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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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红利概念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产业制造

引言

随着2015年春节旅游热的到来，“马桶盖”一词成了热门词汇。成因是大量的中国游客在去日本旅游期间，抢购了大量的马桶盖，而其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在国内买不到这么好的产品。针对这一事件，总理在两会期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要抱着‘开放的心态’，因为老百姓有充分的消费选择权，对于一些机构以及中国的企业来说是一件不容忽视具有警示意义的事件，如果国内也有相同质量的产品，起码我国的消费者可以省下机票钱。”①

1.现阶段我国传统制造产业的基本情况

2014年我国GDP达到636463亿元，同比增长7.4%，增长速度为1990年以来新低②。我国经济发展由高增速逐步到7%左右的稳定增速，表明我国社会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发展模式，进入到增长速度稳下来，发展质量提高上来的新阶段，在2014年2月主持的经济座谈会上指出“：优化产业分工和布局是丞待当前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③粗旷性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的新要求。

2.人口红利的出现及本质

人口红利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初是在1998年由布鲁姆和威廉姆斯提出的，当一个社会劳动适龄人口增加超过社会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枣核形状的“中加大、两边小”的社会人口年龄结构，这种社会人口年龄结构能够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④随着建国后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实现了人口死亡率的快速下降（由20世纪50年代的20‰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的7.6‰），总和生育率⑤同样实现了较快下降（由20世纪70年代的5.81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2）⑥。正是由于这种快速的人口转换，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的劳动力供给，我国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

人口红利的本质作为一个经济概念，其规律包含了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生命周期理论是指当人口处与适龄劳动年龄时期，一方面能够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能够通过较强的储蓄能力，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本摄入。利用劳动经济学的概念可知，在生产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劳动力、资本的投入可以充分促进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但是由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可知，当某一要素投入一定时期后，当该要素继续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时，所带来的产出是递减的趋势。通过对人口红利的本质规律研究可以得出，单纯的投入劳动力或资本要素，不可能使产出水平无限量增长。

由此可知，适龄劳动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提供劳动力和资本供给，当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到一定阶段后，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便会出现。当社会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时就存在潜在的人口红利，该人口红利结构优势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

3.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产生和意义

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第一次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于2006年由梅森和罗纳德提出的⑦，认为当社会中的人口年龄结构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一方面人口质量得到不断提高，表现在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和人口的身体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有利于社会的人力资源积累，同时人口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劳动力内涵的发展由此可以缓解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当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由于老年人具有较强的储蓄能力，储蓄可以再次形成资本进入到生产过程中，通过以上两种效果便可以再次促进经济的增长。

促进经济的新增长需要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⑧。我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会面临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而人口老龄化直接体现在人口的预期年龄增加，正是这一重要因素成为了开创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基础。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就是提高社会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培训。随着我国义务教育实现大面积覆盖，我国社会对受教育水平愈加重视，特别是1999年以来我国实行高校扩招，使得我国社会的人力资源质量得到提升，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实现可能。利用好人口转变的有利时机，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投入向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的改变便会提供全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4.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带动我国制造产业再发展

中国的产业转型归根到底需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方式的转型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随着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人口转变，第一次人口红利虽然在现阶段仍有发展潜力，但长期来看第一次人口红利将会逐渐消失，刘易斯转折点也将会到来。利用和把握好第二次人口红利将会加快我国未来的产业转型和升级。

4.1我国产业结构中人口受教育情况

如图所示，通过对1986年―2009年我国三类产业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抽查数据分析⑨，第二产业中高中受教育水平由20世纪80年代的31%上升至21世纪初的43%，大学受教育水平同样由6%上升至31%。由此可见，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对受教育水平愈加重视，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较快提高。克拉克定理指出，劳动力会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最后向第三产业转移。我国现阶段第二产业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虽有提升，但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也在客观上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从而能够促进我国制造产业的再次发展。

图1 各产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构成

4.2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带动我国制造产业再发展的几点建议

4.2.1高素质人才是企业研发的核心动力

对于我国的传统制造行业经历了尴尬局面之时，不应指责市场，更不应指责消费者，痛定思痛的答案就是不走技术创新的道路就会被市场淘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未来仅仅在于能否生产出较高性价比的合格产品。核心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实现的，往往需要经历一代或几代人的科技研发，高素质人才在企业研发过程中便成为了最为核心的发展动力，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因素。唯有不断积累人力资本，才能实现研发能力的突破，相对于掌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掌握人才资本显得更为重要。

4.2.2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机遇

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到来为我国的制造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人口素质的提高使得劳动了内涵提高，为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今儿有利于核心技术水平的提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第一次人口红利终会消失，传统的劳动力低成本也最终会被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抵消，依靠劳动力数量取胜的发展时期已经过去，唯有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机遇，通过依靠劳动力的内涵质量的提升才能取得新的进步和发展。（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注解：

① 总理，2015年两会讲话，2015.

② 201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

③ ，2014年经济工作讲话，2014.

④ Bloom D.E.，Williamson J.G .，World Bank Ecomnomic Review，1998，12（3）：419-456.

⑤ 总和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

⑥ 中国统计局人口数据分析.

⑦ Mason，A. and R.Lee.GENUS，2006，62（2）：11-35.

第2篇：人口红利概念范文

该走的路一步也省不了。

近两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诸如“这是一个千亿元级别的市场”“一定能够颠覆BAT”的豪言壮语，如今却很少听到了；中关村的创业咖啡也凉了许多，“什么都不缺，就差一个程序员了”的创业者在资本的萎靡下也开始考虑为了明天的早餐开始找工作；盛极一时的iOS培训也偃旗息鼓了，培训出来的iOS学员发现市场上很难薪资溢价了，因为和他们一起应聘的，可能就是当时的培训老师……

经济不好，创业前景、公司发展遇阻的时候就会搞概念。

“过去大家普遍认为好概念对互联网企业最重要。但Google的成功案例使人们猛然发现，凭借技术在行业里树立最大壁垒，可以获得产业最有价值的利益链条，现在连微软这种典型的技术型企业也开始涉足互联网了。”阿里巴巴CTO吴炯说。而马云笑称，自己虽然算不上懂技术，但懂得寻找“适应市场需求的技术”。

这种提醒针对的是新一轮互联网创业风潮。目前的创业者们总是坚持，一个好概念暗示着辉煌的未来。

但新一轮互联网的辉煌迟迟没有到来，代表着中国互联网新兴力量的Web2.0公司，不管是在流量指标上，还是在盈利模式上，至今都没有出现过像美国的社区网站YouTube、Myspace那样的颠覆性力量，伴随它们的反倒是裁员、资本枯竭等不利消息。

IDG亚洲区裁熊晓鸽认为，风投最先选择的是能创造服务和技术的人，其次才会考虑公司对行业的影响。而“技术大拿”们对这种现象的评价更为苛刻，在他们看来，互联网的迅速崛起，靠的是打破常规的奇思妙想。如今的互联网企业则经常缺乏创新精神，害怕失败，于是炒作概念往往成为捷径，很多新概念就出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结束、下半场开始、新零售变革……

移动互联网时代结束了？

首先是李彦宏提出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结束。”核心概念是，靠移动互联网的风口已经没有可能再出现独角兽了，因为市场已经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下一个发展阶段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时代。

互联网人口发展到一个瓶颈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讲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结束，可能还为时尚早吧。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结束，那么百度岂不是完美错过了整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冲击了PC互联网，但也并没有出现能够取代移动互联网的新型互联网方式。移动互联网这一波已经过了几年，它的体量已经很大，所以它的发展速度自然会慢慢放缓。但是在移动互联网上面还有很多可以创新的地方，比如Wi-Fi通讯方式还并没有像流量一样，随时随地统一入口覆盖，随时随地可获取流量的发展也没有达到成本可忽略的程度，新的独角兽仍然未出现。还有诸如“互联网+自行车”这样的模式出来，所以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只是梯度放缓，绝不是结束。

李彦宏提出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结束，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时代才是未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百度错过移动互联网时代，并急于在人工智能方面抓紧迎头赶上的迫切心态，毕竟曾经腾讯加阿里也不如百度的市值高。但是经此移动互联网一役，百度已经只是这两家市值的零头了，可见人工智能并不是靠造概念就行的。

人工智能更多的还是在云端，终端客户不需要去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他们只需要关心人工智能可以为他们提供哪些服务。

所以在云端怎么让它更智能，如何运用大数据，这才是风口，但是现在是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间了吗？我认为还需要很多基础的东西。人工智能谈了几十年也是在这两年才有了比较大的突破，后面就可以很简单地应用在各行各业了吗？我觉得未必。因为差距还有很远，就像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可能让用户去编程机App一样，人工智能时代肯定不可能试图让用户去理解人工智能，需要给用户提供的只是人工智能物化了的产品和服务。

这些服务如何提供给终端用户？我认为目前在没有更好的互联网服务的基础上，还会继续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方式提供。独角兽的出现并不一定要互联网人口红利，和PC互联网发展到移动互联网不同，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发展并没有抛开移动物联网。相反，还需要紧密结合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在硬件铺设上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所以何谈移动互联网时代结束呢？

互联网下半场开始了？

下半场是美团CEO王兴在公司内部提出的一个概念，核心意思是，就像中国经济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吃光了人口红利，于是“新常态”就成为中国经济的下半场；互联网的人口红利吃了二十几年，也吃光了，互联网公司的发展不得不从追求速度和规模，转向追求纵深和创新，这就是互联网的下半场。

互联网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短短21年时间，如果非要拿上半场下半场这种概念来说，也就算开场踢了5分钟，何来发展如此迅猛的上半场下半场？如果按王兴的说法，现在是进入到了下半场，到2037年之后算加时赛吗？需不需要搞个新赛季，再搞个甲级、乙级、晋级、降级比赛？

另外，从王兴提到的人口红利上来看，如果以人口红利没有了来算上下半场，那就更牵强附会了。就像独立IT评论人keso说的那样：以电力为例，如果从电力照明普遍进入家庭开始算，电力的人口红利也早早就没有了。但电力真正的革命却发生在照明之外，它带来的红利远非人口红利可以概括，从中获益的绝大多数也并非做电灯泡的企业。即使是做灯泡的，感叹人口红利不在的，也一定不是GE、欧司朗这样的不断以新技术引领照明行业的企业。

第3篇：人口红利概念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 Leslie模型 关闭时间

引言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增加，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相对减少，使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减轻，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中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但是，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进一步转变，人口红利将最终可能转变为人口负债，阻碍经济的增长。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奇迹”时首先提出的。Bloom和Canning在2002年进一步明确了人口红利的定义，即人口红利是指由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机会窗口。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并正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的发展机遇，但在人口红利期的度量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彭希哲（2007）认为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得更早。而蔡、王德文（2004）等认为2015年前后中国将到达人口红利的转折点。从此时起，劳动力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使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转为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即由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

中国“人口红利期”关闭时间的估算

Leslie矩阵人口预测模型是以年龄移算为基础的离散模型，能够较全面地考虑到影响人口总量与年龄结构的主要因素，可以比较精确地预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本文通过运用Williamson（1959）的扩展后的Leslie矩阵人口预测模型，来预测未来不同年份我国各年龄段人口的变化，从而预测我国未来的人口抚养比的变化，确立“人口红利期”的关闭时间。

（一）扩展的Leslie矩阵人口预测模型

本文运用的人口预测模型基本形式为：

矩阵P（t+1）与矩阵P（t）分别代表时间t+1与t时的人口年龄结构矩阵，在矩阵P（t）中，Pi（t） 与qi（t） 分别为第t年年龄为i的女性个体数与男性个体数。M矩阵被称为Leslie矩阵，在M矩阵中：bi（t） 表示第t年年龄为i的妇女生育女性子代的生育率，di 则为年龄为i的女性人口存活至年龄i+l的存活率。ai（t）为第t年年龄为i的妇女个体生育男性子代的生育率，ci则为年龄为i的男性个体存活至年龄i+1的存活率。

（二）模型假设

假设所有妇女均正常婚配且均会在育龄期（15-49岁）生育，不考虑多胎；假设所有人口都是自然死亡，不考虑天灾人祸等意外因素的影响；在模型预测期内，医疗卫生条件保持不变；不考虑国际人口迁移。

（三）M矩阵中主要参数的确定

存活率ci、di：假设在预测年份内男性分年龄存活率ci和女性分年龄存活率di与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相同。

出生人口性别比xi（t）：分年龄段出生人口性别比xi（t）是指第t年年龄为i岁的育龄妇女生育的男性婴儿数与女性婴儿数的比值。

女性生育率ai（t）、bi（t）：结合中国统计年鉴分类标准，本文将育龄妇女界定为15-49岁的女性。

年龄别生育率fi（t）：是指年龄为i的育龄妇女在t年的平均生育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Pi（t）表示第t年年龄为i的育龄妇女总人口数，Fi（t）表示在第t年生育的年龄为i的育龄妇女总人口数。

总和生育率β（t）：是指一定时期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率的合计数，说明每名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可能生育的孩子数。计算公式为：

（1）

规格化年龄别生育率fig（t） ，用于表示妇女的年龄生育模式。计算公式：

（2）

为保持与基础数据来源的一致性，本文采用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的年龄别生育率为规格化年龄别生育率，并用其表示未来年份里妇女的年龄生育模式。即：

（3）

其中：fi（2000）为2000年年龄别生育率；β（2000）表示2000年总和生育率，可由公式（1）计算得到。

在确定了规格化年龄别生育率后，由公式（2）可以得到未来年份（2001-2050年）的年龄别生育率fi（t）与总和生育率β（t）之间的关系为：

（4）

其中，fig（2000）为2000年年龄别生育率，可以通过公式（3）计算获得。

因此，从公式（4）出发，通过在模型中设定不同的总和生育率β（t），可以得到不同的年龄别生育率fi（t），结合出生人口性别比xi（t），可以得到育龄妇女生育男性子代的生育率，以及生育女性子代的生育率。

为了考察不同的生育水平对人口抚养比的影响，本文设计3个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进行人口预测：

方案1――高方案：按照人口学的规律，总和生育率2.1是人口更替的一个平衡指标。因此本文的高方案将总和生育率设定为2.1。

方案2――中方案：本文的中方案总和生育率为1.8。

方案3――低方案：保持目前总和生育率1.4左右不变。

第4篇：人口红利概念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抚养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贡献了约27％的人均GDP增长。但是，随着人口老化和人口抚养比的触底反弹，“人口红利”可能到2013年时将消耗殆尽。

现在，如下几个相关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中国，保增长不一定能保就业。

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奥肯定律”，即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反向相关。然而，中国目前的增长与就业并不一定存在相关关系，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的经济模式一向偏向于大企业，本轮调控后，这种倾向更明显。大企业、大项目多在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产业对增长贡献大，对就业贡献小。

我们曾通过分析17个行业投入产出表，对投资的增长乘数（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程度）与就业吸纳系数进行排序，得出的结论是，投资增长乘数较高的行业，就业吸纳系数较低。

从去年底开始实施的从紧货币政策，采取的手段包括加息和信贷窗口指导。对信贷的控制也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把握。抓贷款质量，就是要保证安全性和收益性。在小企业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贷款给中小企业对银行来说，风险就加大了，获得贷款的就更是大企业、大项目。

第二，中国的失业率当中，主要构成是自然失业率，这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由于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比例太高，因此，增长与就业的关联度比较低。我估计，中国的真实失业率（调查失业率）大致为5％，其中，4个百分点是自然失业率，1个百分点是周期失业率。

周期失业是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失业，反周期（促增长）的调控措施只能减少周期失业率。因此，中国要降低失业率，还需着眼于降低自然失业率。中国总的失业率逐年下降，而自然失业率相对稳定，加上大学生就业困难等因素，自然失业率有增长的趋势。

自然失业率并不“自然”，就是说，政府对自然失业率并非无计可施。中国今年开始实施《就业促进法》，如果能消除一些就业歧视，推动就业服务，加强培训和信息服务，可能降低自然失业率。如果由于出口增长下降，造成1个百分点的周期失业率，那么，通过降低1个百分点的自然失业率，也可以减小增长放缓对就业的压力。

谁都不希望经济增速下降太快，如果今年全年达到10％，应是不错的结果。但也必须看到，相比去年放缓的1.9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受到一定影响。

――“刘易斯拐点”初现，“人口红利”将于2013年触底。

“中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剩余劳动力”的说法并不正确。近些年来，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非常快，人口增长率却在下降，并且计划生育已实施30年了。出生的减少一定会反映在劳动力上，增速大幅度下降是注定的。

这涉及“刘易斯拐点”何时到来的问题。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在此拐点到来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存在“人口红利”。

当然，“人口红利”概念本身也是存在一定模糊性质。估算“人口红利”，一般使用人口抚养比作变量。人口抚养比是将人口分为三个部分：零岁至15岁，16岁到64岁和65岁以上；用15岁以下部分和65岁以上部分的人数，去比中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就是抚养比。比值越高，说明人口负担越重。我们测算，人口抚养比自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一直在下降，但到2013年会停止下降，随后开始上升。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老龄化。

我们的结论是，人口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对人均GDP增幅的贡献为0.115个百分点。这样算下来，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GDP的贡献，大约占27％。如果这个因果关系继续成立，那么，从2013年开始，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人均GDP增幅下降0.115个百分点。

“刘易斯拐点”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点，可以把它看做一个区间。纯粹二元经济的特点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无需用涨工资来刺激供给。可是，会有一天，雇主如果想雇人，需要给工人涨工资。当这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时，就标志着步入了“刘易斯拐点”。

实际上存在两个“刘易斯拐点”，第一个到来时，需要涨工资才能雇到需要的劳动力；第二个到来时，城乡实现了一体化，即城乡边际劳动生产率达到相等。前一个转折点已经到来，后一个则是更长期的过程，持续二三十年都是有可能的。

――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时机已到。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本报酬递减，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必须把增长从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有报酬递增。克鲁格曼在1994年说，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的增长不是奇迹，因为没有出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这些经济体的高增长不能持续。

这种看法的不足在于没有认识到“人口红利”的贡献。资本报酬递减的原因在于，劳动力是短缺的，这也正是新古典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但是，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报酬就不会递减，资本与劳动报酬可以同比例增长。

只有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会比较明显。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可以很快，因为有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各方面的进步。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快速增长，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为数不多的经济体做到了。它们当时的高速增长依赖的还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因为有“人口红利”，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中国改革开放实现了多项体制上的解放，“人口红利”就开始起作用了。这个过程解放了生产力，肯定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很多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其实是个“残差”。我们按照世行的方法再进行细分，发现推动这个残差的有两个因素，一是技术效率，一是配置效率。我们最后的解释为，配置效率即劳动力转移，贡献了GDP增长的21％，而技术效率提高的贡献，只有3％。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比较认同的观点是改革开放的前期增长较快，上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明显放缓了。

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并不必需推动技术进步来推动GDP增长。这也是为什么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很久，但并未发生实质转变，而一直维持着廉价的增长方式。“人口红利”消失的政策启示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时候了。因为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的时候，资本报酬就开始递减。这时，如果还不能转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展就没有可持续性了。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把依赖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到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研究认为，亚洲“四小龙”在发展后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而前苏联一直是劳动力短缺的，它应该走早期资本主义的路线，却没有走。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就提出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看来是从技术少到技术多，从资本密集度低到高。但这其实不是核心。苏联的重工业，资本、技术密集程度很高，但全要素生产率却是负数。

第5篇：人口红利概念范文

【关键词】 贵州 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是1997年安德鲁・梅森（Mason Andrew 1997）提出的人口经济学概念，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由此促成高劳动参与率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效应，这段时期则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依据人口学理论，人口年龄分布一般分为五类：1―14岁为少年儿童，15―24岁为青年人口，25―49岁为主要劳动年龄人口，50―64岁为高龄劳动年龄人口，65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一般将15―64岁之间的人口认定为劳动人口。

我国的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年儿童占总人口比逐年下降。而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我国社会养老制度的逐步完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开始缓慢上升。第一次人口普查和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了2.19个百分点，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所占比例下降2.6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上升了0.5个百分点。进入二十一世纪，2000年和1982年相比，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8.65个百分点，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10.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2.05个百分点。

至2010年，伴随着老年人口的缓慢增长，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以年均约0.52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下降。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881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6.96%，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一、贵州人口红利基本情况

建国以来，贵州人口依次经历了两次人口结构的转型。至2003年，贵州省总抚养比为50.33%，首次超过50%，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2004―2012年同期，相较于西南地区其他省份，贵州省总抚养比平均高出西南地区平均水平7.55个百分点。至2007年，这一差值甚至高达10.15个百分点（见表1）。由此可看出，贵州省的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较重，人口红利提振贵州省经济增长水平能力有限。

自2007年达到总抚养比的最高峰后，贵州省人口总抚养比以年均1.94个百分点开始下滑。2007―2012年，贵州省人口总抚养比高于西南地区省份总抚养比平均水平的部分，开始浮动性下滑。总抚养比由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构成。2004―2012年，贵州省老年人口抚养比缓慢上升，少年儿童抚养比虽有适度下降，但是，同期和西南地区其他省份相比，少年儿童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居首位（见表2）。例如：2012年，少年儿童占社会总人口比例，四川16%、重庆16%、云南20%、22%、贵州23%。

总体来说，相较于临近省份，虽然贵州省的人口负担较重，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较重的人口负担在逐年缓慢降低，在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贵州省具有抓住人口红利效应末期的能力。

二、贵州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社会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口结构会由“年轻型”逐步向“老年型”转变。随着经济的增长及科学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在不断延长，人们的生育观念在发生转变，对传统的从事家庭生产和供给的劳动力刚性需求也在逐步下降，由此导致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双重下降。贵州省自2003年开始迈入人口老龄化，且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进一步催化社会的老龄化。截止到201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接近752.62万，占常住人口的21.55%。以户籍人口为计算基数，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也已经达到11.64%，65岁及以上占7.96%。

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而新生人口转化为现实劳动力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力的短缺。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很可能会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闲置，社会资源无法达到优化配置，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受到抑制。同时，现有的劳动年龄人口正渐渐趋向老龄化，劳动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弱化，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对新的职业技能的学习能力降低，社会经济活力减退。

贵州省处于我国西南地区，属于“欠发达，欠开发”省份，虽然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不及第二产业，但是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超过八成。2012年，贵州省农业人口约344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83.42%。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仍然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这主要源于我国农村的传统文化、生产方式和经济水平低下等因素。贵州省一些较为偏远落后的山区农村，甚至还保留着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更决定了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同时，由于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技术一般较落后，医疗场所覆盖率低，农村老年人的患病率和伤残率也较高。这些原因更加导致其子女经济负担加重，在负担完父母的养老开支后，基本没有剩余进行储蓄。Leff运用截面数据分析方法，对1964年74个国家进行截面估计，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抚养比对储蓄率均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高储蓄率是我国能实现高投资水平的保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陈友华指出：老年人占社会比重高，国民生产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年人护理、医疗等支出会大幅上升，反而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会下降，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减少直接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

贵州省由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低储蓄率和非生产性消费支出，都直接影响到了贵州省经济的发展，并且随着老年抚养比的逐年上升，其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2、低劳动参与率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三个途径：高劳动参与率、高消费需求和高储蓄率。具体过程为：在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成长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后，就为社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口，这就使得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得以保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为各类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随着这部分人口跨入劳动年龄的时间增加，其也逐渐达到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收入和消费的高峰期。

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贵州省经历了两次生育高峰，1953―1964年，贵州省0―14岁少年儿童增幅达115.44万人，至70年代末，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贵州出生率开始大幅下降。但由于在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陆续进入生育阶段，当时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仍占很大比重。1991―2000年，贵州人口出生率一直稳定在20.0‰～23.0‰之间，致使0―14岁少年儿童比重从1990年的32.68%下降到2000年的30.17%，下降了2.51个百分点。自此，贵州少年儿童抚养比在2005年波动上扬之后，一直在逐步下降。在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目前的少年儿童抚养比下跌是有利于经济的短期发展的，但是当现有劳动年龄人口陆续进入老龄化，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有限时，贵州省未来有可能会出现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均衡的状况。

改革开放后，沿海经济迅速发展，大量西部省份年轻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寻求更高的工作报酬和新的发展方式。在这一时期，贵州外出年轻人口加速增长。至2010年，贵州省人口净流出量为700多万人，比十年前增长了将近500万人，流出的人口中，99.09%为60岁以下适龄劳动力人口。

贵州省80%的人口属农业人口，基本从事第一产业，这就导致农村存在着大量的“隐形失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不断向农村扩张，导致很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对于资金匮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以及劳动技能欠缺的失地农民来说，失去了土地往往就处于失业状态，这也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育率的降低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大量流失，是贵州省社会加速老龄化的重要因素，这样很难在未来保证实现均衡的社会年龄结构，保证社会总抚养比以及人均消费率和储蓄率较高。即便拥有较成熟的资本市场，但低储蓄率也无法为投资提供保障。

三、社会环境对人口红利的影响

影响贵州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来振兴经济发展的原因，除了来自于人口红利状况的“先天”不足外，社会环境因素也制约着贵州人口红利的发挥，如：城乡“二元”壁垒阻碍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交通信息闭塞不健全使得劳动力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其中，尤其以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影响为甚。

在社会经济增长率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要增加就业主要取决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由于具有资金需求少，收效快，吸纳劳动力能力强，一般能同时综合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特点，能够吸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是一般劳动者较理想的就业场所。同时，第三产业中有许多新兴的朝阳产业，能吸收社会最新型的生产方式，所以也更迎合现代人的生活理念，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从产业创造总值来看，贵州的产业结构基本摆脱了改革开放以前“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畸形发展、服务业水平低下”的局面。三大产业中，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持续快速增长，2002年贵州产业结构演变为“二、三、一”格局。尽管贵州省的产业结构得以调整，但是目前的产业结构仍存在问题。由于经济增长的后发力不足，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为主，贵州省产业发展总体水平偏低，第三产业的发展仍以传统的服务业为主，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比较缺乏，技术和知识密集程度较低，尤其是贵州先天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贵州发展旅游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尽管贵州近年来旅游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横向比较，差距还很大。

四、发展建议

1、逐步提高薪资水平，加大本省社保力度

首先，稳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才能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彰显社会公平。其次，从长远来看，薪资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扩大内需，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对促进贵州经济整体发展意义重大。再次，提高薪资水平虽会给企业造成压力，但也能营造有利于竞争的环境，迫使省内企业逐步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改走技术创新之路，增强贵州省经济发展活力。当然，薪资水平的提高，必须在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之际，这样才能使得工资增速符合GDP增速。

2、提高本省劳动者的素质

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曲h等人的研究，如果将企业职工的学历由初中以下提高到高中水平，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提高24%，如果进一步改善为全部是大专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提高劳动者素质，要同时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术培训水平。借鉴国外经验，可建立健全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实习培训机制，促进新增劳动力与企业需求顺利接轨。在此基础上，如果未来能够把实际退休年龄加以提高，劳动力资源约束会进一步减轻，从而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乃至消失后，赢取第二次人口红利。

3、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具体而言，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应对“人口负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求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一要带头树立积极的老龄化观念，营造积极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二要出台相关政策，建立健全支持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政策法规；三要考虑尝试推行适当的弹性退休制度或推迟退休年龄；四要积极开拓老年劳动力市场，优化老年人力资源配置，充分调动老年人口的工作积极性，让他们发挥余热，对社会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同时也是解决空巢家庭、老年人孤独、社会抚养压力等问题，维持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 程邦嘉：从贵州农村流动人口现状看全省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及管理对策[A].贵州人口发展研究――贵州省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开发课题集（第二辑）[C].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2] 贵州省1%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贵州人口发展研究（第二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第6篇：人口红利概念范文

原有的“红利”是怎样消失的？

原有的“红利”消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原有的各种“红利”是适应于经济发展前期的。因此随着经济继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必然要变化，这样一来，原有“红利”的消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原有“红利”的消失应主要归因于转型的不及时和不到位

原有的红利如果在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型的条件下，也会随之而转型，那就不会发生“红利消失”的情况了。但要注意到，@种变化要有市场的催促和压力。换言之，“红利消失”如果不事先做好准备，就会引起社会的不安或动荡，因为经济会突然下滑。

原来“红利”的消失，在相当大程度上也与留恋原有的“优势”有关

如果企业总是存在侥幸心理，以为原有的“优势”不会消失，那就走上了没落之路。生产要素的重组实际上取决于信息的重组。不了解信息重组的必要，就只能失去市场。

经济中缺乏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条件，将不可避免地把经济拖入停滞和衰落

创新的必要性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不创新，不仅没有“红利”，连企业也会垮掉、消失。也就是说，任何留恋原有的“优势”而不愿转型的地区，都会自食恶果。

“红利”的新源泉究竟在哪里？

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地涌现

在原有的“红利”消失以后，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涌现。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体制或新的机制，新的“红利”就缺乏相应的机制、体制，涌现是不可能的。

“红利”的新源泉首先蕴藏于新的体制之中

这表明，必须有新的体制，才能产生新的机制，新红利才会出现。新体制、新机制就好像一种新的制度环境，不仅能催生新红利，而且能保护新红利的获得者。

资本不足，再聪明的创业者都无能为力。而有些场合，不怕融不到资，只怕融到资以后也不知道如何用好这笔资金。有眼光、有作为的创业者同其他人的差别正在于会不会用好手中的资本。

“红利”的新源泉也来自亿万群众和千万家企业的活力

那么，“新红利”的获得者是些什么人？他们就是亿万群众，就是千百万家企业，包括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他们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下，发现了发展机会，同时认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机会而不能放弃机会，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红利。

有了新体制，再加上群众和企业有活力，新的“红利”就会涌现

“新红利”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并把经济社会引向新的方向，既不能放松每一个有志于创造和盈利的群众和企业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发展的信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内。必须在新体制的激励下使群众和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

新改革红利应当成为普遍存在的“红利”

既然“新红利”首先来自体制改革，那就应当明确近期最需要改什么

新改革红利实际上不仅存在于今天，而且存在于过去，不仅存在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实行了符合国情的改革，都会带来一定的改革红利。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项目之一，是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继续，但最重要的是：当年的承包制没有明确产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农村的合作制和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农村土地确权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环境。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另一个项目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在企业改革方向，结构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竞争力、产权明确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才能涌现新改革红利。正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完善企业主体，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调整结构，才能创新，从而才能有改革红利。

这两个项目的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果后，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红利，也就是普遍的红利

农村土地确权及此后的进一步改革，不同类型的企业成为有活力企业后的进一步措施，都会带来改革的红利。二者是并重的，缺一不可，二者都是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这说明了新改革红利是普遍存在的红利，靠改革者自己创造。

在讨论新改革红利时，一定要把保护产权放在重要位置

国有企业通过改革明确了产权，民营企业应明确产权，对私人投资形成的产权进行保护。

新人口红利是无形的，但它的涌现是可以期待的

新人口红利的涌现，实际上表明人力资本的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新优势

这里一个重要的经验是，“教育不公平就业不公平收入不公平生活不公平下一代不公平”的恶性循环将被打破，这是新人口红利产生的前提。劳工市场也会随之变化。无论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还是农民的人力资本增量增加，都是农民人力资本的升级。

在农村中，土地确权的改革会造成成千上万农民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职业农民”

通过农村土地确权，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变为一种职业，或称为“职业农民”。他们可能成为“家庭农场主”，并通过土地流转（租赁、转包）扩大规模，也可能引进合作者，解决资金不足、农业科技不足和农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城归”是新现象，是人力资本的新突破。这样，农村中的新人口红利涌现了。

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就是职业技术教育推广所带来的“新工匠精神”

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增加了，而且也放心了。这就会继续吸引农村劳力外出。但21世纪以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人们，社会上缺乏的是技术工人，是工匠。所以职业教育的推广是必然的，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

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会不断带来新的“人口红利”

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会提供新的人口红利，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取决于两方面的工作进展，一是教育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升，二是科研力量的优化配置，动员各方面的科学人才，使科研成果有创新、有突破，这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口红利。

新科学技术红利主要来自创新，但它离不开市场竞争

新科学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无一不来自创新，而创新，又无一不同创意有联系

先有创意，然后有创新和创业。只有新科学技术的发明还不等于创意和创新。创意和l明皆是科学家的事情，创新和创业则归功于企业家，科学家可以兼企业家，但不是一定要兼企业家。

创新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实现，垄断条件下，任何创新都没有必要性，甚至没有可能性

没有市场竞争，不可能出现创新。垄断，不仅扼杀了创新，而且扼杀了创业。但如果完全没有垄断，只有市场竞争，那么企业都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别人发明创新，自己盗用。所以垄断是起作用的，这就是：对于发明创新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容许一定时期的专利。

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主要在于：规划、引领、反垄断，以及支持创新主体、创新活动

规划是最重要的，如果缺乏规划，科技创新活动难以取得成绩，特别是难以走向世界前列。这需要政府来领导规划的制定。中国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证据。

创新不可能停止，因为市场竞争不会停止，竞争者既来自国内，更来自国际

科技创新即使有成绩，也不能忽视，市场竞争一直存在，包括国内的竞争和国际上的竞争。对于这些竞争，不用担心，竞争既是压力也是鞭策，因为创新活动不会停顿。

新资源红利是创新的成果，但它同样离不开市场竞争

资源红利是指土地、矿产、水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一旦供给趋紧，这种优势就会消失

在经济发展前期，土地、矿产、水资源等资源的丰富与否，是当时各个国家走上工业国道路的发展实力的反映。当时列强之间的争夺，与掠夺廉价资源有关。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所不同的只不过是采取合同方式或合资经营来掩盖掠夺、独占的行为。

新资源优势来自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就是说新资源优势来自技术创新

但不管怎样，原有资源是在枯竭过程中，人们不断地依赖科学技术去发展新资源。新的资源红利随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对稀缺资源、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和开发，已经越来越取得成绩。可以认为，新资源红利同新科学技术红利是不可分的，新资源红利也可以被看成是新科学技术红利的组成部分。

水、土地、矿产等资源，只要是在技术创新条件下就不会枯竭，因为总有替代品

所有资源之所以不会枯竭，如果从人类社会的特殊性来看，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始终有寻找稀缺资源的替代品的愿望和对策；第二，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还一直在选择原材料和饮食原料，不停地舍弃不易得到的资源；第三，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还在利用不断迁移，甚至远距离迁移，来避免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

因此，新资源红利同样是创新的产物，不停创新，新资源红利就会长存

新资源的发现利用和产生新的红利，是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保证。这对世界不同国家都是重要的。可以说，不会转换资源的选择和开发利用的国家，最终必然落后、衰落。

社会和谐红利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

它有赖于文化建设

社会和谐红利的特殊性，以及社会和谐红利产生的特殊途径

社会和谐红利特殊性之一：它是无形的，而不是像其他红利那样，通过某个主体行为而表现。

社会和谐红利特殊性之二：它是累积而形成的，或者说它可能是通过持久的工作而逐渐形成的。

社会和谐红利特殊性之三：它是无声无息扩散的，默默地影响人们、渗透到人们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社会和谐红利涌现的前提，医疗保健的新措施也如此

要实现社会和谐，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又要扎实推进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同民生问题紧密相连。具体的说，如果社会上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迟缓，都会影响社会和谐，使社会和谐红利显示不出来。

社会资本概念的含义，以及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如何发挥社会资本的独特作用

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是一种人际关系，人们相互信赖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来自诚信。没有诚信，社会资本不存在，社会和谐也不存在，从而也就谈不到社会和谐红利的涌现。

社会和谐红利之所以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因为它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

第7篇：人口红利概念范文

我对土巴兔抱有很多期待，希望它不仅能解决广大业主的装修需求，更能通过互联网技术改造整个家装行业，去提升行业效率，降低行业成本。虽然目前家装领域，我们还没有见到能威胁土巴兔的对手，但是已经明显感觉到，年轻一代消费用户的需求变了，他们对品质、审美和健康的要求更多。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需要围绕用户升级后的消费喜好。

针对这些变化，我们推出了品质更高的整装包。土巴兔在服务端的定位依然是一站式整体家装服务，因为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不再爱逛建材城，跑市场，他们需要更便捷，体验更好的服务。在健康方面，土巴兔建立了行业标准和施工标准，并且要求平台旗下所有的装修公司与工长都必须遵循这一标准;同时通过IT技术手段，帮助家装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让生产更环保科学;另外还对平台旗下所有工程装修材料的使用进行了规范。

未来我们还会运用家装大数据衍生出更多的服务入口，比如消费金融和智能家居。目前我们和一些金融机构合作推出的“装修贷”是家装金融产品，用户通过申请装修贷，可以获得装修贷款，提前住进自己的新家。我们希望凭借家装的入口级地位以及前期服务数据的沉淀，成为切入智能家居的入口。

我认为资本寒冬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首先从用户价值角度看，如果企业的用户价值不是刚需，需要借助烧钱、补贴艰难地扩大自己的用户，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的环境其实就非常敏感了。

其次从收入模式上来说，如果没有形成稳定的收入模式，没有自己的造血能力，还要通过资本去输血的话，这种情况下无疑会感觉到寒冷的。

第三从竞争格局上看，在所处的行业中，第一名的企业如果和第二名的距离拉得还不太大，应该也会感觉是寒冬。通过这三个维度去看一些企业，基本可以判断谁在这个环境下会对资本寒冬敏感。

我们现在依然能看到很多知名投资人在四处寻找优秀的项目。也就是说，如果企业能持续地创造价值，寒冬对它的影响就会比较小。

Q：今年你得到的最佳建议是什么，它来自谁？

A：刘强东不久前说，下一个风口在传统行业。关于这一点我深以为然，做互联网企业应该对传统行业保持高度敬畏之心。我预感明年的互联网风口会进入一些过去比较传统，难以变化的行业，着力点在于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手段，去提高整个产业的效率，降低过去的生产成本。这是未来的方向。

Q：结合你所在领域的经济生态，你对明年的中国经济怎么看？

A：我依然看好中国经济，原因有三点：

第一，目前国民素质和审美都有了较大的提升，整体氛围非常积极乐观，这对经济其实影响非常大。所以马云说没有多少企业家是听了经济学家的话创业成功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于经济，企业家要有自己的判断。

第8篇：人口红利概念范文

[关键词] 人口发展 人口质量 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无不与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历来是人们瞩目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建国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的转变，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计划生育”的发展道路。从1971年推行“晚稀少”政策和1980年进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后，特别是党的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增长型人口”已转化为“缩减型人口”，从五、六十年代的6%生育率，直至现在仅略高于1%。人口政策的有效性，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见表1），增强了我国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但是在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时，人口与经济的发展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尖锐矛盾，即我国出现了发达国家高收入时期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2004年60岁以上人口高达12.4%，已超过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低收入水平下过度人口老龄化将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是否继续推行人口的“一胎化”政策，如何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理论界争议的一个焦点。

资料来源：蔡：《中国人口与劳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P9

二、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和人口老化的速度不是同步发生的，前者先于后者发生，前者与后者也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一般来说，当人口的结构由高劳动年龄组成的情况下，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储蓄率较高，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

“人口机会窗口”一般可以持续开放30年到50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越高，潜在发展机会就越大，但是人口机会窗口持续的时间却相对比较短。反之，生育水平缓慢下降带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相对较长，但是带来的潜在发展机会不够明显。从战略的角度看，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总人口负担系数下降时期，因为类似的机遇基本上是属于一次性的，而且稍纵即逝。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大幅度降低了生育水平，属于典型的发展机会大，但持续时间短的模式。

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一个门槛，那么 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从1990年开始，人口负担系数下降到50以下，一直到2010年前，人口抚养比还会继续下降；到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将会降到最低点。2010年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负担系数将逐步停止下降转而开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回升到1990年前后的水平，也意味着人口机会窗口开始关闭。所以，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与其说是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如说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进而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

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正是基于此，理论界主张应放松“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带来的问题是：一般情况下，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家庭养育孩子成本越大，生育率会迅速下降 ，而在中国，出生率很高的原因是养育子女的成本低廉。特别是在广大农村，由于教育落后，对子女的智力投资很少，妇女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机会不多，“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明显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这部分人的人口增长难以控制。由于素质相对低的人口比例较大，必然在总人口中出现低素质人口增长高于高素质人口增长的人口逆淘汰现象，这无疑会对提高人口素质产生不利影响。但是，继续坚持“一胎化”人口政策，虽然能够继续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却如何能提供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人口资源呢？

三、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

在上述的经济分析与争论中，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围绕人口数量的扩张或抑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主线延续下来，人的质量因素一直是被忽视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人的质量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在长期的美国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美国的土地、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并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农业生产的产量却迅速增加，导致农业产量迅速增加的原因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他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概念，他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然而，他认为，在当代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有必要将传统的资本概念中包括进人力资本概念，而不仅仅考虑有形的物质资本。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多。随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P.）、卢卡斯(Lucas,R.)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重视人口质量对经济的增长的的作用，把人力资本看成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的基础上，使人力资本“内生化”，而提出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的引入，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或递增，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率在长期可能单调递增。

正是基与此，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年代就开始了由人口由数量向人口质量转变，发达国家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额也在逐年增加。因此，尽管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人口负债时期，人口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但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并未减缓。

现实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充分证明，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但当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关系会逐渐减弱，而此时人口对经济影响的程度与每个人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是正相关的，即与人口的质量是正相关的。

以卢卡斯为代表的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国外经济学者曾利用该经济增长模型对世界上主要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远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由于它们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巨大，两国长期以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人力资本投资来解释。国内学者刘华等人曾对我国1978年～2001年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物质资本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1978年～1990年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为51.32%，而1990年～2001年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上升到61.31%；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却从1978年～1990年间的32.78%下降到1990年～2001年间的22.30%；这恰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反，这说明在我国对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还不够重视，（主要是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人力资本存量偏低，使得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贡献份额很小。“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及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们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核心地位更为突出，因此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有效地使用人力资本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束语

根据上面的分析，无论是从我国目前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还是从美国和日本的人口发展道路来看，未来中国人口政策离开了人口质量的提高与改善，仅从数量的增减上去考虑，是难以得出有效的实施方案，难以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人口数量众多，而人口质量较低,原因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不够。总结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仍然是我国目前人口政策的重要任务，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经济理论的基本要求。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人口质量，把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从主要依托物质资本逐步转向依托人力资本上来，这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现有的社会历史时期相结合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缓解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21～27

[2]蔡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2～9

第9篇：人口红利概念范文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以来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学研究中也备受学者的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界的研究也一步步趋于成熟。此次研究希望通过回顾既有的研究成果，梳理现有研究关于人口政策的研究，了解每一视角出发学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做出一个比较全面的文献综述，为接下来的研究寻找一个更合适的切入点，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可借鉴的二手资料。读者们在综述中也可以看到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课题，并在相关的研究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二、概念澄清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据本国人口增长过快或人口停止增长乃至出现负增长而采取的相应的政策措施。不同的国家，因本国人口发展的情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中国在1982年至今推行的是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因此，计划生育政策不等同于人口政策。

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也不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国内外学者在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利弊分析时，很少有人明确区分计划生育政策与独生子女政策两种类型，事实上，考察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便可得知，一胎化政策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部内容，只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限制，因此，学者们不能将计划生育的研究核心局限于生育数量的探讨。

三、文献回顾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来产生的人口效果研究很多，因为这样的人口政策作用于中国社会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完成的人口转变，使中国人的“人口红利”时期迅速到来；另一方面，抛开国际社会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责，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一胎化”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人口红利”时期很快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不断攀升带来的“婚姻挤压”，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以及由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失独者的问题。

（一）“人口红利”时期

中国的人口转变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一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然而，对中国的计划生育、人口转变不仅要有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计划生育带来的不仅是排除社会经济要素使中国少生了4.58亿人，更包括一系列的经济效果。低抚养比打开了“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日趋缩小的年度人口增量减缓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人口增速缓慢对社会综合发展、人民福祉改善也有极其广泛的积极影响。

（二）计划生育带来的后果

计划生育带来的最严重也是最显著的后果，就是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这使中国处于一种“未富先老”的尴尬状态。在底部老化和顶部老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人口快速老龄化，日益膨胀的庞大老年人口数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还不足以支撑养老的费用，由此引发的社会保障问题困扰着中国人。国际上提出的精神慰藉等复杂的老年人问题，已经让中国望而却步了。在这一问题上，梁秋生和和刘宁所做的研究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研究结论中表示，人口老化现象是实施计划生育的必然结果，但老年人口规模的增大和老年人口问题产生却不是计划生育的产物。他们的观点是人口太多仍是我国人口的首要问题，其次才是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问题。

计划生育也带来了中国人口性别比的持续攀升，由此引发了“婚姻挤压”等一系列社会风险问题。学界的研究还是比较倾向于认为计划生育是导致性别比攀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直接原因。男孩偏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现状是基础，便捷安全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是手段，少生孩子是动因。要改善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改变农民、农村、农业的经济社会条件，增强农民的创新能力，推动农村及城镇贫困家庭从生产性生育偏好向享乐式生育偏好的转变是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