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趋势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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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少子化趋势范文

关键词：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化学课程资源开发；现实策略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6－0037－02

本研究以贵州省铜仁市为例，探讨化学课程资源开发的现实策略。

一、化学课程资源的开发必须切合学生的日常生活实际

化学新课程强调，要注意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出发，让他们在熟悉的生活情景中感受化学、学习化学以及解决与化学有关的实际问题［1］。在日常生话中，学生已经形成了有关的知识经验，教学不能无视他们的已有知识经验，简单强硬地从外部对他们实施知识的“灌输”，而应该把他们原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导他们在原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

化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化学物质、化学现象、化学变化在社会生活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学习是基于经验之上的，学是为了用，化学课程资源的开发应与学生已有经验相结合，使学生在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获得经验，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感悟化学的魅力。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化学思维能力，使学生逐步学会分析和解决与化学有关的实际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二、化学课程资源的开发必须切合学生所在少数民族社区的生产实际

1．化学课程资源的开发要结合农业生产实际

目前，中学化学教科书中涉及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实用化学的内容极少，致使学生所学理论知识与农业生产实际相脱节，这既不利于培育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家乡情感，也不利于使他们增强为家乡农业生产服务的意识。为此，化学教师要切实树立为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服务的思想，在教学中要面向少数民族社区的实际调整教学内容，丰富和充实有关农药、化肥、土壤、动植物的生长规律等方面的知识，并经常就这方面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化学知识，解释农业生产中一些常见的现象。

2．化学课程资源的开发要结合工业生产实际

化学知识普遍存在于工业生产中，教师的教学应与工业生产实际相结合，让学生能够将自己从课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中。这不仅可以锻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会大大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自主性，并在化学知识的学习中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创新意识，从而有效地实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课程目标。

在铜仁市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将会成为工业企业的劳动者。而化工企业又是工业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与学生探讨一些与化工生产及安全操作等有关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增强学生对知识点的感性认识，一方面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观一些与化学课程内容相关的化工企业，另一方面，还可以请化工企业的专家或技术人员来学校作讲座。

以铜仁市为例，化学课程资源的开发应与学生所在少数民族社区的生产实际相结合，其主要内容见表1。

三、化学课程资源的开发必须关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

开发课程资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落实“关注全体学生”、“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等教育理念，以有效地促使学生获得学习的成功。只有以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为基础，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找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指导学生重新建构自己的认知结构，才能使教学获得成功。为此，所开发的课程资源必须接近学生的认知水平，使学生“跳一跳能摘到桃子”。

众所周知，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与非智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有专家认为，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非智力因素包括动机的外在性、兴趣的失控性、情感的闭锁性、意志的脆弱性以及性格的偏执性［2］。化学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兴趣类型，运用赏识教育和成功教育的方式，帮助学生树立刻苦学习化学知识的信心，归纳整理出能够激发学生强烈求知欲的灵活多样的教学策略、方式方法等，使少数民族学生能够优质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而不应把“应试教育”、“精英教育”等功利化的目标强加给学生。

四、化学课程资源的开发必须注重学生所在社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少数民族文化不是一种共性文化，而是一种个性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少数民族文化不是一种显性的课程资源，而是一种隐性的课程资源，它随时都有可能被沉淀、被掩埋，是一种随时会被“集体遗忘”和破坏的资源［3］。因此，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迫在眉睫。

根据国家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精神，我们应立足于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开发课程资源，以达到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的目的。我们把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切入点，开发课程资源，旨在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创新提供必要的渠道，这也是连结民族情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策略和途径。

化学新课程不仅要求我们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还要教会学生科学的方法，同时应培养学生的思维、实践等能力，体验探究过程，以及塑造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把化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作为一个平台，把民族文化引进课堂，把与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有关的化学知识有机地渗透到化学教学过程的始终，从审美、科学文化价值、人文精神等方面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刻的解读，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受到真、善、美的熏陶，从而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使他们树立为民族振兴而努力学习的社会责任感。

另外，少数民族地区的化学教师和实验员应该克服困难，努力开发化学实验资源［4］。在化学实验教学方面，教师可以利用常见的物品、废弃物替代化学实验用的药品，也可以将其制成简易的实验仪器和微型化学实验仪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何喜庆．谈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非智力因素［J］．理论观察，2004(6).

第2篇：少子化趋势范文

【辅导对象】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

【辅导科目】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地理 历史 政治 奥数

【上课时间】署寒假 双休日 平时 课外 随到随学

【辅导范围】年级衔接课程辅导、同步课程辅导;小升初、中高考考试方向分析辅导;暑假班、寒假班;小学各科基础知识漏洞梳理提高;初二、三物理(电学、力学基础夯实);初三化学、初中英语(阅读理解，作文、语法等);初中语文(写作、阅读理解、基础知识等);高中理科(数理化生薄弱板块针对性切入);高中英语(阅读理解，作文、语法等);高中语文(写作、阅读理解、基础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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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少子化趋势范文

关键词：少子化；日本女性；婚育意识；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C924.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89-03

一、日本少子化社会和女性的婚育意识

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年减少的现象。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将来人口推计报告》称，1995年后出生的人，估计20%将一生不婚不嫁。这个结果将导致日本人口呈直线下降的趋势，预示20年后的日本境遇不容乐观，其主要决定于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的婚育意识的变化.。

（一）日本少子化社会现状

日本政府在2004年版的《少子化社会白皮书》中，将少子化社会①定义为“总和生育率②远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③少年儿童人口总数比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还少的社会”。

根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情报部《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06年的1973年至2006年期间日本出生人口及总和生育率的变动情况，1973年日本出生人口数约为209万，1983年减少到约151万人，到2006年下降到约109万人，在30年的时间里减少了近一半。日本要维持同一人口规模的“人口置换水平”的总和出生率为2.07（以2003年为基准），但是2003年日本的总和出生率只有1.29。生育子女数量持续减少意味着日本在过去30年多年来一直处于少子化状态，这个状况目前还没有得到较大的缓解，少子化问题依然很严重。

根据日本省局（国告）的1947～2004 年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显示，少年儿童人口（未满十五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5.3%，到2004年仅占总人口的13.89%，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到1947年的4.8%涨到2004年的19.48%，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从1947年的59.9%，持续上升到1990年的69.5%之后开始转为下降，2004年减少到66.63%，不到60年的时间，出生率下降近三分之一，老年化比重上升四倍，生产年龄人口也在不断减少。④

由此可见，少子化导致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社会保障崩溃等一系列问题，提高人口出生率是当前日本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

（二）女性婚育意识变化下晚婚、晚育、不育的现状

女性婚育意识是指女性15岁至64岁有生育能力人群，对结婚、妊娠、养育子女的意欲。日本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日本女性的婚育意识有很大关系。下面我们分析日本女性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的发展趋势。

根据2005年总务省（国势调查）数据显示，25岁至39岁的男女未婚率在不断上升，未婚女性25岁至29岁占59.0%、30岁至34岁占32.0%、35岁至39岁占18.4%，与2000年相比分别增长5.0点、5.4点、4.6点，未婚率急剧上升，导致平均初婚年龄延迟并进入晚婚化。根据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显示，日本人的平均初婚年龄为1975年女性24.7岁，到2005年女性27.6岁，约30年的时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增长2.9岁。根据厚生劳动省2009年（人口动态统计）显示，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作为母亲平均生育第一胎的年龄是29.7岁，而在日本98%的孩子都是由已婚的夫妇生育的。由此可见出生率的下降与晚婚、晚育和不婚有着必然的联系。为什么会导致晚婚化和不婚的不断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女性的婚育意识发生了改变。

二、影响女性婚育意识的要素

（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近代时期，日本女性以“贤妻良母”、“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性别分工观念生活，自二战后，世界各国开展不同程度的民主化活动，日本女性地位向上问题逐渐被政府重视并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在政治上1945年12月女性的参政权被承认并于1946年4月实行。在经济方面，1947年4月7日政府公布了劳动基本法，但是男女均等待遇缺乏平等性，于1960年代后期，为了迎接日本高度经济成长期劳动力不足问题，政府鼓励女性走出家门，步入社会工作，并制定了“男女雇用会均等法”。在社会上，1945年开始国家制定宪法，男女共同参与家务劳动、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等。从以上可以看出，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在增强女性的自立意识的同时使婚育意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使生活质量和要求自由的欲望也在增加，再加上在高校受到先进文化的洗礼，结婚对于经济上能独立的女性来说已经不再是必须或者迫不及待的事情，从而出现晚婚、晚育、不婚现象。

（二）结婚、妊娠、生产对女性生育意识的影响

日本未婚女性的未婚率逐年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女性参与就业经济上达到独立、受高等教育年限延长和自立意识的加强，日本未婚女性考虑更多的还是实际生活中结婚、妊娠、育儿等给自身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上带来的不利因素。

1.从独身女性的观点看结婚生活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因素

（1）失去自由的生活方式和肩负家庭责任感。首先结婚后，两个人共同生活，为了夫妻之间更好的相处，为了养成共同习惯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二，可能会失去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为了家庭，自己的任何决定和选择都要受到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约束。比如在育儿和就业很难两立时，多数女性放弃自己的理想，选择了家庭。

（2）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负担感。结婚后，孩子的出生费、教育费及家庭日常开销，仅靠丈夫一人的收入，维系一家的生活很艰辛，女性作为家庭的一员，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费用。

（3）家务工作的负担感。日本男性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日本男人很少做家务工作，大部分繁重的家务都有女性承担。现在日本处于少子老年化社会，居家养老的父母很多，没有孩子的情况下，一对夫妻要照顾四个老人，除了承担家务工作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负担很重，难以承受。

（4）随着离婚率升高，对结婚产生不信任感。

由于以上原因，在经济能够独立的情况下，独身女性对结婚、生育的积极性不高，导致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等现象的出现。

2.妊娠对女性产生的负面因素

（1）妊娠之前对妊娠的焦虑。

在少子化的今天，妊娠对多数女性来说，了解的知识少，而且现在报刊或媒体多报导妊娠期的负面教材，即使正面介绍也是敷衍了事，使女性容易产生恐惧感。

（2）伴随着妊娠女性身体、时间、金钱、心里的考虑

身体方面的忧虑：女性的妊娠期会很辛苦，大多数女性在妊娠3、4个月的时候，都会有妊娠反应，呕吐、食欲不振等症状，当然也根据个人体质有关，对妊娠期间的强烈反应很苦恼。再就是对身体上的不便，过了妊娠反应期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变形、体重增加、全身浮肿、耳鸣、失眠、胃胀等症状。如是就职女性，上下班通勤很辛苦，恐惧每天要乘坐拥挤的电车而辞职的也不少。在想生育第二胎时，想到一边照顾第一个孩子还要继续承受几个月妊娠的压力，很多女性选择放弃。

时间方面的忧虑：现在大多数女性在确认自己怀孕后，每隔两到三周去医院检查，而且每次都要等上2-3个小时，如是第二或第三台的孕妇，不得已还得带上之前的孩子等待检查。妊娠期间如出现紧张流产的危险性、相当严重的妊娠反应、妊娠中毒症等必须住院治疗，也有一直到生产在医院度过几个月的孕妇，不但给工作，给家庭也带来很大影响。特别是之前的孩子由谁照顾等的忧虑。

关于经济支出的忧虑：由于妊娠没有被纳入健康保险政策之内，在医院的巨额费用由自己承担，除此之外，孕妇的服装费用、孕期大人的营养费、孩子的必需品、育儿器具等费用，对于女性很难继续工作的新婚夫妇来说，经济薄弱，很难承担巨额的费用。

心理压力：大多数女性第一次妊娠都会感到强烈的不安心理。孩子出生后是否健康、能否流产、能否忍耐生产之痛、就业与育子能否两立、能否教育出优秀的孩子等等方面的担忧。

在医院检查感觉受到打击的的女性也很多，很多日本医院在实行内诊时，女性的上半身用单子盖着，下半身在外，这样的内诊台，女性对此表示非常不满，声称让我摆出那种受侮辱的状态，宁可死了也不想去妇产科诊治。

3.生产对女性产生的负面影

（1）生产之前对生产的忧虑

临近生产期，孕妇格外感觉到不安。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会产生临产前的阵痛？一个人的时候感觉到阵痛真么办？大的孩子由谁来照看？产褥期来帮忙的人会照顾大人和孩子吗？准备生产时的东西是否已经准备就绪？

（2）伴随着生产女性身体、时间、金钱、心理的考虑

身体方面的忧虑：关于生产对女性身体带来的最大不利是疼痛。生产前的阵痛时间因个人而因，长达数十个小时的也很多。在日本很多医院都实行预定生产日期，如果到了预定生产期，还没有镇痛时，给孕妇注射催生剂，这时候阵痛要比自然阵痛疼很多。另外，有时还会出现剖腹产、大出血、感染等问题，认为对身体更不利。还有要忍受生产前的灌肠，剃，在会阴处侧切等痛苦，如果产褥期调养不好，还会带来终身难愈的疾病。

时间方面的忧虑：现在孕妇生产基本都在医院，一般在一周左右，如果是剖腹产的话，时间会长一些，产妇出院后，大概在家休养两周左右，剖腹产大概需要数周，在此期间，产妇很难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

经济方面的顾虑：生产是健康保险使用之外，入院费用由自己承担，入院时和为新生儿的费用增加时期，感觉经济负担很重的也很多。

心理压力：很多女性讲述生产时的心理压力是不安和孤独。在医院每天都有新生儿出生，对医生而言，就像面对没有感情的机器，根本就顾及不到孕妇的不安情绪。围产期（婴儿出生前后的时期），是孕妇危险多发期，有时会有死产、早产的情况，对孕妇产生不安的心理压力。另外，医院在产妇的病房安排方面很不合理，死产和顺产的产妇安排在一个房间，没有考虑到，死产的产妇的心理感受，不再计划生育。有些孕妇对妊娠和生产产生极度的恐慌和心里不安，这种现象被称为心外伤压力症群体，普遍认为生产不是病，不需要特别的照顾。作为医院，作为医生，只考虑产妇的母子安全问题，对产妇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得到关照，不是女性妊娠、生产的应有状态吗？

（三）已婚女性就业家庭两立困境

在少子化和老龄化加快的社会背景下，就业形势不灵活、保育措施不完善、养老政策不完善等问题，使女性陷入家庭和工作很难兼顾的困境。

1.就业方面

据2003年就职女性因妊娠、生产辞职的调查报告显示，52%的人为了专心照顾孩子和做家务主动辞职；因工作育儿很难兼顾占24.2%；5.6%是被解雇和劝退的。2008年大概30%的人因就业和育儿两立困难主动辞去工作，这个数据在五年时间没有太大变化。由于没有完善的两立环境，这些职业女性不得不推出职场，等孩子进保育所或者幼儿园时，作为母亲的女性想重返职场，却很难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面对育儿和工作的双重困难，不仅影响到家庭收入、个人价值的实现，对结婚、生育产生消极的态度。

2.家庭方面

由于日本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的影响，已婚男性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占50%，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家务都由女性承担，除了做家务，还要照顾孩子。要支付孩子高额的教育费用，不仅加重了女性的家庭负担还加重了经济负担，诸多压力使女性对多生育子女的想法很消极。

三、政府支援女性婚育政策、效果及不足

日本政府为了支持女性就业，减轻育儿负担，在1990年以后推出了一系列育儿休假政策。为了提高保育服务和完善雇佣环境，于1999年12月提出了“新天使计划”、在育儿和教育费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实施办法，并对日本职场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的陈旧观念给予纠正。从 2005年4月开始实施现行的“儿童？育儿援助计划”。与以前的少子化对策相比，在增加儿童幼儿园数量、延长保育时间等完善保育服务的基础上将现行计划的重新评估和年轻人的自立等也加入到政策里。2006年6月日本政府发表了《新少子化对策》，对唤起国民对儿童和家族观念的重视，提出更具体的对策。为了确保女性再就业日本政府设立了妈妈职业介绍所，为希望一边育儿一边工作的女性提供就业援助。并提出了“再挑战支援政策”，女性的再就业问题逐渐受到重视。2007年12月在以“援助子女和家庭”为主题，讨论协调育儿、就业、家庭之间的关系，制定切实满足民众需求的养育子女的援助计划。打破就业和育儿难以兼顾的现状。

通过以上日本政府针对少子化制定的政策可以看出，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少子化，提高生育率和增加劳动力，不断改进政策和使用有效地措施，在缓解女性家庭、育儿与工作之间困难的问题上取得很大的成果，但是在女性生育到生产过程遇到的心理和身体上的考虑欠缺。

四、总结

女性婚育意识是少子化的又一主要原因，本文通过对影响女性婚育意识改变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目前日本政府针对少子化实行的政策较完善，但是女性在怀孕到生产期间，对身体和对心理的影响没有得到重视，建议为了更好地应对少子化社会，应全面考虑，给女性创造一个宽松愉快的生育环境。

注 释：

①厚生省.“人口”.2006.

②总和生育率是人口统计学中的指标，是指一定时期内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率的总和总和生育率可以反映人口整体生育率水平的高低。尹豪.人口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94.

③人口更替水平是为了长期维持一个稳定的人口规模所需要的总和生育率。尹豪.人口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99.

④省局.国告.2005.

参考文献：

〔1〕李璇.日本战后少子化背景下女性两立问题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2009.

〔2〕钱前.日本人口化趋势及影响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2008.

〔3〕.从性别观的变化看日本的少子化现象[J].学术交流 .黑龙江史志，2009（208）.

〔4〕吴拓宇.日本少子化社会中女性自立意识的分析.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2010.

〔5〕毕雅萌.日本的少子化和女性就业的关系.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2010.

〔6〕沈宝红.日本妇女的就业现状及发展趋势[J].引进与咨询，2000（2）.

〔7〕李晶.日本社会少子化现象探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1（8）.

〔8〕江原由美子.妊娠.少子化のジェンダ分析.草屋.

第4篇：少子化趋势范文

关键词：少子老龄化；财政；养老保险

中图分类号：F124；C92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5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133-02

“少子化”一词来源于日语，即由于婴儿出生率的降低而导致的人口数量减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少子化”在日本社会中俨然成为一种常态化趋势，与“老龄化”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困扰日本社会的两大难题。少子老龄化同时还被认为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重要推手，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我国少子老龄化的现状

从少子老龄化的形成原因看，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下降是问题形成的关键。根据人口统计学的标准，在一个社会中0-14岁的儿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5%-18%，即属于“严重少子化”，如果该比例小于15%，这个社会就被称作“超少子化”社会。根据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达到了历史性的13.4亿。其中0-14岁的儿童人口数只占到人口总数的16.6%，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更是下降到了16.5%，我国开始进入到“严重少子化”阶段。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0%和7%，标志着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2000年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而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二、少子老龄化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一）劳动力短缺可能对各产业造成负面影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同时流动人口继续增加。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进一步加快，农村人口和农村就业人口减少的趋势将愈加明显。当然，在有条件的地区土地集约化经营等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供给的不足，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农村人口结构比例失调的局面。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GDP一直保持着较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在这一阶段处在“人口红利”阶段，平均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这样就保证了经济快速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但根据联合国预测，2013年将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适龄劳动人口增长率将逐渐下降，直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会引起工资的上涨，造成产品成本的增加，尤其对广大利润空间本已狭小的外向型企业而言无疑更是雪上加霜。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东南沿海地区一波又一波的外贸企业倒闭潮证明，劳动力成本的大幅提升已经降低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二）公共财政支出增长与国民负担加重

随着我国少子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支付能力必将面临严峻考验。据人口学专家预测，如果政府不对我国当前少子老龄化的局面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干预，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受前几次人口高峰的影响，处于退休或临近退休年龄段的人口将快速增长，同时劳动人口将会减半，到了那个时候，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支付仅靠现行的渠道来源是无法保障的。在国家对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不进行大幅调整的前提下，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必将形成较大缺口，从而有可能导致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支付危机的出现。另外，一组数据也印证了养老金正在日益加剧的支付压力。据中国银行的一份关于养老金的统计报告指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总额从1989年的118.8亿元，猛增至2010年的9429亿元。另有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养老金赤字在2007年到2012年的5年中以约2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攀升，而在未来的20年里，我国的养老金赤字更是可能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

由于养老保险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政府无论如何都必将从财政上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但是这种入不敷出的模式如果出现常态化，将会成为显性的财政负担。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由于财政支出和税费收入的密切联系，公共财政支出上的赤字无疑又会引起税收的增加和社会保险费的提高，使国民尤其是劳动适龄人口的国民负担率与国民收入之比大幅度提高。如果上述问题不解决，非但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本身不可持续，也无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三）国家发展活力可能面临的挑战

国家发展活力是针对某一国家的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创新能力而言的，本文旨在从社会就业和企业创新的角度来阐述少子老龄化对国家发展活力可能产生的影响。由于在老年人口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具有较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他们在退休后再次加入到劳动大军中，直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增加，同时，也减少了劳动力市场对新就业劳动者的岗位供应。在劳动力市场中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大的情况下，社会在整体上接受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将受到影响，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科技前进的步伐。

众所周知，消费是支撑企业生产、创新的主要动力源泉。反之，如果消费不足则必将制约企业进行再投资。在我国少子老龄化的进程中，由于老年人口的相对保守消费观念，可能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影响到储蓄和投资，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我们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企业能够围绕老年人的需求特点做文章，开发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无疑亦将拉动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一定的缓慢拉动作用。

三、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建议

（一）逐步放开“二胎政策”

1978年，“计划生育”被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延续至今，很多城市的家庭结构都出现了“421”模式，即四位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针对生育二胎的政策，以往许多省市都有“再生育必须间隔四年”的规定。2009年，已经有广东、江西、陕西、湖北四个省市做出取消决定，这意味着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可以自主决定生二胎的时间。本文建议政府应积极引导孕龄夫妇，提倡生两个，严格控制生三个甚至更多，二胎政策应该按照地域差别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在未来五年内逐步放开，政府同时还要对城乡的政策一致性进行统筹和管理。

第5篇：少子化趋势范文

【关键词】人口调控 虹吸效应 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首都人口发展的关键特点

第一，“人口流动滞涨”问题凸显，常住人口增速位列全国超大城市第一。首都人口调控根源于“人口流动滞胀”这一特殊的人口现象，主要有两大表现：一是“滞”，即户籍人口流出几乎停滞，流动人口“不流动”。2013年全市户籍人口总数为1316.3万，而将户籍迁往市外的人口仅为8.9万，其中以大中专毕业生分配迁出及复员转业迁出为主。此外，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数据还显示，29.8%的在京流动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五年以上，长期滞留北京；二是“胀”，即人口流入提速，导致人口规模急剧膨胀。2000至2013年北京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流动人口三者年均增速分别达到3.43%、1.34%和9.19%，在上海、天津、深圳、重庆等全国其他超大城市中，增速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二；全市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0.91%上升至2014年的1.58%。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人口膨胀是以周边地区人口长期净流出为代价，极大地阻碍了未来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

第二，经济聚集明显高于人口聚集，城市开发强度过大是重要原因。通过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区域经济―人口分布协调度”指标的分析，结果发现：在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芬兰、荷兰、加拿大、美国、葡萄牙、日本、瑞典、西班牙、西德、希腊、意大利、英国16个发达国家的323个一级行政区中，其经济聚集和人口聚集显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即在这323个样本中，省一级行政单位所创造的GDP占全国GDP的比例与该省所吸纳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之比，均值接近于1。然而，北京“区域经济―人口分布的协调度”指标1952年为1.48，1978年达到3.44，2014年为2.09。可见，未来北京调控人口的重要抓手之一即是控制城市开发强度。

第三，户籍人户分离人口“向心化”流动，中心城区劳动参与率低。一是，户籍人口加速流向中心城。人户分离人口在中心城所占的比例由2000年的41.94%增加到2010年的64.06%；二是，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心城聚集程度严重。2010年全市62.5%的非经济活动人口集中在中心城，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仅为52.42%和59.80%，低于城市发展新区（63.01%）和生态涵养区（61.21%），其中，东城区劳动参与率仅为46.34%，明显低于其他区县；三是，职住分离问题加剧。目前，居住人口加速向东北、西南部的城市发展新区转移，但就业地点依然聚集中心城区，通勤压力增大。

第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内部就业结构有待优化。从就业结构来看，北京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由1978年的31.6%上升到2013年的76.7%，但第三产业内部的就业结构仍与东京等特大城市存在明显差距。主要表现在：第一，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比例过高。2010年全市批发零售业就业人员仍占主导地位，比重达28.1%，相当于东京十年前2001年的水平，而东京2012年该比重仅占19.5%；第二，北京的信息通信业（5.7%）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3.7%）的发展远低于东京，甚至低于东京十年前2001年的相应水平（分别是8.7%和6.6%）。

第五，“超少子化”和户籍人口“深度老龄化”问题并存。全市0-14岁常住少儿人口所占比例由1953年的30.1%急降至2013年的9.5%，远低于国际上公认的“超少子化”标准（15%），甚至低于超低生育率的东京市（2010年11.4%）。另一方面，2013年，北京户籍人口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4.9%，已高于国际上公认的“深度老龄化社会”标准（14%）。与此同时，北京常住人口家庭户均规模骤降，由1982年平均3.8人/户降至2010年2.5人/户，少子老龄化、家庭核心化导致的养老问题将逐渐由隐性转为显性。 未来首都人口发展的趋势研判

首先，人口“虹吸效应”短期内难以遏制。目前，北京正在面临着全国城市化加速、人均GDP提升的客观形势，且表现出本市社会公共服务资源扩张的内在特征。因此，如果本市保持年均7.7%的GDP增速，“十三五”期间劳动力需求预计每年将在1300-1400万左右，北京对周边地区，甚至全国的人口“虹吸效应”短期内难以改变。从人口调控的角度看，缓解未来本市人口压力的主体思路有二：一是功能转移和业态升级，带动非城市功能性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的转移；二是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调控劳动密集型人口的就业空间。

其次，“十三五”时期末劳动力供给或将现拐点。未来，本市户籍人口的“超少子化”和“深度老龄化”将深刻影响未来本市本地劳动力的补给规模，同时，少子老龄化、家庭核心化导致的养老问题，又会对生活类服务业的流动人口产生巨大的刚性需求。然而，从统计数据上看，未来支撑北京流动人口供给的五个大省――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其15-64岁劳动年龄段人口会在2020年以后呈现减少的态势，届时五省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合计将缩小400万人左右，或对北京劳动力资源的补给产生一定影响。

再次，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发展大势不可回避。人口调控与人口服务管理始终是一对难以割裂的复杂问题，在“十三五”期间这一点将表现得更为突出。以义务教育为例，据预测，“十三五”期间，在本市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需求将呈增长态势的同时，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需求也将远超“十二五”期间的水平，特别是在“十三五”末期，流动人口初中阶段就学人数可能比2013年增加80%-90%左右。因此，如何有效满足本市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体现城市包容，是首都在人口调控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融合难题。

最后，境外人口增长的趋势不容忽视。北京做大做强“国际交往中心”和“文化中心”，必然会提升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因此，衡量城市国际化程度的两大指标――境外人口规模和入境旅游人口规模的增加将成定势。从城市对比来看，在京境外人口仍存增长空间。此外，境外旅游人口的“大进大出”，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第6篇：少子化趋势范文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4.02.0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同时也给城市人口再生产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因此，研究概括转型期城市人口风险的主要表现，对探讨、梳理、防范和化解城市人口风险的对策与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人口风险与主要特征

（一）城市人口风险的基本涵义

城市人口风险是与农村人口风险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涵义是指城市人口在再生产过程中面临或遭遇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就是城市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分布、人口迁移或人口健康等面临或遭遇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确定性。这里的城市是指大城市、中小城市，不包括县城和小城镇。城市人口风险是由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等要素组成。

（二）城市人口风险的主要特征

一是损害性。不管是无子化风险、失独化风险、先衰化风险，还是贫困化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城市病风险，都可能使其遭遇一定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具有损害性。

二是不确定性。按照当前条件分析，10年或者20年后城市人口发展的好或坏、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获利或损失等情况，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变数太大，难以确定或者保证，具有不确定性。

三是可变性。城市人口发展的好或坏、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获利或损失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具有可变性。

四是社会性。人是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生存，人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千丝万缕关系，反之，社会发展也需要人，离不开人。个人的、家庭的风险必然累及社会其他人员，因而具有社会性。

（三）城市人口风险的划分与分类

根据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人口风险包括城市人口风险与农村人口风险两大类。进一步而言，城市人口风险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直接风险与间接风险。直接风险就是基于城市人口再生产过程中自身原因造成的风险。例如少子化风险、无子化风险、出生型残疾化风险、贫困化风险、老龄化风险等，就属于直接风险。间接风险就是内部风险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或者外部风险对城市人口再生产的影响。例如，外力型残疾化风险、污染致病化风险、人口被城镇化风险等，就属于间接风险。

二是经济风险与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就是适龄劳动力减少或严重不足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和损失。例如贫困化风险、经济衰退风险、创新活力不足风险等，就属于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就是城市人口比例失衡而对城市教育、医疗、卫生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损失。例如单极化风险、老龄化风险、社会失稳风险等，就属于社会风险。

三是结构风险与规模风险。结构风险就是城市老中轻比例失调或男女比例不合理而产生的风险。例如老中轻比例失调、男女比例失调、区域人口不协调等，就可能出现结构风险。规模风险就是城市某一地区或某一阶段人口数量过多过密或过少过稀而产生的风险。例如某一个大城市承载人口极限为3000万人，超过3000万人，就可能出现规模风险。

二、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人口风险与主要表现

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城市人口再生产主要面临或遭遇7大风险。

（一）少子化风险

少子化风险就是城市家庭人口越来越少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根据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凡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原则上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经过30多年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减缓趋势明显，三口之家成为城市家庭主流。另一种情况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规律使得一个家庭一般只要一个孩子。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加速和生活节奏过快，一部分家庭无力或不愿意，导致具备生育条件的家庭也不愿意多生育孩子。再一种情况是单身独身者增多。大城市单身独身比中小城市严重，北上广单身独身最为严重。

据有关部门统计，201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6.60%，比2000年下降了6.29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约为1.18%，由此步入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国家行列。[1]

（二）无子化风险

无子化风险就是一个家庭只有夫妻二人没有子女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丁克家庭。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活成本的进一步提高，为数不少的夫妇都选择了不要孩子的无子模式家庭，被称为丁克家庭。另一种情况是不孕不育家庭。或者是错过生育年龄而不能生育，或者是一方患有不孕不育症，使得家庭无子女。部分大都市晚婚成明显趋势，生育率下降，形成无子化不良态势。再一种情况是失子化家庭。由于疾病、车祸、自然灾害等导致子女死亡，导致部分失去子女的家庭成为无子化家庭。

（三）劳动力短缺化风险

劳动力短缺化风险就是年轻的、新生的劳动力减少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红利消失风险。政策性少子化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年轻人越来越少而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与老年人占比倒挂，持续30年的人口红利逐渐褪色乃至消失。另一种情况是企业创新活力减弱。年轻劳动力逐渐减少而中老年劳动力逐渐增多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由此必然降低企业创新发展的生机或活力。再一种情况是企业用工荒严重。近年来新生劳动力逐渐减少导致沿海发达地区，包括部分中部地区企业招工难、用工难，引起用工荒的短缺状态。

根据专家统计，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人口红利接近临界点，2012年一年，15～59岁的人口减少了345万。[2]

（四）单极化风险

单极化风险就是为数不少的流动迁徙人员偏好北上广等大城市而不爱中小城市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流动偏好于北上广，人口膨胀，导致大城市病。不管是大中专毕业生，还是外出务工经商，人们大都喜欢到北京、上海、广州去就业、去打工、去经商。另一种情况是人口流动偏好于省会城市，不喜欢中小城市，导致城市病。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超过一半是8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20岁前已经外出流动的占75%，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3]

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全国范围内人口减少趋势明显，但同时人口向北上广集中的现象也在持续。大都市企业多、人口集中固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一旦遭受灾难，其风险也会十分严重。

（五）人口承载极限风险

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就是超过某一个城市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所能够容纳的人口最大值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城市内循环式人口快速膨胀所致。城市人口再生产发展太快、失去控制或任其发展，导致人口快速膨胀，形成内因式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另一种情况是城市内外循环使外来流动人口快速膨胀所致。城市自身人口再生产与外来流动人口共同作用，导致人口快速膨胀，形成外因式人口承载极限风险。

据有关部门测算，上海市人口承载极限值为3000万人口。也就是说，在2040年至2050年期间，上海市常住人口应控制在2800万至3000万之内，与目前人口水平相比，约增加400万至600万，超过3000万极限值就会出现风险。[4]

（六）城市贫困化风险

城市贫困化风险就是部分城市居民源于无子化、失能化、收入偏低或失业致贫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四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少子化、无子化、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引起贫困。另一种情况是低收入阶层因上学贵、看病贵、生活贵引起贫困。城市低收入阶层因为收入增长困难、上学贵、看病贵、生活贵引起贫困。再一种情况是就业难和失业引起贫困。一部分城市居民因为文化水平低、没有教育学历，就业难，或者有机会就业了但很快又失业了，由此引起间断性贫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失地农民被城镇化。虽然被转为城镇户口，但没有工作，也不会从事企业的技术工作，虽然补偿了一大笔征地费，但不会使用，更不会投资，乃至不经意中被花光用尽，沦为贫困之人。

据专家统计，目前中国城市低保对象约 2300万，加上流动人口，贫困人口超过3000万，每年新增城市贫困人口不少于80万。[5]

（七）人口老龄化风险

人口老龄化风险就是老龄化提前到来或老年人过多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的风险。截至2008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15 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全面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另一种情况是未富先衰、未富先老的风险。中国的人均GDP不高，尚处于不发达国家行列，然而，老龄化却急速而来，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再一种情况是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空巢化的风险。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近2亿老年人口中约半数子女不在身边，精神慰藉的缺乏威胁着空巢老人。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了1.94亿，占全国总人口14.3%。到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有可能突破2个亿，2025年将突破3个亿。[7]

三、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生育国策与风险应对

（一）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提高城市人口风险意识，树立科学的城市人口安全观

一是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树立与时俱进的生育政策观。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是基本原则，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人口过多、过快时，可以实现计划性、限制性生育政策，当人口偏少、偏慢时，则可以实现鼓励性、非计划性生育政策。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适时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局部性、结构性微调。

二是要正确认识城市人口风险，切实提高城市人口风险意识。一方面，城市人口风险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具有损害性、不确定性、可变性与社会性等特征。要正视城市人口风险的不确定性，绝不能轻视城市人口风险的严重危害性。在一定条件下，城市人口风险可控可防，并非深不可测或者无能为力。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城乡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大大减缓了城市人口压力与风险，但城市人口系统整体上并不稳定，增长势头还较为强劲，潜在的、不确定性城市人口风险依然存在。

（二）创新生育政策观念，引领生育潮流，有效增加城市人口总量

一是适时调整一胎生育政策，有计划地放开二胎政策，化解少子化风险。要大胆放开一胎与二胎间隔时间限制，加快人口生育速度；要有计划地放开二胎政策，缓解处于生育率警戒线的低生育率困境；对人口密度过稀的城市，可以试点一对夫妇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要转变一胎化的习惯思维，倡导至少生育二胎化新观念；要鼓励适龄夫妇及时结婚生子，不鼓励不提倡过度的晚婚晚育。

二是倡导生育光荣，强化生育责任感，化解丁克家庭化和单身化风险。大力宣传生育光荣，强调养儿防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培养生育的积极性；强化繁衍子孙人人有责的基本理念，增强养儿育女的责任感；不鼓励不提倡丁克家庭化，积极引导丁克夫妇生育或收养子女；不鼓励不提倡单身化，积极引导单身再婚组建新家庭，生育或收养子女。

三是放宽收养、领养政策门槛，鼓励无子化家庭收养、领养子女，化解无子化风险。对于三口之家的少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再收养、领养一个子女；对不育性无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收养、领养一个或两个子女；对失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收养、领养一个或两个子女；对收养、领养子女的家庭，国家实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制度。

（三）加大城乡人口调控政策力度，有序引导人口流向，化解城市人口规模化风险

一是加大城乡人口调控政策力度，严格控制大都市人口规模，化解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对北上广等大都市人口规模进行严格的刚性宏观调控，制定限制性人口规模，化解城市人口规模风险；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文化水平、工资收入、生活成本、专业技术、招工就业等因素，对人口规模进行必选条件式调控。对省会级大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宽松的柔性宏观调控，制定阶段性人口规模，化解城市人口规模风险；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文化水平、工资收入、生活成本、专业技术、招工就业等因素，对人口规模进行选择条件式调控。

二是有序引导人口流向，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流动的态势，化解城市人口单极化风险。北上广等大都市要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高精尖技术产业与金融中心，有条件地招引国内外的一流知识技术精英，实行有计划的人口流动管理模式。省会级大城市要重点发展中低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与总部基地，广泛招引省内外的各类知识技术精英，形成人口有序流动的良好态势。中小城市要放开进城门槛，拓宽人口流动渠道，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中小城市落户就业，允许进城务工经商农民落户城区，有效吸纳各类流动人口，逐步增大中小城市人口规模。

（四）加大扶贫力度与覆盖面，多渠道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化解城市贫困化风险

一是加大扶贫力度与覆盖面，减缓或降低贫困化风险。要进一步加大对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的扶危济困力度。扶贫政策既要覆盖到少子化、无子化、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也要覆盖到低收入家庭、失业家庭、失地被城镇化农民家庭。有条件的城市要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扶贫力度，让贫困人口真正脱贫，分享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成果。

二是多渠道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减缓或降低贫困化风险。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要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要因地制宜，不断拓宽贫困居民就业、创业、投资、社保、帮扶等多元化增收渠道。对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人员，尽可能地就近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增加家庭收入。要尽可能地增加适合低收入阶层的就业岗位，增加其工资收入。对失地被城镇化农民，征地单位要尽可能地因人而宜安排其就业，也可以留出一定的土地让农民从事商业开发，增加工资性、经营性收入。要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五）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步伐，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化解城市老龄化风险

一是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步伐，化解机构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龄化风险。要建立健全市、区（县）、乡镇街道、社区与居委会四级养老服务机构，主导引领养老服务工作。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公办养老机构，积极发展民办养老机构，建立公办、民办并存与公平竞争的养老服务机构体系。要加快养老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步伐，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确保养老服务机构有序运转。积极试行养老服务机构责任保险，鼓励引导各养老服务机构积极参保，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

二是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化解产业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龄化风险。要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基本形成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模适度、运营良好、服务优良、监管到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各类服务主体营造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社会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要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基础上，锐意改革创新，发挥市场活力，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要求积极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新模式，促进养老服务与医疗、家政、教育、健身、旅游等领域互动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杨琳.中国步入“少子化”时代 专家称应正视人口风险[J].《望》新闻周刊，2012（2012-07-25）.

[2]杨琼.专家呼吁通过户籍制度等改革维持中国人口红利[EB/OL].国际在线，2013-09-25.http：///42071/2013/09/25/6071s4265630.htm.

[3]李莹.国家卫计委：七成新生代流动人口希望落户大城市[EB/OL].新华网，2013-09-10.http：///politics/2013-09/10/c_117312622.htm.

[4]徐瑞哲.专家称上海最多承载3000万人口[N].日报，2013-09-22.

[5]王东.应警惕城市人口膨胀和贫困化所致风险[N]. 学习时报，2012-03-12.

第7篇：少子化趋势范文

V: 我们的设计总监领导的设计团队都是母亲，她们都有自己的孩子，因此她们在设计童装时的眼光与一般的年轻设计师是不一样的。孩子的身材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不能同比例地扩大或者缩小。每个年龄段不同孩子的身材特点都会影响最后的打板效果。我们每周坚持邀请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到工作室里来试衣，以保证最终的剪裁同一个款式不同年龄段的尺寸都是最精准的。对于消费者来讲，10岁是一个分界线。在10岁之前，消费者在消费中并未起到主导作用，到了10岁之后，他们就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们通过丰富宽泛的产品线，为消费者提供非常庞大的选择范围。

C: 您认为童装品牌应该更倾向于坚守店铺还是积极拓展网络销售？店铺对童装品牌的价值在哪里？

V: 首先，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实体店网络的话，品牌在网上想要取得电子商务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先做好主业。非超级奢侈品集团一线的童装品牌不会花很多预算在宣传上，因此店铺就变得至关重要。相对于其他奢侈品牌花几百万、几千万在硬广告里，我们更多的将预算集中于店铺中的客户体验。例如橱窗就是跟消费者交流，表达理念的一个很好的渠道。

C: 即使是金融危机时期，Hermes、Dior、Burberry、Gucci等奢侈品牌也没有停止开设童装店铺的步伐，近来一些运动品牌也开始推出了自己的童装系列。您认为这背后是否透露出一种趋势？

V: 我并不认为这些品牌的加入会带来怎样革命性的改变。我们常说奢侈品市场是有其规律性的。肯定是从女装产品开始做起，然后发展到男装，童装是第三步。现在童装的奢侈品市场是有愈加兴旺蓬勃之势，其实是反映了奢侈品市场的成熟度日益提高。

这个市场仍然是潜力无穷。因为相对于女士用品以及男士用品来讲，童装奢侈品市场的成熟度还是有限的。

第8篇：少子化趋势范文

【关键词】日本；老龄化；护理保险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09-01

一、日本护理保险制度建立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一）背景

1.老龄化少子化日趋明显

战后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加大。196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7%，1970年则超过7%，达到老龄化的国际标准。2000年此比例竟已达到17.3%。而1960年日本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者的比重为8.2%，1990年则上升至20.6%，2000年此比例为28.6%。农村老龄化速度相当惊人。

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老年人护理在数量上不断增多。并且在医疗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的寿命普遍增长，护理长期化的趋势也相当明显。与此同时，日本生育率的下降，少子化更是使形势不容乐观。

2.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二战以前，日本农村养老主要以家庭赡养为主。战后，随着1945年新宪法的出台，奠定了以核家庭为核心的现代家庭关系的基础。自此，日本家庭向核家庭方向发展，子女与父母的同居比例下降，围绕老年人的护理问题引发的矛盾逐渐增多。虽然农村子女与父母的同居比例高于城市，但是随着农村的城市化和农民的兼业化，农村家庭中同样也存在着传统大家庭明显减少，老年人夫妇家庭和单身家庭等核家庭增加的趋势。从而家庭养老的功能弱化。

3.护理主体发生变化

据厚生省的相关统计，老年人在家庭中接受家庭成员看护和护理时，具体看护者90%以上是女性。战后随着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妇女的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就业机会逐渐增多，妇女的平等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其社会地位也不断上升，致使传统的以家庭赡养为主的农村养老越来越困难。

（二）日本护理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1.保险对象

护理保险的对象分为：一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即为该制度的第一号被保险对象；二为40-64岁之间加入了某一种医疗保险的现役劳动者，即为该制度的第二号被保险对象。对以上符合条件的人实行强制加入。

2.保险实施主体

护理保险制度的保险者是市町村。市町村负责保险费的制定、征收、营运、管理和利用，也负责本辖区护理需求的调查、制定护理计划、落实服务业务提供者等。以上工作是在国家和各都道府县的指导下，市町村具体负责实施执行。

3.保险给付内容

对因身体或精神上出现障碍，沐浴、排泄、饮食等日常生活基本活动完全或部分需要护理，并且这种状态持续时间达六个月以上的被保险人及可能进入护理状态的被保险人提供以下两种保险给付。一是“居家服务”，二是“设施服务”。护理费用由个人负担10%，但对个人负担金额设立上限，超过部分由保险中的高额服务费来支付。对于进入护理设施中的被保险人，按标准收取生活费。

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面临的挑战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2010年农村总人口为662805323人，60岁及以上人口为99303297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4.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66672932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0.06%。随着农村高龄老人的不断增多，需要护理的老人数量也随之增多，然而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农村生育率不断下降。2010年我国农村生育率仅为1.43755。在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农村的低生育率和老年人数量的不断增多，使老年人的护理问题前景不容乐观。

因此，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农村护理保险制度显得尤为必要。

三、日本护理保险制度对我国农村的启示

日本护理保险制度建立的背景与我国当前农村面临的挑战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它是日本社会保障制度转型的特色，虽然其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仍然有许多借鉴之处，关于建立我国农村护理保险制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国家应加大对农村五保户制度的财政拨款，促进完善养老院的设施建设，加大投入力度，促进增加有经验的服务人员，从而扩大养老院的容量和后备力量。在农村现有的五保户制度基础上，培养一部分专业的有经验的护理人员用于专门上门居家护理和教授可自理老人的农村家庭成员必备的护理知识，减轻机构养老的负担。

第二，结合当前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各定点医院的医疗人员队伍和专业化水平，定期分批次向养老院派送专业医疗人员进行轮换，这样则可充分保证养老院的医疗资源充足。

第9篇：少子化趋势范文

关键词：成都市；人口预测；发展趋势；分析

DOI：10.16640/ki.37-1222/t.2016.23.246

0 引言

2016年1月1日全国各省市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生育政策的调整必将对成都市未来的人口数量、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从而对劳动力供给、老龄化速度、甚至妇幼保健、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等都会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在对成都市人口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5年1%抽样调查数据，预测未来十五年成都市的人口发展趋势，通过此研究，准确把握成都人口数量、结构变化趋势及特点，对研究制定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对研判全省人口形势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成都市人口现状

根据成都市历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成都市的常住人口不断增加。2000年为1124万人，2005年增加至1221万人，2010年增加为1405万人，2015年进一步增加至1443万人。不难发现，2005―2010年是成都市人口增加最快的五年，平均每年增加36.8万人；2010―2015年的增速有所放缓，五年一共才增加38万人。2015年，成都市城镇化率到达71.5%，处于较高的城镇化水平。

2 人口预测方法及参数设置

人口预测的方法有很多，如：人口增长率法、logistic模型、指数法、灰色系统法等，但是很多的预测方法都只能获得数量，具体结构却很难。为此，本文选用内森・凯菲茨模型，即人口矩阵预测方程式来预测，该方法能较为准确的预测各个年龄组的人口变化。以2015年成都市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数据，采用国际人口预测软件padis-int对成都市的常住人口进行预测。由于资料所限，加之相应的调查数据较少，本次预测没考虑人口迁移因素。其他参数设置如下：

（1）总和生育率。2015年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成都市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86，比2010年的0.80略有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受到2014年初开始执行的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本文参考了以往相关研究[1-3]，并考虑到全面二孩可能有三年的累计堆积期，最终将未来十五年的总和生育率设定为：2016年为1.1，2017年为1.05，2018年为1，2019―2030年均为0.95，这是方案一。另外，本文增加方案二进行对比分析，保持2016年以前的单独二孩政策，即假定保持以后每年的总和生育率均为0.86。方案一和方案二的其他参数一致。

（2）死亡率。在成熟的生命表技术基础上确定本次预测的死亡水平和模式。根据成都市及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普查的年龄别死亡数据，编制成都市人口完全生命表，在此基础上构建模型生命表。对三张生命表的存活率进行Brass～Logist变换，求出相应的α和β，得到成都市人口死亡模式的“标准生命表”。

（3）平均预期寿命。根据2015年成都市人口普查资料数据编制的生命表，显示男性预期寿命为76.1岁，女性预期寿命为81.3岁。结合联合国预期寿命的步长经验值及成都市以往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情况，假定2015―2030年，每年成都市的男性和女性人均预期寿命均以每年0.2岁的标准延迟。

（4）出生人口性别比。从近年来成都市出生人口性别比来看，已经基本回归102-107的正常值范围，因此，本文假定未来十五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为105的正常值。

3 成都市未来十五年人口发展趋势

（1）人口总量。通过预测发现，方案一下，2016年成都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447.9万人，2017年达到1450.5万人，2018年进一步到达1452.0万人，2019年到达成都市的人口峰值1452.4万人。之后，人口数不断减少，2030年将减少至1420.3万人。总体而言，未来十五年，在不考虑人口迁移流动的情况下，成都市的人口总量基本保持在1400多万。如果保持单独二孩政策的话，成都市的人口在2017年到达峰值1445.6万人，之后逐渐减少，2030年减少至1404.2万人。可见，相比之前的单独二孩政策，在全面二孩政策下，2030年的总人口会增加十几万。

（2）出生人口。方案一下，受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2016年成都市出生人口将增加为13.0万人，比2015年多出生3万人左右，2017年出生人口为12.2万人，2018年11.3万人，之后不断下降，2030年出生人口数减少为7.2万人。方案二下，即保持之前的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成都市的出生人口数为10.2万人，之后逐年减少，2030年减少至6.6万人。可见，与之前的单独二孩政策相比，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出生人口数在2016-2018年堆积期后，每年多出生几千人，且多出生人数逐年减少，2030年只多出生0.7万人。

（3）人口年龄结构。方案一下，成都市未来十五年的人口年龄结构总体表现为：少儿比重先保持稳定，在2020年后逐渐下降；成年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从具体数据来看，2016年，成都市的少儿比重为11.8%，2017―2019年均为11.9%，2020年又下降至11.8%，之后不断下降，2030年，仅为9.8%。2016年成年人口比重为75.0%，2020年下降至71.9%，2025年下降至71.5%，2030年进一步下降至67.5%，可见2025年后成年人口比重下降速度明显。2016年老年人口比重为13.3%，2020年上升至16.3%，2025年上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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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030年进一步上升至22.8%。可见，2025年后，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也反映了全面二孩政策后，成都市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如果不执行全面二孩，即方案二下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2016年少儿比重要低0.2个百分点，2020年要低0.5个百分点，2030年要低1.1个百分点，2030年老龄化也要更加严峻，老年人口比重达到23%，比全面二孩情况下高0.2个百分点。

4 结论

文章基于2015年成都市1%抽样调查数据，结合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两种方案预测了成都市未来十五年的人口走势，比较结果发现，全面二孩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利于人口的增加，均衡人口年龄结构，但是人口负增长、少子化、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如何解决成都市未来人口问题，需要在人口政策进一步适度放宽的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同时，在城镇化进一步提升的过程中，要考虑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综合问题，让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真正留住，实现市民化。

参考文献：

[1]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02）：3-17.

[2]乔晓春.实施“普遍二孩”政策后生育水平会达到多高？――兼与翟振武教授商榷[J].人口与发展，2014（06）：2-15.

[3]翟振武，李龙，陈佳鞠.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目标人群及新增出生人口估计[J].人口研究，2016（04）：3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