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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外失衡;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3-0007-05
近年来,泡沫经济已经取代经济衰退成为经济增长的梦魇。从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至今的十几年,日本经济一直在不景气中挣扎。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发的次贷危机直接导致了大批金融机构的亏损甚至破产。当前我国经济也出现了以股票和房地产为载体的资产价格暴涨,尽管货币政策当局已经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资产价格反倒出现了逆势上扬的现象。本文研究我国当前资产价格飙升是否存在泡沫,以及其形成机制,进而提出调控建议。文章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分析我国当前资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泛起;第二部分研究当前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机制和根本原因;第三部分分析当前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可能影响和后果;最后一部分是调控建议和措施。
一、中国当前资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泛起
中国以股票和房地产为载体的资产价格持续飙升已经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现象。股票市场自2006年初以来更是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各种股价指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涨了将近5倍。关于当前资产价格暴涨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前资产价格暴涨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资产价格暴涨说明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泡沫。一般来说,资产价格泡沫是指资产价格严重偏离实体经济,暴涨然后再暴跌的过程。Kunio Okina,Masaaki Shirakawa和Shigenori Shiratsuka(2001)在研究日本泡沫经济中指出,泡沫经济包括三个基本要素: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经济过热以及货币和信贷的大规模增加。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中国当前资产价格暴涨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我们就可以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资产价格泡沫。
我国股票市场资产价格的飙升始于2006年初。2005年底以上证综合指数衡量的股票价格仅为1161点,但自2006年初起股价指数一路飙升,至2007年9月,已经增至5552点,上涨了将近5倍,而以深圳成份指数衡量的股价指数上涨速度更为迅速,从2005年底到2007年9月上涨了将近7倍,资产价格上升速度远远高于日本1985-1990年泡沫经济产生和膨胀时期日经指数的上涨速度(见表1)。从股票市场市盈率来看,2007年5月上交所A股平均市盈率为42.8,其中工业股为37.9,商业股为74.2,公用事业股为49.3,房地产类股票为70.4,综合类股票为44.8(张俊伟,2007)。这远远要高于日本泡沫经济发生和高涨时期的市盈率(见表1)。而我国房地产价格自2003年以来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其价格在政府调控中逆势上扬,2007年11月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同比增长10.5%。
中国经济一直着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尤其是2003年以来GDP增长速度均保持在10%以上。2007年初以来经济过热趋势日益明显,CPI持续攀升,2007年11月CPI同比增长6.9%,是11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同期美国和欧元区通货膨胀率基本保持在2%-3%,日本CPI同比增长率基本维持在零或负值的水平。从2001年以来我国货币供给M2的增长率一直保持17%左右。商业银行信贷水平几乎和货币供给M2保持着同样的增长水平。尤其是房地产贷款增速更甚,2000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宅贷款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5.99%和59.19%,远远高于同期金融机构贷款13.06%年均增速,也远远高于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房地产贷款的增长速度(见表2)。
表1 和表2数据表明当前我国资产价格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GDP增长速度,以2006为例,GDP和M2增速分别为10.7%和15.67%,CPI同比增长1.5%,而股票价格指数在2006年一年内则上涨了212%,这说明当前资产价格增长速度已经超过经济基本面的支撑,偏离了实体经济的增长。通过与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资产价格上涨速度已以及宏观经济数据比较,本文认为我国当前资产价格上的涨速度已经超过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这说明中国资产价格飙升中隐藏着严重的泡沫。
2007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六次提高贷款利率,但资产价格仍然还在逆势上扬,这进一步说明我国资产价格泡沫正处于非理性的迅速飙升和暴涨阶段。
二、我国当前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机制
一般说来,泡沫经济的形成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宏观经运行良好,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主体对于经济发展有一种乐观的预期。第二,经济体有大量的过剩资金,这些资金可能源自国内也可能源自国外或者兼而有之,这是泡沫经济膨胀的基础。第三,引发泡沫经济的条件,这可能包括经济环境的变化,政府政策或者外资的涌入等(三木谷良一,1998)。
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所营造的乐观预期为泡沫经济的泛起提供了温床。而经济内外失衡则成为泡沫经济发生的根本原因,经济内外失衡表现为内部超额储蓄以及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这就使宏观经济充斥着过剩的流动性,在缺乏有效投资渠道以及较强投机心理的作用之下,过剩的资金使得泡沫经济的形成具备了基本条件(见图1)。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多年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化则为泡沫经济膨胀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直到2007年CPI大幅上升以后,我国货币政策当局才开始紧缩货币,受时滞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对当前泡沫抑制作用有限。这也说明仅仅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泡沫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研究泡沫形成的根本原因,采取各种措施从源头抑制泡沫的膨胀(见图1)。
图1描述了当前我国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机制。具体说来,我国当前以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泡沫经济泛起和膨胀是以下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我国国民储蓄持续走高
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从1990年开始就一直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而且从2000年后急剧升高,到2005年已达到48%,将近占国民总产值的一半(见图2)。高额储蓄为泡沫经济形成提供了大量的过剩资金,只要资产市场具有良好的预期,追逐高额利润的巨额过剩资金就会进入资产市场。尤其是在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远远低于资产市场投机收益率的情形下,巨额过剩资金更是大规模进入资产市场。
高额储蓄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经济转型期的制度缺失造成社会保障体制、医疗保障体制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的不完善,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只得进行预防性储蓄降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转型经济过程中对微观主体的投资限制较多,以及有效投资渠道的缺乏,导致大量的资金只得进行储蓄。
第二,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带来外汇储备的增加
根据宏观经济恒等式,与国内高额储蓄相对应的是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贸易盈余带来外汇储备的增加,至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063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远远高于“适当”规模。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之下,外汇储备增加导致基础货币增加,尽管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各种冲销措施,但是对于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来说则是杯水车薪,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之下,货币供给成倍增加。根据中国经济景气月报的统计数据,2007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3.5%,其中,出口同比增长27.1%,进口同比增长19.1%。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增长758亿美元,同比增长68.97%。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472亿美元,同比增长10.9%。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14336亿美元,同比增长45.1%。只要顺差在增加,外汇储备就会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增加,流动性过剩的程度就会进一步加剧,这就为泡沫的泛起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基础。
第三,国际资本净流入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相互强化
贸易盈余的不断扩大,导致美元等外币资产的供给增加,这就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使得人民币面临着升值的压力和预期。尤其是当前美中存款利差收窄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这种背景之下,国际游资不断流入中国,这些资金进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推动着中国股价和房价的上升。统计数据表明,房地产业利用外资已经占到全国利用外资比重的五分之一。这些进入房地产行业的外资利润高达100%以上,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之下,更多的外资涌入中国,这对国内房价的上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勃和高波(2007)对国际资本流动和房地产价格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推论。由于股票具有交易便利等投资特性,更是成为国际资本的投机对象。2007年1-9月,国际资本净流入达到1243亿美元,占同期贸易顺差的66.82%(见图3)。国际资本净流入加大了对人民币的需求,进而强化了人民升值的预期,形成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际资本净流入的正向循环。
第四,长期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确立了“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政策,与此对应,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奉行低利率扩张性货币政策。在低利率政策之下,由于储蓄收益较低,尤其是在当前CPI大幅上升之下,居民储蓄存款利率实际为负,一旦国内资产市场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大量高额储蓄和国际游资就会进入股市和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甚至一些原本用于实体经济投资的资金在资产高额回报率的吸引之下也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为泡沫经济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第五,银行信贷扩张
每一个泡沫经济背后都一定有大量的银行借贷资金的支持,它是泡沫经济形成的助推力。尤其是商业银行的房地产信贷,是造成其房地产泡沫过度膨胀的重要原因。如果银行持有大量的房地产,或者是以房地产为抵押品的资产,那么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将提高银行资本的规模,从而改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盈利状况。因此,银行将进一步扩大对房地产业的信贷供给,而这又进一步提高了房地产价格。这一过程循环往复,使得房地产价格日益偏离实际均衡价格,统计数据表明,房地产类贷款占金融机构全部贷款的比重,从2000年的6.04%上升至2005年的15.5%,已经超过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房地产贷款占全部贷款12.1%的比率。这一方面为资产价格飙升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风险向商业银行的集中。
上述各种因素都增加了国内资金的供给,提高了流动性过剩的程度,为泡沫经济形成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在预期乐观的情形下,过剩资金涌入资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泛起和膨胀,这就导致了投机资本的高额利润,致使过剩资金进一步进入,在自我强化的预期之下,资产价格泡沫逐渐膨胀。
三、我国资产价格泡沫崩溃的可能影响
在紧缩的经济政策之下,如果泡沫失去了资金的支持,其可能会迅速走向破灭。根据我国当前泡沫经济形成机制,如果泡沫破灭,势必会对中国金融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长期发展带来重创。
泡沫经济时期,房地产贷款占商业银行信贷较高比例,因此房地产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最大的受害者是银行,而银行又会将危机传递给整个社会。泡沫经济崩溃可能带来如下的恶性循环:泡沫经济破灭―经济不景气―低利率―资本外流―需求低迷―银行呆账和坏账增加―维持低利率―资金不回流―需求更低迷―银行危机―经济衰退。IMF(2000), Bordo和 Jeanne (2002), Borio 和 Lowe (2002)等的研究也表明资产价格泡沫会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造成恶劣影响。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带来的金融危机及其后的长期经济萧条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而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给美国带来了次贷危机,其直接影响是导致大批金融机构的亏损甚至破产,而间接影响则致使美国和世界处于经济衰退的边缘。
从当前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贷款看,2004到2006年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贷款占其贷款总余额比例不断上升,个别银行房地产贷款总额已经占到贷款总额的20%以上(见表3)。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如果我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必将会带来大规模的不良债权,泡沫破灭对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危害可能要远甚于日本。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从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转变。而这一转变能否完成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消费的可持续增长。近年来,我国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下降更多,2005年已经降至38.7%。我国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远低于印度水平(见表4)。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在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甘肃、辽宁等8个省市抽样问卷调查结果,房地产已经成为居民家庭价值量最大的财产。如果当前我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我国居民就会面临着资产大幅缩水,这会导致已经持续降低的消费水平进一步下降,使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尤难实现,并将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调控资产价格暴涨,我国当前泡沫经济膨胀的形成机制以及日本等国家泡沫经济破灭的经验教训,本文提出如下的调控建议。
四、调控建议
(一)促进经济内外均衡的实现,这是阻止泡沫经济恶化的根本途径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泡沫经济的迅速破灭就是因为没有采用有效措施从根本改善内外失衡,而是直接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将泡沫挑破。针对我国当前经济特点,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点着手促进内外均衡的实现:
第一,完善制度建设,促进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
当前的重点是完善公共支出体系,进一步建设包括社会保障体制、医疗体制和教育体制等在内的制度,降低经济主体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和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消费需求。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当前我国消费增加的渠道主要在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促进低收入者消费的提高,进而增加总体消费需求。只要总体消费需求增加了,储蓄水平就会自然下降,外贸顺差也会得到缓解。
第二,逐步解除进口管制,从增加进口角度缓解外贸顺差的日益扩大
有人提出通过征收出口税来控制产品出口以抑制顺差扩大的建议,但是本文认为这种干预手段只适用于特殊产品出口管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且不利用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较之于控制出口缓解顺差的扩大,从增加进口的角度缓解顺差的持续扩大是一个更好的渠道和方法。通过降低甚至取消进口税,逐步解除进口管制实行自由进口(当然,少数特殊产品仍需进口管制!),一定会促进进口的增加,而进口的增加不仅会缓解顺差持续扩大,而且如果进口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则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国民经济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
(二)深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
由于当前经济中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还存在诸多限制,导致居民有效投资渠道的缺乏,在预期良好的前提下,居民在银行的存款逐渐转向股市和房地产,尤其是在股票供给有限和金融产品缺乏的前提下,股价和房地产价格的暴涨是必然结果。因此,减少对微观投资主体的投资限制,完善金融市场,尤其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为经济主体提供多元的投资渠道和丰富的金融产品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之上,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对居民的投资行为进行正确的引导,完全有可能将积累的财富引向实质生产部门,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制定适当的汇率政策,发挥汇率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从当前来看,由于国际收支顺差以及源自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困境。一方面,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可能会使得中国出口企业竞争力下降,而且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偏低,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带来顺差的增加而不是下降。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不升值,我国将会面临更加强大的国际压力,而且会使中国顺差进一步扩大和升值预期进一步增强。鉴于各种因素的考虑,本文建议在无预期的前提下将人民币一次升值5%,这也是出口企业能够承受的一个升值水平,目的是达到抑制升值预期,减缓热钱流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实现。汇率政策本身也具有时滞效应,甚至会产生 “倒J”曲线效应,因此对于升值以后国际收支顺差没有缩小要有心理准备。
在近于固定的汇率制度以及人民币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国际收支顺差必然带来货币供给的大量增加,这就制约了当前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应。从长远来看,应该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改革强制结售汇制度,实现人民币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
(四)加强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协调,提高货币政策在熨平经济波动中的有效性和灵活性
货币政策的过度扩张和突然紧缩都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过度扩张可能为泡沫经济形成埋下伏笔,而突然紧缩可能会挑破泡沫,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因此货币政策应该是稳健和圆润的,从而提高其熨平经济波动的效应。实际上,面对经济泡沫,如果只是简单地收缩银根,必然会对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破坏,“就好比城里有房子失火,消防队不是像房子喷水,而是决堤淹城一样”(三木谷良一,1998)。因此,在紧缩货币的同时,必须采取其他政策如产业政策、财政和税收政策等配合,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五)加强监管,增强商业银行风险意识和规避风险能力
在泡沫经济迹象出现以后还需要大量的后续资金才能把泡沫越吹越大,这些资金可能来自于国内,也可能来自于海外,为了防范泡沫经济的急剧膨胀,需要加强资金流向监管。对于金融监管当局来说,在资产价格迅速膨胀的危险时期,必须加强对商业银行信贷的监管和调控。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自身必须增强风险意识和风险规避能力,才能在泡沫破灭时将损失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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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ing Mechanism and its Regulation of China Asset Price Bubble und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equilibrium
Feng Cai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China)
2001年中国投资与消费增长率都有提高,但经济增长率却随出口曲线下降,说明外部需求在主导中国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变化,所以,要看清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就必须先看清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美国经济走势。
美国经济存在巨大的资产泡沫,世人对此已有共识。去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未来前景如何,目前大体是三种看法,即“V”型曲线、“U”型曲线和“L”型曲线。我的看法是美国很可能走出“L”型曲线,而结论不是出自美国,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经济在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长期萧条,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导致银行体系瘫痪。首先,在过去10年中世界经济并未发生大的萎缩,在美国经济带动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从产业面看,日本始终保持了出口优势,去年外汇储备已突破4000亿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机显然不是来自供给过剩;第三,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危机中,经济萧条也会导致银行系统紊乱,但经济萧条是因,银行危机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却出现了因果倒置的情况,是由于银行系统紊乱导致经济萧条,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特点。
认识这个特点需要展开更大的视角。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到这一时代,产业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例如,1997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而其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这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或许可以叫做“虚拟资本主义,因为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列宁分析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运行规律以及爆发危机的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不从这个新视角看问题,许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远。
例如汇率的决定问题。在传统经济中,本币是否坚挺,取决于产业增长好坏、是否有贸易顺差及储备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经济和亚洲金融风暴中人们却看到这些东西统统不起作用,相反,美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中制造业处在长期萧条状态,国民消费40%依赖进口,经常项下的逆差超过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却不断走强,所以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是资本项下的国际资本流入流出决定汇率水平和一国的繁荣与衰退,这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虚拟经济为主体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也有了新内容,即不再是为了争夺物质财富,而是为了争夺金融与货币霸权。欧元统一就有这个意味,而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也是意在打压欧元的势头,维护美元的霸权。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围绕争夺国际资本的冲突正在升级。
日本经济危机的新特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1985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日本产业资本由此从物质生产领域流向资本市场,导致泡沫经济泛滥。在泡沫经济膨胀时代,企业以证券和地产作抵押从银行获得现金,再到资本市场上炒作,这使企业资产价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业负债的速度,因此不论从企业还是银行看,资产负债状况都很健康,但当泡沫经济膨胀到顶开始破灭,一切就都反转过来。由于资产价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业债务的清偿速度,就在银行内部形成巨大坏账,但是企业破产后银行却不能破产,否则就是全体居民和国家的破产,经济由此长期萧条,走出“L”型曲线。
美国目前的资产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时的四倍。2000年4月,美国新经济的泡沫开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纳指双双下跌为标志,美国资本市场也膨胀到顶峰,随时有可能崩溃,美国目前防止崩盘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资和个人离场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票以维持股市点位,但这是“饮鸩止渴”,会使今后危机的爆发更严重,而不会改变这个结果。可以猜测,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会有三根导火索:一是“安然”风潮继续扩大,使投资人丧失信心而大规模离场;二是由于欧洲经济更加健康,国际资本向欧洲转移;三是日本经济危机深化,迫使日本抛售海外资产,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资产是在美国。
因此,7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资产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亚洲金融风暴,今天轮到了美国,美国金融风暴则会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并使全球资产泡沫彻底破灭。如果是这样,不论美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会走出“L”型曲线。
没有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哪来如此庞大的全球资产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风暴也是货币制度危机的产物,但用什么来代替现存的货币制度,不仅探讨的文章极少,许多人还根本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
外需形势不好,中国经济增长也会受到损害,但不会出现负增长。在若干年后,情况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因为可能会出现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9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只剩下中国一个亮点,因此中国迟早会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但是为了避开全球金融风暴,中国又不应开放资本市场和使人民币国际化,所以,要把引资大门开在香港,把中国的企业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将会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资本市场,港币也会成为最坚挺的货币,这对繁荣香港经济,夯实“一国两制”政策基础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已经没有了产业霸权,但是还有货币霸权和军事霸权,货币霸权实际是产业霸权的替代品,因为只要有了货币霸权,美国人就可以依靠别国的生产锦衣玉食。所以,美国人决不会轻易让出美元的霸权地位,而是要用军事霸权来改变国际资本流向,以保卫美元的霸权。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谓“邪恶轴心”论,就是在欧洲和中国人的家门口事先布下两个点,打的是国际资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国资本市场不稳就有可能动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必须洞察先机,作好必要的准备。
关键词:比较优势;金融危机;启示
一、引言
2008年9月以来,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据IMF预测,发达国家2009年的平均增长率将接近零,进入经济衰退期。为什么发达国家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突然出现危机?美国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金融产业等虚拟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说明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失败?
二、比较优势与美国经济成就
(一)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次大战后罕见的持续性的高速度增长。1990-1998年,美国GDP增长了26.7%,机械工业增加了107%,电子电力装备产业产值增加了224%,商业服务、通讯、流通和交通产业产值的增幅也均在42-68%。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失业率稳步下降;物价增幅保持在较低水平,通胀压力得以消除;出口贸易增长势头强劲;联邦财政赤字逐年减少,大大缓和了美国长期财政赤字的压力。
(二)比较优势与美国经济成就
如果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就低,竞争能力就强。得以保持低通胀高速度的增长,正是其利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等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网络化、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下,成功实现资源禀赋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从而创造了牢固的物质基础的结果。
三、比较优势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美国实行金融等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失败,比较优势与金融危机没有必然的联系。
首先,泡沫经济的产生是任何经济快速增长时都可能发生的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一种要素的供给弹性越小,其价格提高得越快。特别是房地产、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十分迅速的情况下,人们会预期供给弹性较小的土地、股票价格会不断上涨,从而会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这些行业,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的上涨,导致了泡沫的自我实现,预期的自我加强。
其次,比较优势战略并不必然带来泡沫的破灭,相反,如果一个经济始终如一地坚持发挥其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加强,从而可以延缓泡沫经济破灭的时间。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众多因素造成的必然结果,不是实施比较优势的结果。
再次,从泡沫经济转化为金融危机的传到机制来看,如果能加强金融体系监管,控制大量资产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使得资产价格严重虚高,那么即使泡沫经济也不会引起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金融监管体制上的不完善导致的。
最后,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也具有防范金融危机的作用。如果产业的竞争能力强获利能力高,即使向银行借款来发展,也不至于形成大量的呆账、坏账。在坚持比较优势的条件下,产业的资金密集程度与资源禀赋结构是相适应的,必要的资金大多来自国内储蓄,即可降低对外的依赖程度,因此也就不会出现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
四、启示
认清本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打牢一国的经济基础。在发展比较优势产业的条件下,产品具有了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可以取回投资在该产业的资金,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可以防范经济泡沫的磨灭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另一方面,要素相对稀缺性发生变化,要素禀赋结构得到升级,继而引起新的比较优势的生成,实现了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综合国力的增强。
发展虚拟经济必须与实体经济相结合。虚拟经济可以提高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增加资本盈利能力,活跃交易市场,实现资源在全世界范围的合理配置与利用。但虚拟经济的发展始终与投机活动共存,相对实体经济其具有高流动、高风险、高收益等特点,很容易吸引大批资金进行投机活动,引发金融危机。大力发展生产业,既可实现产业升级,又可有效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变质为泡沫经济。
建立一个灵活、有效、完善的金融市场。灵活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存在,可以保证资本被配置到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和产业中,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比较优势,降低了资金链的中断风险,可以减小经济泡沫的破灭和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建立房地产金融预警和监控体系,提高抗风险能力。建立房地产、股票等金融预警和监控体系迫在眉睫,监管部门的职责就是要提高风险识别能力,预测、防范、规避和化解风险,提高风险的可靠性,为银行体系的安全,房地产市场和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
五、结论
比较优势是一国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有效战略。美国此次金融风暴是美国经济长期积累的各种因素共同酿成的,是美国没有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缺乏完善有效的金融监管,是美国举债式的消费模式,是美国错误的宏观调控政策、是美国金融家们的无限贪婪等共同制造的这场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金融风暴。因此,把金融危机的产生归咎于比较优势的实施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
参考文献:
1、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08.
关键词: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
Abstract: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is the backbone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t is not only the country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t can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related industr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also is the most likely cause foam one of the industries.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the real estate market continues to heat up, some cities house prices rise rapidly, for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bubble have more debate over whether there, so, what is the real estate bubble? It is how to form? How should we perfect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various kinds of market mechanism,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ntrolling foam,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o maintain a healthy development? For the problems here i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Keywords: real estate; Bubble; Financial crisis
中图分类号:F29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房地产泡沫的实质
经济学上对泡沫的定义,普遍被接受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的观点,他认为泡沫就是“一种资产或一系列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急剧上涨,初始的价格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者。这些人一般是以买卖资产牟利的投机者,其实对资产的使用及其盈利能力并不感兴趣。随着价格的上涨,常常是预期的逆转和价格的暴跌,由此通常导致金融危机。” 根据他的观点,房地产泡沫可理解为房地产价格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的持续上涨,这种价格的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并不断吸引新的买者随着价格的不断上涨与投机资本的持续增加,房地产的价格远远高于与之对应的实体价格,由此导致房地产泡沫。泡沫过度膨胀的后果是预期的逆转、高空置率和价格的暴跌,即泡沫破裂,它的本质是不可持续性。
二、房地产泡沫的危害
1 造成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失衡,房地产泡沫的存在意味着投资于房地产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在泡沫经济期间,大量的资金向房地产行业集聚,投机活动猖獗。。
2 导致金融危机。房地产业与银行的关系密切,主要是由房地产业投入大、价值高的特点决定的。有资料表明,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投入资金中约20%~30%是银行贷款;建筑公司往往要对项目垫付约占总投入30%~40%的资金,这部分资金也多是向银行贷款。此外,至少一半以上的购房者申请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这几项累加,房地产项目中来自于银行的资金高达61%。因此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就成为最大的买单者。应该注意到:银行与一般企业不同,安全性对其来说特别重要。一般生产性企业的倒闭只是事关自身和股东,对其他主体的影响较小。而银行的倒闭不仅仅是这家银行自身的事情,而且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使其他银行也面临挤兑风险。
三、房地产泡沫的成因
房地产作为泡沫经济的载体,本身并不是虚拟资产,但是,与虚拟经济膨胀的原因相同,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同样是由于出于投机目的的虚假需求的膨胀,所不同的是,由于房地产价值量大,这种投机需求的实现必须借助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支持。一般来说,房地产泡沫的成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土地的有限性和稀缺性是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基础。房地产与人们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居者有其屋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福利要求,人们对居住条件的要求也是没有穷尽的,而与企事业发展相关的生产条件和办公条件的改善也直接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由于土地的有限性,从而使人们对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历来就存在着很乐观的预期。当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时期,国家的投资重点集中在基础建设和房屋建设中,这样就使的土地资源的供给十分有限,由此造成许多非房地产企业和私人投资者大量投资于房地产,以期获得价格上涨的好处,房地产交易十分火爆。加上人们对经济前景看好,再用房地产抵押向银行贷款,炒作房地产,使其价格狂涨。
其次,投机需求膨胀是房地产泡沫产生的直接诱因。对房地产出于投机目的的需求,与土地的稀缺性有关,即人们买楼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转手倒卖。这种行为一旦成为你追我赶的群体行为,就很难抑制,房地产泡沫随着产生。
再有,金融机构过度放贷是房地产泡沫产生的直接助燃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的异常升涨,肯定与资金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价值量大的特点,房地产泡沫能否出现,一个最根本的条件是市场上有没有大量的资金存在。因此,资金支持是房地产泡沫生成的必要条件,没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配合,就不会有房地产泡沫的产生。由于房地产是不动产,容易查封、保管和变卖,使银行部门认为这种贷款风险很小,在利润的驱动下银行也非常愿意向房地产投资者发放以房地产作抵押的贷款。此外,银行部门还会过于乐观地估计抵押物的价值,从而加强了借款人投资于房地产的融资能力,进一步地加剧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和产业的扩张。
四、防止房地产泡沫产生的措施
1 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监控和管理。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改变,往往会引起其他因素的连锁反应,包括国家税收、劳动就业、居民收入、金融环境、企业利润等等。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制定合适的政策,是防止房地产泡沫的首要措施。房地产兼有资产和消费品两重性,正因为如此,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十分活跃,容易产生房地产泡沫时,就必须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首先,要加强对房地产建设的投资管理,根据收入的水平来确定投资规模,使房地产的产与销基本适应,不至于过多积压;其次,要加强房地产二级市场的管理,防止过分炒高楼市,使房地产泡沫剧增;最后,调整房地产开发结构,大力发展安居型房地产,同时应加强市场统计和预测工作,从而使房地产行业成为不含泡沫的实实在在的主导产业。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泡沫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 (2010)19-0007-02
进入21世纪以来,当前虚拟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势,但是虚拟资产的迅速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朝着独立自主的方向运动。
1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特征
1.1虚拟经济的定义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个经济范畴,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就虚拟经济的概念以及其涵盖的范畴,不仅国内外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国内学术界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由心理和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它的运行特征是具有内在的波动性。
1.2虚拟经济的特征
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1.2.1虚拟性从本质上说,虚拟经济具有虚拟性。虚拟经济中交易的商品是以股票债券为代表的有价证券,这些虚拟资产本身没有价值,这是与实物资产有本质区别的。实物资产本身有生产成本,在市场经济中,大体上按平均成本定价,遵循价值规律。虚拟资产只是一种所有权证书,以未来预期收益为基础定价的,因而相对实体经济中一般商品实实在在的价值而言,虚拟资产的价值是虚拟的。
1.2.2高流动性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的持有与交易活动只是价值符号的转移,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其流动性很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股票、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无纸化、电子化,其交易过程在瞬间即刻完成。
1.2.3不稳定性虚拟经济自身具有的虚拟性,使得各种虚拟资本在市场买卖过程中,更多地取决于虚拟资本持有者和参与交易者对未来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的主观预期,而这种主观预期又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前景、政治及周边环境等许多非经济因素,增加了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
1.2.4高风险性由于影响虚拟资本价格的因素众多,这些因素自身变化频繁,不遵循一定之规,非专业人士受专业知识、信息采集、信息分析能力、资金、时间精力等多方面限制,虚拟资本投资成为一项风险较高的投资领域,尤其是随着各种风险投资基金等的介入,加剧了虚拟经济的高风险性。
2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在协调机制,外部冲击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状态的恢复与变化机制。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如果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达到协调发展状态,那么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内部的协调发展可以通过投资者的投资组合选择与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来实现。如果实体经济内部发展失衡,则必然会出现结构性供求失衡,在消费者选择的作用下,供不应求产品价格上升、投资收益率提高,供过于求产品价格下降、投资收益率降低。在利益机制作用下,生产者将增加供不应求产品的投资,扩大供应,同时减少对供过于求产品的投资,缩小供应,直至供求恢复均衡为止。如果虚拟经济内部发展失衡,则将导致虚拟经济产品的供求失衡,各类资产风险与收益的均衡状态被打破,投资者将改变投资组合,增加对风险低、收益率高的虚拟经济产品的投资,减少对风险高、收益率低的虚拟经济产品的投资,并引致两类产品的价格发生反向变动。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社会将增加价格上升产品的供给,直到各种虚拟经济产品的供求达到新的均衡为止。
3 金融危机下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虚拟经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的重要一点在于充分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强化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政府人为构造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会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这种发展是外生而表层的,因而获得的增长通常是短期的“量”的增长,缺乏深厚的持续增长的基础,使金融发展的效率降低。2008国际金融风暴根源,看起来似乎是美国的次贷狂风引发的一场国际性经济衰退,实质上展露了许多所谓国际化概念对它国经济隐形入侵的霸道及国际性迷茫跟风,并彰显了世界金融秩序理应重构和到了国际金融世界急需赋予由世界经济强国齐抓共管责权的必要时刻。比如在2008年,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到实体经济的5倍,世界上每天流动的资金中只有2%真正用在国际贸易上,其他的都是在金融市场中进行以钱生钱的活动。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规模还将进一步膨胀。但虚拟经济的发展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又由于其虚拟性和高风险性,致使世界金融业发展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没有一些经营虚拟经济的相关银行、保险公司纷纷倒闭,国内2009年民间投资市场约日趋没落,这样也直接导致了实体经济发展的下降。比如2008年的“十一黄金周”,销售下跌两至三成。根据北京市的调查,深圳市销售额5000万元以上的1256家企业中,资金链趋紧的256家,倒闭重组的一家。对于存在的行业危机,企业必须重视和采取措施规避。同时在积极发展虚拟经济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金融风险意识,积极预防虚拟经济膨胀演变为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的产生表面源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金融冲击是其导火线,但实体经济的内在失衡才是导致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不对称发展,会为泡沫的到来埋下伏笔。
3.1完善监管体系
从实践来看,发展虚拟经济,规避金融风险,首先必须完善虚拟经济的监管体系。由于虚拟经济自产生之日起就蕴涵着内在的不稳定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网络化电子化手段加强,使得金融交易市场呈现出较强的多变性,特别当金融扩张超过了经济贸易的增长速度时,以资金融通和投机牟利为目的的资本运动使经济中的泡沫成分增加,若没有完善的监管体系,必然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应加强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监督,建立公众监督、舆论监督机制。同时要规范证券市场的操作,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管理,监控金融衍生工具的虚拟和投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虚拟经济各层次的发展,审慎有序地开放金融市场。
3.2发展金融衍生市场
发展金融衍生市场也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金融市场的客观要求。由于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日益频繁,这种融资方式要求开辟衍生市场为资本流动和避险增值提供场所和机制,并拓宽国际资本融资渠道。金融衍生市场的创立对于完善资本市场和规避国际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实际是虚拟经济深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既需要经济制度的支撑,又需要金融市场的完善。在金融深化进程中,一方面要把发展基础性市场和金融衍生市场统筹考虑,既把衍生市场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又将其视为改革的手段;另一方面,又要把开放金融市场和发展衍生市场统筹考虑,使它既是开放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成为开放经济风险的预警器。
总之,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所以我们必须正视它可能带来的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发挥它灵活机动的特点,促进资源跨时间和空间的有效配置,规避它过分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危机,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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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经济;我国国民经济;关键性作用
当前,房地产行业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行业,房地产行业与其他行业联系较为密切,可以拉动我国的内需,提高我国的消费水平,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有效的发展。但是,现在我国的房地产行业还存在较大的问题,房地产行业发展还需要进行合理控制,只有这样才可以满足不断扩大的民众需求。本文探讨了房地产行业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的作用,提出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的相关措施。
1.房地产行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作用
1.1房地产行业是我国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方向总体的变化情况,通过房地产行业就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出来。因为,房地产行业敏感度较高并且与其他行业关联度较高。在此之外,房地产行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有效地拉动就业,扩大内需,促进其他行业的不断发展。这样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房地产经济的不断发展可以促进我国内需的扩大。第二,房地产经济发展可以有效吸纳其他相关行业的资金,由此带动有关行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的发展,实现我国整体的健康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第三,房地产行业直接影响我国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消费水平,决定着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指数。因此,从上述表现来看,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行业发挥着其他行业无法代替的作用。
1.2房地产行业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
房地产经济与我国的市场经济联系非常密切,处于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状态。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成熟,同时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也在推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对于房地产行业的相关调查显示,我国的房地产经济的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力量。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促进建筑行业、冶金行业、电器行业、钢铁行业快速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指明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房地产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巨大的风险。因为房地产经济一旦出现大的变动就会造成国民经济的波动,并且房地产经济一旦出现不合理的增长的现象,就会造成泡沫经济,影响国民经济稳定。因此,我们必须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合理的控制,利用相关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来防止房地产行业带来的风险,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实现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保障房地产行业与市场经济相会之间有序,平稳的发展。
1.3房地产经济可以改善人民生活,推动就业
房地产经济的作用十分广泛。首先,房地产经济可以增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推动我国现在生产力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我国公民的经济收入。目前,我国现在就业状况较差,严重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房地产经济可以有效增加我国现在就业人口,促进我国现在民众充分就业,同时房地产经济也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房展,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现在我国就业难的状况。此外,由于我国现在房地产行业独特的作用,还带动许多学科的学习热情,比如建筑工程和金融。因此,房地产行业可以进一步促进改善人民生活,推动中国社会居民的充分就业。
2.今后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措施
2.1合理控制房价
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经济导致现在房地产经济出现崩盘。但是,现在政府要通过利用现在政府的合理宏观的政策,将房价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保证我国的房地产经济不会出现泡沫型增长,造成国民经济的负面增长。尤其中央政府政策调控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房地产行业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且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进行合理的化解风险。此外,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督机制,不断加强管理。同时要建立合理评估制度,更好地规范房地产行业的行为,促进房地产行业更好地发展。
2.2建立房地产动态监测系统
房地产行业的动态监测系统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首先,要结合房地产行业自身发展特点,做好预算。其次,还要考虑与房地产相关联的产业,制定相关的动态监测系统。最后,我们要建立完善的动态监测的系统,要重点研究房地产行业开发投资、土地交易的关键性的环节,防止出现钱权交易的行为。此外,我们还要关注房产交易的活动,保证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2.3其他相关政策
首先,我们必须优化房地产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实现更好地发展。其次,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手段规范现在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行为以及生产和消费的方式,保证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发展。最后,我国要调整房产结构,建设保障性住房以及廉租房,同时要提高经济适用房的比例,促进我国房地产产业的发展。
结语
房地产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持续发展重要的作用,促进我们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改善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 ,是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因此,我们也要认识到房地产行业发生较大的波动的时候会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较大波动。我国要针对房地产经济进行控制,对房价进行控制,对我国现在的房价市场进行动态监测,进一步优化房地产产业结构,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完善,规范现在房地产行业。更好地促进我国现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实现更好地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地发展。
参考文献:
今年宏观调控措施呈现手段多、频率加快和力度加大的特点。近年来调控措施出台不少,但究竟有多少属于真正的宏观调控措施,值得讨论。在货币政策方面,在去年已经加大力度的基础上,力度再次加大,手段更加灵活。迄今为止,已经五次加息,八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还有第三方发行票据。财政政策方面,一是降低利息税税率,从20%调到5%,再是降低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三是发行特别国债。收入政策方面,普遍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提高工人工资水平以及提高低保标准等等。
展望2008年,影响年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三个,一是美国的次级债风波,如果继续蔓延的话,可能影响到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间接影响到我国出口。第二个影响因素就是受政府换届影响,各级政府投资需求有可能出现几个强劲的反弹,这方面应当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各级政府也包括中央政府对于铁路、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看来都有明显加大,包括地方建设投资需求。受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影响,消费需求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三大因素综合考虑,促进效应有可能大于紧缩的负面效应,中国经济增长从偏快到过热的可能性还会进一步加剧。
关于价格上涨的问题,回顾历次宏观调控,可以看出每一次经济过热的时候都可以找到猪肉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子。我看到80年代中期田原写的关于物价的报告,当时讲的也是猪肉、粮食价格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历史过热时期都出现过。我个人认为归根到底还是总量的问题,发出去货币必然导致物价上涨,只不过这次增加新的因素。我个人认为2008年物价走势依然是不乐观的,现在许多价格、尤其是资源价格在人为控制下,因为今年有十七大一些因素,把价格控制住了,实际上价格改革也是暂时停滞不前的。
资产价格普遍上涨,经济泡沫化的风险日益加大。除了股票、房地产以外,包括收藏品市场的价格都在普遍上涨,比如集邮价格和文物收藏品的价格今年都在暴涨。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为其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农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建筑等物质生产活动,也包括了商业、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虚拟经济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虚拟经济尽管可能对实体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但一般不直接参与实际的生产过程,如同投资者购买和持有房产一样,投资者目的并不在于居住,而是获取租金收入和预期未来房地产价格上涨而获利。
泡沫经济是指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致的股票和房地产等长期资产价格迅速的膨胀,是虚拟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速度所形成的整个经济虚假繁荣的现象。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并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超速发展,反而会引起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的破裂又会引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破坏。
泡沫经济形成过程为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价格上涨的预期吸引了大量新的买主,这些新买主一般只是想通过投机获取价差、牟取利润,而对所买卖的资产的实际使用价值或盈利能力不感兴趣;由于新买主的不断介入,价格节节攀升,形成泡沫经济现象:一旦价格上涨的预期发生逆转,价格暴跌,泡沫破裂,便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整个经济衰退。历史上著名的泡沫经济案例有1636年发生的荷兰郁金香泡沫、1791~1920年发生的密西西比泡沫、在伦敦发生的南海泡沫等。近年来发生的典型的泡沫经济案例有拉美地区的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金融危机等。
泡沫经济的本质是分离经济,是指社会购买力或者社会财富过于追求资产的增值套利,而不愿意投资于实体经济。这样的结果会导致从事实体经济生产的企业越来越少,导致新创造的真实财富越来越少,而追求财富增值的人越来越多。对于资产增值的过度追求会导致资产价格越来越高,那么,居民手中能够用来消费的内需购买力就会越来越少,等到内需购买力不足以为实体经济的资产提供足够的市场时,经济就会停滞不前。一方面是内需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是资产价格不断上涨,二者都会削弱实体经济的增长动力。目前,中国经济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就像两只大手,如果能处理好二者关系,形成握手,这就是在共同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推拉手;实体经济的财富创造是“推手”,内需购买力是“拉手”。反之,如果走向分离经济,会导致大量财富被吸收到炒作资产价格中,形成泡沫,当资产升值速度超过实体经济盈利速度,社会资本就会从实体经济中抽离流向虚拟经济,“推手”就会倒悬,形成“回推手”;同时,大量财富炒作资产,会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大量社会财富被吸收到泡沫资产中,这就会进一步挤压居民的有效购买力,压缩消费内需,当社会消费内需增长速度低于实体经济创造的价值的增加速度时,社会内需这只拉手也开始倒悬,形成“回拉手”,“回推手”和“回拉手”共同形成“回掐手”,则就会慢慢窒息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甚至成为绞死中国经济的绞钳。
近年来,“我国经济“去实业化”现象开始急剧蔓延。以高速膨胀发展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已经出现泡沫化的特征,正在严重冲击着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以房地产业为例,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企业,在过去的10年左右,普遍获得了超常规的扩张。截至2008年底,全国注册的房地产企业达到21.4万家,1986年不足2000家,2000年约为2.7万家,企业数量和增速堪称世界之最。一批地产商人以神奇的速度进入中国富豪榜,亦堪称世界之最。
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中,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是这样来定义“泡沫”的:“泡沫可以不太严格的定义为,一种资产或一系列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急剧上涨,初始的价格上涨使人们产成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者——这些人一般是以买卖资产牟利的投机者,其实对资产的使用及其盈利能力并不感兴趣。随着价格的上涨,常常是预期的逆转和价格暴跌,由此通常导致金融危机。”
根据这个定义,再结合房地产市场的特点,房地产泡沫可以定义为由非真实需求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脱离市场基础的持续上涨。对于这个定义,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房地产泡沫是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的现象;房地产泡沫是由需求拉动的价格持续上升;房地产作为一种物质产品是完全具有使用价值的,所以消费者为了生产生活而产生购买需求,这是真实需求;同时,对房地产的需求还有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真实需求是与市场交换基础相一致的,不应纳入“泡沫”的范畴;而投资和投机(非真实需求)则有可能使价格脱离市场基础。显然,房地产泡沫是泡沫的一种,是以房地产为载体的泡沫经济。
在市场经济中,房地产有三个基本功能:为消费者提供居住和工作场所;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投资或投机机会;为整个信用制度提供最基本的抵押资产。房地产市场具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二重属性,虚拟性是指房地产是一种虚拟资产,其特性介于普通商品和金融资产之间。具体表现在:
以房地产的权属证书开出的汇票或发行的抵押证券实质上是一种虚拟资本。根据马克思的解释,房地产权属证书“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本身没有价值,但可以通过循环运动产生利润,获取某种形式的剩余价值。诸如房地产抵押贷款以及抵押贷款的证券化(MBS)、房地产公司的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和股票等有价证券(REITs),依托金融系统的循环运动这些房地产金融工具不经过实体经济的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的经济活动,就是一种虚拟经济,这充分体现了房地产市场的虚拟性。
投资者并不直接参与生产和消费等实体经济活动。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房地产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品,由于对土地需求不断增加而土地存量不变,因此,从长期来看,房地产价格必呈上升趋势。投资者为了资产保值增值而取得房地产所有权,其投资的目的在于盈利,投资者并没有直接参与生产和消费等实体经济活动。
资产产品的定价主要有两种方式:产品成本定价和资产未来现金流的折现机制下的资本化定价。在很多市场,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在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占据中心地位。然而,房地产的虚拟化特性使得房地产的价格已经远远脱离其成本价格。作为不动产的土地,其价格就是“地租的资本化”,它使土地资产成为一种具有虚拟资本属性的资产。实际上,在现代房地产投资、融资实务中,根据房地产产生的现金流量进行估价的收益资本化方法仍是决定房地产投资的最主要估价方式。
房地产的资本化定价方式有两层含义:首先,房地产能够给人们带来现金流收入并可以让人们把这种直接的现金流折成现值;二是房地产业虽然在某一时期不一定有直接的收入流,但有良好的升值预期,未来可以产生收入流,人们同样会把这种预期增长的现金流折现。
而房地产本身的特质——耐久性和不动产效应决定了房地产的资本化定价方式。房地产,尤其是地产的耐久性使其成为适于保值的投资对象,它作为一种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一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技术水平的提高而贬值,却有可能由于需求相对于供给的增长而升值,这又使其成为具有增值预期的投资对象。房地产的不动产效应决定了需求对房地产价格具有更重要的影响,这增强了房地产的资本化定价在房地产价格生成中的地位。
资本化定价方式对于阐明虚拟经济的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土地是最早采用资本化方式进行定价的资产。早在19 世纪人们就意识到,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相当于持有一笔收入固定的永久债券,土地的价格应当与该片土地未来产生的地租收入现值之和相等。
房地产之所以成为一种虚拟资产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其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投资对象,它主要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稀缺性。由于土地自然供给的刚性以及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土地供给的有限性,土地始终是稀缺的。房地产价值的虚拟化根源于土地的稀缺性,并且这种稀缺性得以延伸到下游的房地产。稀缺性则意味着价格存在上涨的可能。二是耐久性。耐久性是任何资产成为投资工具的必要前提。一般性的实物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其自身价值会逐渐转移和磨损。但房地产不同,土地作为其重要的载体,如果得到科学利用可以实现永续利用,而土地之上的建筑物经济持续时间通常也可以达数十年之久。三是需求的强劲性。人类的一切生产和生活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物质空间作为载体,因此客观上存在着对房地产的需求。房地产是一种缺乏供给弹性的资产,这意味着需求增加时,市场重新达到均衡时更多是依赖于价格的上涨,而不是数量的增加。
房地产泡沫产生的根源。一方面,在高投资回报预期下,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价格飞涨,造成经济虚假繁荣,经济泡沫不断增加。同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自由化、资本市场管制放松以及先进通讯技术的应用使得资本流动更方便、更快捷,国际资本可以更容易地跨国界流向收益高的房地产市场,大大增加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另一方面,房地产和其他虚拟资产之间结构失衡,发展速度参差不齐,同样可能由于大量货币资金积聚于房地产市场而造成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业与银行货币发行、金融证券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房地产波动通过货币供给和信贷总量等传导机制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市场繁荣时,利率水平较低,贷款规模和信贷总量不断增加,居民收入预期增加,购房者对房地产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加速增长;在加息过程中,人们对于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居民收入预期进一步增长。而一旦由于政策变动或投资者预期变化等原因引发信贷规模骤减时,购房成本增加,居民收入预期下降,便会抑制房地产需求,经济增速便会下降。同时房价的下跌也促使居民观望乃至抛售房产,进一步促进房价的下跌。人们对经济预期普遍持悲观态度时,如果投资者的资金链断裂,就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
我们可以从房价上涨速度和房价收入比来分析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搜集北京2001~2012北京商品住宅价格数据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近几年来,北京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远远超出正常水平。2001~2005年,北京的房价只增长了23.95%。从2005年开始,北京的房价迅速上涨,到2007年,上涨到2001年的2倍,到2009年上涨到接近2001年的3倍,到2010年,就已经上涨到2001年的4倍,到2012年,就已经上涨到2001年的6.5倍了,这只是北京市的平均房价,其中核心区域上涨的倍数更加惊人,这都是房地产价格高涨并出现泡沫化的表现。
房地产成为远远超越实体经济的暴利行业,其结果是,从中央到县市,多数国内稍具规模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几乎都涉足到地产开发和经营。一些曾经备受大众尊重的知名实业企业,如联想、海尔、国美、雅戈尔、新希望等,也都涉足房地产开发,并赚取了高额利润。曾经以实业为主体的浙商群体、以资源开发为主体的晋商群体以及许许多多的民营企业,纷纷投身房地产开发领域(见表2)。
超额货币发行导致房地产泡沫的机制分析
货币政策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下面就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货币超额供给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超额货币供给会促使贷款利率下降,从而造成房地产开放所使用的大批量的融资成本降低、利润增加,促使他们增加房地产投资,增加对房地产的投资需求。
就像上面对家庭财富的影响一样,超额供给带来通货膨胀预期,促使对房地产的投资保值需求增加,必然会促进房价的进一步上涨。随着不断上升的房地产价格,对投资的需求就会变的更大,消费者对于消费的欲望也会随之更强,呈现出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
投资房地产需要很多资金,如果资金不足就要贷款,企业就有可能以房产作为抵押来获得贷款。房价的上升会减少银行贷款损失的概率,增加对资本金的需求,同时也会提高银行在借贷方面的能力,相应地,地产商也会增加投资。资金充足后,开发商就不会因为急于回款而降价销售,利益最大化原则会推动开发商不断想方设法推动房价上涨,不断把泡沫吹大。
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这些企业的转型上,强调了创新的作用,但是很少有文章从货币发行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认为,虽然导致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目前的货币发行政策。
近年来,在原材料和用工成本逐年上涨、人民币升值、中小企业金融支持薄弱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制造企业利润被一再压缩。与此同时,是近十年来房价的不断攀升和房地产市场的暴利诱惑。受资本逐利的驱动,自2003年起,许多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企业开始逐步脱离传统实业,转向投资房地产、资源投机、金融借贷等领域。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市场环境变化的原因,有人民币升值而导致出口竞争力越来越小的因素,但是问题根源出在货币本身的产生机制上。‘
我国经济的增长,伴随着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货币供给量与GDP的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占GDP的比例从80%已经上升到160%,二是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相对应的消费率越来越低,也就意味着内需会越来越低。
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则意味着以货币工资为主要收入的工薪阶层的财富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下降更快,压低了社会的消费率,内需难以启动,这反过来又会让实业的利润更加难以增长。如果继续对实业进行投资,这就意味着实业投资者在整个社会财富中所占比例的不断下降,越来越被抛向贫困的边缘,意味着辛辛苦苦经营数年后回头一看,实体经济的利润被看似比较轻松的类似的温州太太炒房团这类的房地产投资者远远甩在后面。
于是,出现了“假实业、真地产”的局面,很多企业维持一定规模的实业生产不再是为了那一点微薄利润,而仅仅是为了通过做大实体经济规模来获取地皮和套取相应比例的银行贷款,再把这些资金和资源投入到房产业获取利润。实业企业沦为私营资本绕过金融限制而获取银行信贷资金的途径,成了炒房团的融资渠道。这样的环境下,多家实业公司共同发起的中瑞财团最后成为大号的炒房团,绝非偶然。
资源资本化,实际上就是资源向资本转化的过程。作为静态的、潜在的资本,资源必须进入市场,进行定价和货币符号表示,才能成为具有增值能力的资本。市场经济的进程就是资源货币化定价的进程,时至今日,尚未货币化的资源已经日益稀少了。所以我们可以近似地将所有人、企业、单位持有的货币和存款等近似货币的资产总量视为社会的财富总存量。简化而言,可以用作为参照指标来确定我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经济股份。为了保持我们手里的财富不被贬值,我们持有的财富的增值速度要赶上货币发行量的增长速度,就是要跑赢,否则我们手里的财富所代表的实际购买力就会有被稀释的危险。
我们的从1996年以来,平均稳定在20%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货币工资收入以及现有资产的增值率如果低于20%(见表3),那么我们的财富或者说购买力就会随着的超发而下降。这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的财富重新分配效应。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的增长率接近20%,对大多数私营实体企业特别是制造业而言,利润率一般都低于10%,同时相对于代表的货币财富总量而言,GDP更接近于实业活动总量的统计数据,无论是名义GDP还是实际GDP增长速度都大幅落后于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实体经济的增长率赶不上的增长率,实体经济经营者的财富在整个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不断缩水,也意味着的超额供应量大部分被房地产行业吸收。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实业衰败、房地产高涨的局面,透过迷雾看本质,货币发行的渠道和方式是背后的主要驱动力。
自从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依靠出口拉动作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结汇售汇体制下,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外汇占款的增长,而外汇占款的增长则主要来源于外贸顺差和由此吸引来的资本流入。因此,第一步是的发行越来越集中到外贸集中的地区,尤其是江浙沪一带。这一阶段还是以实业作为获取货币的主要渠道的。但在这一机制下,一方面发行的不均衡导致东北重工业区和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加剧内需不振;另一方面在产能的扩张碰触到资源瓶颈时,特别是在人民币升值进一步提高了出口难度的情况下,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因外汇占款增长而增发的货币难以通过扩大实体经济生产贷款的方式充分转为,实体经济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渠道,银行也希望找到合适的放贷方式。随着房地产市场化的启动,用土地、房产抵押贷款相比实体经济的生产贷款更为便利,因此银行信贷和私营实业资本一拍即合,垄断了土地资源的地方政府也为自己能从中分得利益而推波助澜。
在银行信贷资金的发放过程中,房地产行业无论写字楼、居民公寓以及土地本身都可以凭借评估不断升值并通过多种形式不断地套取更多的银行信贷,而实业的存货却面临贬值且通常不能作为抵押物,生产设备投资更是不断贬值折旧。于是,房地产贷款比实体企业贷款更容易增长,且贷款的增长受有效需求的限制更小,更多与房价的预期估值有关。于是,当2001年起房地产行业高涨并成为高利润行业之后,的增长逐渐从外向型企业生产贷款的拉动,转向房产、土地开发和抵押贷款增长的拉动。的增长带来的存款通过房地产业膨胀开来并转化为更高速度的增长。在现行统计体系下,房地产的价格增长大部分未被计入CPI,而房地产开发除建设的成本部分进入GDP循环外,持有房产期间增值的部分却没有计入GDP的增长。
于是就会出现了的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与CPI增长率之和的部分解释,这就是为什么货币超发速度没有引起明显通货膨胀的原因:这中间的巨大货币吸收黑洞,正是房地产价格在一次次扩张中所膨胀的部分。
当房产业成为吸收增长的主要渠道时,在新增长的货币财富中,拥有土地拍卖权的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专业炒房团借助银行的杠杆获取了其中越来越大的份额。于是,这时的市场逻辑是:谁在的发行中获取最大的比例,谁的实际财富就能增长,谁就能跑赢,谁就取得更大的实际利益。这种局面对从事实业生产的企业家而言,最正确、最理性的经济选择就是抽出投在实业的资金,转而投入到更符合增长方向、利润更高的领域,自然房地产行业成为首选。
整个实体经济开始走向衰落,尚能保持接近增长速度的外向型经济部分也仅仅是依靠汇率造成的国际价差在维持利润,在国内资源日趋紧张和外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外向型经济也岌岌可危。对大多数私营实体企业特别是制造业而言,利润率一般都低于10%,而房地产开发却一般有着30%以上的利润,更有甚者,实业投资所产生的利润回报率还不如股市一天的上涨、房价一月的上涨所得到的多,谁还去做实业投资?在这样的环境下从实业投资转向房地产扩张,无疑忠实地反映了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原则,这是实体企业家必然的选择。
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正是资本从实业中抽身并流向各地房地产业的结果,这意味着大批实业家转型成为实业资本家,因为“及时转型”追上了的扩张方向,实业资本家作为一个群体从中获得了巨额财富。因此,实体企业转型房地产开发导致的实业空心化和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是在整个货币发行系统的运行模式下企业家理性选择所导致的必然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7057家,占总数的1。3%,中型企业有16870家,占总数的3。3%,小型企业有482518家,占总数的95。3%。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86982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7%,其中大型企业有4946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70%,中型企业有10817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64%,小型企业有71219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1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77年的13万家,迅猛增长到87年的24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87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86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22%,超过了20。4%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为19%,略低于20。5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90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199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568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78%,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19%和1。2%,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32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1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1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90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⑤
为何80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内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80%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97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场新的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当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恶化,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和政府调控困难,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家税收减少和银行贷款坏帐增长,等等。
三、协调“二元”结构关系有效改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业改制、破产兼产、产权重组等等,在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未缓解,而且效益滑坡趋势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关系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同时对数量众多的小型企业放开经营,实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经实施了多年,促进了许多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竞争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无论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经济效益依然持续下降,98年实现利润甚至出现了大幅度滑坡。许多人认为对国有小企业放开经营,就能像乡镇、三资企业一样具有竞争活力,实际上乡镇、三资企业的相对竞争活力,也来自国有企业为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服从了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上缴大量财政税收和承担各种社会义务等等,当前我国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需求萎缩,“二元”结构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生产过剩,这种情况下不应简单强调依靠市场调节,放开经营和推向市场并不能搞活国有企业,反而可能导致企业效益和社会失业进一步恶化。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合作关系,大型企业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其它类型企业,这样有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单纯抓少数大企业不利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倘若国有小企业因销路不畅而被迫转产或出售,经济扩张时期大中型企业会失去合作伙伴,因无法组织配套生产丧失市场或被迫重新建厂。一些地方出现了大中型企业被政府管的“过死”,而小型企业却过于“放任自流”的倾向。八十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良好,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并非是困难原因,政府的适当监督和计划协调有利于企业经营,关键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协调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分工关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随着市场变化和企业经验积累逐渐调整,防止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或“放任自流”。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扩大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形式要求企业具有良好效益,否则难以吸收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许多地方纷纷对困难企业进行“包装上市”,这种办法欺骗了股民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资产负债率,但是,这种改革形式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资一般仅适合效益良好的企业,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显改善国有企业困难,一些企业甚至还要求退出改革试点。许多国有小型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筹集资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体操作办法往往很不规范,甚至以剥夺劳动权利来威胁强迫职工入股,有些企业通过筹集资金暂时缓解了经营困难,但是,后来因经营不善或市场疲软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职工的长期积蓄也因此遭受了损失。近年来各地虽然采取了上述多种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恶化,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严重的“破产逃债”现象,甚至廉价拍卖或直接赠送盈利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虽然有“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市场疲软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加剧社会失业困难和市场需求萎缩,甚至引起连锁破产风潮和银行信用危机。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1996年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为412亿元,不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为790亿元,不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1996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比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实现利润本身竟变成了负112亿元,比较97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为399亿元,比较97年同期增长了40%,均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爆发金融危机的覆辙。
倘若我们未能及时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对策,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继续持续下去,各地继续推行“破产逃债”和“廉价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不断继续恶化,企业亏损和社会失业的状况将更趋严重,甚至形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
1)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和市场需求萎缩,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均出现生产过剩,全国的产品库存积压高达三万亿元,各类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状况更趋严重,职工下岗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40%,许多地方私营、三资企业也大面积亏损。
2)我国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导致银行坏帐猛增,贷款总额中大约20%成为了呆账,银行为避免坏帐被迫缩小贷款规模,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资金困难和亏损状况,一旦银行因坏帐积累出现了信用危机,广大人民和各类企业的存款都会遭受损失,股票市场也会因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崩溃,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3)我国国有企业单位产值上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私营、外资企业的两、三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税收的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国的工商税收下降了2%,国有企业效益长期滑坡将会触发财政危机,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失去工资保证,甚至导致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被迫下岗。
4)倘若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崛起形成的“二元”规模结构,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类似于我国解放前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情形,私营企业的规模水平远低于国有企业,更加难以同西方大跨国公司的进行竞争,外国资本控制国内盈利高的正规产业部门,私人资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规产业部门,分散在市场夹缝中小规模生产低档的产品,社会财富集中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两极分化导致人民贫困和社会购买力低下。社会经济“二元”分化趋势发展下去,还会诱发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动荡,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难以维护国家,西方跨国公司也曾屡屡干涉别国内政,国内外敌对势力可能趁机制造国家分裂,从而形成对国家和的威胁。
倘若我们不能及时地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制止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或被廉价出售,防止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趋势,很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甚至重演我国解放前和拉美国家的悲剧。我国解放前工业发展缓慢,外国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业行业,民族私营企业规模小难以抵抗外国竞争,许多次在外国竞争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如抗战胜利后美国向我国大举倾销过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营企业有60%破产。拉美国家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企业打垮了民族工业并垄断了当地市场,西方诱迫推行的非国有化变成了非民族化,外资企业采取不适用技术雇佣人数很少,出现了少量外企高级雇员构成的富裕阶层,以及广大人民构成的社会贫困阶层,贫富悬殊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外资控制了当地的主要产业和银行体系,本国政府甚至丧失了制订经济政策的。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企业严重亏损和三角债拖欠危机。美国29年股票泡沫破灭之后,引起了企业破产风潮和社会失业危机,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以社会责任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缓解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赋、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赋消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倘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以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营责任制创新为主,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改革则应采取稳妥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需要长期渐进进行,防止急于下放资产处置权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导致经营秩序混乱,纠正监督松弛造成“权力失控”和“责任虚置”。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未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营混乱和“责任虚置”问题,98年俄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竟然高达70%,我们应充分吸取俄罗斯企业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机造成物资、土地价格猛涨,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92年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不大,这种观点低估了泡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92-93年泡沫经济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十倍以上,这正是为什么国有企业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来却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许多善于经营的著名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举投资和兼并扩张。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西方国家因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的经济萧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如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仅仅一年中,韩国有70%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闲置的企业售价猛跌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我国93年因泡沫经济过热被迫进行调整后,国有企业具有的各种社会稳定功能,大大延缓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倘若我们忽视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迫其推行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剧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趋势,延缓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连锁反应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引起企业银行连锁破产和社会失业危机。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如破产兼并、减员增效、出售拍卖等等,但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仍不断恶化,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有效宏观调控对策。
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经济矛盾,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原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过剩,企业和银行采取单纯追求盈利的行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美国29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私有企业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采取了削减工人和工资成本的办法,商业银行则缩小信贷规模以避免坏债危机,垄断资本趁机对中小企业实行破产兼并,结果导致了社会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开工不足和亏损状况也更趋严重,出现了严重的企业银行连锁破产风潮,大大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当前,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利用大量过剩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大量的企业闲置设备和人力资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环保等方面建设,尽快促进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贯彻扩大基建投资启动经济的战略,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矫正经济失衡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尽管社会基础建设获得的投资收益较低,私营、乡镇和外商企业一般不愿意进入,但是,政府通过计划调节和国有企业的积极配合,能够重新启动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帮助矫正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通过产业间联系和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缓解,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需求将大幅度增长,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都将显著提高,政府税收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明显改善。我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坚持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重协调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才能防止国民经济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扰。关于政府调节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受西方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国际经济组织从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出发,大肆宣传“科斯产权理论”以贬低国有企业,诱迫前和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民族工业陷入了严重困境,但是,事实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萧条中,政府曾对濒临破产的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并且缓解了经济萧条,二战后西方国家迫于冷战的压力,推行了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政策,出现了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对缓解了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贫富差距。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右翼推行的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工业衰退和严重的社会失业,政府税收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濒临瓦解,我们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垄断媒介的宣传,追随垄断资本诱迫推行的灾难性“私有化潮流”。
我国还应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会经济“二元”分化的趋势,包括扶植国有、集体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良好协作的关系,加强政府对城乡集体企业的监督和指导,防止许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状况,协调国有、集体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对私营、外资企业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等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必须有众多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配合,否则大中型企业难以集中力量,发展专业化生产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加强社会基础建设,需要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之间密切分工合作,对于国有中小企业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必须坚决刹住各地廉价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风潮,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采取廉价卖光国有中小企业的错误作法,地方政府将失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对于陷入严重困难的国有大中小型企业,也不应简单采取破产清算或出售拍卖政策,而应提供特殊的破产整顿保护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和暂停支付债务负担,恢复行之有效的扭亏增盈承包优惠政策,以促使企业恢复经营秩序和偿债能力,帮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难的企业,防止政府税源和银行债权的重大损失,保护社会生产力和广大职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发展经济的主张,难以搞活国民经济和解决社会失业,因为,这些企业集中在过度竞争的非关键性行业,难以产生启动国民经济的广泛辐射作用,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前,不会舍弃自身利益雇佣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国的城镇、农村集体工业企业,不应该将暂时的经营困难归于公有产权,也不应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应该继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经验,继续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加强职工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导并承担社会义务,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乡镇集体企业应协调同国有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接受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指导,避免出现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尖锐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项目,纠正许多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状况。我国应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包括餐饮、服务、小型商业等等,还应鼓励私营经济生产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进入生产过剩的消费品行业,以免加重国有、集体工业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应限制其进入市场潜力大的高盈利行业,以保证国家财政和社会事业的经费来源,以及财政税收的比重不会下降;特别应严格禁止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逃避交纳税收或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还应限制其进入容易产生负外部效应的行业,如破坏矿产资源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92年盲目竞争引近外资的教训。我们应该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性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在鼓励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仍必须坚持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纠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强调发展私营、外资企业,一方面轻视公有制企业甚至搞私有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同志论述我国现阶段的改革任务时,强调不能只讲“初级阶段”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国有、集体企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贯彻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②数据引自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③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统计摘要》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