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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点,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不过毫无疑问,它是影响最大的国际文学奖,但在其历史中,确实也有许多作家‘缺席’,像托尔斯泰、卡夫卡就都没有得过这个奖项。而获奖作家里面,有的人的作品也并不是我们都很钦佩的。”莫言说。
对中国作家而言,诺贝尔文学奖,是梦也是痛,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诺贝尔众多奖项里,文学奖主观性最强,在其评选标准里,的确带有一些倾向性,即欧洲中心主义浓烈。”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教授说,中国人一直希望评委能够公正一点,把眼光放到世界人口占四分之一的国度,并得到认可。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诺贝尔”选择莫言算惊人之举,是具有想象力、富有前瞻性的一个选择, 它的“大胆”肯定改变了或完全出乎很多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长期看法,“但莫言以他无可争议的文学成就获了奖以后,我们大家就可以比较‘放下’了,可以更专注地去从事自己的文化创造。”
“大可不必羞于自己对诺奖的敬畏,不要说你不在乎,也不要说你行他不行,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是一个有着既定标准的故事。”莫言的一位中国同行洪峰表示。另一位作家阎连科认为,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是名至实归的,这表明了中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的提升。而《三联生活周刊》(Lifeweek)主编朱伟则在微博上写道:“瑞典文学院认可了莫言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中国之人性的剖析深度,这是对中国文学辨识度的承认。”近年来常“被诺贝尔”的著名作家、曾任中国文化部部长的王蒙表示,莫言的获奖说明了中国当代作家和他们的文学成就获得了世界的关注。“莫言是中国这一代很具代表性的作家,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包括日本的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等,对他均有很高的评价。诺贝尔这一奖项,对于喜欢写作的人来讲都是有很正面的鼓励作用的。”
中国作家协会当日向莫言发出贺辞,表示其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和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中国图书商报社社长孙月沐指出,“中国还是有好书的,应该重建一个阅读社会。”(编者注:本刊曾作专题报道)
延伸阅读
“莫言天生就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近日,“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举行。郎朗、姚明、莫言、陈香梅、曾繁兴等10人和孔子学院总部1个集体被授予“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大奖。
活动上,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应邀向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颁奖。推荐和见证莫言获奖的是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在回答“您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评委”时,莫言说:“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学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莫言获奖后首次接受采访 称跟故乡血脉相连
10月12日, 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故乡山东高密接受记者采访时感言,当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更感觉到故乡跟自己是血脉相连的。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小学即辍学,曾务农多年,也做过临时工。1976年2月离开故土,尝试写作。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
“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莫言说,“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蛙》等。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对记者说:“在我早期的作品里边,故事、人物,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是邻居的、亲戚朋友的经历,有的是听老人们讲过的故事,这是一批最原始、最宝贵的素材。这批素材成就了我早期的小说。”
为生养之根泣血歌唱
那个曾经叫做管谟业的孩子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平安庄一个农民家庭。莫言对自己童年的描述是“相貌奇丑、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莫言从小嗜书如命,小学三年级时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初步文学启蒙。12岁读五年级时因“”辍学回家,在农村放牛割草,抽空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文学作品。
台湾著名作家朱天心说,莫言的书充满能量,他永远在生活现场。这个现场主要在高密。从莫言的创作实际来看,应该有三个“高密”:一是自在自为的高密,二是童年和青年时代记忆中的高密,三是作者想象中的高密。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首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一乡村概念,由此确定了他的创作背景。
莫言的小说以异常浓烈的色彩和极具阅读的语言渲染出山东高密乡村的隐秘世界,这个世界对读者来说具有触手可及的质感,甚至仿佛能够看到那浓郁的高粱地,体验那似乎夸张变形却更显悸动的心理真实。正是凭借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根系,莫言才获得了世界文学的热情拥抱,即所谓以文学方式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于乡土中国的“东方想象”。
特别重要的是,透过莫言笔下那些家亲、族亲和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与生死抉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与尊严,它所蕴含的深沉的生命崇拜意识能够异常有力地刺痛读者的神经,引发文明人类的共振与同情。
作家之言 好友之言
舒乙贺莫言:莫言获奖为外国读者打开中国文学大门
老舍之子、文化学者舒乙说道:他是非常中国化的一个作家,不仅中国化还有地域性;第二个他写的东西是个动态的历史文化的剖析,不是停在一个层面上的,是表现了一个时代;再一个特点就是他描写地非常细腻,能够深入到很深的细节里去。莫言的获奖不但是他个人的成就,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奖是一次破冰,打开了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门。
麦家:莫言的荣誉不再属于个人
著名作家麦家发微博表示,“一个小时前还是天知道,现在我也知道啦,莫言得诺奖了,恭喜恭喜!当一个人斩获这么大的奖时,荣誉已不再属于他个人,而是他代表的语言、民族和国家!祝贺莫言,祝贺中国!”
阿来:希望国人意识到文学价值
“我已经接了无数个媒体的电话。我正在给几个朋友喝酒,得到这个消息,我马上连喝三杯!莫言得诺奖,我真的很开心。其实,莫言得奖,我丝毫不意外,这是意料中的事情。这倒不是说我预料得准,而是我们都是从事同一个行业,对国内文坛的顶尖严肃文学的价值,是非常清楚的。”
外媒:莫言获诺奖是中国软实力走向世界的标志
国际在线消息:据中新社电,印尼《星洲日报》13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莫言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代中国文学界一大盛事,是中国文化软实力走向世界的鲜明标志。
评论认为,莫言以80多部人文写实作品,为中国和世界文化界“拍摄一部大时代的纪录片”。因此,他的获奖也具有不平凡的重大意义:标志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奖项的标准正在转变和改革。此次中国作家莫言获奖,希望是诺贝尔奖项的革新转变,今后将有更多亚洲文学家和科学家获得奖项。
莫言获奖,也标志着现实主义和人文精神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他的作品贴近基层、贴近社会,展现乡土文学的普世价值。
评论指出,莫言敢于创作,敢于写出人文良知,他不愧是当代中国的优秀作家,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杰出代表。
中国不能只有一个莫言
莫言的小说多以奇诡富丽的想象、荒诞不经的手法、跳动不居的时空、变幻莫测的意象、虚实相生的隐喻、富有质感的语言来勾连童年梦幻、故乡风俗、乡野风情和个人体验,创造出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若即若离、玄奥新奇的梦幻般的“高密世俗风情图”,读后产生一种欲罢不能的阅读张力和陌生幻觉,具有独特的先锋色彩和东方神韵,因而给国人以亲近性,给异族以神奇感。
非常明显,莫言最为充分地体现了当代中国作家的探险意识和自由精神,其先锋实验几乎是随心所欲毫无顾忌的,这在中国当代文坛算是真正开窍的“独行侠”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创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尽管如此,他依然恪守着一个准则——任何超凡或反常的文学创造都是“人类灵魂实验室”。
“以往,(外国客户)对于中国文学的关注程度并不是很高,但自从莫言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我感觉(中国文学版权输出)这块(增加得)比较明显。”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张北征女士表示。
已经有数家外国出版社或出版商找到作家张炜,打算将他的二十多本作品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毕飞宇的《推拿》被世界最著名的英语图书出版商企鹅出版社推出英文版。2012年以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已经有4部报告文学作品被翻译出去。“如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格局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原来是我们拼命想向外送,现在是不少外国出版商开始大量收购中国作家们和他们的作品。”何建明说。
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国际社会想了解中国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而文学是最能直接细致地反映中国人生活、精神状态的媒介。此外,莫言获奖也让外国读者渴望了解中国当代文学。近年文学间的相互交流和各种图书展会也增加了中国和其他各国彼此间的了解与接触。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路更加顺利。
【关键词】 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 高校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
2012年10月11日晚7时,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瑞典文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题序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太不寻常了,彻底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作用所及,还深刻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在高校的教学存在方式。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一反长期存在的被动、压抑、虚弱、颓唐和不自信,完全以盈实的、舒展的、风光的、富有侵略性的姿态出场。好比整个儿换了似的!虽然从时间的长度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早已超出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①,但是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二等公民”,一直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压制。这当然有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原因。“十七年文学”和“文学”作为第一阶段长期给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贫弱的积弊,造成了无法与中国现代文学匹敌的劣势。而且它还像病毒一样侵蚀着后来人们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就这样中国当代文学囫囵成为有色眼镜观照下的“孱弱之躯”。正是这种对待方式,导致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进入高校汉语言文学教学课堂后也成为被“虐待”的对象,它的地位远不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时安排也比中国现代文学史少很多②,好像它是因为不能有中国文学“史”的空缺和断裂而勉强进入中文系大学生课堂的。
现在这种存在状态已经不合时宜了。莫言以自己的成就颠覆了那种老旧的关系和认识。只要是和高校中文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有关的组织和个人,都要以新的思维认识这门学科了。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学成就。莫言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一个既传统又现代、既中国又世界的文学境界。在创作伊始,莫言就拥有了宽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和比较文学意识,一脚踩着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的足迹,一脚踩着自己民族的土地,构筑他的文学世界。从而完成了现代的中国叙事,为世界文学格局增添了新的文学存在形式。而且,莫言以大悲悯的人道情怀审视中国人的独特生命存在,进而从中华文化的独特视角展现人性的复杂,体现了莫言文学世界伟大的精神境界。可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至名归。这样,借助于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一位大师的成就被世人仪式般地认可了,而且让他们心服口服。于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一夜之间发生了奇妙的置换,不但与中国现代文学比齐,而且开始和中国古代文学、世界文学争辉。不仅如此,由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内部好像开始了奇特的化学反应,一个个优秀的作家,像王小波、余华、李锐,等等,都朝莫言汇合聚拢,与之比长契大,空前扩张和释放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能量。
面对此情此景,与高校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有关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再对中国当代文学抑制和轻慢就是很不明智的了。
国家的有关教育管理部门应该重新审定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可以组织专家听证会,以莫言为标杆,对当代中国作家进行理性的甄别评估,重新在高校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定位中国当代文学史。应该充分考虑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时间长度、历史容量与重量,给它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样的课时保证,甚至更多。这当然需要与各个高校的那些跟文学教育相关的部门和管理人员衔接起来。
高校中文系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的老师们需要观念的大调整了。现在有了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老师们再没有必要有意无意地压抑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了,一种舒展的理性的研究态度成为必要。他们需要从莫言的文学世界衍生出重新评价中国当代作家的标准,以全新的眼光观察和审视当代中国的每一位作家,形成对他们的新认识,进而决定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内容取舍。高校教师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而且是科学文化知识的创造者,是主动的研究型的教师。这次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的高校教师一次绝好的主动书写属于自己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机会。莫言的文学特点还给高校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的老师们提供了一套具体的教学方法。莫言的小说创作植根于莫言独特的人生体验,运用世界眼光筛选和改造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厚传统,如瑞典文学院评委会所说“找到了旧式中国文学与语言传统的新出发点”③,实现了现代的“中国”叙事。这给高校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假如老师们要透彻地、很好地完成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任务,就必须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三者的联系,实行三位一体的教学法。当然,这种关联在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中也是要求的,但是在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并非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现在却因为莫言以自身的创作特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而凸现为一种紧要的方法。其实莫言的这一特点也是改革开放时代许多中国作家创作的特色。这样,古今中外连体教学法就成为高校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
现在许多高校所使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也因为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急需修订了。莫言获奖之后,笔者检索了中国高校眼下所使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发现多数对莫言讲述很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性;不仅因为它的出版机构的权威性,还因为这部教材著者的权威性。④事实上这部教材的编纂基于这样一个理念: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没有像鲁郭茅巴老曹那样的大家,不堪于做作家的分章,于是便着重于文学现象和过程的讲述。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⑤、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⑥等少数教材对莫言讲述较多。这里尤其要提一提雷达等人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⑦,这部教材对莫言作了相当到位的讲述。然而,综观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对莫言等著名作家的观照仍然是颇为不够的,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观照是颇为不够的。这实际上暴露了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某种“盲视”,教材的缺乏前瞻性还是相对次要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莫言这次获奖使高校使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修订变得迫在眉睫了。这当然是高校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相关部门急需要着手的重要工作。不过,具备相当研究创新能力的高校教师大可不必等待新的教材出世再调整自己的教学,他们应该马上修订自己的讲义,以适应新形势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讲授。
注 释:
①中国当代文学从1949年开始算起,到现在已经有63年的历史,时间长度是中国现代文学(1917—1949)的近两倍;单说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1977—2012),时间长度也已超过中国现代文学。
②据我所知,绝大多数高校在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课程的设置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时比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课时一般要多出三分之一左右。假如说一学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授课时数是80多个课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授课时数就是60左右的课时。
③瑞典文学院评委会对莫言的授奖词是:“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结合威廉·福克纳与加夫列夫·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的因素,创造了一种世界性怀旧,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旧式中国文学与语言传统的新出发点。”
④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洪子诚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人士之一。
⑤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⑥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问:谈谈你小时候读书的情况吧。
莫言:我童年时就迷恋读书。那时候既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只有在每年的春节前后,村子里的人演一些《血海深仇》、《三世仇》之类的忆苦戏。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下,看“闲书”便成为我的最大乐趣。我体能不佳,胆子又小,不愿跟村里的孩子去玩上树下井的游戏,偷空就看“闲书”。父亲反对我看“闲书”,大概是怕我中了书里的流毒,变成个坏人;更怕我因看“闲书”耽误了割草放羊;我看“闲书”就只能像搞秘密活动一样。
我偷看的第一本“闲书”,是绘有许多精美插图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那是班里一个同学的传家宝,轻易不借给别人。我为他家拉了一上午磨才换来看这本书一下午的权利,而且必须在他家磨道里看并由他监督着,仿佛我把书拿出门就会去盗版一样。这本用汗水换来短暂阅读权的书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问:你的作品里充满了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莫言:因为读书比较少,所以想象力比较发达。小学五年级我和老师之间闹了些不愉快,便失去了上中学的资格,不得不回家务农,一个人牵着两头牛放牧。那时候我能从牛的眼睛里面看到自己的倒影。有时候躺在草地上,看到天上的白云,听到周围青草生长的声音,闻到大地发出的气味。这种跟大地接触的机会,这种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都让我“想入非非”。
至于想象力,也有外来接受的地方。漫长冬天,无以为乐,我就在村子里、炕头上听恐怖故事,听多了自己都乱寻思。比如,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人在桥头走路,听到背后有人嘿嘿笑,可是回头又没有人。比如,一天晚上,在自己的大门口,仿佛看到远处田野里有一个橘黄色的球,被两只狐狸抛来抛去。人一旦进入这种环境,就会有一种恐惧,就觉得周围充满了一些神秘的生物,甚至在走路的时候经常听到脚后面有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人的想象力就这么出来了。
问:您最初写作是为了离开贫瘠的土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后来真正地开始写作了,您的作品为什么会那么关注农村?
莫言:我刚开始写作时也没有意识到,我童年、少年时期的农村经验会成为我创作的源泉。在八十年代初期这种创作,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清规戒律,更可怕的禁锢是你自己内心对自己的禁锢,就是你根本没有找到你应该写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天天为找素材发愁,不知道写什么,我就经常翻报纸,听广播,不断地从外边接收信息,主动地下去体验生活,我的小说创作走向正轨,就是在军艺创作了《透明的红萝卜》以后。《透明的红萝卜》完成后,我就发现,原来我童年时期的生活竟然可以写成让大家认为很好的作品,一下子就好像拔掉了河流上的闸门,河水滚滚倾泻出来。
问:您的小说读起来似乎越来越简单了,同《檀香刑》、《生死疲劳》相比,《蛙》更加简单、好读,这是怎么考虑的?
莫言:我想是一种返璞归真吧,《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这些小说结构上费尽了心力,搞得读者也是眼花缭乱。后来我觉得,涉及心灵深处最痛苦的地方,没必要用这种过分花哨的方式来表现,索性更直接,不给读者增加任何阅读障碍,简洁朴素地把它记录下来就行了。
问:您今年57岁,诺贝尔奖在您创作的中间阶段来到,会不会打乱您之前的创作计划?
莫言:我想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里社会活动会比较多吧,但是我想很快就会过去,关键是一种心态,你自己不要把这当作一件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它就是一个奖,你得了这个奖也并不表明你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我心里很清楚中国作家有很多,写的很好的作家也是成群结队,具备了获诺贝尔文学奖资格的作家也有很多,所以我很幸运得了这个奖,但头脑要清楚,绝对不要轻飘飘的,要站稳脚跟。作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而不是奖项,作家能够站稳脚跟,让他站稳脚跟的还是他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关注,对于这个土地的热爱,最重要的还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勤勤恳恳的、忠诚的一种写作状态,所以我想尽快地从这个状态下摆脱出来赶快写作。
问:您怎么看待当下的“80后”写作?他们的生活经验可能很简单。
莫言:生活经验简单对初期写作肯定构成障碍,每个作家的初期写作多半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开始的,写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物,甚至写自己。但写“我”、写学校,这点资源写两本小说就用光了,你不能老写你高中那段生活。现在很多青春作家面临着怎么突破小我、小环境、小圈子,进入到更大的社会环境里、投入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里的问题。获得更广阔的思想,只有通过阅读和生活,没有别的办法。
小贴士:与诺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作家
鲁迅 1927年,瑞典科学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考察时,曾经与刘半农相商,拟提名作家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感到是件好事,便托鲁迅的弟子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鲁迅婉言谢绝。
老舍 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透露,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在入围者到了最后5名时还有他。最终,秘密投票结果的第一名就是老舍。但瑞典方面通过调查得知老舍1966年就已经去世,而诺奖一般不颁发给已故之人,最后那年是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奖。
林语堂 1975年,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接任川端康成被选为副会长。会上,全体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最终,那年获奖的却是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沈从文 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曾表示,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入选,而且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但那时,沈从文刚刚离世数月,因此与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失之交臂。
著名作家俞天白先生授权本刊的独家连载,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在上海金融史上留下不朽印记的众多人物和事件。
历史跨进了21世纪,中国的证券市场,尽管还存在基本制度的不完善与先天的缺失等一系列弊端,然而新的代表人物却在不断地涌现出来。
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总裁冯国荣就是其中之一。
最后一棒
写这个冯国荣,不仅因为申银万国是当代知名券商,而且因为冯国荣是中国金融改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更因为他那出色的市场观察力与判断力。
我认识冯国荣20多年了。1988年夏末秋初,我到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采访毛应梁行长,接待我的,就是时任办公室主任的冯国荣和现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当时他们两位都很年轻。后来,国荣调到光大银行担任行长不久,我又和他作了几个小时的闲谈,那时候的他,除了具有丰富的金融理论知识及对金融市场的深邃洞察力以外,还显得十分乐观、坦率和自信。他从光大银行调到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担任总裁的消息,我是在中国股市从2001年的2345.43点,连续暴跌了两年多后才知道的。他到申银万国正式上任的日期,是2001年6月1日。这一天,正好是那年中国股市的最高点:2345.43!你说巧不巧?他接到的是最后一棒!
一见面,他依然那样乐观、坦率、自信,神采奕奕,笑谑不断。话题就是从我追问他到申银万国走马上任那个日子的真实性开始的。我说,都说这是你的“天命”呢,真的吗?
他纵情大笑了一阵说,不错,是我说的。可是,我还说过,6月1日,是人类最具有生命力的日子,也是最有希望的日子。要不,怎么定为国际儿童节?
我的心里一亮,说,你真的这么乐观?
他说,为什么不呢?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在强劲发展中,这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也是大好的机会;基础性的制度正在逐步完善,询价制、保荐制等等都在建立或者完善……他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
挑战天命
我听着,既为他依然流露出的这份如鱼得水的自信而欣慰,更为他对于证券业的全面把握与深刻洞察所震惊。冯国荣是证券市场创办的幕后见证人和参与者,也曾是一位专业、稳重的银行家,眼下他作为一名带领申银万国在股市大幅下跌中生死拼搏的知名券商负责人,除了原有的稳重、谨慎和一些无法掩饰的疲惫外,平添了一份金融斗士的锐气。这位拥有博士学位的证券公司总裁,一坐到这把烫屁股的交椅上,就向全体工作人员做了一个报告,提出20个字:“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克服困难,加快发展”。他对自己历史地位的评估十分清醒:我没有当年股市创业者那样“伟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使命的减轻。如果说,那些从无到有的创业者抓了公司的“上市”,使中国证券市场初具了规模而展示了非凡的勇气,那么,在今天的大调整中,抓出一个“退市”机制,让优胜劣汰的市场真正成为主宰,不也是一份功绩吗!做“上市”的促进派和做“退市”的促“退”派,不也是同样为金融改革做贡献吗?中国历来是上去容易下来难,冯国荣自然深知它的难度,然而他义无反顾。在他的带领下,申银万国首开退市公司代办股份转让业务,使中国股市出现了“三板”市场;申银万国还成为了首家QFII境内商,为瑞士银行完成了首单QFII交易……
是的,他不是一个光会侃侃而谈的人。在证券业,他初来乍到,当然不如银行业那样得心应手。何况,上任之时正逢中国股市大幅调整,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在一片跌声里,他专心地研究中国股市和券商发展之道,又作为中国老牌券商代表参加了证监会组织的券商评审委员会,这为他全面了解中国证券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他用最短的时间,了解到中国当代证券业的短处和长处、强势与弱点。深厚的积累和刻苦的学习,使他不仅带领申银万国创下了多个市场“第一”,还在公开场合与专家学者进行激烈辩论。
那是一次中国证券业高级研讨会,证券公司被邀请的只有两家:银河和申银万国,会议的主角是中国四大学术权威机构,与会的都是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学者专家,其中包括这两年来对中国股市的尖锐批评者。冯国荣以他这几年来对中国股市的深刻理解,以他的高度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与他们开展了正面交锋:你们今天说中国股市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请问,当年中国股市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当时,为什么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真是掷地有声!这,应该属于敢于挑战天命的人的特殊语言!
精准的判断
2007年,股市出现了气势如虹的大牛市!在接近6000点的时候,冯国荣对中国股市的运行,已经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做出了与之前截然相反的判断。
2008年1月2日,新年伊始,全中国的证券投资者都处于“十年黄金大牛市”的近乎疯狂的兴奋中,只等着调整后,向更高点位挺进。冯国荣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全休干部职工大会上,却对中国和世界的金融和经济发展态势,做出了相当冷峻的预测,提醒公司的全体下属――
2008年是高度不确定的一年!
当时,有人在背地里嘲笑冯国荣无知。因为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2008年2月28日说:“据我预计,虽然将会出现一些倒闭现象……但我想,拥有广泛国际业务的大型银行,不会出现此类严重问题。”而世界级名嘴、美国CNAB电视台评论员吉姆・拉默克,在2008年3月11日也乐观地安抚他的“粉丝”:“不!不!不!贝尔斯登公司并未陷入困境!”……流逝的岁月,证明了冯国荣预测的准确性。现在回头去看,他能在当时作出如此判断,而且用词如此精确、如此有分寸,不能不震撼他们公司的所有员工。
能预测月盈的人,也能够预测月亏。潮起潮落,都是有规律的,只是谁来成为掌握这规律的先知先觉者。我知道冯国荣从事金融工作的经历:毛应梁在工商银行杨浦支行计划信贷科任科长时,他和原申银证券公司第一任总经理阚治东、东方证券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朱福涛、联合证券公司第一任总裁储忠,都是毛应梁的下属,后来成为了上海金融证券界的四虎将。然而,至今活跃于上海金融界的,却只有冯国荣一个。他历任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主任,在幕后参与了上海金融改革重要的制度设计,以及文稿的起草与审核等工作,如中国第一个A股股票和B股股票的发行、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的面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中国金融元老刘鸿儒曾经这样评价他:“能够说清楚上海金融改革整个过程的,我看大概只有你了”。
(未完待续)
作者:俞天白
新东方泡泡少儿教育中心主任吴强介绍,泡泡少儿教育正式成立于2004年,但项目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启动。作为新东方集团旗下唯一也是全国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少儿培训品牌,“泡泡”获得了众多中国儿童及其家庭的喜爱。此次“泡泡”图书项目的主创阵容非常强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泉根,是“泡泡”童话书项目主编。他认为,目前国内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存在与市场脱节的现象,长期下去容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优秀儿童文学作家主动与儿童品牌融合,创造出能够影响到孩子们的优秀作品,是整个儿童文学界应该承担的责任。
“泡泡具有多重积极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正是我们愿意参与进来的原因。我认为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要有好看的故事,第二要有记得住的人物形象,第三作品要让孩子看了能感动,就是文学作品的思想精神。一流文学作品三要素,正是‘泡泡’需要的,也是世界一流儿童文学需要的,”王泉根讲道,“新东方的教育品牌,童石最有经验的网络科技,南京大学社的出版实力,再加上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品,我相信‘泡泡’产品能够成功,而且没有理由不成功。最终目标,我们希望“泡泡”产品能成为孕育民族下一代向上的力量,成为中国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儿童教育类一个极有价值极有意义的新产品。”
泡泡系列图书顾问束沛德、樊发稼,建议所有主创一定要坚持基于儿童本位。童话书主创金波、汤素兰、李东华、苏梅,在研讨会上积极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将对“泡泡”的打造落到实处。另外,来自童趣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天天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士也针对项目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作为重塑“泡泡”品牌的合作方,上海童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表示会基于自身在全媒体打造上的经验,通过产业融合,将“泡泡”打造为知名儿童卡通品牌。
《鱼挂到臭、猫叫到瘦》出版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刊讯 8月18日,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主办的新书《鱼挂到臭、猫叫到瘦》出版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张抗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白晔等众多专家学者出席并发言。
张抗抗首先发言,她说:“我读了这本书以后,觉得这本书非常真实,这是第一感觉。为什么会说它是很真实呢?真实一是大时代背景的真实,第二是细节的真实,还有一种是书写的真实。另外,我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作者是很有文化的知青,尤其古诗词功底非常好……”白晔表示说:“这是一本很独特的小说,说成知青文学的一朵奇葩大概也不为过。这本书,跟一般知青小说不一样,一般的知青小说更多的写知青为理想拼搏,更多讲的是革命性的成长,或者是激情性的。而这部小说个性化非常明显。”(默 耘)
用阅读收藏童年“夏洛书屋”正式亮相
本刊讯 童书出版是近年来蒸蒸日上的一个图书领域,而各大出版社也都试图在这一潜力无限的领域中有所开拓,8月19日,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以独家的拳头品牌童书《夏洛的网》为核心理念的系列童书——“夏洛书屋”。
2008年10月,艺术家高孝午在北京西单某大型商场内发现,三尊立在橱窗门口的雕像与自己在2004年创作的作品《标准时代》中名为“瘦男”和“女”的两个雕像极其相似,疑似其为仿制品。从商场人员中了解到,这些雕像购自于北京的某家小工厂,并接受大批量订购。高孝午经过进一步调查,在这家名为北京幸运南风商贸公司内发现更多“瘦男”与“女”的仿制品。随即,高孝午将该商贸公司告上法庭,其未经允许擅自复制作品且进行商业售卖行为。案件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幸运南方商贸公司的涉案行为侵犯了高孝午《标准时代》作品的著作权,幸运南风商贸公司给予高孝午相应的经济赔偿。
媒体评述
早在2003年,欧洲委员会对全球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调查,存在知识产权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名单中,中国赫然名列榜首。盗版影碟、非法下载、各种软件猖獗蔓延。而在商标方面,则约有15%~20%是假冒产品。在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中,各种形式的盗版俨然在深入更多新的领域,如,随着当代艺术品市场日益红火,众多不法分子打起了当代艺术品的主意。显然,对于中国的艺术家们对此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大多是毫不知情或者是回避。而发生在2008年10月,艺术家高孝午状告北京幸运南风商贸公司侵权一案,高孝午在法律的保护下维护了自身利益,在中国当代艺术家维权之路上,走出了第一步。
尽管在近几年当中,中国在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定,以及法院系统的建立有了很多进步,但相比国外发达国家的维权意识,中国大众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显然还是很薄弱。知识产权能为作品增值是不争的事实,发达国家通过售出知识产权,源源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巨额利益。与那些已建立健全而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国家不同,中国在这方面显然还很欠缺,按美国的说法是,中国的盗版产品在世界范围内造成500亿美元的损失,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达到240亿美元,从这些惊人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蕴含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的经济效益是何等巨大。
相对于影视、音乐、软件等等知识产权的维护已建立起了初步的法规,针对保护当代艺术品的法规上还是一个空白。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国外的一些著名作家仅靠卖版权给出版社、影视公司便能获得丰厚利润。反观中国,有众多的作家、音乐家、以及艺术家们,在没有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情况下,只能过着举步维艰的生活。而对于艺术家来说,不法商贩的侵权行为,不仅是对其造成经济利益的受损,粗制滥造的仿制品也是对其名誉的损害。
向着更为长远的方向分析,盗取他人版权的行为最终也会损害本国文化以及利益。从这次事件中,我们从艺术家高孝午身上得到了更多积极的启示。如高孝午所表示,艺术家自身对于此类事件的正面应对越多,引起的社会关注也会越多,随之法律也会朝着越来越健全的方向发展。而作为媒体在其中的角色,不经意地成为一种社会监督的武器,艺术家的作品在媒体上进行宣传的同时,也为其作品的版权提供了实证,起到了潜在维权的积极意义。而此次事件本身,也将作为一件极具警示作用的案例,在唤起更多大众对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的同时,也希望也能使更多的当代艺术家们,为自己的作品逐渐找到一个更为完善的自我保护的方式。
艺术品进入市场,法律保护艺术家的精神权利,即艺术家对作品享有署名权、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当仿冒艺术家的作品大量出现在市场上,直接的表现在经济上对艺术家不利,但更重要的是伤害了艺术家作品中的原创性的思想。如果艺术家对仿品熟视无睹、不加制止,对艺术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对未来要进入艺术史的那些艺术家是非常不利的。
古人云:“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以三国时期为例,就出现包括关羽与关平;张飞与张苞;马腾与马超;孙坚与孙策、孙权等诸多经典的父子兵组合。不光战场上如此,在文坛上亦有诸多父子兵显山露水。我们熟悉的外国作家有法国的大小仲马,古代有“三苏”父子,现代有叶圣陶和叶至善父子,当代有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父女……
而就在当代的大陆文坛,也有一批新的“文二代”正在悄然崛起中。有些人还在父母的光辉下努力成长,有些人的名声已经悄然跃于父母之上;有些人立志要把文学这条路以专业的态度走下去,有些人不过把写作当成一个兴趣……这么多不同状态的“文二代”,或许他们的写作目的各不相同,或许他们的写作题材迥异,然而难以否认,在中国当代文坛,的确有这样一批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二代”正在崛起,占据了一方属于他们的空间。
两代人保持距离感
首先要提到的应该是笛安,这个“80后”女孩凭借着《告别天堂》和《西决》迅速成为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客,而她的父母同样是国内有名的作家――李锐、蒋韵夫妇。说起肖铁这个名字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但如果提到他的译作――卡佛的《大教堂》,纯文学爱好者们大概都会说一声“噢,原来那是他翻译的啊。”对于肖铁的父亲人们不会陌生,那就是著名作家肖复生。笛安和肖铁现在都在国外,有趣的是,当记者分别致电李锐和肖复兴想要进行采访时,都被他们婉拒。李锐认为作家应该拿作品说话,而肖复兴则说,肖铁不喜欢总和父亲扯到一起。
“文二代”对“文一代”努力保持的距离感,在后来的采访中有了更多的体现。以写灵异小说而走红文坛的那多,其父亲是《萌芽》杂志的主编赵长天。那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始终在强调自己和父亲作品的差异化问题,关于父亲本人他并不愿意多谈。
其实,不仅当今的“文二代”不愿意过多与父辈扯上关联,老一辈的“文二代”也是如此。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就曾经说过,“我不希望把我和妈妈在文学上扯在一起,我就是我。在这一点上,我是独立的。”
差异化让写作更多元
一方面,“文二代”不愿过多与“文一代”在一起被谈论;另一方面,这些“文二代”出手都很高,写作也很有特点。
有意思的是,这些“文二代”的写作风格与父辈大都相去甚远,从这一点也看到了他们的叛逆性。很多“文二代”都会提到,“文一代”对自己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是自己的作品和“文一代”有很大不同,不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其他方面。莫言的女儿管笑笑就指出:父辈们受成长环境影响,写作中往往偏重于乡村题材,而“文二代”则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作者,这种巨大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赵长天和那多作品的不同,更是显而易见,一个走着纯文学的道路,另一个则在消费文学的市场中驰骋。
“文一代”同样看到了这样的差异化。说起女儿戴萦袅的作品,秦文君认为和自己的作品很不一样,女儿的文笔显然更加泼辣。但是,在面对“文二代”之时,“文一代”们都愿意用一种欣赏的目光去看待,并没有要求后辈一定按照自己的道路前行。
成长环境优势大于劣势
不可否认,环境优势让“文二代”在其成长中获益。“文二代”家中的大量藏书和资料可以帮助他们得到熏陶,这使得“文二代”通常早慧,出道也早。
作家陈晓明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些“文二代”在上大学时选择了理工科专业,但是学着学着又会回归到文科中。“比如,王尧的孙子以669分的高分考入北大计算机系,后来上到了大三又转人中文系。这个孩子很有天赋,文章诗歌都写得很优秀,现在去了清华读格非的硕士。”陈晓明还听说,清华文学院院长王中忱的孩子,起初送到国外学数学,后来也是转到了比较文学专业。在他看来,这两个孩子都是受到家学传统的影响,还是从理科回归到了文科,“可见中国传统家庭环境上的东西对孩子影响很深。”
一方面可以在家学中得到熏陶,另一方面,成长在这样的家庭是否也让“文二代”感到压力呢?确实,这样的家庭背景的确会让“文二代”背负更多的期望值,会有压力和焦灼感。但是压力一方面也是动力,“文二代”不能过于依赖环境,就必须培养自己闯荡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