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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洲模式的禁锢
亚洲的经济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亚洲模式,正是这种模式在亚洲催生了一批新兴工业国,这种模式当中有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是出口导向,这是一个通过需求爆发的方式快速拉动经济增长;另一个就是强政府,即使是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后也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其实这就给亚洲经济一体化带来了一个障碍。政府主导经济的目的是防止因为市场的盲目而带来无效率,市场也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如果要推行一体化的话,无论是在哪一个层次上的推行都将面临让政府度让出一部分权力,而这却与亚洲模式有着相违背的地方。权力的度让往往伴随着利益的减少,各国政府很难愿意牺牲这部分利益。更为关键的是即便政府愿意度让出手中的一些权力,那么市场也不容易顺利的接手。亚洲各国经济与欧盟各国经济相比内在差异更大,也不像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有一头实力绝对强劲的领头羊。经济水平的参差不齐,没有任何一个政策,一个具体的发展方向是适合所有国家的。各国市场规范化程度,市场开放程度也不尽相同,统一难度实在非同小可。
二、小船堆积不成航母
一些支持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观点就是亚洲经济需要团抱在一起来抵御世界经济中的风风雨雨。但事实上如果以此作为经济一体化的出发点,亚洲经济一体化就很难实现了,因为大家连在一起更多的不会是增强抵御风雨的能力,而如同小船连在一起成不了航母一样但会上演火烧连营的悲剧。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今天,大家应该能很清醒的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正在加强各国之间的关联。亚洲各国虽然经济在这几十年间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大多数亚洲国家经济结构仍不合理,经济市场也不稳定,金融市场管理较为落后,如果在此时间段激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那么新经济体必定会有太多的薄弱点,一旦被击破将给亚洲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三、亚洲难以掌握主导权
【关键词】:贷款;临夏州;经济;发展
1、项目实施情况
项目2012―2013年在我州永靖县、积石山县三塬镇、陈井镇、银川、安集等20个乡镇的65个行政村营造经济林2958公顷,其中:永靖县核桃990公顷、杏70公顷;积石山核桃1898公顷。截至目前,州、县项目办开展了培训87期。受训人数7210人次,其中:财务人员112人次,技术人员451人次,农户6647人次。农户中包括妇女2939人次、少数民族2297人次。累计提款报账860.83万元,占贷款总额的41.47%,申请提款报账819.07万元。
2015年6月,亚行贷款西北三省(区)林业生态发展项目2015年年度检查暨中期评估会议在我州永靖县召开。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环境专家弗兰克.瑞德斯特科、采购专家小矶佳子、项目分析专家玛格丽特.阿诺桑,国家林业局世行中心副主任黄采艺、高级工程师宋磊等专家听取汇报、对项目区进行了抽查评估,对我州项目进展表示满意。我州参与实施的亚行项目从全国72个正在执行的亚行贷款项目里脱颖而出,荣获“亚洲开发银行2014年度最佳贷款项目表现奖”。
2、项目取得的成效
2.1 生态环境取得显著改善。我州新增核桃、杏经济林2958公顷,永靖县、积石山县森林覆盖率分别提高0.61和2.1个百分点,对控制水土流失、防风固沙、调节小气候、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2 种植结构得到优化调整。项目区由原来种植单一的农作物向发展核桃等经济林产业转变,优化了种植结构,大大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农户降低了劳动强度,经济收入大幅增加,受益农户人均收入从2010年的2156元增加到2016年的3761元。
2.3 科技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按照项目建设计划,我们扎实开展了科技培训和技术服务,项目区群众基本掌握了核桃、杏经济林丰产栽培技术、核桃嫁接改良技术,田间管理技术要点,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精管护、善经营”的新型农民,为今后林业重点工程项目实施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
2.4 队伍建设得到了锻炼加强。随着项目建设的深入,省上对各级项目办业务、财务管理人员进行了细致的培训,系统地学习了先进林业管理理念,为广大项目工作者注入了新思维、新观念,逐步培养了一支“懂政策、会管理、通经济”的外资项目管理队伍,这支队伍必将成为林业发展中优秀的人力资源。
2.5 林业发展后劲明显增强。我州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多民族贫困地区,州困民穷是基本现状。通过项目建设,一是不但为全州林业发展注入了大批建设资金,有效缓解了因发展林业而产生的巨大资金压力;二是项目建设前期,鼓励项目区农户大力发展育苗产业,并通过项目建设,育苗农户从中收获了很好的经营收入,调动了发展育苗事业的积极性,全州经济林育苗产业悄然兴起;三是项目建设很好地培训推广了核桃栽培技术,引进了核桃嫁接改良技术和核桃优质新品种,提高了群众应用科技的能力,有力地促进了林业生产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提高了林业的经济效益;四是通过项目建设,有效传播了党重视生态环境、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的声音,群众将会积极响应和参与生态建设,为今后生态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6 部门间协调配合更加密切。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省林业外资项目办要求,州、县上成立了亚行贷款林业生态发展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分管州、县长任领导小组组长,州、县林业局局长任副组长,成员由发改、财政、林业分管领导组成。领导小组在林业局下设项目办公室,固定专人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工作职责明确,分工清楚。通过项目实施,各部门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相互沟通、协调和配合,凝聚锻炼了队伍,增强了干事创业的工作合力。
【关键词】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一带一路” 机遇 挑战
一、亚投行成立的背景
1、国际方面
(1)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危机作为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分水岭,对全球经济格局有重大影响。危机发生后,虽然世界经济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原有的经济地位已经开始受到挑战。美国借用自己的金融霸权地位,推动量化宽松政策,大印钞票,经济呈现出低开高走世态。拖累于欧债危机,目前欧洲区经济依旧处于疲软状态。日本大力推行的“安倍经济学”,在早期对经济的提振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后期推动乏力。与发达经济体表现形势截然相反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但是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国内经济结构亟待改革,外资流出速度加快等严峻问题。新形势新局面下,世界关注的焦点都不由地移向了中国,如何在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中取得突破,谋求创新,从而有效地推动自身经济发展,同时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所有经济体都密切关注的问题。
(2)国际多边金融组织改革步履维艰。目前的金融秩序依旧沿袭着二战后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一些重要的国际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一直牢牢地掌控在西方经济体的手中。而如今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组织在最初设立时遵循的依照经济体量来分配投票权的规则却没有跟上时代要求。中国现在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在IMF中的投票权却仅为3.7%,远低于美国的17%,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也远远不足。而在亚开行中,美国和日本各占总股本的15.6%,日美同盟也一直控制着亚开行行长职位,从成立至今行长一直由日本公民担任。发达国家过高的投票权使得亚开行成了维护其自身国际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工具,与促进亚洲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目标渐行渐远。在这种“无力政权,只能另起炉灶”的情况下,成立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的国际性多边金融组织也成了新兴经济体的共识。
(3)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亟待改善。虽然最近几年亚洲地区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是其暴露出来的经济结构失调问题同样令人堪忧。在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要求下,扩大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亚洲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从现在到2020年,亚洲地区每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要将达到7300亿美元,而世界银行更是估计高达8000亿美元。
2、国内方面
(1)国内经济正处于转型期,产业升级刻不容缓。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峻,经济发展初期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逐渐消失。而且,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2014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当前国内在多个重要的制造业领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其中水泥、钢铁、平板玻璃、煤炭等产业领域其产能利用率不到80%,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现象。同时人民币不断升值,外汇储备连续攀升,外贸需求更是一蹶不振。在多重不利经济因素的作用下,如果能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形式,将国内的过剩产能输出,并实现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不仅能释放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还能有效地提高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2)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装备制造业已形成一定实力优势。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正是通过“铁公机”的大量修建,既消化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又在短期内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在公路、铁路、水利、航道、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相关的装备制造业领域也形成了一定的实力优势。如果能够将这些经验技术输出到亚洲其他地区,在这片肥沃的市场领域不断开疆扩土,必定能给中国企业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亚投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机遇
(1)促进“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带一路”贯穿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地区,是世界上最长的经济合作带,如果能在丝路基金的基础上,积极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国际性融资平台,必能明显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提供最为有力的金融支撑。另外,“一带一路”又能推动国内的部分传统行业过剩产能的转移,为中国企业争夺海外市场,获取投资回报,乃至间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提供助力。
(2)提升中国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亚投行作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关于亚洲发展建设的补充,其在区域金融中的作用会得到逐步提升。根据各国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金是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中国作为发起方,将在资本认缴初期提供500亿美元,在投票权中占据主导地位。亚投行可以为中国提供施展影响力的舞台,推动中国与多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提升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和金融地位。
2、挑战
(1)亚投行的组建和运营经验不足。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者,并没有组建大型国际金融机构的丰富经验,在股权份额、投票权分配以及决策机制方面都面临着不小的困难。研究现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治理模式和经验,又避免陷入它们现今所处的官僚化困境中,所以仍需要各创始成员国之间相互蹉商和反复博弈。同时,结合地缘政治利益,满足不同创始成员国的利益诉求都需要一定的政治智慧。此外,在亚投行的实际运营中,面对跨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如何应对潜在投资风险,直面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问题,都需要相应的技术指导和规划设计。
(2)亚投行还将面临来自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的激烈竞争。自二战以来,发达国家一直主导着世界的金融秩序,如今突然蹦出来一个由新兴经济体主导的金融机构,自然会遭到那些传统金融机构的竞争和压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作为老牌多边金融组织,在信用评级和组织运营上都已相对成熟。为了牢牢把握住国际金融的话语权,这些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机构必定会对亚投行构成巨大竞争。
(3)人才培养和储备不足。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各产业的增长速度不一,尤其是中国的金融业并没有跟上国际经济的发展要求。国内的金融和银行人才还无法与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高端复合型人才相抗衡,离亚投行所要求的那种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还相去甚远。
(4)潜在的投资风险。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周期长,投资回收漫长,投资风险比较高,尤其是跨国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环境陌生,信息了解不够全面,风险随时都可能发生。大部分亚洲国家尤其是中亚和南亚,国家信用评级比较低,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也比较低,投资项目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财务风险。而且这些区域内政治动荡,军事局势不稳,甚至存在着领土争议,这都会引发政治、军事、安全等非经济因素所致的投资风险。再加上近些年“中国”盛行,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存在隐忧,这对推动亚投行的投资活动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三、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应对策略
1、认真借鉴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运营管理都相对比较成熟。亚投行应该在确定自身职能和宗旨,明确自身发展定位的前提下,汲取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实际解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问题。尤其是国际金融机构在投资项目管理和建设项目后期评价反馈机制上的成功经验,亚投行要积极吸收、改造、创新,使之成为一套适应于自身发展的完整体制。
2、协调好与域内域外组织和国家的关系
中国和亚洲区域内很多国家的文化、价值观都存在一定差异,在推进亚投行的运营过程中,要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沟通与交流,,要细心倾听中小国家的诉求,对于它们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要予以采纳。毫无疑问,亚投行的构建对于域外国家和组织构成了压力,尤其是美国、日本等,亚投行要淡化争夺亚洲地区金融主导权的形象,积极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性金融机构请教学习,共同致力于亚洲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加快国际金融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一个组织或者机构的发展最终都离不开人才的引进,只有强大竞争力的人才队伍才能确保亚投行这样复杂庞大的多边机构高效运转和平稳运营。亚洲开发银行自从建立开始,就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以高标准、严要求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力求保证组织内部人才的专业化、国际化。亚投行应该立即着手这方面的准备,面向全球招贤纳士,当然最佳的情况就是能够通过本土人才的专业化、国际化来实现亚投行的强大生命力。
4、拓展融资渠道,实现资金多元化
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脱离不了私人部门的参与。亚投行如果仅仅依赖于各成员国的初始资本注入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只有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引进更多资金渠道,利用金融杠杆才能扩充亚投行的可利用金融资源。亚投行可以积极探讨公私合营的投资模式,盘活金融资源,真正实现资金的多元化。
【参考文献】
[1] 孙兴杰:亚投行的前景与挑战[J].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4(10).
[2] 李娜:亚投行:人民币“走出去”的新平台[J].国际融资,2015(5).
亚投行拥有1000亿美元的法定资本,将成为继欧洲投资银行、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之后,世界上最大的多边开发银行之一。从补充现有的亚洲发展资金池到挑战国际金融秩序,从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庞大的基础建设投资需求到转移中国的过剩产能,从分化美国的盟友关系到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亚投行带来的惊喜将层出不穷。
亚投行: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产能过剩”和“外汇资产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中国成立亚投行加紧对亚洲、中东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发挥互联互通伙伴对话会等机制平台作用,建设富有生机活力的多条经济走廊,把积累的外汇储备投资于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同时通过资本输出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离不开世界,亚投行的成立有利于扩大全球总体需求、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亚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深化亚洲国家经济合作,共同促进亚洲和世界经济繁荣,打造命运共同体。
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新战线
人民币面对美元的压制,很难在国际资本市场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亚投行的建立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新的道路,使人民币成为亚洲的关键货币进而国际化。道路虽然曲折,但更有实效。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投行,在中国经济增长点拓展至全球空间后,将为遍布全球的基础项目建设提供融资,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将在带动中国出口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人民币贸易结算。在亚投行业务开展后,中国可以以亚投行信贷为先导,在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促进直接对外投资带动人民币走出去,包括发行区域内人民币债券等方式,为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配套融资工具。在增加结算、投资基础上,促使区域经济体增加人民币储备需求,带动人民币资本在亚洲的流动,促进各国金融市场的人民币离岸业务发展,提高人民币的认可度,扩大人民币国际化使用。
亚投行:国际金融新秩序
深化亚洲金融合作之需
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仍在持续,世界经济经历沉重打击后仍未全面复苏。亚洲作为这次危机波及的地区也深受其害,经历了短暂的“V”型波动后各国经济重新陷入增速下滑、需求疲软的困难境地,普遍遇到出口下降、就业减少、外汇储备风险加大等威胁。区域内各国合作层次较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展缓慢,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亚洲国家谋求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离不开互相之间的团结。在金融领域,现有区域合作机制和区域金融机构相对薄弱,虽然各国外汇储备普遍较高,但大都被动购买西方发达国家以国债为主的各类债券,资金回报率较低且目前及未来均面临债务违约风险;而本地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资金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特别是很多亚洲发展中国家仍面临基础设施落后、互联互通能力不强等突出问题,极大地制约了这些国家以及整个区域的发展。
展望未来,亚洲地区互联互通能力的增强和未来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在金融领域加强合作,需要更多金融机构的支持。亚洲各经济体理应在金融合作机制和金融规则制定上发出更多声音,反映亚洲各经济体共同的利益和诉求,为本地区的发展争取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可以预见,通过深化亚洲金融合作和设立亚洲区域性金融机构,将有利于在改善亚洲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状况的同时,加快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促进我国加快实施全方位开放战略,拓展我国开放空间,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带动腹地经济发展和全国改革开放;有利于带动我国与亚洲各国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合作,这对改善中日、中越关系,促进东海、南海资源共同开发,加快两岸和平进程,破解美国对中国围堵战略,维护周边陆上边疆安全,确保能源资源安全将产生重大深远影响;有利于推动沿边地区广泛深入参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与俄罗斯、蒙古及东北亚方向的经济开发开放,推动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提高边疆地区的“造血功能”。
设立亚洲实业银行条件具备
亚洲地区既有高度工业化国家,也有新兴市场国家,更有最不发达国家,情况参差不齐,内部需求也不很稳定。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各经济体增长动力不足。在外部市场萎缩、失业问题严重、需求持续乏力的背景下,亚洲各国都在努力寻找新增长点。增加基建等公共部门支出无疑是增强复苏动力、扩大就业,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另一方面,亚洲各国,不仅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很多发达经济体在基础设施方面也存在老化和建设滞后等问题,在高铁建设和高速公路建设、维护等方面需求较大,很多铁路、公路、地铁和码头等设施普遍老化陈旧,急需翻新和修整。例如,亚洲很多国家广袤、平整的国土非常适宜建设高速铁路。可在条件适合的地区做一个标杆性项目,先行试点,增强亚洲经济体之间互联互通的能力,待试点成功后再逐步在亚洲区域内推广。而中国恰恰在这方面既有较为成熟的技术、装备和相对低廉的设计、施工人员,还有较为成功的商业运营模式以及在国际工程承包方面的竞争力,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与其他亚洲国家在基建领域开展广泛合作,互补性地帮助这些国家改善基础设施老化陈旧状况,也可以助其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就业、提升经济增长速度。
但要想将这一切变为现实,离不开亚洲各国深化金融合作,离不开区域内实力强大、多元参与的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多年来,亚洲开发银行在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显然还不能完全满足区域内旺盛的投资需求。国际经验证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多渠道融资支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亚洲经济体都拥有大量剩余资金,大量的外汇储备与其购买美国国债承担美元贬值风险,不如建立一个亚洲实业银行用于对亚洲的投资,一定能取得比美国国债更高的收益。中国目前拥有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完全有能力发起设立亚洲区域性金融机构――亚洲实业银行,以帮助亚洲地区深化金融合作、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亚洲实业银行和现有的亚洲开发银行以及近年来拟议成立的东北亚银行、东盟-中国合作银行等,彼此间是互补、竞争与合作关系。亚洲实业银行可以弥补亚洲开发银行及上述拟议中的金融机构在区域内的投资不足。目前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上区域性与次区域性的多边金融机构并存已成为一种趋势。例如,欧洲有复兴开发银行,又成立了北欧开发银行;美洲有美洲开发银行和北美开发银行。亚洲实业银行与上述金融机构通过互相竞争,协调合作,投资于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资源开发,有利于改善金融服务,提高银行经营效率,降低投资成本,将为亚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也更有利于亚洲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是区域内各国实现互利多赢的重要举措。对拉动全球尽快走出危机影响,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就我国而言,设立亚洲实业银行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有助于实现国家长远战略利益,极大地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第二,有助于实现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和劳务输出,极大地拓展我海外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带动和扩大国内各种设备的出口,还可以借此扩大劳务输出,促进我国内就业;同时,也可以缓解我国相关产业和企业的产能过剩压力,并借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为我国外贸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多赢的有效路径。反过来,商品和劳务输出又进一步促进了资本输出。第三,有助于提高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多样化的投资有效分散了风险,扩大了获利的几率,解决我外汇储备的安全和保值增值问题,收益也应该超过单纯的美国国债利率;还可以通过投资将双方利益绑在一起,从而缓解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我的巨大压力。
当前设立亚洲实业银行,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基本具备。中国完全有必要、有条件发起设立亚洲实业银行。
亚洲实业银行具体设想
资本金规模。亚洲实业银行可采取股份制形式,吸收区域内外经济体出资入股,如韩国、印度、日本等,甚至包括欧美国家。建议初始资本金为1000亿美元,中国可用外汇储备出资490亿美元,占49%,实现相对控股;初始阶段中国应保持相对较多的股份比例。
组织机构。总部可设在香港或上海,以便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或亦可考虑亚洲其他地区,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应由具有国际经验的我财经界知名人士担任主要领导,其余关键及核心岗位的中高层及基层人员也应以中方为主,以通过这样一个载体来吸引、延揽、集聚和培养我们自己的国际性金融人才。
经营方向。以区域内能源、交通、电信、市政等基础设施和生态环保、农业等领域的开发建设为主,以向区域内经济体提供融资等金融支持为主,以便于我国实现向西开放战略,扩大我国与亚洲各经济体的开放,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3月22日至25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主题为“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24日,国务院总理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经济希望大于困难
“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面临不少困难,但也出现很多积极变化。
这是两组对比鲜明的数据:今年头两个月,中国出口负增长,工业增速继续回落。但稳增长的关键――固定资产投资前两月增速出现了自去年以来的首次反弹,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增长四成;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高于预期目标,流动性支持较为充裕;服务业增速快于工业2.7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速快于工业3.6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总的看,中国经济希望大于困难。总理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开局总体平稳,并出现新的积极变化。
经济像动车运行一样,经济发展首先要保持平稳运行、安全运行。表示,几年来,我们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提出区间调控的新方式,把稳物价作为上限,把保就业作为下限。这一区间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6.5%-7%,这也是一个新的区间,这样做使增长目标富有一定弹性。因为我们在推进结构性改革,短期小幅波动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会因小幅波动而违背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运行的规律去操作。但是,一旦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我们会果断采取综合性措施,来防止失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演讲回应了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忧虑,从看整体、看走势、看长远三个方面强调了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而且释放出我们还有防止经济失速的政策储备的明确信号,让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主任王军说。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在经济转型升级、从中等收入水平迈向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都会遭遇传统经济减量、新兴经济转换的阵痛。
在直面转型困难的同时,更要看到经济的积极力量正加快生长。消费方面,发展享受型商品消费增速明显快于整个消费增速,全国电影市场票房2月份跃居全球第一;投资方面,前两月服务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同比提高了0.5和0.4个百分点。
德勤有限公司全球主席柯睿尚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特别是强劲的国内消费以及服务业的繁荣发展,将大大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增长。
“中国经济能够稳住。大家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的决策者、企业家和老百姓,相信中国经济能够成为这一轮全球经济调整的‘定海神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说。
三方面看待中国经济
在演讲中表示,中国经济在结构优化调整的转型期,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走势出现分化,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各方对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看法有差异是难免的。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指出,看中国经济,一看整体,二看走势,三看长远。
一是看整体。表示,去年中国增速虽然放缓,但是就一个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而言,能达到6.9%的增速,是在高基数上的增长。而且又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的。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开局总体平稳,而且出现一些积极变化。我们推出的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措施的政策效应所显现的成果,正在不断的累积。
二是看走势。表示,据统计,去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300多万人,而且居民收入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今年1-2月就业形势依然稳定,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1%左右,和去年基本持平。在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内需持续扩大,消费仍然是两位数增长。消费和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同时,能耗强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这标志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在改善。
三是要看长远。认为,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中后位,它本身是差距也是潜力,尤其在中国的中西部还有巨大的回旋空间和余地。中国总体上仍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内需有空间,发展有韧性,创新有手段。所以说,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同时指出,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只有在开放中发展,经济才有更广阔的创新和发展空间。说,一些国际机构纷纷在下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这说明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这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和冲击,不可低估。同时,指出,国内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持续下行压力较大,尤其是中国正在经历转型升级过程当中,经济必然不可避免地遇到阵痛,尤其是一些重化工行业的企业经营困难。我们不回避困难,这本身表明我们有信心,我们也知道问题症结所在,我们也有手段,为此我们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注重推动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的看,中国经济希望大于困难”,说。
中国企业应避免盲目“走出去”
步入2016年,中国各大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奔赴全球收购,截至3月18日,中国已公告153笔外向并购,合计总额达1027亿美元,仅次于2015年全年的1075亿美元。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小民3月24日在博鳌论坛上表示,目前国际资本流动异常活跃,在此情况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直接对外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也要防止风险聚集,避免盲目“走出去”。
在博鳌论坛“亚洲资本的全球化”分论坛上,赖小民表示,中国企业能够参与国际资本分工,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非常好,这种资本流动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但在目前国际资本流动异常活跃的情况下,也需要注意风险集聚这一重要问题。赖小民指出,自2009年至今,随着改革力度加大,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直接对外投资阶段,国家引导的同时,企业也有愿望“走出去”,对外投资,这其中有很成功的案例,当然也有失败的。
“资金‘走出去’也好,‘引进来’也好,量在增加,风险也越来越大,如何建立跨境资本监管、国际合作至关重要”,赖小民表示,现在很多“走出去”带有一些盲目性,特别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往往面临很多风险,如政治、宗教、文化、价值观乃至国别风险,此外还有项目本身风险,各种风险不断显现,因此不论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外国企业“走进来”,都应加强监管,尤其是国际资本的跨境监管。
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资金融资,而是如何实现将技术与资本结合起来,通过优化技术实现市场份额占有。以中国华融为例,赖小民表示,集团一直在推行国际化业务,希望与有较大影响力的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将这些国际公司的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技术与中国华融在国内的市场、人脉和资金结合,共同开辟中国资产管理市场。
打造发展与合作共同体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来自亚洲各国的参会代表普遍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也遇到不少挑战。但亚洲仍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圈之一,而且发展势头还远未停止。
亚洲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过中坚作用,这两年遇到一些困难,有的遭受到汇率大幅波动、资本严重外流等冲击,有的经济增速还出现负增长。但世界经济复苏,需要亚洲经济发挥更大作用。
正如总理在开幕大会上所说,亚洲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者。亚洲各国坚定信心,团结协作,就一定能克服困难,迎来光明的前景。
“如果把亚洲经济比作一辆高速列车,中国就是车头。”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说,中国要将自身发展好,让周边国家乘上发展的“顺风车”。其他“车厢”也要共同前进才能跑得更快,尽管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环境和文化习俗各不相同,但要在中寻求共同机遇。
来自东南亚的参会代表表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就是亚洲国家加强合作的好载体。通过在基础设施、工业设备等领域开展产能合作,将让亚洲各国合作共赢,共享融合发展的红利。
“筹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两大倡议值得特别关注。这是要在经济金融和文化文明两个层面,促进亚洲融合发展,将成为亚洲国家下一步开展务实合作的两个重要‘抓手’。”王军说。
“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正在被纳入亚洲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当中,并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亚洲国家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对包容性发展的理念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年会透露的信息是,亚洲国家的决策者们已开始注重更趋公平、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对亚洲人来说,共同的责任是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解决贫困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世界性的难题和挑战。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从“只有一个地球”的理念出发
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题是“包容性发展”。所谓包容性发展,就是要使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和好处,惠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使经济增长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群,特别是要惠及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国家。这为亚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导向。
现在全球人口是 70亿,到 2050年,全球人口将超过 90亿,40年后资源问题会更加严酷。亚洲各国只有都从“只有一个地球”的理念出发进行节能合作,人类才有望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应该得到高度重视。亚洲国家中日本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如何使社会维持稳定,也是应该思考的问题。日本经历了 20年的经济低迷,但我对日本经济还是持乐观态度。日本没有资源,制造业瞄准的是高附加值产品。为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本企业正在努力进行技术创新,培养人才。
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
包容性发展是成果共享的发展模式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说,包容性发展是不同国家、民族与公民共同发展、平等参与、成果共享的发展模式。与传统的发展模式相比,包容性发展将更具有开放性、普遍性、可持续性,缓解以往由于发展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发展结果不平衡,做到权利公平、机会均等、规则透明、分配合理,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曾培炎指出,未来中国将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幅度减少贫困,实现经济均衡增长。亚洲是充满活力、富于多样性的区域。亚洲国家需要超越彼此差异,把各国的发展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结合起来。在曾培炎看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亚洲地区国家更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使亚洲在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发出共同的声音。
各界声音:
避免陷入“排他性发展”陷阱
一、雁阵模式的理论构建
雁阵模式理论是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赤松要在20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产业发展理论。赤松要指出:日本的工业化是遵循着“雁行模式”发展的,即日本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国内资源与市场的制约,主要依靠对外贸易,向工业国输出消费性商品,从工业国输入工业设备,然后建立自己的工厂进行替代性生产,以满足国内需要,并进一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上述过程绘成图像,犹如雁群列阵飞行,第一只雁是表示进口的浪潮,第二只雁是表示进口所引发的国内生产浪潮,第三只雁则是表示国内生产发展所促成的出口浪潮,这就是雁行模式的基本理论阐述。
赤松要提出的“雁行产业发展理论”得到了日本及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学者的认同,并使之进一步完善。后来,一些经济学家用“雁行模式”理论来解释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即日本为东亚地区产业发展的领头雁,亚洲“四小龙”处于中间,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尾随其后的产业分工发展模式。依据这种模式,日本作为领头雁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移和直接投资,依次传递给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具备大量出口的能力。
可以看出,东亚国家与地区所形成的这种雁行分工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垂直分工,即是一种由底层向上一层高度依附的阶梯型分工。可以说,东亚国家与地区所形成的雁行分工模式与其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其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一个较为现实的选择。客观地说,“雁行模式”是一种不尽合理的垂直国际分工,但却带动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使东亚各国经济相继起飞,从而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东亚奇迹”。
二、破败的根本原因
任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并发挥其作用的。而当特定的环境发生变化时,模式则会处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东亚传统的雁行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垂直分工为主的产业转移与传递体系,其建立和维持的前提是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而后来这个前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外,雁行模式的发展有其两个不得不提的特殊时代因素,其一是七十年代恰是国际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二就是此时东亚的地区大国中国在这一时期是基本上与世界隔离的。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雁行模式”在诸多因素影响下,东亚地区产业分工发生了新变化,打破了“雁行模式”的分工排序。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得“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显现。
关于雁阵模式的破败,纵观各种理论,不难发现,尽管“雁行模式”的衰落有亚洲“四小龙”积极发展信息产业,带动了东亚相关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部分替代了日本在东亚产业分工中的作用,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欧美企业大举进入亚太地区,严重冲击了“雁行模式”等因素。但一种主流意见认为,日本因为经济衰退失去了领头雁的作用才是导致雁阵模式破败的主要原因。“雁行模式”是一种以垂直型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是建立在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基础之上的。而日本为雁行分工模式的领头雁作用,主要在于培育、发展新兴优势产业,逐渐把成熟的、且在国内外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向亚洲“四小龙”、中国、东盟转移,带动东亚各国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进入九十年代,日本GDP的实际增长率从八十年代的4%下降至l%,人均GDP的增长率则从3%下降到l%。九十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降至八十年代的一半,仅为1.3%。在几个发达国家(日美英法德)中倒数第一。据日本经济中心统计,1990年日本潜在竞争力排名第3位,但到了2000年时则排名降至第16位。日本经济发展停滞,缺乏竞争力,长期难以走出经济泥潭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知道,“雁行模式”的一个本质特征在于保持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HDI)良性互动,实现不同层次产业循环正常运转。“雁行模式”从本质上讲是通过国际贸易(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包括技术转移)两个主要链条的有机结合实现垂直型国际分工。要使雁阵不同层次产业循环得以正常运转,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就是作为“领头雁”的国家必须始终保持高速而不能失去牵引动力。而致命的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日本政府对信息产业认识和政策的滞后性,以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日本对东亚各国的产业转移处于停滞状态,“雁行模式”难以运作。
三、东亚即将跨入“中国时代”?
尽管日本依然是这一地区最有实力的经济体,但其牵引东亚经济的“火车头”作用已大为减退,并且其经济发展前景不够明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正以产业技术上的跨越式赶超和经济规模上的“巨国效应”,正日益发挥更多的牵引作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打乱了严格意义上的“雁行模式”分工排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于是有人说,在这个“后雁阵时代”里,中国已经具备了主导东亚经济合作的能力,东亚已进入“中国时代”。主要观点有以下两点:
1、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近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483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6494亿美元的26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之快令全球瞩目震惊。在世界经济处于低迷的情况下,只有中国一枝独秀,保持每年7%至8%的高增长。加入WTO后,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开放、最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家。据估算,在未来10年,中国完全有能力保持GDP每年8%左右的增长速度。据日本经济企划厅分析,中国加入WTO可带来GDP5%的增长,也能够给日本带来0.5%的增长,给韩国带来0.6%的增长。
2、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投资市场。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国际跨国公司的滩头堡。1998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437.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1933.7亿美元和英国的674.8亿美元。2000年中国总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408亿美元,较1999年的404亿美元有所增加;从中扣除从中国撤走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为384亿美元,比1999年有所减少。超过400亿美元的吸引外资规模,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连续多年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
1、外资是把“双刃剑”。我们知道,引进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但利用外资这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的负面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以及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外资主导型”的对外开放的负面作用就会进一步显露出来,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甚至损害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未来。2005年国家产业部发表数据说,占中国80%的中小企业,九成以上都没有申请专利。也就是说,缺乏创新,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仍是中国企业的普遍现状。从各方面我们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吸引外资的一个主要优势还是在于低廉的劳动力。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克鲁格曼1994年就曾指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投入的大量增加和资源的惊人浪费上,而不是建立在效率和知识提升的基础上。由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因而只靠投入增加而没有提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必将陷入收益递减的结局,高速增长的局面难以持久。另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日本在通过“雁行模式”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长期坚持发展对外贸易而限制外资进入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工业化进程中,日本是以坚持“外贸主导型”而不是“外资主导型”的方式参与全球化,同样值得我们警醒和借鉴。
2、增长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经济连续25年保持了年均9.4%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倍,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6位。但是,在这一切利好的数字背后,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仍然很多。的确,中国经济的腾飞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中国经济的发展走的仍然是“高污染,高成本”的老路,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恶化和资源巨大浪费的恶果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并不能完全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今后的国际竞争已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竞争,而是更加着重于综合国力的竞争。我国人均GDP仍处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还处于较低水平。2004年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国际竞争力整体实力仅列第24位,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无论在经济规模或综合国力等方面,都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3、日本仍具有“领头雁”的实力。尽管10多年来经过了多次经济衰退,经济复苏面临重重障碍,但日本毕竟是世界第二大发达国家和东亚区域第一经济大国。战后长期的经济发展使得日本具备了比较强的抗衰退能力,日本仍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日本的GDP占世界GDP15%左右,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个人金融资产达到了GDP的2.6倍。欧盟2001年进行的一次产业开发能力评价结果表明,日本(27.4分)的产业开发能力居发达国家前列,仅次于美国(29分),把欧洲(17.9分)远远抛在后面。从进出口贸易额来看,日本是一个出口大国。2000年日本贸易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7.7%。其出口对象主要是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出口总额若加上亚洲之外的美国,超过了1000亿美元。据我国国家信息中心最新的测算,如果世界经济以平均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速保持在5%~7%,则中国到2050年经济规模才可以达到世界的16%,大体上相当于日本目前的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格局的调整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将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但基于目前的发展水平,中国担当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头雁”这个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
4、东亚地区“无形的手”――美国。在谈及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问题时,美国则是我们不能不提的因素。虽然美国不是东亚国家,但凭借超级大国的实力,以及多年来在东亚地区的苦心经营,美国在东亚地区事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经济上,美国是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对象国,东亚每年近四分之一的出口商品是流向美国的;在军事上,美国在东亚有多个军事基地,同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泰国建立了军事同盟,与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也有着特殊的安全关系。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保持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调整其全球及亚太战略,强化日美同盟体制,目的之一是制约亚太地区的主要大国――中国。美国认为,在冷战两极格局解体后的国际棋局中,美国无须再在战略上求助于中国,而且认为强大的中国必将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威胁”。因此,一个强大、稳定、繁荣的中国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它势必要对中国进行遏制,并通过现有的机制影响和带动诸如日本、欧盟等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的崛起进行遏制。据香港大公报报道,目前美国政府正在加强美日关系,并力图加强美国和韩国的同盟关系,这被认为美国是在以一种更为常见的均势路线来抗衡中国的崛起;通过形成均势的方法而非遏制政策来防止亚洲各国联合组成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集团。其目的将是确保东亚实力不太强大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不与亚洲大陆强国中国联合起来。面对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咄咄逼人,中国在东亚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势必面临更多更严峻的考验。
关键词:中国经济国内生产总值东盟日本
一、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中国经济近几年以来,欧美经济徘徊衰退,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连连滑坡,惟独中国经济呈现出持续、稳定、强劲增长的态势。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和申奥成功,更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正如泰国总理他信在亚洲论坛2002年会上所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对增强亚洲经济活力意义重大。中国的富裕意味着亚洲的繁荣。”事实正是如此。2000年12月30日,国家统计局宣布,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5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3%。全年对外贸易顺差22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9%;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66亿美元。全年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5%;其中出口总额2662亿美元,增长68%;进口总额2436亿美元,增长82%;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较快,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美元,增长149%。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在世界中的位次上升到第6位。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9年的1117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62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5位;外汇储备从1988年的56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32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我国5年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261亿美元,超过1979年到1997年的总和。由此可见,截止到2002年,我国社会生产力跃上新台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扩展。据世界银行最新东亚经济报告预测,2003年东亚的增长率将达到5%(见下表)。中国是2003年东亚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这说明世界银行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东亚经济增长率(单位:%)
2003年2004年
中国7.27.2
日本0.61.6
韩国4.95.5
越南7.07.0
泰国4.55.0
菲律宾4.04.5
马来西亚4.25.5
印度尼西亚3.34.0
东亚5.05.7
2003年,国家在综合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预定经济增长目标为7%。经过努力,2003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增长普遍加快,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初步测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达23562亿元,同比增长99%,比上年同期加快23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同期增长最快的。对外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一季度进出口总额1737亿美元,增长424%,比上年同期加快348个百分点。一季度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国民经济继续协调发展。据资料显示,在2002年世界GDP的增长中,中国的贡献份额仅次于美国;在进出口增长的贡献份额上,中国也占据了一个大的比例;在粮食、石油等大宗产品以及初级工业制造品进出口增长的贡献份额上,中国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中国GDP总量来看,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占日本的1/4,占美国、欧盟的1/10,如果以购买力来计算,中国的GDP接近日本。中国的GDP占全球的3%~4%,贸易占全球的4%略高。以2000年进出口值为例,当年中国进口值为1941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32%,而同年美国202%,德国81%,日本63%,英国54%,意大利39%。从出口值看,当年中国出口总值达到3124亿美元,占世界出口值比重54%,美国占123%,德国85%,日本占83%。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