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减少的原因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流动人口减少的原因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流动人口减少的原因范文

广东常住人口1.04亿全国第一

根据普查数据，此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4亿人（加上港澳台的人口总数为13.7亿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年均1.07%的增长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从四大区域人口分布情况来看，沿海发达省份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增加，更多的人口从中西部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常住人口的37.98%，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2.41个百分点。

从各地区人口变化情况看，数量方面，按常住人口口径统计，广东已经超过河南，常住人口达到1.04亿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常住人口数量超过1亿的省份，其常住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7.79%。山东9579万人位于第二位，河南9402万人位于第三。而在2000年，河南常住人口排名第一。此外，全国仅有6个省份常住人口减少，其他省份均为增加。10年间，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5个地区是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山东，分别增加1800万、766万、628万、580万和500万，均处于发达地区。常住人口减少的6个省份为湖北、四川、重庆、贵州、安徽、甘肃，其中湖北人口减少最多，10年间减少了304万。增长方面，公布数据的21个地区中，共有13个地区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的增长幅度最大，10年分别增长了44.5%、37.53%、29.27%、20.69%，年均增长率为3.8%、3.24%、2.6%、1.9%，都远远超过了国家0.57%的平均增长率。

实际上，此前联合国在2008年的全球人口展望中，曾预测2010年中国总人口会达到13.54亿人。而在2010年11月中国开始统计人口数字时，联合国的人口统计学家曾预计中国人口现在将达到14亿。造成中国人口增长落后于预期的背后原因则是近十年来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中国之前估算的生育率为1.8，而根据此次普查结果估算，中国总和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5，甚至更低。2010年，中国0～14岁少年人口占比为16.6%，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2000年比1990年仅下降了4.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过去10年少年人口占比在加速减少。此次普查的数据还显示中国的总生育率（一位育龄妇女一生所生子女个数的平均值）可能已经降至1.4，这远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而专家表示，这种局面最终会走向人口稳定状态，未来将有可能出现人口不增长甚至减少。

人口数量增加最多5个地区和减少最多4个地区比较

21个地区10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比较

上海外来人口比重39%全国最高

此次人口普查，全国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流动人口总数为2.6亿，比2000年增长81.03%。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区公布了本地区流动人口情况。从流动人口数量来看，广东流动人口数量最为庞大，为312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0%，占全国流动人口的12%。其中属于省外的2150万人，省内的978万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0年间广东跨乡镇流动的人口增加1023万人，增长48.58%，其中省外人口增加643万人，增长42.71%。在省内外流动人口数量之庞大，是广东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的主要原因。其次为浙江，共有外来人口1182.4万人。外来人口比重方面，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为897.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9%，是外来人口比重最大的地区，10年共增长159.08%，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99%。其次是北京外来人口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

显然，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常住人口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外来人口可以说推动了这些地区近些年来的经济繁荣和快速增长，而这些地区也为外来人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和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来人口的集中性聚集也给这些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诸如大城市病、社会治安不稳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在“十二五”时期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东部地区和承接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确立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是一个良好的机遇。

部分地区外来人口数量及占常住人口比重比较

注：1.表示流动人口以流入为主；表示四川流出人口数量。

2. 广东为流动人口数量；浙江、上海、北京、天津为外来常住人口数量。

3. 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老龄化程度最严重

按国际的通行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标志其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在加快，过年10年间，14岁以下的小孩在总体人口中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从公布数据的24个地区的情况看，19个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步入老龄化社会。其中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而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则由于外来人口基本以中青年为主，给本地区带来了很大的人口红利，延缓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北京、天津、广东分别为8.7%、8.52%、6.75%，均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上海虽然超过了10%，但上海也是10年来唯一一个老年人口占比出现下降的地区。

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加大，显然验证了学者们对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的普遍关心。联合国的人口展望数据预测201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8.2%，而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已经超出了权威机构的预期。而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意味着未来15～20年间，在一面加速老龄化、一面劳动力减少的此消彼长作用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快速衰减。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推测，202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以15~64岁劳动人口占比衡量）将下降到全球平均水平。此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将进一步严重，如果按照7%的老龄化社会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未富先老”将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难题。

宁夏城镇化率上升15%高出全国1.56个百分点

根据普查结果，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亿人，城镇化率为49.68%，城镇化率10年上升13.46个百分点，净增2亿人，不论是年净增量还是城镇人口总量，都已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充分说明近10年城镇化进程在加快，也标志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但同时流动人口已经超过 2.6亿人，城镇化呈现出“半城镇化”的状况，正严重影响着中国城镇化的质量。从地区情况看，共有浙江、北京等7个地区公布了城乡人口情况。城镇化率方面，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城镇化水平较高，北京的城镇化率最高达到8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6.32个百分点。广东66.1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5%。甘肃、青海、贵州等西部地区较低。城镇化率变化方面，宁夏城镇人口增长较快，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上升15.02个百分点，高出全国13.46%的上升幅度1.56个百分点。　城镇化率达到近50%，十年中净增2亿城镇人口，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可以说已经冠绝全球。快速增长的城镇化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业化转移。可以说，城镇化的加速对于中国近年来消费经济的发展和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化进程，大批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外来人口享受不到与当地人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安排，而对于大批的农民工而言，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有研究认为，如果以就业作为城镇化水平的认定标准的话，那么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至少达到60%以上。

7个地区10年间城镇化率变化情况比较

天津人口性别比114.52 最不合理

第2篇：流动人口减少的原因范文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4.02.0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同时也给城市人口再生产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因此，研究概括转型期城市人口风险的主要表现，对探讨、梳理、防范和化解城市人口风险的对策与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人口风险与主要特征

（一）城市人口风险的基本涵义

城市人口风险是与农村人口风险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涵义是指城市人口在再生产过程中面临或遭遇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就是城市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分布、人口迁移或人口健康等面临或遭遇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确定性。这里的城市是指大城市、中小城市，不包括县城和小城镇。城市人口风险是由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等要素组成。

（二）城市人口风险的主要特征

一是损害性。不管是无子化风险、失独化风险、先衰化风险，还是贫困化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城市病风险，都可能使其遭遇一定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具有损害性。

二是不确定性。按照当前条件分析，10年或者20年后城市人口发展的好或坏、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获利或损失等情况，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变数太大，难以确定或者保证，具有不确定性。

三是可变性。城市人口发展的好或坏、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获利或损失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具有可变性。

四是社会性。人是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生存，人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千丝万缕关系，反之，社会发展也需要人，离不开人。个人的、家庭的风险必然累及社会其他人员，因而具有社会性。

（三）城市人口风险的划分与分类

根据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人口风险包括城市人口风险与农村人口风险两大类。进一步而言，城市人口风险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直接风险与间接风险。直接风险就是基于城市人口再生产过程中自身原因造成的风险。例如少子化风险、无子化风险、出生型残疾化风险、贫困化风险、老龄化风险等，就属于直接风险。间接风险就是内部风险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或者外部风险对城市人口再生产的影响。例如，外力型残疾化风险、污染致病化风险、人口被城镇化风险等，就属于间接风险。

二是经济风险与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就是适龄劳动力减少或严重不足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和损失。例如贫困化风险、经济衰退风险、创新活力不足风险等，就属于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就是城市人口比例失衡而对城市教育、医疗、卫生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损失。例如单极化风险、老龄化风险、社会失稳风险等，就属于社会风险。

三是结构风险与规模风险。结构风险就是城市老中轻比例失调或男女比例不合理而产生的风险。例如老中轻比例失调、男女比例失调、区域人口不协调等，就可能出现结构风险。规模风险就是城市某一地区或某一阶段人口数量过多过密或过少过稀而产生的风险。例如某一个大城市承载人口极限为3000万人，超过3000万人，就可能出现规模风险。

二、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人口风险与主要表现

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城市人口再生产主要面临或遭遇7大风险。

（一）少子化风险

少子化风险就是城市家庭人口越来越少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根据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凡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原则上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经过30多年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减缓趋势明显，三口之家成为城市家庭主流。另一种情况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规律使得一个家庭一般只要一个孩子。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加速和生活节奏过快，一部分家庭无力或不愿意，导致具备生育条件的家庭也不愿意多生育孩子。再一种情况是单身独身者增多。大城市单身独身比中小城市严重，北上广单身独身最为严重。

据有关部门统计，201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6.60%，比2000年下降了6.29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约为1.18%，由此步入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国家行列。[1]

（二）无子化风险

无子化风险就是一个家庭只有夫妻二人没有子女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丁克家庭。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活成本的进一步提高，为数不少的夫妇都选择了不要孩子的无子模式家庭，被称为丁克家庭。另一种情况是不孕不育家庭。或者是错过生育年龄而不能生育，或者是一方患有不孕不育症，使得家庭无子女。部分大都市晚婚成明显趋势，生育率下降，形成无子化不良态势。再一种情况是失子化家庭。由于疾病、车祸、自然灾害等导致子女死亡，导致部分失去子女的家庭成为无子化家庭。

（三）劳动力短缺化风险

劳动力短缺化风险就是年轻的、新生的劳动力减少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红利消失风险。政策性少子化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年轻人越来越少而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与老年人占比倒挂，持续30年的人口红利逐渐褪色乃至消失。另一种情况是企业创新活力减弱。年轻劳动力逐渐减少而中老年劳动力逐渐增多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由此必然降低企业创新发展的生机或活力。再一种情况是企业用工荒严重。近年来新生劳动力逐渐减少导致沿海发达地区，包括部分中部地区企业招工难、用工难，引起用工荒的短缺状态。

根据专家统计，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人口红利接近临界点，2012年一年，15～59岁的人口减少了345万。[2]

（四）单极化风险

单极化风险就是为数不少的流动迁徙人员偏好北上广等大城市而不爱中小城市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流动偏好于北上广，人口膨胀，导致大城市病。不管是大中专毕业生，还是外出务工经商，人们大都喜欢到北京、上海、广州去就业、去打工、去经商。另一种情况是人口流动偏好于省会城市，不喜欢中小城市，导致城市病。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超过一半是8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20岁前已经外出流动的占75%，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3]

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全国范围内人口减少趋势明显，但同时人口向北上广集中的现象也在持续。大都市企业多、人口集中固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一旦遭受灾难，其风险也会十分严重。

（五）人口承载极限风险

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就是超过某一个城市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所能够容纳的人口最大值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城市内循环式人口快速膨胀所致。城市人口再生产发展太快、失去控制或任其发展，导致人口快速膨胀，形成内因式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另一种情况是城市内外循环使外来流动人口快速膨胀所致。城市自身人口再生产与外来流动人口共同作用，导致人口快速膨胀，形成外因式人口承载极限风险。

据有关部门测算，上海市人口承载极限值为3000万人口。也就是说，在2040年至2050年期间，上海市常住人口应控制在2800万至3000万之内，与目前人口水平相比，约增加400万至600万，超过3000万极限值就会出现风险。[4]

（六）城市贫困化风险

城市贫困化风险就是部分城市居民源于无子化、失能化、收入偏低或失业致贫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四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少子化、无子化、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引起贫困。另一种情况是低收入阶层因上学贵、看病贵、生活贵引起贫困。城市低收入阶层因为收入增长困难、上学贵、看病贵、生活贵引起贫困。再一种情况是就业难和失业引起贫困。一部分城市居民因为文化水平低、没有教育学历，就业难，或者有机会就业了但很快又失业了，由此引起间断性贫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失地农民被城镇化。虽然被转为城镇户口，但没有工作，也不会从事企业的技术工作，虽然补偿了一大笔征地费，但不会使用，更不会投资，乃至不经意中被花光用尽，沦为贫困之人。

据专家统计，目前中国城市低保对象约 2300万，加上流动人口，贫困人口超过3000万，每年新增城市贫困人口不少于80万。[5]

（七）人口老龄化风险

人口老龄化风险就是老龄化提前到来或老年人过多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的风险。截至2008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15 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全面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另一种情况是未富先衰、未富先老的风险。中国的人均GDP不高，尚处于不发达国家行列，然而，老龄化却急速而来，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再一种情况是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空巢化的风险。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近2亿老年人口中约半数子女不在身边，精神慰藉的缺乏威胁着空巢老人。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了1.94亿，占全国总人口14.3%。到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有可能突破2个亿，2025年将突破3个亿。[7]

三、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生育国策与风险应对

（一）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提高城市人口风险意识，树立科学的城市人口安全观

一是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树立与时俱进的生育政策观。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是基本原则，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人口过多、过快时，可以实现计划性、限制性生育政策，当人口偏少、偏慢时，则可以实现鼓励性、非计划性生育政策。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适时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局部性、结构性微调。

二是要正确认识城市人口风险，切实提高城市人口风险意识。一方面，城市人口风险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具有损害性、不确定性、可变性与社会性等特征。要正视城市人口风险的不确定性，绝不能轻视城市人口风险的严重危害性。在一定条件下，城市人口风险可控可防，并非深不可测或者无能为力。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城乡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大大减缓了城市人口压力与风险，但城市人口系统整体上并不稳定，增长势头还较为强劲，潜在的、不确定性城市人口风险依然存在。

（二）创新生育政策观念，引领生育潮流，有效增加城市人口总量

一是适时调整一胎生育政策，有计划地放开二胎政策，化解少子化风险。要大胆放开一胎与二胎间隔时间限制，加快人口生育速度；要有计划地放开二胎政策，缓解处于生育率警戒线的低生育率困境；对人口密度过稀的城市，可以试点一对夫妇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要转变一胎化的习惯思维，倡导至少生育二胎化新观念；要鼓励适龄夫妇及时结婚生子，不鼓励不提倡过度的晚婚晚育。

二是倡导生育光荣，强化生育责任感，化解丁克家庭化和单身化风险。大力宣传生育光荣，强调养儿防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培养生育的积极性；强化繁衍子孙人人有责的基本理念，增强养儿育女的责任感；不鼓励不提倡丁克家庭化，积极引导丁克夫妇生育或收养子女；不鼓励不提倡单身化，积极引导单身再婚组建新家庭，生育或收养子女。

三是放宽收养、领养政策门槛，鼓励无子化家庭收养、领养子女，化解无子化风险。对于三口之家的少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再收养、领养一个子女；对不育性无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收养、领养一个或两个子女；对失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收养、领养一个或两个子女；对收养、领养子女的家庭，国家实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制度。

（三）加大城乡人口调控政策力度，有序引导人口流向，化解城市人口规模化风险

一是加大城乡人口调控政策力度，严格控制大都市人口规模，化解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对北上广等大都市人口规模进行严格的刚性宏观调控，制定限制性人口规模，化解城市人口规模风险；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文化水平、工资收入、生活成本、专业技术、招工就业等因素，对人口规模进行必选条件式调控。对省会级大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宽松的柔性宏观调控，制定阶段性人口规模，化解城市人口规模风险；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文化水平、工资收入、生活成本、专业技术、招工就业等因素，对人口规模进行选择条件式调控。

二是有序引导人口流向，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流动的态势，化解城市人口单极化风险。北上广等大都市要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高精尖技术产业与金融中心，有条件地招引国内外的一流知识技术精英，实行有计划的人口流动管理模式。省会级大城市要重点发展中低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与总部基地，广泛招引省内外的各类知识技术精英，形成人口有序流动的良好态势。中小城市要放开进城门槛，拓宽人口流动渠道，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中小城市落户就业，允许进城务工经商农民落户城区，有效吸纳各类流动人口，逐步增大中小城市人口规模。

（四）加大扶贫力度与覆盖面，多渠道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化解城市贫困化风险

一是加大扶贫力度与覆盖面，减缓或降低贫困化风险。要进一步加大对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的扶危济困力度。扶贫政策既要覆盖到少子化、无子化、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也要覆盖到低收入家庭、失业家庭、失地被城镇化农民家庭。有条件的城市要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扶贫力度，让贫困人口真正脱贫，分享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成果。

二是多渠道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减缓或降低贫困化风险。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要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要因地制宜，不断拓宽贫困居民就业、创业、投资、社保、帮扶等多元化增收渠道。对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人员，尽可能地就近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增加家庭收入。要尽可能地增加适合低收入阶层的就业岗位，增加其工资收入。对失地被城镇化农民，征地单位要尽可能地因人而宜安排其就业，也可以留出一定的土地让农民从事商业开发，增加工资性、经营性收入。要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五）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步伐，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化解城市老龄化风险

一是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步伐，化解机构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龄化风险。要建立健全市、区（县）、乡镇街道、社区与居委会四级养老服务机构，主导引领养老服务工作。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公办养老机构，积极发展民办养老机构，建立公办、民办并存与公平竞争的养老服务机构体系。要加快养老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步伐，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确保养老服务机构有序运转。积极试行养老服务机构责任保险，鼓励引导各养老服务机构积极参保，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

二是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化解产业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龄化风险。要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基本形成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模适度、运营良好、服务优良、监管到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各类服务主体营造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社会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要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基础上，锐意改革创新，发挥市场活力，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要求积极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新模式，促进养老服务与医疗、家政、教育、健身、旅游等领域互动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杨琳.中国步入“少子化”时代 专家称应正视人口风险[J].《望》新闻周刊，2012（2012-07-25）.

[2]杨琼.专家呼吁通过户籍制度等改革维持中国人口红利[EB/OL].国际在线，2013-09-25.http：///42071/2013/09/25/6071s4265630.htm.

[3]李莹.国家卫计委：七成新生代流动人口希望落户大城市[EB/OL].新华网，2013-09-10.http：///politics/2013-09/10/c_117312622.htm.

[4]徐瑞哲.专家称上海最多承载3000万人口[N].日报，2013-09-22.

[5]王东.应警惕城市人口膨胀和贫困化所致风险[N]. 学习时报，2012-03-12.

第3篇：流动人口减少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逆城市化；户籍制度；社会保障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城市交通堵、就业难、房价高、看病贵等“城市病”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或者远效转移的现象，如“逃离北上广”、“非转农”、“城转农”，等等。据此，国内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进入了“逆城市化”阶段。同时，也有人认为中国当前出现的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与理论上的“逆城市化”根本不是一回事。如何客观认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科学分析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逆城市化”问题，对于我们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不断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逆城市化”问题的提出

“逆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当城市的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就得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由此，中心城市的各种功能，比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这些功能分解过程就是“逆城市化”。

（一）“逆城市化”的概念

“逆城市化”的思想是英国人霍华德于1898年在他的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中最早提出来的。在这本书中，霍华德想尽力创建一个人类理想的“田园城市”，即在不影响英国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情况下，建设一个集农村和城市优点于一身的人居环境，以此来提高城市人群的生活质量。霍德华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逆城市化”思想的最初起源。

真正意义的“逆城市化”，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19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在经历快速发展之后，迈入了城市化进程的高级阶段，出现了大城市人口停止增长甚至不断缩减，人口和其他资源逐步向中小城市甚至农村流动的现象，特别是流向大城市周围的郊区和小城镇。这种现象被美国的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首先发现，并命名为“逆城市化”。其含义是西方国家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市中出现了人口增多、交通拥挤、犯罪增长、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问题，一部分城市人口开始向农村和郊区流动的现象和过程。也就是说，“逆城市化”是由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病”问题，导致城市生活中的压力日渐增大，引发的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的一个过程。

（二）“逆城市化”的特征

相对于城市化而言，“逆城市化”则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典型特征。

1.人口郊区化。人口郊区化是城市化的继续，也是“逆城市化”的开始。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中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活成本上涨和竞争压力等因素，使得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转移，或者人口白天黑夜往返于郊区和城市之间，呈“钟摆式”人口移动，这些都是城市人口郊区化的表现。

2.大城市人口减少。在“逆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由于城市人口不断流向城市周边的郊区和农村，大城市人口就会出现明显减少的趋势。这在西欧一些国家表现得比较明显，如英国，20世纪50年代大城市人口每年减少2万，20世纪60年代每年减少4万，20世纪70年代每年减少9万人，人口减少数量表现出逐年递增态势。而其他国家如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城市人口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

3.郊区和农村人口回升。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外移，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迁往郊区或城市附近的农村，郊区和农村人口开始逐步回升，城市人口比重则逐步下降。

（三）“逆城市化”的原因

“逆城市化”的出现，是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迁徙流动的结果。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形成“逆城市化”的根本原因。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于是就出现了人口向物质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大城市转移的现象，这时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开始加快。而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中的地价上涨、就业困难、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等问题日益严重，此时，城市开始出现各种“城市病”。因为不堪“城市病”的压力，有条件的居民开始向远离市区的郊区或农村扩散，这一过程就表现为“逆城市化”。

2.现代城市工业布局变化是形成“逆城市化”的重要推手。在一些工业高度密集、工业结构老化大城市中，一些企业因为生产成本、环境污染等问题，不再适合继续在城市生存，不得不迁出城区，在郊区或农村建立新工厂，吸引劳动力由城市流向郊区或农村。此外，一些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政策，也会引起本国城市工业的重新布局，导致城市人口向郊区或农村转移，形成“逆城市化”现象。

3.交通、电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是形成“逆城市化”的技术因素。高速公路、电子通讯等高技术交通和通讯手段，大大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为人们的出行和信息沟通提供了巨大便利。网络技术特别是近几年来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们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随时随地办公、娱乐和购物。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人们白天聚集于城市，晚上分散于乡村成为可能。

二、我国的“逆城市化”现状

发达国家进入“逆城市化”阶段，是在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主动选择向小城镇和农村靠拢。反观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目前虽然也有部分地区城市人口向郊区或农村回流的现象，但这种回流并不是人们的自由选择，而是束缚于户籍的非正常流动，与真正意义上的“逆城市化”还相去甚远。

（一）土地价格制度导致的反常“非转农”现象

近年来，在我国人口流动比较频繁的地区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办理“农转非”手续的人在逐年减少，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有人把户口从城市迁到农村的现象，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目前执行的号称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制度。目前，我国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国家划定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为了保住这一“红线”，政府严格控制征地和土地转让，再加上各地政府为了把土地卖出高价，都会心照不宣地执行“非饱和供地”策略，土地供给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地价越来越高。对于城市而言，征地只能从城市近郊的农村开始，因而，城市近郊的农民就能够在政府的拆迁中获得巨额的征地补偿，正是这些巨额的经济利益，才促使很多城市人口把户口迁往农村。

（二）农村户口升值引发的公务员主动进村“当农民”现象

在就业压力增大、无数人争考公务员的当下，浙江义乌市前些年却出现了部分公务员把户口迁入农村愿意“当村民”的现象。拥有公务员身份的群体之所以选择“下乡”，既不是因为农民地位提高了，也不是因为农村生活环境改善了，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附着在农村户口上巨额的经济利益。比如在义乌市，假如本人户口在农村，旧村改造后，就能凭户口分到108平方米的宅基地，并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盖起4层半的房子，这样一来，这片土地上的房产每年仅房租收入就可达十几万元。一纸农民“名分”，使他们既可以享受城市公务员的收入与待遇，还可以凭农民身份获得巨额征地补偿，一些村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他们还可以凭农民身份参与村集体经济收益的分红。正是看到了农村户口的潜在“价值”，一些城市的公务员才选择了放下身段，把户口迁移到农村。

（三）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昂、社会保障不到位造成的被动“逃离北上广”现象

我国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既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也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可随着一线城市生存压力逐渐加大，从普通农民工到大学毕业生，许多人开始对大城市失去了兴趣。据潇湘晨报联合大湘网的调查显示，有近四成受访者有过从一线城市“逃”回二三线城市的经历，从城市“逃”到集镇和农村者也不乏其人。这与当前城市吸纳农民工和大学生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廉价的劳动力，而同时又尽可能少的承担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有直接关系。以上这些原因，使得进城务工人员长期在基本收入低、生活质量低、保障水平低的社会底层徘徊，生活被日益边缘化。再加上不断上涨的房价、持续走高物价，使很多进城务工人员难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不得不被动选择返回农村或二三线城市生活。

三、对中国“逆城市化”现象的反思

我国个别地区的城市人口反流郊区或农村的现象，虽然对缓解城市的人口压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就业环境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城市化进程理论和我国“逆城市化”的现状来看，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城市人口反向流动与真正意义上的“逆城市化”还有很大差距。只有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城市环境保护，注重城市资源集约利用，才能不断提升我国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

（一）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使城乡居民基本权力均等化

我国的“逆城市化”现状表明，户籍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住房、消费（如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籍有不同的待遇，人为地把人们的身份划成三六九等，使得人们在变换工作、跨区流动时不得不考虑自己户口上所附着的各种利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人口的自由流动。要推进城市化，尤其是加快中小城镇快速发展，必须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切实剥离附着于户口上的各种利益，让生活在城乡的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平等的社会化公共服务。

（二）不断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让城市各阶层平等享受城市化发展成果

由于与城市化发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公共福利等各方面的构建还不到位，均等的保障制度、社会服务还没有建立，生活在城市中的流动人口还难以摆脱生活成本高、个人收入低这一尴尬境况，不能很好地、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不得不选择返回农村老家或到二三线城市奋斗。科学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政府就应该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等进城务工者申请保障性住房创造条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供就业扶植服务，使进城的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和本地城市居民能够真正地享受到实质上的平等待遇。

（三）加强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还城乡居民绿色生活环境

城市环境日益恶化是部分人选择逃离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今城市发展实践也充分证实，城市化进程是一把“双刃剑”。城市化进程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资源、环境、生态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要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良性发展，就必须改变城市发展重量不重质的陈旧发展理念，在积极推动城市建设发展的同时，统筹搞好城市的发展规划，大力发展城市第三产业，为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村创造良好宜居的生活环境。

（四）注重城市资源的集约利用，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资源能源短缺的状况也日益凸显，成为推动城市生活成本高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走一条资源集约利用的道路。一方面应着重于创造资源组合、转化的良性循环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城市土地、能源、水资源等利用方面的引导与调控，实现资源的合理节约利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咸平.中国的逆城市化之殇[J].城市住宅，2012（06）.

[2]周佳，李忠富.我国逆城市化研究及其原因分析[J].价值工程，2012（32）.

[3]耿丽莎.中国“伪逆城市化”现象分析[J].经营管理者，2012（11）.

[4]张准.中美“逆城市化”现象之比较[J].生产力研究，2012（01）.

[5]袁业飞.“逆城市化”已经提前来临？[J].中华建设，2011（08）.

第4篇：流动人口减少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人口控制；生育权

一、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缺失

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多起历史罕见的极端气候事件，1974年联合国第六次大会要求世界气象组织对此展开研究，气候变化问题开始进入国际视野。目前国际社会主要是采取技术措施、经济措施从减缓和适应两方面应对气候变化，人口数量因素完全未被提及。但事实上，人口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重大因素之一，全球人口从今天的约68.0亿人增至2050年91.5亿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温室效应的显著增加，进而影响气候变化。

首先，人口增长有助于增“源”减“汇”，从而削弱了目前应对气候变化减缓措施的实施效果。因为要满足人类快速增长的需求,人类就必须向大气层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赵白鸽博士 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介绍了两组数据，一组是近百年来世界人口每增长十亿人所需的时间，另一组是同一时间里全球人类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动态变化，指出这两组数据呈现了极大的相关性，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的频繁，温室气体排放也大幅增加。又因为，人口增长意味着粮食需求的加大,这必然会引起农牧业生产的扩大,也就需要更多的耕地。而这些新耕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开垦森林和草地，进而就会导致森林碳汇的减少。同时，人口增加还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废弃物被排放到海洋中，特别是一些废油漂浮在海面上,抑制海水蒸发,使海上大气变得干燥，从而减少海面潜势的转移,导致海水温度变化增大,使海洋失去了调节气温的作用。森林和海洋作为地球上最主要的碳汇,它们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的下降,也增强了地球的温室效应。

第二，人口增长使各个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减弱。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休耕期正在缩短，加剧了土壤退化和沙漠化，粮食产量下降，于是迁移在所难免。例如，卢旺达在其应对气候国家方案中就提到，人口数量增长使适应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加剧。由于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人口区过度开发土地，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土地侵蚀和滑坡。于是，人们开始从北方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向东南亚人口最少的省份迁徙。这些迁移人口使得新的区域土地荒漠化的风险增加。同时，淡水短缺也是伴随人口增长的典型情况，通常由于气候变暖淡水供应减少，污染水平上升也会影响淡水供应，但人口增长会日益增加对淡水的需求，所以人口增长使得人类对淡水供应的适应能力减弱。比如孟加拉国在应对气候国家方案中就强调了海平面上升和人口增长对淡水供应的双重影响：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和地面下沉，在河口海水入侵合并进入地下水使得淡水供应能力下降。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由于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需求压力，将进一步降低淡水供应相对可能性。所以，人口增长加剧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所致的自然灾害的脆弱性。

综上，可以看出其实在气候科学界已经普遍承认人口变化的规模和速度以及增长结构是气候变化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也指出：“在20世纪最后30年里，单位GDP和人口增长是全球排放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为什么在国际法律文件或气候变化谈判中一直没有将控制人口数量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呢？西方世界的质疑声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二、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的理论之争

2009年11月18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了主题为“人口与气候变化”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该报告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探讨气候变化与人口稳定、性别和年龄构成、人均收入等因素的关系。同年12月10日，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主任在哥本哈根建议，将人口问题写进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文件。以上两事件合在一起被认为是国际社会首次将气候变化和人口数量联系起来，但这却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推崇，反而迎来了西方世界的广泛质疑。原因很简单,因为控制人口增长被认为是一个困难并负有争议的措施。主要的批评观点如下：

（一）缺乏科学上的确定性

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家Frank Furedi，他在英国著名网络杂志《刺》上发表文章 阐明两点主张：第一，人口规模和气候变化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举例说越多人使用土地其结果往往是土地被更好的管理，而土地破坏严重的地区却是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如萨赫勒地区）；第二，人类不是简单地排放二氧化碳，制造污染，消耗资源，他们也创造和改变生存环境，把目光局限在“自然限制”人口增长上，社会将脱离继续寻求创造性的方法解决贫穷、饥饿、资源不足等问题的轨道。

实际上，主张一是指人口数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根据人类目前的认识水平，科学上确实不能证明人口数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承认，人口增长对排放的影响是复杂的，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提高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但是，国际环境法公认的风险预防原则正是专门针对科学上尚未得到最终明确证实，且如果等到科学证实时才采取防范措施为时已晚的环境风险而制定的。根据风险预防原则的要求，即使目前不能确定人口增长直接导致气候变化也应该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积极应对。主张二则是人口与资源关系乐观派的翻版。古典经济学家西蒙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中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必然增加，这将迫使人们推动技术进步，寻找更多的、更廉价的资源，借此消除人口增加所带来的资源压力。而新的资源往往比老的资源更便宜也更丰富。所以，在人类历史上，人口增长是同资源增长而不是资源减少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观点初看似乎有点道理，其实则不然。因为，技术创新的原动力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不是或主要不是由人口因素所引起的资源短缺，而是由其它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的。所以，人口的增长、资源的短缺并不一定导致技术创新，相反很有可能阻碍技术创新。这是由于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创新是以节省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特点的，这点与利用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不同，它难于由人口众多产生出来。因此，在解决资源危机的技术进步和减少人口增长率这两种方式中，更方便、有效的是后者。英国“理想人口” 智囊团组织就提出，应对气候变化――一个简单的被认为是比科技发明更好的投资。

（二）对人权的侵害

该观点是目前西方世界的主流观点，也是控制人口数量一直不能被接受为应对气候变化良方的根本原因。在西方，生育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神圣的权利和义务，很少有人敢于公开支持运用法律政策等国家权力控制人口增长。而中国的人口政策是最常被抨击的对象。西方某些人以20世纪60、70年代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些负面失实报导为依据，强调以国家强制力控制人口数量，就是在没有得到孕妇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为其进行绝育手术等违反人权的手段。2009年12月12日，Maurice Vellacott在加拿大《金融邮报》发表了题为“应担忧人口减少，不要担忧人口过多”的文章，他认为中国当初根本不需要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是一项以减少中国人口为目的的国际战略阴谋。文章说包括中国在内，面临的不是人口过多，而是人口太少，人口太少将引发很多经济问题。

以上这些以人权为借口，攻击、指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实属不切实际之言论，是对人权的片面理解和对我国国情的认识不足，也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误解和偏见。我国计划生育是通过控制人们的生育行为消除和缓解利益冲突，反映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就是消除和缓解人们享有的生育权自由与人口增长导致气候变化加剧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我国，一家多生育一个孩子，就会多占一份基本的生存资料，获得比其他家庭更多的利益。但一国总的资源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每个公民的份额就会相应减少。该原理推广到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是一样的，一国人口数量越多就意味着越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更多的人口红利，也就相应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利益，于是每个国家都想获利而不愿控制人口，导致气候变化加剧。可地球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放任人口增加，终有一天会超过地球承载能力，导致人类的灭顶之灾。所以，避免人口增长导致气候变化加剧是人类生存权的需要。生存权作为首要人权，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与凭借本性是同义的。而生育权是公民权的一种，是生存权的具体应用，所以当公民生育权利与基本生存权相冲突时，政府有责任在整体上对个人生育行为加以引导和适度控制，进而从根本上保障人权。所以，中国通过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不是对人权的践踏，反而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

三、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的现行法律政策及其完善

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以外，印度、巴西也都有控制人口的法律政策，另外，世界上40个最不发达国家在向全球环境基金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方案中，有37个国家确认了人口迅速增长或加剧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或阻碍了适应的能力，这些都为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层面以及发达国家却一直没有将控制人口数量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在法律政策层面几乎呈现空白状态。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从国内、国外两方面努力，逐步实现控制人口增长应对气候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我国于2007年6月4日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详尽阐述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原则、成就、目标及相关政策和措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文件。根据该方案，我国将实施计划生育，把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中国实施30年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出生了4亿人口，按照目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4.57吨计算，中国如今每年减少1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也必须承认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居于世界首位，人口总量大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只要有人，就会有温室气体排放。 因此，今后我国应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力度，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解决流动人口、富人名人、涉外婚姻的计生工作难题，同时也要配合其他有效手段，如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完善生殖健康服务体系和其他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农村，要让老百姓永远不再为养老、看病担心。这样，农民养儿防老的观念自然就会发生转变。计划生育工作要以人为本、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重点，逐步改变群众理念，最终从国家控制转变为群众自愿优生优育。

在国际层面，今后我国应该充分利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等重要场合，反复重申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并且建议将以下具体内容写进气候变化会议的成果文件：关注气候变化和人口发展的相互作用；优先开展对相关数据的研究和收集，以提高对于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人口动态的全面系统理解；对各国政府的建议性措施，如自愿计划生育，加强对妇女教育，完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推广现代避孕手段避免意外怀孕等等；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要求各国政府逐步在本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其他国内立法中体现控制人口数量的法律政策规定等。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成员国，尽管他们人口总数不大而且增长速度不快，但是他们的温室气体高人均排放量决定了，其每减少一个人，温室气体减排量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减少5至6个人。因此，强调发达国家控制人口数量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由于和法律传统不同，我国并不会要求发达国家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或基于义务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可以变通为基于权利的方法实行人口控制，如利用各种宣传教育、经济刺激的手段传导：这是对人民福利需求的反应，而不是对全球人口过剩国际关注的反映。

总之，没有人是真正的“碳中性”，因此，每一个人都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全人类需要在每一个温室气体影响因素方面共同努力，这当然应该包括对于人口数量的控制。对于欠发达地区，人口数量已经占到目前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控制人口增长是其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对于发达国家，“应该对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百分之五十负责”，所以，也没有借口拒绝控制人口数量。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必须采取计划生育政策，不论这些政策是基于义务还是权利、强制还是自愿，但是必须有所行动。

参考文献

[1]根据《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数量低水平是79.59亿；中等水平91.50亿；高水平104.61亿。

[2]赵白鸽博士时任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人口方案管理委员会主席。

[3]《赵白鸽：中国人口管理经验将为应对气候提供实践》，载2009年12月12日中国新闻网?id=2332380.

[11]姚宗桥：《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性质和表现形式》，载《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5期。

[12]赵白鸽：中国人口管理经验将为应对气候提供实践，载2009年12月12日中国新闻网省略/gn/news/2009/12-12/2014297.shtml，2009年12月16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