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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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流动的概念范文

怎样在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阅读自学能力?

一、把时间还给学生

在地理教学中,教师要把时间还给学生,因为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而教师的教,最终要通过学生转化和吸收,变成自己的,学生才会灵活地应用。学生像温室的花儿,园丁浇水、施肥是必要的,其目的是让自己主动地吸取。满堂灌,就像给花儿一味地浇水、施肥,容易使泥土板结,花儿吸收功能就低下。

二、阅读课文方法

把时间还给学生后,老师应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课堂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教学任务,鼓励学生阅读课文、阅读文字。我采取三种方式:咀嚼式阅读、探究式阅读和发现式阅读。

1.咀嚼式阅读

地理学中的概念、规律和原理,我让学生采取咀嚼式阅读。在阅读时,把概念、规律和原理分为几层,对每一层,使学生反复思考该层的含义,然后综合,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规律和原理。针对难以理解的内容,我也是分几层进行细细的讲解,然后综合出一个完整的概念、原理和规律,因为每个概念、规律和原理都是几代地理专家精心归纳、综合出来的,所以应让学生细心地品味、思考其中的含义。

例如,在学习《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时,出现了两个概念: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我让学生采取咀嚼式阅读,人口迁移的概念分成几层含义,每一层含义是什么,给学生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反复品味。在提问时,学生基本上能回答分为三层:其一是人口在地区之间迁入或迁出,其二是发生居住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改变,其三是落脚在人口移动。我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回答每层的含义,而学生基本上都能回答第一层人口在地区间的移动,第二层一些学生也能回答出:居住地的改变并且是长期的或永久的。而居住地的改变是什么含义,又通过什么来体现,大部分学生茫然。这时,我再让学生阅读人口流动的概念,并提示学生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人口流动通常指因工作、学习、旅游、探亲等原因临时或短期离开原居住地外出活动而变更户籍的人口移动现象。我就提示:除了人口移动的时间的差别外,还有什么差别,学生明白,人口流动的概念中没有居住地改变,没有户籍的变更,这就明白了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户籍的变更。通过这种咀嚼式的阅读,学生既明白人口迁移的概念,又明白人口流动的概念。学生感悟了概念,在以后各种练习中,就能灵活应用。

2.探究式阅读

在阅读课文时,教师不仅应使学生掌握课本所给定的知识,而且应让学生通过发散思维,联想其他的相关的知识。例如在学习《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时,有水稻种植业地域类型,我不仅要求学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如水稻种植业的分布,水稻种植业的影响因素,水稻种植业的特点,而且要求学生通过发散思维,知道水稻种植业产生的影响和如何提高水稻种植业单位面积的产量。

3.发现式阅读

所谓发现式阅读,就是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寻找相应的知识点。只要细心地阅读,并在老师的提示下,相应的知识点是比较容易找到的。例如《城市发展与城市化》中城市化的特点,课本用黑体字表述出来,它的特点:(1)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2)大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大城市带出现;(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差距加大。

三、地图的阅读

在地理课上,教师不仅应要求学生对课本中文字进行阅读,而且应要求对地理学的第二语言――地图进行阅读。在高中阶段,我们常见的地图有专题地图和普通地图,应以具体实例来加以说明,以指导学生阅读。

图1

参照图1,让学生读图,教师指导:首先明确纵坐标和横坐标,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有两个,左纵轴表示气温的大小,右纵轴表示降水量的多少。图中有两个随时间变化量:一个是气温变化曲线,另一个是降水柱状图,气温变化量对应值在左纵轴找,每月的降水量对应值在右纵轴找。气温变化曲线关注的是气温的最高值和最小值,并且知道它们出现的月份;降水量柱状图关注的是年降水量和季节的分配。然后,对应着气候特点,就可知道其实是什么气候类型。

图2

第2篇：人口流动的概念范文

近年来，笔者在浙江、广东、江苏、上海等地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发现城乡结构确实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尤其在沿海发达地区，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问题尤为突出，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新的二元社会。

外地人大多不愿回乡

目前在许多地区，外来人口已经占有相当数量，甚至超过本地居民的人数，他们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外来人口中既有不断流动的流动人口，也有基本不流动的常住人口；既有外来的城市户籍人员，也有进城务工人员；他们既有地区间的流动,也有地区内的流动。比如，上海市现有户籍人口1300万，有登记的外来人口700万。浙江义乌市本地户籍人口只有70万，常住外来人口达到100多万。深圳市户籍人口只有200万，但是，其实际管辖人口至少有1400万。

所谓外地人和本地人区分，以当地户籍为准。外来人口的大量出现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但是，外来人口又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流动人口，因为，很多外来者已经长期在流入地居住和生活，甚至在此娶妻生子、安家落户了。并且，在流动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已经出现了代际更替，19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向往城市生活，更多的人不愿返回农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和学者们曾经乐观地估计，经过一段时间的外出就业，农民工们学到了技术、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知识和财富，很有可能返乡创业，带动家乡的发展，不少农民工输出地也积极想办法“筑巢引凤”。但是，事实并不十分乐观。笔者2005年在四川某县的实地调查中就发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曾经回流返乡的农民工，在家乡就业或创业一段时间以后，由于家乡环境不理想，大多数又重新外出就业。

对当地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极大挑战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虽然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上海人所说，他们的发展得益于老外和老乡，但是，大量外来人口也给当地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从理论上讲，政府应该为所有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因为所有的居民都是纳税人。但是，长期以来，各地政府的主要服务对象主要是自己的户籍人口，而且实行城乡户籍不同待遇。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下，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开始着手解决本地农民城镇化的问题，为本地进城的农民工和农转非的农民进行市民化的社会管理，提供市民化的公共服务。但是，对于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尽管有意要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却认为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所流出的地方，因此，对于外来人口仍然实行差别化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而且更多的是管理而不是服务。

即便如此，很多时候，地方政府对于外来人口的社会管理也不到位。一方面是对于外来人口的合法权益没有给予应有重视，疏于对他们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认为应是流出地政府的责任；二是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上级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机构和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等设置，是依据当地人口设置的，而且是十几年前的当地人口，并没有考虑到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及其现实的需要。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即使地方政府想为外来人口提供有效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也会因为机构、人员、经费等受限而力不从心。

外来人口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和工厂大量聚集，有各种地缘、业缘团体。虽然职业五花八门，但是在居住地上很容易形成村落化聚集，形成河南村、安徽村、湖南村等；在社会关系上，形成了各种老乡会等，在主流社会之外形成一个亚社会、亚文化。这些组织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有很大的社会隐患。两种群体、两种社会结构的并存，为黑帮团伙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提供了基础和土壤。外来人口犯罪已经成为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比较头痛的一个问题。

新的二元社会给统筹城乡发展提出新难题

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一起成为常住人口，成为当地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时，他们与本地人的根本区别仅仅在于其外地户籍身份，这就给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提出了新的难题：他们是属于其户籍所在地政府服务和管理，还是属于工作和居住地政府服务和管理？他们能够成为当地人口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还是要继续流动回到老家？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究竟是区域的概念，还是户籍身份的概念，抑或是两者兼顾？该做哪些积极有效的工作，以促进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问题的解决？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认真思考，并研究流动人口中的新现象；需要各级政府真正树立纳税人的观念，淡化和破除身份的概念，消除人为设置的身份隔离带；要自上而下地拿出真正解决问题的系统办法，而不是停留在诸如是叫“农民工”还是叫“新市民”这样的称呼上做文章。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这项改革一夕之间就能完成，还需循序渐进。（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人口倒挂带给 一位地方官员的困惑

我是深圳一名政府机关干部。也许因为是在深圳，我对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感触并不十分深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目前深圳基本上没有农村了，带给我们困扰最大的是外来的大量移民。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外地人口迁入深圳。这些迁移人口成为深圳建设的主力军，他们以社会财富创造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推动了特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区区不过20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深圳目前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400万，其中有户籍的人口只有200万。这一人口倒挂现象给深圳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带来了烦恼，对我们地方政府的考验也很大。

第3篇：人口流动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流动人口；管理；慈溪市；居住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城市化规模逐渐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截至2008年，我国城市数量已经达到655个，其中市区人口100万人以上的城市122个，占18．6％。与此同时，产生于旧体制下的阻碍生产力要素流动的三大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制度和户籍管理体制的瓦解，更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流动。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26138万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万人，增长81．03％。

慈溪市位于沿海发达省市，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各项经济指标位居全省和全国前列，连续8次入选全国百强县（市），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居全国百强县（市）第3位。全市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2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757．70亿元，人均GDP达到11255美元。伴随慈溪经济的飞速发展，其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和工资水平也吸引了周边省份乃至一些边远地区的打工者。如何加强对本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已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1慈溪市流动人口规模及基本状况

1．1流动人口概念的界定

流动人口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对于流动人口的概念，国内外学者给予了不同的定义。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流动人口的定义比较宽泛，不仅包括地理空间位置上的变化，还包括社会地位的变迁。而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广义的流动人口包括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不改变自身户籍状况，并且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另一个行政区域暂时寄居或临时外出的人口和改变户籍状况的长久性迁移人口和差旅过往人口。

本文研究的流动人口，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离开户口所在地在另一行政区域暂时居住的暂住人口。

1．2慈溪市流动人口的规模

2010年底，慈溪有外来人口93．8万人，总量超过宁波市的1／5，是宁波各县（市）区中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

1．3慈溪市流动人口的来源地和基本特征

从流出地来看，慈溪70％以上的外来人口来自周边的安徽、江西以及西南地区，其中安徽人在慈溪外来人口中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四川、贵州和江西。

从分布的产业看，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两者合计占外来就业人口的99．0％。其中，制造业吸纳了七成多的外来就业人口，位居第二的是建筑业，再次是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可见，外来人口构成了慈溪产业劳动力的主体，在本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外来流动人口对慈溪市人口社会发展的影响

2．1对全市总人口的影响

据慈溪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相关数据，“十一五”以来，慈溪市户籍人口从2005年末的101．54万人增加到2010年末的103．88万人，增长了2．3％。2010年，全市户籍人口的出生率6．28‰，比2009年降低0．35个千分点；全市户籍人口死亡率6．76‰，比2009年提高了0．30个千分点；全市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48‰。

“十一五”期间，慈溪市暂住人口数量以每年10万人的速度增长，目前登记在册的暂住人口达到了93．8万人，与全市本地户籍人口103．88万人的比例达到了1∶1．1，居全省各县市首位。

由此可见，在“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型人口再生产模式的慈溪市，外来流动人口占慈溪市总人口的比重逐渐加大，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的流入一方面给慈溪市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治安和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2．2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从前几年的数据来看，这些外来人口绝大多数处于青壮年时期，以15~44岁年龄段为主，其中育龄妇女34．72万人，占外来人口总数的41．7％，比2007年净增3．3万人，同比增幅为10．5％。这些外来流动人口充满活力，逐渐成为慈溪产业劳动力的主体，同时也减缓了慈溪市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2．3对人口计划生育的影响

在外来育龄妇女中，宁波市内流动的0．2万人，占总数的0．6％，省外流入的33．4万人，占总数的96．2％。外来人口的违法生育比例相对较高，2008年上半年全市外来人口生育1143人，其中非计划内出生的369人，占总出生人数的32．28％，违法出生率达1．06‰。这些都给慈溪市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

3进一步健全流动人口相关法规，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机制

3．1进一步完善居住证制度，加强对流动人员的登记管理

随着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暂住证在人口管理方面的作用逐渐转向于对流动人口的权利保护和相关服务。首先，慈溪市在居住证方面政策是比较先进的，早在2007年就制定了《慈溪市居住证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率先把暂住证改为更加人性化的居住证。其次，根据适用对象，把居住证分为临时居住证和居住证两大类。再次，根据新居民来慈溪工作时间长短、文化技能、劳动贡献等情况，实行分类登记管理，并建立分层次、可持续的激励体系和政策导向。特别针对专业技术人员制定了众多的优惠政策，利用政策吸引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

笔者在比较分析相关居住证政策之后，发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首先，要加强对16岁以下儿童的信息管理，根据公安部相关政策和《慈溪市居住证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对16岁以下儿童是不办理居住证的。这样就出现了政策空白，不仅降低了流动人口数量、文化程度信息的准确性，也不利于掌握当地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情况。其次，扩大居住证的功能和使用范围，居住证除了记录持有人基本情况、居住地变动情况等人口管理所需的信息，还可以记录社会保险缴纳、工作单位等相关信息，方便对持证者进行管理。最后，《慈溪市居住证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中对于居住证的申领、受理、发放、变更、注销、责任没有进行规定，应该尽快制定相关政策，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

3．2加强和流动人口流出地相关部门的合作，建立流动人口区域协作机制

人口流动仅仅靠流入地政府进行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在人口区域协作方面，慈溪市政府已经和多个省市进行了合作，例如2010年与宿州市共同签订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双向服务管理协议书》，建立两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双向管理长效机制。尽管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更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流动人口来源地政府合作，特别是安徽、江西等人口流动大省，建立统一的流动人口信息平台，实现两地协作和资源共享，实现人口信息联网，流入地与流出地信息互通。利用高科技手段把居住证升级为流动人口信息卡，把流动人口个体基本身份情况、婚育状况、户籍地、学历技能、就业情况、违法犯罪记录相关信息也录入流动人口信息平台。每到一地办理居住证时，把流动人口信息卡相关信息也及时转入流入地流动人口信息平台，建立流动人口居住证登记和注销退出机制，实现对流动人口跨省流动的管理。

3．3依托城市社区，乡村居委会等基层组织更好地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

作为直接跟流动人口群体打交道的基层机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做好基层工作，对于贯彻落实相关政策，加强社会服务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慈溪市在这方面也采取了很多创新举措。如和谐促进会制度，自2006年4月20日，坎墩街道五塘新村正式试点，成立了全市第一个和谐促进会以来，目前，慈溪全市336个外来人口在100人以上的村（社区）已全部建立了和谐促进会，共有会员2．7万人，在落实市委市政府计划生育政策，保障流动人口权益，增强对当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实现流动人口自我管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4篇：人口流动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区域动态人力资本；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义乌市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4-0088-02

引言

2012年，义乌市登记流动人口数为159.5万，远远超出常住人口。同时，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义乌市在中国最具竞争力百强县（县级市）排行榜排名位列14名。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增加、技术的进步，这其中又以人的因素为首，人的素质的提高才能推动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产出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从影响经济增长的源头因素来看，人力资本才是重要的因素，大量的流动人口对义乌市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一、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人力资本由舒尔茨（Schultz Theodore W，1960）首先提出，并经贝克尔（Becker Gary，1964）等人的补充和发展，形成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卢卡斯（Lucas，1988）和罗默（Romer，1986）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作为同物质资本一样的独立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运用微观的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力，从而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新贸易理论的代表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也受到产业集聚等因素的重要影响，生产要素通过流动产生空间上的集聚，会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1]。

国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经济正由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转变，加之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因此，国内学者更加关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侯亚非和王金营以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外生变量来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顾加宁对中国人力资本的集聚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 [3]；郭永昌分析了上海市闵行区外来人口的基本特征、集聚成因和空间集聚基本形式与演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城市外来人口的重构模式 [4]。

针对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本文提出的“区域动态人力资本”在本质意义上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的概念相同，它是指某一区域动态流动的、受过一定教育的、具有某种学历（教育水平）和技能特征的劳动力。在本文的研究中，以流动的务工经商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教育水平和技能称之为人力资本。需要说明的是，动态人力资本应包括人力的流入与流出两个方向，但义乌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流出的人力资本相对流入的比例较小，因此在本文中将忽略流出人力资本存量。

二、义乌市动态人力资本存量分析

动态的务工经商劳动力的数据来源于义乌市2012年的流动人口数据分析报告和境内13个镇街6 863份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情况汇总，得出义乌市流动人口的结构状况 [5]。

（一） 以年龄、性别、学历构成的人力资本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分析人力资本构成时，不仅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学历结构，还特别重视与学历结构相关联的年龄、性别构成特征 [6]。

将调查的年龄、性别、学历构成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从年龄特征看，年龄段以18—35岁为主，形成了劳动力聚集的峰尖，说明青壮年劳动力是流入义乌务工经商的主要群体。从学历构成看，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主要以初中为主，占84.69%，大专以上学历只占3.35%。因此可以认为，具有中学教育学历是进入义乌市形成劳动力供给的最低学历临界点。学历水平的普遍低下，也造成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压力的转移，对产业升级转型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以职业分布的人力资本

以学历为主要观察标准来衡量，义乌市动态人力资本结构属于低水平，主要从事生产制造、服务行业工作，占总岗位数的62.29%，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再生产工作或从事非（低）技术工作，属于低端职业领域的人群。这种岗位选择的特征表明，流入到义乌市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生产企业里，这与义乌市众多的中小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职业选择半径不大，并且集中。

（三）来源地和工作地观察下的人力资本

为了分析义乌市对流动的人力资本吸引状况，笔者对流入的人力资本的来源地和在义乌的工作区域做了分析，显示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义乌市主城区工作的人占绝大多数，占73.51%，乡镇的吸引力还不强。二是流动人口中来自省外的占89.41%，大多数来自江西、贵州、河南、安徽等地，这四省的流入人口占总数的57.93%，说明义乌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比较有限，带动的是更不发达的地区；而经济发达地区江苏、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员流入很少，说明义乌市很难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素质人才。这在义乌市建设综合贸易改革试点过程中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是非常不利的。

三、义乌市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各地区的发展经验显示，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即人力资本存量越多、质量越高，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就越高。同时，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状况进行的；产业结构的演进速度都是受到相应素质的人力资本和具有一定弹性的人力资本约束的。

（一）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

人力资本可促进产业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特别是有利于发展高科技产业。2012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略高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低，仅为2.63%。经济发展规律证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而第三产业中的高科技产业比重较大。义乌市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通过发展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可使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发挥优势，使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人力资本的转化会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的资本收益率，使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义乌市高素质、高学历人才多分布于学校内，对科技的转化效率存在一定制约。

（二）人力资本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在对人力资本进行计量研究时，更多的是按受教育年限将人力资本分为基础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基础人力资本代表劳动力所必备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对基础人力资本而言，专业化人力资本更强调知识、创新和研究能力（高素英，2009）。

在义乌2012年的调查中，基础性人才占绝大多数，对经济的贡献度比较大，因此，提高一般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是构建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将会有利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总体上加大对基础性人才的投资，不断提升他们的知识、技术和能力，提高区域整体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除了要对现有的一般人才的开发与利用外，还要想方设法提高区域一般人才的数量，高职高专等职业技术学校肩负着培养一般人才的重任，要积极探索职业技术学校的培养模式，提升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水平和办学水平。

相反，义乌专业性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高层次人才多是决策的制定者，而不是执行者，其贡献率不能直接体现在经济指标上；二是因为高层次人才做的多是创造性的工作，成果的转化有滞后性，有可能低估高层次人才的作用。因此，在高层次人才的发展上，笔者提出如下两点建议：一是提升地区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和素质，不断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培养更适合义乌市场具体情况的人才，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二是吸引其他地区的高层次人才来本地区工作，尤其是海外的高层次人才。

（三）人力资本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的形成

义乌市作为金义大都市、浙中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物质运输交换、要素流动、信息沟通的重要功能。从国内外的区域发展经验可以看到，在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中，人力资本较为聚集，而且区域人力资本存量规模和结构也直接影响了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义乌市的动态人力资本远远超过了金华市其他地区，在浙江省也位于前列，这些人才基础都为义乌市承担贸易中心功能、生产中心功能、服务中心功能、金融中心功能、信息中心功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仅取决于人才数量的多少，而且取决于其使用环境、组织制度和激励的有效程度。因此，吸引专业人才的集聚，需要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建设适合人才发展的环境，完善用人机制，改善人才的工作环境；需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注重对某些特殊领域专门技术人才的引进。经济增长和人才增长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意味着人才的重要性不仅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还对自身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好的人才发展模式会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互动。

义乌市人力资本流动还存在区域流动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本区域流动方向不均衡、人力资本区域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人力资本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效应总体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进一步调整人力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方式和结构，合理规划人力资本区域流动发展战略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参考文献：

[1] Paul Robin Krugman with Masahisa Fujita and Anthony 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Cambridge：MIT Press，1999.

[2] 侯亚非，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人口研究，2001，（3）.

[3] 顾加宁.人力资本的区域集聚效应与中国的研究现状[J].人力资源，2006，（7）.

[4] 郭永昌.大城市边缘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与重构——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5）.

第5篇：人口流动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职业流动;性别差异;成因探究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9-0095-02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际劳工组织在2001年就业论坛上通过的《全球就业协议》明确提出:“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不仅是因为世界上很多人依靠工作而生存,它还是人们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以及为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 [2] 因此,比较两性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差异,并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一、本研究的主要概念和资料来源

(一)本研究的主要概念

本研究的主要概念是职业流动。所谓职业流动,就是指寻找和变换工作的过程[1] 。职业流动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笔者将代内流动操作化为是否流动和流动次数两个变量。对于代际流动,主要研究代际流动方向,笔者将代际流动方向分为两种:向上流动和未向上流动。陆学艺认为,中国存在十种职业类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3]。排在前面的职业类型比排在后面的职业类型的社会经济地位高,在代际流动方向中,笔者以父亲职业为基准,如果个人目前的职业类型排在其父亲的职业类型的前面,就认为是向上流动,否则就是未向上流动。

(二)资料来源

本研究运用的是广西的抽样调查资料。广西属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同时也是中国的沿海地区,广西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中国的排名居中,因此比较具有代表性。资料来源于李文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广西不同民族职业流动与就业培训政策的比较研究》的数据库。数据库的样本容量为1 155份。其中男性样本583份,占样本总量的50.5%;女性样本572份,占样本总量的49.5%。

二、职业流动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一)职业是否流动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笔者对两性的职业是否流动分布情况进行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从表1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有职业流动经历的比例男性为53.7%,女性为55.4%,女性有职业流动经历的比例比男性稍微高一点。能否说明女性的职业流动比例比男性的高呢?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统计检验,由于性别和职业是否流动都属于定类变量,因此,我们采用的是列联表检验,统计检验结果显示:其系数λ值为0.017,显著性水平值Sig为0.297,大于0.05,表明职业是否流动与性别无关,也就是说在职业是否流动方面不存在性别差异。

(二)职业流动强度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职业流动频率统计的是劳动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流动的平均次数,它反映了流动者职业流动的强度。通过统计,样本的职业流动强度情况(见表2):

表2 样本的职业流动强度情况分布表 (人次)

从表2可以发现,总样本的平均职业流动频率为1.5次,男性样本的平均职业流动频率为1.6次,女性样本的平均职业流动频率为1.4次,男性样本的平均职业流动频率高于女性。我们能否得出这个结论,男性的平均职业流动频率高于女性,这必须进行统计检验。由于性别属于定类变量,职业流动次数属于定距变量,我们对其进行方差分析(见表3),结果显示,其F值为2.341,表明职业流动次数与性别微弱相关,但其显著性水平值Sig为0.126,大于0.05,因此,职业流动次数与性别无关,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男性和女性的职业流动强度不存在差异。

(三)职业流动方向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职业流动方向,笔者将其分为向上流动和未向上流动两种。这个问题在界定职业流动概念时笔者已经做了说明。这主要是针对发生过职业流动的样本,通过描述统计,样本的职业流动方向分布状况(见表4):

表4 样本的职业流动方向分布表 (人 %)

从表4可以看出,职业流动中向上流动的比例男性要高于女性。对此,我们对其进行统计推论,由于性别和职业流动方向都属于定类变量,因此,我们采用的是列联表检验,统计检验结果显示:其系数λ值为0.088,显著性水平值Sig为0.029,小于0.05,表明职业流动方向与性别相关,男性向上职业流动的几率要大于女性。

(四)职业流动原因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笔者把职业流动的原因归纳为三类,第一类为个人原因,比如:提高收入水平、获得升迁机会、专业对口、实现自身价值、改善工作环境、个人兴趣等;第二类为家庭原因,包括解决两地分居、结婚生子、照顾家人、辅导孩子等;第三类为社会原因,比如:组织安排调动、原单位倒闭、下岗等。通过统计分析及其检验发现,关于职业流动的个人和社会原因两个方面,两性之间不存在差异,但是在关于职业流动的家庭原因方面,女性的比例要明显的高于男性,女性的比例为24%,男性为12.7%。通过列联表检验显示:其系数λ值为0.144,显著性水平值Sig为0.000,小于0.05,表明是否把家庭因素作为职业流动的主要原因与性别相关,女性在职业流动时更加注重家庭因素。

三、形成职业流动性别差异的原因分析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男性和女性在职业是否流动以及职业流动强度方面不存在差异,但是在职业流动方向以及职业流动原因方面存在差异,男性和女性相比在职业流动方向上更趋向于向上流动,在职业流动原因上女性比男性更注重家庭因素。这与其他学者对职业流动性别差异的研究的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男性和女性都十分注重自己的职业,女性的职业意识觉醒,她们为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主动的去寻求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职业,所以在职业是否流动以及职业流动强度方面,以及职业流动的个人原因等方面,女性和男性不存在差异。二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特别是身体条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女性和男性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以及社会上对女性职业的一些限制,导致了女性在职业流动方向上与男性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三是传统观念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对女性的职业流动还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女性在职业流动原因方面更加重视家庭因素。所以要促成男女两性和谐平等发展,我们也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女性自身要提高素质,增强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获得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职业;二是社会要形成关注女性就业的社会氛围,积极倡导“男女共同主内主外”的新型家务分工模式,让更多的女性获得更理想的职业。

感谢李文华教授允许我使用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广西不同民族职业流动与就业培训政策的比较研究》(批准号:04XSH003)的数据库。

参考文献:

[1]王春光.中国职业流动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3,(2).

第6篇：人口流动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回流；迁移法则

一、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至今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二元结构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托达罗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形成了二元结构理论。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同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

劳动力流动理论最早源自统计学家Ravenstein于1885年提出的“迁移法则”。经济学家从各种角度来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原因。Thomas提出了关于迁移的推—拉理论，把从农村到城镇迁移的原动力经常被归结为两类：“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Lewis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基本动因是城乡之间实际的经济收入差距。该模型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Fei和Ranis对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强调重视农业的作用，认为必须保证农业能不断满足工业扩张的需要，才能实现劳动力的转移。Jorgenson的“农业剩余”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充要条件是农业剩余。Todaro模型及其扩展形式—Harris模型引入了“预期收入”的概念，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的风险的权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兴起。Stark 和Taylor用相对贫困解释迁移问题，以弥补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说”解释力的不足。

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蔡昉通过对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学分析，论证了中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辜胜阻和简新华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问题。赵耀辉以四川省为例，研究了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着重指出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李实建立了经济转轨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由市场主导部门与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落差而造成的劳动力迁移动机。朱镜德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迁移理论模型。杨春瑰用logistic模型描述了迁移过程中的混沌现象，揭示了劳动力在迁移中不可能达到均衡，即振荡性是存在的。苗瑞卿等在对托达罗模型和杨春瑰模型提出修正，综合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重新建立了劳动力转移模型。

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朱农利用湖北省抽样调查数据，应用非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研究了婚姻与流动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特征对流动的影响。刘精明研究发现农业劳动者的职业转化是在城乡比较利益差异、制度条件和农民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三种主要力量的交织作用下实现的。庞丽华认为家庭层次变量、村级层次变量以及省级层次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着显著影响。蔡昉和都阳认为相对贫困对农民的迁移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某人在居住地感受到的相对贫困程度越强，其迁移到外地就业的动机越强。姚先国和刘湘敏认为工资差距、就业机会以及已有的迁移网络是决定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三个基本因素。李强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侯红娅、杨晶和李子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和城市化迁移意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出影响当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与迁移决策的人口特征因素。丁守海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农民工工资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何军和洪秋妹以江苏农民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t模型对流动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指出农民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影响其外出打工的重要因素。王莉通过对长春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卷调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20世纪80年代，“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开始兴起。Stark和Taylor（1991）应用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分析为降低风险和减轻“相对贫困”而进行迁移决策。Dustmann等（1996）依据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生命周期模型指出回流可能源于迁出地与目的地之间价格水平差异、劳动力在城市中积累的只能在迁出地发挥作用的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个人的主观偏好。Tunali（1996）通过对土耳其男性劳动力回流的调查指出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风险规避倾向会导致劳动力回流，迁出地资本的积累和就业环境的改善也将会吸引劳动力回流。Hare（1999）通过利用中国农村的农户数据，研究了推力和拉力作用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和回流问题。Lucas（2003）认为导致回流的主要原因为城市就业机会突然急剧的减少，劳动力返乡进行投资。现存已有文献分析了加拿大（Vanderkamp J，1972）、美国（Lee A S，1974）、日本（Suzuki M，1995）等发达国家，以及西非（Tiemoko R，2003）众多发展中地区的劳动力回流现象。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农民的身份对劳动力迁移的产生强烈的制约，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民工回流的原因与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崔传义、潘耀国（1999）通过对山东省桓台县2镇10村的调查数据，分析外出与回流、回流与创业的关系。赵耀辉（2002）应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回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和迁出地非农就业机会均会对农民工回流产生正向影响。李强（2003）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Wang（2005）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将回流分为基于城市就业失利的回流、基于家庭原因的回流和投资性回流三类。周霞（2005）指出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后做出回乡还是继续留在城市的行为选择是由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农民工理性选择的有农民工对自身具有的资本、对城市和对乡村的认知。张宗益等（2007）根据重庆市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应用Probit模型回归分析了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利农政策对回流的影响，并提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对策与建议。罗静和李伯华（2008）依据武汉市新洲区农户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指出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对乡村评价和城市吸引力等均对农户回流意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葛晓巍和林坚（2009）运用事件史的方法对影响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在从事非农事业过程中资金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指出外出劳动力的婚姻状况、入伍经历、地区和职业经历均对外出劳动力的回流产生影响。

三、农民工收入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也称为进城务工人员，是指兼具农民与工人身份的劳动者，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是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包括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劳动者。

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周其仁（1997）、都阳（1999）对农村迁移劳动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教育、培训、专业技能等在劳动力迁移决策及收入的提高方面有决定性的作用。高文书（2006）在对五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基础之上，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得到进城农民工的特征、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及收入的影响因素。卢志刚、宋顺锋（2006）利用天津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多元分析统计方法，对农民工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户口状况、年龄、在本岗位的时间、经验、文化程度、企业的所有权形式以及合同有效期长度等都有显著统计意义。曾旭晖（2004）以成都市进城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人力资本的收回机制上分析了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研究表明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收益率很低。严于龙（2006）利用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调查数据进行了条件分析，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栾敬东（2003）通过对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苏群和周春芳（2005）利用2004年江苏省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在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定性描述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收入决定的人力资本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培训状况、打工时间、性别及婚姻状况等，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高嵩、焦宝松和王建（2006）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决定农民工收入的户籍制度、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魏众（2004）根据1993年的中国营养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健康指标，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健康状况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工资决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张车伟（2003）运用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数据，系统地研究了营养、健康对劳动生产率或者说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都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总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呈现出了加快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这一系列的转变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新时期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改变着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同时也逐渐使自己的身份出现变化，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化社会、实现自身的身份转变。农民工作为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生存、生活问题对于建设城市以及社会和谐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农村，同时也取决于农村劳动来的转移，这是决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通过研究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对于推进城镇化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农民市民化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2]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 （4）： 56～62.

[3] 辜胜阻，简新华主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4]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125～136.

[5] 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J].经济研究，1997（1）： 23～30.

[6] 罗静，李伯华.外出务工农户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新洲区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6）： 29-43.

第7篇：人口流动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地区差异；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48-03

中国科学院的《2012年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51.3%。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也显示着我国城市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1979～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实现从18%～51%的快速增长，仅用30多年的时间便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其速度之快在世界城市化的历史上是仅有的。然而，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3.7%、42.1%、36%，到2011年末，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约为60%，而西部省份如贵州的城市化率不足40%。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必然进一步加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因此，如何协调区域间城市化进程，防止区域间城市化差距进一步拉大，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一、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进程的地区差异

城市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即人口的城市化，而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则构成了城市化的主要来源。劳动力流动主要从三个方面促进城市化的发展：第一，对GDP的贡献。流入城镇的劳动力与城市的资本结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第二，劳动力流动是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已经构成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农村劳动力流动冲击了城市的计划福利体制，补充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降低了城市劳动成本，提高了城市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城市职工的流动性。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城市化率，200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27.7%，远低于按照常住人口登记所测算的城市化水平（43%）。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劳动力流动又是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目前，虽然已被算作城市人口的2亿多农民工大部分还没有实现市民化，但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特点，不能因为农民工还没有进入城市社保体系就将他们剔除在城市化进程外。这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标志，否则很难解释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51.3%的城市化水平可称为毛城市化率，这样既肯定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增长的共性，也反映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纳入城市社保体系的特性。

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输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农民工来源构成中，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接近70%；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比为65.4%，中部地区占比为17.6%，西部地区占比为16.7%。可见，人力资本的流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477万人，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940万人。从以上统计数据可看出，大量的劳动力涌向了东部地区，这一方面促使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也拉大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差距。

二、劳动力流动规律与中国城市化发展新阶段的判断

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很少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第二阶段，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第三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有所减少；第四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大大减少直到第五阶段人口流动消失，即城市化达到最大程度。在整个过程中，人口流动呈现倒U型的曲线。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在每个阶段的速度往往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在城市化进程中，20%以前为起步阶段，发展缓慢；20%～50%为加速阶段，速度递增；50%～60%为基本实现阶段，速度逐步放缓；60%～80%为高度发达阶段，每年的增长微乎其微。这样，城市化进程表现出一个“s”型（诺塞姆曲线）阶段演进规律。

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是一一对应的。在城市化起步阶段，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较少；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后，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到了城市化高度发达的阶段，人口流动也逐渐消失。

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51.3%，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过去那种快速突进式的城市化进程不会一直延续，即城市化水平达到50%后会有所放缓。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正在逐渐减少。通过把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预测结合起来观察，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持续低于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同时，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意味着内地劳动力开始选择性地在沿海和内地间务工。2010年以来，农村外出务工人数虽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已经趋缓。中西部地区由于收入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跨地区转移意愿弱化，“用工荒”特征更加明显。尽管目前对我国是否达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有争论，但由我国的国情决定，可以用“刘易斯拐点”这个概念，即以时期数代替时点数，以说明和概括农村劳动力供应所出现的上述紧张现象的本质。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这意味着过去那种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浪潮，将演变为在一个庞大存量基础上的细水长流式的增加。因此，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此阶段，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将有所放缓，但城市化的质量会有所提高。

三、劳动力回流的成因

从曾经的“东南飞”，到现在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导致部分时期的农民工“返乡潮”，还可以从以下几个原因进行探讨。一是农民工的生活成本提高。东部地区的消费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物价的逐年上涨使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逐渐提高，这将促使他们迁移至中西部欠发达、生活成本低的地区。二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制造业受到较大冲击，作为吸纳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力军，国际金融危机对制造业的影响直接导致大量农民工失去工作，从而不得不选择返回中西部地区。据统计，我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国际金融危机失业返乡。三是国家对农业的扶持。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使农民农业收入逐步提高，大量农民返乡务农。

四、我国区域间城市化进程的差异将会缩小

首先，东部沿海地区开发空间约束越来越大，城市发展可利用的空间在减少，土地要素资源价格大幅上升，基础设施及城市配套建设空间近乎饱和。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城市化仍然处于加速阶段，对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建设都会吸引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其次，伴随劳动力成本上升及西部市场的扩大，将有大量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迁移到中西部地区，这将进一步带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再次，作为导致城市化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劳动力回流使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减慢的同时，必然进一步促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将从政策、制度和投入等方面向中西部倾斜，这将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到中西部地区，进而会加速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地区差异的缩小，不仅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有利于我国区域间非均衡增长向均衡增长过渡。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之间的理论关系出发，讨论了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地区差异的现状，并根据劳动力流动规律及我国的现实情况，分析认为我国目前城市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进一步讨论了目前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后，分析了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地区差异将有所缩小。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关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指出，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而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引导其合理流动不仅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也有利于缩小区域间城市化进程的差距。因此，应抓住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地区的边缘产业，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进而调整劳动力流动方向。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趋势，我国呈现工业经济重新配置的新格局。

长期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以加工制造业著称，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消失，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很难寻找到新的利润空间，并且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产业劣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无遗，因此企业转型以及产业升级成为企业和产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为这种调整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从而形成我国国内产业升级的雁阵模式。一旦中西部地区接纳并吸收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会形成新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流动人口流人中西部地区，从而有利于缩小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差异。

参考文献：

[1]白南生，李靖，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4）：2-10。

[2]盛来运，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6。

[3]蔡舫.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中国社会科学，2007（3）：4-12。

第8篇：人口流动的概念范文

（一）弱势群体的含义

弱势群体主要是一个借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以及社会权力分配方面的不公平、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与不合理的概念。当前阶段，我国弱势群体的“弱”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就是相对较为弱势的经济基础；其二是竞争力相对处于弱势；其三是弱势的法律意识等等。

（二）社会流动的含义

社会流动指的是由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是其他地方迁移到他处。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我国在2012年的流动人口数量达到了2.36亿人，这一数量相当于中国人口总量的16.7%。

二、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

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统称为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其目的就在于针对弱势群体的不同需求，以国家和社会为主题而向弱势群体所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其基本特征主要就包括救与福利性。

（一）救

这里所提及的社会救助指的是由国家与社会为那些遭受到自然灾害与在生活上遇到困境的个人和家庭所提供的救济与援助，借此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这种社会救助针对的是全体公民，其出发点是解除由于各种原因而陷入到生活困境之中的弱势群体，是以满足救助对象的最低生活需求为其目标的。

（二）福利性

福利性指的是社会保障各环节是非营利性的，社会保障不仅无偿提供被保障的弱势群体所需的资金，而且还无偿提供各种社会服务。除此之外，社会弱势群体一般不需要直接交付全部保障费用，而是由实施社会保障的部门来进行统一的经费筹集，或者是由政府缴纳以及接受社会各方面的捐赠。

三、社会流动对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影响

（一）理论依据

布莱克（Donglas?Black） 等的研究发现，处于社会上层地位的人健康状况较之于处于社会下层地位的人存在着明显的优势。然而，对于健康不平等与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否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一直存在争论。在健康不平等研究中，社会因果论与垂直性社会流动是两种基本的竞争理论，很多研究都是围绕这两种理论的解释力展开的。

1.社会因果论

根据社会因果论，可知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不平等位置会导致人们具有明显差异化的工作环境、接受医疗服务的机会以及健康风险等。故而，处于社会上层地位的人的健康状况较之于处于社会下层地位的人来说要占有明显的优势。

2.上升性社会流动与向下性社会流动

在纵向或者是垂直性社会流动中，存在有上升性社会流动与向下性社会流动两个方向的社会流动，其中，上升性社会流动对于社会稳定所产生的效益较之于向下性社会流动要重要得多。故而，人们会通过上向性社会流动获取希望，从而在心理层面上会更多地倾向于这个社会结构。如若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存在有大量社会成员的向下性社会流动，就预示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会受到威胁。

（二）社会流动与社会保障碎片化之间的矛盾

我国社会保障的碎片化主要包括不同社会保障项目管理的归属不统一、同一保障项目在不同地区之间的统筹不统一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开展的保障项目不统一。具体包括如下两点：

1.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会引致社保关系的接续困难。当前阶段，我国社会流动具有较大的涵盖范围，不仅包括农村向城市流动外，还包括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以及城市之间的社会流动。然而，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所引致的社保关系的接续困难会限制上述社会流动，使得现代社会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难以得到满足。

2.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还会导致其他壁垒的产生，由此就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碎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会造成国民身份的不平等，会给劳动者子女的社会流动带来障碍。比如说，农民工子女由于受到身份的限制，就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各种保障，结果就有可能造成其子女成为留守儿童。

（三）和谐的社会流动体现保护弱者的原则

和谐的社会流动要在有机结合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础之上不断地促进二者的发展，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可以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借此增加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发展的认同。故而，和谐的社会流动机制不仅可以为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提供足够的上升性流动机会，同时又要为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弱势群体给予积极的支持和保护。如若不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必然会由于利益冲突而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难以实现和谐共处的理想状态。

第9篇：人口流动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持续性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GDP 增长率在1979-2009年平均为9.8%, 其中,2007年增长率接近12%, 虽然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 中国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仍保持高增长, 增长率达到9.6%和8.7%。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 这种高增长的潜力有多大? 中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里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

从人口红利角度分析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则是近几年的事情, 人口红利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过去30 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 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 , 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 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 其他因素( 如管理水平等) 占3%。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指出, 这些国家( 地区) 的高经济增长, 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近来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又进一步深入,有研究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国际经济竞争力将随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而大大下降, 未来的经济高增长将无法持续。本文认为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未必能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中国经济至少可以持续增长20年。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人口红利, 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 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 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 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目前, 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大, 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转移的潜力的阶段, 大量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 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机会成本为零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

人口红利的出现与改革开放政策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是中国经济得以收获人口红利并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比较优势;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政策为吸收与利用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人口红利具有动态性, 它在释放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衰减、消失并最终转化为人口负债。

按照学者普遍认为的当人口总负担系数（总抚养比） 低于50%时就进入“人口红利期”的标准，中国1995 年总抚养比为50.22%，1996 年总抚养比为48.81%，低于50%，被认为进入了“人口红利”期。并且在1995―2009 年期间总抚养比呈逐渐下降的趋势，2005 年下降到40.10%，此后总抚养比均在40%以下，2009 年下降到36.89%，比1996年下降了11.92 个百分点。但总抚养比内部变化方向却不相同，少年儿童抚养比为波浪式下降，而老年人口抚养比为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前者下降速度快于后者上升速度。1995―2009 年期间，少年儿童抚养比从1995 年40.16%下降到2009 年的25.29%，下降了14.87 个百分点； 老年人口抚养比从1995 年10.06%上升到2009 年的11.60%，上升了1.54 个百分点（见表-1）。可以看出，我国总抚养比下降主要是受少儿抚养比下降影响，同时也说明少年儿童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老年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将面临着较大的养老压力，到时将会出现“人口红利”漏损。关于中国人口红利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不同学者的判断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下降大约持续

到2015 年前后，此后，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机会之窗将开放到2020 年。彭希哲教授认为，我国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 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得更早。田雪原教授预测，以人口抚养比小于0.45为“人口赢利”期，中国可经历1995―2020年长达25年左右的“赢利”阶段，以人口抚养比小于0.50为“人口赢利”期，可经历1990―2030年长达40 年左右的“赢利”阶段。刘家强、唐代盛预测认为，从2005―2015年，我国总抚养比基本在40%以下，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9.7%，人口红利时期基本结束。也就说我国还有20年“人口红利”期，意味着目前到2030年左右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期。

综上所述, 人口红利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的时间来看, 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 相反, 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三、实现人口红利的措施

人口红利效应终将因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而逐渐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面前, 我们仍能有所作为, 我们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 减少劳动力闲置和浪费, 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 从而使我国人口红利的效应最大化。人口红利的兑现并非是自动的，它离不开良好政策的配合，要获得“人口红利”需采取一些相应的对策措施。

（一） 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

扩展就业岗位，实现充分就业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只是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机会，因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兑现收获“人口红利”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人口红利”的兑现和最大化问题关键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只有劳动人口充分就业才有可能创造财富，获取“人口红利”。因此，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政策措施。例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等，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以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时，要做到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优先其他政策，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成本优先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优先社会收人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优先其他要素市场等等。

（二） 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城乡和区域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省份进入“人口红利”期时间不同，特别是西部和欠发达省份，即使进入“人口红利”期，由于本地不能提供就业机会，丰富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会错过充分兑现人口红利机遇期。人口的合理流动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城乡和不同发展程度地区“人口红利”获取条件的实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延长了城市和发达地区老龄化的进程和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城市和发达地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人口红利”的兑现提供了经济机会，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口在城市和发达地区找到工作，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真正的劳动生产力。利用各地经济发展和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的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都能延长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和不同地区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制度。因此，要对以户籍为核心的政策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取消那些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措施，尽可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转移。城市也要提供给外来劳动力公平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者能在城市就业，充分享用从农村地区转移过来的“人口红利”。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使农村劳动力得以有序流动，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

（三） 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的健康和文化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要想获取更多而又持久的“人口红利”，不仅仅要发挥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还要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素质的提高来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要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数量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优势在一定时期会消失，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源泉。加强和改善人力资本的积累就必须提高全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因此，要通过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不仅要加强义务教育，还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劳动力在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健康素质是劳动力参加劳动兑现“人口红利”的前提，老年人口的健康素质高有利于防止“ 红利” 变“ 亏损”。提高现有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健康水平是如何努力实现和扩大“人口红利”的问题，而实现健康老龄化是如何保存“红利”、防止“红利”侵蚀的问题。因此，要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

（四） 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完善资本市场，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为了更好地利用“人口红利”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应该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选择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有两项改革具有直接的效果。

首先，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从某种意义上，这实际上是把部分第一人口红利储蓄起来，为获取第二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其次，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政策模拟表明，不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且实行现收现付的旧体制，社会的养老负担率最高；实行旧体制，但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社会的养老负担率可以减轻；不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

养老保障体系中，但实行养老保障的新体制，可以把养老负担率降低；既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同时又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这个体系中，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因此，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 也是利用第二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要完善资本市场，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充分兑现第二人口红利。

（五） 适时推迟退休年龄，延长“人口红利”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许多老人退休后余寿还很长，如果这些老人退休后全部由劳动年龄人口赡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负担很重。其实很多老人退休后身体还很健康，具有很强劳动能力。如果小步渐进推迟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增加了缴纳养老保险费年数，既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赡养负担又增加了养老保险基金。同时，推迟退休年龄实际上是相对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延长了“人口红利”期，如果把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0 岁逐步推迟到65 岁，可以延长劳动年龄人口5 年劳动时间，为进一步获取更大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均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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