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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解决城市贫困居民生活困难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为此,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党和政府帮助城市贫困居民解决生活困难问题的重大举措,是改革传统社会救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措施,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配套工程。它的建立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助于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进步。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规定退职的人员每人每月增发10元。
四、这次正常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经费来源,凡参加当地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含实行省行业统筹企业,下同),按当地政府规定统一提取比例并足额上缴了社会统筹金的,由社会保险机构从统筹金中解决;按当地政府规定提取比例分步到位上缴统筹金的,由社会保险机构承担三分之一,其余部分由企业承担;虽参加当地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因各种原因超过一年以上未缴纳统筹金的,由企业自行解决;未参加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的,按原资金渠道解决。
参加当地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的由当地社会保险机构审批,未参加当地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的由同级劳动部门审批。开户银行凭社会保险机构和劳动部门审批手续支付新增加的退休金。
五、实行岗技工资的企业,退休人员在退休时超过规定带走的退休金,仍未冲销完的应继续按《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厅关于1995年调整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意见的通知》(黔府办发〔1995〕92号)规定予以冲销。
关键词:财税管理;税收体制改革;税收水平;创新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1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也越演越烈,传统的财税体制也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加大财税工作力度,分析原有财税体制的不足和缺陷,提出有效的举措来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财政税收体制,从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财税体制是关于社会资源和收入在人民和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配置安排,它对社会经济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现行税收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减免税制度,企业享受了各种各样的减免税待遇,就更可能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去追求跨行业的经营。其次,现行税收制度的另一特点就是企业按其隶属关系交纳企业所得税,也就是说中央企业向中央政府交纳企业所得税,而地方企业则向地方政府交纳所得税。这个政策在客观上鼓励了地方保护行为,对于本地企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再次,现行税收制度具有社会行为规范意义,政府按公平合理的原则征税,可以为社会树立行为典范,可以有力地促进政府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管理。
二、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现状
1.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家的财政管理水平,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我国财政税收体制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财政支出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为改进了财政支出制度和加强财税绩效管理,实行由政府集中采购和政府统一支出;对于财政支出也要进行评估,与税收绩效挂钩。二是预算管理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为加强了预算管理,实行部门预算、单一账户制度以及收支两条线制度。三是实行税制转型,主要表现为对企业所得税进行改革,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对增值税进行改革,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以营业税和消费税为辅的新型流转税制度;实行分税制度,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进行限定。
2.我国现行财政税收体制的不足
近年来,虽然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仍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财税管理难以控制,主要表现为有关财政税收管理难以有效控制,现行的财税体制缺乏监督机制,财税管理工作人员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监督监管不到位,财税管理人员队伍极不稳定,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部分地方甚至没有设立财税管理机构,当然也没有专业的财税管理人员。三是民主管理制度不完善,许多地方虽然成立了民主理财领导小组,但是仍然不能很好地落实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四是财政资金转移支付不够规范,政府部门之间的财政资金转移存在着流程不规范、转移周期长、资金使用率低等现象,虽然中央政府实施了分税制度来缓解这些问题,但是仍然存在着需要尽快改善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五是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由于行政体制的改革,地方公务员队伍还未得到有效地精简,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就将各种税费摊到了人们头上,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也就得不到有效地治理。
三、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措施
1.建立分级分权财政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一方面,要对各级政府以及政府部门之前的分级分权财政体制进行合理地划分,适当加强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加大中央政府的直接支出,减轻地方政府的财务管理压力;同时对地方政府的支出进行规范管理,既要给予适当的财政权力,又要控制好财政自由。另一方面,要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针对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进行合理搭配,妥善处理转移支付的结构比例;还要改革转移支付的分配方式,建立合理公平的资金分配体系。
2.规范政府财政税收收入来源,促进财政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财政税收收入增长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政府需要承担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智能,财政支出大大增加;政府部门为了缓解财政税收的收支矛盾,只能默许地方政府以收费方式筹集收入,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乱收费”的体制怪圈。只有改革现存的财政税费体制,规范财政收入来源,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财政多以投资或补贴的形式来支持中央企业的发展,这就扭曲了公共财政的目标,会造成财政资源的浪费,只有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对于中央企业的帮助必须以公共财政原则为基础,要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要为经济主体提供公平的发展环境,优化社会经济结构,促进财政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3.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税制度创新,健全国税和地税的协调配合机制
一方面,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财税体制改革一直以来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财税体制中,合同制就是创新地方税务管理工作的一大举措,合同制不仅可以加强地方政府财政税收的自,还可以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税制度的协调配合就是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现行的财税体制实行的是分税管理体制,大多数地方政府都设置有国税和地税两个税收征管部门,因而,税务机关工作人员首先应当理清国税与地税的关系,两个机关部门也该充分交流和沟通,要共同探讨税收政策,共同解决税务问题,从而实现国税与地税的协调发展。
总之,财政税收制度是国民经济的根本,我们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政府部门应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坚定不移推进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和调整,切实地提高我国税收水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陈勇.关于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探讨[J].商业文化,2011(08).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上海;制度创新
经济全球化浪潮进程中,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于一国(地区)融入世界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各国促进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方式。自由贸易区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受阻背景下区域间各国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而采取的折中选择。当前,根据功能和形式,全球主要自由贸易区可以分为如下两类:一是不同国家(地区)通过签订合作协议连接成自由贸易区(FTA),目的是减少联盟中的贸易壁垒,相互放开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通,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二是自由贸易园区(FTZ)设立在某一个国家境内,自由贸易区内部不设立常规的关税制度,对不流入国内市场的进口商品免除关税,如德国的汉堡港自由港区、阿联酋的迪拜港自由港区等。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我国境内第一个自贸区正式运营,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上海自贸区建设是我国政府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探索新的贸易管理制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贸易和投资全球化、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积累新经验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上海自贸区设立的基本背景
(一)为了遵循全球经济贸易游戏规制提前谋划设计
目前,美国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在贸易领域方面正积极与主要合作国家通过签订贸易协议,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其用意在于主导并制定全球贸易标准和规制,同时也悄然改变全球贸易格局。中国并不在这两个自由贸易区内,如果不及时做出战略调整,中国将面临严峻的贸易考验,甚至被驱逐出全球贸易体系;在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过程中,中国企业将面临更多外来的限制和压力,中国国际竞争力将受到严重削弱。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目标就是要先行先试,逐步积累参与国际多边和区域合作的经验,按照国际新的贸易标准规制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贸易谈判与合作,为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经济提供必要的前提准备。
(二)加快中国转型升级的步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仍然能保7%的增速实属不易。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很大成程度上依赖于出口贸易,在国内劳动力高度密集型企业举步维艰和资源瓶颈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期依赖于国际外部环境。因此,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探寻新的增长渠道是未来中国经济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是,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作,将牵涉到诸如管理体制、财税金融、价格体制、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因素,所以应该适度推进,选择部分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先行开展实验,为全面深化改革积累经验。因此,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不仅能够加快生产要素流动,推进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且能够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上海自贸区设立的主要初衷和目的
(一)加快改革步伐
上海设立自由贸易区不同于以往的新区也不同于特区,其目的不是向国家争取更多资金投入或优惠政策,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设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规制制度,加快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提高贸易投资的效能管理。国际上投资贸易领域遵循适度自由的原则,只要不是法律禁止的均可自由实行,而我国投资贸易领域采取的是行政审批和许可制。按照国际通行贸易游戏规制行事会促进上海自贸区范围内外商企业管理的国际接轨。今后的改革方向是从审批制向备案制过度。因此,自贸区的设立将发挥制度红利效应,推动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加快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
现代服务业发展是衡量一国(地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目的是接轨国际投资贸易规制,通过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搭建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和平台。所以,自贸区设立后会逐步取消和更改原WTO下的各项限制措施,重点是加快现代服务业的改革开放,尤其是金融保险、电信邮政等领域将适时开放,打破国有金融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降低金融准入门槛,让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体系。另外,为了加快国际货物自由进出口,便利本地和转口贸易,上海自贸区还制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特殊海关监管 (境内关外)政策等,为国际大宗商品交易提供良好的交易环境。放松国际贸易管制将为金融、港口、信息、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难得契机。
(三)创新国际(国内)金融市场体系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将通过制度红利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度,尤其是在人民币自由兑换、金融市场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和离岸金融市场建立等方面实现突破。所以,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将有效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快金融改革步伐。首先,现代金融服务需要多样化和高端化,出现了大宗商品融资、供应链融资和国际贸易现金管理等新的需求。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上海自贸区设立总部,将会促使更多的资金和配套产业集聚上海,相应地会对融资租赁、全球现金管理、大宗商品融资提供更多的融资产品服务。其次,自贸区的设立将会催生更多的离岸金融需求。在上海自贸区内,企业可以通过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不同市场融资的自由化,也会加快人民币的国际流通和使用,进一步催生离岸融资、离岸保险等金融产品的开发和推出。再次,加大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和规模。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将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服务和产品,将放开外资企业对商品期货的参与限制,加快人民币跨境再融资业务。最后,加快金融工具创新速度。上海自贸区内部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定价,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各种与人民币和汇率相关的金融创新产品,如衍生品交易、资产证券化套期保值等将更多推向市场。
(四)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上海自贸区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将会产生多级全方位的辐射带动效应,从产业、区域和政策层面加快中国经济整体的改革进程。自贸区功能不仅仅是单一的保税区,而是拓展到在岸的离岸金融中心和自由港,作为经济贸易增长极,其产业辐射功能将拓展到高端制造业和现代金融服务业。从区域带动来看,长三角地区将率先受益于自贸区的发展,通过产业集群外溢效应,将实现东部-中部-西部的产业梯度转移,区域辐射范围将逐步扩大。
三、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适度放权精简行政审批
以自贸区设立为契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上海自贸区应以改革对接开放,改革的重点是简化行政审批,加强监督管理。参考国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做法,政府的角色应定为在市场环境的维护者而非市场决定者,重点是为国际贸易投资顺利开展提供服务平台,这对于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精心设计规划,加快推进核心城市功能区划建设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打造上海双CBD中心布局。可以考虑在迪斯尼文化创意产业区与自贸区之间建设新CBD,因为自贸区的设立将极大释放了未来所带来的总部、商务经济对楼宇的需求;完善交通网络设施,打造集水、陆、空三位一体的交通运输网络,为上海经济向周边地区拓展提供便利;在产业布局方面,在继续强化高端制造业集聚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以金融、港口、文化、商贸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
(三)进一步推动贸易全球化战略,实现贸易的转型升级
上海在资源要素集聚方面具有优势,尤其是黄金、化工、大宗商品等要素市场,要利用自贸区政策优势,将生产资源要素向自贸区集聚,从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并走出国门,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动态地获取更多的红利,通过掌握核心资源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导向,进一步培育电子信息等行业,通过自贸区平台让更多的国有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采取措施加大吸引跨国公司亚太总部建设的力度。
(四)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
进一步开发金融工具产品,尝试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人民币双向贷款业务,加快人民币的跨境交易和使用;简化外汇管理审批,提高银行结售汇的自,完善服务贸易的外汇管理体制;整合上海金融交易平台,搭建集融资、贷款、汇兑、理财等各种功能为一体的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五)进一步对接全球贸易基本规制,完善经济法制建设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需要完善的法制领域保障,由于自贸区准入门槛低,因此强化市场竞争和推出机制建设尤为重要。要充分借鉴西方国家通行的规则制度,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领域建立与国际接轨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积极创新法制管理模式。
上海自贸区建设是我国加入WTO以来又一个重大里程碑事件,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仅仅是第一步,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困难,如如何协调国内现行法律法规与自贸区的规制问题、如何实现自贸区与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问题、如何处理浦东新区与自贸区的关系问题及如何防范相关风险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建平.以上海自由贸易区撬动新一轮改革[J].中国外汇,2013(09).
[2]夏善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理念和功能定位[J].国际经济合作,2013(07).
[3]曹炜.以发展上海自由贸易区为契机促进贸易发展[J].上海企业,2013(09).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的“痼疾”,是一个深层的问题。10多年来决策层就一直强调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客观上,几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不尽如人意。
2006年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有什么新东西呢?我认为,应关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三点新情况。
第一个,中美两国高层战略对话对中国资源、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
不久前中美两国高层战略对话,除了知识产权、市场以外,就是关于中国资源、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中美两国政界商界有识之士关心的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我想这种关注有两个着眼点:
一个着眼点,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强劲,过去3年(2003―2005)增速分别为10%、10.1%、10.2%,2006年估计10.5%,2007年估计也应在9―10 %。问题是,下一步能不能保持持续性的增长,中国的资源、环境能不能支撑,这是中美两国有识之士的看点,看中国未来10年、20年的发展。
第二个着眼点,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任何一个大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对世界经济格局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2004年进口原油1.2281亿吨,进口成品油3787 万吨,合计1.6亿吨;2005年进口原油1.2682亿吨,进口成品油3143 万吨,合计1.58亿吨;铁矿石,2004年进口2亿吨,2005年进口2.75 亿吨。在国际上买石油、买铁矿石,不会不对世界资源供求大格局产生影响,因为我们还是以国内供给为主的,但美国经济界从他的战略利益角度出发,关注这个问题也是自然的。此外还有环境问题,更与周边国家有直接关系。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问题,已不仅是中国国内的事情,而且具有国际战略意义。对这一新情况必须高度重视。
第二个新情况是,能耗和环保两个重要指标没有完成。
2006年,社会财富积累速度很快,国家财税收入估计4万亿元,比上年增收8000―9000亿元。国企利润也很可观,仅中央企业利润即达7000多亿元。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今年能耗和环保两个重要考核指标没有完成。
一个是能源消耗指标。2005年我国能耗是每万元GDP耗1.22吨标准煤,“十一五”规划要求到2010年降到0.98吨,下降20%,折算到每一年应该是下降4.4%。2006年全年约下降0.5%左右,距离4.4%的降幅差距较大。
第二个就是环境指标。有两个,一个是化学需氧量,2005年是1414万吨,要求2010年降到1269万吨,降幅10.2%,平均年降2%多,但今年1到6月却是大幅度上升3.7%,一降一升五点多。另外是,二氧化硫的排放量。2005年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要求2010年下降到2260 万吨,降幅11.3%,2006年1―6月也是大幅度上升4.2%。
评估2006年经济发展情况,我觉得“有喜有忧”。如看GDP、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确是一个增长年。但是看资源耗费、环境保护问题严重,我感到很不乐观。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发展应是一个“四位一体”的现展体系:一是经济发展;二是社会发展;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包括资源、环境等;四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今天之发展已经不同于以往之发展。我们应把问题放在“四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中去衡量。按照新的涵义,应对能耗和环保两个约束性指标重点考核,但这两个重要指标没有完成,对2006年的整个发展大大打了折扣。
第三个新情况是,政府掌握的国有资本,向利润高、耗能也高的竞争性行业加大投资的取向。
这个问题2004、2005年就已出现,今年仍然存在。我在实际调查中了解到,一些直接使用资源的原材料行业,像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利润较高,资源税又较低,因此,一些地方出现政府掌握的国有资本向此类行业增加投资的现象。2005年全国粗钢生产能力已达3.6亿吨,钢材能力达4.6亿吨,水泥生产能力达13亿吨。作为企业在竞争中追求利润无可指摘,但作为政府在投资时如何考虑行业状况,特别是如何推进而不是延缓竞争性行业国有资本的战略调整,这个问题还需研究。
这是2006年的三点新情况。
(二)
怎样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我觉得,有三条出路。
第一条出路,切实推进结构调整,在结构上找出路。
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在联系是最紧密的,以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打成一个“包”,放在第一个“着力推进”中。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出路,突出抓以下三点:
一是用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将是中国近几年乃至更长期间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一则,它是国际上跨国资本继制造业转移之后向中国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领域:二则它也是扩大 “内源性”需求、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增长点;三则也是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实际选择。北京2005年万元能耗0.8吨标准煤,而天津则是1.11吨,重庆则是1.42吨,关键在于第三产业比重不同(北京三产比重占7成,天津、重庆占4成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突出的应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如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服务业,尤其是把发展“生产业”作为突破口。
二是用先进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2006年中国各地推进工业化的热情很高。不少地方都把工业化作为立市之本,但现在的问题是,靠大量要素投入来推进工业化的现象仍然存在,工业技术含量提高不多。为此,必须推进工业由过多依赖要素投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发展,尤其是注重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
三是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涉及到创新问题,创新问题又涉及到对人激励的问题,这是一个出路。
第二条出路,要在发展循环经济等重大举措上找出路。
这方面要有实实在在的举措。其中循环经济就是新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好招”。相对于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经济增长方式,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价值取向,大有天地。我曾对山东济南钢铁集团做了考察,这些年他们搞循环经济,蛮有成效。他们算了一笔帐,仅吨钢耗煤减少这一方面,10年相当于节约1000多万吨标准煤。一个“济钢”尚且如此,全国工业企业如果学习“济钢”将会如何?可以把它作为老工业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向全国推行。
当然,发展循环经济不只是企业层面:区域层面,应打造循环型区域,社会层面,应打造循环型、节约型社会。不要满足于口号,要有实实在在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及综合利用的举措。并且要列入领导干部业绩考核。
第三条出路,切实推进改革,在制度变革方面找出路。
为什么2006年我们摆脱传统增长方式的进展不理想?它折射出什么问题?我认为它折射出的是深刻的体制问题,折射出在我们经济机体内部与“粗放性”相配套的经济体制仍在“惯性运作”,并由此形成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改革力度”的明显落差。改革到了今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改革,需要通盘考虑,而且要有新的方略。
这里仅从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适应的角度,从政府―市场―企业三个层面简要谈基本看法。
政府层面:切实以职能转换为重点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2006年的实践表明,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转变滞后,与政府自身管理方面缺位、越位有关。“位”定在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已经锁定“服务型政府”,为此,政府职能要做重大调整或转变。在这方面,既要有“官本位”的自上而下的科学发展观考核机制,也要有“民本位”的自下而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约束机制。在政府的理念上,除了讲“三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外,恐怕还要有第四条“权为民所授”。这样合起来,方为“有水有源,本固枝荣”。
市场层面: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现在资源价格问题很多,需抓紧资源价格改革,通过改革使各种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真实成本和供求关系(与价格改革相适应还要改革资源税制度)。同时转变出口增长方式。2006年出口增长25%以上,外贸顺差1600多亿美元,其中有不少“粗放因素”,要通过关税调整等措施,控制耗费资源量较大的商品出口。
我参与首钢承包制方案的设计要从一封信讲起。
1982年初,四川大学的一位老师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内容大体是说,在企业改革中,大型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资金有机构成高,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物的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人的因素已降到次要地位,因此,这类企业不宜扩大自。小企业资金有机构成低,人的作用大,可以扩大自。根据总理的批示,就组织一些研究人员讨论这封信。我刚巧在北京,也参加了。
会上,多数人不赞成信上的观点。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蒋一苇和我都是不赞成信上的观点的,竭力主张在大企业搞扩大自,于是,我们商量,是不是可以联合组织一个工作组到首钢试点?在北京,首钢是大企业,是国家经委批准的八个扩大企业自试点企业之一,很有积极性,而我又是解放时接管首钢的“老人”,做过工会负责人,对厂里的领导、工人都比较熟。我们两人一拍即合,就从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四川省社科院各带了一个工作组,于1982年3月到了首钢,展开调查研究。
那时,首钢已在搞扩大自试点,虽然上边规定的试点条款并没有全面落实,但因为有了一定的生产计划权、产品销售权、利润留成权、资金使用权、职工奖励权,在整体经济面临许多困难的条件下(当时正处在宏观经济调整时期),把首钢的经济搞活了。实行经济责任制后,生产经营的任务落实到每个职工身上,极大地激发了职工的责任感,同时,实行了有差别的奖励制度,打破了平均主义,提高了职工收入水平,职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退休的老工人告诉我,他们每天早晨的任务就是喊儿女起床,青年工人赶着上班,一边吃早点一边跑步的人有的是。
我们感到,扩大企业自把国家、企业、职工的权、责、利关系明确了,国家、企业、职工三方面的利益分配也有了一定的比例界定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行机制也发生变化了,新的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动力机制也形成了。企业的管理氛围焕然一新,职工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整个企业几乎换了一个样子。说明扩大企业自的改革是完全正确的。
“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出台
这种分配形式比过去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首钢的同志感到,这种形式对他们这样有机构成高、管理基础强、生产潜力大的企业来说,激励作用还不够大,还不能保证国家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他们建议改为上缴利润逐年递增包干的办法,让这种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经过酝酿提出的具体意见是:
第一,以1981年企业上缴利润指标为包干基数,每年递增5%,10年15年不变,10年后,即1991年企业的上缴利润可由1981年的26810万元增加到43980万元,增长163%。如企业上缴利润递增小于5%,企业必须按规定缴足43980万元,如此,企业留利就会相应减少,如企业上缴利润递增大于5%,企业留利就会相应增加。这样,既可保证企业上缴利润的稳定增长,又可激励企业努力提高上缴利润递增率,取得一举两利的效果。
第二,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规定企业留利的使用方向和比例。经过讨论测算,首钢提出的方向和比例是:60%用于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20%用于集体福利,主要用于职工住宅建设,20%用于奖励和日常的福利费用。
第三,奖金与上缴利润递增率挂钩。如果上缴利润递增率达不到5%,职工奖金水平不变;如果连递增基数也达不到,则停发奖金,如达到或超过5%,每增2%可多发0.1个月的标准工资作为奖励。
第四,利用利润留成提取的奖励基金调整部分职工工资,实行内部工资制。具体办法是: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对确实达到上一级技术标准并圆满完成岗位责任的职工,由企业予以“升级”;如果第二年完不成任务,就取消升级;连续三年保持合格的,再把级定下来;调出首钢的不带所升工资。
以上办法把扩大企业自的改革提升了一步,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上缴利润递增包干”。
实行这样一种改革涉及国家管理企业的一些根本制度,光靠企业是无法实施的,需要企业和国家有关部门共同推进才能取得效果。对于这个报告提出的观点和具体办法,多数部门和同志是赞成的,但有的部门和同志并不赞成,后又经过几个月的讨论,才达成一致。上缴利润递增率由5%调整到7.2%,包干时间延长为15年。
首钢试点一展开,就采取了几条重大举措:一是在全厂范围开展制定责任制的活动,把包干指标分解落实到每个岗位,形成一套规范的岗位责任制度:二是制定全厂的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规划,分步实施,为不断提高生产水平,提供物质基础{三是在职工中开展工资升级活动,提高职工的技术和收入水平。这些举措直接涉及职工的长远和切身利益,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生产水平节节上升,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纷纷要求学习首钢经验,实行上缴利润增长包干制。国家经委从当时的实际出发,适时选择了二汽、佳木斯造纸厂等六户大企业在全国试点,更多的企业则学习推广首钢责任制的经验。
承包制得失
对承包制的批评集中在所有制问题上,承包制一度遭到冷落。1987年,全国各地对八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反思和总结,许多人认为,实行承包经营的责任制是实行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一种好形式。于是,经过国务院提倡,这个曾一度受到冷落的企业经营方式又兴盛起来,而且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化了。半年多时间内,成批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签订了承包合同,声势之大,前所未有。与此同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企业经营方式也得到推广。
我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成千上万,一下子都采取经营承包责任制和其他经营方式,出现千差万别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许多问题相继出现。最突出的是,不少企业承包者为了实现更多的利润,竟不提或少提折旧,推迟设备大修时间,把存量资产作为当年新增资产上缴,使国有资产受到很大损失。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从根本上说是改革只是在经营方式上做文章,而没有触及所有制。后来实行股份制,推行现代企业模式,才把这些问题纠正过来。
一、湖南农村经济发展改革历程回顾
湖南农村经济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历程,主要表现为改革农村经营体制,释放农村生产力;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增加农民收入;改革农村发展理念,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改革农村经营体制,释放农村生产力。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个农民首创“”,农村改革开始在全国展开,湖南也不例外。1978年12月,华容县在湖南率先实行“”,而且是一“包”就灵。1981年11月,湖南省委在华容、沅江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开始大力推行。当年底,全省95%的生产队实行以“”为主要形式的,形成了农村改革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写照,更是农民在改革中焕发的豪情。打破了农业生产的“大锅饭”,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
从此,湖南粮食获得了连年大丰收。1977年,全省水稻总产只有1634.8万吨,1978年全省粮食总产超过2050万吨,随后迅速突破2500万吨生产大关,改变了农民吃不饱的状态,农村“万元户”雨后春笋般冒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数据显示,1978年至1989年,湖南农业总产值增加了两倍,其中约有一半来自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增加农民收入。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重点,逐步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取消了粮食购销政策“双轨制”,逐步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1993年,湖南告别了粮票和油票,粮油商品敞开供应,湖南粮食销售价格基本全部放开,实行了40年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统销制度得以取消。
1995年,中央决定将农民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并且在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使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保持长期稳定。告别“双轨制”后,主要农产品价格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市场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农民收入。
顺应市场机制的要求,湖南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推广一大批优良品种和高产高效技术,实现稳产高产目标。到1997年,省内有26个县和株洲、湘潭两市双季稻成建制亩产过吨粮,全省粮食产量达到295亿公斤,创下历史最高峰。由袁隆平领衔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获得突破,开始大面积推广,湖南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稻谷生产第一省地位。
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产品开始进入买方市场,并且出现了经常性的“卖难”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产品加工企业迅速崛起,涌现出了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目前,全省农产品加工企业已获得中国驰名商标15个、中国名牌产品18个、湖南省著名商标165个、湖南省名牌产品170个,增强了湖南龙头企业的整体市场竞争力。这些企业连接基地6550万亩,带动农户749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50%,实现了米袋子满,菜篮子丰,钱袋子鼓。
3、改革农村发展理念,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十一世纪农村改革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特别是2004年以后,中央连续六年下发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全面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逐步实行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制度。从2004年起,湖南粮食连续5年增产。农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农业和农村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中央在全面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围绕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湖南省委、省政府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确立了新的发展理念: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公共财政更多投向农村。近几年,湖南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水泥公路村村通,沼气建设、造林绿化、乡村清洁工程等多种途径全方位建设湖南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此同时,湖南省委、省政府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2005年起全省实行农业税全额免征。湖南向农民的收费由最高年份的人均141.12元降到2007年的36.65元,农民2007年直接从政府财政得到的各种补贴资金人均达到111.48元。
湖南农村生产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向前推进:湖南用占全国3%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6%的粮食,每年贡献商品粮50亿公斤以上;全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逾350万亩,推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8000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动近300万农户,形成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对接,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转变,正加快向全面小康迈进。
二、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湖南农村经济发展
湖南农业在资源、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所具有的传统优势要加以巩固,同时也要充分利用湖南农业的科技优势和区位优势,继续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稳定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实现湖南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由封闭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由农业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转变。
1、资源丰富,主要农产品总量大。湖南资源丰富,既是“鱼米之乡”,还是“有色金属矿之乡”、“非金属矿之乡”,也是旅游胜地。湖南粮食、牲猪、苎麻、烤烟、茶叶、淡水产品、油料、甘蔗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多年来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丰富的农产品是湖南农村经济发展的明显资源优势,为湖南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2、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具有传统优势。湖南农民聪慧勤劳,善于精耕细作,这是湖南农业人力资本优势的体现。湖南人不仅会打仗、会读书,还会种田。湖南农业在农产品总量、单位面积产量以及农产品品种改良、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等方面在全国占有一定位置,与湖南农民会种田这一传统是分不开的。湖南历届省委、省政府都坚持把农业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全省有一批懂农业、善管理的好干部,充当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联系纽带,把几千万农民紧紧团结起来,保证了党和政府政策法令的贯彻实施,保证了湖南农业的健康发展。
3、农业科技水平比较高,具有一定的科技优势。湖南农业科技、教育、推广网络初具规模。目前全省拥有农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各级各类农业科研教育机构一百多个,平均每年向社会输送科技人员数千人,培训各类实用技术人员一百多万人次。农技推广体系基本健全。湖南农业科研硕果累累,改革开放30年来,全省取得国家级、部、省级的各项农业科技成果数千项。利用这些成果进行产业开发,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湖南的农技推广工作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4、农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湖南地处江南中部,北靠长江,南邻两广,毗邻港澳,具有呼应广东和浦东,承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经济带辐射的有利地理条件。湖南交通比较发达,公路、铁路、水运等都比较方便。当然,面对市场经济的新形势,特别是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湖南农业发展也受到一些制约,但只要充分发挥这些优势,继续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稳定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促使农业更好地适应市场,实现湖南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湖南农村经济的新发展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湖南的农业农村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以全面小康为主线,以提高农民收入为重点,依靠科技进步,狠抓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小城镇建设,农业增长质量明显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此基础上,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湖南农村经济必将有更多的新发展。
1、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产品总量增加。湖南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逐渐增强,粮、棉、油、肉类、水果、水产品、蔬菜的人均占有量都超过全国水平。其中人均粮食占有量达880多斤,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以上。农民生产的产品,自给比例越来越小,商品率越来越高。农产品市场丰富,品种多,总量足,绝大部分农产品已由长期短缺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有的农产品已供大于求,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全面转变成了买方市场。
2、以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为抓手促开发增收入。湖南农业生产逐步突破了“小而全”的传统模式,形成了一批适合市场需要,具有区域特色的支柱产业。近几年,全省重点抓了粮油、棉麻、畜禽、水产、竹木、水果、茶叶、蔬菜、烤烟、药材等十大产业的系列开发。全省优质稻种植面积已占水稻播种面积的1/3。全省各地都确定了各自的主导产业,并把它作为主攻方向。江永县的10万亩香柚开发、溆浦县的10万亩优质枣开发,郴州至资兴的10万亩松竹工业用材林开发,湘西猛峒河流域的10万亩优质柑开发,道县的10万亩蔬菜开发,炎陵县以新世纪梨为主的优质水果开发,汉寿县的特种水产开发,浏阳市的黑山羊开发,宁乡、湘乡的生猪开发等,都收到了较好的效益。江永香柚连续四年在全国柚类评比中荣获金奖,成为柚类家族中的精品。溆浦的优质枣开发,通过精选良种,科学栽培,深度加工,蜜饯产品已走出国门,外销到韩国、东南亚,销售收入突破1亿元。湘西自治州通过10万亩柑核心示范园的建设,带动了区域以柑为主的水果业迅速发展。全州柑面积达到42万亩,占全国柑总面积的11%,成为南方最大的柑基地之一,产量达到13万吨。由于该州柑质量好,批量大,2007年招来了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客商,产地平均销价达到1750元/吨,实现销售收入2.2亿元。现在柑已成为湘西自治州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和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3、以龙头企业为抓手促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业效益提高。湖南农产品加工业突破了行业、地域和所有制界限,组建了一批经营规模比较大、带动能力比较强、辐射范围比较广的龙头企业。各县市区因地制宜,抓了一批集团化龙头企业的发展。通过抓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抓龙头企业的带动,促进了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业效益的提高。如湖南正清集团,就是在原怀化制药二厂的基础上,通过联合广州白云山企业集团建立的,坚持以科技为先导,走集团化经营的路子,联合11家企业,先后开发出正清风痛宁、灵芝口服液、灵芝胶囊、天麻酒、天麻片等多种名牌产品,现在,该集团已成为湘西医药保健行业的“大哥大”。
4、农产品营销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湖南农产品营销突破了原有单一流通方式,建立起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农产品市场体系。湖南省政府在巩固完善配套省粮食中心批发市场、长沙红星农产品批发市场、岳阳花板桥蔬菜批发市场、常德甘露寺蔬菜批发市场等十大批发市场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把湘粤农贸大市场建设作为探索新的流通形式的重大举措来抓,并在湘粤农贸大市场举办了广州首届湖南名特优新农产品展销会,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在巩固完善乡镇集贸市场的基础上,各地市也大多扶持1到2个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在全国各地增设了一些营销窗口。目前,全省已建立了各类农副产品市场,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
5、小城镇建设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湖南农村经济突破了就农业抓农业的传统束缚,小城镇建设逐步成为湖南经济的新增长点。1994年,湖南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小城镇的决定》,把小城镇建设作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农业强省,加快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步伐的跨世纪战略工程来抓。一是开展创建经济百强镇活动;二是在有条件的地方,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撤区并乡建镇工作;三是抓法制建设。全省制定了《城市规划法实施办法》、《建制镇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建制镇规划实施管理办法》等,依法进行小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四是改革小城镇投资融资体制,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进镇建房、开厂、办店,开发二、三产业,努力拓宽完善筹资渠道。随着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和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促进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拓宽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门路和农民增收的渠道,带动了全省农村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小城镇经济成为了全省经济的重要支柱,近几年全省小城镇的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商品零售额、财政收入分别占全省总量的30%左右。
关键词:平均利润率;市场经济;资本转移;垄断经营;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011-03
一、马克思利润率平均化理论的逻辑内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七篇中阐述了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尽管马克思应用的笔墨不多,但利润率平均化理论是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撇开资本主义的因素,平均利润率理论是价值规律和资本逐利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认为,由于社会各主体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必然会导致各企业利润率的不同,c/v越高的部门其利润率反而越低,反之越高。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规律,要求等量资本占有等量利润。在自由竞争之下,商品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但是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价格与价值经常发生一定背离,凡产量相对少的或价值低而收益高的部门,即社会劳动分布少的部门,产品价格会升高;反之,产量多而社会劳动分布多的部门,产品价格会下降。价格低的部门必然会将其资本转向价格相对较高的部门,这样反复转移的结果,经过价格的调整变化,实现了利润的平均化,即等量资本取得了等量利润,产品价格围绕生产价格来波动。西方发达国家在长期的资本运行中,历经无数次的资本转移、破产和倒闭,在痛苦的挣扎中盲目地向利润平均化靠近,在几次大的并购浪潮中逐步由盲目走向理智,将并购重组与反垄断结合起来。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活动,挽救了19世纪以来由自由竞争转向垄断所引起的不公平、低效和衰落。由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过长期的市场发育,市场的自由度比较大、行业准入门槛较低、资本市场较为发达,再加上对垄断行业和垄断经营的有效限制,使资本在部门间的自由转移比较灵活,平均利润率能够较好地体现出来。
利润率平均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普遍规律。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正视利润率平均化的作用,并且力促这一规律的实现,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利润率平均化推动了社会公平,对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状况
当前,我们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和长远发展。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比较复杂。但行业间利润率差距较大是不同行业间人们收入继续扩大的重要原因。由于历史的、体制的种种原因,有的行业利润率偏高甚至存在暴利,而另外一些行业却利润微薄甚至屡屡亏损。这一现象不但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发展,甚至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由于利润率的差距导致这些行业员工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下表所列是我国几个行业的利润率差距状况:
从以上列举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行业间利润率以及收入的巨大差距。
(一)造成利润率差距和贫富差距巨大的内在原因
一是垄断对资本转移的阻碍。过去,强有力的国家投资造就了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在某些行业,它们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质和无与伦比的资源优势,从业人员靠国家的投资而享有投资回报,国家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其中既有企业规模经济的发展所形成的经济垄断,也有对公用事业需求等方面的自然资源的占有而形成的自然垄断,还有在行政干预下形成的行政垄断。如一些专营、专利的垄断,地区、部门的垄断以及各种自然垄断尤为突出。政企不分加剧了行政性的垄断,以行政权力对行业和部门进行干预和保护,人为地进行歧视性限制性审批、收费、设置差异性标准和地方保护措施等,这一状况必然加剧行业间、企业间的不公平现象,进一步导致利润率的巨大差距。企业间在这样一种不平等状态下开展竞争,有的企业明显具有行业优势,而另外一些企业却处于资源匮乏、设备老化、投入不足、产品陈旧状态。面对同一的市场,在不同的起跑线上,许多企业在劣势之下不得不降低员工收入、下岗,以至于关停并转。石油化工、电力、交通、通讯、银行等由少数几家企业所把持的自然垄断行业占尽资源的先机,甚至拥有定价权、工资上涨权,具有广阔的市场和丰厚的利润,其业内人员自然享有高额的收入。而另外一些行业和部门,如机械、纺织、农林等企业,缺乏先天优势,设备老化,劳动生产率低下,资本积累和转移困难,必然处于低工资、低利润率甚至亏损的状态。
二是劳动力转移的限制。长期以来,在我国户籍制度和计划分配工作的体制下,劳动力长期甚至一生被固定在一个岗位上,单个劳动力转移尚且困难,更莫论大批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它的流动可以带动技术、信息、管理甚至资本的转移。由于人力资源的凝固,地方主义盛行,利润率的变动和平均化自然就受到了严重限制。然后是资本市场和信用制度的相对滞后。长期以来,由于金融业的国家垄断,金融业处于不发达状态,商业信用、个人信用被压制,银行信用制度的统存统贷,企业通过信用的支持进行资本转移几乎没有可能。而且,在银行择优扶持之下,更加剧了行业间利润率的悬殊。所有制的歧视,导致民营中小企业面临市场准入不公平。与国有大型企业相比,民营中小企业在面对要素市场、产品市场、政府管制、企业自身管理方面举步维艰,其中市场准入尤为突出。市场进入的成本较高,高进入门槛限制了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范围,政府审批行为在程度和规定上的复杂性和相对不透明性增加了民营企业资本经营的困难度和风险度。
(二)行业间的利润率差距导致居民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由于部门间利润率的差别,导致不同部门各类人员收入的差距拉大。从下表可以看出不同利润率行业中职工的收入差距:
尽管社会不公平的原因很多,但由于部门间利润率差距引起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社会公平竞争和对资源的公平占有,导致了生活水平的悬殊。在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中,除了工资之外,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非法非正常收入等,都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根源。但是尽量实现各行业利润率的平均化,对缩小收入差距具有积极而长远的意义。
三、促进利润率走向平均化,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1.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资本市场的发育。实现利润率平均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归宿,又是社会多方通力配合的结果。它需要各类社会资源的流动和协调,体制、资本、市场、劳动力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既要有宏观调控,又要有充分的自由竞争,经过长期的转移和运作而实现。培育资本市场,打破所有制、地区、部属的限制,让各类资本蓬蓬勃勃涌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造就国有的、集体的、股份的、外资的、个体的各类资本,补充稀缺部门的需要,使资本的触角伸向它所指向的地方,充实资本短缺而利润丰厚的部门和地区,使资本相对过剩的部门和地区可以迅速向外转移。目前,蓬勃开展的企业兼并重组是资本转移、实现规模经济的一大举措,通过资本运作,使企业做大做强,使一些弱小企业进入高利润行列。
2.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市场经济是以自由竞争为基本特征的,而垄断则是以一个或几个市场主体在有效市场范围内独占市场的生产和销售并取得垄断利润为特点,它包括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由于他们掌握了资源和市场,取得了价格的制定权,排斥其他竞争者的进入,因此,他们可以用脱离生产成本的、消费者肯于购买的独占价格出售,从而造成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不经济现象,在少数人占有垄断利润的同时,最终对社会福利造成损害。垄断是以设置市场壁垒为条件的,阻碍了其他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任何形式的垄断都会破坏市场经济固有的秩序,所带来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除了造成社会利润率的巨大差距外,还会导致效率的降低和社会福利的下降和对消费者利益的侵犯。为了保持和追求高额的利润甚至垄断利润,有些部门往往通过垄断价格来实现增加利润的目的。石油、化工、水电、铁道等部门就经常利用提价来增进收入,对消费者造成了额外负担,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垄断导致不公平、导致对技术创新的阻滞,影响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了社会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
反垄断要从市场结构考察、从企业行为考察和从行为结果考察,当发现有垄断迹象时,就要由一定的机构加以干预。以立法为基础,组建专门的执法机构并建立公众监督机制,向垄断开战。我国已经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虽然有一定的反垄断作用,但缺乏专门的反垄断性质和明确的反垄断指向,同时缺乏具有权威的、单一的、相对独立的执法机构。在构建市场经济环境中,《反垄断法》的制定出台,落实执行,有效实施就成为重大的建设性工程。
一、利率市场化推进现状
国务院日前批转的《关于2014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提出,今年将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资金价格都已市场化,无论是股票、债券还是贷款的价格,均已放开。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最终必将涉及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快速发展,为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等问题。在经济运行依然面临下行压力的当下,市场利率水平的攀升给实体经济造成了沉重负担。
二、民营银行发展现状
据银监会2012年年报统计,截止2012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3747家法人机构,有着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众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1927家农村信用社、800家村镇银行。在现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真正算得上民营资本控股经营的民营银行只有民生银行和少部分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而明确把自己定位为民营银行的则屈指可数。作近期首批五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正式推出,将分别在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开展试点,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等在内的10 家民营企业参与试点。允许设立民营银行是我国金融改革深化的一项重大举措。
长期以来,金融抑制禁锢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扭曲了金融结构体系,由此又阻碍了社会产业融资关系的畅通。一方面,民间资本、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不畅,另一方面,大量中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长期无法解决,民间融资成为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主渠道。这就使影子银行大行其道,整个社会融资成本高企,也使民营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举步维艰。从这个意义上讲,民营银行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希望所在。
三、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民营银行的机遇与挑战
利率市场化是国家推进金融创新、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举措,而民营银行的设立将会是加快和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必经之路。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民营银行的发展迎来了很好的机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有100 多家民营企业排队申请设立民营银行,掀起了一股“民营银行热”。随着试点方案的尘埃落定,民营银行在发起设立的热潮之后,着实需要更多冷思考。首先,民营银行是否能在短期内争取到良好的市场环境,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还需进一步观察。其次,民营银行本身规模较小、实力较弱,服务中小企业会带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加之民营资本天然的逐利性,都会使其风险系数高于大型银行。再次,若参与组建民营银行的企业把转型发展银行业当作自身企业筹资的工具,那么民营银行的前景未必乐观。
四、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民营银行发展对策建议
首先,应该提升人员素质,加强内部管理。
打铁还需自身硬,民营企业大多缺乏银行管理的经验,而良好的管理团队和完善的管理制度是银行高效运转的必要保障。在加强民营银行内部管理上,对构建出股权结构上的两种防范,首先是内部管理过于分散其次便是独股权力大造成的关联交易风险,对这两种应当给与积极管理。在内部员工管理上应当加强企业人员的素质文化,借鉴外国银行的经验来聘请职业的经理人,让民营银行的分配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和员工激励制度上得到改革。另外也可通过完善民营银行的信息披露机制来较好管理内部工作,要求民营银行及时、充分披露其财务信息,真实反映机构运营状况,有效发挥市场监督力量,促使其稳健经营。
其次,应该整合优势资源,注重产品创新。
民营银行的竞争对手比较强大,并且占据大量优质客户,既没有国家信用保障又没有规模优势的民营银行想要分一杯羹,应该依靠什么?要在产品和服务上下功夫,充分发挥自己特点,整合优势资源,设计出差异化产品和服务,抢占发展先机,提高竞争力。一要大力创新产品和服务,推出适合中小微企业、农村地区的贷款理财产品。制定“求异”性的公司战略,掌握客户金融需求特点,实行差别化对待,量身订制个性化特色信贷理财产品,以方便快捷的小额信贷为主,推出丰富的多样化信贷产品和抵押担保模式;二要疏通民营银行清算与结算渠道,推出方便客户的结算工具。通过与其他银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依托他行丰富资源,弥补自身在支付结算上的不足,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加入央行的清算系统;三要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创建方便快捷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互联网服务系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高市场竞争力。
再次,应该控制发展步伐,防范市场风险。
在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存款上限逐步放开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银行业甚至整个金融业的大幅震荡,甚至会出现银行破产退出的情况。如果此时迅速实现利率市场化,刚有所起步的民营银行可能难逃夭折的命运,而大量中小银行也有破产的可能。这既不利于金融体系的多样化发展,也不利于发挥中小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重要作用。所以,民营银行在发展初期,要控制发展步伐,稳步推进,以免在市场浪潮中折戟沉沙。
一.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营现状
所谓资本运营,是指以利润最大化和资本增殖为目的,以价值管理为特征,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对企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进行综合有效运营的一种经营方式。资本运营实施的实质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从企业所有者的角度出发,强调企业可以支配的一切资源按资本化运作方式进行重组和优化配置,使有限的资本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经过初期的摸索阶段,我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工作进入了逐步规范、稳步发展的时期,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不良资产的处置模式。仅2001年,我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已超过1200亿元,达1245亿元,回收现金逾256亿元,较好地实现了资产回收最大化的运营目标,表明了我国处置不良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可以说,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其400亿元的有限资本去拉动近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的回收和变现,基本实现了资本价值的增殖,提高了资本积累的效率。
一般说来,资产管理公司是为了分离银行不良资产、化解我国金融风险、促进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而设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共接受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元,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因此而平均下降超过9%,使国有银行减轻包袱,轻装上阵,为其入世后的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已对我国1000多家产品有市场,技术先进,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国有企业实行了债转股,涉及金额4000多亿元,使这些企业负债率大幅下降50%以下,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由此可见,资产管理公司资本运营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更有利于中国金融业、国有企业等面临中国入世的严峻挑战、竞争和发展。
资产管理公司在近两年的资本运营中,处置不良资产的手段日益创新、日益完善,多元化的格局正在形成,以债务重组、资产置换、诉讼追偿、债转股、租赁、外包、转让、投资银行等10多种形式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和处置,加快了处置速度,提高了处置效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根据自身特点,采取相应措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2001年,华融公司海外演艺之后,又在上海实行捆绑式的打包处置,实现回收现金128亿元,实现了规模效益;长城公司则选择和采取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为基点,以依法、风险为手段,以“公允价值”为依据的政策组合;东方公司全年处置帐面资产182.91亿元,回收资产85.13亿元,资产回收率达46.5%。由此不难看出,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资本运营中逐步形成了良性资金融通体系,使死资财变成了活资财,实现了不良资产的国民经济再增殖。
二.资产管理公司资本运营中的问题与弊端
因为资产管理公司才刚刚运营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还不多、还不严重。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把资产管理公司纳入到国有企业改革、民间和私营经济的培育、金融组织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建设等统筹考虑之中,从资本运营的角度考虑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运作,则当今状态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运营仍存在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潜在着许多弊端。
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经济气候环境不理想,给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带来了很多困难,各资本运营的正常运作造成了诸多障碍。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必须建立符合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资本运营机制,依托发育良好的资本市场,才能有效的实施资本运营。而我国经济市场则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资产管理公司不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幸运儿,而是由我国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创新,是中国转轨经济的特殊产物,这种特殊性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产管理机构所没有的,更与资本运营所需的市场条件造成了直接矛盾。因此,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在与市场接轨上还不成熟,不完善,其资本运营的必要市场条件将受许多市场不良因素如世界金融市场冲击、国家货币政策、入世后的汇率风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不完善的经济气候条件下,将致使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资本盘活、变现等难度增大,不利于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运营和发展。
〈一〉国有企业改革任重而道远。众所周知,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反映,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盲目的投资、有国家政府出面变相贷款的不良产物。因此,要彻底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只有率先让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和经营观念,走出大多数国有企业亏损破产的窘破之境。但是,国有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原因,总体业绩持续下降,并且随中国入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国有企业经济范围自9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净亏损,沦为“亏损经济”或“补贴经济”。例如,1998年7月末,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5.4%,净亏损92.8亿元,成本费用利润为-0.7%,在14923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有6042家亏损,亏损面达40.5%,到1999年6月末,亏损面进一步扩大到55.1%(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1999)。因此,在10年之内,国有企业又将产生一些不良贷款,其来源包括:一是一批现在业绩较差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继续恶化,即资产管理公司的老成员不能退出;二是一些现在看起来经营良好的国有企业由于不适应入世后更为激烈的竞争而陷入困境,即资产管理公司的新成员又要进来。可以说,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市场机制的运作直接左右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程度,左右着我国经济体制状况的大气侯,在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现状下,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不良资产的投资处置银行要完全严格走市场化道路,将受当今市场化条件不足的极大限制,将受国家政策风险、国家产业导向等多方面市场因素的限制,将导致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运营不能完全按市场化导向运作,不良资产的呆坏账系数变大,致使资产部分流失。
〈二〉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市场狭小。首先,我国的资本市场狭小。在2000年底,虽然我国证券市场股票总市值首次达到4.8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总值的5%,但是,不能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仍占多数,流通总市值为8200亿元,相当于GDP的17%,而截止到2001年底,资产管理公司从商业银行收购的不良资产已高达1.4万亿元,远远超过市场流通总值。而且,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是由政府推动的,这就致使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道路上受到政策的限制而不是市场的限制,导致不良资产的处置难度增大。其次,我国的股票市场非常脆弱,政策性明显,在货币政策都难以启动的情况下,试图想用之于不良资产的处置,更是难上加难。再次,不良资产对外资开放,由于受其他政策和市场体制问题的影响,还不能大规模展开。这就使外商对我国不良资产的投资产生顾虑:收购我国不良资产是否存在法律依据;作为一个债权人,他们的权利能否执行;人民币没有完全放开,对他们的投资将产生极大影响。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又不同于美国储金会的房地产等抵押贷款,再加上国有保护等因素,感兴趣的对象可能不多,除非大比例折价。
〈三〉我国商业银行不能走市场化道路,将会给市场体制改革带来压力,给资产管理公司资本运营的市场体制等运营条件带来冲击。目前,我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一直是政府介入最深的行业之一,政企不分,计划经营日久,规模庞大,地位显要,由此而造成企业制度的建立、股份制改造与上市的难度加大。在其市场化的经营没有确立之前,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续银行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策性业务,以及对贷款对象的所有制偏向,还会产生新的不良资产。所以,只有国有银行彻底摆脱行政性干扰等因素,完全进行市场化运营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种体制性的国有企业不良贷款的普遍发生,而改变当前的状况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二.权属、关系、程序以及资产管理公司的定位问题是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四大难题。
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是由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合理而造成的,这些巨额不良资产的债权、其权属等问题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过重。因此,对债权类资产,其权属问题集中在购买时购买人对他所购买的债权究竟有什么样的处置权利。根据现行的《担保法》,在债权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不能直接以抵押物抵债,而是必须与债权人协商或经法院裁定后,以拍卖、变卖、折价方式所得价款抵债,这是资产管理公司手中债权的一个较大难题,会使购买价格与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产生差距,致使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在资本运营中流失。纵观国际上处置不良资产的成功经验,许多国家都在这一点上授予资产管理公司特别的权利,即债务人不能按期清偿债务的,资产管理公司就可直接有权处置抵押物。对产权类资产,其权属问题集中在究竟能否正常过户?更何况资本运营是建立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只有解决了权属问题,才能解决债权人与买方之间的交易关系,使得交易成功。至于程序,资产管理公司一般可根据不同的债权的分类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而确定不同的处置程序。这就使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资本运营中的权利得到充分发挥,对国有资产评估、分化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的工作势在必行。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属于国有独资,管理人员多采用行政任命而不是聘任制,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属于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而人力资源经营是资本运营理论的核心。企业通过实施人力资本经营,可以有效增强技术的开发能力、创新能力和扩张能力,以抢占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实现资本价值的迅速增殖。因此,资产管理公司产权机构单一,其机构性质与业务功能搭配不当将使资产管理公司的定位问题不明,不利于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根据2000年底颁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理》,我国资产管理公司以“最大限度的保全资产、减少损失为主要经营目标”,由此决定资产管理公司是一个由政府扶持和运作的金融机构,不以追求利益为目的,因此,资产管理公司的性质主要是事业性的,而非企业性的。但其从事的不良资产的处置业务又非常明显的属于竞争性企业领域的范围。以事业性单位从事企业性业务,是现今资产管理公司定位上的一大误区。在这种矛盾之下,资产管理公司的治理机构和激励体制难以建立,势必影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正常运营。
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一个事业性的单位,国家必将赋予其特殊权利,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其特殊权利去行使企业事务,将过于介入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市场,改变当今市场基本是公平竞争的格局,影响我国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原因在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债转股企业中的特殊地位,如果企业能够上市,则资产管理公司理所当然的是其上市的推荐人和承销商,其他证券公司则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如果其以后还能从事非债转股企业的投资银行业务,则它就是享受政府特殊待遇的金融机构,而金融业是一个竞争性行业,政府机构的过度介入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形成我国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一重大阻力。
三.法律环境不完善,将不利于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中的资本运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量加大。
商业银行在经营和管理中不对资产作法律评价,导致资产的法律损耗不能作为决策的重要参数出现,从而影响了决策的合理性,对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质量构成潜在威胁。突出问题表现为:一是已超过时效和期限的债权数量惊人,银行信贷有效资本的抵押物的法律约定环境不健全,只能在一些即定法律的基础上作资本保全的工作。二是尚未建立起合法合规性的检查系统,使公司资本确定、“揭开法人面纱”等法律制度受企业改制行为的冲击,无法起到防止债务人减少信用资产的作用。三是破产制度不完善,债权人的利益被忽视,破产成为逃债手段。四是不良资产的评估法律不健全,中介评估处理漏洞过大,廉政环境建设不足将导致资产管理公司的部分资本运营失败。五是公司治理机构的不完善使关联公司之间权责不明,以致借助关联交易来逃债的行为大量发生。六是司法是保护债权的最终手段,但一方面,证明规则的机械化使债权人处于举证劣势,证明不了逃债;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人为的道德风险的作祟又使司法有时候反而为逃债所借用,如假保全、假执行等。
资产管理公司主要是一个政府主导的金融创新机构,而且其级别特别高,机构网络庞大复杂,所以政府、企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人事关系较复杂,并且官方机构惯用行政思维,办事效率低,给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资本正常运营作了一个无形的茧。在不良资产的处置过程中,不良资产的企业,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多方贿赂资产管理公司的执行人员,并且资产管理公司再处置不良资产中缺乏公开透明度,带来了极大的道德风险。去年3月份,湖北宜昌的猴王集团突然破产,致使华融等三家资产管理公司蒙受了巨额损失这一事实就反映了这一问题。资本运营需要有健全的法律体系作保证,所以,建立良好的法律环境、适当的运用法律手段是化解和处置不良资产的最终凭借,只有依赖于金融法制,才能确保不良资产化解过程的平稳进行。故而,我国金融法律体制的改革是当今金融体制改革迫在眉睫的的首要任务,势在必行。
三.资产管理公司资本运营的新思路及其发展趋势
当前,国际上金融机构的演变呈现“集团化、全能化、国际化”的特征,在一些发达国家,一流的金融机构都采用了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化模式,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等。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将逐步展开,届时,国外的这些全能化、巨型化的金融集团将与我国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根据中国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走出一条现代化企业管理、形成良性资金融通体系的发展之路。一.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运营与不良资产的处置要借助良好的市场运营机制。
资产管理公司不是一般的商业企业,处置不良资产也不是普通的商业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他关系到金融稳定、社会稳定和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不良资产只有在市场化的经济条件下才是显性化的问题,更需要借助市场机制来解决。因此,完善市场机制,强化市场约束,在不良资产的处置、变现等资本运营依托于良性市场的资本运营机制,使资产管理公司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将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理进程。
〈一〉加快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化进程,走“官办民营”的新途径。资产管理公司在进行资产处置时,保持资产管理公司对资产的所有权及决策权,而将经营权承包给现有的或潜在的投资银行、私营企业主、外资银行等其他中介机构,可以化解当今资产管理公司的巨额不良资产,分散资产管理公司集中经营的巨大风险,有助于最大限度的保全资产,减少资产流失。
1.建立一套以招标为基础的标准程序。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时应加强市场营销的宣传和市场营销的力度,使不良资产大众化,民间化。对此,资产管理公司应形成一套招标的标准程序。具体步骤如下:第一,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预定的程序会对资产作一个初步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决定处置方案;第二,资产管理公司准备一套详尽的资料来介绍要出售的资产,并说明资产管理公司所要求的底价等条件;第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单设在某地组成常设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将待出售的资产拿到市场上统一招标,统一处置;最后,资产管理公司在各投标中作选择,以谋求资本运营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2.与专业的投资公司成立合体经营。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其特殊性,可以与多家投资公司达成协议,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和进程,其基本设计为:第一,双方共同合营体注资。第二,合营体还可以通过举债进一步融资,然后用注入的资金和举债所得向资产管理公司购买不良资产。第三,投资专业公司负责合营体的日常运作以及资产的管理与处置,资产管理公司不作干预。第四,合营体出售资产所得收入首先用于还债,剩余的则在资产管理公司和专业投资公司之间按预先约定的比例分配。
这样的合营方式一方面考虑到政府机构的局限性,使资产管理公司摆脱了资产管理和处置上的细节操作,另一方面引入了专业公司来负责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既可以解决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资金短缺的现状,又可通过适当比例分利来调动其积极性,有助于最大限度的保全资产,减少损失。
3.采用多种手段吸引外资。鉴于我国的不良资产数目庞大,而国内又缺乏市场,为此,资产管理公司应运用多种手段来引进外资,使得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的市场供需有导向,使市场国际化,以无形的市场准绳来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的国际化进程。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去实现:其一,资产分离。因为不良资产在定价时未知量很多,随机性很大,导致购买不良资产的风险很大。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灵活的处置不良资产,将定价太难的一部分资产划出,以后再做处理,还须通过种种市场运营机制与外商共同分担资产,实现资本价值的最大化增殖。这样可以使外商比较放心的闯入中国不良资产的处置市场,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新的竞争机会,加速资产管理公司资本运营国内市场国际化进程。更有利于我们建立现代企业管理体制,使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作向良性化的资本运营市场循环体系,以提高资产管理公司的竞争能力。
总而言之,通过“官办民营”、分解资产管理公司的许多具体业务,可以节约其组建和运营成本,而且能把不良资产从银行的资产负债中剥离,有利于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制改造上市,同时还能培养这些承担不良资产处置的国内外投资公司、私营企业、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的资本运营创新能力,有利于资产管理公司竞争力的提高。
〈二〉资产管理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造上市,采用集团控股公司的模式经营。
目前,资产管理公司属于国有独资金融机构。众所周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是由于国有独资这种产权安排的体制性弊端,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面临资金不足、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而,资产管理公司应以商业银行为前车之鉴,提前做好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准备工作。
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改造上市可以弥补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资金来源的不足,使资产管理公司由一个由政府主导的金融创新机构彻底转换为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集团。第一,在公司性质方面,资产管理公司由国有独资、官办官营转向多元投资主体参与、市场化运作;相应的,由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转变成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第二,在产权结构上,改造初期,国有资本的比重比较大,但随着民间资本、投资公司、外资等的不断进入,而国有资本的数目保持不变,日而久之,国有股由控股逐渐失去控股地位,乃至论为小股东,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股权出售等方式撤出国有股。
现在资产管理公司采用的是总公司、分支机构为一体的资本运营管理体制,而不是多个法人组成的集团制。由于资产处置过程中的问题层出不穷,而且各个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在实践中基于严格授权基础上的决策机制难以适应工作的需要,决策程序复杂,费时费力。因而,可以考虑将资产管理公司办成集团公司的模式,将各办事处改为子公司。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克服了种种不利的弊端,各子公司可以拥有自,易于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集团制是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改造与上市适应的形式;三.资产管理公司采用集团制是顺应经济组织体系的需要;四.有利于与世界经济国际化的接轨进程。
〈三〉与人民银行完美结合,充当中国金融稽查的角色,对国有企业资产进行监管。
由于国有独资的资产管理公司是由我国政府主导和扶持的金融创新机构,不同与国外资产管理公司是市场发展的产物,而且我国先行基本情况决定了资产管理公司的长期运营(不局限于10年),我们不妨利用其特殊性,充分发挥其特殊的性质特征,与中国人民银行完美结合,行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职能,作中国金融稽查机构,实现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便可以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并在市场化建设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二.健全法律制度,完善法律环境。
我国处置不良资产时由于受到各种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使得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资本运营中,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因素而致使对不良资产处置的困难加大,没有良好的法律环境作依托,导致债权人无法按法律程序对债务人进行债务追偿的工作,扩大了金融风险、道德风险等的存在因素,导致不良资产的处置进程缓慢,国有资产部分流失。因此,进行金融法制改革,完善中国金融法律环境迫在眉睫。
〈一〉统一金融法律事务的管理与运作,为建立完善的合法合规性检查机制奠定基础。面对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在资产评估、资产重组、资产拍卖等资本运营中出现的一系列因缺乏法律依据而造成的不必要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现状,我们应该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相应的《资产评估法》、《资产重组法》、《拍卖法》等相关法律,组建级别较高的法律部,使法律审查和诉讼事务统一运作、保证处置不良资产的法律环境。
〈二〉为不良资产处置的新模式提供法律支持。资产证券模式在处置不良资产的国际实践中广为使用,但在特殊目的的公司经营地位、证券发行许可、破产隔离与其他债权人利益保护、信用增级的法律模式等方面,我国资产管理公司是没有完全的信心的。其他诸如发行可转换债券、建立不良资产投资基金等模式无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灰色区域,尽快做出法律规范十分迫切。
〈三〉建立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捷径。根据现有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回收资产时,应享受债权转让、诉讼时效中断、减交诉讼费等方面的法律优待。不良资产出售和重组过程中的审批、过户手续和税收方面存在不合理性,应减让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律管制。
〈四〉坚持实际操作中严密法律程序,实行审慎原则。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时,程序比较繁琐,因此,要加快加大法院等部门的审核处置力度,防止在执行过程中因时间的拖延而引起的人为道德风险;加快不良资产的清收工作,严格责任人制度,严惩处置不良资产不利的人员。
三.加入WTO对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冲击与挑战。
中国入世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同时也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我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中国入世的大好契机之下,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要想在中国入世的激烈竞争条件下求发展,必须从自我的角度想方设法走上市场化的企业发展之路。
入世后国外资产管理公司对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冲击。中国入世后,中国经济逐步向市场化迈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以市场为准绳的现代企业竞争制度将逐渐成熟,而大批的国外资产管理公司也将入驻国内,届时,我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将受到以下冲击:一是抵抗不住国外资产管理公司的强劲之势,被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兼并,这样会导致我国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二是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凭借东道主的优势同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公平竞争,在竞争中站稳脚步,继续发展,则会使我国国有资产部分流失;三是我国资产管理公司与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共担风险,共同发展,此时将更有利于中国不良资产的处置,走向完美的市场化道路。
因此,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应充分利用中国入世之初的大好契机,学习国外资产管理公司的成功先进经验,努力完善自我,“摸着石头过河”,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拿出切实可行的东西与外国公司进行对抗,以超强的实力减少中国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要我们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与国外公司既有合作,又有实力去竞争,定能达到一种“有合有分,既分既合”的绝高之境,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演绎一个跨时代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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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处置不良资产能力增强》金融时报2002.2.7梅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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