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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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少子化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少子老龄化人工智能时代现状应对策略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这表明人类可以活得更健康、更长久。但与此同时，新一代人口增长速度低于上一代入口自然减少的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日本是世界上少子老龄不巨见象最严峻的国家之一。日本政府借力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红利，着力解决少子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近20年来，日本实施一系列的少子老龄化对策，希望提高总和生育率，降低人口缩减的速度，解决少子老龄化危机下的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医疗及养老等社会问题。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亦称智械、机器智能，指由人制造出来的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智能。通常人工智能是指通过普通计算机程序来呈现人类智能的技术。通过医学、神经科学、机器人学及统计学等的进步，有些预测则认为人类的无数职业也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各国政府纷纷采取积极的态度，在政策和资金上大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日本作为全球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更是将人工智能作为刺激经济增民和解决少子老龄化问题的关键。日本政府制定了“人工智能战略”，在“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议”上，提出人工智能产业化路线，将2017年确定为人工智能关键年，各政府部门对人工智能的研发给与资金支持。此外为了避免人工智能对社会道德、法律等带了的消极影响，日本政府了《人工智能网络化的影响与风险：实现智慧网络社会需解决的问题》报告和《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报告，旨在使人工智能的使用更加合理，避免恶意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发生。
二、日本少子老龄化的现状
少子老龄化是指一方面由于总和生育率降低以及医疗发达、国民平均寿命延民等原因，儿童占总人口比重降低，另一方面“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提高的社会现象。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传统标准，60岁以上公民被定义为老年人，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总人口的10%则被视为步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比率超过21%的话，就可以被称为“超老龄化社会”。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日本老龄人口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26.9%，2035年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33.4%，日本已经毫无疑问地步入了“超老龄化社会”。
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至1949年，日本出现了第一个生育高峰，平均每年有270万人出生。随着第一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群进入适婚年龄，1971年至1973年日本又出现了第二次生育高峰，最高时每年出生人口达210万。但此后无论是出生人口数量还是总和生育率都在下降。如果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超长时间内低于维持人口长期稳定发展的更替水平（2.1），被称为少子化；如果长时间内低于1.3，则被称为“超少子化”。2005年日本《少子化社会白皮书》指出，日本已经进入“超少子国家”。
根據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估计，日本的总人口预计2030年为，亿1，662万人，2048年将不足一亿，下降到9，913万人，2060年预计达到8，674万人。按照这样的人口总数来看，劳动力人口到2060年将降到至50.9%，与此相对应老龄人口将上升至39.9%。也就是说，1位老龄人口需要2位劳动力人口支撑，可以说成为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15岁至64岁被誉为“劳动力人口”，65岁以上可以从现在从事的工作上退休下来，被称为“老年人”。在日本，国民20岁成年后需要交纳年金的保险费，到“岁后可以获取年金。实际上是现在的劳动力缴纳的年金成为老龄人口的年金。那么随着少子老龄化的推进，会出现什么社会问题呢？因为缴纳年金的劳动力人口变少，获取年金的老龄人口增加，所以人均缴纳的保险费变高。这样就导致经济负担加重，在经济上养育孩子的经济能力变小，形成恶性循环。
三、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应对策略
2018年日本原总务大臣、创成会议主席增田宽也在清华大学的讲座“日本的人口减少及其应多策略”中提到“要解决人口问题还需要举全国之力，从国家层面做出政策，而且仅靠中央政府还不够，还需要地方政府一起努力，各个部门互相协作。例如，要想解决老年人护理问题，一是要有足够的从财政支持，二要有专业护理人才，此外还需要通过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提升护理水平。最后，还应在城市设计和建设上充分考虑老龄化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了财政部、负责劳动合同人口政策的部门以及相关技术产业部门和负责城市开发建设的部门。”
（一）年金保险制度改革
随着人口老龄化，每年用于支付年金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少子化导致的劳动力人口减少劳动力人口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增大。日本政府认识到少子老龄化是日本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取方式进行改革。2004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调整给付年龄，延迟退休这一提议开始兴起。按照劳动法的规定60岁退休，如果本人申请，可以延迟退休年龄，同时导入“继续雇佣制度”。随着少子老龄化的推进，到2025年将要面临更加严峻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本政府甚至提案将老龄人口的那个界限由65岁提高至70岁至75岁。另外也有提案将年金的领取年龄提高至70岁以后开始。其次，提高了劳动力人口的保险费用金额，增加了劳动力人口的保险费负担。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保险费用额度，采取了增税的形式。同时以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实现。
（二）海外移民玫策调整
日本现在少子老龄化问题进展下去的话，劳动力人口越来越少，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劳动力人口不足、医疗、养老护理等方面将面临人手不足、养老金支出带来的政府财政压力等严重问题频发。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日本调整了海外移民政策，如2006年的“永久居留新准则”、2006年和2007年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批准、2008年的"30万交换生午餐计划”、2010年的“面向第三世界的难民的相关计划”、2012年的“技术移民积分制度”等。内阁府通过反复调查论证指出，如果每年引入20万人的话，日本人口能够维持在1亿人以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问题。但是，海外移民也会带来“日本的文化信仰危机”、“社会治安问题”，所以日本政府在全面开放外人劳动力人籍、永住政策以及接受国际难民等方面，持保守态度。
（三）改善育儿养老环境，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2003年被誉为日本少子化对策元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进积极的少子化的应对政策，制定了《关于培养支援下一代的当前方针》；2004年进一步具体花了相关政策，出台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2013年内阁府通过了《少子化危机紧急对策》。少子化政策实施20多年来，日本社会的保育机构，女性在职育儿保障制度及育JL补贴等各个方面不断完善，对缓解少子化进程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20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了老龄产业的概念，2000年开始，老年人长期护理相关产业逐渐成为新领军行业，与养老产业相关的医疗、福利相关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老年服装、食品、保健、养老看护等服务行业，形成了有一定市场规模、相对成熟的老龄产业。
（四）导入人工智能及机器人
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还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促进机制，希望通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保持并扩大其技术优势，逐步解决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医疗及养老等社会问题。日本政府设立“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议”，由总务省、文部科學省和经济产业省协作推进入工智能技术研发及应用。比如，无人售货的商店里没有收银员，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在汽车制造业的导入，能够提高生产率。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养老产业、医疗护理产业，让老龄劳动能够继续工作，从而缓解日本社会劳动力不足。
四、结语
第2篇：少子化的概念范文
党的十召开以后，报告中的一个提法备受关注，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个提法平和大气，继往开来，考虑周详。但是，到2013年年初，突然出现一种论调：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当前首要任务。追根溯源，这个提法有一个背景，就是早在2000年中央就颁布过一个“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决定》，稳定低生育水平成为此后人口计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认为低生育水平来之不易，所以要千方百计稳定它。
坦率说，2000年五普以来，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TFR）已经在1.3这个警告性低生育率之下而且持续走低，2010年六普时只有1.18，2011年只有1.04，超低生育率所引发的弊端、恶果日渐显现，概言之中国正在形成年轻人口减少、萎缩和亏损为核心的新人口危机！应当看到，总结国际经验，对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的危害认识不足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在中国进入超低生育率的人口新时代，依然将“稳定低生育水平”放置人口工作的首位是让人费解的，恐怕不仅与科学发展观所推崇的“以人为本”原则严重相悖，也与科学人口观所追求的“人口和谐”格局背道而驰。
1980年9月25日：中国人口发展的分水岭
1980年9月25日，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基调的《公开信》，这一天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分水岭，拉开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历史帷幕――从70年代的“晚、稀、少”的提倡计生迅速过渡到80年后“一胎化”的强制计生。从此，中国人口政策就以“以数为本”、“以人口零负增长为战略目标”。当时追求的目标之所以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是为了实现上个世纪末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所以在人口控制上采取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措施，但强制推行的人口控制战略代价巨大，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
1979年起，中国的人口决策开始被“负人口观”所导航。人口的负面被严重夸大，典型的“见数不见人”。人口数量论、人口负担论、人口过剩论、人口分母论、人口压力论、人口无限增长论、人口癌细胞扩散论一度甚嚣尘上，使得政府对正常的人口转变增长充满了担忧，唯恐20世纪末四个现代化的“强国梦”梦碎人口无控增长上。必须看到，当时由于受制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人口的正面影响和潜在优势均被严重忽视了。强制推行的以一胎化为方向的人口控制战略风险大、代价高。从家庭视角来看待和反思计生政策，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独生子女家庭有很大的风险性，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唯一性。放大来看，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风险社会。我们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人口风险问题，而且诸多风险在不断积累、扩展和爆发，对于独生子女的人口风险问题，现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慢慢也形成了一些共识。
始自2002年，穆光宗提出和逐步完善的人口风险-代价理论认为，1980年以来的人口生育政策人为制造了家庭失独风险、独子伤残风险、独子成材风险、双独婚姻风险、家庭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以及人权代价、健康代价、亲情代价、社会冲突代价和行政成本代价。例如，有很多妇女因为引流产付出了沉重的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2003年元旦，穆光宗去甘肃的酒泉调研人口计生综合改革，当地领导谈到为什么他们主张要放弃政策性生育间隔呢？是因为有多名妇女仅仅因为政策性生育间隔不到被强制引流产时不幸死亡，而这些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个家庭情况有别，生育间隔不一样，有些长一点，有些短一点，平均也是有间隔的，不过“自然间隔”优于“强制间隔”，因为影响家庭决策的因素各不相同，也更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生态。持续的生育少子化和独子化不仅造成了年轻人口萎缩亏损、可婚女性人口短缺等人口生态问题，而且产生了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为基本特征的“少子老龄化”问题。
强制计生为何能够延续至今？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人口误判。无视超低生育率的巨大危害，无视人口生态失衡的巨大风险，无视强制一胎化的巨大代价，一概认为：中国人口问题是总量问题，即规模太大、人口过剩。但具体到现实生活，我们却不知道该定义哪些人口是“过剩人口”，是你、是我还是他？其实，每一类亚人口都存在潜在的红利，例如残疾人口、老年人口也会产生特殊的人口红利。
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相反地，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西方有人口转变理论，中国有人口问题转型。根据我们的观察，中国人口问题有三大转型，即从体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型人口问题，从多子的人口问题转向少子的人口问题，从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一胎化人口政策本身是有负作用的，所以，穆光宗于2004年10月18日在《学习时报》发表“构筑以人为本的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一文时就提出我们要注意政策性人口问题，要尽量避免政策性人口问题的产生和扩散。过去是多育、早育、密育，现在是少子、晚子，甚至不育的问题。以前是增长过多，现在是结构性的，比如性别比失调，过度、过快的老龄化，包括我们很难预期的深度老龄化的挑战，我们面临的是独子少子老龄化等等的挑战，在世界各国中可能是最严峻的。其次，集权决策。集权决策可以无视民意，集体决策谁负责？本来生育决策应该是人民自己负责的私权，却演变为公权力替代了私权利的悲剧。再次，基本国策。地位尊崇，难以撼动。将一个应急政策固化为国策，产生了强大的政策惯性。最后，利益集团。饭碗问题，官位问题，利益问题。计生系统担心自身的出路问题，担心这么多干部职工的吃饭问题。其实，人口和家庭发展委员会的体制选择远胜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回归计划生育的本意
计划生育怎么理解？我们认为，计划生育在方式上可以有三种理解。一种是自主的计划生育，就是家庭计划，比如政府提倡生二胎，是不是很多家庭会生三胎、四胎呢？第二是提倡计生，无论是倡导多生还是少生，政府扮演的是助推者的角色，而不是决策者的角色。第三是强制计生，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只能按照政府的意志来决定生育的间隔和生育的子女数。现行计生的政策和男女平等的政策天然是有冲突的。
现在失独家庭和老人越来越多。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全国0-30岁独生子女人数有209894700人，概数2.099亿，其中0-17岁的独生子女人数1.6336亿，18-30岁的独生子女人数4653万。根据王广州等通过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建立生命表推算，大约有3.91%的人活不到18岁，有5.1%的人活不到30岁。这样的话，大概有638.8万独生子女活不到18岁，大概有1070.5万独生子女活不到30岁。18-30岁的成年独生子女夭折人数可能达到432万。也就是说，2005年失独老人人数可能达到864万之多！
由于各种风险的存在和叠加，独生子女夭亡的人数和失独老人将是增加的趋势。风险有两类，包括了内源性风险，就是政策的唯一性风险、身心的脆弱性风险，外源性风险则是的破坏性风险（疾病和意外）。一旦破坏性风险爆发并与内源性风险叠加，独生子女家庭就会演变为独生子女残缺家庭、无后痛苦家庭。随着时间的推演，独生子女家庭孩子夭亡的个体自身风险、政策内源风险和环境外源风险都会进一步放大。独生子女夭折人数在逐年增多，卫生部数据称每年新增7.6万名夭亡的独生子女。
失独群体是新的弱势群体，突出的问题是“精神痛苦”和“心理弱势”。他们心里有很多不平，对计生政策有很多怨言，其实选择一个孩子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政府强制选择的结果，政府是有责任的。在数量上，计生也是有弹性的，无论少生也好，多生也好，都可以理解为计生的含义。但是我们现在缺乏有弹性空间的计生政策。
虽然一胎化制定之初学术界就有不同的呼声，比如梁中堂先生从一胎化不符合农村实际的角度提出修正方案，后来也有不同学者提出要反思计生政策，计生政策不是十全十美的，要不断反思，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再到学界，都是有不同声音的。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强大的民间反思计生政策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现在回看1980年的决策，依据是不充分的，是脱离国情民意的。计生政策毕竟涉及到民生、涉及到国家的命运，影响非常广大、深远，所以各界很关心这个事情。
人数是人口的一个外衣和表象，实际上内在的是人的存在，人口是一人一口，但是人决定口，所以以人为本，抓住了牛鼻子，人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人口观，把“人”看得大一点，把“口”看得小一点，这样才符合科学人口观。
通常所说的人口压力，是指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从而出现了人口分母说、人均指标说，可称之为人口数量的压力。比如现在讲循环经济、绿色发展模式、生态文明，都可以改变人口数量变动对资源环境的作用方式、方向、力度和强度。我们还应该看一看分人口和分人口的关系问题，人口学视角下的人口压力实际上是说人口生态的匹配关系，是被负担人口与负担人口的关系，比如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关系，老年人口与年轻人口的关系，可婚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关系，可称之为人口结构的压力，人口失衡之后，人口结构的压力越来越大。
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过去很多物品短缺，所以出现了计划经济时期人口增长的分母效应，因为要福利性分配，所以人口对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压力是很大的。当时我们进入了一个陷阱，是制度性的人口增长陷阱，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有问题的，这个体制使得很多农村的劳动力作为一个隐性失业人口存在，难以转化为必要劳动力。后来我们进入政策性低生育时期，认为少生就是一切。在某种情况下，一胎化是政治体制的产物，民意、民权的意识是非常微弱的，一胎化政策缺少科学依据、文化基础、群众基础，也违背人口规律和社会规律。
鼓励二胎：人口政策的战略底线
人口生育政策应该有战略性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不能被突破的，突破的话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生育要适度，政策的倡导不要低于两个孩子。
“低生育水平”这个提法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我们还需要一个价值判断，低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回答，这是很遗憾的。比如日本在TFR达到1.57的时候，就惊呼“1.57冲击”，中国需要重建大国人口观。生育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肯定不是，这是经过长时间的检验和评判的，中国需要确立适度的生育水平。我们需要区分政策生育率、意愿生育率和实际（条件）生育率，这三个率有重要的区别和联系。
人口问题的确非常复杂，人口问题是指人口内部失衡以及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冲突。对于具有强大惯性的人口变动过程，我们应该有一种长远的眼光，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应该只看到它当下的表现。“人口显问题”往往只是冰山一角，“人口潜问题”则是海下冰山。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人口问题有一个潜伏期和爆发期，人口变动是长周期的现象。等我们发现了人口的冰山露出海平面了，往往问题积重难返，为时已晚。
必须看到，生育文化的力量强于生育政策。实在说，中国少子化危机日趋深刻，即使放开人口政策，我们在短时间内也难以跳出超低生育率的陷阱，因为现在生育率太低了，很多80后根本不愿意多生，不要说生两个三个，甚至一个都不想要，丁克家庭并不鲜见。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逐渐进入了一个外生性超低生育率陷阱，推动力包括计生政策强制力、计生文化的诱导力和经济发展的自发力。
如果说发展是最强的避孕药，那么政策就是最强的堕胎药。由于长期鼓励、提倡和限制只生一个孩子，到了2000年以后，中国的生育率陷阱就更深了，进入了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五普和六普所展示的TFR数据应该是值得尊重的，反映了主要的趋势。《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结果表明，35.6%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1个；56.4%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2个，想要3个或更多孩子以及不想要孩子的妇女分别占7%和1.1%。《2002年全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在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被调查者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78个；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意愿生育子女数为2.04个；无论城市、农村还是小城镇，想要“一儿一女”的比例都是最高。
城市新婚家庭不少扮演着车奴、房奴、孩奴的角色，害怕生两个孩子，在城市里生活压力很大。2006年北京独生子女夫妇理想子女数不到1.2。江苏省人口计生委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合作，于2006年启动了为期5年的“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全省18600余名城乡育龄妇女接受调查，包括15000多名已婚妇女。在这项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是，符合江苏省生育二胎条件的育龄妇女中，超过70%的选择放弃生育第二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中间环节会受到除生育政策外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尽管社会普遍关注二胎政策，可现实情况是，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也有不少，但真正申请生二胎的很少。南京每年符合“双独”条件可以生二胎的家庭至少上万个，但向计生部门发出二胎申请的“双独”家庭只有100个左右。
80后生育二胎意愿并不明显。2011年上海共有1万多对夫妇申请办理第二胎生育手续，其中仅不到一半的夫妇最后生育二胎。据2012年6月上海抽样调查显示：本市户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2个孩子。双独家庭根据现行生育政策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的并不多，有的来自经济的压力，也有的来自工作的压力。
上海本市户籍平均生育率只有1.2，后来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可能还更低，所以实际生育的话，很多家庭即使符合标准，也会放弃生育二胎的指标，80后双独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是没有强有力的措施，生育率根本提不起来。上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推进家庭计划指导，引导家庭按政策生育。
中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难以自拔。人口少子化的危机已经爆发而且将深化和扩大。国家实力削弱，内忧外患：在内，社会和谐受到威胁；在外，国家安全受到挑战。
最后，本文有三个结论：
第一，厘定人口政策战略底线，允许并鼓励二胎，理解并不限多胎。我们认为多胎不要去限制，事实上这只是小概率事件，无碍大局，对提升适度总和生育率反倒是有帮助的。我们可以利用经济的杠杆、文化的杠杆去鼓励、奖励二胎生育。很多家庭还是希望生两个孩子，比如有一个数据证明，全国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率由2000年的26.1%上升至2009年的29%，有些家庭认为一个孩子不保险，但是落实到行动上也只生一个孩子，这需要政府采取一些家庭友好的政策。从宏观来讲，要保障国家的人口安全，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和保障，要走出超低生育的陷阱，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中国不要过份陶醉于低生育率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还将面对巨大的风险和挑战。生育率过低和年轻人口储备不足是人口的“显问题”，也是人口的“潜问题”。过犹不及，古有明训；不察时弊，必失未来。形势逼人，人口危机纷至沓来，政策调整迫在眉睫！中国需要只争朝夕、小步快进、不要坐收最后的战略机遇！现在的情势是，实际生育率调整到平均两个孩子难度极大！
第二，人口问题不仅仅是总量过大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构失衡问题。人口数量问题包括存量、增量和流量问题，存量问题需要的是开发人力、提供素质、合理分布和保障人权，但不存在绝对的人口过剩和人口压力问题。人口增量对人口存量的压力不是线性的。
第三，中国需要从控制人口转向优化人口，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必须考虑适度生育、平衡结构、投资人口，目标是实现四个发展，一个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是家庭健康、幸福的发展，三是社会团结、和谐的发展，四是人口优化、持续的发展，这些发展的结合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概念，应该以这个作为我们的改革导向和前进方向。树立强大的正人口观才能帮助我们挖掘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的“正能量”，这就是：鼓励生育，持续发展；保障自由，幸福家庭；人口和谐，社会稳定；人口优化，中华复兴。
第3篇：少子化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
由于少儿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多和人口流出的多重影响，湖北省人口红利日渐减少并最终消失，劳动力工资上涨、社会养老压力增大等问题将凸显。人口红利的变化会对湖北省的经济、社会、人口等领域带来不同程度挑战，正确认识这些挑战是制定应对之策，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第一步。
一、人口领域的挑战
1、劳动力市场将从“无限供给”转向“供不应求”
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原先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逐步过渡到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也昭示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湖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看，2010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了局部性的劳动力供给紧张，说明湖北劳动力市场开始迈上转型之路。其中的原因在于湖北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基本完成，劳动力市场供给逐年减少。根据预测，湖北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4408.22万人，以后会逐年减少；到2020年减少到4194.47万人，到2040年再减少至3870.91万人。
2、人口政策面临着“由紧转松”的社会诉求和压力
上个世纪8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人口出生率开始较快下降，从1990年的21.6‰下降至1999年的11.57‰，整个9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仍高于10‰；进入2000年之后，人口出生率开始个位数增长，平均维持在9‰左右。从妇女总和生育率指标看，建国初湖北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6.23，70年代初下降到3.24，到1980年又降至2.12，基本达到国际低生育水平标准，2010年达到1.35，已然是超低生育水平标准。
湖北省人口出生率短期内的急剧下降，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国所实施的以“独生子女”为特色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30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着与30年前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势，少子化和老龄化成为两大人口特征，并衍生出诸如人口红利快速流失、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独生子女病等很多社会问题。当前，有必要对既有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从政策角度提出应对人口红利流失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促使湖北省人口健康持续发展，更好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二、经济领域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湖北消费市场低迷、内需不振
对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会对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王金营等（2006）人的研究表明，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特别是老龄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的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将会减小，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劳动年龄人口是人口红利的主要创造者，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步减少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降低，往往容易带来消费市场低迷。
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既有较强烈的消费意愿，更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支撑；而老年人口靠退休金生活，本身用于医疗和看护的开支占很大比重，能用于市场消费的资金非常有限，学者们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当于老龄年龄人口的70%-80%（李建民，2001）。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势必会造成社会上整体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对未来养老问题的担忧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储蓄倾向，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四二一”家庭①数量的增多，更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养老焦虑，增加储蓄“以防后患”成为人们理性选择，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储蓄意愿。储蓄增多势必会压缩人们日常的消费开支，导致消费市场逐步走向低迷。未来湖北省人口红利会渐渐消失，这意味着整个湖北省的消费市场会不断低迷，这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中部崛起是个巨大挑战。
2、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利于湖北承接外部产业转移
湖北省地处我国最中央地带，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也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有条件成为国内外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湖北省也为承接产业转移做了大量工作，吸引外部资金取得了不俗成绩。仅从引进外国资本来看，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56.66亿美元，是2008年的1.75倍。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走向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这带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是个不利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国内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尤其是服装、玩具、制鞋等行业已经开始从当地转移，但是这些行业并没有转移到湖北省，有些是跳过湖北直接进入西部地区，有的甚至直接转战东南亚。湖北省人口红利流失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让湖北在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中失分，而现代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又面临着竞争力不足的困境，这会让湖北陷入“传统的未引进来，现代的未长起来”的尴尬境地，对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相当不利。
3、人口红利趋减会制约湖北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经被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事实所证实，最为人所知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及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也较多的得益于逐步释放出来的人口红利。湖北省于199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在1992年之前，GDP年均增速低于10%；但是1992年之后，GDP增速超过了10%，其中1990年代年均增速达到10.55%，进入新世纪第一个10年，湖北省GDP年均增速达到12.92%。可见，人口红利期的GDP年均增速要远远的高于人口负债期的GDP年均增速，并且随着人口红利的不断扩大，GDP增速也逐步加快，这充分证明了人口红利与GDP增速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
既然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力量，那么“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就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2015年，湖北省人口红利会达到峰值，之后人口红利会慢慢消失，到2037年转变成人口负债。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这段时间，也是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会适当回落，这也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但是人口红利消失与经济转型发展相叠加，有可能让经济发展速度大幅下滑，从而引发更多经济社会问题。如何减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速，是湖北省面对未来30年经济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
三、社会领域的挑战
1、人口红利趋减增大了湖北社会养老难度
湖北省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过程。2010-2036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8.9%上升至20.18%，提高了11.2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45个百分点；其中到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标志着湖北省开始由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过程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一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快于、重于城镇。根据湖北省老龄办联合武汉大学所做的研究报告《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显示，2010―2035年之间，农村老龄化比重始终高于城镇3―6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老龄化将于2016年超过20%，2028年超过30%，达到中、重度老龄化状态，而城镇则分别延迟到2022年和2032年，延迟4―6年②。二是高龄老人数量急剧增加。2010年，湖北省80岁以上高龄老人76.49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5.04%；到2020年，高龄老人数量将达到142.01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6.87%；2020年之后，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和老年人群体的扩大，高龄老人的数量和占比还将继续提高。老年人的高龄化，将对社会养老、特别是护理问题带来更大的挑战和考验。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提高，整个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日益加大。一方面，政府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政府养老金账户可持续性存在较大风险。另一方面，家庭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计划生育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少子化”现象，湖北省的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1982年（三普）时的32.17%下降至2010年的13.19%，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少子化导致了大量“四二一”家庭，未来的大部分家庭将不得不独自赡养四个老人，家庭的养老开支将大幅上升，这必然会抑制家庭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费，不利于扩大消费市场，这也是老龄社会削弱社会活力的逻辑所在。
2、人口红利趋减致使湖北出现大量农村空心化③现象
湖北省是人口净流出省份，2012年，净流出人口581.11万人④，且净流出规模逐年增加。湖北省流出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农民工”是流出人口的主力军。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不可避免的带来了部分农村的空心化，农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农田荒芜，农宅空置，农村凋蔽，部分农村因此而走向消亡（陈池波等，2013）。从统计数据看，1990年，湖北省共有村民委员会32765个，到2000年减少至32400个，2010年再减少至26018个，20年的时间累积减少6747个村民委员会，平均每年减少3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其中有村合并的因素，但主因还是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导致农村空心化，并最终让这些村落消亡。
2012年，湖北省城镇化率达到53.5%，未来城镇化率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假设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意味着还要有超过500万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农村空心化和农村消亡。农村地区人口红利流失地，因人口红利流失而呈现的农村空心化现象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个巨大的挑战，加快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人口集中化居住将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
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人口红利概念界定及其测算方法”（基金编号：研人文2013041）。
参考文献：
[1]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2]李建民：老年人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及我国老年人消费需求增长预测[J]，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5期。
[3]冯飞等：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阶段与基本特征，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0月17日。
注解：
①“四二一”家庭指的是夫妻两人，上面有四个老人，下面有一个孩子的家庭，2个人供养5个人的家庭。
②《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中人口老龄化采用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
第4篇：少子化的概念范文
蒋丰：你的《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这5年内发生了很多变化，“第四次工业革命’有什么变化吗？“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德国的‘工业4.0”有什么区别？
藤原洋：“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进行中。它让人首先想到的就是lClT，也就是Intemet 0f Things（物联网）。这是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重要的技术支持。过去5年中，我越来越能感觉到，这种技术已经具备足够实力来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
首先，我想说，我作为一个亚洲的学者、企业家提出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概念与德国的“工业4.0”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和德国学者都认为，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打破了地球生态环境，第三次工业革命则重视可持续发展。我主张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用信息技术支撑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革命。
相对来说，德国“工业4.0”概念的范围可能要小一些。它主要讲的是用网络技术来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这是德国式的思考方式。德国的GDP中很大一部分是第二产业，这在发达国家中很少见。为了强化这一点，德国才提出“工业4.0”的概念，这是德国本土化的概念。而我强调的日本版“工业4.0”概念的内容不仅是制造业，更是世界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所有产业共通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是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其中也包含德国的“工业4.0”。
蒋丰：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关系日本社会、日本未来的重要问题。“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少子老龄化问题有什么关系？
藤原洋：从世界范围看，日本的老龄化问题最严重，之后应该是德国和中国。如果日本顺利渡过老龄化，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很好的模板。随着医学的发展，人类的平均寿命会更长，如果新生儿不增加，平均寿命又增加，这必然会导致老龄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重视的不是量而是质，做同一件事时消耗更少的能源，也可以称之为“单人消耗较少型能源社会”。因此，以后的生活中，可以用更少的能源来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中国的劳动人口减少还需要等一段时间，但现在的能源政策非常重要，要尽可能确保能够获得大量能源。像日本一样减少能源消费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提高能源效率，这种模式可以使“第四次工业革命”适应老龄化社会。
蒋丰：您在书中提到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比日本要先进。那么，中国可以学习日本的什么地方？反过来，日本可以学习中国的什么地方？
藤原洋：我认为，日本首先应当学习中国公司的构造，其次是企业家精神。要变革就需要推陈出新，成立新公司。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0倍，但每天成立的公司数目竟然是日本的100倍以上，这就是创造新产品的原动力，这就是企业家精神，这就是创业者们。日本生活在永远不变的旧体制下，这与中国完全不同。我也经常去美国，感觉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企业家才具有那种企业家精神，日本和欧洲都没有。因此，日本必须学习一下。
反过来，中国在规模上有一定的优势，而日本则在质量上有很大优势，中国可以学习日本重视小地方，重视多品种少量生产。中国在大规模生产上具有优势，如果双方能互相学习就更好了。中国人喜欢考虑大问题，日本人喜欢考虑小问题。有时候应当考虑大问题，有时候也需要考虑小问题。
蒋丰：最近，“第五次工业革命”这样的名词也出现了，您认为“第五次工业革命”是什么？日本有什么优势？
藤原洋：“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那肯定是“第五次工业革命”。要说“第五次工业革命”是什么，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超越人类智慧的机器人登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高度发展，完成度也大幅提高，从多方面会超过人类。
虽然机器人在多方面超过人类，但还仅限于记忆与运算。现如今，机器人还没有自己的意识，都是按照人类编程来完成工作的，从这一点上来看，还是人类要更高一筹。
今后，电脑有可能自己编程。如果那样，电脑会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也有可能最终超越人类。这是一个问题，处理得好，可以引发第五次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便利。如果处理不好，人类可能会被电脑支配。人类一直都在开发新技术，有好的部分就肯定有不好的部分，给人类带来了便利，但也造成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人类需要用更好的技术来治理污染。
如果说日本在哪部分领先中国，那应该是工业机器人。如果日本与中国分享工业机器人技术，中国肯定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比如说汽车工业，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涂装机器人，一部分是焊接机器人。在这两方面，日本具有压倒性优势。蒋丰：对于日本制造的“工业4.0”，您认为应当注意什么？
藤原洋：我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指在重视经济发展同时，更重视整体地球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德国的“工业4.0”主要强调提高制造业的效率。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的重点是互联网。如果没有相互的连接，那是不行的。只在一个公司使用Internet of Things也是没有意义的。世界范围内的所有企业都参与进来，达到生产设备的共通才最重要。
看一下日本的制造业可以发现，日本的网络连接是由单个汽车企业、单个机械制造商组成的。我是推动网络的人，我认为，即使是不同国家的企业，也可以通过网络相互连接，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工业4.0”。可是，现在日本没有这样做。
第5篇：少子化的概念范文
沉重、备受质疑的高考，其实拷问的不仅是现行高考制度，更重要的是拷问国人的人生观念和代际关系。
人生观，是人对于人生的价值、意义和个人立身处世态度的一种看法或见解。由于所处环境不同，人们对人生的见解亦各不相同。人生观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与处理个人同社会发展的关系；评价人生观的标准是看它是否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西方社会人生观的特点是个人主义，强调人格独立，从而形成了平等、自由以及保持有序相处的法律和规范。东方，特别是中国，强调家庭、集体和亲情关系，私人生活中重家、重圈子，社会生活中有“单位”，使人具备了一定范围的归属，从而失去了人格的独立。亲情和关系也使规范人们相处秩序的法规演化为权利基础上的附着物。于是乎，每个人的发展背负了个人兴趣之外的太多承重，如荣宗耀祖、单位荣誉、历史使命、社会责任等。尽管在社会浮躁、物欲横流的吞噬下，理想、信仰、抱负在淡化，但在人生观念上，中国人多了很多为别人活着的责任和压力。积极来看，这是一种基于家庭、单位甚至关系的集体主义；消极来看，也多了些过分关注外界看法带来的约束。
再看社会组成基础——家和代际传承。认为，东西方社会有不同的亲子模式：西方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一代一代进行接力，简称‘接力模式’；中国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简称‘反馈模式’。随着社会进步和城乡经济差异，所谓的中国社会“反馈模式”也在演变和分化，如不少学者提出了互补模式、“逆反哺模式”即啃老现象等。这些模式背后有着深远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习惯和文化根源并受到人生观念的深刻影响。西方强调人格独立，东方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西方在孩子期训练其独立精神，在其长大后敦促其开启自己的人生，即便是富人，也不会将钱财简单传给后人，更不会帮其设计好道路。中国人除了传统的养老送终的反馈概念外，会认为自己的奋斗积累完全是为了孩子，也会全部留给孩子，将孩子的人生看成是自己人生的延续，视为自己的责任，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孩子成长的空间、剥夺了孩子自己人生奋斗的乐趣。
与欧盟专家讨论教育项目时听过一个词：Curling Parents。Curling意即冰壶，当将冰壶推出后，运动员努力在冰壶前边打磨滑道，以让冰壶顺利滑向其期望的地方。“冰壶父母”描绘的就是那些为孩子安排好一切、让其按照自己意图发展的父母。放眼望去，我们周围有多少“冰壶父母”？
第6篇：少子化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城市“空巢”家庭 老年人社区服务
老年人口群体普遍需要家人或社会的扶助，始终是社会的势群体，随着中国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加速，在人口老龄化与庭小型化过程中，城市“空巢”家庭与日俱增，老年人生活照料求增多与家庭照料资源减少的矛盾突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建立覆盖所有老龄群体的多元化老龄社区服务体系。
一、研究背景
(一)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2998万，约占全国总人数的l0．46％。。(按照国际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则被称为老龄化社会。)到2008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5989万，约占全国总人数的12％，其中65岁及以上老人为10956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3％。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征是速度快，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远远快于发达国家。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将达到11.92％，比2000年提高4.96个百分点，届时每8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2020年以后老龄化程度继续提高，到21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5％，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二)“空著家庭老龄人口大量增加
“空巢”家庭是社会学家在研究家庭生命周期模式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一般指无子女或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开家庭而只剩下一对老年夫妇的家庭。当配偶一方死亡，老人单独居住时，家庭就从“空巢”期进入了消亡期。尽管社会学对家庭“空巢”期和消亡期有比较严格的区分，但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处在家庭消亡期的老年人与处在“空巢”期的老年夫妇所遭遇到的问题基本相似，可以将处在消亡期的家庭看成是一种类“空巢”家庭。这两种家庭中的老年人都是社会福利关注的重点对象，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伴随着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导致家庭结构出现明显的“空巢”化趋势。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2000年中国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户占全国家庭户总数的20.09％。。在全国二人家庭户中，“空巢”家庭占13.41％。其中一人家庭户中，65岁以上单身老人户占27.71%-超过1／4。
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仍较森严，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有着差别巨大，城乡“空巢”家庭老年人的处境及解决措施同样存在很大差异。本文着重分析城市“空巢”家庭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社区服务建设建议。
二、城市“空巢”家庭增多的原因分析
家庭的“生长”和“缩减”是个自然的进程。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核心，信奉“多子多孙”、“承欢膝下”的观念，所以传统家庭的“空巢”期很短甚至没有“空巢”期。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中国城市的“空巢”家庭日益增多，大城市尤为明显。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家庭户中“空巢”家庭的比例，上海为29.37％，天津为28.20％，北京为25％，均达到或超过了1／4，如果加上有65岁以下老人的“空巢”家庭的数量，这一比例将更为惊人。中国城市“空巢”家庭日益增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
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城市人口走向高龄化，为“空巢”家庭增加创造了前提条件。建国以来，我国医疗卫生水平日益提高，城市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逐步延长。目前我国60岁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l8年，而平均预期带病期约为l3年。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老年人陷入“空巢”期的几率上升，意味着长期的、潜在的经济需求以及照料和福利的需求增加。
(二)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和核心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中传统大家庭慢慢解体，“核心家庭”成为家庭构成的主要方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旖，进一步降低了形成传统家庭类型的可能性，加快了家庭核心化的速度。在城市家庭中，独生子女已十分普遍。当家庭中唯一的孩子外出就读、就业或成家另立居室后，家庭马上陷入“空巢”。
(三)社会变革导致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变化
工业化、城镇化不仅直接带来了经济发展以及人均收入提高，也改变了城市单一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更多的青壮年子女在外寻求发展机会，他们离家的半径不断延伸，时间逐渐延长，业缘关系日渐强化，从而导致家庭关系松弛和血缘关系淡化，推动代际分居的趋势加强。同时，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开始追求精神生活，老少两代人都要求有独立的活动空间和越来越多的自由，传统的大家庭居住方式已经不适应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子女搬离父母，进一步促使“空巢”家庭的产生。
三、城市“空巢”家庭老年人面临的问题
(一)缺乏精神慰籍，孤独感严重
大部分城市“空巢”家庭的老年人远离工作和同事，家庭中又无最亲密的子女陪伴，再加上城市邻里之间的关系较乡村淡漠，行动不便、观念保守的老年人与社会的接触逐渐减少，有的“空巢”家庭老年人甚至几乎与正常的社会生活隔离。孤独感和消极的情感体验降低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同时会降低老年人抵御身体疾病的能力。
(二)家庭照料资源减少，生活面临不少困难
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因生理机能退化，越来越需要生活照料，需要投入更多人力资源，而“空巢”家庭造成的家庭照料资源减少，使得老年人的这一需求难以满足。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老年人，这一问题尤其严重。一些老年人难以使用交通工具，不便上街购物，部分老人连卫生或饮食作息等基本自我照顾环节也感到困难。如果再遭遇疾病，身边缺乏子女悉心照料和陪护的“空巢”老人非常容易陷入无助甚至危险的境况。由于城市中家庭空间越来越封闭，不少子女由于工作压力大，问候和探望父母的次数少，甚至导致了不少独居的老人病死家中多日后才被发现的事例。
(三)收入水平降低，保障不足
“空巢”老人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失去劳动能力带来的收入保障。根据北京市2003年的一项抽样调查，享受“低保”的老人中有3／4是“空巢”老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在照料、疾病和保健等方面的费用将不断上涨。由于大部分城市“空巢”家庭是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之间通婚，在一段时期内将面临一对夫妇供养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的状况，“空巢”家庭的供养资源也正在减少，供养力在下降。因此，“空巢”家庭养老的供给和需求矛盾较其他家庭更加突出。
第7篇：少子化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4G；移动通信；关键技术
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是能够满足国际电联提出的IMT-2000PFPLMTS系统标准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要求具有很好的网络兼容性，能够实现全球范围内多个不同系统间的漫游，不仅要为移动用户提供话音及低速率数据业务，而且要提供广泛的多媒体业务。根据ITU的标准，世界各大电信公司联盟均己提出了自己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方案，主要有WCDMA、CDMA2000以及我国提出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TD-SCDMA。人们开始期望4G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能够提供高的数据速率，更大的容量和带宽。4G系统能够以100Mbps的速度下载，比拨号上网快2000倍，上传的速度也能达到20Mbps，并能够满足几乎所有用户对于无线服务的要求。此外，4G可以在DSL和有线电视调制解调器没有覆盖的地方部署，然后再扩展到整个地区。很明显，4G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一、4G的概念
4G是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是集成3G与WLAN于一体并能够传输高质量视频图像。4G可称为宽带接人和分布网络，具有非对称的超过2Mb/s的数据传输能力。它包括宽带无线固定接入、宽带无线局域网、移动宽带系统和交互式广播网络。第四代移动通信可以在不同的固定、无线平台和跨越不同的频带的网络中提供无线服务，可以在任何地方用宽带接人互联网，能够提供定位定时、数据采集、远程控制等综合功能。此外，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是集成多功能的宽带移动通信系统，也是宽带接人口系统。
二、4G关键技术
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主要是以OFDM为核心技术。OFDM技术实际上是多载波调制的一种。其主要思想是：将信道分成若干正交子信道，将高速数据信号转换成并行的低速子数据流，调制在每个子信道上进行传输。正交信号可以通过在接收端采用相关技术来分开，这样可以减少子信道之间的相互干扰。每个子信道上的信号带宽小于信道的相关带宽，因此每个子信道可以看成平坦性衰落，从而可以消除符号间干扰。而且由于每个子信道的带宽仅仅是原信道带宽的一小部分，信道均衡变得相对容易。
OFDM技术之所以越来越受关注，是因为OFDM有很多独特的优点：
a）频谱利用率高，频谱效率比串行系统高近一倍。OFDM信号的相邻子载波相互重叠，其频谱利用率可以接近Nyquist极限。
b）抗衰落能力强。OFDM把用户信息通过多个子载波传输，这样在每个子载波上的信号时间就相应地比同速率的单载波系统上的信号时间长很多倍，从而使OFDM对脉冲噪声和信道快衰落的抵抗力更强。
c）适合高速数据传输。OFDM自适应调制机制使不同的子载波可以按照信道情况和噪声背景的不同使用不同的调制方式。当信道条件好的时候，应采用效率高的调制方式；而当信道条件差的时候，则应采用抗干扰能力强的调制方式。再有，OFDM加载算法的采用，使得系统可以把更多的数据集中放在条件好的信道上以高速率进行传送。因此，OFDM技术非常适合高速数据传输。
d）抗码间干扰（ISI）能力强。码间干扰是数字通信系统中除噪声干扰之外最主要的干扰，它与加性的噪声干扰不同，是一种乘性干扰。造成码间干扰的原因有很多，实际上，只要传输信道的频带是有限的，就会造成一定的码间干扰。OFDM由于采用了循环前缀，故对抗码间干扰的能力很强。
三、4G特点
4G是多功能集成宽带移动通信系统，其技术特点主要有：
（1）具有很高的数据传输速率，从2Mbps到最高100Mbps的速率。
（2）实现真正的无缝漫游，能使各类媒体、通信主机及网络之间进行“无缝连接”。
（3）采用智能技术，可以自适应地进行资源分配。采用的智能信号处理技术对不同信道条件的各种复杂环境进行信号的正常收发，有很强的智能性、适应性和灵活性。
（4）达到用户共存，4G能够根据网络的状况和信道条件进行自适应处理，使低、高速用户和各种用户设备并存与互通，从而满足多类型用户的需求。
（5）具有业务上的多样性，未来通信中的多媒体通信：个人通信、信息系统、广播和娱乐等结合成一体，4G能提供各种标准的通信业务，满足带宽和综合多种业务需求。
（6）4G利用无线电技术，提供话音、高速信息业务、广播及娱乐等多媒体业务接入方式，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接入系统。
（7）4G网络是一个完全自治、自适应的网络，可自动管理、动态改变自己的结构以满足系统变化和发展的要求。
四、4G缺陷
对于人们来说，未来的4G通信显得很神秘，不少人都认为第四代无线通信网络系统是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最复杂的技术系统。的确，第四代无线通信网络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出现大量令人头痛的技术问题，大概一点也不会使人们感到意外和奇怪，第四代无线通信网络存在的技术问题多和互联网有关，并且需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才能解决。总的来说，要顺利、全面地实施4G通信，可能遇到下面的一些困难：
1、标准多
虽然从理论上讲，3G手机用户在全球范围都可以进行移动通信，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各种移动通信系统彼此互不兼容，给手机用户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开发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必须首先解决通信制式等需要全球统一的标准化问题，而世界各大通信厂商会对此一直在争论不休。
2、技术难
尽管未来的4G通信能够给人带来美好的明天，现已研究出来，但并未普及。据研究这项技术的开发人员而言，要实现4G通信的下载速度还面临着一系列技术问题。例如，如何保证楼区、山区，及其它有障碍物等易受影响地区的信号强度等问题。日本DoCoMo公司表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司会对不同编码技术和传输技术进行测试。另外在移交方面存在的技术问题，使手机很容易在从一个基站的覆盖区域进入另一个基站的覆盖区域时和网络失去联系。由于第四代无线通信网络的架构相当复杂，这一问题显得格外突出。不过，行业专家们表示，他们相信这一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需要一定的时间。
五、结束语
移动计算机是当前IT领域内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之一，其发展趋势是高性能、低功耗、小型化和无线互联。一般认为，高速数据通信能力和无线网络互联能力是移动计算机性能评价的主要方面，因此，无线通信技术的进步对移动计算机发展的意义就显得非同一般。各大计算机企业已纷纷把目光投向移动通信领域。
参考文献：
第8篇：少子化的概念范文
索尼公司CSR部统括部长。负责索尼集团整体的CSR业务。
同时还兼任国际标准化机构・社会责任规格工作小组Task Group2议长、CBCC CSR报告书特别工作小组(Task Force)主席。
上期专栏中，我将CSR在日本的发展史(2000年前)向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我们了解到日本自有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对于日本企业的CSR活动有很大影响。进入21世纪后，日本企业的国际意识逐渐加强，与此同时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CSR意识也逐步增强。2003被称为日本的CSR元年。自此，着眼于全球开展CSR活动的日本企业逐渐增多。
对应全球化的CSR
里斯本宣言后，欧洲从政治层面也开始重视CSR活动，将其视为重要课题进行推进。从法律层面也引进先进的环保法，这一点对日本企业的CSR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以电器电子产品和汽车为对象，针对产品中含有的特定化学物质的RoHS指令。自此，制造业和进口业不得不将供应链管理问题提上议题。
法律制定背后，NGO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欧洲CSR的兴起原本就与NGO的影响分不开。在NGO的主导活动里，GRI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发行的指南已经在事实意义上成为制定CSR报告书的世界标准。在日本，NGO的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弱，除了少数国外业务规模大的企业以外，NGO很少能够直接向企业施加压力。针对国外规制和国际性指南的积极对应成为日本企业的国际化CSR活动开展的紧要课题。
供应链中存在的劳动环境问题最初并没有受到日本企业的重视。在欧美，NGO直接向企业施加压力，激发其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在日本，NGO力量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日本企业最初是通过社会责任投资(SRI: 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ment)以及欧美企业CSR活动的介绍咨询等间接渠道对供应链问题有所认识，并逐步开展相关活动的。这一点与欧美企业的不同，是令人深思的。
在这一CSR国际化的潮流中，索尼率先发行了CSR报告书，同时针对给电子产业带来巨大影响的RoHS指令，索尼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可以实现全球化供应链统括管理的系统――绿色伙伴制度。针对供应链不仅做书面上的管理，同时还通过科学测定方法抑制禁止使用物质的混入，要求供应商进行适当管理，并实施监督检查等一系列措施。这样在对应RoHS指令的同时，还可以对没有法律规定的发展中中国实施相同管理，进而树立日本企业的模范管理模式。如上所述，日本企业通过自身的迅速对应而逐步融入CSR国际化发展潮流中。而且在环境报告书与CSR报告书的发行方面，日本也是先行国家之一。
作为风险对应的CSR
2000年之后迎来了CSR时代的真正到来。日本固有的一些问题，再加上国际上出现的一些变化，给日本企业的CSR活动带来了巨大影响。美国的安然公司(Enron Corp.)和WorldCom公司发生的巨额粉饰事件导引了企业改革法(SOX法)的出台。日本也发生了类似问题，因BSE问题对严格控制进口的牛肉产地进行伪装，使用过了保质期的牛奶生产其他乳制品。虽然这些问题没有直接导致影响消费者生命的严重问题，但是此类事件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厂家的信任，厂家不得不马上撤下陈列于大型超市中的商品，一流名牌厂家在转瞬间破产。同时，汽车行业也发生了为逃避回收义务而故意隐蔽事实的恶性事件。值得深思的是，这类事件并不是通过外部调查而公诸于世的，而都是因内部告发、媒体曝光而公诸于世的。在这点上，日本与美国相似。这不仅说明作为员工和市民的自觉意识的增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因特网时代特有的特点，那就是信息可以瞬间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除此之外，随着信息系统的普及，顾客个人信息的流出事件也相继发生。企业的新型风险逐渐浮出水面，从强化CSR的角度出发，企业纷纷引进法令遵守(Compliance)概念，同时设置内部举报制度和个人信息管理系统，积极引入个人隐私保密标示(Privacy Mark)。日本经团也不断改订企业行动，努力鼓励企业自主开展CSR举措。日本政府也引进保护内部告发举措和保护个人信息法规，明确表明不只依靠企业的姿态。保险公司拖欠保险金的问题大量发生，因产品老朽而发生的火灾事件也引发了保护消费者理念的活动，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福田前首相提倡的消费者厅，行政方面的动向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由于过度制定法规，企业活动成本提高，大大影响了企业的业务效率，同时也影响了顾客的生活便利性。就像“Compliance不景气”一词一样，针对企业活动的法规制定与企业的自主性活动的开展相互作用，这在哪一个时代都是一个热门话题。
CSR新潮流
近几年，在谈到如何实现日本企业的CSR活动活性化中，常常会提到“失去的10年”这句话。就是说在恢复日本长期低迷的经济过程中，资金上开始好转时，如何确保雇用方面的举措就成为CSR领域里的重要课题。特别是，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少子高龄化问题发展最快，为了确保优秀人才，就必须充实育儿以及照顾老人等方面的支援制度，同时还要积极实施雇用女性员工的相关支援举措。女性结婚生子后就会辞掉工作这一日本传统习惯需要进行变革。日本企业推进多样性(Diversity)活动以及实施促进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举措也被作为CSR的典型活动开展起来。近年日本经济不景气，日本企业里长期运用的年功序列终身雇用制度也逐渐引起异议，很多公司引进欧美的成果主义。但因文化差异等原因，欧美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日本，今年开始出现返归现象，而且还延长退休年龄，积极引进再雇用已退休者等人才确保制度。
第9篇：少子化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独居老人：社会支持：医疗照顾
一、研究背景
据统计2001～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因此老年人问题将会面临严峻考验。在老龄化的严峻考验中，独居老人问题尤为严重。独居老人一个人孤身生活，缺乏支持，所以目前仅靠独居老人自己在家庭中养老很艰难。
结合专家学者的研究及笔者了解，在所有的需求中，独居老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是最迫切的；同时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医疗保障也是重中之重。结合这种必要性及可行性，笔者采用社区研究，对泰安市3个经济发达社区的独居老人的医疗服务需求及提供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此次调查的独居老人是指65岁以上，有单独居住的事实或每周不与配偶、子女或亲友等共同居住两天以上且非居住于机构中的老年人。
调查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在定量调查方面，针对研究对象的年龄特点，本研究采用结构式、封闭性问题的访问问卷形式对居委会提供的独居老人名单，随机抽取120位社区独居老人进行面对面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106份，最后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在定性调查方面，从106个样本中选取有代表性的15位独居老人进行了半结构性深度访谈。
在此次调查回收的106份问卷中。涉及男性41名，女性65名。被调查者的年龄分布为，65～69岁共13人，70～79岁共54人，80～89共39人，最低65岁，最高95岁。在婚姻状况方面，丧偶92人，占86.8％；离异者10人，占9.4％；一直未婚者4人，占3.8％，无其他婚姻状况。在教育程度方面，不识字的有15人，占14.2％，小学/扫盲班水平的为29位，占27.4％，初中学历的有32，占30.2％，高中的有23人，占21.7％，大学文化程度的7人，占6.6％。虽然整体学历层次不高，但相比较其他老年群体，教育程度相当。
三、独居老人的医疗服务需求状况
服务需求是个多维度的概念，但总体来说主要包括物质需求、精神服务需求、医疗服务需求、日常生活照顾需求4个层面。调查发现，在独居老人群体中，医疗服务需求是所有需求层面中最强烈的(见表1)。无论是何种社会特征的老人，医疗对他们来说都是个严重的问题。
因此本文主要探讨独居老人的医疗服务需求状况及其应对策略。结合前人研究及本次调查结果，主要从两个维度来反映医疗服务需求状况，即医疗费用保障、医疗照顾。下文分别就这两个基本方面展开分析。
(一)医疗费用保障需求
本调查对医疗费用保障需求的了解是通过医疗费用的负担感知情况来反映的。对独居老人而言。由于其日常经济开支已经比其他老年群体多，相对应，在同样的经济来源下支付医疗消费的能力就弱，因此他们的“看病贵”问题更加突出。
从表2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独居老人认为现在的医疗负担比较重甚至非常重，不构成负担的仅占很少比例。所以，一旦生病，他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小病忍着，大病抗着”。
(二)医疗照顾需求
从表3上可以看出，虽然对医疗照顾的评价要好于医疗负担，但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得到的医疗照顾为一般水平。对独居老人而言，除了医药费负担过重外，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医疗照顾。
四、影响独居老人医疗服务需求的因素分析
通过对社区独居老人医疗服务需求的了解发现，在当前社会保障水平下，独居老人自身、社会支持水平等影响独居老人的医疗服务需求。
(一)独居老人自身因素
经过调查与访谈发现，不同特征独居老人的医疗服务需求有所不同
1、在医疗费用负担感知方面。调查发现，独居老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前的职业类型、健康自评状况等都对医疗费用负担感知状况有所影响，其中年龄、职业类型、健康自评状况的影响更强烈。(1)年龄方面。一般来说，独居老人的年龄越大，身体机能老化情况越严重，越容易生病，相应的医疗费用负担感知越强烈。(2)职业方面。退休前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独居老人，因为能够享受到医疗保障制度的福利，医疗费用负担小；而企业退休工人对医疗费用的反映最强烈，因为自身经济水平较差而退休前的工作单位报销很少。(3)健康自评状况方面。对健康状况评价越高的独居老人认为医疗负担越小，因为他们不用在医疗方面消费太多。
2、医疗照顾方面。经过调查与访谈发现，独居老人的职业类型与健康自评状况对医疗照顾影响更强烈。退休前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独居老人因为有经济能力，对医疗照顾质量期望较高；健康自评状况较低的独居老人更迫切的需要医疗照顾。
(二)社会支持水平的影响
可以为独居老人提供社会支持的主要有政府、社区、社会团体等正式支持和子女、亲戚、邻里、朋友等非正式支持。不同的支持水平对独居老人的医疗服务需求影响不同。
1、医疗费用负担感知方面。(1)政府支持。经前人研究及本次调查发现，政府对医疗保障的投入方向及投入水平对不同群体的医疗费用负担影响强烈，如果自我负担能力弱的独居老人能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内，将会大大减轻此群体的医疗费用负担情况。(2)子女支持。在目前医疗保障制度下，能否得到及得到多少子女的经济支持对独居老人的医疗费用负担影响也很强烈，能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独居老人医疗费用负担会大大减轻。
2、医疗照顾方面。社会支持水平对独居老人医疗照顾需求的影响也很强烈，具体表现为：(1)子女支持。调查发现，有子女且能够得到子女照顾的独居老人医疗照顾需求不再强烈，因为他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而没有子女或得不到子女照顾的独居老人更多的依赖其他支持力量。(2)亲戚支持。在子女支持力量缺失的情况下如果有同城亲戚的照顾，独居老人对正式支持的医疗照顾需求则较低。(3)邻居支持。从支持效果来看。邻居的支持对老年人能够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有较高的“性价比”优势，特别是当出现突发疾病时。但调查却发现独居老人对能够得到邻居医疗照顾需求并不强烈，期望不高。(4)社区支持。当独居老人的非正式支持力量不够时，独居老人对能够得到社区医疗照顾的需求比较强烈，希望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能够提高社区照顾水平。
五、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