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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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

我国城市化水平曾较长时期保持稳定。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化水平开始大幅提升，流动人口也随之快速增加。到2011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突破一半，改变了我国人口总体结构。当前流动人口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总体数量增多，比例明显增大。1995年，我国流动人口仅为5000万人左右，到2010年已超过2.2亿。过去只在一些大城市出现的流动人口，如今遍布几乎所有城市，人口流动已经演变为全国普遍现象。同时，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大。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仅占总人口的0.66％，2000年流动人口比例上升到7.9％，2010年这个比例达到17％。

结构发生变化，组成更加复杂。一是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中年农民工和儿童比重增加。在2000年，流动人口主要由年轻人组成，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特征。到2010年，流动人口不仅变“老”了，40岁以上农民工的数量和比例都增加了；而且变“小\”了，流动人口子女到城市里与父母一起居住、接受教育的现象越来越多，全国流动儿童比例已经超过留守儿童比例。二是性别构成渐趋均衡。近几年，更多的已婚农村女性进入城市，流动人口呈现出家庭化流动趋势，促使性别比趋于均衡。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已婚流动人口中有84.5％与配偶一同流动。

工作不稳定，流动仍然频繁。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职业技能总体较低，多在技术含量不高的岗位上工作，工资待遇不高，工作不稳定。不少人在不同城市、地区之间流动，即使在同一城市，也频繁更换工作。流动人口在一个行业内平均就业时间只有3年左右，而在流动人口大量聚集的住宿餐饮业，平均就业时间仅为32个月，在制造业仅为35个月。

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2年以来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2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58年，全国平均水平为5.5年；2000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66年，全国平均水平为7.62年；2005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89年，全国是8.3年。这主要是由于流动人口群体相对年轻，基本都接受或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另外，流动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目前流动人口中具有本科学历的人数已超过300万人，拉升了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

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些年来，各地各部门在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更好地保障了流动人口的各种权益。但目前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问题还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劳动权益保障。主要是劳动合同签订和执行不规范，签订劳动用工合同的比例较低；工作时间较长，据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平均每周工作60.4小时，其中批发零售业68小时，制造业52小时；社会保障覆盖率不高，由于尚未实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社会保障方面的衔接，流动人口不能充分享有各项社会保障。

子女教育。工作不稳定，流动频繁，致使流动人口子女难以得到连续而稳定的教育，受教育质量偏低。接受完整义务教育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高考的问题也已经凸显。一些城市公办教育资源不足，不能完全满足流动人口子女的求学要求。

第2篇：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地区间人口流动成为学术界关心的话题。张善余(1992)、李树茁(1994)、王桂新(1993、1995、1997)和严善平(1998)都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研究,他们利用人口学或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地区间人口流动的总体面貌、结构变化和内在机制作了多方面的定量分析。同时,还有很多学者通过样本调查,对人口、劳动力的地区间转移进行微观分析,加深了对人口、劳动力流动的全面理解(杜鹰、白南生,1998;白南生、宋洪远,2002)。但是,在有关中国人口流动的先行研究中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多数研究往往只利用了某一次的调查数据,没有很好地把握人口流动机制的动态变化;二是对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市场化、就业机会、信息传递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的不够。本文利用最近几次人口普查数据及相关的社会经济数据,动态分析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总量和结构变化,并对省际人口流动水平与经济发展、市场化、信息传递等因素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

    一、省际人口流动的动向和特征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内地流向沿海的人口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结构上的变化。省际迁移人口越来越向主要的输出地和输入地集中,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倾向。表1是根据最近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的结果。其中,流出人口和流入人口是过去5年中发生省际迁移的全部人口,它包括户口随迁的迁移人口和户口不变的流动人口,但不包括调查期间内死亡的人口,也不包括曾经流动过的回归流动者,调查期间内的多次流动也只算一次;纯迁移人口为流出与流入之差,负数表示流入大于流出;人口迁移率为纯迁移人口与常住人口之比。

    从表1可以看出:(1)省际流动的人口总数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1000多万人增加到 90年代后期的3400万人,增加了2倍多。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快速增长的改革开放时代,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更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同时也表明了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机制在增强,整个社会的流动化程度在提高。(2)从纯迁移人口的地区分布来看,输出地、输入地的结构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即沿海地区和西北的几个边疆地区为主要的人口输入地,而中部和西南地区则是主要的人口输出地。但浙江、湖北省是少有的几个例外。(3)人口的纯输出地与纯输入地的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主要的人口输出地人口的输出规模加速扩大,而主要的人口输入地则以更快的速度吸引外省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离散系数分别只有0.67和0.71,而在90年代后期,该系数迅速上升至1.97和1.05。输入地的集中倾向尤为明显,仅广东省就吸收了全部跨省迁移人口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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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分析结果可以概括为:(1)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省际人口流动规模迅速扩大; (2)纯输出地和纯输入地的空间分布基本没有大的变化;(3)省际迁移人口越来越向几个主要的地区集中,两极分化现象日趋显着。

    二、省际人口流动水平的机制分析:模型与假说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将参照有关的人口流动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人口迁移模型,提出理论假说,并对人口流动的决定机制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讨论对人口流动可能发生影响的各种要素。

    其一,地区间工资差距对流动的影响。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城乡和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这一差距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又进一步扩大。在社会中只要有差距存在,人们就会在地区间流动,以此来消除差距,实现自我的效用最大化。

    其二,获取就业机会的几率。一个地区的工资水平再高,如果失业率也比较高的话,该地区的预期工资就会打折扣。相反,工资水平也许不是很高,但如果能够比较容易的就业,即失业率较低,人口流入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其三,市场化的进展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劳动人事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不断扩大,但这并不能说明企业的经营管理可以完全摆脱行政的干预。例如,在劳动用工方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也并不能完全自由录用户口不在本地的民工。因此,有理由认为,在其他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国有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小,或者说市场化程度越高,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关系可能会更加自由。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以务工为目的的人口流入会比其他地方更多。

    其四,伴随流动发生的各种费用和成本。具体包括迁移的交通费、求职过程中的生活费等直接费用,以及失去已有工作的机会成本和适应新生活的心理成本等。当然,这些流动成本有的可以准确地计算,有的只是分析概念,实际上并不容易把握。为了搞清楚流动成本对人口流动的影响,通常把两地之间的空间距离和两地居民的人际交往程度作为变量。如果两地间的距离较近,交通条件也较好,则可以节约交通费,因生活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心理上或精神上的成本也可以大大减轻;如果两地居民之间存在较多的血缘或同乡关系,各种各样的生活信息、就业信息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传递,特别是在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现阶段,血缘关系、同乡关系对降低距离的负面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于上面的考虑,把迁移率(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因变量,把两地间各因素的相对差距即X[,j]/X[,i]作为自变量,建立指数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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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式(1)取对数,便可以得到对数线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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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变量的定义,就迁移模型中各变量和迁移率的关系,提出6个理论假说:(1)假说一 (收入差假说):A地的经济水平越是高于B地,则A地向B地的人口流出率就越低,相反,B地向A地的人口流入率就越高。也就是说,地区间的相对收入差距是产生人口流动的前提条件。(2)假说二(增长速度差假说):经济增长、非农就业机会增加较慢地区的人口倾向于流向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即流出率较高,而反方向的流入率则较低。笔者认为,地区间经济发展速度的相对差距也同样影响着人口流动的相对水平。(3)假说三(市场化假说):如果两个地区城镇非国有部门职工的比率不一样,则从低比率地区向高比率地区的人口迁移率较高,而反方向的迁移率较低。(4)假说四(就业几率差假说):如果两个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同,则从失业水平较高地区向较低地区的人口迁移率较高,反之则较低。(5)假说五(流动成本假说):地区间的空间距离对迁移率起负面影响。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的距离越远,人口迁移率就越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同样的空间距离对人口流动的负面影响将逐渐缩小。(6)假说六(流动链假说):在两个地区之间,有关就业和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流越大,伴随空间流动的物质的、精神的成本就会相应降低,从而两地间的人口迁移率也会相应上升。

    三、省际人口流动水平的机制分析:数据和模拟结果

    笔者将利用人口普查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对上述的人口迁移模型进行模拟,并根据模拟的结果来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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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人口普查年的政府统计,以此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城镇非国有部门职工的比率、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为人口普查年的政府统计;经济增长率取人口普查年之前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非农就业人口的增加率根据两次人口调查(时隔5年)的汇总数据求得,空间距离取省城之间的铁路里程(部分地区为航空里程);把前一个时期流往其他省份的迁移人口数量作为两地之间的流动链指标。具体地说,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后期的移动函数中,X[,7]的数值分别为1985~1990年和1990~1995年间从i省流向其他省份迁移人口的输入地构成比,该数字分别从1990年人口普查和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汇总结果求得。根据前面的理论假说,如果80年代后期从i地流向j地的人口相对越多,则90年代前期同向的迁移人口也越多。同样,90年代前期从i地流向j地的人口相对较多,则90年代后期同向的迁移人口就更多。为了排除各地区自然、气候等条件对人口迁移率的影响,在迁移模型中导入表示地区特征的虚拟变量。

    为了显现迁移率与各因素的关系,选择主要的人口输出地和输入地,在此基础上确定用于计量分析的数据库。具体来说,在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选择18个省份(10个主要输入地和11个主要输出地,其中有3个地区分属两方);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选择19个省份(11个主要输入地和10个主要输出地,其中有2个分属两方)。这些地区的省际迁移人口在两次调查中,分别占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65%和75%。

    表2是省际人口迁移模型的模拟结果。为了了解迁移率与有关因素的统计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变化情况,笔者除了对1995年、2000年的人口迁移模型进行模拟,还把两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更一般性的分析。下面是人口迁移模型的主要计算结果和有关发现。

第3篇：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我国流动人口已达约2.6亿。人口流动在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在冲击着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并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无疑给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期策划我们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探讨了人口流动的现状及其未来趋势、人口流动中的阶层分化问题、流动人口福利保障、人口流动对流动主体（农民工）及主要流出区域（乡村）的影响等，并从国际经验中寻求借鉴，以期对促进我国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创新社会管理有所助益。

和平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和人口的地区差距。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人口老化的地区需要吸引外来年轻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活力。近年来，人口流动已成为全球经济和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人口流动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政策和制度变革放开了对农民到城镇务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动风险；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劳动力需求；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转变，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新生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

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流向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图1），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17%左右。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年轻劳动力，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迄今为止流动人口规模仍继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

图1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及增长率，1982～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一直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流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广东省的流入人口规模至今仍在全国居首位，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过，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对经济变化高度敏感，随着各地经济发展进程和经济形势变化，人口流动的地域特征也发生了局部性变化。90年代以后，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与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流入人口更为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过，尽管广东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显弱化。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流入人口规模增长最快的几个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苏州，显示出这些地区更为强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经从珠三角北移到长三角地区。天津和福建对流入劳动力吸引力显著增强，显然与近年来滨海新区和闽台经济区的发展密切相关。

经济因素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镇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区，更可能成为流入劳动力集中的地区，如2012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和浙江，除内蒙古以区内人口流动为主外，其他几个地区都是跨省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区，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几乎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个主要流入省广东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迁入率高居全国前三位。经济因素也是推动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迁出率最高的前三个省依次是人均GDP较低的安徽、江西、贵州，其他几个主要的人口流出地还有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总的来说，人口流出地区几乎遍布全国、相对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区则相对集中在东部主要经济中心城市。

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动劳动力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迁出地人口规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推动流出）仅次于迁入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东部农村地区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较为密集、农村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这些地区的生育转变较晚、农村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因而能够持续输送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东部沿海地区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国最早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长三角一些地区的人口早在90年代就开始负增长，这些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无疑对外来年轻劳动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续引入外来劳动力维持经济发展。

流动人口的构成及变化

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高度集中在15～30岁这个年龄段。与国际上较为常见的流动人口年龄模式不同的是，中国流动人口大部分不带子女，因而15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比极低，进而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在过去30年间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也在发生变化，这个群体已不再完全是90年代以前的“打工妹”、“打工仔”，已婚流动者比例不断上升，更多的流动者不再是单身一人在城市打拼，而是与配偶子女同在流入地居住。妇女比例在流动人口中占了将近一半。沿海城市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面向流动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日益改善，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停止了钟摆式的流动，在城市中长期居留不再回到农村，流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从1982年的23岁上升到2010年的29岁（即流动人口中有一半人在29岁以上）。2010年流动人口中离开户籍地6年以上的占24%，上海和北京的相应比例更高达32%和30%。2000～2010年间，35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增长率远高于较低年龄组。因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完全归功于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年轻人。那些早年离家外出的打工者已成为较为稳定的城市居民，他们的子女也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但是这两代人仍被标记为“流动人口”或“农民工”，尽管很多年轻人生长在城市、从未务农。

流动人口构成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10年的省内流动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有44%和40%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跨省流动人口中的相应比例也分别高达30%和27%，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显著下降。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归因于近年来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普遍提高了青年人口总体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些地区通过提供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成功吸引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与之相应的变化是，流动人口中从事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有所上升，从事农业比例大幅度下降。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将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和居留的变化趋势。

人口流动对人口结构和规模的影响

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城市，无疑会改变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和人口规模格局。它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影响有些在短期内明显可见，有些则是长期的。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无疑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长期保持在低于1.5甚至接近1的极低水平，80年代以前积累的人口增长惯性消失殆尽，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中国城镇居民规模自2011年起超过农村居民，乡城流动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现象也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例如泰国的乡城迁移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为80%，印度尼西亚为68%。

由于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均为人口大省，流出人口对本地人口规模的影响远不及对流入地的影响，尤其对于人口流入相对集中的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这种影响尤为显著。北京市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力图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结果则是人口规模目标的不断突破。

不过，如果进一步考察流入人口对流入地人口结构的影响，则不难看出年轻劳动力的输入正是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上海2010年人口形势为例（图2），20～39岁年龄组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所带来的优势不仅在于数量，更是年龄优势。正是由于外来劳动力大量补充了本地户籍人口在年轻部分的数量萎缩，才能有效维持上海经济发展的活力。从图2还可看到，上海目前居民中20岁以下人口数量远远不足以替换即将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按照上海目前经济发展势头，未来还需要源源不断地引进外来年轻劳动力加以补充。上海的情况对其他很多东部城市都具有代表意义，由于长期稳定的极低生育率，大部分城市人口已经先于全国进入老龄化阶段，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也在老化，如果不引进外来劳动力，很难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看来，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最根本办法，可能是调整经济规划和发展方式、降低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

图2 分性别年龄户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规模，2010年（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主要受人口流动的影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地区，呈现城乡倒置的特征。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年轻人迁往城镇地区，使得城镇地区的人口老化水平下降，农村地区的老化水平上升。从1982年起，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略高于城镇地区的4.5%。到2000年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4%，高于城镇地区的6.3%。截至2010年，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已高出城镇地区2.3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地区差距也反映了人口流动的影响，2000～2010年老龄化速度最快的省份是甘肃（人口老龄化程度增长率为64.6%），其后依次是黑龙江、贵州、四川、重庆、青海、湖北、陕西、吉林、宁夏、内蒙古。老龄化程度增长最慢的是北京和天津，而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则在此10年间下降了12.3%，显然与这些地区的大量流入年轻劳动力有关。

依据流动人口对于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A、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得到缓解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2个，其中缓解效果最为显著的地区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广东等主要人口流入地；B、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6个，其中安徽、江西、四川、重庆和湖南等人口流出大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受劳动力流出的影响尤为明显；C、流动人口对本省人口老龄化影响不大，包括内蒙古、吉林、云南等以省内人口流动为主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得到缓解的地区都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人口老龄化因青年人流出而更为严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老年保障方面的条件也相对较差，这些地区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后果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应受到高度重视。

人口流动未来发展趋势

回顾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和近20年的人口迁移流动，预计中国人口流动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会在短期内缩小规模。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将继续增长，沿海的经济中心地区人口将更为密集，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将由于青年人的持续流出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不过随着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可能在流动特征方面会与以往有所不同。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人口比例增长往往呈“S”型，根据城镇化水平和进程可以划分为起步期、加速期、趋缓期和平稳期。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最终的城镇化水平超过70%，甚至90%。世界上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60%，且人口超过5千万的国家有德国、菲律宾、韩国、日本、意大利和英国等。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历经上百年，美国高速城市化发展阶段持续时间长达60年。而另一些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则相当迅速，如日本和韩国仅用20年就走完了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城镇化率刚超过50%，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且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是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迁往城市定居或就地成为城市居民。

尽管在国家的规划和政策带动下，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并不能改变多年形成的区域梯度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并未改变，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依然远超中西部。而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与上一代有所不同，他们更多人是为了见世面、学技术或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更关注的是发展前途和提高技能，而非主要为了挣钱养家。尽管很多地区近几年连续增加农民工的工资，但工资收入并不是这些青年流动者考虑的唯一因素。除了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外，城市中的公共政策、医疗卫生服务、生活质量和社会文化环境等，都是吸引青年人的重要条件；为了孩子的教育留在城市，也成为相当多年轻流动父母选择在城市中居留的原因。而东部沿海地区在这些方面无疑具有相对优势。欧洲的跨境移民研究发现，高素质的流动者往往在选择迁入地时有更多考虑和更高标准，社会环境较差的地区在吸引高素质流动者时缺乏竞争力。在本地人口老化的趋势下，利用各种政策和条件吸引年轻高素质的流动者已成为欧洲各国之间的较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对于高素质流动者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人口变化也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走向。在独生子女比例较高、较为集中的地区，年轻人可能会首先选择距离较近的城市就业，或在父母需要时迁回到离家较近的城市，因而减少跨省流动、增加省内流动。有些地区如4个直辖市和辽宁、黑龙江、吉林、江苏，2005年30岁以下人口中独生子女占同龄人比例都超过40%；四川、浙江、内蒙古、山东和湖北的相应比例则在30～40%之间。事实上，2005～2010年间河南已超越四川成为人口流出第一大省，四川的人口变化应当是影响因素之一。

从对流动人口的需求角度看，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已经人口众多，但仍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已经老化，而且随着共和国的同龄人步入老年，老化速度还会更快。对于一个人口而言，年龄结构的调整只有两种方法：加法和减法，即通过出生和迁入增加年轻人，通过死亡和迁出减少年龄较大的人。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地区的生育率长期走低、没有明显提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完善，老年人健康状况日益改善、寿命延长、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因此，当地无法有效补充年轻人，老年人的迁出也基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年轻劳动力虽然增加了人口数量，但却是调节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方法。

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然需要与年龄结构相适应的劳动力，在年轻劳动力需求和人口规模控制之间寻求平衡，也是欧洲发达国家和一些亚洲新兴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例如新加坡在2013年1月的人口白皮书中，针对2025年人口开始萎缩的前景，提出鼓励结婚生育、欢迎移民的应对策略，计划每年引进1.5～2.5万年轻移民。对于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来说，这显然将会增加居民数量、提高人口密度。虽然政府在白皮书别提出要注意结构和数量的平衡，会谨慎控制移民数量，但还是遭到一些新加坡公民的反对。看来，对“调整人口结构就需要做加法、如果不能多生孩子就只能多迁入年轻人”这个道理，不仅决策者需要有所认识，也需要得到社会共识。

讨论

在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审视最近20年的人口流动形势，虽然人口流动特征和流动人口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人口流动的区域模式和总体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预计未来也不会有显著变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动主要由经济和人口因素所决定，也受到地形和气候等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规律或相对的稳定性，如沿海城市经济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预见并基本不可能改变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无论是控制、推动还是引导，人口流动的大格局将不会发生突变。国际经验表明，仅靠政府“一厢情愿”式的数量调控和对准入门槛的设置，都不能阻拦劳动力的流入；而当劳动市场受到经济形势下滑或金融危机冲击时，这些外来劳动力会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国一些地区的“小城镇化”经历也说明没有就业机会的城镇是无法吸引年轻人的。因此，作为政府应当放弃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无视人口规律的调控政策，顺应大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大城市人口过分集中，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为缓解这些矛盾，在政策引导人口合理布局，确保区域人口、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发达地区还有进一步作为的空间。流动人口分布的集中是产业布局、资源集中导致的，要使流动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须依据生态、环境状况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区域的发展走入良性循环。目前，我国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国流动人口的40%以上，如能继续加强大都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扩大辐射范围，带领周边一批中小城市的发展，既可缓解流动人口过于集中的状况，也可促进人口、环境、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第4篇：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化进程；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4-0116-02

一、城市化概述

1.基本含义

城市化，又称都市化、城镇化，指的是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农村社会向以服务业与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内容涉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地域空间的变化、人口特征的变化等。

2.发展过程

城市数量逐渐增加，城市面积逐步扩大，从零散分布的孤立城市点缓慢演变为集成分布的城市群与城市带，与此同时，城市人口比重逐渐提高，农村人口比重逐渐减低，这一系列的变化演讲就是城市化的发展过程。我国的城市化从1949年开始起步，并在1996年开始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正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基本特点

1.群体性年轻化

2013年9月1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报告中称，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出生于1980年以后。从数据可见，与上一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外出年龄更小，群体性年轻化特征明显。

2.农村流向城市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阶段，这一现象从历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报告中也有所体现。每年的人口流动队伍中，向城市流动的农村人口占据较大比例，其中，进城的农村人口比重约占全部农村转移人口的八成左右。相关专家更是预测，未来10年我国累计需转移的农村人口数量约在1亿以上。

3.内地流向沿海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等相关数据资料显示，人口主要是由中西部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这也折射出人口流动的地域选择倾向多是以经济发展程度为主。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主要问题

1.户籍制度中的归属不清

户籍制度是国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公民的出生、死亡、法定地址等基本人口信息进行收集、确认与登记，并以此为依据与标准来保障公民在教育、就业、社会等各方面福利的制度。由于户籍制度直接与公民可享受的权利挂钩，因此，不论是城乡间的户籍差异还是不同城市间的户籍差异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流动人口的权责归属问题。对于农村流动人口，虽然他们的现居住地与劳动力输出地是在城市，但由于其农村户口的性质，在承担较高生活成本的同时却难以享受当地标准的社会保障权利，两者之间存在不对等的现象。对于在不同城市流动的人口，虽然他们的户籍性质是城市，但受限于所在地政策的规定，也很难享受到当地的福利，这一问题普遍存在于社会保障福利、医疗卫生福利、购房、就业、子女教育问题等多个方面。与此同时，还可能会滋生不良的寻租行为，即以对手持政权的官员进行贿赂等方式来取得城市户籍。

2.医疗保障中的疾病危险

流动人口的健康风险意识普遍较弱，居住环境恶劣，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出现疾病时，部分人因经济困窘，很少主动就医，延误治疗时机。以农村流动人口为例，受限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保障水平，许多农村人口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医疗卫生保障，部分村民在身体出现疾病时都采取自行医治或放弃医治的行为，这也给他们的健康埋下一定隐患。一旦他们开始流动，潜伏在其体内的疾病就有可能在流动的过程中带入到迁徙地。与此同时，他们在迁徙地区也无法短期内立刻享受到医疗卫生福利，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疾病隐患，特别是对于部分潜伏性的传播性疾病，更容易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出现疫情的散发与疾病的传染。这一问题容易被个人、社会与接收企业所忽视，隐患性大。以北京为例，近些年，北京非京户籍麻疹的成人病例平均约占报告病例的60%。

3.居住管理中的安全隐患

流动人口以务工为主，他们在城市中的居住地多位于城中村，该居住地的特点就是临时性强，变化性大，管理松散。一方面，许多业主并没有与前来租赁的流动人口签订租住条例，对其的监管度不足。另一方面，部分流动人口是群体性的迁徙，多是以同乡居住为主，容易占地为王，形成帮派。这在无形中为流动人口的居住地带来了安全隐患，提高了流动人口的犯罪率。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根据湖州市法院系统于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审结的共1 463份与流动人口犯罪相关的判决书统计结果显示，1 463份判决书中，共涉及2302名流动人口罪犯，其中以抢夺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盗窃罪、诈骗罪和掩饰隐瞒犯罪为主。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由流动人口所引起的犯罪问题，在2012年全国两会时，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委员曾提到，“目前，流动人口犯罪已占各地犯罪总数70%以上，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甚至达到90%之多。”由此也可以折射出流动人员在居住管理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越来越明显。

4.农业发展中的土地荒废

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田的播种耕耘是重要的生产活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特别是青壮年群体的集体外出，留守在家里的基本是老人、小孩、妇女等劳动能力相对较弱的群体。劳动力的不足致使农田或是大面积地荒废，或是改以简单的两季种植，这些都不同程度低降低了土地利用率，减少了农田收成度。以吉林省通化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为例，2010年，该县共产20 247吨粮食，2011年，县内的许多劳动力选择外出城市务工或经商，许多农村的土地出现荒废现象，2011年，该县产出的粮食仅有15 344吨，耕地面积仅为4 186.67m3。有一部分农业家庭为了避免自家农田出现大面积的荒废现象，采取了雇佣代耕或者承包转让的方式，但效果不够理想，粮食产量依旧出现减少的趋势。对于人口基数大，人口总量多，人口增长趋势明显的中国来讲，土地的荒废与粮食的减产是会威胁到国家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根本性问题，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给迁出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问题对策

1.优化户籍管理制度

户籍制度所导致的流动人口归属不清等一系列问题需要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来予以厘清与优化。当前，从国家到地方，都在对这一改革规划方向与制定措施。大致可参考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放开户口准入制度，降低流动人口的户口落地门槛。流动人口的出生地虽然在农村或其他城市，但由于其工作与生活都在当地，其劳动力输出与贡献值也在当地，因此，对于该部分有固定居住与活动场所、生活来源与工作稳定的居民应当适度降低落户当地的标准，以保障他们获得相应的社会福利。其二，对优秀人才提供户口落地优惠政策。诚如开篇所述，现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群体性年轻化特征明显，其中不乏高精尖人才，包括大学生、拥有行业内职业资格证书的专业人才等。对这部分群体，应当为其在迁徙地进行求学、就业、投资、购房等方面提供适度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到更多的人才，从而间接性地提高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综合竞争力。

2.创新疾病管理模式

以传染病为例，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控制属地化管理原则，根据服务人口的数量与比重来计划与安排财政资金的投入与人力成本的花费。这一模式由于没有考虑到流动人口可能带来的疾病传染风险，因此具有难以防控的隐患。未来，国家应当结合人口流动的现状与未来的趋势制定长效型，常态化的传染病防控机制。一方面，为流动人口提供应有的医疗卫生服务，从日常行为中杜绝隐患的产生。另一方面，政府应当联合多个部门从多个方面，多管齐下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企业，要督促用人单位对流动人口做好健康状况的登记并定时安排体检，一旦发现有传播性疾病的苗头，应立即将信息上报给防疫疾控部门，以便尽早切断传染源。对于流动人口居住地的街道，要定期举办各类健康知识讲座，帮助流动人员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提高身体素质。总之就是要遵循早发现，早控制，早治疗的原则，避免传染源的大范围传播。

3.加大居住管理力度

为了更好地提高流动人口居住地的安全指数，避免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不利因素，政府应当加大对其居住地的管理力度。一方面，要通过资源的有效整合来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并尝试分片管理，将管理范围缩小化，细致化，以便分配到每一个负责人。以出租屋的业主为例，应当督促其与租客签订租赁管理条例，了解租客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证信息，户口信息，就业单位，社会关系等，以丰富对租客的了解。此外，除了每月按时收缴租房费用外，业主也应当与租客多沟通，多交流，通过情感的关怀与真切的关心来帮助流动人口适应当地的生活，减少其因为经济窘迫等问题而产生犯罪行为的概率。另一方面，要加强日常的普法宣传活动。辖区内的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联合企业、学校等以共同搭建普法平台，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培养流动人口的法制意识，避免其出现犯罪行为。

4.改进农业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的农业耕种形式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以个人为劳动力的作业模式。基于人口流动趋势不可抑制以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农业应当逐渐开始向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方式改变。通过引进农田作业机械来提高单个劳动力的作业能力与作业效率。对于留守在农村进行耕地作业的农民群体，国家也应当适度提高补助。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让以经济获取为流动目的的该部分农民工可以在不外出的前提下坚守农业生产，保证我国对于农田粮食的需求可以得到有效满足。除此之外，国家也可以尝试雇佣有农业作业知识与农田耕种经验的专业人员来为流动人口的家庭提供耕种服务，将播种到销售的整个流程都由专业人员代办，既不影响外出人员的土地作业活动，又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农田生产。

五、小结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中国开辟了城市化这条前进之路，特别是随着城乡壁垒的逐渐松动与乡镇经济的发展崛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脚步日益加快。而人口流动作为城市化推进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其对国家的战略规划与政府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更大的挑战。户籍制度中的归属不清、医疗保障中的疾病危险、居住管理中的安全隐患、农业发展中的土地荒废等，这些都是人口流动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管理与社会保障的问题。从长远的角度上看，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其城市化进程就不会中止，其人口流动就不会停滞。在这一问题上，不论是改革的方向还是创新的出路，都应当针对制度管理与社会保障这两大着力点进行思考与探究，由此才能推动合理的城市化进程与良性的人口流动。

参考文献：

[1]郑真真，杨舸.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J].人民论坛，2013（4）：6-9.

[2]党力.户籍制度改革视角下探析农村人口流动问题[J].中国―东盟博会，2013（4）：47-49.

第5篇：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

人力资本是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源流动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必须面对的基本现实。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源流动受劳动力接受教育的程度、年龄、收入、成本和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的逐利性必然流向回报更高的地方。从宏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源流动会增加整个社会的产出，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因而，人力资源流动具有自己的动力机制，并且能增加社会总福利。因此，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流动市场将会降低人力资源流动成本，促进人力资本优化配置，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促进社会的全面制度创新。因此，应采取相应的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对策，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

关键词：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流动

中图分类号： F540.5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4-0045-05

人力资源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下通过自由流动达到优化配置，实现人力资源与其他各种资源的最佳组合，完成商品或劳务的生产转换过程，发挥着人力资源独特的效能。目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加全面地融为一体，市场机制得以在更为广泛的领域里发挥作用，对人力资源流动的限制性措施将逐步减少，一套规范的、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将逐步建立，促进了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一、人力资源配置的传统体制分析

资源配置是指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各种可能用途之间进行重新组合，以获得最佳效率的过程。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其在多种效用中的取舍而产生机会成本；而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则导致其在价格杠杆作用下自由流动[1，2]。人力资源配置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计划配置，即通过行政命令或计划对人力资源进行配置；另一种是市场配置，即通过市场机制，以价格信号为引导，通过竞争满足供需关系，从而对人力资源进行配置。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在不同的条件下起着不同的作用。目前，人力资源流动概念包含三层含义：（1）个人在不同类型的工作组织（单位）之间以及不同的职业和行业之间的流动，即工作变动；（2）个人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即农村流动人口及城市间移民：（3）个人在不同在业状态之间的流动，即就业、下岗或失业以及再就业等。这三种形式的人力资源流动都有利于人力资源与资本、技术和土地资源的匹配组合，实现高效、低成本的经济选择行为，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

以1958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户籍登记条例》为标志，人力资源配置采取了集中统一的计划配置方式，发挥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控制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力资源与户籍之间是一一对应的静止关系，基本上没有流动，其特征是：（1）低工资高就业；（2）劳动力供需双方都无自；（3）就流动量和频率而言，人力资源具有较小的流动性；（4）不存在劳动力市场或人才市场；（5）隐性失业严重；（6）农村人口、城市人口就业严重隔离；（7）城乡没有统一的社保制度。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每个劳动者都和一定的生产资料相对应，人人都有就业的权利，形成了低工资、低效率的全面就业状况，人力资源完全由国家各级行政部门决策与控制，企业、事业单位没有选择、裁减劳动者的权力，劳动者也没有选择职业、岗位的权利，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优势和实际工作所需技能往往不匹配。因此，人力资源专业、技能不对口，而且被牢牢地束缚在固定的岗位上，流动性极差，不存在劳动力市场或人才市场，人力资源供需由政府控制，实行全面就业政策，这实际上把外部劳动滞存转化为了内部滞存，形成了隐性失业和严重的高就业、低效率的局面[4]。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与城市就业模式完全不同，农村人口被固定在土地上，不享有任何福利、医疗费、住房等权利，只有在贫困、天灾等灾难发生时才能享受有限的救助，而城市人口享受与生俱来的就业、福利、医疗、住房等权利，城市与农村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二元就业模式，并且这两种模式之间是不可转化的，农村与城市人口就业被严重隔离[5，6]。

二、人力资源流动的系统分析

（一） 人力资源流动的影响因素

人力资源流动取决于预期收益现值与预期成本现值的对比，只有当预期收益现值高于预期成本现值时，人力资源才发生流动[7]。其影响因素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力资源的基本特征

人力资源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指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大小。

工作流动性会随着就业时间的长度而递减，两者呈现反向变化关系。假定人力资源的退休年龄一定并且从三岁开始就接受幼儿教育，退休前接受教育的时间与退休前的就业时间之和等于退休年龄。因此，年龄越小，就业时间会越长，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收益的时间就越长，其现值就越大。人力资源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从人力资本投资中所能获得的潜在收益就会越高，工作的机会越多，工作的环境会比较好，社会地位也会比较高。

2.人力资源流动的收益与成本高低

人力资源流动的成本可以分为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8]。货币成本指迁移费用、终止原来的就业关系和寻找新的工作的费用。心理成本指离开了自己已经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而造成的心理损失。因此，人力资源流动的条件是新的工作环境中获得的收益大于或等于原来工作中的收益与流动成本之和。

3.工作环境对人力资源流动的影响

根据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激励因素是以工作为中心的，这些因素具备时可以对员工起到明显的激励作用；保健因素是与工作的外部环境有关的，这类因素具备时，员工的不满情绪就会消除。因此，人力资源与工作环境（包括工作本身与外部环境）的和谐状态影响到人力资源的流动，两者越和谐，人力资源流动的可能性越小；两者越不和谐，人力资源流动的可能性越大[9]。

（二）人力资源流动的微观模型

按人力资本成分的大小和用途的专业性来划分，可分为通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人力资本和准专用性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以人力资源作为载体的。但是，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人力资本，都必须与一定的资本存量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10]。

一般地，人力资源流动与资本存量分布不均匀有关，如果人力资源利用时的生产力较低，较低的生产力则对应着较低的报酬率，那么人力资本在价格杠杆作用下就具有追求高报酬率的冲动，从而向要素禀赋丰富的高收入地区流动。因此，人力资源流动的原因在于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人力资本报酬的差异，流动引起的心理感觉变化程度以及其他各种福利损失和迁移成本共同作用。下面以这三个因素作为变量建立数学模型：

假设人力资源从流出地A向流入地B流动，A、B两地有要素报酬率的差异，由于流入地B的生产力水平较高，从而各种福利，比如医疗、社会保障和各种地方补贴也较好。因此，人力资源流动的主要条件为：

（三） 人力资源流动的宏观效应

若A、B两地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时允许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由于A、B两地人力资本的价格不同，因此引起人力资源从低工资的A地向高工资的B地流动，流出数量为LM，两地的工资水平趋于一致，经济平衡点为G。

三、促进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对策

当前，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的许多管理制度与方法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延续，仍然包含着许多计划的成分，思想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的状态中，因而距离市场化要求较高的WTO准则还有一定距离。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农业人口最多，但是我国农业的产业优势并不明显，相反还由于耕作技术落后、规模化程度低等，使得大量的农业人力资源被束缚在生产率较低的土地上，这样既是我国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又缺乏对沿海许多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力资源支持，只有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才能有效地解决结构性矛盾并释放出被束缚的生产力，与国际市场进一步接轨，以满足WTO关于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要求。因此，要渐进有序地推进与WTO要求的市场化进程，减少人力资源流动的成本，建立信息畅通、流动自由的全国统一的人力资源配置市场。

从微观经济的视角分析，人力资源的流动有利于其主体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因而解决了人力资源流动的微观动力机制问题。从宏观经济的视角分析，人力资源的自由合理流动有利于区域或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促进社会资本的高效运用，因而解决了人力资源流动的宏观动力机制问题，促使政府积极地进行制度创新，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源流动的制度环境。同时，从人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来看，我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其供给量非常大，而人力资源需求往往成为制约人力资源流动的瓶颈。因此，我国处于一个典型的人力资源买方市场状态。从就业存量的角度来看，影响人力资源流动的因素则主要是就业机会不足、流动成本高昂以及搜寻信息成本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促进人力资源流动的对策[11-14]。

一是加快人力资源配置机制从双轨制向单轨制的转变，让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部分政府机构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流动中的基础性作用。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人员冗余严重，许多能力低下的员工占据着职位，缺乏一定的退出机制，还有许多长期处于非工作状态但仍然属于在业身份的员工，甚至更有一些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员工被继续延聘、返聘，因而就剥夺了许多优秀的年轻就业者的潜在机会。因此，应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引进充分竞争的机制，保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员工的职业信息公开，同时引入更大的社会监督力量，依据以能为本的原则，让人力资源市场处于更开放、透明的状态，使人力资源进入和退出自由，减少制度与观念的障碍，保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活力。

二是国家可采用财政、法律手段调节人力资源的供需关系，使之结构均衡化、协调化。

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失业率高的不景气地区提供就业补贴，刺激人力资源需求方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源自由流向需求方。同时，国家要加大监督与检查力度，对于使用童工的用人单位要予以处罚，规范就业市场秩序。

三是国家应加强人力资源流动立法，使劳动力市场规范化，实行全国统一的信息化与网络化管理，清除各种地域性较强的管理措施，使人力资源合理流动。

建立全国性的人力资源数据库，而人力资源流入地可以采用登记制，从而可以进一步消除人力资源流动的障碍，降低人力资源流动的成本，促进人力资源有序流动。

四是国家应取消对人力资源流动所设置的障碍（包括受教育的权利也可以流动），加强人力资源需求的信息管理，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指导人力资源合理流动。

国家应逐步放开户籍管理制度，剥离附加在户籍之上的教育权利，让教育权利与社会保障等可以随人力资源流动而流动，取消对人力资源流动设置的种种障碍，为人力资源流动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

五是国家应搭建一个全国性的就业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同时提供免费的就业信息咨询，并随情况变化而实时更新，为失业者提供就业信息参考，降低失业者寻求信息的成本，消除就业信息不对称的状况。

失业者往往在获得人力资源需求信息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就业移动时往往处于盲目状态，缺乏对自身的就业特性与需求目标之间差异的了解，流动时针对性比较差，搜寻信息成本比较高，因而阻碍了合理的人力资源流动。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四、结语

人力资本是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源流动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必须面对的基本现实。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源流动受劳动力接受教育的程度成本和工作环境、受教育者的年龄、收入等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的逐利性必然使人力资源流向回报更高的地方。从宏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源流动会增加整个社会的产出，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人力资源流动都具有自己的动力机制。另外，就我国人力资源供需矛盾中的买方市场特点来说，影响人力资源流动的关键在于就业机会不足、流动成本与搜寻成本高等，应着力解决与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毕竟，对整个国家来说，促进人力资源流动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发展方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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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4月27日

一、调查方法和基本情况

（一）调查方法。本次调查以定量分析为主，在某些问题上采用定性分析。在对山东省莒县一些村庄前期观察基础上，以曹河村和丁家村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例开展调查，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及问卷调查法，并辅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本次调查共发放130份问卷，回收问卷122份，有效问卷122份，访谈对象8人。调查时间为2015年2月，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8.0对数据进行统计。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归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般性，发现其流动的现状与特征。本次调查的研究视角主要从“一般研究”到“具体研究”再到“一般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指“现象是什么”、其产生的动力因素；具体研究则是以山东莒县为研究个案分析“事物的现状、特征如何”、“事物的影响及其成因是什么”、“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再到一般研究，指通过具体实证研究得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最一般和最普遍的结论。

（二）基本情况。本次调查以莒县安庄镇曹河村和夏庄镇的丁家村为例，以农村劳动力个人为单位进行抽样调查并辅之以入户访谈。安庄镇位于莒县北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与沂水毗邻，地形多山地和丘陵，人口约3.5万；夏庄镇位于莒县南部，与临沂等地相连，靠近国道和省道，交通便利，人口较多，经济发展情况较安庄镇好，人口约6.6万。曹河村共有约1，000人，丁家村共有约4，000人，对两村的流动劳动力人口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共选取样本122个，其中选取曹河村66人（54.1%），丁家村56人（45.9%）；男性76人（62.3%），女性46人（37.7%）；大专以上、高中中专中技、初中、小学的人数分别占总人数的比例为0.8%、19.7%、63.1%、16.4%；15岁以下、15～30岁、30～45岁、45～60岁的人数分别占总人数的5.7%、59%、21.3%、13.9%；工业制造业、建筑装修业、交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农业种植业、其他行业人数分别占总人数50.8%、27.9%、4.9%、3.3%、8.2%、3.3%、1.6%。对8名农村劳动力（包括1名县城务工者、3名青岛务工者、1名返乡创业者、1名有出国劳务意愿者、2名在家务农者）进行入户访谈，以期搜集到一些问卷中不易发现的问题与想法。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调查分析

（一）劳动力流动的总量和规模较大。莒县辖21个乡（镇、街道办事处），1，260个行政村（居委会）。2014年底全县总人口113.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4.8万人，占总人口的21.9%。农业人口88.5万人，占总人口的78.1%。根据该县相关部门统计资料显示：全县农村劳动力约68万人，常年外出务工的为20.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常年外出务工人员中，在乡外县内就业的为6.8万人（10%），县外省内就业的为10.54万人（15.5%），省外或出国劳务就业的为3.06万人（4.5%）。除常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外，仍旧有5.5万多（8%）农村劳动力从事县内企业的计件工或钟点工，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决定了他们大致的工作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全县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8%，劳动力流动总量和规模比较大。

（二）劳动力流动的类型呈多样化趋势。据调查显示，曹河村和丁家村的就业类型分布为省内乡外72人（59%），乡镇企业25人（20.5%），省际或出国劳务21人（17.2%），其他类型就业4人（3.3%）。可见，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省内流动约占劳动力总人数的79.5%，主要因为省内流动符合生活方便、恋家情结、农业生产需要、转移成本较低等要求。有关调查也显示，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发展的劳动力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自身农村劳动力转移，这部分农村劳动力数量大，素质较高。调查中发现这17.2%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外省一些重要城市或出国劳务并且趋势不断增强，近年来出国劳务人员在不断地增加。目前，通过正规组织，已经输送境外就业800余人，涉外劳务人员储备库中储备人员3，500余人。省内流动多为“季节性”短期流动，主要存在于老一代农民工之中，他们就业呈现出非正规性和季节性，省际与出国劳务则多为非季节的长期性流动。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方式组织化程度较高。省内就业（省内乡外和乡镇企业）主要以血缘和地缘为主，靠乡土人际关系网络找工作，或者是业已建立起来并逐步巩固的业缘关系（但这种业缘关系的范围狭小有限，其次才是劳动力市场的开发。而省际和出国劳务则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开发、亲戚朋友介绍以及政府职能的改善，就业方式呈现组织化和规范化特点。调查中得知，即使通过亲戚朋友介绍，最终也需要通过中介公司或正规劳务输出组织。由表1可见，劳动力流动以自发性外出务工为主，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表1）

（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较大。被调查者中，男性76人，女性46人，分别占总人数的62.3%、37.7%。女性外出务工者年龄集中于15～30岁，即青年期；男性外出务工者大部分集中于15～45岁，其次是45～60岁，分别占73.7%、22.4%，即青壮年期和中年期。（表2）

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主要由于女性家庭劳务、生育以及年龄和体力等因素。首先，家庭的生育功能、教育和抚养功能与女性特征更具有亲和力，女性更多地被赋予家庭责任与义务，这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趋势；其次，女性的身体与生理特征使得男女在相同的条件下女性竞争力较弱，女性的身体不能承受过重的负担且体力有限。这也是很多企业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重要原因。

（五）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宏观方向在变化。莒县农村劳动力宏观流动方向主要由农村、小城镇向城镇、大城市流动，由农村向亚、非、拉、美、澳洲以及欧洲等地区国家流动。但近年来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国内流动由“单向流动”转变为“双向流动”，出现“回归工程”的现象和模式。这将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最初资本积累和人才集聚的重要方式，有利于当地城镇化的发展，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经调查得知，由于近几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多企业破产倒闭，返乡创业和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人数大增，并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该县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也成为吸引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的重要因素，这给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后劲与人力资本积累，也带动了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与家庭收入的增加。

（六）出国劳务人数不断增加，趋势逐渐增强。劳务出口亦称“服务出口”或“海外就业”，它是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国劳务近年来在莒县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一条龙服务链，从“招募报名――选审培训――外出劳务――期满归国”等一系列过程变得成熟稳定。根据该县相关部门的资料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全县总共有5，500多人涉及出国劳务（包括有出国意愿、已经出国或者期满归国者），其中曾有出国经历的800多人，目前正在参加培训或已经出国人员有1，200多人，打算出国且已经进入备选库的人员有3，500多人。在调查中发现，出国劳务年龄多为中青年男性和青年女性，许多夫妻一起出国。出国劳务人员一般有年龄限制，大约在35岁以下。输出国家主要是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其次是美洲、澳洲、欧洲等发达国家和非洲一些国家。出国劳务的最大动机就是快速发财致富，这是一条快速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耗时较短且收益颇丰，能达到“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目的。调查发现出国劳务人员从事的行业主要是农业、建筑业、制造业、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技能性行业较少，与国内农村劳动力整体就业领域相一致，但与国际劳务输出的差距很大。据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OECD国家引入的外籍工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过60%，而受过初级教育的仅占10%左右。但该县外派劳务人员主要集中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工人，受教育程度低，从事非技术性工作的外派人员占到70%以上。

主要参考文献：

[1]陈仲常，臧新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差异与跨区流动度的估量[J].经济问题，2006.1.

第7篇：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

一、我国跨地区人口迁移的规模与流向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人口迁移实行严格控制。只存在极少政策性人口迁移。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凸显；同时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形成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因而开始出现农村劳动力自发向城市转移。同时，国家开始放松对人口迁移的严格控制，我国人口迁移逐步趋强并渐显高度活跃态势。

(一)人口迁移规模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的规模总体上呈快速上升态势，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急剧扩大。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82-1987年，全国人口迁移总量是3053万人，其中跨省迁移人口632万人；1985-1990年，总迁移人口3413万人，跨省迁移人日1183万人，1995-2000年，总迁移人口1，44亿人，跨省迁移人口4242万人：2000―2005，年，总迁移人口1，47亿人，跨省迁移人口4779万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的总体规模在1，5亿左右，其中约有1／3是跨省流动，2／3是省内流动。根据第4次、第5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跨省迁移劳动年龄人口数据，大致推算得到1990年劳动力跨省流动的规模是1047万人，2000年是3972万人，2005年是4270万人。可见，我国跨省迁移人口绝大多数是在省际间流动的劳动力。

(二)人口迁移的区域流向

我国区际人口迁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的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地区内部流动性不强，跨地区人口迁移是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模式，这种迁移模式可以通过计算跨地区迁移人口在省际迁移人口的比重来佐证。1985―1990年，我国的跨省迁移人口中跨越三大地区的迁移人口占省际迁移人口的63.36％：1995―2000年为76.47％，2000―2005年达到79.62％。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东部地区一直是我国跨省流动人口迁入的首选之地。1982―1987年东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2％。并且一直呈快速上升态势，1995―2000年这一比重达到75％。而2000―2005年达到84.6％。流入东部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两个三角洲，即包含广东全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包含江、浙两省全境及上海市的泛长江三角洲地区。利用2000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推算显示，这两个三角洲吸纳的跨地区流动人口占整个东部地区跨地区迁入人口的78.1％。而中西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日渐减弱，1982―1987年年中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为24.6％，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1995―2000年跌破10％，2000―2005年更是仅占5.5％：西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也很低，1982―1987年为23.3％，1995―2000年降到15.3％，2000―2005年也跌破10％。

从流出地构成来看，中西部地区是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1985―1990年东、中、西三地区流出省外的人口规模差不多。分别占33.7％、31.7％、34.6％。1995年以后，人口流出三分天下的局面完全改变，东部比重大大减少；中部比重急剧上升，几近一半；西部比重保持稳定。中西部地区的跨省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流向了东部地区，从1987―2005年，中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中流人东部地区的比重由61.7％上升到近90％，而西部地区也由44.2％上升到80％。具体来看，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的广西、重庆和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这8个省流出的跨省就业人口占全国的65％。

二、我国跨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

(一)跨地区人口迁移与劳动力乡城迁移、产业转移的一致性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流向突出表现为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这一跨地区人口迁移的过程也是农村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中，农村迁出人口一般都，占迁出总人口的60％及以上，显示了农村迁出人口是我国迁移人口的主体：而绝大部分迁出人口是迁入城镇的，并且呈现加强趋势，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迁入城镇的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80％以上，甚至接近90％，从农村流出的人口大部分流向了城镇。

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就业。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1995―2000年间，全国跨地区流动的就业人口中有69.6％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比重高达60.3％，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服务业。但三大地区之间流动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差异较大，东部地区迁入人口产业构成是第二产业为主(74.9％)、第三产业为辅(19.5％)，而中、西部迁入人口的产业构成比较均衡，虽然主要从事第三产业，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比重也较高。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没有迁移人口在业情况的调查，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有关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调查来分析迁移人口的在业状况。农业部刘维佳2005年的调查表明，在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已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正在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我国人口迁移与刘易斯模型所揭示的劳动力转移规律相一致，这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也是推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二)以农村人口的非户籍迁移为主，“候鸟式”劳动力迁移模式

由于户籍约束造成的城乡分割状况还没有完全打破，农村劳动力虽然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来看具有稳固性，但仍具有很强的兼业性、身份的二重性以及长久居住地与就业地分离的“两栖性”。外流的农村劳动力多数还保留家乡的承包土地，有的是常年在外务工。有的是季节性外出就业：他们外出在非农部门就业，在职业上改变了农民身份，但还保留着农业户口和农民的社会身份：外出农村劳动力长期生活工作在外地，但一般没能在外定居，家乡仍有亲人，收入多数带回老家。这导致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呈现出“候鸟式”的流动模式，

我国农村劳动力要真正转移出来成为城市居民，需要经

历两个阶段：先是从农村转移出来，并在城市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然后是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中的成功者在“乐业”之后寻求“安居”，在城市居住下来。在中国目前独特的制度安排下，农村劳动力一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转移的第一步；但是转移的第二步，对于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来说，却不是依靠自己具有的平均水平以上的人力资本就可以实现的，而是要受一系列制度约束。因此，外流的农村劳动力可能常年在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但难于在城市入户定居，导致东部很多发达城市常住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二等市民”(非户籍人口)。对于大部分流出的农村劳动力来讲，尽管他们的技能、观念、职业已不再是农民，但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他们只能是“城市就业、农村安家”。

(三)东部发达地区总体上尚未形成明显的选择性移民倾向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发达地区的选择性移民使落后地区人才流失，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极化效应”的重要原因。我国现阶段的人口跨地区迁移是否存在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选择性移民呢?通过对第5次人口普查关于流动人口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信息分析，发现东部发达地区总体上尚未形成明显的选择性移民倾向。

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我国三大地区之间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特征来看，总体表现为年轻型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以初中为主。1995―2000年三地区迁入和迁出人口的年龄结构也都具有年轻型人口的特征。区域差异小。从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三地区平均年龄分别是24.88岁、24.56岁和25.34岁，多数年龄均在20－24岁。三大地区迁出人口年龄结构与迁入人口相似，峰值年龄均在20―24岁，平均年龄均在25岁左右，地区间差异小。从三地区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状况来看，中部迁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三地区迁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是9.88、9.32、8.91年，都是以初中受教育程度为主：东部迁出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三地区迁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是10.02、9.01、8.82年。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流入中部地区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达到了高中。

第8篇：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区域动态人力资本；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义乌市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4-0088-02

引言

2012年，义乌市登记流动人口数为159.5万，远远超出常住人口。同时，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义乌市在中国最具竞争力百强县（县级市）排行榜排名位列14名。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增加、技术的进步，这其中又以人的因素为首，人的素质的提高才能推动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产出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从影响经济增长的源头因素来看，人力资本才是重要的因素，大量的流动人口对义乌市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一、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人力资本由舒尔茨（Schultz Theodore W，1960）首先提出，并经贝克尔（Becker Gary，1964）等人的补充和发展，形成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卢卡斯（Lucas，1988）和罗默（Romer，1986）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作为同物质资本一样的独立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运用微观的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力，从而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新贸易理论的代表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也受到产业集聚等因素的重要影响，生产要素通过流动产生空间上的集聚，会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1]。

国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经济正由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转变，加之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因此，国内学者更加关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侯亚非和王金营以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外生变量来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顾加宁对中国人力资本的集聚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 [3]；郭永昌分析了上海市闵行区外来人口的基本特征、集聚成因和空间集聚基本形式与演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城市外来人口的重构模式 [4]。

针对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本文提出的“区域动态人力资本”在本质意义上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的概念相同，它是指某一区域动态流动的、受过一定教育的、具有某种学历（教育水平）和技能特征的劳动力。在本文的研究中，以流动的务工经商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教育水平和技能称之为人力资本。需要说明的是，动态人力资本应包括人力的流入与流出两个方向，但义乌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流出的人力资本相对流入的比例较小，因此在本文中将忽略流出人力资本存量。

二、义乌市动态人力资本存量分析

动态的务工经商劳动力的数据来源于义乌市2012年的流动人口数据分析报告和境内13个镇街6 863份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情况汇总，得出义乌市流动人口的结构状况 [5]。

（一） 以年龄、性别、学历构成的人力资本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分析人力资本构成时，不仅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学历结构，还特别重视与学历结构相关联的年龄、性别构成特征 [6]。

将调查的年龄、性别、学历构成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从年龄特征看，年龄段以18—35岁为主，形成了劳动力聚集的峰尖，说明青壮年劳动力是流入义乌务工经商的主要群体。从学历构成看，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主要以初中为主，占84.69%，大专以上学历只占3.35%。因此可以认为，具有中学教育学历是进入义乌市形成劳动力供给的最低学历临界点。学历水平的普遍低下，也造成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压力的转移，对产业升级转型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以职业分布的人力资本

以学历为主要观察标准来衡量，义乌市动态人力资本结构属于低水平，主要从事生产制造、服务行业工作，占总岗位数的62.29%，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再生产工作或从事非（低）技术工作，属于低端职业领域的人群。这种岗位选择的特征表明，流入到义乌市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生产企业里，这与义乌市众多的中小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职业选择半径不大，并且集中。

（三）来源地和工作地观察下的人力资本

为了分析义乌市对流动的人力资本吸引状况，笔者对流入的人力资本的来源地和在义乌的工作区域做了分析，显示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义乌市主城区工作的人占绝大多数，占73.51%，乡镇的吸引力还不强。二是流动人口中来自省外的占89.41%，大多数来自江西、贵州、河南、安徽等地，这四省的流入人口占总数的57.93%，说明义乌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比较有限，带动的是更不发达的地区；而经济发达地区江苏、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员流入很少，说明义乌市很难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素质人才。这在义乌市建设综合贸易改革试点过程中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是非常不利的。

三、义乌市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各地区的发展经验显示，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即人力资本存量越多、质量越高，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就越高。同时，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状况进行的；产业结构的演进速度都是受到相应素质的人力资本和具有一定弹性的人力资本约束的。

（一）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

人力资本可促进产业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特别是有利于发展高科技产业。2012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略高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低，仅为2.63%。经济发展规律证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而第三产业中的高科技产业比重较大。义乌市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通过发展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可使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发挥优势，使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人力资本的转化会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的资本收益率，使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义乌市高素质、高学历人才多分布于学校内，对科技的转化效率存在一定制约。

（二）人力资本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在对人力资本进行计量研究时，更多的是按受教育年限将人力资本分为基础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基础人力资本代表劳动力所必备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对基础人力资本而言，专业化人力资本更强调知识、创新和研究能力（高素英，2009）。

在义乌2012年的调查中，基础性人才占绝大多数，对经济的贡献度比较大，因此，提高一般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是构建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将会有利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总体上加大对基础性人才的投资，不断提升他们的知识、技术和能力，提高区域整体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除了要对现有的一般人才的开发与利用外，还要想方设法提高区域一般人才的数量，高职高专等职业技术学校肩负着培养一般人才的重任，要积极探索职业技术学校的培养模式，提升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水平和办学水平。

相反，义乌专业性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高层次人才多是决策的制定者，而不是执行者，其贡献率不能直接体现在经济指标上；二是因为高层次人才做的多是创造性的工作，成果的转化有滞后性，有可能低估高层次人才的作用。因此，在高层次人才的发展上，笔者提出如下两点建议：一是提升地区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和素质，不断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培养更适合义乌市场具体情况的人才，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二是吸引其他地区的高层次人才来本地区工作，尤其是海外的高层次人才。

（三）人力资本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的形成

义乌市作为金义大都市、浙中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物质运输交换、要素流动、信息沟通的重要功能。从国内外的区域发展经验可以看到，在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中，人力资本较为聚集，而且区域人力资本存量规模和结构也直接影响了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义乌市的动态人力资本远远超过了金华市其他地区，在浙江省也位于前列，这些人才基础都为义乌市承担贸易中心功能、生产中心功能、服务中心功能、金融中心功能、信息中心功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仅取决于人才数量的多少，而且取决于其使用环境、组织制度和激励的有效程度。因此，吸引专业人才的集聚，需要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建设适合人才发展的环境，完善用人机制，改善人才的工作环境；需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注重对某些特殊领域专门技术人才的引进。经济增长和人才增长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意味着人才的重要性不仅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还对自身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好的人才发展模式会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互动。

义乌市人力资本流动还存在区域流动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本区域流动方向不均衡、人力资本区域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人力资本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效应总体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进一步调整人力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方式和结构，合理规划人力资本区域流动发展战略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参考文献：

[1] Paul Robin Krugman with Masahisa Fujita and Anthony 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Cambridge：MIT Press，1999.

[2] 侯亚非，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人口研究，2001，（3）.

[3] 顾加宁.人力资本的区域集聚效应与中国的研究现状[J].人力资源，2006，（7）.

[4] 郭永昌.大城市边缘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与重构——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5）.

第9篇：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

加权城镇化率指标的构建

全面而准确地判断中国城镇化的真实水平，不能全盘否定现有城镇化率指标，而是需要对其进行修正。认为城镇化率被高估的学者，其主要理由是非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不应被计入城镇人口。从国际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仍有占城市总人口32.7%的贫困人口无法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而这些总数为8.28亿的人口都是统计到全球城市人口中的。然而，我国现行城镇化率指标也确实没能反映农民工的流动性及其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不均等现象。尤其是在城镇化率成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之后，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兼顾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指标，以遏制部分地区片面追求“数量城镇化率”乃至形成数字水分的倾向。

目前，不同观点对“人”的属性判断非此即彼，即“人”要么是城镇人口，要么不是城镇人口。实际上，城镇常住人口是由不同群体构成的，而不同人群的“城镇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在现行城镇化率指标（城镇常住人口/全国总人口）基础上，如果能为不同群体赋予不同的权重，那么就有可能计算出“加权城镇化率”（∑pi*Ni/全国总人口，Ni代表城镇常住居民中不同的群体，pi代表该群体的权重）。本文从“公共服务”的维度，为城镇常住人口“赋权”，并计算出兼顾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加权城镇化率”。

对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权重的估算

如果说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享有完整的公共服务，那么可以认为其城镇化权重为1。而对于农业转移人口来说，我们并不能认为其丝毫没有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合理的判断是他们的城镇化权重在0和1之间。我们从以下三重视角来考察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城镇化权重。

一是反映社会保障的“五险一金”指标。根据人口计生委的调查，流动人口的“五险一金”覆盖率并不高，六个指标的平均值仅为14.95%。

二是反映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同工同酬程度的指标。人口计生委的调查显示，2011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2250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的数据，2011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工资3538元。我们用农民工占城镇居民收入的比重反映农民工就业保障水平，其值为63.32%。

三是反映家庭完整度的指标。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劳动力进城阶段，二是夫妻进城阶段，三是子女进城阶段，四是老人进城阶段。随着对流动人口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中国农村人口迁移正呈现第三和第四阶段的特征。我们用“夫妻一同流动比例×子女一同流动比例”来定义家庭完整度。根据人口计生委的调查，2011年夫妻一同流动的比例为85.2%，携带子女流动的比例为62.30%，两者相乘得到了53.08%的家庭完整度。

我们对三类指标各赋予1/3的权重，最后得出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城镇化权重为43.78%，这意味着他们的城市生活是不完整的，要被打上约56%的折扣。

对加权城镇化率的估算及其政策含义

在得到农业转移人口的权重后，对加权城镇化率的估算就水到渠成了。2011年农民工家庭人口为19671万人，其城镇化权重为43.78%；而49408万城镇户籍人口，其城镇化权重为1。根据公式“∑pi*Ni/全国总人口”，我们可以计算出2011年中国的加权城镇化率为4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