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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环境保护战略目标而采取的环境经济制度、环境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及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总称,三者是建立与完善环境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环境保护制度制约着环境保护的运行机制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同时环境保护的运行机制及经济政策又对环境保护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起着积极地促进作用。
1.1环境经济制度
环境经济制度是约束环境与经济活动各主体行为的各种规则,是建立和改进环境经济体制的重要依据。环境经济制度主要由环境管理制度、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环境资源再生产制度以及环境经济法律制度等构成。
1.1.1环境管理制度
环境管理制度是各级环境主管机构采用的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有利的约束与规范的管理手段,对资源使用、环境影响、生态变化的决策直接进行干预。环境管理制度的健全与否决定了环境资源能否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经济各领域实现有效配置。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环境目标责任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环境限期治理制度和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等。
1.1.2环境资源产权制度
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对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起决定性作用。完备的资源环境产权制度主要包括资源环境产权界定制度、资源环境产权交易制度、资源环境产权保护制度等三个方面的制度。
1.1.3环境资源再生产制度
环境资源再生产是指社会生存和发展赖以持续的自然环境条件的再生产。环境资源的再生产制度主要包括环境资源再生产的组织制度、总量控制制度、监督制度、责任制度和考核制度。通过上述制度协同作用,使各地区能够根据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安排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主动采取各种环境资源再生产的措施。
1.1.4环境经济法律制度
建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是环境保护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重要保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领域的与环境和资源保护有关的立法;二是环境经济执法,包括建立健全环境经济法律的实施体系和保障机制;三是环境经济有关法律实施执行的监督机制。
1.2环境经济运行机制
环境保护运行机制就是环境经济活动中的各主体(政府、市场、公众)和客体(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制约关系及其功能。健全的环境经济运行机制有助于环境经济体制的运行与实现。环境经济运行机制主要包括:
1.2.1环境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调节机制
按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以及经济运行规律,理顺环境经济活动中政府、市场与公众的关系及地位,建立起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公众参与机制,以充分发挥各主体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2.2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
把环境保护前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阶段,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结合起来,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统筹规划,合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合理配置资源,推动环境优化经济增长,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社会效应和环境效益。
1.2.3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是根据价值规律,同时在各类经济政策中融入保护未来长期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或环境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来指导、引导、激励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主要包括: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收政策、环境金融政策等。各项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保护运行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
2新时期进行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2.1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经济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环境形势
党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年来,作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环保事业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以发展理念的深化、决策部署的调整为标志,每一次思想突破、每一个体制机制的创新,都给环境保护事业带来了大发展[3]。
但也必须意识到,目前全国环境形势依然相当严峻。我国仍将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环境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污染源表现为点源与面源复合,污染类型表现为工业污染与生活污染并存,生态恶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严重影响了人类的正常健康的生活,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面对这些压力与挑战,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经济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的需要,具体表现在:环境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宏观协调功能较弱,与综合决策部门协调能力不足,环保部门对于跨部门、跨地区、跨流域的重大环境政策和环境问题屡调不协、屡解不决,统一监管难以实施;环境保护的市场机制仍不成熟,环保利用外资效率有待提高,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尚未形成;环境科技体制仍显僵化、环境监督机制仍不健全等。
2.2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是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題的必然要求
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还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破除体制障碍,进行全面、深刻的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中国30年来环保领域的改革实践也证明,通过不断深入改革,完成对旧体制的突破和新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才是中国的环保事业不断推进、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和谐的巨大动力。国外的实践历程也表明,加快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和实施一套全方位、多领域的宏观环境经济政策,能以较低的成本达到有效控制污染的目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发达国家就积极应用环境经济政策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均衡发展,在以后的30多年中,西方发达国家对市场机制、财税政策以及相关配套政策进行了基于环境考虑的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了成功,实现了很好的环境效益,而我国的此项工作才刚刚起步。因此,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是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
2.3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是积极推进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是探索环保新道路的重要内容
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调整环境与经济的关系的重要手段。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已逐渐从“环境保护制约经济的增长”向“环保优化经济增长”转变,因此逐渐改变“环境保护让位于经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制约经济发展”的观念,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并重”以及“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而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制度也滞后于“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需要,迫切需要对现有的环境保护经济体制进行创新,以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
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探索建设环保新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内容。2009年7月,周生贤部长在环境保护部党组扩大会议上作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环保新道路,努力开创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讲话,他强调,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注重制度建设,构建高效的体制机制,是加强环境保护的一条鲜活经验。
2.4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孤立的问题,不仅与本国经济、政治、法治、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与本国整体的经济体制改革密不可分。正确把握一国经济体制的历史沿革和改革趋势,对于清晰地认识现行环境保护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找准未来的改革趋势和发展方向非常重要。
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已融入到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中。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党和国家把环境保护摆在了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环境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位置将越来越重要。2009年5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要理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推进价格改革,完善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机制。完善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体系和多元化节能环保投入机制。”
2.5中国环境问題的复杂性决定了进行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是环境保护部门参与经济综合决策的重要途径,环境问题不仅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环境问题具有浓厚的科技背景、高度的决策风险,同时又涉及广泛的利益冲突,因此,环境保护又不同于其他的经济活动,环境保护经济体制相对于整个经济体制,自会”,强制性地加大流域中下游生态受益地区政府对三江源区政府和个人的财政转移支付。
3.3.3三江源区生态外溢效应的量化
生态效益作为公共产品在目前的量化技术上存在巨大困难,三江源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更为补偿标准和强度的确定增加了难度和变数,这也是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没有真正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需要开展资源环境实物量统计以及资源耗减、环境损失估价方法等课题的研究攻关,加快建立可以定量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评价体系,为三江源生态补偿提供实际可操作的价值估算依据,确保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3.3.4建立三江流域区际民主协商机制
我国流域生态环境管理属于自上而下的纵向垂直管理模式,横向间的协商和管理明显不足,跨流域的环境管理体制非常滞后,流域性机构作为水利部的派出机构,其法律地位和职能不明确,难以成为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主导者。建立健全三江源区与三江流域中下游间的区际生态补偿机制,应当以三江流域为基础,以生态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一体化管理为目标,由中央政府牵头,成立由流域地方政府组成的流域开发管理委员会和流域管理机构,采取俱乐部机制,实行“一省(市)一票、多数决定”的投票原则,定期举行会议,就流域生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生态成本和收益的承担与分享等事宜进行磋商和谈判,在民主然也有其独特的要求:第一,环境问题是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的;第二,环境问题涉及广泛的利益冲突,所以环境主管机关必须具有独立性,独立于政治和行政的不当干预,独立于企业,从而保证监管的客观和公正;第三,由于环境问题具有浓厚的科技背景和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环境监管必须借助市场激励的方法,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其他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因此,针对环境保护问题的这种特殊性,进行中国环境保护经济体制改革十分必要。
关键词方向标关键改革创新
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的谋略思想影响了几千年而不衰,其中的精华更是日久弥新,专注于军事的谋略思想同样适用于经济建设,研究军事谋略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会惊喜的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妙和强大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制度的“谋略”性质决定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方向
就战争而言,兵事凶险不可轻启,在二战期间,希特勒种族灭绝的战术固然对实现他的法西斯梦想立竿见影,收效甚快,但他的这一谋略显然是凶残的、毫无人性的,暂不说这一战略的含金量与智慧度有多少,任何违背人民意愿的谋略注定失败,可见战争中谋略战术的性质定位直接决定着战争结果。
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着经济改革的方向,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那么我国经济体制无论怎样改革都脱离不了经济制度所规定的性质方向,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频繁,例如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控股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允许、加大外国资本、民营资本的控股比例,但国家资本在国有企业资金比例上依然坚挺,话语权依然无可动摇,这是由我国经济制度性质牢牢决定的,扩大资金来源能国有企业更有活力、竞争力,但绝改变不了永远开头的“国有”二字;在改革分配制度的问题上,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不再是马克思所规定的直接社会劳动,因为高度单一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打破,那种除劳动以外,资本、土地等要素由国家或相关公有组织占有、支配、使用的情况也随着市场化改革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按劳分配也由此失去了一统天下的基础,但不能忽视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我国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放开生产要素分配,那样会是收入差距固化,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经济体制的改革离不开经济制度规定的方向。
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市场经济的活力和生命力在于竞争,有竞争才有效率和竞争力,有效率和竞争力才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展壮大并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市场经济是一个允许和鼓励所有合法经济主体进行公平竞争的制。所以,如果只有公有制经济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那样的市场经济就没有活力和生命力,而且在制度逻辑上也是没有存在理由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虽然不再有“实现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的国家意志和要求,但仍然有保障国家安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重大国计民生目标、应对重大突发危机、保障国民经济运行和基本民生需要以及增强战略性产业国际竞争力等重大国家意志目标。因此,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价值。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保证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巩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经济制度“谋略”内容直接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和经济发展的前景,但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且影响具有正负两面性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争中审时度势,以奇制胜这一谋略成就了许多大胜的典型,草船借箭、木马城战,谋略选择的推陈出新直接影响战争结果,同样,经济制度如何选择,有多少创新意识关乎经济改革、发展成败。我国经济制度的创新就出现了许多的案例。
就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来看,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国应减少对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应加强内部评级的研究,更多做出自己的判断、避免盲目跟风。这是对金融业界评级制度一次新鲜的信号,虽然这项制度并未完全普及,但我们绝对能够预感到将来市场评级将会有的巨大变化甚至是深刻变革,也许整个评级机制完全改变也不是没有可能,一种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能影响一种经济体制的变革,通过上述案例我们能清楚地认识经济制度的变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鱼与水的密切关系,一改则改,一动则动的密切关系让经济制度的作用更显突出地位,换句话说,经济制度的变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是绝对的,且不论是正面、负面,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一项经济制度的选择并不一定完全对经济发展产生绝对的好或不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定是有好的影响和不好的影响,只是哪方面的影响大一些,中国选择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定促进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但随之出现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泡沫经济、投机经济、经济的大波动,这些问题也是经济制度确立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果不及时控制也会制约经济的发展。
正如兵书所说,“庙算知胜”、“兵者诡道”、“上兵伐谋”、“兵以诈立”和“运兵计谋”,如何运用谋略以及谋略选择的重要是孙子兵法的核心,一国的经济制度的选择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的选择就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一种谋略选择,没有谋略便没有胜利,没有先进切实的经济制度,便不能引领经济的发展,更不能在全球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中取得胜利。
参考文献:
[1]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
[2]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
[3]中国制度变迁――从“路径依赖”角度.现代商业.2011(33).
关键词:金融体系改革;回顾;思考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金融业属于基础,在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体系改革的特殊性也是由于金融业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必须要立足于我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实际的国情才能够顺利的进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为此,本文对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介绍,并且回顾了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历程。
1 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金融部门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所以在经济体系改革中金融体系的改革也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由于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因此需要完成两个基本任务,首先是要将宏观层面的与财政体系相互独立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其次要立足于微观层面,采用企业化的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造。但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本身存在着较大的特殊性,在我国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不仅属于对货币经营的企业,同时也属于执行国家货币政策的相关机构。国家在经济过热时期会选择紧缩的货币政策,然而商业银行的经营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其很难对贷款的冲动进行遏制,会最大限度的采用各种方式进行放贷。这时候企业化的金融机构目标就会与国家政策制定的目标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而宏观经济会由于这种冲突变得不稳定,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银行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主要功能就是核算和结算,由于企业融资的需要,因此出现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1]。
我国在1978年以来采用的是双重转轨下的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一方面是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而另一方面则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机地联系了两个转向,因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将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随后采用企业化的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造,这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为主要的两个步骤。所谓的激进式改革就是将两个步骤并为一步,所谓的渐进式改革就是分别采用两个步骤进行改革。必须要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和特殊的国情进行充分的考虑,才能确定到底选择渐进式的金融体系改革路径,还是激进式的金融体制改革。由于我国本身经济的落后性,因此不可能选择和苏联相同的激进式改革,而如果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则必须要具备一种搭配方式,也就是先将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然后再采用企业化的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造。在我国国家干预的工业化过程中充分的体现了这种先后顺序。国家在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中将金融看作是实现我国工业化目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政府面对这种情况有控制金融的需要。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变得越来越快,这时候在金融体系的约束条件方面就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开始逐步的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明显的滞后。也正是因为如此,先进行公司制等非主流的东西就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顺序,这样资本市场作为融资渠道之一就具备了发展的必要,在完成非主流领域的改革之后,再进行金融体系的改革[2]。
2 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历程
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重心就是要将与财政相互独立的市场取向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将适应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创造出来。上世纪90年代是这个阶段的一个分界线,中国银行在之前的金融体系中属于监管系统,我国的银行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也就是国家专业银行、区域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非银行金融中介主要包括担保公司、信托投资、保险公司以及各大企业集团的财务公司。有机构无市场是我国90年代金融体系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在完成第一个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任务之后,我国的金融体系在90年代以后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在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明确下来之后,我国的金融监管系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除了原先的中国人民银行之外,同时又出现了保监会、银监会和证监会;除了传统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在银行系统中又出现了政策性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并且纷纷的建立了一系列的区域性城市银行,在21世纪之后我国还出现了很多外资银行[3]。
以金融结构市场化为取向的企业化改造是第二阶段金融体系改革的主要内容,这一阶段改革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除了使金融机构自身经营需要得以满足之外,同时还要强化资源配置的效率。金融体系改革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完成金融机构的企业化改造,从而将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企业机制形成。金融机构企业化改造的总体目标一共包括3个方面的小目标:首先,使财政与银行的关系实现有限责任机制;其次,对银行的内在运行机制进行完善;最后,对外部监督进行强化,将与政府相互独立的第三方专业监管建立起来。采用这种渐进式的金融体系改革除了使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实现了平稳的经济发展之外,同时也保证了自身改革目标的实现,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并未出现诸如其他国家一样的大起大落,这也是我国采用金融体系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的非常成功的地方。
3 结语
目前,在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之后,我国的金融体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完善。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要想能够充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以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根据,进行不断的变革和创新。然而我国的金融体系目前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为此,必须要以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为根据对金融体系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从而最终能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何风隽,仇娟东.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基于中国视角的实证分析[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1(04).
本文运用路径依赖的基本理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对我国地方税制改革中存在的路径依赖问题进行分析,指出了地方税制改革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及其存在的负面影响,提出在新一轮制度创新中的对策思路。
“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1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因而,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将会选择那些能筹集收入?畲蠡乃笆罩贫劝才牛绻骋恢炙爸瓢才拍芪掖词杖氲淖畲蠡敲矗谒婧蟮母母镏校庵种贫劝才啪突岬玫角炕5胤剿爸谱魑醒胝谟璧胤匠锎胧杖氲闹贫劝才牛窃诠仪康魇杖氲闹贫劝才疟尘跋拢蚨诤星康魇杖牍δ艿墓咝蕴卣鳌?nbsp;
(三)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从地方税制来看,它仅仅是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种的使用权、管理权、征收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税种的确立、税收制度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而筹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面对“菜单”选择却没有“菜”可选。由于不能创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而已,则将既定的和旧体制内所创立的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多样化,并且拓展这些规则的边界。这个旧体制内的规则就是预算外的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收费、集资、摊派等多种形式的地方收入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财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而只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制度知识信息资源(只给政策、不出钱),允许地方政府或者基层组织在制度创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赖于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杜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将改革的风险分散化,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内,既维护体制改革的稳定和顺利进行,同时地方经济又取得相当的发展,中央政府就会容忍和默认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
然而,收费制度一经在地方政府的运用,并经过上级政府的默认,它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地方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函数与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国者所控制的,其目标函数是维持其治理国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是地方官员的晋级、名誉、声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这样,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而获得上级的提拔,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发展地方经济就要求有强大的收入来支持;地方官员通过预算支出追求个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贴、住房、豪华的办公用品等,这是不一致的地方。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有着追求收入的动机。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将财权和相应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调整,这样地方政府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范围缩小的权力中心,它在职能和职责上与中央政府是重构的。由于收费制度比较简便和运作成本低,能及时为地方政府筹集发展某些项目的经费需要,最为根本的在于收费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缴收入的约束,从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部门使用了收费制度,它就会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迅速学习和模仿,而很快推演开来。同时,收费制度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逐步成为他们“寻租”的最为合法化的渠道。这也会推动收费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2上述分析的路径依赖特征,给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1.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转向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向微观经济主体征收税负,即通过税收制度来重构国家岁入的转型过程中,强调收入的功能是其内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现实的财政压力使得一旦走上强调收入的制度路径,就有着强化的趋势,从而使得税收制度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缺乏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2.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一方面,忽视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重构中的内在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制度创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新的有效的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则导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首先,在税制存续的有效期内,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将某一税种推至极端,而不顾该税种对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调整时,可能会通过收取过头税等形式虚增收入来扩大收入的基数;最后,将财源和财力转移至非税收部门,从而为非规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温床。
3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上还分析表明,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适应性效率已经递减,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为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之际,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强调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赋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创造新的制度规则的自。因为,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新岁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创新作用(杨瑞龙,1998;张杰,1998;黄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级微观主体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制度创新信息,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订的收入制度规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中国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来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国家岁入制度的创新活动同样应该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予以确认。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国务院总理1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了新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近十年来,我国财税、金融、价格、国有企业、农村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共财政体系不断完善;大型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发展,现代金融体系逐步健全;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税费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改革迈出重大步伐;收入分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卫生、教育、文化、科技体制改革全面深化;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职能转变、信息公开等政府自身改革取得明显进步。这些改革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促进了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会议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通过改革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一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善宏观调控,健全市场体系,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二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三是深化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改革,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四是推进社会事业、收入分配等改革,理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努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五是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深化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建设服务、责任、法治、廉洁政府。
会议明确了今年改革的重点工作:(一)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二)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扩大增值税改革试点,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强化国有控股大型金融机构内部治理和风险管理。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小型金融机构。合理引导民间融资。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四)深化电力、成品油和水资源价格改革。建立健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五)推进社会领域改革。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实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制度全覆盖。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进学校民主管理。继续推进全民医保,巩固基本药物制度,深入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和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加快形成对外开放的多元办医格局。深化文化和科技体制改革。(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新设行政审批事项审核论证机制。开展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全面推进地方财政预算、决算公开。(七)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制定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条例。(八)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积极推进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经济特区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草案)》和《拘留所条例(草案)》。 (本刊编辑)
这篇东北林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开题报告的关键词是东北林业大学,毕业设计,本科,报告,
选题依据:党的xx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解决》,在完善社会经济体制上有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提出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在发展非公有制上突破了过去的局限。这对现有林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现有林区经济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极其不适应现有的市场环境,造成现有的林区经济落后。而且,发展没有后劲处于两难境地。一直以来,森工企业都是在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并存的环境下生存。体制、机制、科技诸方面还跟不上社会整体的上升步伐。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2019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林区发展的决定》为林业的发展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国家正在实行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对政府体制、企业经营机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急迫要求,改革社会经济体制以成为改造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首要任务。从当前林区经济运行体制来看,必须改革经济体制。否则林区经济将无法摆脱困境。当前影响我国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1)政企不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业事业交叉的经济运行体制。而由此导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林区、县政府机关、教师同工不同酬,工资差距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区建设包括林区基本建设、公益事业、社会事业等,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三是国有森工企业承担着庞大的政府经费和社会负担,难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2)市场环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业难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环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布局结构不合理。(3)原有的生产布局结构不能适应现在的林区经济发展。(4)国有资产的管理不严。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利用,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论述:目前林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林区生产布局调整、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林区改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了条件;西部大开发为林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可以为发展林区经济,振兴林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同时近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工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中小企业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 第一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对现有的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进行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二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对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问题形成原因过程以及问题的影响面。第三部分:针对现有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剖析,寻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法。
2019年09月20日—2019年1月15日收集资料,拟订论文题目,撰写论文提纲。2019年3月1日—3月30日毕业实习调研。2019年4月1日—4月30日撰写论文初稿。2019年5月7日—5月20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二稿。2019年5月21日—6月8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三稿。2019年6月8日—6月18日修改论文,完善论文格式以及答辩前准备。2019年6月19日—6月20日左右进行答辩。
关键字: 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经济体制改革
一、建立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意义
1.坚持市场经济方向,搭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桥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20年重点解决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等问题。宏观市场环境具备后,微观经济的运行载体如何构造就成为关键。
(1)市场经济难以在一个所有者内部实现。市场经济不可能在一个所有者内部完成交换,在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中央惟一主体集中国有经济产权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只能是一个所有者内部左兜与右兜的关系。在国有之间及和政府的关系上,有说不清的矛盾,弃不掉的情结,国有企业始终不能完成制度性脱困。因此,如何坚定市场经济方向,从产权上构造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运行载体就成为改革的关键。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传统公有制模式必须打破;另一方面,如何在公有制模式创新的前提下推进市场经济又无法从国外照搬照抄。中国市场经济微观载体的构造要以公有制为主,这是特殊国情。现行公有制模式归根到底还是政府所有制,从上看,现有的政府所有制是以中央政府作为惟一法律主体,代表全国管理国有资产,但一个主体是不能构造出真正的市场经济的。
(2)外部多元化的困惑。现实当中客观存在着地方国有资产。省、市、区、县政府层层都有国有资产,但在法律上又不能得证,仅仅是一种中央所有、地方分级管理的模式。在这样的矛盾下,要发展市场经济,就面临一个选择,是一步到位搞非国有化的外部多元化,还是分步到位先搞公有制内部的多元化探索,然后逐步实现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我们无法简单重复西方数百年前走过的所谓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的道路,更不可能去借鉴进行"休克疗法"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只能在综合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承受力度、社会的安定程度的统一的基础上,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发展道路,通过创新赶超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
(3)内部多元化的创举。把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建立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的构造形成了中国特色改革的创举。中国能不能在一个主体内部完成从一元到多元的构造呢?这是近10年来国内界和政界一直在探索的大问题。不这样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建立。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就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主体来说,这必将完成从1到300的飞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规范的微观经济载体的多元化构造打下初步的基础。所谓从1到300的跨越,即从国有经济的中央惟一主体论跨越到中央国有和地方两级政府国有并存的国有经济出资人的格局。届时,一个中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再加上250多个地区一级的地方政府,就形成了300个左右国有经济的出资人主体。这300个主体均要成立各自相对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不同层面代表着三级政府,行使出资人职能。而它们下边又分别要成立若干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些资产经营公司从事国有资本的管理和运作,从出资人的角度去和下属的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的实体企业相对接,完成国有经济内部多元化的构造。这是一支庞大且多元化的国有经济力量,它们将在贯彻公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改革的目的是要在市场经济和创新的公有制模式之间搭建中国特色的资本经济桥梁。
尽管像意大利、法国、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有自己的国有企业,但中国这样的国有经济转轨过程这些国家都没有经历过。这一改革是无法简单地用私有化或民营化的提法所涵盖的。用和发展的观点看,这一创举将会形成中国迈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制转轨改革的重要理论。
(4)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资本经济的产物。①1978年党的前,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就是一个大工厂,政资不分,政企合一,企业的人财物、销,政府包办一切,国家资产和国有资产划等号,没有必要成立国资委。②从1978年12月到1988年10年间,中国的企业改革尽管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但仅仅是围绕国有企业从生产型转向经营型的放权让利的思路推进。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在向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迈进中,仅仅实现了从产品经济向实体经济为主的商品经济的过渡,资本的概念还不被人们承认,更谈不上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的不同。国有企业作为独立法人的投资主体地位并没有确立,而其自身的所有者主体也没有到位,就像一个"没有头只有身子的人",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缺陷。无论怎么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不是处在放权让利不够,把企业管死,就是放权让利过大,导致企业内部人控制的失控状态的两难境地。③从1988年到1998年,随着股份制在中国的提出,产权改革和资本经济开始在中国出现,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但由于领导层和人们对这一巨大改革转型必要性的认识不足,加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成立,一定会从旧的行业管理部门手中接管权力。因此,国资局的工作并没有按预计的方向发展,而是遇到了现实中巨大的阻力。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已经很清晰,只要抓好管理就能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建立企业制度就是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理念占据上风,最终导致国资局未能按既定的方向发展,而是被撤消。④1998年至今,全国只有上海、珠海、深圳等少数城市保留了完整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或者与后来成立的企业工委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变相存在并坚持运转。其他省市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国资管理都处于停滞状态。现实中普遍严重发生了国有企业的"婆婆"被取消后,陷入了"内部人控制"的处境。国务院不得不又建立了稽查特派员制度和监事会制度,然而对这一制度的定性和定论,直到今天也无法得证。
必须看到这次国有资产组织体系建立的背景:①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出现;②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商品经济进入到资本经济时期,资本被普遍承认,资本收益的准则被共同遵守,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完全可以分开,股东已成为现代国有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国有出资人仅以股东身份参与国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显然,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资本经济时代的一个产物。
2.公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的新模式
(1)改革深处就是产权。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就是产权改革,一旦涉及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革,就会触及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政府的改革。从产权入手进行政府的行政组织体制改革,这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体制改革的启动。
关健词:会计;国家性;国际性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各国间的经济往来不断增加,我国企业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性投资的机会也在不断增多。而会计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经济管理科学,其重要性也越来越突显出来。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及教育等背景的不同,会计制度也必然会存在许多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对国际经济交往会产生一定影响,已经成为国际会计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正确理解会计的国家性与国际性,对我国会计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会计的国家性与国际性
(一)会计的国家性
会计的国家性指的是,会计作为一种重要经济管理科学,与其所在社会环境中的经济体制、文化素养、生产力水平、法律法规等背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会计理论、制度以及准则等方面,往往会因为国家、地域的不同,而体现出这样那样的差异,所以说会计具有明显的国家性。
(二)会计的国际性
会计的国际性指的是,对各国间会计制度、准则和方法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协调和处理,以寻求出在处理国际经济业务时,双方都能够接受并适应的会计模式,其中包括国际企业会计、国际审计等。随着国际经济的不断发展,在进行国际经济管理时,会计的国际性自然成为关注的重点。这就对各国的会计活动提出新的要求,使各国会计处理活动不得不向国际通用的做法靠拢。会计的国际性主要表现为各国在处理会计事务时不断标准化、规范化,甚至在谋些方面的趋同化。会计国际化是会计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如果过于强调会计的国家性,最终会影响到本国的经济发展。
二、我国会计国际化应该坚持的原则
(一)坚持国际化与国家化并存的原则
我国的经济体制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特色,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存在的一种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就非常重要,这些也都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对会计来说,为了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效果更加理想,我们不仅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根据国际惯例,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还要保证会计信息能够符合国家经济管理的要求,从而服务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因此,在处理会计的国家性与国际性问题上,应该本着两者并重的原则。
(二)坚持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原则
会计的国际化改革进程,其实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环境下进行的,是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无法分割的,同时也受经济体制改革深刻影响的过程。因此会计国际化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一致,能够充分的做到相互配套与相互协调。
三、在国家性与国际性环境下我国会计改革应该采取的对策
(一)正确看待会计国家性与国际性的关系
目前我国的会计制度中,有很多是科学的、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应该在坚持的同时,进一步的进行完善与提高,不能为了过于追求国际化而盲目的调整和摒弃其中优秀的部分。不可否认我国会计也存在许多的缺陷和不足,在这方面应该积极的去借鉴国外先进的会计理论和技术方法,使其与国际协调起来。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看待中国特色会计体系的存在,但不能过分的追求国家性。在会计的国际性方面,我们应该结合本国实际,对国外会计的先进理论与技术方法进行有取舍的吸收和引进,而不应该盲目的引进。在引进和学习国外会计时,应该有针对性的研究一些国家的会计制度和体系,根据自身需要进行正确的选择。同时还应该与国际上的主流趋势保持协调,不应该只针对某一个国家。
(二)正确认识会计国际化的渐进过程
我国会计在国际化进程中,必须以符合中国国情为改革的前提。我国的会计国际化不仅要有利于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也要有利于促进国际的经济交往。在维护我国利益的前提下,尽量对不适应国际会计惯例的部分进行逐步的改革,以便促进我国与国际经济的交往;我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还应该与国际会计协调的总体进程保持一致。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国际会计协调进程中,我国的会计国际化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只有二者保持了基本的一致,采取秩序渐进的态度,才能保证我国会计改革步伐的稳定,才能促进我国会计的良性发展。
(三)加强我国会计理论的研究
对会计理论进行超前性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我国现有的会计制度、法律及法规,而应该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对目前我国会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甚至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见,及时寻求出科学的解决办法。在会计理论研究方面要本着务实的原则,结合本国实际,结合实践经验。目前我国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在会计准则指导下,对我国的会计制度进行深化改革,进一步改善信息失真问题,提高我国会计信息的质量等。在务实性会计理论研究的影响下,我国会计信息真实性将得到本质上的保障;而超前性的会计理论研究,又会提高我国解决各类会计问题的能力。从而保证国家和企业的会计改革能够深入、稳定的开展。
(四)积极参与会计协调组织
积极的去参与一些全球性的、地区性的会计协调组织;积极利用与会计相关的国际活动来介绍我国会计体系及制度,使我国会计能够在国际会计组织决议中占有一定的影响力,以实现会计的双向协调。这样也不同程度扩大了我们学习和了解国际会计的范围。
四、结论
对于会计的国家性与国际性,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认识态度。不应固守我国会计的现状,否则将失去“真正”与国际会计接轨的机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会计的国家性与国际性的关系,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会计改革的深入开展,更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谭红梅,罗琼芳.试论会计的国家性和国际性[J].商场现代化,2009(563):331.
关键词:宪法;经济改革;經济基础
一、想要保证经济体制的改革就要遵守宪法的严格规定
为了保证我国的长远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依法治国。同时,想要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就是要依据我国的宪法进行有效的保证,这样才能够使执政部门依据宪法的具体内容进行管理,以此才能够有效推进我国中国社会特色主义道路的不断前行。但是,在当前阶段,虽然我国多次展开了普法教育工作,但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当中,仍然会存在着执法不严的现象,这就会导致社会体制在进行改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误差,致使某些部门人员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无法依照我国的宪法进行经济体制的有效变革,这不仅严重导致了我国内在的经济制度遭到了削弱,还会导致其整体经济市场的结构发展出现了失衡现象。因此,在当前阶段,就必须要实现依据宪法进行经济体制的有效变革,这样才能够保证我国的经济体制在变革的过程当中实现其内部的优化,从而促进我国的全面发展。基于此,在当前阶段,想要保证经济改革的重点,就是要让全民理解我国当前整体发展所应用的所有制度的性质,这样才能够有效通过理念的宣讲,实现宪法的作用发挥。同时,在进行制定经济改革的具体政策时,也需要按照相关宪法的规定内容,这样才能够保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巩固当前经济,同时发展经济制度的转变,以此才能够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不断提高。
二、宪法的实施也要与经济基础数据相结合
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为了有效实现深化改革的目的,就需要各界领导依照我国当前的整体发展情况,执行以宪法为基础的执政措施,这样才能够纠正在执行过程当中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为了有效能够贯彻当前的整体发展形势并将其精神带入到相关内容当中,就需要部门人员高度重视,将宪法当中的具体内容落实到实际的工作当中,这样才能够保证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弄清其基础的发展数据,然后以唯物主义的精神进行总结,这样才能够理清当前市场生产以及现有经济制度的结构整体情况,进而再依据其整体发展的未来趋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进行有机结合,以此才能够决定当前社会性质的发展状态。对此,只有有效掌握这些数据才能够保证在进行依照宪法进行执政的过程当中,能够履行自身的责任义务。因此,在进行数据理清过程当中,需要保证相关人员能够理清我国当前经济制度所实现的数据结构类型,并且能够将其内部生产资料与发展情况进行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够实现理清当前整体发展的GDP的所占利润比重,以此才能够实现利用相应法律法规和宪法的执行力度,保证其整体的发展能够成为我国当前主导经济力量的趋势和内在动力。
三、从政治角度出发,需要提高宪法实施的自觉性
在当前阶段,为了实现有关部门能够依据宪法当中的内容实现其内部经济体制的有效改革,就要有效增强有关部门的宪法实施自觉性,这样才能够保证其整体在应用的过程当中,能够尊重并依据宪法当中的实际规定进行相关内容的操作,同时也要加强对其内在的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这样才能够保证相关人员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避免陷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误区,进而造成对于当前社会制度的不良影响。因为,在当前阶段,为了实现我国整体的经济变革,很多部门在执行相关内容的过程当中,会照搬现代西方整体发展的经济学历史进行内在的有效措施提出。但是,这一过程势必是违背了我国的宪法具体规定,因为我国整体的宪法立志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服务,其整体与西方学的经济制度具有明显的区别。而且,西方的经济制度其整体贯彻的是唯心主义观点,因此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也会导致私有经济制度在阶级立场上发挥其自身的作用,致使其整体的生产关系与内部联系产生了一定的差别。同时,其整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自身也没有体现出剩余价值与劳动力的关系,更不会看到剥削剩余价值之后其整体发展的不良行为。对此,为了有效降低这一现象的产生,就必须要加强理念的宣讲,实现提高相关人员的思想政治觉悟,这样才能够保证其在具体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当中,能够自觉依据我国宪法当中的具体规定,并根据其整体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变化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以此才能够实现在我国通过宪法的有效帮助,实现其内部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而促进我国总体人均GDP的不断增长,进而才能够实现我国的长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