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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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范文

关键词：水利；发展；管理

中图分ax类号：[TV-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1

一、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是推动水利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1.划清水利单位性质，做好水管单位分类定性

水管单位的定性长期以来一直不够科学，一直游离在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水利工程是综合利用工程，既有一定的公益性，又具有经济开发性。经济与公益混合在一起，如果不能很好的区分，那么既会影响到工程的管理质量，又会影响到水管单位的发展。只有合理平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水利经济才能更有序的发展。根据水管单位的公益性将其分为纯公益性、准公益性及经营性三种：公益性的单位应定位为事业单位；公益性的单位应根据其收益状况来确定，具备自收自支条件的单位可定位为企业，有的单位随着水价、电价的增长能够用收入来维持单位日常的正常支出，应该鼓励其转制为企业，而判读企业内能达到自收自支状态，不能依据单位某一年的收支来确定，要全面综合的考虑单位经营资产及非经营资产的构成比例，对多年来单位的平均创收能力也要作为判断的重要因素。总之，对水管单位的定性要考虑全面、论证科学。

2.理顺管理体制，激活管理机制

首先，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体制不顺，水管单位之间权责不明，政府、水管单位、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关系不够明晰，责任界定也划分不清。有的地方管事不管人，也有的地方管人但不管事，有的事情大家争抢着管，而又有的事情大家都不去管。

其次，水管单位内部内部运行机制不够灵活，人力及分配制度还在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不能调到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我国在长期治水工作中形成了分级管理制度，这基本符合水资源管理的特点。但目前这种分级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管理的权责也不够分明，对于这些弊病必须进行改革。运用创新机制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对水管单位实行量化管理，确保水管体制改革可以顺利进行，保证水利经济可以健康、良性的发展。

3.改革水利工程管理经费来源途径

根据权威调查的数据现实，我国有拨款的水管单位比例为30%，无拨款的水管单位比例约占70%，调查中也发现有一部分纯公益性单位被定性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这样看来大部分水管单位不能获得财政拨款，单位的日常用款捉襟见肘，甚至连员工的工资发放也成了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很难保证水利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说水利工程管理费用的来源途径是必须要改革的。

按照财政制度改革要求：纯公益性水管单位的日常支出应该由同级财政负担；准公益性水管单位的公益部分日常支出应该由同级财政承担；企业性质的水管单位，其运营的水利项目费用支出由水管单位自行承担，政府财政不予补助，企业要增加自己的资金积累，以抵御风险的冲击。

无论地区经济是否发达，都要拿出资金的具体筹措方案，主动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争取获得相关部门的支持，保证水利经济的稳定发展。

4.培育新的着力点和增长点

水管单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水费，水价定位偏低水管单位无法收回成本，难以实现良性循环。目前应该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当地的水费收费标准，并且要将制定好的收费标准向省级人民政府报批。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想要大幅度的提高农业水费价格标准还是有困难的，也不太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所以在这方面要适度的推进，在农业水价和农民减负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根据市场情况在不给农民造成过大负担的情况下，对收费价格进行适当的调整。

另外，大多数水管单位不能依托行业优势积极的开展多种经营，落后的观念使资金循环变得极为困难，目前我们所处市场经济时代，思路和步调都要再放开一些，不能固化于过去的框架之中，拓展水管单位开展多种经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是目前水管单位完成改革的基础保证。

5.进行内部机构改革

水管单位内部机构设置过于臃肿，非工程管理岗位设置过多，使得单位的工作效率低下。全国水管单位职工将近50万，人员过剩，但水管单位还是都缺乏真正的工程技术人员，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具有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的专业类技术人员，仅仅占到职工总数的4%左右，这是无法满足水利工程的管理需求的。所以，水管单位必须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对内部机构岗位设置进行调整，科学合理的设置岗位，并形成有效的内部竞争机制。

6.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管理转变

大部分水管单位的财务管理薄弱，内控制度不够健全，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营。水管单位必须健全制度，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管理转变，才能创造效益。

7.建管结合，管养分离

多年以来，水管单位都是管养一体，重视建设而轻视管理，职责划分不清，人员配备不合理。所以对于水利工程要实行管养分离的改革，其目的就是要降低运营成本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于这种分离可分步骤、有层次的进行。首先，水管单位要是实行管理和养护机构、人员、经费分离，维修养护实行内部合同管理制度；其次，将维修养护部门转变为企业，与水管单位分离开来，但其主要业务仍然是要承担原单位的养护任务；最后，将工程养护业务彻底的从所属的水管单位中剥离出来，水管单位以后的养护业务均可通过招投标的形式来进行。通过水利工程实行管养分离的改革，使得水利工程的维修养护真正的走向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的正确道路。

8.做好人员分流及社会保障

水管单位要引导分流人员的重新择业观念，妥善安置分流人员，建立起完善的事业单位保障机制，是企业经营无负担。

二、将水资源变为水管单位发展现实生产力的优势资源

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前提就是要有可利用的资源作为保障。水管单位的资源就是水，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开发，有利于充分发挥生产力。

首先，要加强水管理，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动力保证，水利是社会经济的基础产业，也就是说只有保证了城乡用水、成产用水、农业灌溉用水，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所以，对水资源的合理调配，对水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才能使其产生最大的效益，才能使国家经济发展得到保证。

其次，要确保水电开发的良性运行，因为受到水资源短缺及季节性的影响，为了适应调水防汛的需求，部分流域的发电效益受到了影响。由于补偿机制不够健全，作为水利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电的效益一直未能充分的显现出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水电资源将形成产业优势，也将成为保证水利单位收入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

最后，要加速水利工程旅游业的发展，水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资源，水利工程本身其实就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震撼力，部分水利工程还会体现出一些内在的含义，能体现出历史文化或是民族精神。所以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水利工程这一特点，发展水利工程旅游业，相信在未来水利工程旅游项目必将成为水利产业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水利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保证

首先，弥补水管单位事业经费不足的根本途径就是发展水利经济，开发水利单位的多种经营更是尤为重要；其次，企业实体的不断发展壮大为水管单位人员分流、水管单位体制改革提供了有机的载体，水管单位分流出来的人员，现有的企业、实体将成为这些人员转岗的有效的载体；最后，目前的水利骨干企业是抗洪抢险的中坚力量，抗洪防汛除了依靠军队、人民群众以外，还必须有抗洪抢险的专业人员，特别是有经验的冲锋舟手，每年各个水利系统在相关部门的组织下进行防汛集训，为抗洪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第2篇：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范文

关键词：经济体制；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China's economy to obtain a rapi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 reform prove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Meanwhile, with the accelerated pa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rural income gap is growing, th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urther deepening of economic reform to achiev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goal of building. This article will be on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an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system, demonstration of economic reform o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ole.Keywords: economic system; economic development; reform; urban-rural 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计划经济体制又被称为指令型经济，通过国家调控对生产资源及商品消费进行事先计划，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沿用这一体制；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建设的迫切要求，都会不约而同的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也就造成了优势经济资源不断由农村向城市倾斜，如煤炭、石油等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前期都受到宏观政策的控制影响，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大、分布广，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为了保证国内重工业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一系列歧视政策的约束，这也就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过低等问题；同时，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规定，也形成了中国式的二元化经济体制。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探究

1.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需求。

国际方面，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开始掀起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成为改变国际社会新格局的关键变量。在20世纪后半期，饱受经济发展障碍的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步入经济转型的井喷期，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实践角度来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体现出来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的中国而言，也迫切需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

国内方面，尽管计划经济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社会商品需求量日益增大、商业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展，这一体制逐渐暴露出它的缺陷。突出表现为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违悖，行政手段对企业的管理过严，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流通模式，阻碍了产品生产和商品供给。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方式单一化，平均主义思想泛滥无助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形成，进一步导致商业发展退化、弱化；以煤矿经济产业分析，受到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发展战略和资金积累模式影响，导致了煤矿经济发展脱离了应有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方向，因此无法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导致工人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从农民中吸收的人员比例极低。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必须对这种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2.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电气化时代，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现代化商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也相应的不断提高，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

以煤矿经济为例，计划经济体制下煤炭资源的销售受政策影响较大，存在“指令性价格”和“指导性价格”，缺乏有效的市场调节，大大削弱了煤矿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了减少成本支出，煤矿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产量后生产处于滞后状态；于此相对应的是对煤炭资源的日益高涨需求，火力发电、农业生产、城市供暖等需求逐年增加，造成市场大面积缺煤现象，无法满足社会需求。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性探究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人口比例分析，目前来说农村地区人口仍然占据人口总数的较大部分，经济体制导向必然会向农村方向转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并解除了将经济体制纳入社会基本制度的观念误区。

思想的解放进一步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国农村人口是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因此必须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同时要建立多渠道的经济发展模式，放宽农村人口从事企业经营的渠道，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经济，实现我国经济模式的多元化。

二、经济体制改革对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地管理、户籍制度、环境建设三方面，通过对这些要素的统筹发展，逐步实现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平衡。

（一）土地管理

土地是农村重要的生产资料，随着我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深入改革，国家部门制定了农村集体用地的管理条例，并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农村建设用地市场。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并将土地作为一种稳定的生产资源提供使用，极大的稳定了农村人口。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农业生产逐步摆脱单一化，向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靠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二）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构成二元化社会、经济机构的主因，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户籍制度的缺陷一再经过修正，但在目前城市化建设全面开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诟病。从经济角度来说，30年终城乡经济整体收入增长提高五倍，但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却扩大了2.28个百分点。同时，在政治权利、文化资源、医疗教育资源等方面，城乡之间还存在分配不均的情况。要改变这一现状，应该通过经济体制逐渐弱化户籍制度的作用，实现平稳过渡。

（三）环境建设

环境设施建设时城乡经济发展重要因素，通过对交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改善，逐步城乡居民在生产、生活、居住方式方面趋向一致，实现劳动力、技术、资源方面的交流共享。同时，逐步构建起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如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救济制度等等。

三、“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的深度问题探讨

“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是当前经济体制深入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第一步，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上将城市、农村归纳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纯的城镇格局规划。具体来说，“城乡一体化经济”建设涉及六个主要因素，分别是：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市场和社会管理。

十六届四中全会支出，我国在计划经济侧重重工业发展史必然的历史阶段，在实现工业化发展预期阶段之后，必然进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策略；同时支出，协调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发展，是促进我国经济市场深度挖掘的必然趋势。近年来，我国实现了免除农业税、实现种粮补贴等政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就必须施行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弥补现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缺陷，突出表现为城乡居民在享受要素配置和要素增值成果方面的不公平性。以土地为例，农村土地在缺乏有效的市场管理和监督机制下，增值收益仍然流入城市，农业在国家资本申请享有方面也存在一些障碍；在就业方面，高等学历人才仍然局限于城市，而农村市场缺乏资金和政策扶持，无法形成互动的人才交流市场。

综上所述，要抓住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契机，重点解决城乡之间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重点完善城乡行政管理体制，这对政府职能的提升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牢固掌握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科学调节理论，开拓监管有力的市场体系，通过协调社会管理部门和公共服务平台，实现政府职能现代化服务意识。

参考文献：

[1]汪锋,刘旗,张宗益.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软科学,2007(05)

第3篇：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0-01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突破了思想，认识到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不是判断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依据，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市场经济具有普世性，于是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必然具备一些基本特征：在所有制结构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在分配制度上，实现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与发展，我们国家采取了政府干预主导型的监管机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监管，在市场经营的过程中适时采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政策手段对市场的发展进行引导与调控。以政府为主导的这种监管体制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得以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得以完善[1]。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在市场化改革的有力推动下，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这表明了，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是正确的，可以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合理有效的利用和配置资源。

二、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时面临的问题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我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矛盾逐步显现了出来： 最主要的是政府拥有的资源过多，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审批过多，有些靠市场机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政府却进行干预，由此造成经济运行效率相对低下；国有企业垄断，挤压民有经济发展；政府控制社会，阻碍公民社会发展，形成强政府――弱社会或大政府――小社会的势态，离开放、自由、透明、公正的现代市场经济境界相去甚远[2]。

我国现在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随着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的持续提高，我们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已经慢慢消失，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了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继续依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就是政府投资比重过高，相应的，中小企业遇到进入障碍以及其他发展条件的限制比如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而国有企业依靠政府的行政保护，往往拥有行业垄断地位，这些企业效率相对低下却因为行政保护而盈利，政府出于对产值、税收、就业稳定性和社会稳定性的考虑，不愿意做出让低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退出经营的决策，这就会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而难以具有高的资源配置效率[3]。

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和结论

中国十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4]

1.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要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发挥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让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自主地做出生产经营决策。

2.转变政府职能，减少直接干预

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不再继续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不去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撤销一些以前主管企业的专业部门，放手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职能转变为从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也就是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3.建立适合的市场监管体制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监管体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过程中，市场监管部门首先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切实转变监督管理的指导思想，要从过去的直接监管思路转变为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体系的思路上来，转移到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上来，把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市场监管工作的标准，积极推进市场监管体制的深层次改革。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有着巨大的空间，不过想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确实需要进一系列的条件和制度环境。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佘源.中外市场监管比较研究及启示[J].学术论坛，2010（11）：111-114.

[2]郑炎潮，卢晓媚.市场经济与发展主体转型―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转为民有制经济为主 [C].市场经济与转型升级――2011年广东经济学会年会论文集，2011（11）.

[3]蔡.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1）：56-71.

[4].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W].人民日报，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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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范文

【编者按】：论文频道为您提供各类论文范文参考，以及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论文写作中的难题。

选题依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解决》，在完善社会经济体制上有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提出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在发展非公有制上突破了过去的局限。这对现有林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现有林区经济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极其不适应现有的市场环境，造成现有的林区经济落后。而且，发展没有后劲处于两难境地。一直以来，森工企业都是在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并存的环境下生存。体制、机制、科技诸方面还跟不上社会整体的上升步伐。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xx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林区发展的决定》为林业的发展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国家正在实行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对政府体制、企业经营机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急迫要求，改革社会经济体制以成为改造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首要任务。从当前林区经济运行体制来看，必须改革经济体制。否则林区经济将无法摆脱困境。当前影响我国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1)政企不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业事业交叉的经济运行体制。而由此导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林区、县政府机关、教师同工不同酬，工资差距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区建设包括林区基本建设、公益事业、社会事业等，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三是国有森工企业承担着庞大的政府经费和社会负担，难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2)市场环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业难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环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布局结构不合理。(3)原有的生产布局结构不能适应现在的林区经济发展。(4)国有资产的管理不严。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利用，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论述：目前林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林区生产布局调整、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林区改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了条件;西部大开发为林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可以为发展林区经济，振兴林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同时近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工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中小企业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 第一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对现有的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进行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二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对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问题形成原因过程以及问题的影响面。第三部分：针对现有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剖析，寻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法。

xx年09月20日—xx年1月15日收集资料，拟订论文题目，撰写论文提纲。xx年3月1日—3月30日毕业实习调研。xx年4月1日—4月30日撰写论文初稿。xx年5月7日—5月20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二稿。xx年5月21日—6月8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三稿。xx年6月8日—6月18日修改论文，完善论文格式以及答辩前准备。xx年6月19日—6月20日左右进行答辩。

第5篇：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范文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董 倩

接下来我又要班门弄斧了，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国家治理？刚才燕继荣教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很赞同。什么叫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就是摆正官民之间的关系。请问在座的当官的人有没有被称作父母官的时候？请问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有没有被称作升斗小民的时候？这些词在我们的历史上、生活中大量存在，请问这个关系对吗？我们用钱“养”了官员，他们怎么成了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觉得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一定要摆正这个关系，让纳税人成为父母，让官成为子女，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我是一个记者，同时也是一个公民，我是站在公民的角度讲这句话。我觉得当有一天领导心里面充分想着我们小民的时候，这个国家治理就上路了。有一句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谁是皮？人民是皮。谁是毛？官员才是毛。没有人民，官员、政府不存在。什么是治理？我觉得说到底治理就是服务，有了服务意识才有服务目标，人民群众才是服务对象。把这个关系解决好，把这个目标认定好，把这个定位给摆好，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此，关键是治理的方式，治理的手段，治理的政策，都要想到为谁服务。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几位嘉宾，他们是：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卫兴华

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教授 李殿仁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宋洪远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张杰

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 张首映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多年来所讲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显然强化和扩大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条件已成熟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可以说，由“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是回归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和要求，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必然。过去我们一直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现在改提“决定性”作用，有个条件成熟因素。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多年来，一直只提“基础性”作用。现在改提“决定性”作用，表示已具备提出的成熟条件。其一是认识上的条件；其二是实践所提供的条件。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且从历史事实来看，资本主义国家都一直实行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曾一直践行计划经济。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历了市场取向改革的不同阶段。大体上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市场经济）为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更大范围发挥市场作用）；计划和市场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市场经济）相结合；最后统一了认识，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逐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是逐步推进思想解放的过程。在新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市场的能力不断提高。因此，从理论认识和实践过程两方面看，提高和扩大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成熟。主观条件是理论认识条件；客观条件是现实实践条件。据此，可以和有必要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

强调提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虽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规则不统一，存在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利用市场经济谋取不正当利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市场运行不规范、市场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某些厂商谋取不正当利益；另一种是一些政府人员为谋取某种利益，不当干预微观经济，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被扭曲。同志指出：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规律，是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并指出这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适用于一切市场经济体制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澄清认识上的三个问题：其一，认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事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如此；其二，误以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全靠市场的决定作用了，感到迷惘；其三，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解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泛化市场作用，否定政府调控功能。

首先，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无疑贯穿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全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也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回答是肯定的。其实，讲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学讲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是一样的道理。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就是通过价格在价值基础上随着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动而涨落，自发地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分配于不同的部门。因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也就是决定作用。这里，价值规律的决定作用与市场的决定作用是一回事。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涉及三个方面的“决定”事项：一是价格不由政府决定，而是在价值基础上由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决定；二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其生产规模与结构的安排，不再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而是由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市场信号决定；三是消费需求的选择，不再是“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下的凭票供应，购买者没有选择权和决定权的状况，而是消费者有权决定自己的需求选择，也就是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说的“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弄清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实际情况，弄清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本意，就不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理论与实践产生质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既包括决定现存企业的生产与销售活动，也包括新建企业的投资方向和战略安排。

其次，为了准确解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全面把握其内涵。第一，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是全部的决定作用。例如，建设和发展国防军事工业，无论投资新工程，还是已有企业的生产规模与结构，都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而主要是由党和政府决定。再如，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开创和发展航天工程事业，以及搞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等，也不是都交给市场去决定，而主要是由政府决定。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诸领域的改革要起“牵引作用”。同志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要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如经营性文化领域的演艺、影视等行业要受市场制约。字画、古董、名人信札等，其价格高低完全由市场决定。但公益性文化，如图书馆、博物馆乃至义务教育和一切公办教育事业等，不能由市场决定其建设与发展。当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会影响到其他领域。注意，是“影响”而不是“决定”。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就要转变政府职能，不去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要有利于推进而不是妨碍经济体制的改革，要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提供有利条件和起推进作用，“要使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应该明确，三中全会《决定》与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六个领域的改革相联系，提出六个“紧紧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有各自“紧紧围绕”的内容，与市场的决定作用没有直接关联。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党的建设，要驾驭市场规律，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但其自身建设不能引进市场规律，更不能由市场决定。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强化和扩大了市场的作用。但不是以此弱化和消除政府的作用。不是完全放开“看不见的手”，而捆死“看得见的手”。否定的是政府的不当干预、过多干预，而不否定正当干预、必要干预。应是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的结合，而不是强化市场、弱化政府的结合。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又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不能靠市场的决定作用来实现，而是需要党和政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引导与推进。

《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一总目标，离开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推进，不可能实现。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市场监管。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越大，范围越广，政府监管市场的职责也越大，越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又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解决后两方面的问题，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和宏观调控的任务。“过多的干预”是不当干预，不是政府职责所在，也不是宏观调控任务。政府监管职责主要是针对不正当的市场行为，诸如制假售假、生产和销售有毒食品、非法集资和传销、黄赌毒市场、欺行霸市、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虚假广告、环境污染、损害生态平衡，等等。这种干预是必要的。政府还要监管企业生产与经营安全和职工权益保障。

政府还有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职责。要统一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消除市场封锁与割据，打破市场垄断，建设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还要运用经济手段，影响和调节市场，引导企业科学发展，并以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与相关政策引导企业缩小收入分配过大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

第6篇：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范文

    一、我国会计国际化建设的原则

    (1)国际化与国家化并存原则

    会计作为一门管理科学,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有助于投资决策或解释、评价企业经营业绩或受托者受托责任的“商业语言”,而且受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传统习惯、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环境因素的制约,从而使各个国家在会计政策的制定和会计实务的处理方法上体现着经济利益的不同分配及其格局,因而从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出发,各个国家的会计政策及其实务处理方法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各国会计的现实态度又不同程度地体现为国际化与国家化的并存,而且这种并存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基于此,国内有些学者对会计的中国特色问题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会计的“特色”阻碍着国际化进程。我认为,具有一定的国家特色并不能影响或阻碍会计国际化进程,关键是看这种“特色”能否促进或有利于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强调国际化与国家化并存,绝不是否定中国会计的国际化趋势。事实上,会计的国家特色不会影响其国际化进程。一定意义上讲,会计国际化无非是各国会计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和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当代会计发展的历史中得到佐证。在一定时期内体现本国特色的会计思想或方法,在未来环境变化之时可能成为国际公认的会计思想或方法%从而步入国际化的坦途。因此,会计国际化从其内涵与时代性要求来说,具有双向运动的特征,对某些有益于经济发展的科学会计思想或方法,尽管目前还体现为国家特色,但在国际化热潮中也绝不能轻易地加以否定,这最终会阻碍会计科学的世界性发展。

    (2)比较研究于我有利原则

    会计国际化理当建立在各国会计共同性的基础之上,不能以某个国家的会计模式作为准绳而强行“国际化”。对中国会计国际化建设来说,绝不能全盘照搬,盲目引进,而应当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会计进行系统研究。通过研究比较其与我国会计的差异之所在,探究产生差异的原因、背景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作出是否借鉴或在何种程度上借鉴的正确抉择。

    强调会计国际化,无非是期望世界各国在会计政策的制定和会计实务的处理等方面遵行国际通行的做法或惯例,使会计信息在国际范围内具有可比性和可理解性,达到信息的国际共享。各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总是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会计国际化目标无一不是为发展本国经济,实现本国经济的国际化而提出的。因而可以说,“于我有利”才是推动会计国际化的根本动因。在中国会计的国际化建设中也应坚持这一原则。我国会计改革和会计准则的制定方面体现了“于我有利”的原则。如会计准则由政府制定并颁发,“两则”并存,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恒等式,按谨慎原则允许运用后进先出法、加速折旧法以及提取坏账准备,成本核算采用制造成本法,建立全新的财务报告体系等。这些改革和建设,尽管尚需完善,但却使中国会计向国际化方向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3)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原则

    会计国际化是一个艰难而又复杂的过程,对中国会计来说,这一过程应当是在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的双向运动中进行的,也应是在持续的借鉴与输出的交替更换中实现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会计国际化进程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学习和借鉴仍将占重要地位。为了把国际化建设的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应当坚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即把国际化建设的必然性目标有重点、分阶段地组织实施,力求实现国际会计惯例和我国实际比较完美地结合。

    (4)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原则会计国际化的改革既不能超前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能滞后,应当是同步。“超前”会使会计改革失去依托,缺乏明确的目标,“滞后”则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甚至可能拖改革的后腿。所谓“同步”并不是同时,而是指会计国际化改革必须紧紧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做到相互配套,相互协调。近十多年来,我国会计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财政部颁发了《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第二阶段,为适应深化企业改革的需要,财政部和国家体改委联合颁发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第三阶段,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财政部颁发了《企业会计准则》及分行业的会计制度。改革实践证明,每一步会计改革无不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和引导,同时,也说明中国会计的国际化不仅是会计自身发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会计改革也有自身的规律性,不应该也不能完全被动地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采取的措施。会计改革方案、措施和步骤应该自成体系,相互配套,不应该亦步亦趋地紧跟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措施。为了国家财力的需要,经济改革采取一些迂回措施是可能的,但是会计改革就不能盲目适应,否则,只会导致会计工作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所以,在保证会计提供经济体制改革所需信息的前提下,要保证会计改革的连续性和改革方案的配套。

    (5)统一性与选择性并存原则国际化的一个主要标志,它要求各国会计事务的处理程序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但是考虑到各国会计差异的现实,对某些会计业务可以在要求的框架内制订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供各国会计工作者选用。这样做可以加快会计国际化的进程,适当排除一些阻力。

    二、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与措施

    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可以具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做法。

    (1)了解借鉴阶段

    借鉴的前提是了解,借鉴必须建立在切实吃透、弄懂国外会计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才能博采众长。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系统学习,深入了解国外会计的丰富内涵,吸取其精华,借鉴其合理内核。由于会计协调在这个阶段大都是自发进行的,因此自发性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学习借鉴国外会计中先进的合理的成分则是该阶段的工作重点。

    在了解借鉴阶段,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

    ①加强与国际性或地区性的会计职业组织的联系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协调活动,学习和了解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会计经验。

    ②中国会计学会、注册会计师协会、有条件的高等院校乃至政府会计主管机构,应该设立专门的外国会计、国际会计的研究机构,以搜集、整理和研究国外先进的会计信息资料,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③在制定和修订会计准则时,应充分参考借鉴国际会计组织的经验和内容,使我国新出台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保持一致,避免出现“走回头路”、“朝令夕改”的现象。

    ④加强会计协调理论的超前性与务实性研究。超前性要求会计研究具有预见性,研究国内已经存在但不普遍、甚至还未出现的会计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研究国际上已经出现的会计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探讨其在中国运用的可能性。务实性要求会计研究“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使会计理论研究成果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⑤深化改革会计教育,培养国际会计人才。在会计教育过程中,加强对会计人员的国际性教育,如开设西方会计、国际会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税收、经贸外语、会计电算化等课程,提高会计人员处理国际会计业务的水平。

    (2)协调阶段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针对这个现实情况,我们要充分利用会计的商业语言作用去沟通、发现、寻求与各国会计的共同之处,在此基础上,通过协商调整我国会计准则中的某些内容,以使其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基本一致,为第三个阶段的规范统一打下基础。

    在协调阶段,应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①加强国际性的会计双向交流与合作。一方面,我国通过国际会计职业组织积极地、辩证地学习和吸纳西方各国会计理论与方法及国际会计准则中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国际讲坛向国外介绍中国会计,使国际会计职业组织的决议中包含适应中国情况的内容,实现双向的交流与合作。这样,既有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又便于我国对外投资。

    ②针对我国会计准则中与国际会计准则中不一致的内容,与主要会计发达国家和国际会计职业组织共同协商解决,实现我国会计的国际化。

    ③建立健全政府或民间会计协调组织机构,具体领导和负责我国会计协调活动,以它们的强制性或权威性来引导会计协调活动走向新的阶段,取得更大的成就。

    ④加快我国审计的国际化进程,保证我国财务报告鉴证的广泛适用性。从1996年开始实施的第一批《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包括《独立审计准则序言》、《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等七个具体准则和一个实务公告,基本形成了独立审计准则体系的框架。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基本符合国际惯例;二是反映了中国的国情;三是体现了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一致的原则;四是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可以说,独立审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审计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将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的轨道,同时对推动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接轨的进程也将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3)规范统一阶段

    在协调阶段的基础上,各国会计之间的差异己日益减少或消除,这就为全球会计的规范和统一创造了条件。在这一阶段,各国会计都在自觉地缩小差异,趋于统一,因此自觉性是其主要特征,规范和统一各国的会计实务和会计准则是该阶段的工作重点。

    在规范统一阶段,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

第7篇：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范文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14.《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

15．《转型发展理论》，厉以宁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内容提要：

第8篇：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范文

    的。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改革,为改革开放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保障了改革开放措施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给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动力。

    四、结语

    “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理论结合中国国情的具体体现,它带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找到清晰的发展道路。在它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取得无比辉煌的成就,积累了无数的宝贵经验,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日趋完善,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关键动力和重要保障。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的了许多问题,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因此在以后的探索道路上会逐渐得到解决。“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将逐步完善,中国经济也将继续书写“中国奇迹”。

    参考文献:

    [1]关海庭. 渐进式的超越: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调整与深化[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

    [2]陆静超. 渐进式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政策[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3.

    [3]盛来运.中国统计年鉴2011[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9.

第9篇：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范文

一、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的领路人――龙永图

开放的世界经济贸易体制对于全球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或者一些封闭的经济团体，最终会导致经济利益的冲突和激化。中国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一直在努力加入世贸组织。经过15年的艰辛谈判，我们终于成为世贸大家庭的成员。而为我们开启这个大门的就是――龙永图。

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将会面临着更加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作出了将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从事对外经济贸易的活动的承诺，这使得中国在全球面前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守规则的国际形象，对于改善中国的商务和投资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使中国建立一个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环境。这个体制环境包括 1.稳定的．透明的、可预见性的法律体制。2.一个更加廉洁、高效、规范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政治环境。3.一个更加公平、有利、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

第三，开放的政策环境。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已经按照自己的承诺 从2002年1月开始下调了关税。从2001年的15.3％降到1 2％ 而且取消了很多产品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这样在中国将出现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可预见性的开放体制。

龙永图不仅单是把中国带入了世贸组织，在入世后的几年中他一直奔波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与世界经济的交流中。他是一位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

二、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倡导者与设计师――厉以宁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建国伊始关于企业的性质问题就一直是中外各界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就一直在摸索中进行，从完全国有到联合经营，从国家控股到发展民族企业。现在，中国已形成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经济体制。但是，国有资产、国家控股的比重应该是多少以及中国企业股份制的具体形式一直是中外关注的焦点。在百家争鸣的时候，厉以宁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为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厉以宁教授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整体构想，探讨了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并对我国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革提出了可操作的政策主张和方案设计。厉以宁教授认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必然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必然是企业制度的重新塑造，必须以新型公有制取代传统公有制，必须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改革开放伊始，他最早系统地介绍了现代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他最早提出了所有制改革理论和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设计方案，创立了中国经济非均衡分析理论与方法，对国民经济运行和中长期改革、发展战略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厉以宁提出了“新公有制”的概念，“新公有制企业”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改革问题，这将加速国企改组的步伐，加速民营企业的成长，从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的同时，很多人开始担心：中国在达到GDP人均l000美元的水平时，也将面临着严峻的发展瓶颈。如果能从理论高度上突破，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厉以宁提出的“新公有制”概念，正是从理论上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代言人――温铁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是现在中国的9亿农民也是中国能否继续高速发展的关键。中国的农村从建国伊始的个人经济到农业合作社期间的集体经济，在到联产承包制时期的联合所有制经济，农村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其他产业的发展。所以，在新世纪新时期，中国农村建设的成败直接影响着中国能否继续高速发展的步伐。在三农问题被提上议程之前，就有一个人在为三农问题奔波，它就是温铁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三农”问题如果不解决，第一，尽管经济高增长，但是内需上不去。第二，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第三，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社会问题就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说，在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与时俱进地把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当前中国非常紧迫的“ 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提出来，它既符合我们国家的客观需要，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