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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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国家;粮食安全;制度战略;粮食产业链;粮食安全成本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133-03

确定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依据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粮食安全系统。中国仅用世界10%的耕地,生产了世界18%的粮食、27%的肉类、3%的奶和43%的禽蛋[1],已经解决了持续数千年的粮食短缺问题,建立起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粮食安全系统。其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经达到5亿吨左右。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81公斤,接近于FAO提出的粮食安全的基本标准,即,人均粮食达到400公斤(即粮食消费安全)。其二,粮食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1985年以来,有九年粮食净进口量为负值,多数年份净进口量占当年消费量的比重在1%～2%。进口量最多的是2004年的2 998万吨,占当年粮食消费量的5.03%。其三,粮食储备和周转库存充裕。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中央、地方两级粮食储备制度。此外,商品周转库存也比较充裕。根据笔者的测算,如果包括农户储粮,全社会粮食存量超过3 000亿公斤。粮食储备率在60%左右。

2.长期粮食安全存在隐患。尽管总体上近期中国粮食安全状况良好,但从长期来看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和安全隐患,主要表现在:其一,资源供给隐患突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占世界平均的40%。淡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2 185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平均的27%。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若不采取重大措施,资源、生态问题将进一步加剧。其二,粮食单产水平难以有跨越性提高。在1990―2001年的12年中,粮食单产提高幅度仅为7.5%,年均递增0.6%。近年来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常规技术的增产效应逐渐减弱,如果没有重大的科技创新,粮食总产量很难再上新台阶。其三,粮食总需求将持续增长。尽管近年来口粮消费的下降对稻谷等的需求会有所减少,而肉、禽、蛋类消费的增长对玉米等饲料用粮的增加。尤其是近年来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迅速发展,推动粮食需求持续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类企业的用粮需求以年均5%的速度增长。产需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其四,粮食区域和品种结构失衡问题日渐显现。粮食品种失衡主要集中在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品种上。基本趋势是南方稻谷和玉米供应趋紧,北方小麦自给率提高,玉米剩余量增加。粮食区域结构失衡突出表现在,缺粮省的个数继续增加,余粮省的余粮总量将会减少。对粮食综合流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粮食安全受国际环境影响日益增加。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粮食安全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国外粮食产销形势和相关政策因素的影响。其一,粮食进口压力在持续增加。由于中国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下,成本还在不断攀升,在国际市场价格压力和国内供不应求情况的影响下,进口压力在不断增加。其二,一些国家的粮食政策会影响到中国。美国2004年出台的新农业法案大幅度增加了农业补贴。欧盟也采取了应对措施,欧盟和美国分别只有600多万和300多万农民,每个农民获得的补贴都在1万美元以上。这种对农业的巨额补贴政策,会对中国粮食生产带来冲击。其三,汇率变化也会影响国内粮食市场。汇率变化对国内粮食市场价格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汇率贬值导致粮食生产所需的进口生产资料(化肥、农药)等价格上涨。推动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上升和粮食价格上涨。二是由于汇率贬值使进口粮食价格相对提高,导致对国内生产的粮食需求增加,加大国内粮食市场的需求缺口。

1.粮食供给目标。供给目标是粮食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其基本含义是:粮食供给能够满足全国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对粮食的需求,实现粮食供求平衡。这种平衡包括总量品衡和结构平衡。总量平衡是指一定时期内粮食供给总量与该时期其粮食需求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平衡是指粮食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基本平衡,还包括品种结构、质量结构、地区结构之间的平衡。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保障粮食安全供给的目标并不等同于产量目标。粮食供给总量应由本国生产和进口两部分组成,粮食供给目标的实现应积极利用粮食对外贸易。

2.粮食流通目标。完善配套的粮食流通体系既是提高粮食流通效率的前提,又是粮食安全应急保障的需要。粮食流通目标的基本含义是:在现有粮食流通设施的基础上,着眼于完善布局、改善结构、提升功能,建立起功能匹配、设施先进、调运灵活的现代化物流体系;在全国形成粮食生产―运输―储备―加工―销售有机连接的粮食产业链;构筑铁路为主、公路和水路为辅的运输通道,贯穿散装为主、包装为辅的全国粮食走廊;形成功能完备的粮食市场体系,完善粮食批发市场,规范粮食期货市场,逐步形成公平竞争、规范有序、全国统一的粮食流通大市场,降低粮食物流成本,提高粮食流通效率。

3.农民增收目标。收入预期是农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依据。农民只有在收入增加的前提下才能扩大供给。农民的收入预期不好,政府的安全供给目标已难以实现[2]。农民增收目标的基本含义是:确保农民粮食生产成本通过市场交换得到补偿,不断提高种粮农民收入,使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近年来农民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日益成为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3]。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不断完善粮食直接补贴、保护价收购和各种生产补贴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本含义是:协调粮食生产与环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合理利用自然,减少资源破坏与损耗,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再循环系统,达到资源、环境与粮食生产和流通的整体良性循环,为未来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自然资源隐患是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一大难题,一方面,粮食生产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支撑;另一方面,粮食生产又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形成影响。不当的生产方式会危害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而自然资源及生态的破坏又影响粮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资源永续利用应该作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

(一)粮食安全制度战略的内涵界定

制度战略(institutional strategy)的概念近年来提出。Greenwood和Hinings对组织和制度背景进行了研究,认为制度理论可以为理解组织战略和制度背景之间的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Lawrence将影响和改变制度环境的组织活动方式定义为制度战略。一般认为,所谓制度战略是企业在进行资源竞争过程中与制度结构管理相关的活动方式,是与制度、规则和标准的形成和转化相关的组织活动方式[4]。这些制度、规则和标准可以对行业以及组织领域的结构产生影响。

笔者认为,粮食安全的制度战略是指为了以合理成本实现粮食安全战略目标而进行的战略决策、采取的资源配置途径以及为实现粮食安全目标对粮食产业链的资源进行分配的模式,制度战略既包含通过制度化而稳定现存的成本配置行为和活动方式,也包含那些非制度化的活动方式。制度战略既影响有关粮食安全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活动,又影响有关粮食安全价值观和理念的活动。研究粮食安全制度战略的主要意义在于:为实现粮食安全目标所进行的资源投入和配置提供基本的行动方针。我们选择了粮食产业链整合战略、建设性成本的重点配置战略、体制成本抑减战略、控制产量与适当增加进口并举作为四个基本战略。

(二)粮食安全制度战略的构成

1.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战略。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是指将价值链的各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各环节协调互动,产生协同效应和提高资源聚合质量,从而降低粮食安全成本。粮食安全价值链是指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产业群,包括为粮食生产作准备的科研、农资等前期产业部门;粮食种植等中间产业部门;粮食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后期产业部门。粮食安全价值链体现了粮食有关各产业之间以及与外部相关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即产业之间的投入与产出,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联系。

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就是要将被人为割断的粮食安全价值链的各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各环节之间的合理连接和协调运行。通过整合解决以下问题:其一,整合粮食产业链的形态要素,实现粮食物流的整合、信息流整合、价值流整合和生产经营主体的整合。其二,整合价值链的时空分布,实现空间上的价值链整合、区域内的价值链整合和跨区域的产业链整合。其三,整合产业链微观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形成合理价格机制、利益调节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通过整合使粮食安全价值链的结构更加合理、产业环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得粮食产业链的运行效率不断提高,为降低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创造条件。

2.建设性成本重点配置战略。这里所说的建设性成本是指对中长期粮食安全保障具有关键作用的支出和重要的粮食流通设施建设成本。建设性成本重点配置战略的基本思想是:粮食安全成本的配置不能追求在粮食安全价值链所有环节的平均分配和面面俱到,而应实现对粮食安全关键环节的重点支持。对粮食安全和粮食供给能力影响最全面和直接的,是粮食综合供给能力[5]。而粮食综合供给能力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的结合体。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是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和粮食自然风险的必要条件。长期以来在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采取了根据农业形势进行“相机抉择”的投入政策。这种做法应该改变。应通过制定稳定、规范的农业投资政策,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分工,形成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粮食综合流通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是由中国粮食供求地区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错位分布,粮食库存集中在少数省份。全国缺粮省份2003年达到18个,只有具备较强的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粮食从生产或储备到消费的通道通畅且通达时间较短,粮食安全风险才能得以化解。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应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流通设施建设成本重点予以配置,逐步加大投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并形成可靠的科技支撑体系,使粮食安全的战略环节得以不断强化。

3.体制成本持续抑减战略。成本抑减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地运用各种方法以降低各项成本的措施[6]。粮食安全战略成本抑减是指通过分析粮食安全成本链上各个环节成本配置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确定降低成本的方法与途径的活动。粮食安全战略成本抑减不是一项为应付当前出现的财政支出能力不足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而是一个提高粮食安全成本利用效率,在必要和可能的环节降低成本的持续过程。笔者认为,在粮食安全价值链上抑减的成本项目是体制缺陷带来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体制成本。长期以来,政府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委托―制度的设计导致了较高的体制成本。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不管是在粮食收购环节、批发环节,还是粮食对外贸易,多元化的粮食经营主体已经形成,但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做法并没有改变。笔者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使粮食储备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逐步实施粮食储备经营招标制度。逐步改变由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办法。由政府委托中标企业粮食储备,不论国有粮食企业还是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都可以参与招标。政府作为委托方支付费用,仓储企业因承揽储备粮保管业务而获得相应的储备费用。

战略成本抑减的另一个方面是过高的粮食储备成本。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与国家储备粮目标错位有直接的关系。从国家粮食储备运行的实际情况看,价格支持和稳定生产者收入日益成为专项储备的主要目标,使粮食储备的基本目标偏离保障粮食安全需要而出现错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减少国家储备规模的趋势,各国不同程度地减少了政府储备的规模,对国际市场和社会储备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根据笔者的测算,中国目前的粮食储备规模是合理储备规模的5倍以上,因此,降低粮食储备规模是降低粮食安全成本的重要途径。

4.适度增加进口的战略。在国内粮食生产处于比较劣势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粮食自给率意味着支付较高的粮食安全成本,相当于牺牲部分经济安全来保障粮食安全。为了选择成本较小的供给模式来实现粮食安全战略,应该采取控制产量与适度增加进口并举的战略。

第2篇：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水稻栽培；农业技术推广；建议

当前时代，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技术更新换代的周期不断缩短，对于我国的各行各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作为我国的基础性产业，其农作物种植技术也是有了全新的发展。水稻作为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之一，对于维护我国的粮食安全，社会经济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水稻栽培技术已经得到了较为完善的发展，能够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指出当前水稻栽培技术推广的建议，进一步维护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1农业技术推广概述

1.1农业技术推广的内涵

所谓农业技术推广，根据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的定义，是指通过实验、师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等服务，把应用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普及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的全过程的活动。根据该定义，可以看出农业技术推广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推广的技术是经过试验、示范过，获得了当前结果验证的技术，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上改善当前的农业技术。

1.2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对于维护我国国家的稳定，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农业技术推广不仅是能够改变当前的农业生产模式，还能够在此基础上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使得先进的科学技术深入到农业种植技术中，实现新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的高效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农业增产增收的目标。总之，农业技术推广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国家的稳定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需要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推行新技术。

2水稻栽培技术的重点和难点

在进行农业技术推广之前，需要对水稻栽培技术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因此，本文针对于水稻栽培技术的要点和难点内容进行分析，旨在能够全面的进行技术推广。

2.1育苗阶段

在水稻育苗的阶段，要重点的进行品种选择，只有选择了较好的品种，才能够满足产量增加的可能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水稻的品种应该和本地区的土壤、气候相适应。不仅如此，在水稻壮苗的时期，需要借助于农业技术推广的相关知识，尽可能的将床土压得比较平实，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能够促进水稻稻苗根系的发展。

2.2播种阶段

在育苗完成之后，需要将培育好的幼苗进行播种操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要点是，测试水稻的发芽情况，浸泡水稻种子之前要进行相应的晒种操作。前一步的操作是为了确保种子的发芽率，这对于后期的产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后者主要是为了保证种子内部酶的活性，避免种子发芽效率较低，或者是产生酶的活性较低的问题。

2.3整地阶段

在稻田耕作开始之前，要将土地进行相应的平整操作，为了确保其操作的准确性，一般是要求将翻土的深度控制在0.2m左右，在具体翻土的过程中，多是采用旋转翻土的方式，这种操作能够保证整地的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水整地的完成时，需要对其泥浆的状况进行分析，要确保泥浆质软、泥不外漏才可以进行后期施肥操作。

2.4田间管理阶段

在水稻种植之后，还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管理，其基本操作主要是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行肥水操作，另一方面是避免水稻遭受病虫害操作。这两个方面的操作都是属于基本的水稻种植的范畴，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赘述，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水稻的病虫害监测需要及早进行，尽可能的采用预防的措施，避免发现病虫害的时间较晚，影响水稻的正常产量，不仅如此，一旦发现病虫害，需要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并采用最为有效的手段解决已出现的病虫害问题。结束语水稻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产物，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品种之一，在我国农业改革不断进行的过程中，需要对水稻栽培技术进一步的推广，尽可能的提升水稻种植的产量，改善现有的水稻种植问题，实现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为我国的安全与稳定做出相应的贡献。

参考文献:

第3篇：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建设

一、引言

粮食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的前提和基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和重要的战略物资。随着粮食买卖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粮食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的关注，逐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扶持，不断完善地方粮食储备管理体系，有效调节地方市场供求，从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二、当前粮食储备调控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对粮食储备的认识不够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粮食储备实行的是中央和地方二级储备战略，也就是说在中央财政预算过程中早已将中央储备资金纳入规划，但是地方政府并未对地方储备予以足够重视，部分地方官员甚至认为只要使粮食供给和流通交给市场，市场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粮食储备意识淡薄，没有对储备粮食的重要性予以足够的重视，甚至在本机政府的财政预算中没有预留粮食储备资金。粮食储备制度不完善、储备资金管理不到位，导致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浮于形式。

2.储备粮布局不合理

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度曾被我国长期执行过，具体要求地方政府应当对管辖区域内的粮食安全负责，也曾由地方政府出面组织过粮食产销区的对接活动，大力扶持粮食销售区域地方政府在产区直接建设粮源基地，提升粮食储备能力，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受某些因素的影响，导致当前粮食储备仍旧在粮食主产区集中分布。比如河南就集中了全国1/10的仓容，而广东作为粮食的第一消费大省，其仓容仅有近千万吨，只占据全国总仓容的3%。这种局面直接导致每次遇到突发性粮食安全问题出现时，政府就会从粮食产区向销区调运粮食的局面出现，给政府带来巨大压力。

3.储粮基础设施仍显落后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就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储粮基础设施的改善工作，然而到目前为止楼房仓和平房仓占据的比例仍旧比较大，而能够实行机械化作业的圆筒仓型所占比例仍旧比较低。加上粮食主销区的一些铁路站段、重要港口等中转设施严重不足，给粮食接卸中转造成了一定困难。同时运粮工具落后，一旦出现紧急需粮或者市场波动异常等情况，粮食调运困难，给政府对粮食市场及安全的宏观调控能力产生直接影响。

4.农户储备条件差，管理难度大

由于农户储备粮食一般都是借用家庭住房的空闲位置，采用简单的袋装、囤储或者堆放等方法，技术含量较低，极易受到鼠害、霉变等侵害，损失严重。据权威数据统计，在全国范围内每年因农户储粮损失高达150亿公斤，直接造成经济损失为200亿元人民币。此外，农户生产什么就储存什么，剩余多少就储存多少，在数量及品种方面有着较强的随意性，不利于国家整体调拨运输和宏观调控。

三、完善地方粮食储备管理制度的思路和建议

1.优化粮食储备的粮权控制结构

在当前国家专项储备、企业及农户储备多元化的形势下，对国家、企业级农户储备比例，对国家储备规模进行合理把控能够确保突发性事件出现时的粮食供应，从而能够确保粮食价格稳定，为粮食供应市场乃至国家经济稳定打下夯实基础。一般而言，国家应该储备粮食不低于总消费量的1/4，作为地方政府，其要将省内粮食供求平衡情况作为粮食储备工作的重点内容，确保企业储备及农户储备能够保证日常粮食供应。

2.完善地方储备粮检查监督管理制度

政府能否充分掌握足够的、随时能够调动的地方储备粮食成为地方政府对粮食市场进行科学调控的关键。政府在对储备粮进行管控的过程中，还需要委托有承储资质的粮食企业来担任储备任务，而确保粮食储备工作的必要资金则成为地方政府的必要责任，具体来说，储备政策性粮食时必须由国有企业来承担，从而确保粮食的安全性。同时还需要加大对企业承担政策性任务的监管力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3.深化地方储备粮体系建设

对地方粮食储备的结构和规模予以科学规划，加大各地粮食储备机构的配合与沟通，有效推进地方粮食储备体系的建设。随着我国人口激增以及城镇化、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我国可耕地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因此需要合理提升粮食储备的规模，积极利用近年来连续丰收的机会，对粮食储备予以不断充实，加大对粮食储备库的监督指导，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责任。

4.加强农户储备粮的管理，提高农户储粮的技术水平

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下面几个方面：第一，对农户储备粮食的重要地位予以高度关注，科学制定合适农户储备的相关补贴政策，加大对农户储备的管理力度；第二，努力研发农户储粮新技术，普及使用新的储粮用具，以防发霉、鼠灾等；第三，建立健全农户粮食银行，对其相关储粮条件和资质予以严格审查，并建立严格的管理规范，确保农户利益，努力提升粮食的储备保管质量。

四、结语

总而言之，粮食储备对我国粮食安全以及经济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各级政府要对粮食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并制定相关措施，明确责任，狠抓落实各项工作，从而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为社会安全以及人民幸福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朱玉东，梁杰，王清清.地方政府视角下我国粮食储备体系分析[J].南方农业，2015（21）.

第4篇：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范文

一部粮食发展史就是粮食经济学探索发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弄清粮食的特性对于行业肩负的历史责任特别重要。我们首先要认识粮食是一个特殊商品，粮食行业是一个具有特殊使命的行业。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和粮食经济学会多次讨论，一致认为粮食这个商品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特殊在什么地方？大家作了这样一个概括：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覆盖面最广、牵涉面最宽、敏感度最强的资源性、战略性、公共性的特殊商品。“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粮食是人民生活的首要必需品，是扩大内需的首选商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是全国人民面临的永恒主题，是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经济上面临的三大安全，即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中，实践证明粮食安全是三大安全之首，但现在已成为薄弱的环节。特别是应当看到，在世界大国中，我国是人均占有农业资源相对薄弱的国家。这是对我们从经济大国发展成经济强国很不利的因素。中国要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在粮食问题上，一定要保持自，立足国内，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吃饭问题，决不能把米袋子挂在别人身上。中国粮食出了问题，谁也救不了我们，谁也不会救我们。

建国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提高经历了五个阶段：1949—1958年，粮食产量从1.1亿吨增加到2亿吨，用了9年时间；1959—1978年由2亿吨增加到3亿吨，用19年时间；1978—1984年，由3亿吨上升到4亿吨，用了6年时间，是中国粮食发展的黄金时期；1985—1996年由4亿吨发展到5亿吨，用了12年时间。1997—2011年，用了15年时间发展到5.712亿吨。近年来，粮食总产量仍在5亿多吨徘徊，人均占有粮食在370—400公斤之间。

当前粮食工作出现了三个特点：一是粮食总产创历史新高。2011年粮食获得全面丰收，总产达到5.7亿吨以上，比上年增长4.5%，这是新世纪头十年以来第一个大丰收年，特别是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上了5亿吨的新台阶。二是城镇化水平创历史新高。2011年末，全国总人口13.47亿人，其中城镇人口已达6.9079亿人，占总人口的51.3%，首次超过了人口的一半。这是我们这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化。而且，我国的大城市多，城市群多，对粮食需求呈现多样化、高质化的刚性增长，这对粮食行业来说既提供了极大的商机，也带来供应的极大压力。确保粮食供需的综合平衡，其任务之繁重、工作之艰巨，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三是粮油的进口创新高。从本世纪初加入世贸以后，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9%，当前粮油的进口总额已居世界第一。2011年进口大豆5264万吨、稻米59.8万吨、小麦125.8万吨、玉米175.4万吨、大麦177.6万吨，油菜籽126.2万吨、植物油779.8万吨，预计今后进口逆差将成为常态。以上三个特点带有全局性、关键性与趋向性，是我们观察粮食形势、分析发展趋向、研究战略对策需要首先考虑的。

总的讲，今年的粮食形势是好的，粮食安全是有保证的，稳定粮价和粮食市场是有物质基础的。但是，从中长期看，隐忧增加，潜在风险加大。可以说当前粮食工作也存在三大问题：“生产上放松粮食，流通上弱化粮食，消费上挥霍粮食”，而且这些现象日趋严重。最根本的是我们在粮食上过了十来年平安日子，对粮食安全的观念淡漠了，对粮食的重要性认识普遍淡化了。四川是天府之国，西部的大粮仓，但现在已成调入大省，去年调入的粮食达1100多万吨。虽然调出猪多、酒多，但过去也曾调出过，只不过数量不如现在。如果粮食紧张，调动困难，将不仅牵动粮食业，也会波及白酒、生猪饲养业，影响不可低估。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分析粮情，要特别警惕在城镇化过程中把农业和粮食现代化丢掉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把粮食自丢掉了。

二、建设好可持续、抗风险、能自主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是粮食工作的根本任务和神圣职责

粮食工作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产业中的常青产业，人民离不开粮食工作，国家需要粮食工作，时代赋予粮食工作以重任。国家设立粮食行政部门就是为了确保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让各族人民都能得到充足的粮食营养，这是全党、全国和全社会的头等大事。所以，在粮食战线工作的同志，包括行政管理部门、社会中介组织和广大企业群体都应围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这一中心任务，做好各项工作，这是大家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我们讲粮食安全，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在宏观上，要保持粮食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综合平衡，确保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在微观上，要保证每个粮食产品的安全性，决不能让不安全、不合标准的食品流入市场，确保老百姓吃得放心，用得安心。

纵观世界潮流，总结历史经验，立足于我国的国情粮情，笔者认为，在粮食安全这个全局大事上的长治久安，就是要求我们建设好可持续、抗风险、能自主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构筑起我们粮食工作的钢铁长城。这个工程内涵丰富、要求甚高、任务繁重、难度很大，是我们粮食工作的根本任务，为此，需要进行以下系统工程。

一是要建立稳定增长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体系，在现有粮食生产基数高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首先要实现“十二五”期间5.8亿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规划目标。为此，需要突破政策上的难点（土地转让、价格体系等）、资源的制约、科技创新跟不上以及调动农民积极性、培养职业农民等一系列新问题。二是建立起高效运转、调得动、用得上的粮食流通服务体系，加紧建设“一链（产业链）两网（收购网、销售网）”系统工程，在多渠道、多成分流通中发挥国有经济的蓄水池、主渠道、主导作用，同时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外资企业的有益作用。把抓紧建设粮食现代化产业链与建立从源头到终端的粮食安全监管体系结合起来。把放心粮油工作普及到城市社区与农村村寨。三是加紧建设好以中央储备为核心，以地方储备为支柱，以社会储备（农民储备与企业储备）为基础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粮食储备体系，同时把粮食应急机制建设好。四是建设和完善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体系。总结经验、改进工作，遵循经济规律，加强宏观指导，特别要注意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我服务。立足当前，展望今后，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上，粮食系统要考虑经受以下三个考验：一是粮食生产周期性波动，粮食出现大幅度减产的考验；二是发生突发事件的考验，如疫病、自然灾害等；三是国际粮食危机和粮价大幅度波动的考验。总体看，有些苗头已经显现，我们一定要见微知著，防患未然，做到万无一失。这是粮食工作和整个经济工作面临的难点，是对粮食工作的严峻考验。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不稳定的复苏期，国内经济面临的“经济下行，通胀上行”压力加大，在这个转型时期，我们尤需保持冷静的头脑，加强应急的各项工作，勇敢地接受检验，扎实地做好工作，以期在新的一轮波动中从容应对，立新功、创新业。

三、搞好地方粮食行政部门的工作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落实省长负责制的组织保证

全国的县（区）级单位有二千多个，县（区）粮食局是全国最基层的粮食行政部门，是省长负责制的得力助手。一个粮食行政系统，一个粮食中介系统，一个粮食企业组织系统，这三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组织结构和依托。当前粮食工作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其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发展前景是良好的，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取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创新，开拓前进，稳中求进，发挥优势，突出重点，抓好转型升级工作，把粮食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根据一些地方粮食部门的经验，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要弄清家底，盘活现有资产。各县（区）粮食系统都有一些国有资产。我们要整合资源，使优质资产实现优化组合，以取得良好的效益。现在不少粮食部门都在实施“退城进郊”工作，要注意掌握“增量升级”的原则，搞好搬迁建设，增强经济实力。

第二，要抓好收购，落实地方储备，掌握粮源，制定应急方案，确保万无一失。要认真做好粮食供应工作。城镇是供应的重点，但要兼顾农村。要建立与城镇化规模相适应的粮食供应保障体系，不能任其自流。根据历史经验，粮食供应要关注弱势群体即失地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困难职工家庭。要时刻关心敏感群体即学生食堂等的粮食安全供应。此外，还要特别关心老少边穷地区，尤其对“不给不要，不吵不闹，饿了睡觉”的那部分困难户要倍加注意，千万不要发生缺粮断炊问题。

第三，要加快粮食系统的“一链两网”建设，即抓好产业链、收购网、销售网，形成服务网络。要和放心粮油工程相结合，和主食品工程相结合，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地方整个粮食系统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注意扶持培养骨干企业，创名牌、出专利，搞好精深加工，提高附加值，把骨干企业、龙头企业做强做大。

第5篇：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粮油贷款；授信管理；完善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7-0251-02

一、农发行加强粮油类客户授信管理的必要性

（一）粮油信贷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

粮油信贷是农发行确保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重要手段，是农发行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其履行农发行职能的必然要求。自成立以来，农发行充分发挥收购资金的信贷杠杆作用，确保了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及时供应，增强了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稳定了主要粮食市场，保护了种粮农民利益。农发行通过实际操作将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变成了农民手中真正的实惠，保证了国家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通过加大对粮食生产、流通等环节的资金投入，有效解决了粮食价格低，农民收入下降的问题，保护了种粮农民积极性，保护了中国粮食安全，农发行已成为支持粮食生产的金融骨干和支柱。

（二）粮油信贷是农发行的立行之本

从管理上来看，经过近20年的历练，农发行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粮油信贷管理办法，这是履行好农业政策性银行职责的前提和基础。无论从大局来讲、从讲政治来讲、还是从农业政策性银行特点来讲，都必须把粮油信贷作为重中之重、作为治行理政长远的战略性工作做好。支持好粮食收购工作是农发行职责的最基本体现，粮油类贷款也是农发行最核心的贷款品种，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三）加强粮油类客户授信管理是农发行信贷业务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当前，粮食市场复杂多变，粮食收购形势错综复杂，而粮食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普遍较差。粮油类贷款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多种风险并存，农发行对粮食企业发放信用贷款存在较大的风险，切实加强粮油类客户授信管理对农发行信贷业务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二、农发行粮油类客户授信管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粮油类客户授信管理现状

农发行客户授信管理是对拟建立和已建立信贷关系的客户，通过最高综合授信额度、用信品种、限制条件等，纳入CM2006系统统一管理，对客户融资风险总量和用信条件进行控制。对客户实行授信管理，按年度与客户信用评级一并进行。最高授信项下设6个授信分项：政策指令性专项和非专项、政策指导性专项和非专项、商业性专项和非专项。政策指令性专项和非专项分别对应政策指令性固定资产融资和流动资产融资；政策指导性专项和非专项分别对应政策指导性固定资产融资和流动资产融资；商业性专项和非专项分别对应商业性固定资产融资和流动资产融资。运用CM2006系统测算客户商业性非专项，以及相关政策制度和项目获批情况，确定其他专项和非专项等方式核定客户最高综合授信额度。

对实行风险度管理的客户（政策指导性粮油收购贷款客户），其政策指导性非专项授信额度以按风险度管理要求核定的额度为准；对未按照风险度管理的客户，其政策指导性非专项授信额度按照授信管理办法核定；对同一客户既有按照风险度管理的业务品种，又有未按照风险度管理的业务品种，应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分别核定业务品种的授信额度，并以各业务品种授信额度之和作为该客户政策指导性非专项授信额度。对目前实行风险度管理的客户，其粮油收购贷款的非专项授信额度，以风险度核定的粮油收购贷款最高累放额度为依据确定（最高累放额的核定，在核定的粮油收购贷款最高余额的基础上，乘以营运资金周转次数，按照企业实际需要，核定具体的粮油收购最高累放额；最高余额的核定，根据计算所得的粮油收购贷款最高余额，结合企业存储、加工、经营能力，销售合同签订情况和稳定的销售渠道等情况，按照企业实际需求，审慎核定粮油收购贷款最高余额）。

对粮食企业因净资产较少影响额度测算的，经省级分行批准后可适当调整。为确保一个县域内不出现收购空白点和“打白条”现象，在有效落实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指定企业收购贷款最高额度的核定可不受风险度限制，由贷款有权审批行根据实际需要确定。严禁贷款垒大户，客户用信额度原则上与客户净资产和经营规模在全省中的排序相匹配。切实防范银行过度授信、企业过度用信现象的发生，确保各类收购资金贷款用途正当。

（二）粮油类客户授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授信信用敞口大

由于政策指导性粮油购销贷款客户受自身资产结构特点约束和粮食贸易的特殊性影响，其可抵押的有效资产少，信用敞口大，风险管控难。为了有效防控信贷风险，必须从严把握贷款准入关，从严掌握信用等级评定及授信额度的核定，把政策指导性粮油购销贷款的风险关口前移，按照不同企业类型分别掌握评级及授信的核定标准，切实防控信贷风险。

2.授信核定环节繁杂

粮油类客户授信额度的核定与粮油收购贷款风险度相关，粮油收购贷款风险度主要受信用等级和客户分级管理系数（黄金客户、战略性客户、优质客户等）的影响。二类客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由于存在级别限定事项受CM2006系统刚性控制，信用等级初评结果不能满足企业的业务准入标准（国有及国有控股购销贸易企业系统机评的信用等级不低于BBB+级）。此种情况的出现，先由二级分行签批机评信用等级，再向省行申请调增，所以，这类企业的信用等级须经两次审批。

同时，二类客户评级结果与贷款资格认定的关系发生变化，二类客户先签批机评信用等级，待客户部门贷款资格认定后，再向省行申请调增二类客户的信用等级，最后再核定企业的粮油收购贷款风险度，从而计算出企业的政策指导性非专项授信额度。

综上所述，二类客户授信额度的核定，在实际操作中需要至少经过四大环节（首次评级、资格认定、调增等级、优质客户的认定等），办贷层级多、链条长，一旦某个环节办理不及时，将不可避免地延长办贷时间，不能及时满足客户短期流动资金需求，制约了办贷效率的提高。

3.授信审批权限不统一

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非专项授信额度）的审批权限为二级分行，项目贷款授信（专项授信额度）的审批权限为省级分行，因贷款性质的不同，授信的最终审批权属于不同的审批主体，影响了办贷效率。例如，某粮油加工企业是续贷老客户，该企业近年来在农发行融资多限于粮食合同收购贷款（按商业性贷款管理的政策指导性贷款业务，授信占用商业性非专项授信额度）及粮食收购贷款（政策指导性流动资金贷款业务，授信占用政策指导性非专项授信额度），授信由二级分行审批。如果该客户同时申请项目贷款（授信占用专项授信额度），则这部分授信单独需要省行审批。

三、农发行粮油类客户授信风险控制的具体策略选择

（一）实行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授信政策

根据不同授信品种的特点及同一授信品种不同类型客户的授信需求，对客户申请的授信业务进行分析评价，重点关注可能影响授信安全的因素，有效识别各类风险，针对客户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授信政策。对于政策指导性粮油购销贷款客户可抵押的有效资产少，授信额度核定过大，风险管控难的问题，应要求企业对于收购的粮食办理动产浮动抵押，并与农发行签订动产浮动抵押合同，以降低不确定性因素及不可抗力对农发行贷款造成的风险。

（二）从客户维护和业务有效发展的高度，认识提高办贷效率和质量的重要性

继续坚持“保收购、保优质企业、不保劣质企业”的原则，积极支持好市场性多渠道收购，把握好秋粮收购信贷政策，对于授信风险防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加大对黄金、优质和战略性客户的支持力度。在粮食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形势下，要通过发展战略性客户群，扶持资信好、机制好、抗风险能力强的龙头加工企业及承担调控任务的骨干企业来掌控粮源，积极支持改革改制到位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来提高农发行在收购市场的份额，解决粮食收购问题。二是分类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入市收购，对达到政策指导性粮食购销贷款准入标准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及其他购销企业，支持其开展委托收购。三是保证支持中储粮和地方储备粮轮换收购，全力支持中储粮预备粮源收购。通过信贷支持中央储备企业和地方储备企业粮食轮换收购，可解决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卖粮难问题，对于降低授信风险意义重大。

（三）加大机制、制度和流程的改革力度，保障办贷效率和质量的有效提高

第6篇：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范文

2012年，黑龙江省在上年粮食总产量登上1100亿斤台阶、跃升为“全国第一粮食大省”的基础上，再创新高增长到1250亿斤，保持总产量、商品量居全国“双第一”的粮食大省。

黑龙江省粮食产业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黑龙江省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省耕地面积1151.6万公顷，农民人均耕地10亩；水资源总量810亿立方米，平均每亩耕地拥有水量468立方米；天然草原面积约433.3万公顷。其中，主要耕作土壤为黑土——属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典型的黑土面积约为7万平方公里，属难得的稀有资源；土壤结构好，有机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全；农区地势平坦，并且耕地连片，水源充足，具有发展现代化、规模化、机械化粮食生产、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粮仓的优势条件。近年来，该省粮食产业日益呈现以下重要特点：

（一）全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

在黑龙江省粮食生产结构中呈现一个重要特点，与粮食安全密切相关的玉米、稻谷和大豆等三大作物，都占据重要地位。以2010年为例，黑龙江省粮食播种面积1139.1万公顷，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总面积的10.425%。2012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在高基数之上再增加到1250亿斤，比上年增加140亿斤。其中，玉米增幅最大。从2008年以来的5年间，黑龙江省增产粮食总量高达457亿斤，占全国同期新增粮食产量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

（二）全国最大的绿色食品基地

黑龙江省地处北纬45度，是世界三大寒地黑土带之一，拥有发展绿色食品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全省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原生状态，天蓝水碧、四季分明。漫长的寒冬阻止了病虫越冬，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几率和农药使用量。夏季昼热夜凉，干物质和微量元素积累多，产出的农产品口味纯正色香、质量安全可靠、营养全面丰富。

近年来，全省利用自身的各种资源优势，实施“打绿色牌，走特色路”的发展战略，其重点是抓好绿色食品总量扩张、优化质量、全程监管、品牌整合和市场开拓，促进了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迅速壮大，成为全国最大的绿色食品生产和加工基地。据统计，到2012年末，黑龙江省绿色粮食等各种作物种植面积高达6700万亩，实物产量3510万吨，全省“三品”认证数量达到10807个，其中绿色食品达1054个，居全国首位。目前，黑龙江省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基地和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最高的省份。

（三）全国最大的商品粮仓

随着黑龙江粮食生产的持续增长，从2004年到2011年的8年间，全省粮食总产量从627亿斤增长到1114.1亿斤，尤其是从2010年开始，全省粮食总产量实现历史性跨越，跃升为全国第一位。与此相应，人均粮食占有量逐年提高：2011年达到2907.98斤，2012年再升为3383.45斤，在全国名列前茅。同时，黑龙江粮食商品率不断提高，由新世纪初的70%上下，提高到目前的82%以上，向全国贡献的商品粮数量大幅增加：仅2006～2010年的5年间，黑龙江省贡献的商品粮累计达到3229.5亿斤，粮食优质率依然保持在90%以上的高水平。目前，在我国现有的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能够调出较大数量商品粮的省份已为数不多了，而黑龙江省始终是佼佼者。黑龙江省用占全国1/10的耕地，生产出全国1/7的商品粮，可养活全国1/6的人口；粮食产量、粮食增量、粮食商品量和输出量，均摘下中国“第一粮食大省”的桂冠。

黑龙江省发展现代粮食产业的“五大”特点

今日之黑龙江，无愧于“中华第一大粮仓”的美誉。那么，黑龙江省近年来是如何跃升为全国第一粮食大省的？走访广袤的黑龙江大地，就会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就是一连串“大”字：大水利、大农机、大流通、大科技、大合作。这“五大”，有力地挖掘出黑龙江粮食增产的潜力，不断探索现代化大农业的道路。

（一）大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黑龙江省以大步伐发展“大水利”，建设灌溉大系统，绘制出建设“大水利”的宏伟蓝图。全省在“十二五”期间，规划投资1500亿元，实施农田水利、水资源开发利用、滨水城市等“十大工程”，构建起“五大体系”：粮食安全水利保障体系、水资源配置与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城乡水利防灾减灾体系、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现代水利管理体系。迄今，黑龙江省完成国家“节水增粮”行动规划任务，旱涝保收田面积达到5000万亩；水库兴利库容达到120亿立方米，地表水调控能力由13%增加到18%；水田地表水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73立方米，为“十二五”全省粮食总产冲击1500亿斤目标夯实了水利基础。

（二）大农机

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黑龙江省近年来积极夯实“大农机”的装备基础，已经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黑龙江省在建立“大农机”格局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发展现代农机合作社。黑龙江省从2008年开始率先建设投资规模达到1000万元的现代农机合作社，经过5年的发展，至今已建成797个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具有建设标准高、机具配备全、经营活力强的特点。目前，全省现代农机合作社的农机总动力达到301万千瓦，入社社员的数量发展到11.2万户，入社土地面积达到593万亩，辐射土地扩大到4000万亩，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1/5以上。

（三）大流通

市场流通体系是配置粮食资源的基础手段。黑龙江省粮食部门以加快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全面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服务宏观大局和服务“三农”为主旨，围绕省政府规划的“经济区”和“十大工程”积极开展服务，采取了一系列攻坚措施，开拓粮食“大流通”的市场网络，实现了“十二五”粮食流通产业发展的良好开局。迄今，黑龙江省已与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打开了广阔的销售市场，谱写了产区与销区合作共赢的“大流通”新篇章。

（四）大科技

科技是粮食持续增长的动力。黑龙江省着力以科技创新开掘出粮食增产的内在潜力，把生产标准化、管理信息化、施肥科学化贯穿于粮食生产全过程，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产品优质率。2010年，全省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59.5%，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65%，良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粮食标准化率达到90%以上。从2011年以来，黑龙江省创造了全国粮食总产和粮食商品量“双第一”的业绩，“大科技”的强力支撑功不可没：

（五）大合作

黑龙江省勇于探索和突破，创新“大合作”的经营方式。近年来，黑龙江勇于探索专业合作社、“场县共建”等多种方式，实现多部门的大合作：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把分散的作业统一起来，把分散的经营联合起来，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提高了规模经营水平。2011年以来，黑龙江各垦区共出动拖拉机10477台，为地方代耕、代种、代收总面积达4052万亩。

抓紧战略机遇期，促进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

在赢得“九连增”之后，我国粮食仍然处于发展战略机遇期，但也进入难度更大的攻坚期。抓紧机遇，奋力攻坚，促进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对保障国家粮食可持续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促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目前，在我国31个省、市、区中，有13个粮食主产省（区）；11个粮食产销基本平衡省（区）；7个粮食主销市（区）。我国商品粮基地主要集中在东北和黄淮海两大地区。2011年，13个粮食主产省（区）粮食播种总面积为7910.41万公顷，占全国粮食播种总面积的比例高达71.54%；总产量达到4342.17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列高达76.02%。同年，全国粮食商品量达到34461万吨，商品率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为60%。在13个粮食主产省中，黑龙江省、吉林省、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江西省和安徽省等7个省粮食商品粮增量都在100万吨以上。其中，黑龙江省商品粮增量超过500万吨。目前全国1/4的商品粮由黑龙江省和河南省提供。事实表明，粮食大省在全国粮食产销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粮食安全的“中流砥柱”。

然而，必须清醒看到，近年来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的商品粮供应能力发生了较大变化：商品粮输出量较大的省（区）仅有7个；商品粮输出量变小的有2个；粮食输出和输入基本平衡的省有3个；完全变为粮食输入的省有1个，粮食主产省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新矛盾和“瓶颈”。

一是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的矛盾，即国家需要多增产粮食，而农民需要增加收入；二是粮食现代化与土地“碎片化”经营权承包的矛盾，即适度规模经营与小农生产不适应；三是粮食基础设施落后与持续发展的矛盾，即农业农村生产与农民生活设施薄弱，不适应粮食现代化持续发展的需要；四是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与风险分担机制的矛盾，即“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状况长期未取得根本改变；五是粮食部门的社会职能与管理手段“空心化”的矛盾，即粮食部门缺乏宏观调控手段与其承担的职能不相适应。

上述深层次问题，在我国具有普遍性，需要从“顶层设计”的宏观高度，采取重大战略对策，逐步加以解决，以有效促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具有十分重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是确保国家粮食可持续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需要；二是保障民生基本需求，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需要；三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等“新四化”同步发展的需要，为其创造物质基础；四是合理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需要，促进地区优势充分发挥，使自然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五是加强我国粮食国际市场竞争力、抵御国际粮食市场不确定性的需要，以牢固掌控本国粮食主动权。总之，要把建设粮食大省置于“三农”、乃至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中之重”的地位，有力促进其“做大、做强、做富”。

（二）衡量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基本标准

衡量一个粮食大省“由大转强”、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强后盾，决不是一个称号，而是具有重大的分量和达到必要的标准。从粮食产业不可少的要素考虑，一个粮食大省“由大转强”至少应该具有以下客观标准：

一是粮食生产现代化水平高。通过“四化”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强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基础。就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粮食优质高产为方针，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原则，以高度集约化、标准化、组织化、信息化、产业化水平为主要标志，以基础设施、机械装备、服务体系、科学技术和农民素质支撑为条件，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培育涵盖良种开发、粮食生产、粮食收储、粮食加工、食品加工、物流销售、循环利用等环节的完整粮食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作为最重要要素的耕地，要保有足够的数量和质量。高标准基本农田、粮食种植面积、粮食总产量、粮食质量和优质率、人均粮食占有量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现代粮食流通和物流体系功能高。粮食大省“由大转强”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就是具备现代粮食流通和物流系统。包括粮食流通职能机构健全，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充分，粮食多成份、多渠道、多形式流通繁荣灵活，粮食超市、连锁、配送等“现代业态”形式广泛普及。与此同时，与粮食总产量、流通量不断增大相适应，粮食储备规模也不断扩大。鉴于此，在粮食主产区必须建立完整的粮食物流系统，即把各种粮食仓储、运输、装卸等各种设施有机结合为完整的系统。其中，特别要采用绿色储粮和“四散”储运方式，做到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以充分发挥调控作用。

三是粮食科技贡献率高。粮食主产区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是，在保障足够粮食种植面积的同时，更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土地产出率和粮食优质率即提高粮食单产和提高粮食品质质量。包括加强自主科技创新、建立科技推广服务体系、推广良种良法、节水灌溉、科学施肥与田间科学管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粮食科技贡献率。目前，全国粮食科技贡献率为52%，与经济发达国家80%的粮食科技贡献率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粮食主产省（区）实现“由大转强”，粮食科技贡献率至少要达到或超过80%的水平。

四是农民组织化程度高。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我国农业将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即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大省在“由大转强”的过程中，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即在坚持以农民土地承包为基础的前提下，促进土地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合理流转，扩大适度规模经营。要加大对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特别是要提倡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提高其组织化程度，以适度扩大规模化，提高粮食生产的规模效率和规模效益。

五是粮食供应商品率高。粮食商品率是衡量提供商品粮数量的指标，其高低取决于粮食商品量的大小，也是反映粮食生产发展水平和商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提供商品粮的主产省呈现趋向减少的趋势，或提供商品粮的数量减少。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理应也必须提高粮食商品率和粮食优质化率。即可提供较大数量的商品粮及其制品，除了满足本省的粮食需求之外，还可向全国提供更大数量的商品粮食。

六是现代粮食加工业体系发达。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决不可停留在只提供原粮的生产基地的地位，必须成为重要的粮食加工基地，建立现代粮食加工业体系，特别是要积极发展主食产业化经营。其基本途径在于，以龙头企业为带动，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培育涵盖粮食收储、粮食加工、粮食物流、成品销售等环节的完整粮食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在此过程中，全面转变发展方式，采取新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三高三低”，即：高产出，低投入；高效益，低消耗；高效率，低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促进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对策建议

一个“粮食大省”真正转变为“既大又强”的粮食基地，既关系粮食产业组织经营体制和机制，又涉及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这要求粮食主产区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发展规模农业、绿色农业、高效农业，加快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等“新四化”的宏伟目标。

（一）以“大资源观”为理念，突破日益加剧的资源约束

所谓“大资源观”，就是不仅要扩大资源的外延，而且要充实资源的内涵一一提高要素资源禀赋。我国特别是粮食主产区要守住“天下粮仓”，实质上是严把18亿亩耕地“红线”的关口，开发和保护好“水、土”两大关键要素。然而，从发展趋势看，包括粮食大省在内的粮食资源约束性越来越大，必须实行以“水、土”为中心的“大资源观”，即在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耕地和水源的同时，还要开阔视野，积极开发、改良和利用水域、丘陵、荒地，乃至沙漠，使其变成宝贵资源。

首先是强化“双严格”制度，提高要素资源的利用率。这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是粮食大省“由大转强”不可替代的战略措施。粮食大省更要带头坚持18亿亩基本农田“红线”的方针，强化严格保护耕地、严格节约耕地、保持足够粮田面积的原则。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丘陵山地、宜农荒地、江河湖海的开发，保护和改良环境，防止和消除污染。与此同时，要继续大力推进生态建设，实施积极改造草原、保护天然林的重点生态工程；继续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小型水利灌溉工程，完善节水灌溉系统，加强抵御旱灾的能力，切实巩固生态脆弱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成果，有效提高我国“水、土”资源利用率。

其次是强化“双积极性”，提高稀缺耕地的产出率。迄今，我国还有2/3的农田是中低产田。加大其改造力度和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既是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是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关键途径。为此，强化“双积极性”，即加强主产区和主产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

（二）以“大合作”经营为突破，拓宽粮食产业化道路

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途径在于：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探索“大合作”经营，即以新型农村“合作制”拓宽粮食产业化道路。迄今，我国粮食主产省已经建立一批较大规模的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成为现代粮食产业的新生力军。然而，目前我国必须采取创新性举措，解决其新产生的体制、机制问题。

首先是创新粮食产业化经营的体制机制。从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需要出发，探索和创新适度土地规模经营，就是一种粮食产业化经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目前，人们正积极探索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多种形式。笔者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优于其他形式的最佳形式。

从我国农村和粮食主产区的实际需要出发，现在需要培育和建立两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一种是真正的农民专业信贷合作社；另一种是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坚持现行农村经济制度基石的条件下，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作为股份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按股份取得红利；农民既可以参加合作社劳动，以劳动量取得工资报酬；农民也可以不参加合作社劳动，到外地打工，但仍然可以取得土地股份红利。这样，农民便可放心地把土地经营权交给合作社，自己从事其他非农活动，以增加收入。这种新型农民合作社组织在村社的范围内由农民自愿组成，实行“六统一”：统一机耕、统一播种、统一灌溉、统一收获、统一管理、统一出售，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既可克服粮食规模化经营与土地“碎片化”承包之间的矛盾，又可促进以农民合作社企业为主体的粮食企业化与产业化经营。

其次是创新粮食产业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就实质而言，发展粮食产业化组织经营，既是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也是探索新型生产发展方式。实现这种创新的基本途径是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粮食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依靠龙头企业为带动，把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现一体化经营的经营组织方式。目前，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达到28万个，带动农户1.1亿户；龙头企业11万家，粮食主产省发展粮食产业化需要做到“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二是坚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四是坚持机制创新。同时致力于实现“五个一批”的目标：即打造一批龙头企业，形成一批企业集群，建设一批生产基地，培育一批知名品牌，构建一批优势产业体系。粮食产业化经营的核心和灵魂，在于提高农业的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利益联结机制问题，要探索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这是总结各地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

粮食大省以各种具有带动力的企业为龙头，以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中心，以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为纽带，围绕主导产业和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组织经营，社会化综合服务，企业化管理运行，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把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环节联结成一体的生产经营组织。粮食大省普遍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就必然会把粮食产业化组织经营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再次是创新主食产业化组织经营之路。所谓主食，一般是指国民日常生活消费的、数量巨大、满足人体必需的能量和营养素的主粮及其制品。在振兴主食产业化经营的道路上，必须实现主食工业化生产方式。这是指运用现代工业技术装备和食物的科学配方，以规模化、批量化、集约化方式利用面粉、大米、肉蛋奶、调味料等原料，加工出优质主食品。其产品具有标准化、规格化、方便化、营养化等特点。粮食大省振兴主食工业化生产，要把主食工业化生产与主食产业化经营的优势结合起来，二者做到相辅相成，优势互补。随着主食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提升，在粮食主产区必将涌现一批体制新、机制新、实力强的加工企业，不仅会开拓食品工业发展的新路，而且必然带动主食产业化经营。同时，把具有新体制、新机制的主食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配置和形成主食品产业集聚园区。

（三）以“大流通”为关键，提升现代粮食流通产业

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必须着力培育和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五大体系”：现代粮食市场体系；现代粮食调控体系；现代粮食物流体系；现代粮食产业化体系；现代粮食行政执法监督保障体系。

首先是注重提升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当前，粮食大省必须采取“五个进一步提升”的重大措施，以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其一，进一步提升粮食市场化水平。即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粮食市场体系和网络，重点在于整合市场资源，提升粮食市场功能；其二，进一步提升国家粮食储备科学化水平。适应国情、粮情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以及抵御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应急需求，我国应在国家粮食储备规模、储备结构、储备科技等方面提高科学化水平；其三，进一步提升现代粮食物流系统水平。通过加快现代粮食物流设施的整合与建设，构建起网络化、信息化和“四散化”（即粮食散装、散卸、散运、散存）的现代粮食物流系统；其四，进一步加强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即在坚持发展多渠道、多成分、多形式、少环节的粮食流通新体制和新格局的前提下，把主渠道与多渠道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五，进一步提升农村现代服务体系。当前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良种推广服务，安全储藏服务，精深加工服务，资源开发服务，质量监测服务，冷藏运输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

其次是注重健全完善粮食价格体系。在提升我国粮食市场化水平中，尤其要注重健全和完善粮食价格体系。近几年，我国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国内外市场价格关系，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等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与此同时，粮食价格改革“两难”矛盾的问题继续存在：即不提高粮价难以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而大幅度提高粮价又会加重城市低收入群体负担。这些新问题能否尽快妥善解决，直接关系粮食大省粮食产业的兴衰，更关系其“由大转强”。现行的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到了需要调整和健全的关口。

解决上述新问题的钥匙是，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恰当地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粮食价格体系，既促使价格杠杆能充分发挥其威力、但又不“脱缰”或受到压抑。其一，继续探索以市场供求变化为主形成粮食价格的机制，逐步做到价格体现价值；其二，科学制定粮食目标价格。当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出现差价时，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提供差价补贴——与粮食挂钩直接补贴给农户；其三，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储备制度。为克服粮食市场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探索“定量收储”的新办法——即国家收储足以保障粮食安全的必要粮源；其四，要采取“包容”式粮价思路。即“中度粮价、高度补贴”的策略思路——“提高粮价保持适度，增加补贴加大幅度”。采取这些基本策略，既可兼顾粮食生产者和城市低收入者的利益，又可加大补贴幅度，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加。

（四）以“大科技”为支撑，增强粮食的可持续发展力

如今，我国包括粮食大省在内的耕地、淡水等资源的刚性约束日益加剧，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生产方式、推进农业发展和粮食增产已难以为继；农业劳动力素质呈结构性下降，用工成本迅速上涨，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支撑现代粮食发展的空间趋向减小。鉴于此，依靠科技进步已成为粮食主产区粮食持续增长的根本出路。粮食大省必须以现代“大科技”为支撑，主攻单产和改善品质，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抗御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力争率先在全国建成现代化大农业，打造国家优质、安全、可靠的“大粮仓”。

首先是粮食大省必须着力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从我国整体农业生态状况出发，大力发展“低碳农业”即“三高三低”等资源节约型粮食技术势在必行。要通过科技创新提高水、土、肥、种、光、温等要素的利用率，特别是要提高水、土、肥的增产效用。目前，我国灌溉耕地的粮食产量一般是非灌溉耕地的2～4倍。截至2011年11月份，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9.6%，而灌区生产的粮食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5%。鉴于此，粮食主产区发展水利灌溉对于保障稳定增产作用重大。然而，我国水资源十分有限，研发高效节水灌溉等适合我国国情的、资源节约型粮食技术，对于粮食大省节约资源、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是必不可少的战略途径。

其次是粮食大省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粮食大省生产的实践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巨大。据统计，1949年至2011年，我国在粮食播种面积基本持平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增长了4倍，主要是因为粮食单产从68.6千克/亩、提高到344千克/亩，增长了5倍多。这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最大。近年来，随着我国品种选育推广水平稳步提升，良种对粮食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这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最大。粮食大省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通过政策资金扶植，加强自主创新，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合我国粮食生产的优良农作物品种，进一步提高良种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

再次是粮食大省必须加快农业新成果转化应用。针对目前我国农技推广能力不足的实际情况，应建立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充分调动农技人员积极性，让农业创新技术得到快速推广，转化成农业生产力；应加快构建以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和经营相结合，协同互补的多元化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让农业创新技术尽快推广，提高农业技术转化率。这在当前自然灾害频发、重发的背景下，尤其在播种等农作物重要时节，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存在创新队伍不稳定、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投入不足。因此，应在做好科技兴农战略的宣传工作，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探讨并建立鼓励企业出资等多元化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机制的同时，从政策上给予农业科技人才适度倾斜和鼓励，努力培养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

（五）以“大补偿”为保障，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

现在已形成共识，在粮食大省存在着如下矛盾：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矛盾；粮食主产区“贡献大”与“财政穷”之间存在矛盾。解开这对矛盾的钥匙在于，把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以“包容”理念对粮食大省实行“大补偿”机制，即多管齐下加大财政扶持和“奖补”。

首先是对粮食大省加大公共财政扶持力度势在必行。加强宏观调控和增加公共财政支持力度，是推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不可或缺的措施。从理论方面考察，粮食是基础性、公益性、生态性产业，但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必须从宏观上进行保护。从国际经验考察，东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对粮食产业都提供了大规模的财政补贴一一体现在农业结构政策和社会政策。从实际情况考察，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粮食生产条件和流通环境处于劣势状态，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长期背离价值，造成粮食主产区和农民种粮吃亏，出现“农业大县、财政弱县、民生穷县”。不改变这种状况，就很难激发主产区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也很难保障粮食的可持续安全。国家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对粮食大省的扶持乃至补偿力度。这是粮食主产区、特别是粮食大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民生改善、“由大转强”的必要步骤。

其次是对粮食大省多管齐下加大公共财政支撑力度。据统计，2012年中央公共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增长到12287亿元，同比增长17.9%。然而，与我国“三农”和粮食产业的薄弱基础和实际需求相比，还必须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必须多管齐下加强支持：

一是继续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决策。对粮食主产区不仅要继续坚持实施这一方针，而且国家公共财政对粮食产业的扶持，必须加大力度、完善方式、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尤其是要向粮食大省倾斜，以加快其“由大转强”。

二是继续坚持和完善对产粮大县的“奖补”办法。要针对粮食生产结构的变化，健全完善国家粮食“奖补”办法。即取消按面积补贴的办法，国家提供的奖励和补贴要与粮食产量和调往外省的数量直接挂钩，以真正实现其鼓励农民种植粮食的目的，逐步改变“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状况，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财政增加”的最佳目标。

第7篇：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 农机标准化 重要性 措施

[中图分类号] S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6）12-0203-01

1 提高农业机械化作业的意义

农机标准化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它不仅是提高农业水平、节约能耗、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所不可缺少的方法之外，还是提高农用机械的技术要求、保证农用机械作业质量的重要条件，还是合理利用耕田、掌握种子下地量、减少每亩损耗、解放生产力、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农用机械对农作物的伤害而提高亩产量、提高农产品质量等的必经之路。

因为农用机械在田间作业质量不高是降低农产品产量和损害农产品重要的一个原因，农机标准化作业是提高农产品产量的有效的方法。所以新时期抓好农机标准化作业和提高标准化作业能力，提高农业效率，减少损耗、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有重要的意义。总之，标准化种田是农业全程机械化的需求，还是农业长期稳定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条件。

2 农用机械的标准化作业的重要性

2.1 农用机械的标准化作业是农业现代化重要手段，还是科学管理农田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农业机械的标准化是科学发展和农田优化的重要桥梁，开展先进技术的主要手段，农业科技成果转变成生产力的重要道路。

2.3 执行农机标准化是农业高质量、高产量、高效率和抗自然灾害的需要。

2.4 执行农机标准化是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手段。

3 做好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的有效措施

为了很好的完成这项工作，当地政府要列入日常工作中，给予政策、资金方面扶持，县政府和各乡镇签责任书时把这项工作列入责任书的内容里，作为验收《建设现代化农村工程》的一项指标。农机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提出当地农机标准化，还把提出的标准宣传给农牧民和农机手，还要负责验收农机标准化作业。

3.1 继续深入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各项活动工作，e极配合协调区交通、交警、安监局等部门，加大重点路段的监控和整治力度，确保我区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2 加强农机安全生产的宣传力度。宣传农机安全生产、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广大机手安全生产的自觉性。

3.3 进一步加强农机监理工作的监督检查。深入辖区不定期开展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确保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第8篇：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中部崛起；政府与市场互动；“三化”协调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区域贡献

中图分类号：F061.5；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5-0001-07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n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Zone

―Discussion on 2345 Development Framework of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Zone

XU Guang-yu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School of Economics, Henan University, Henan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Zone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omain, plays an principal guiding role in the restructure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omain, as an emerging growth pole, and will have important and active effect on China’s development. Currently, domestic scholars mainly study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Zone i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range, construction significance, development position, construction measures and so on. The logic framework of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Zone development should be 2345 development framework and demands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carry out thre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uch as new-style industrialization, new-style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ake transition development, innovatio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and green development as main contents, make five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overall development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 grain contribution, transportation contribution, energy and raw material contribution and ecological contribution and gradually realize development objective of one pole, one domain, one center and four regions.

Key words: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Zone; the rise of central region;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re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development; innovation development; green development; regional contribution

一、引言

从2010年初“中原经济区”概念的发酵到2010年9月专家学者对中原经济区的广泛深入关注，再到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中原经济区建设的背景、意义、定位和举措等一系列事关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命题得到河南省内外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

从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东部沿海经济板块、东北老工业经济板块、西部大开发经济板块以及后来的中部崛起经济板块。从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局看，东部先发展，西部后起步，后来的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才把中部经济板块在全国经济大格局中的地位凸现出来。而中部崛起从区域经济发展看则依赖于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的力量。从自然地理、人口、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看，以河南省为中心，涵盖鄂北、皖北、苏北、鲁西、冀南、晋南等周边区域的中原经济区内具有同质性，可以构成一个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处于中国经济版图“之中”，是中国东西互动的“中原通道”，也是南北互动的“必由之路”。所以，中原经济区是国家区域经济版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原经济区自身发展看，中原经济区内部具有同质性，而又与外部经济单元的异质性相区别，所以，中原经济区面临着自身发展的诸多相同的问题。因此，构建中原经济区，可以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可以通过实施统一的农业发展政策，促进该区域农业现代化，为国家粮食安全奠定良好的基础；二是可以通过实施统一的产业政策，促进该区域产业发展并大规模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形成新的制造业中心，形成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接力棒，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三是可以通过实施统一的城镇化政策，加快该区域城镇化进程，吸纳更多的人口进入城镇，提升居民的素质，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四是可以通过发展增加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扩大内需，为整个经济注入活力，也为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稳定作出贡献；五是可以探索传统农业区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子以上五个问题的论述参见：定义中原 中原经济区的成立可解决五大问题［EB/OL］. news.省略/c/2010-09-03/062018060670s.shtml. 。

中原经济区作为中国的缩影，解决好以上重大课题对中国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的标本意义。所以，国内诸多学者们对中原经济区非常看好，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本文试图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理清中原经济区建设在理论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以便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些许线索。

二、中原经济区空间范围界定

中原经济区破题之一就是空间范围界定问题。学术界开始提出中原经济区始于20世纪80年代。杨林军等（1985）提出了中原经济区的概念，他们认为中原经济区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河南、晋南、陕东、鲁西南等地区。张来友（1998）认为中原经济区是以郑州为中心，以洛阳、焦作、新乡、开封、许昌为副中心，含包括这些中心周围的广大地区。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提出的中原经济区尚未明确所包含的地区，基本上处于一个模糊探究的阶段。

2010年后，学者们利用有关理论和分析工具开始对中原经济区的空间范围进行科学界定。喻新安（2010）认为无论从历史演进角度，还是从现实经济联系的实际，以河南为主体、涵盖周边的中原地区，都是一个山水相连、血缘相亲、文脉相承、经济相联、使命相近、客观存在的经济区域，其空间范围涉及 7 个省，涵盖 29 个地级市：河南省全部，河北省的邯郸，山西省的长治、晋城、运城，江苏省的徐州，山东省的菏泽，湖北省的襄樊，安徽省的淮北、阜阳、宿州、亳州。耿明斋（2010）认为以河南省为中心，涵盖鄂北、皖北、苏北、鲁西南、冀南、晋南等周边区域的中原地区内部各部分之间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区位、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收入水平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基本上是同质的，而与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外部可比较区域之间又有明显差异；所以，把以河南为中心涵盖周边的这一区域称为中原经济区是站得住的参见耿明斋：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可行性［EB/OL］.gengmz.blog.省略/. 。安春华等（2010）采取断点分析法界定中原经济区范围：首先，从经济综合影响力、产业综合影响力、企业综合影响力、科技综合影响力、基础设施综合影响力、开放综合影响力、人力资源综合影响力等方面选用了31个指标，对城市的综合影响力进行评价；其次，选取了与河南接壤省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作为对比，得出了多个断裂点，以克服由一个点所产生的界限划分时的随意性；再次，对中心城市――郑州市的影响范围进行计算，再对中原城市群的影响范围进行计算，两者进行互相修正，定量分析的郑州市和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影响范围，即中原经济区的范围，包括河南省全域，河北省的邯郸，山西省的长治、晋城、运城，山东省的菏泽、聊城，安徽省的淮北、阜阳、宿州、亳州等，总面积为28.65万平方公里。

从实践看，中原经济区的概念来自于1985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协调会”的概念。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协调会是当时的邯郸市市长白录堂和新乡市市长刘仲轩倡议并协同其他地、市同意，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成立的，主要包括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四省接壤区十三个地（县级）市组成，国土总面积97 444平方公里，总人口5 601.6万人，包括119个县（市、区）。

由上可知，目前中原经济区的范围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主要是因为利用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不同。但是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果看，中原经济区所包含的主要地域范围基本上是“以河南省为主体，涵盖周边的区域”，关键点在于周边区的确定问题。鉴于以上的争论，本文认为中原经济区范围的确定需要根据现有研究结论和现实实践情况综合研判。按照区域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理论，中原经济区具有同质性，有区别于其他经济区的特殊区域，范围应该包括6省29地市，分别是：河南省18地市，山东省的菏泽、聊城，河北省的邯郸，山西省的长治、晋城、运城，安徽省的淮北、阜阳、宿州、亳州等，湖北省的襄阳。因为江苏省的徐州距离南京和上海较近，因此，本文认为徐州不在中原经济区之内。

三、中原经济区建设意义与定位

1．中原经济区建设意义

学者们从不同方面积极评价中原经济区建设意义，并且都支持中原经济区应该纳入国家战略层面。概括下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区域经济角度论证中原经济区的意义。例如，刘国光（2011）如不作说明，国内著名学者对中原经济区的研究和论述参见娄源功和耿明斋的《中原经济区建设总览》（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 完全赞成中原经济区的战略构想，并支持中原经济区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原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十分重要。中原地处华夏之中，处于国家中心地带，是东西交会、南北贯通的核心地区，战略地位非常突出。另一方面，中原作为内陆人口和经济密集区域，区域优势突出，无论是粮食生产、经济总量、人口规模还是历史文化底蕴、自然条件等，都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厉以宁（2011）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经济联系角度认为建立中原经济区是大智慧、大文章、大手笔。建设中原经济区对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条件已经成熟，应该上升为国家战略。唯如此，东西部的中原通道才能真正打通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加快西部大开发。吴敬琏（2011）认为中原地区作为中部地区最主要的部分，它的发展规划应该放在国家规划的层面来考虑。陈栋生（2011）认为中原经济区这样跨省区的经济区构建，打破了行政区的囿限，从而使得空间布局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对于更好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特别是产业合理布局更具积极意义。

二是从人口角度论证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意义。例如，王梦奎（2011）、张维迎（2011）均从人口角度说明了支持中原经济区进入国家战略层面的原因。

三是综合论。例如，喻新安（2010）指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五点意义：对加快中部地区崛起步伐的特殊意义、对我国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示范意义、对区域合作和强化区域经济功能的典型意义、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意义、对发挥中原“腹地效应”以及完善全国区域布局的重大意义。喻新安（2011）进一步系统论证了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全局意义，提出了五个有利于的意义：有利于国家区域经济布局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国家在中部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板块，有利于河南在全国经济发展大局中发挥自身优势和明晰发展定位，有利于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之路，有利于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中原经济区定位

定位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宏伟蓝图，因此学者们更关心中原经济区的定位（见表1）。周叔莲（2011）提出中原经济区定位应该是：全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极、全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实验区、华夏文明传承核心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李京文（2011）更侧重于中原经济区的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的定位。张军扩（2011）认为中原经济区的定位应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它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新的增长极，更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示范区域；既是中国粮食生产核心区，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地。魏后凯（2011）把中原经济区的定位概括为“一个基地、三个区”：即全国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区、全国新型城镇化的试验区、华夏文明传承的核心区。喻新安（2010）认为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位应该是全国“三化”协调发展试验区、全国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全国产业转移与集约发展先导区、全国传统文化开发创新试验区等。张占仓（2010）提出的中原经济区定位是全国“三化”协调发展实验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全国重要的综合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华夏文明传承核心区。

以上学者根据自己提出了中原经济区的不同定位，尽管有所不同，但也有很多重合之处。基于此，本文再结合中原经济区发展的现实基础、历史渊源等情况，把中原经济的定位概括为“三个一、四个区”： 全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极、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全国“三化”协调发展试验区、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示范区、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华夏文明传承核心区。

四、中原经济区发展的举措

建设中原经济区需要有力的发展措施。概括起来，学者们主要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业发展、城市支撑、自主创新、制度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1．政府与市场说

吴敬琏（2011）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出发，认为中原经济区不是用行政权力捏合起来的，而是由类似的资源禀赋、类似的产业结构、比较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比较紧密的经济联系区域结合而成，因此，中原经济区建设应该注重市场机制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与此相对，陈栋生（2011）认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政府必须做得更多，这是因为在中原经济区的郑州和周边的城市，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等方面比较类似，是同质性的城市群，更像“合唱团”。从这个层面讲，中原经济区是全新的地区战略规划，地方政府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合作的内容和形式等问题都需要深入摸索。

2．产业发展说

张卓元（2011）认为构建中原经济区必须解决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问题，并且指出从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还是快速发展的沿海地区，都是以牺牲粮食和农业为代价发展起来的。王一鸣（2011）指出中原经济区要加快崛起，最关键的是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基本思路就是用工业化规模发展农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进服务外包，发展高端制造业，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李兴山（2011）认为中原经济区建设需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另外发展文化产业也是重要的内容。郑新立（2011）认为中原经济区建设需要把中原经济区的主导产业定位准确，围绕主导产业的发展吸引外来资金，出台扶持政策。谷建全（2010）指出新型工业化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要着力点。李铜山（2011）和杨承训（2011）则更加注重农业的作用。

3．城市支撑说

耿明斋（2010）从要素空间聚集规律出发，认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应以中原经济区城市群为重点。第一，做大郑州，打造以郑汴新区为核心，涵盖郑汴两市辖区，人口达千万以上的大郑汴都市区；第二，将中原城市群的范围拓展到全省 18 个省辖市，但应注意梯级发展；第三，应坚持大、中、小城市并举发展的城镇化道路；第四，盲目撤村并点与要素聚集趋势背道而驰。王作成（2010）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无论是增长极还是竞争平台，这一重任无疑都落在龙头城市和城市群上，要加快推进以郑州为龙头的中原城市群建设，尤其是要集中力量重点推进中原城市群核心区域的建设，把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区域培育成在国内有竞争力的发展平台。王发曾（2010）系统研究了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之路，包括动力机制和推进策略等。周绍朋（2011）和李迅（2011）则重点强调了郑州的龙头带动作用，指出要以龙头郑州带动河南，以河南带动整个中原经济区。王建国（2011）则系统研究中原经济区的城乡支撑体系，认为该体系以中原城市群为核心，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为框架，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基本途径，以县域经济为基础；应进一步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优化中原城市群布局，构建并完善五级城乡体系。

4．自主创新说

李京文（2011）指出中原经济区建设要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要建设好区域创新网络，使经济区内部形成稳定的体系，实现企业间的协同作用；建设一个产品交换的稳定渠道可以大大提高经济区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要创造条件，尤其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谷建全（2011）系统研究了中原经济区建设的自主创新体系，认为自主创新体系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要支撑；自主创新体系既包括创新要素、基础机构、创新主体、创新机制和创新环境等内容，也涵盖学术、科研、技术、产业、市场、政策、文化等多个范畴和环节；构建中原经济区自主创新体系重在加强科研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创新服务体系、创新支撑条件、宏观管理体系和自主创新环境建设等。

5．制度作用说

杨瑞龙（2011）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中原经济区既然是一个全新规划区域，应该向国家争取一些改革优先权，这样才能“先行先试”，得到发展的红利。

6．区域经济一体化作用说

胡鞍钢（2011）认为中原经济区建设需要实现几个“一体化”：首先是城乡一体化和河南地区一体化，再就是通过现代立体交通设施和周边地区一体化，进而和全国一体化，甚至形成开放高地，和世界一体化。

综上所述，学者们围绕着如何建设中原经济区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中原经济区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未来的发展也是综合力量作用的结果。从以上学者们不同的结论出发，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中需要认真处理以下几个重大问题：

一是政府和市场作用的问题。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问题的争论是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得到明确的问题，同样也是在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原经济区作为一个全新的区域经济规划，是政府从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所作出的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决定。在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区域内及其区域间跨省经济合作的问题、资源环境合作问题，需要在政府的制度框架下，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生产要素流动、配置和合作。政府的作用只是搭建平台，制定相应的制度，确保中原经济区顺利建设。

二是产业和城镇的共同作用。中原经济区作为一个发展区域，需要产业和城市互融发展。其中，产业是中原经济区发展的基本推力，城市是中原经济区发展的空间基础。通过产业和城镇有效融合的发展方式，对中原经济区进行科学合理布局，从而起到“强心固边”的作用。

三是自力更生和对外发展的问题。中原经济区是新型的利益共同体，特别是河南占比很大，所以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考虑自力更生与对外发展的问题。一方面，中原经济区发展首先需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夯实未来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不能闭门造车，要学习借鉴先进的区域经济发展经验，有效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积极参与承接产业转移，把中原经济区建设成内陆地区开放高地，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首先与周边省份实现互赢发展，然后再与世界实现一体化。

四是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与弱化的问题。正如厉以宁（2011）和胡鞍钢（2011）共同强调的一样，中原经济区建设还有利于保障黄河中下游和淮河中上游的生态安全，进而在气候变化视阈下为全国做出生态贡献。所以，中原经济区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现阶段一个突出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中原经济区建设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和弱化问题。如果该问题解决的顺利，则资源环境约束得以弱化，反之，得以强化。所以，中原经济区建设应该融入绿色发展理念，实现中原经济区的“蛙跳发展”。

五是制度惯性与制度创新的问题。制度惯性和制度创新是一个问题的正反方面，中原经济区建设需要的是制度创新，不是制度惯性。中原经济区是个系统工程，需要认真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措施，而不能沉陷于原来的一些制度。因此，建设中原经济区，实现中原经济区的又好又快的发展，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这样中原经济区才能得到发展的“红利”。

五、中原经济区发展的逻辑框架分析

中原经济区地处中国区域经济板块的“腹地”，战略地位十分显著，是东西互动的必经之路，也是南北互动的必由之路。中原经济区的经济安全事关我国的经济安全，中原经济区是我国的战略资源，例如粮食、能源的“后勤保障”，是我国的战略交通物流枢纽，也是我国重要的主体功能区之一。中原经济区是全新型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其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中原经济区发展的基本逻辑框架（见图1），概括起来就是“2345”发展框架。

“2”是中原经济区的建设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双轮互动。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都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驱动轮。一方面，需要通过市场力量，积极配置资源，合理引导资源要素流向中原经济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政府力量，为企业、产业、城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充当“守夜人”的角色。

“3”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发展路径是“三化”协调发展。通过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逐步构建起中原经济区的区域轮廓；通过产业集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特别是土地利用效率，带动剩余劳动力就业，逐渐使之市民化，从而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化路子奠定基础。

“4”是中原经济区发展理念是以科学发展为灵魂，以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为主要内容。中原经济区的转型发展就是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产业集聚水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创新发展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条路径，构建中原经济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协调发展要求中原经济区核心区、辐射区和周边区要优势互补，形成一个“强心固边”的利益共同体；绿色发展要求中原经济区发展是一种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和经济可持续的发展，实质要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弱化，在经济和生态间实现“和谐”的发展。

“5”是中原经济区发展对全国的五大贡献：一是中原经济区建设将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二是中原经济区建设要确保我国的耕地安全、粮食安全，特别是商品粮安全，对我国做出粮食贡献；三是中原经济区地处我国中心区域，区位优势明显，可以为我国做出交通贡献；四是中原经济区能源原材料产量较为丰富，可以为我国做出能源原材料贡献；五是中原经济区通过绿色发展，弱化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生态安全，从而为国家做出生态贡献。

通过以上的“2345”的发展框架，中原经济区可以制定“两步走”的路线图，即“五年大发展，十年大跨越”：第一步，利用五年的时间，逐渐构建起中原经济区的发展基础，形成发展特色；第二步，再利用五年的时间，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原经济区在中部地区中奋力崛起，形成全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主要目标基本实现。

六、结语

“中原兴则中部兴，中部兴则中华兴。”中原经济区作为一个区域经济概念、总体战略概念、载体和平台的概念（卢展工，2011），已经得到了国家的首肯。中原经济区建设对于国家经济安全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中原经济区事关全国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等。所以，正如总理所言，“河南是中国的缩影，也象征着祖国的发展，我对中原经济区建设、对河南发展寄予厚望。河南这块古老的大地，一定能够通过中原经济区的带动焕发青春。”

中原经济区作为我国区域经济板块中的后起之秀，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应以科学发展为统领，以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为指导，探索出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的新型经济发展道路，这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标本示范意义。所以，中原经济区要过“2345”的发展框架和“两步走”的路线图，成为中部崛起的脊梁“中原经济区作为中部崛起的脊梁”的观点参见毛汉英的《让中原经济区成为中部崛起的脊梁》（省略/jinbw/xwzx/zzsx/20100907771.htm.） ，实现“一极、一地、一心、四区”的战略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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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农田水利，现状，改进措施

引言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当中，然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问题(“三农”问题)。我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农业基础还很脆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加强农业基础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农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制约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瓶颈。因此，加大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项目，是不断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前提。

1 农田水利的现状：

一是所处地位重要，需要高度重视。“无农则不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精辟地表述出农田水利在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作为基础设施的农田水利，投入多，见效慢，管理难，本身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多表现为间接的社会效益，在很容易被一些地方的部门或人员忽视。对农田水利的重要性，需要不断加强认识，加大投入。

二是较强的群众性，农田水利遍及全国各地，与所有农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一项群众性很强的事业，每年都要发动近亿劳动力从事已建成工程的清淤维护、水毁工程修复和新工程的建设。群众性、互助合作性是农田水利的重要特点之一。

三是有较强的公益性，需要政府部门牵头、扶持。农田水利既有农田灌溉、水产养殖和生活供水等兴利功能，也有防洪、防旱、降渍、治碱等除害减灾功能；既可以为花卉、蔬菜、果园、养鱼等高附加值产业服务，又承担着农田耕地灌排，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

四是具有较强垄断性，需要政府加强宏观管理。按受益人口多少区分，小型农田水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面向个体或少数人的微型工程，如水窖、水池、浅井等；另一类规模相对较大、具有农村公共工程性质的泵站、水库、引水渠等。受地形、水资源等条件限制，多数公共工程具有天然垄断性，不能像乡镇企业那样搞市场竞争。用水权是农民生存权的组成部分，为农民生存条件服务的公用水源和公用设施不适合让私人垄断。

2 农田水利的特点

农田水利是农业抗御自然灾害，改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环境条件的基础设施；是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先决条件。农民是农田水利事业的主体，尊重农民意愿，依靠农民的力量，鼓励农民自愿投工投劳开展直接受益的小型水利设施建设，是发展农田水利事业的基本原则。以兴利为主的工程，既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有偿服务，核算成本，降低费用，促使工程良性运行，又要尊重其公益性的特点，不能以营利为目的。

3 农田水利建设的战略地位

1、加快农田水利建设是我国基本国情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我国耕地面积从70年代后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持续减少，但灌溉面积总体上稳定增加、灌溉水平也不断提高，保证了我国农业的稳定发展。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农村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过去在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和农田水利科学研究等方面积累的能量得以集中释放，彻底扭转了中国粮食供给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2、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是国家食物安全的保证。我国目前的农产品主要产于灌溉耕地，加快现有灌区的水利设施配套和更新改造，是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的战略举措。由于农业用水总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扩大生产种植面积，提高灌溉保证率，均只能依靠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和水分生产率。除此之外，高效的现代农业对灌溉保证率、灌溉用水量，灌水方法与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灌溉的依赖性更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必须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同步。

3、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如果我国农业不能解决未来1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不能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产业，那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是“基础的基础”。农业能否得到可持续发展，当然还取决于其自身的综合实力，而具备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才能保证大幅度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4 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措施

1、加大各级政府的投入力度。首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只是手段，直接的目标是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无论是为了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还是为了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以支持水资源向生态环境、城市和工业转移，最大受益者都是国家；其次，农民负担重、农民尚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要求农民投入太多的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家和各级财政理应加大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力度。

2、要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扶持农业发展。据农村金融服务小组2008年提出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披露：农村信用社2007年底涉农总贷款余额为16746亿元，占整个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总余额的27。4％，充分表明农村信用社占据服务“三农的主力军”的重要地位。为此，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要适当放宽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贷款政策。

3、重构农户合作机制。 农田水利建设是需要集体行动的公共事业，分田到户后，的确与过去相比难以组织起大的农田水利建设。但并不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一方面，可以借鉴集体化时期动员农户合作建设农田水利的经验，重构农户合作机制。另一方面，还应考虑当地农村本身的特点，对于合作传统良好的农村社区，可以引入用水户协会等合作模式，政府适当补贴，帮助其自立发展，最终促使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

5总结：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突出的问题是“三农问题”，而农业基础脆弱和水资源总量不足、时空分布不均又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制约因素，因此，加大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不仅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不断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在目前农业、农村远远落后于工业、城市发展的情况下，政策利益适当向农业倾斜，有利于共同富裕和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段爱旺、黄休桥.中国粮食安全与农业高效用水研究[J].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