目标与点目标的选择｡大多数IT国家选择一个合理的定标区间,只有英国､挪威､哥伦比亚等少数国家选择一个明确的点目标｡工业化国家的目标区间一般选择在1-3%之间,而发展中国家则在2-6%之间｡但即便是选择了一个区间,许多中央银行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倾向以点为主｡

(4)实现目标值的时间跨度(horizon)｡时间跨度选择有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在IT实施初期,许多中央银行选择在1年左右｡在初始通货膨胀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还选择了多年目标以增强中央银行的可信度｡目前大多数国家的时间跨度为不确定, 秘鲁､捷克､哥伦比亚等选择为1年,瑞士选择为3年,挪威选择为1-3年｡

(5)例外条款(escape clause)｡只有加拿大､捷克､新西兰､南非､瑞士等5个国家有正式的例外条款｡该条款的内容主要是当经济受到非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冲击时(如汇率､石油价格､贸易条件等冲击),通货膨胀目标应该进行重新设定｡

CCPI､区间目标､时间跨度､例外条款等几种方法都是货币政策应对不确定性环境的技术,它们之间有明显的替代性｡从实践来看,如果采用CCPI,就可以不用例外条款;如果采用区间目标,时间跨度就可以相对短些｡

2.IT的制度特征｡

(1)独立性｡所有实行IT的国家都有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独立性,但澳大利亚､智利､挪威､新西兰､泰国､韩国､英国等8个国家规定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干预中央银行工具的选择｡在目标独立性上不同国家差异较大,捷克､匈牙利､瑞典､瑞士等4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有完全的目标设定权,挪威和英国的中央银行完全没有目标设定权,同时,大多数国家的目标设定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共同完成,个别国家还由政府和中央银行联合公布(以一方为主,另一方为辅)｡

(2)透明度｡绝大多数IT国家的中央银行(除澳大利亚､加拿大､冰岛､瑞士4 个国家外)都发表《通货膨胀报告》,即使不发表《通货膨胀报告》,中央银行通常也有《货币政策报告》或《货币政策声明》之类的材料公诸于众｡大多数国家(13个)不公开决策的会议记录,但英国､瑞典､韩国､波兰､捷克､智利､巴西等7个国家公开会议记录,公开时间从几天到几月不等,其中巴西在会议后8天就公布投票情况,韩国则在3 个月以后公开｡

(3)决策和责任｡从决策过程看,大多数中央银行采用货币政策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集体投票表决的形式作出决策,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泰国等4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采用一致同意的决策方式,只有新西兰和以色列的货币政策决策由行长个人决定｡一旦通货膨胀目标没有实现,英国､瑞典､波兰､菲律宾､新西兰､挪威､以色列､冰岛､巴西等9个国家要求中央银行发表一份公开信,解释通货膨胀率偏离目标的原因,并对如何实现通货膨胀目标作出说明｡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捷克､匈牙利､以色列､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波兰､菲律宾､瑞典､韩国､英国等15个国家对通货膨胀目标有国会听证的要求｡

(4)分析与预测｡较高的分析与预测水平,特别是对未来通货膨胀水平的预测水平,是实行 IT时对中央银行最突出､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实行IT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中央银行一般还对GDP增长率､产出缺口等指标进行预测｡除了中央银行官方预测外,绝大多数实行IT国家也公布非官方预测,如基于市场调查的预测和基于资产市场价格的预测等｡在预测时,对利率变化的不同假定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利率不变假定是最简单的假定,市场利率假定和内生利率假定则相对比较复杂｡在预测技术上,很多国家采用了扇形图技术,即对不确定性往往用可信区间的形式加以处理,目前,巴西､智利､哥伦比亚､捷克､匈牙利､冰岛､以色列､挪威､秘鲁､菲律宾､瑞典､韩国､南非､泰国､英国等15个国家在预测通货膨胀时采用扇形图;巴西､智利､哥伦比亚､捷克､挪威､泰国､英国等7个国家对GDP增长的预测也用扇形图;只有哥伦比亚采用扇形图预测产出缺口｡

三､对IT实践效果的评价

IT的效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IT的目标效果(target effect),指实行IT以后,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的差异大小;二是宏观效果(macroeconomic effect),指实行IT以后,各宏观经济变量特别是通货膨胀率､利率和产出等宏观变量特征的变化,其中利率的变化有时也被认为就是中央银行的行为变化｡后者是评价IT实践价值的关键｡

关于IT的宏观效果,学术界有“相关论”与“无关论”之争｡发生争论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在90年代中期,IT国家数量较少且时间较短,可以用于实证的数据较少;二是由于90年代低通货膨胀的宏观环境,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比较研究;三与非IT国家相比,IT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宏观经济表现都不是很理想,对IT的作用也难下定论｡

Ammer,Freeman和Freeman,Willis1995年使用的VAR(value at risk)模型是“相关论”最早的实证研究成果｡他们发现:在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采取IT后,通货膨胀下降得比预计的要显著,这表明IT是很有效果的;同时长期利率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表明IT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但这种效应并不长久｡

Mishkin 和 Posen (1997)概括了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的IT经验,对CCPI､GDP增长､短期中央银行利率的VAR作出了估计｡他们证实,在这几个国家实行IT以前,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控制,IT有锁定(lock-in)已取得利益的作用｡同时,通过动态模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这几个国家在开始实施反通货膨胀的政策之时就实行IT框架,通货膨胀和利率都能够实现明显下降,但产出情况可能会发生明显变化｡

Debelle (1997)分析了七个国家(新西兰､加拿大､英国加上芬兰､瑞典､澳大利亚､西班牙)的IT经验,发现在这七个国家通货膨胀和长期利率下降的同时,失业率在上升,说明实行IT并非没有成本｡

Bernanke,Laubach和Mishkin (1999) 发现,率先实行IT的少数几个国家的反通货膨胀成本并没有明显减少,但IT的一个主要优点是有助于锁定反通货膨胀的利益,特别是当面临通货膨胀冲击时｡英国和瑞典退出欧洲汇率机制(ERM Exchange Rate Mechanism)和加拿大实行商品和服务税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公开宣布通货膨胀目标,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被“锚住”,货币政策有了明确的方向｡

Corbo,Moreno 和Schmidit-Hebbbel (2001) 指出,实行IT以后,损失率和产出波动率明显下降｡IT强化了通货膨胀前瞻性预期的作用,因此减少了通货膨胀的惯性,IT国家的可信度逐步确立｡但IT国家与非IT国家中央银行对于通货膨胀的回避性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整个90年代的利率变动比所预计的要小得多｡

Neumann 和Hagen(2002)的实证表明IT与宏观经济表现的改善是相关的｡实行IT不仅降低了通货膨胀的水平,而且减少了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波动性,中央银行可以较好地应对和处理外部冲击, IT改进了中央银行的行为,增强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降低了通货膨胀的预期｡

总的来看,绝大多数支持IT的学者持相关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实行了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中央银行的可信度大大增加,在实现价格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Ball和Sheridan(2003),Willard(2006)是无关论的主要代表｡他们认为虽然与美国､欧元区国家相比,实行IT国家的初始条件并不是很好,IT国家的改进较大(通货膨胀水平和惯性的下降)｡但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宏观经济有稳定的收敛性(convergence),并不是由于实行了IT｡

应该指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IT对宏观经济产生危害的任何证据,因此理论和实践双方对IT大多持肯定态度｡即使是无关论者也认为,IT可能有一些还没有被发现的优点｡

四､IT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前提

由于第一阶段实施IT的国家多数是工业化国家,因此一般认为IT的有效实施应该有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良好的金融环境｡如Masson, Savastano和Sharma (1997),Debelle, Masson和Savastano(1998)就认为,IT需要相当严格的技术条件和制度保障,这些都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具备的,因此发展中国家至少在近期内还不可能通过实行IT来改善货币政策｡他们认为,IT实施的前提包括:一是中央银行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按照Fischer和Debelle(1994)的说法,虽不必有目标独立性,但至少应该有工具独立性｡二是货币当局没有对其它名义变量(如工资､名义汇率)水平和路径的承诺｡除以上两个基本前提外,一个国家还必须有技术能力和体制条件运用模型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并对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进行估计｡

但第二阶段实施IT国家的实践却反驳了上述观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突破了IT实施需要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良好的金融环境这一认识上的框框,在并不具备这些所谓前提的条件下宣布实行IT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Carare,Schaechter和Stone (2002)在发展中国家IT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IT框架的初始条件:一是确立一个控制通货膨胀目标的任务和中央银行对实现这一目标的责任;二是确保通货膨胀目标不被其它目标所主导;三是要具备一个完善和稳定的金融体系;四是要有一套适合的政策工具｡但这些初始条件并不是“严格”前提,缺少其中的某些条件并不意味着不能实施IT,从实践来看,在一些条件并不完全满足的国家中,IT仍能够运行得相当好｡

IMF在2005年对发展中国家实施IT的前提进行了概括,并对IT的前提问题作出了定量分析(IMF,2005)｡

IMF把IT的前提概括为四个部分:一是机构独立(institutional independence),这要求中央银行必须有足够法定的自治能力,并免受可能与IT目标产生冲突的财政与政治压力｡二是设计良好的技术基础设施(technical infrastructure),即中央银行必须具有通货膨胀预测的程序与建模能力,及执行预测所需要的所有数据;三是经济结构(economic structure),为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价格应该完全解除管制,经济不应该对商品价格和汇率过度敏感,美元化程度应该非常低｡四是健康的金融体系(health of financial system),为最小化与金融稳定目标的潜在冲突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递,应该有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和发达的资本市场｡

同时,通过设计评价IT前提的指标体系,IMF对实施IT的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进行了系统比较｡IMF的主要结论是:一是上述前提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实行IT不可逾越的绝对必要条件;二是没有一个前提与实行IT后宏观经济表现的改善有显著的相关性;三是在制度､技术和经济结构等方面,IT国家在实施之初与目前潜在的IT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说明这些国家完全可以实行IT;四是实行IT后,货币政策的制度､技术等方面确实能够得到很好的改进和提高｡总的来看,政府和中央银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实行IT最关健的因素｡

五､IT在我国实施的条件分析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主要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IT作为一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得到有效实践的货币政策新框架,值得我国借鉴｡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如余明(2003)､蔡志刚(2004)认为IT的前提比较严格,我国目前还不具备这些前提,因此不宜实行IT｡相反姜波克､朱云高(2004)等则认为我国己经具备了实行IT的条件,实行IT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一种现实选择｡

虽然IMF的研究表明所谓IT的前提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实行IT的关键在于政府和货币当局的决心和信心,但充分的前提条件对于政策实行取得良好的效果仍然是十分重要的｡通过结合IMF2005年提出的标准对我国实施IT的条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已经具备了实施IT的部分条件,但条件仍不充分:

1.中央银行机构独立｡

IMF认为中央银行机构独立的最佳标准是:没有或很少的财政借款(包括隐性的),中央银行具有完全的操作独立性(工具独立性),货币政策以通货膨胀为唯一法定目标,中央银行行长任期安全,财政收支平衡,公债/GDP比例低,中央银行总体独立性高等7项指标｡

从总体独立性看,中国人民银行自1984年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特别是在1995年3月18 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来,中央银行相对于财政､各级地方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的独立性得到不断提高,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方面尤其是在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方面已经相对独立,但中国人民银行直接隶属于国务院,也没有货币政策的决策权(在国务院),这种独立性始终是相对的｡中国人民银行前一任行长任期达到8年,现任行长任期也已达4年,行长任期安全有较好的保障｡从财政收支看,2005年全国财政赤字与全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280.99亿元和1.25%,财政收支平衡状况得到有效改善｡中国人民银行从1994年停止向财政透支以来,已较为成功地摆脱了各级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目前的主要问题一是中国人民银行向农业发展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农业银行等发放了大量政策性再贷款,并承担了本应由财政负担的农村与城市信用社､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问题金融机构的亏损与债务,实质上是隐性的财政赤字,二是各级地方政府存在大量债务｡从国债/GDP的比例来看,2005年我国国债余额超过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7%左右,相对发达国家30-45%的水平并不算高｡同时,我国货币政策的法定目标虽然以价格稳定为核心,但仍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目标,从具体执行情况来看也是如此｡

2.中央银行技术基础设施｡

IMF关于中央银行技术基础设施的最佳标准是:中央银行能够取得全部可信､高质量的必要经济数据,有对通货膨胀进行条件预测(conditional forecast)的建模能力和周期性､系统性预测程序等3项指标｡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数据的取得能力已经大为提高｡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上海总部,将通过上海总部贴近市场的优势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迅捷､准确的信息来源｡但宏观经济数据的可信性和及时性仍不能得到有效保证,如CPI指标不够全面,反应过于滞后等｡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尚未运用周期性､系统性预测程序对通货膨胀等进行预测,在有条件预测建模方面仍不具备条件｡

3.经济结构｡

IMF关于经济结构的最佳标准包括:低或没有汇率传递(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国内通货膨胀对商品价格(commodity price)波动敏感性低,低或没有美元化(dollarization) ,低的外贸依存度等4项指标｡

从近两年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对商品价格反应并不敏感,尤其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投资需求旺盛的阶段,国际市场主要商品价格的上升(主要是能源与原材料价格上升)大部分被生产商吸收,没有完全传递给消费者,GDP增长没有受到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较大影响｡而由于我国对资本市场项目基本没有放开,对外汇收支采取了相对严格的结售汇制度,汇率波动也因钉住一篮子货币而受到限制,汇率仅在一个较窄的范围内波动,宏观经济对汇率反应并不明显,汇率传递较低｡从美元化情况看,目前我国的美元化程度非常低,但随着居民外汇收入的增加和持续顺差,银行体系中的外币存款和居民持有的外币资产正不断增长,美元化有逐渐提高的趋势｡同时,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2005年更达到80%的历史高峰,容易受国际市场影响｡

4.金融体系｡

IMF关于金融体系的最佳标准包括:高的银行资本充足率(超过10%)､高的股票融资量/GDP比例､高的债券融资量(非公债)/GDP比例､高的股票市场交易量/GDP比例､没有或低的货币错配(currency mismatch)､债券到期日长且交易活跃等6项指标｡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已经得到很大提高｡2005年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与工商银行经过股改和注资,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13.57%､10.42%和9.89%,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7.42%,115家城市商业银行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也达到5.13%,满足中国银监会公布新资本标准的机构家数达到53家,其资产规模已经占到全部银行类金融机构资产的75%以上｡从货币错配风险来看,虽然中国严格控制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但随着近几年来国内外汇储备的不断提高,中国银行业货币错配风险正在积累,一旦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调整,将会影响银行业的发展｡同时,我国直接融资比重非常低,2005年仅为13.8%,2005年股票市场交易量为3.1万亿元(2006年上半年为3.8万亿元),受股权分置改革影响股票市场融资仅为329亿元,中长期企业债券融资仅为654亿元(2006年上半年有所提高,达到1955亿元),短期融资券仅为1392.5亿元,相对于2005年18.2万亿元的GDP总量,比重相对过小｡另外,从债券到期日长短来看,除国债020005(国债)､03国开行债(金融债)和03三峡债(企业债)等少数债券最长期限达到30年外,一般债券期限不超过20年,且长期债券交易不够活跃｡

总的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实施IT的部分有利条件,但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完善:一是应进一步优化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贷款管理,建立起问题金融机构的长效处置机制,如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进一步加强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与保险保障基金管理等;二是逐步实现隐性财政赤字的证券化,如将部分国家政策形成的再贷款分批转换为中央银行持有的长期国债,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转换为中央财政担保的地方政府债券等;三是中国人民银行应逐步建立起对通货膨胀的周期性､系统性预测程序,形成条件预测方面的建模能力,并增强宏观经济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四是不断优化进出口结构,扩大内需,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五是进一步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加快城市与农村信用社改革,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尤其是需要加快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Ball, L. & Sheridan, N., 2003, “Dose inflation targeting matter?” NBER working paper 9577.

[2]Bernanke, B. S. & Mishkin, F. S., 1997, “Inflation targe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2 (Spring 1997), 97-116.

[3]Bernanke, B. S., Laubach, T. & Mishkin, F., et.al, 1999,“Inflation targeting: Less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Carare, A., Schaechter, A. & Stone, M. R., et.al, 2002, “Establishing initial condition in support of inflation targeting,” IMF working paper 02/102.

[5]Corbo, V., Moreno, O. L. & Schmidit-Hebbbel, K., 2001, “Does inflation targeting make a difference?” Presented at the Central Bank of Chile conference on ten years of inflation targeting: Design, performance, challenges, Santiago, Nov.

[6]Debelle, G., Masson, P. R.,& Savastano, M. A.,et.al, 1998 “Inflation targeting as a frameworks for monetary policy,”IMF economic issues No.15.

[7]蔡志刚著.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8]余明著.资产价格､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第5篇：通货膨胀定义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实证研究

一、引言

货币政策会对实际经济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于是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的经济变量之间传导机制问题引起研究者们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水平的高低是否与未来总体物价水平不确定性之间相互关联。一般而言，通货膨胀常常被经济学研究者视为是不合意的结果，而且它对于总产出增长也被认为是潜在有害的。基于该种信念，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常常需要在总产出损失以及价格水平稳定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在经济学理论探讨方面，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上升会导致未来呈现出更多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进而会带来社会成本以及对于总产出的负向效应(Friedman, 1977)，而Barro则认为物价稳定应该成为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否则价格不稳定就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和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这将阻碍产出增长(Barro, 1996)。

尽管现有相关研究尚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结论，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通货膨胀最突出的社会成本就是其对未来物价水平所带来的不确定性(Ungar和Zilberfarb, 1993)。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如果不存在未来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那么作为微观主体的消费者以及工商业企业均会对未来做出更好的安排。当一个国家面临着较高的通货膨胀问题时，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是否采纳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然而，按照经济理论，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会提高利率进而阻碍经济增长；而当通货膨胀水平不断升高时，如果不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此时的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将是无效率的。当面临着高通货膨胀问题时，货币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是带来通货膨胀成本的重要根源。当物价稳定成为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时，可信的货币政策与较低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密切相关(Clarida,Gali和Gertler, 1999)。由此可见，探讨通货膨胀水平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们来说都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话题。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日益引起广大民众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持续性关注，本文研究则是在现实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深入探讨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进而提供相关建议。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测量；第四部分为数据、数据处理及检验；第五部分为实证研究结果；第六部分为主要结论及启示。

二、相关文献回顾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实际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及其对实际经济活动的影响效应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通货膨胀的成本，迫切需要我们把握好通货膨胀水平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关系(Ball,Cecchetti和Gordon, 1990)。在现有研究结果中，存在着多个理论假说针对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二者之间关系进行探讨(Conrad和Karanasos, 2005)。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研究方面，经济学家Okun较早地发现具有较高通货膨胀水平的国家呈现出较高的通货膨胀变异性，他将较高的变异性作为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一项指标(Okun, 1971)。著名经济学家Friedman考察了短期和长期内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理论关系，他强调指出较高的平均通货膨胀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Friedman, 1977)。随后，研究者们一般将Okun和Friedman的理论阐述称为Okun-Friedman假说。从政策含意方面来看，基于该理论假说，如果政策制定者试图保持低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而与此同时却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那么政策制定者将无法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需要指出的是，Okun和Friedman所提供的相关分析仅是非正式的讨论。

第6篇：通货膨胀定义范文

【关键词】外汇储备；通货膨胀；形成方式；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由于我国的贸易顺差严重，导致外汇储备量急剧增长。早在2006年，我国的外汇储备量超过了日本，在世界排名首位。2013年初，我国的外汇储备量已经达到了3.4万亿美元。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保证了国家金融的稳定发展，但是，外汇储备量以及超出了现实需求，给我过的经济运行带来了不良影响，最典型的便是通货膨胀。

一、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理论概述

1.通货膨胀

经济学学术界对于通货膨胀的定义存在分歧，通说认为，通货膨胀是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处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已经超过了现实需要，进而引起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持续上涨。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货膨胀成为了全球性问题。通货膨胀的定义中，“持续上涨”是重点，具有偶然性的价格波动并不能作为通货膨胀的参考因素。

2.外汇储备影响通货膨胀理论分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经济危机，进入了经济萧条时期，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政府调节没有有效控制经济局面，国际收支理论学术界提出了“货币分析说”，分析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代表人物包括罗伯特・蒙代尔。通过货币分析法来研究影响通货膨胀的过程，经济体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是社会的收入要稳定在就业水平之上。第二是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金融市场，都要遵循一价原则。第三是国内和国际的价格水平相对稳定。

二、中日韩三国的不同外汇储备形成方式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分析

1.中国外汇储备形成方式对通货膨胀影响分析

首先，中国外汇储备方式首先会引起外汇占款数量的上升。外汇占款指的是中国银行投放到外汇市场中的本国货币。我国外汇储备形成主要是由国家机关购买，通常为货币当局，购买同时并保持所有权。央行在外汇市场购买的货币也是我国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外汇占款发生变化，我国的外汇储备也会随之波动。由此可见，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变化具有同向关联性。

其次，外汇占款的变化也会导致基础货币的变化。我国金融市场的基础货币投放由中央银行进行，投放的货币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与外汇储备相关的基础货币，一是我国在信贷过程中提供的负债款，包括在我国商品市场流通的货币、银行存款等。而基础货币的变化受到外汇占款的影响，其货币乘数的能够翻倍影响我国的货币供应数量，因此可以看出，在央行控制下的外汇储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具备明显的相关性，这与货币经济理论相一致。所以，我国的外汇储备一旦增加，央行为了保证汇率的稳定，必然会向市场投放数量相一致的基础货币，长此以往便导致了基础货币成倍地高于现实的货币需求量。

2.日韩外汇储备形成方式对于通货膨胀影响的分析

日本与韩国的外汇制度为平准基金制度，在这种金融制度下，外汇市场是不会影响国内的资产负债情况，商品市场以及商业银行的资金也不会受到影响。外汇平准基金制度消除了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的波动关联性，即国家外汇储备数量增加，国内市场的基础货币量也不会发生变化，货币供应量保持在稳定的状态，国家的物价水平也不会随之上涨。韩国在1997年到2009年间，外汇储备相对稳定，只有在1998年的特殊经济环境下，货币供应的增长幅度有所变化。日本在1980年到2009年间，货币的供应量也非常平稳，只有在2000年日本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提高利率的形式控制货币供应，减少了货币投入。此外，韩国与日本的货币市场非常稳定，并不会收到外汇储备的影响。总而言之，日本和韩国的外汇储备的增加，必然不会带来国内货币供应量的等量提高，也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中国、日本、韩国三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方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比中得出结论，由于日本和韩国采用了外汇平准的模式，通过财政部门发放国债的形式来储备外汇，这样购买外汇的资金主要来自销售国债的资金，财政资金购买外汇与本币不具备关联性。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通过央行投放本币的形式，购入的外汇数量与本币数量的变化呈相关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日韩的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但是我国外汇储备数量的变化与基础货币变化相关联，外汇储备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外汇占款的增加，进而基础货币的投放也随之扩大。

参考文献：

[1]胡磊.不同外汇储备形成方式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日韩三国的对比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3，05.

[2] 牟晓云.金融危机对中日韩三国经济的影响及政府的对策效应研究[D].吉林大学，2011，12.

第7篇：通货膨胀定义范文

通货膨胀，是国内外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重点研究的经济现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个被广泛使用的经济学概念，至今为至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科学而统一的定义。以至于颇具权威的《大英百科全书》也只能这样：“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普遍接受的关于通货膨胀的定义。”

总体而言，国内外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和主要观点，大体可分为“物价派”和“货币派”两类。“物价派”通常用一般物价水平或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来定义通货膨胀，承认菲利普斯曲线的稳定存在，即货币不是中性的，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萨谬尔森；“货币派”则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而物价上涨只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且并非完全的表现形式，如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认为，在短期内货币增加既可以引起物价上涨，也可以引起产量增加；只是在长期内，货币增加才全部反映在物价上涨上。即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是成立的，而长期则不成立。这也意味着短期内货币是非中性的，长期内货币是中性的。

在本文中，我们综合以上两派观点，借鉴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在研究通货紧缩时的观点，同样重点强调通货膨胀中的“两个特征、一个伴随”，即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加，通常还伴随着经济过热(或偏热)；反之，则定义为通货紧缩。以此标准而衡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五次通胀、一次通缩”(图1所示)：1980年(6.0)、1985年(8.8)、1988年(18.5)、1994年(24.1)、2004年(3.9)和1999年(-1.4)。

经济学家通常把CPI超过5％看作是严重的通胀，CPI在3％－5％之间看作是温和的通胀。从括号中的CPI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前四次通货膨胀都是超过5％的严重、甚至是达到两位数的恶性通胀，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价格改革；二是由于经济过热、特别是投资过热所带来的过度需求。而2004年的通货膨胀显然是一次温和通胀，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的通货膨胀显然和2004年一样，属于温和通胀。因此，我们重点与2004年作比较，来研究目前通货膨胀的特点。

二、目前通货膨胀的特点分析

我们从通货膨胀的“两个特征、一个伴随”出发，来研究和探讨目前通货膨胀和2004年的有何共同点和不同点，从中看出目前通货膨胀的特点。

1、物价上涨都是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开始的，但上涨农产品的类别和程度有所不同

图3所示，2004年的通货膨胀，起因是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从2003年四季度到2004年四季度，粮食生产价格涨幅连续超过两位数，最高的2004年二三季度的同比涨幅达到35％；而目前粮食生产价格今年二季度最高才达到74％，其中只有玉米价格涨幅达到2004年的水平，小麦、玉米、大豆的价格涨幅都远低于2004年。相反，目前生猪的生产价格今年一季度同比涨幅达18％，二季度达20.5％，已经超过2004年一季度的水平。2004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几乎包含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的农产品主要类别；而目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主要体现在畜牧业价格上。因此，目前的农产品价格指数远低于2004年的水平，今年二季度的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8.8％，而2004年的最高水平是二季度的14.7％。

造成这种状况的背景是，与2004年由于粮食减产所引起的供给突发性缺乏所引起的粮价上涨不同，实际上，在连续三年粮食增产和今年夏粮丰收后(图4所示)，我国粮食价格并不具备连续大幅上涨的条件，粮食的供求关系在总体上处于一种紧平衡状态。

而目前猪肉价格上涨有其内在的原因：首先，是前两年猪肉价格下跌严重，2005年四季度和2006年二季度的同比跌幅都达到了15％左右的水平，导致很多养殖户放弃养猪，使存栏量大幅下降；其次，是粮价上涨带动了饲料价格的上涨，豆粕、玉米、维生素和蛋氨酸等添加剂价格纷纷上涨，饲养生猪成本增加；最后，近年来养猪业受禽流感、链球菌、高热病、猪蓝耳等疫情影响，生猪存栏数量减少，猪饲料生产也受到很大影响。

2、货币供应量虽然都是增加的，但其表现形式和来源却有所不同

在2004年，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是与美元挂钩的，当时的美元处于贬值过程中，因而带动人民币相应贬值。而目前人民币汇率是浮动的，总体上的变化趋势是人民币小幅度逐渐升值。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国内资产价格普遍上涨，刺激了居民的投资需求，使存款短期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在图5所示的货币供应量上。就直接表现为目前M1的增速明显超过了M2的增速，而在2003－2004年，M1和M2的增速基本上差不多。

目前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来源于贸易顺差的大量增加(图6所示)，使外汇占款增加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而2004年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则更多地来源于投资需求的增加，一个很重要的间接证据，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在2003年至2004年的上半年，我国的进口增速普遍高于出口增速，显示出国内需求的旺盛。

在当时人民币跟随美元贬值的背景下，进口价格是上升的，这显然会加剧国内的物价上涨。而在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出口增速普遍高于进口增速，这时的进口价格是下降的，显然有利于抑制国内的物价上涨。

3、总体经济状态虽然都是偏热的，但过度总需求的来源却有所不同

从目前二季度11.9％的GDP实际增长率来看，远超过2004年的水平，但这并不能据此判断目前的经济状态是过热的，因为不同时期的潜在GDP增长率是不同的。随着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供给能力得到了大大增强，因而现在的潜在GDP增长率肯定比2004年时高。一个重要的佐证就是目前的煤、电、油、运等瓶颈行业并未出现如2004年一样的紧张局面。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与2004年一样，整体经济状态都是偏热的。

从总需求来看，2004年的过度需求主要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2004年一季度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达到43％，而今年上半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只有25.9％的水平。相反，与2004年相比，消费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图7所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已经由2004年一季度的9.2％，提高到今年上半年的15.4％，整整提高了6.2个百分点。因此，与2004年相比，目前偏热的总需求除来自净出口外(图6所示)，消费需求的增长也不容忽视。

对于以上观点，还有一个重要的佐证就是在目前的三大物价指数中，反映工业品出厂价格的PPI并未出现明显上涨(图8所示)，同比增长连续五个月保持在3％以下，甚至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而2004年

PPI同比增长最高是10月份的8.4％，最低是1、2月份的3.5％。在PPI的构成中，生产资料约到3/4，生活资料只占1/4。与2004年相反，目前的CPI同比涨幅已超过PPI，6月份差距达1.9个百分点。

三、目前通货膨胀的趋势分析

产品价格增长率＝劳动成本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以上公式我们可以知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两个出口：一个是保持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引起物价下跌，这就是升值；另外一种就是物价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成本上升，这就会导致消费的升级。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以前靠“低价工业化”竞争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必然要受到以“高价城市化”为动力的“要素价格重估”增长模式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物价上涨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对中国而言，在加快升值与适度通胀存在替代关系的情况下，选择适度通胀不但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有利于促进就业，提高消费水平。根据有关研究，如果使用非农就业作为我国就业水平的指标，菲利普斯曲线效应在我国是较为明显的。即使不使用非农就业数据，而是单纯使用城镇失业率数据也可以多少看出菲利普斯曲线效应的存在(图9所示)。因此，对较高通胀率的容忍将可能提高目前的就业率。

从以上的综合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结论：虽然在人民币升值和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但目前来看并不存在大幅度上涨的条件和基础。主要理由有三：

一是从物价看，由于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可使粮食价格在未来保持基本稳定，使肉、禽、蛋的生产成本保持基本稳定，畜牧业产品价格并没有持续大幅度增加的成本动力。目前的猪肉价格上涨已使粮食与猪肉的比价上升10－14:1的水平，远高于5:1的合理水平，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养猪积极性。由于生产周期的原因，目前的猪肉供应可在3－6个月内得到缓解，供求关系的转化只是时间问题。肉价上涨对物价的影响，短期内虽然比较突出，但并不具有长期的持续性，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也将远远不及粮价的上涨。因此，从这一点看，今年的物价上涨水平不应高于2004年。

二是从货币看，按经济学的一般定义；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实际需要量所引起的物价上涨现象。物价上涨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货币供应过多对物价上涨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时滞性”。通过研究，我们发现M1对CPI、尤其是CPI中食品价格的上涨具有相当高的先导指向性作用。从2004年1月至今的M1与CPI及CPI中食品价格的相关系数看，随着领先月份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走势，其中5－6月的相关系数最大(表1所示)。M1对于CPI的最大先导指向月份是提前6个月，M1对于CPI中食品价格的最大先导指向月份是提前5个月。

从图10来看，近期M1同比增速的高点在2007年2月，据此推算，今年在7－8月出现CPI同比的高点的可能性最大。

第8篇：通货膨胀定义范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于中央银行不能很好的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具有内生性，并不是完全外生的，中央银行只能控制基础货币，而决定货币供应量的另外一个因素――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它受公众持有的现金比率和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结果，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失效，引起了我国物价水平的周期性波动。同时，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却采用了通货膨胀定标的货币政策，从结果上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从2007年初开始，央行连续10次提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累计提高了5.5个百分点，加上10月23日开始面向各类金融机构推出的特种存款，央行“锁定”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资金在2万亿元以上。另外，央行票据全年净发行当超过万亿元之上。不仅如此，截至2007年12月中，央行一年内连续6次提高了存贷款利率，使得银行利率几乎翻了一番。但是，货币政策的效果却不明显，2007年CPI全年上涨4.8%，其中12月上涨6.5%，2008年1月至5月CPI平均达到了8％以上，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对此，笔者认为我国需要寻求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使货币政策充分发挥效力。根据我国具体国情，适合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通货膨胀率，它直接关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中央银行制定并公布宣布要达到的目标通货膨胀率，灵活的运用各种政策手段以配合这一目标的实现。即以确定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如果预测的通货膨胀率高于目标，则采取紧缩政策，把可能高于目标的通货膨胀降至目标区间内；反之，则采取扩张政策。据此，有效的通货膨胀预测是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通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值与目标值的比较，以此来采取相机的政策把通货膨胀稳定在目标区间。

二、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近十五年间的CPI指数变动规律的观察,从影响我国通货膨胀走势的众多因素中提取：GDP居民消费水平职工工资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M0和外汇储备增长率八个与CPI变化关系较为明显的因素运用回归分析,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了研究,并对有效预测通货膨胀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资料来源：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利用eviews对拟采用的8个影响因素针对CPI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别设为S1-S8，CPI定义为S9。首先，考虑到多元分析的自变量较多，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的情况，对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S1和S3、S5，S4和S5、S8均有很强的线性相关性，线性回归时会出现多重共线性。接着，对所有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虽然解释度较高（0.9836），F值也非常显著（相应的P=0.000007），但是部分系数如S2、S5等不够显著，D-W=2.6158，正如以上分析，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最后，我们去掉相应的不显著变量（可能是一些无关的因素或者是多重共线的变量），考虑到某些价格数据如M0等可能历史数据对本期有影响，还有考虑到CPI本身可能出现的自相关性，经过反复的试探，得出下面的回归：

经过修正，可以看出，各系数t值都非常的显著，对应的P值也足够的小，调整R平方为0.995145，模型解释力度较好；AIC和SC的值也大大减少，进一步应证了回归效果； D-W=1.9391，基本不存在自相关。根据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表和我们的经济学常识相联系，可以知道，居民消费水平（S2）和职工工资（S3）上涨一般是发生在物价上涨之后，当期的消费水平和工资上涨对CPI不构成影响；工业出厂品价格（S5）和原材料价格的相关关系非常密切（0.9645），所以用原材料价格可以代表他们的共同影响；我们目前经济主要的增长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固定资产投资（S8）与GDP的增长率（S1）相关性较强；S7的系数不显著则可能是由于外汇储备本身就对CPI影响不大。

同时，考虑到是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查临界表可知，1%，5%的临界值为-3.75和-3.33，此时ADF=-4.3509，小于两个临界值，在1%的水平下显著，残差序列平稳，CPI序列与相关影响因素是协整的，此回归分析是有意义的。所以，回归的方程如下：

S9=-10.2074+0.8240*S1 - 0.2362*S4 + 0.0628*S6+ 0.15989*S6(-1) + 0.2223*S9(-1)。

三、结论

通过以上eviews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我们可以作出如下解释: S1是GDP，S6 是M0，都是实际的经济运行的数据，说明经济繁荣和通货的流动加大是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S4的系数是负的，S4是原材料价格指数，就是原材料价格的增长速度，而CPI是物价指数，是一般物价的增长速度，我们可以理解为原材料价格增速变快引起一般物价的增长变慢，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幅度是大于一般物价上涨的（CPI是个综合指数）；至于滞后项，可以解释为前期因素的滞后影响，是经济运行的时滞效应，即CPI有自身的传递作用，本期增速和上期有密切关系，同时M0的流通也有滞后效应；至于截距项，在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中意义不大，可以忽略。

所以，我国影响通货膨胀因素主要是：GDPM0和原材料价格指数。要建立有效的模型预测我国通货膨胀率，就必须对GDP、M0和原材料价格指数增长变化进行动态跟踪，而且，我国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程度的周期性，在构建通货膨胀的预测框架时，须纳入周期性因素。总之，通过建立通货膨胀预测机制，跟踪通货膨胀各主要影响因素，事前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当通货膨胀预测值超过通货膨胀目标值时，采取紧缩性政策，使之回归通货膨胀目标区间，以此稳定我国物价水平，防止通货膨胀的频繁波动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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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夏斌廖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J].经济研究,2001,(8)

第9篇：通货膨胀定义范文

关键词： 核心通货膨胀； SVAR模型；核心CPI

中图分类号： F812.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14）03005705

一、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矛盾及不确定性因素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愈显突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准确研判通货膨胀走势，为制定货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就成为一大议题。理论上，货币政策目标应设定为常用于衡量通货膨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但CPI中作为综合指数，不可避免地包含个别商品的短期供给冲击。如果不能将这部分暂时波动识别出来，货币政策对总体CPI的暂时波动做出反应，很可能加剧产出的波动。鉴于CPI中食品和能源价格受到供给端的临时性冲击比一般商品波动较大，各国央行实践中的常见做法是剔除食品与能源，然后对余下的消费类品种进行重新加权，得到核心CPI。

虽然剔除法核心CPI在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学术界对于核心通货膨胀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沿着核心CPI的不同定义，分为两种测算思路：（1）核心通货膨胀应衡量的是通货膨胀的普遍性成分，这类测算方法有最早的剔除法、Bryan和Cecchetti[2]提出的加权中位数法和修剪均值法与Dow[3]的波动性加权法等。（2）核心通货膨胀应捕捉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相应方法有Cogley[4]的指数移动平均法、Culter[5]的持久性加权法、Quah和Vahey[1]的SVAR方法、Bagliano和Morana[6]的共同趋势法、Bryan和Cecchetti[7]的动态因子模型等。也有的研究将剔除法、加权中位数法、修剪均值法、波动性或持久性加权法和移动平均法等统称为统计方法，而将SVAR方法和动态因子模型等统称为基于模型的方法。统计方法易于操作，且容易被公众理解，但存在缺乏经济理论支持、方法选择主观性强及前瞻性弱等缺点。而SVAR方法具有良好的经济理论基础且预测能力较强。

我国不少学者借鉴上述测算方法对核心通货膨胀进行实证测算及相应的效果评价。范跃进和冯维江[8]用剔除法、截尾均值法和加权中位数法测算了我国1995―2004年核心CPI的年度和月度数值，发现加权中位数法和20%截尾均值法较好地拟合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区间内实际运行情况。龙革生等[9]比较了我国核心CPI的五种方法测算结果，认为受到食品权重过大的影响，不对称修剪法和加权中位数法的效果较差。张延群[10]基于实际总产出、M2和CPI建立VAR模型，测算了1994―2009年我国季度核心CPI数据。赵昕东和汤丹[11]基于CPI类数据构建动态因子模型，提取其中的不能直接观测因子作为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的估计结果。苏芳等[12]利用持久性和支出比重双加权法测算了我国的核心CPI，发现持久性加权法CPI波动性与CPI相差无几，而双重加权法核心CPI波动性甚至大于CPI。

Quah和Vahey的SVAR方法以货币的长期中性作为基础，赋予冲击以明确的经济意义，受到国内研究者的重视。赵昕东[13]利用SVAR模型估计了我国1986―2007年的年度核心CPI，发现该方法估计的核心CPI具有良好的趋势追踪能力。简泽[14]建立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的二元SVAR模型，测算了1954―2002年的年度核心通货膨胀序列，并指出有必要在模型中引入新的变量，以便细化冲击影响，得到更具体丰富的结果。因此，本文拟通过细化冲击改进Quah和Vahey方法，构建包括产出、货币供应量、CPI与食品CPI的四元SVAR模型，实证测算我国1998年1月至2013年9月的核心CPI，并进行相应的效果评价。

二、改进的SVAR模型设计

VAR模型由于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而广泛运用于多变量时间序列分析中，但它的新息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不能区分开来对应实际的经济含义。Blanchard和Quah[15]提出对n元VAR模型施加n（n-1）/2个长期约束以识别结构冲击，得到SVAR模型。Quah和Vahey建立产出和CPI的SVAR模型，施加需求冲击长期产出效应为零的约束，识别出SVAR模型的结构化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将CPI受到供给冲击的部分视为核心CPI。

测算我国核心通货膨胀需要考虑的因素错综复杂，但也不乏其鲜明的特征。首先，食品在我国CPI权重较大，食品CPI对CPI走势的直接影响较大。但目前食品在我国城乡居民各项支出中占比也较大，如果直接剔除食品CPI测算核心CPI很可能导致信息缺失。因此，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食品价格因素单独衡量其影响。其次，我国的通货膨胀比较符合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货币现象，需求增长过快的原因是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显著增长。因此，本文在Quah和Vahey的SVAR模型基础上，将总需求冲击细分为（实际）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并引入食品价格冲击因素，建立模型如下：

假设我国经济中存在如下四种结构化冲击：实际需求冲击

三、核心CPI估计

1. 变量的选取和处理

本文选用GDP、货币供应量、CPI和食品CPI四个变量的月度数据构建SVAR模型。其中，由于GDP没有月度数据，所以产出选择工业增加值变量，同时为消除季节因素影响，产出采用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数据；货币供应量用M2同比增长率衡量；相应地，消费者价格指数和食品价格指数也选用同比数据。本文设定的样本区间为1998年1月至2013年9月。经济意义上的长期一般为15年或更长，数据序列长度符合建模要求。

2. 平稳性检验

一般地，如果变量不平稳且存在协整关系，那么VAR模型将不平稳，其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的准确性大为降低。因此有必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式（7）计算出来的结果只是差分形式，核心通货膨胀的水平值还需要设定一个适宜的初始值。由于在长期内通货膨胀和核心通货膨胀的均值应该相同，这里将初始值设为通货膨胀的平均值101. 9300，然后逐项累加得到核心通货膨胀序列。从图1可以看出，核心CPI序列与CPI序列在整个时段内具有相同的波峰、波谷和波动频率。

图1 两种方法估计的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结果

四、效果评价

为进行测算效果的评价比较，这里选用剔除法测算的核心CPI作为对照基准。考虑到居民消费价格类在2000年及以前不含服务项目，2000年及以前服务项目为单列大类，且烟酒及用品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2001年开始有数据，之前为杂项商品与服务，因此，剔除法测算的核心CPI从2001年1月开始。具体测算过程是：（1）按照何新华[16]的方法估计了2000―2011年居民细分现金消费支出权重，将上一年的数据作为下一年的CPI计算权重。（2）剔除食品和交通与通讯两项，将剩余的六大类按照权重重新加权得到2001年1月至2013年9月的剔除法核心CPI数据（如图1所示）。剔除法和SVAR方法的核心CPI测算效果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评价：

1. 波动性

核心CPI的测算过程中要尽量剔除CPI中的短期冲击，因此，核心通货膨胀应具有一定的削减波动性能力。从图1中不难看出，剔除法核心CPI起到了较好的“削峰平谷”作用，而SVAR方法核心CPI的消减波动性能力较差。进一步计算发现，CPI的标准差为2. 3700，SVAR方法核心CPI标准差稍小些，为2. 1700，而剔除法核心CPI标准差仅为1. 2600。

2. 趋势追踪能力

SVAR方法核心CPI与CPI的相关系数达到0. 9400，而剔除法核心CPI与CPI的相关系数为0. 7600，说明SVAR方法测算结果与原序列的相关性明显强于剔除法。

理论上来讲，核心CPI应该和CPI序列一样，同为I（1）序列，且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这里首先采用ADF检验对两种核心CPI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由表1可知，两种核心CPI均为I（1）序列。然后用E-G两步法进一步作协整关系检验，从表4中ADF检验结果可知，SVAR方法核心CPI、剔除法核心CPI与CPI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但SVAR方法核心CPI统计量明显小于剔除法核心CPI。进一步做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发现SVAR方法核心CPI与总体CPI存在协整关系，而剔除法核心CPI与总体CPI不存在协整关系。所以，综合两种方法来看，我们认为SVAR方法的趋势追踪能力胜于剔除法。

五、结 论

本文改进Quah和Vahey方法，构建包含产出、货币供应量、CPI与食品CPI的四元SVAR模型，通过施加长期约束测算了我国1998―2013年的月度核心通货膨胀，并与剔除法核心通货膨胀进行波动性、趋势追踪能力和预测能力方面的效果比较。结果表明，在消减波动性能力方面，SVAR方法核心CPI的效果稍逊于剔除法核心CPI；但在追踪CPI趋势和预测能力方面，SVAR方法核心CPI的效果要胜于剔除法核心CPI。因此，SVAR方法是一种可应用于测算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的优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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