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状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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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流动状况范文

一、人口流动及现状与治安秩序

流动人口是当前中国户籍制度下的一个概念，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人户分离半年以上的成年育龄人员，但因出差、就医、上学、旅游、探亲、访友等事由异地居住、预期将返回户籍所在地居住的人员和在市辖区、设区的市行政区域与区之间异地居住的人员除外，其特点是数量庞大，职业多样，城乡流动和地区间流动频繁。从广义上来说，是指公民为了某种目的或动机，离开其原来的居住地，不移动其常住户口;就一个地方而言，流动人口包括流出人口和流入人口。从狭义上来说，是指不具有本地户籍的人口，即流动人口，具体包括三种人口：当日进出人口（滞留时间一日以内），短期暂住人口（居留时间在一日至三日以内），长期暂住人口（居留时间三日以上）。“暂住人口”是法律概念，它出自《户口登记条例》等有关法规[10]。目前，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户分离已达2.6亿，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人、才、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流动，对我国的治安秩序有着重要影响。所谓治安秩序就是指基于人类活动而发生的，主要由法律规则所规定和调整的，直接关系到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关系到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内容的社会秩序，是治安的子概念，属于社会秩序的一种。

二、人口大量流动对治安秩序的影响

人口流向，国内，国际，国内有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省市向沿海发达省市流动。流动人口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对治安秩序同时产生着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和影响。人口大量流动对流入地造成巨大冲击，也使得流出地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对于两者的治安状况都造成一定的影响。

（一）对流入地的影响

大量流入的人口为流入地的各个产业提供巨大的资源与市场，极大地刺激了流入地经济的发展，生产力随之提高，物质条件也大幅度提高，为防治治安问题提供需要的物质基础，利用经济优势在治安防控方面大量投入，将犯罪危害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适度缓解了治安压力。

人口流入促进提高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各项产业均得到发展提高，在物质条件丰富的基础上，精神文化水平亦得到提升，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得到满足，有利于减少形成违法犯罪的诱因，利于社会稳定。

人口的流动促进信息的交流，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流动人口变成连接城市农村的重要桥梁，流动的人口由暂居型向定居型转变，来到城市的人口接受适应城市生活，逐渐定居，同时与农村保持密切的联系，有利于城乡交流，缩小城乡差距，带动城镇化进程，缓解城乡发展差距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当流动人口的劳动力超过流入地城市的需求量时，就会造成求职人口与就业机会有限的矛盾。事实上，大部分流动人口生存条件相当恶劣，流动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为集体宿舍、自租房等，生活和卫生条件差。住房拥挤是最大特征，许多房屋没有厨房和厕所，还承担着工作等其他用途。此外，作为维持基本生存的吃、住几乎成为流动人口的唯一开支，对于举家流动的家庭来说，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己经给家庭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压力，扣除饮食等日常生活开支，己所剩无几，再加上住房费用和子女教育费用，生活更加拮据，基本处于温饱状态，更谈不上文化和娱乐方面的消费。这为社会治安埋下隐患。

城市农民工工作件普遍较差。他们劳动强度大，生活开销大;社会保障低;工作环境差，技能培训少。因而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总怀着一种落叶归根的理念，在城市的归属感不强，即使有了一定的积蓄，也要返回农村。另一方面，部分农民工由于自身观念落后、文明素质低下、言语粗鲁等也与城市的发展显得格格不入，导致不少城市居民对他们存在防备心理，不能用现代的理念认识农民进城务工的社会价值，一些地方流动人口与城市社区居民互不接受、互不容纳、相互抵触，甚至发生冲突，在日常生活中流动人口在横向比较中有会产生巨大落差，形成不平衡心理，给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难度。

人口流动、人户分离，给原来以户籍地管理为基础的计划生育工作很大冲击。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表明，我国计划外生育70%发生在流动人口中，大部分的多孩是由流动人口所生，计划外二孩和多孩率较高。由于收入低下经济措据，使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既影响我国人口素质，自身生活也陷入困境，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流动人口子女从小在城市生活，甚至在城市出生，在目前的体制、政策和社会结构下，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在与城市户口的同龄人横向比较中容易造成心理的落差，自卑、差别、迷茫根植在他们心里，表现出一种角色上的冲突、认同上的危机和价值的失范状态，很容易造成其人性的扭曲，走上犯罪道路，结成反主流社会的群体，成为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

（二）对流出地影响

大批青壮年涌向城市，老人、儿童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留守农村，使得农村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发展阻滞;农村社会管理无力，地方黑恶势力称霸一方，治安状况不容乐观;同时，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监护、照顾和关爱，老人监管不力，社会化不健全，心理发展极易扭曲，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人口的大量流出产生新的问题――农村养老，老人自身能力有限，妇女儿童无力赡养，社会保障制度未完善，这一问题使农村的治安形势异常严峻。

第2篇：人口流动状况范文

[关键词]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3-0134-06

一、研究背景

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70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822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79%。2016年，在北京市召开的“两会”上，市政府提出继续努力实现2015年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标，即在未来5年内，将全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1]，展示出北京市政府新一轮严格控制人口的决心。面对人口净增空间小、控制压力大的局面，北京市正积极通过以地控人、以房控人、以业控人等方法缓解人口压力[2]，同时加大对流动人口聚居地城中村的治理，未来流动人口生活工作空间可能被进一步压缩。面对这样的趋势，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当下生活状况及留京意愿如何？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这些问题将是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学者需要研究的内容，只有弄清和顺应城中村流动人口的主观意愿，才能保证人口调控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流动人口迁移行为和意愿研究一直是国内外人口研究方面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外研究成果显著。国外学者关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存在不同观点，通常被广泛接受的因素包括流动经历、流入地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强度以及一系列社会经济人口变量。比如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长短，通常被认为对定居意愿产生积极的影响[3]，而流动者在流入地与当地人有频繁的社会互动或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会对他们选择永久定居产生正面的影响[4]。而其他社会人口变量，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也都会影响定居决策[5]。国内学者对于我国流动人口迁移意愿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侯红娅、杨晶等人发现年龄越轻，文化程度越高，对进入城市后的收入预期越好，他们的迁移意愿就越强烈[6]。任远的研究显示，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不断沉淀”，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长期居留的概率越高，表明外来人口在迁入地的居留时间是决定是否迁移定居的主要原因[7]。李艳春研究成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城市居住时间、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城市朋友数量、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其决定留在北京有显著影响，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乡还是留在北京的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8]。但也有研究与以往成果有所差异，黄乾基于上海、天津、广州、沈阳和昆明5个城市1076个农民工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的年龄、就业状态、月收入、农村土地、住房情况、养老保障状况及社会融合对其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但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社会资本对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9]。叶鹏飞认为农民工的定居决策主要受市场性、文化心理性和制度性三类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性因素正在成为显在的主因，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已经有所下降，并不是阻碍定居的显著因素[10]。

对北京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专门研究发现，在迁入地工作时间长、工作稳定、家庭式流动、住房情况、原来属于农业户籍的人口更愿意在迁入地定居[11]。与农村巨大的地区收入差距和北京优质的公共服务是让农民工留京的主要原因[12]。另外，续田曾认为城市定居是一个根据教育水平的正向自我选择过程，参加社会保险对农民留在城市定居具有关键作用，而能力和社会资本却对他们定居没有显著影响 [13]。 鉴于北京市近几年人口控制压力，及针对城中村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留京意愿方面的研究不足，本文利用2015年北京城中村调研数据，对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群体特征进行归纳，并对其留京意愿进行分析，探析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而思考北京市实施控制人口政策的可能效果，以期为北京市制定调控人口对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数据和变量选取

（一）研究区域概况

北京市是我国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力资源的主体部分。在北京外来人口住房中，城中村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城中村所提供的房源占流动人口住房总量的641%[14]，可见城中村承担北京超过一半外来人口的居住功能。为此，本次调研区域选择北京市流动人口密集的城中村。同时，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北京市分街道数据，共涉及306个乡、镇、街道单元，采用集聚指数来衡量北京市各地区流动人口集聚情况[15]，认定数据结果呈现的外来人口集中区即为当前流动人口聚集区，依此选择落在集聚区内的城中村为调研区域。

集聚指数衡量过程。流动人口的空间密度以及占区域总人口的比例为两个基本指标，对两个指标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如下：

密度指数：Idi=Dfi/Avg（Dfi）（i=1，n）

比重指数： Iri=Rfi/Avg（Rfi）（i=1，n）

式中：Dfi为统计单元流动人口密度，（Dfi）为区域流动人口密度均值；Rfi为统计单元流动人口占比，（Rfi）为区域流动人口占比均值。最后，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数进行划定：Idi、Iri同时大于等于1时，即密度指数与比重指数均高于均值的统计区，为流动人口高度聚集区；当Idi≥1，Iri

依上结果，本文调研采样点选择高度聚集区中的城中村，主要分布在朝阳、丰台、海淀等地，共涉及14个采样点。

（二）数据来源

本次调研对象选择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年龄在18―50岁之间，能独立辨别问卷内容的流动人口；二是流动人口生活在城中村。这部分流动人口数量较大，文化水平和身份相对混杂，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干扰，研究意义较大。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10―12月份期间，协同北师大相关课题人员进行的北京市城中村租客的问卷调研。通过与被访者面对面调研，共收回问卷817份，根据研究目的，剔除数据存在缺失的问卷，整理出有效问卷645份，有效问卷率789%。此次调查以“您愿意长期留在北京工作”为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的表达，问卷涉及的调查问题包括：被访者个人及家庭情况、住房状况、工作职业、收入、城中村环境和交通出行情况等。

（三）变量选取

本文从个人、家庭、流动特性、城市适应度四个层次来考察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因素，并分析每个层次的整体作用状况，为此我们建立影响家庭化迁移的嵌套模型。模型1建立在城中村流动人口个人因素层次上；模型2建立在个体和家庭两个层次上；模型3建立在个体、家庭和流动特性三个层次上；模型4建立在个体、家庭、流动特性和城市适应度综合层次上。依据研究目的和使用数据的情况，我们利用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来进行分析，并定义相关变量（见表1）。

1因变量

因变量是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问题设置为“愿意”和“不愿意”，为二分类变量，故将其转化为虚拟变量，愿意留京取值为1，不愿意留京取值为0。

2自变量

城中村流动人口个体变量。这里将考察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户籍、教育程度、收入和就业等因素。就业由职业和单位性质组成，其中，业分为四种：专业技术人员、个体户、体力劳动者以及非正式工作者，将非正式工作者设为参照组。单位性质分为五种：国有企业、合资企业、村办企业、私营自佣和无单位，将无单位设为参照组。

城中村流动人口家庭变量。本文用“同住亲属人数”“同住未成年及老人总数”“就业人数”“在老家还有耕地吗”以及“结婚状况”五个问题来测量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家庭网络，其中，城中村流动人口同住人数、就业人数、未成年及老年人数为连续变量。“在老家还有耕地”回答结果为“有”或者“无”。

城中村流动人口流动特性变量。这个层次主要考察城中村流动人口对于在京工作的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城市归属感。本文采用城中村流动人口住京时长、在京更换工作次数两个因素来衡量，住京时长通常被认为是影响流动人口留京意愿的重要因素，本文需进一步验证，另外在京更换工作次数为连续变量。

城中村流动人口城市适应性变量。本文用“工作满意度”“城中村交通满意度”和“居住满意度”三个自评变量来表示流动人口城市适应变量。问题直接通过满意程度来设置，答案为“满意”“一般”“不满意”。

三、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主要情况和特点

根据此次调研数据，本文对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的人口特征、家庭状况、就业、住京时长、城中村环境以及相关满意度自评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呈现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城中村流动人口以“80”“90”后新生代为主体，受教育水平提高，以从事技术性较强的行业为主

从年龄来看，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是295岁，以青壮年为主是该群体的明显特点。其中，20―30岁是最集中的年龄段，占比为603%；年龄小于40岁的占比为891%。很明显他们大多是“80”“90”后，典型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这部分人群正处于人生的壮年期，为北京劳动力市场注入新鲜血液，但同时对于就业、居住、医疗、生育以及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需求也很大，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北京市公共服务供给压力。

城中村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以高中、大专和本科为主，从受教育年限上看，平均达到123年，整体上城中村流动人口教育水平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其中，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他们的上一辈。随着北京未来产业升级，必将对外来人口进行更高要求的筛选，以促进社会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

本次城中村调研，将经理主管、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划入技术性行业，三者占比合计499%，个体户占比205%，从事体力劳动者占比222%。从职业占比上看，城中村流动人口从事工作整体技术性较强，自由性较大，与以往大部分流动人口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就业结构有很大差异，说明近些年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整体素质在提升。

（二）城中村流动人口主要为乡-城流动为主，家庭迁移率较高，乡土观念依旧较浓

调研数据表明，有820%的流动人口为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仅为180%。另外，笔者认为住户携带直系亲属即完成家庭迁移，其迁移率达到811%，与近几年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明显等研究相符[16]。同时，城中村流动人口老家拥有耕地的占729%，表明城中村流动人口虽然远离乡土，但并没有永久性割断与农村的直接联系，仍保有耕地。

（三）住京时间长，工作更换频率低，群体稳定性较强，对均等化公共服务诉求较大

北京城中村流动人口住京平均时间为442年，其中，居住时间大于3年的占比为557%，而居住一年以下的占比仅为121%。可见，有一半以上的城中村流动人口在京工作生活超过3年。随着工作、居住的稳定以及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城中村流动人口完成了迁移流动，已初步适应当地环境，部分家庭完成随迁等过程，成为较为稳定的常住外来人口。

从工作更换频率看，调研对象工作更换次数均值为203。其中，工作至今未更换一次工作的流动人口占比442%，工作稳定性高；工作更换次数小于3次的流动人口占比为733%。城中村流动人口工作整体较为稳定，这与流动人口在大城市承受未知风险有关，即工作稳定在经济和心理上提供给流动人口更多的安全感和抗压力。

目前，北京城中村流动人口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而当前融入和适应城市生活则更为迫切。通过访谈进一步获悉，城中村流动人口最为关注的方面为社会公共服务，其诉求也在进一步加大。例如，北京市教育资源有限、中小学入学门槛高等问题导致城中村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困难。

（四）城中村流动人口整体工作居住条件有所改善，但城中村交通较差

通过城中村流动人口城市适应自评分析，有521%的流动人口对于目前工作持满意态度，不满意占比仅为50%。可见，流动人口对于在北京工作较为认可。居住条件上，有493%的流动人口表示满意，但不满意比例也占到172%，仍有少部分群体对提高居住条件有较高要求。对于城中村交通，仅有290%的城中村流动人口表示满意，大多数认为城中村交通一般满意度普遍偏低。实地走访这些城中村可以发现，城中村道路等级、密度以及公交及轨道站点数量相较于周边城市建成区都是缺乏的，同时缺乏必要的交通管理。

四、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及影响因素探析

留京意愿是个人对居住地的主观看法、打算和期待，以往研究主要针对农民工、流动人口展开，研究内容有的只考察农民工的人口特征（如年龄、户籍、性别、收入）对长久居住的影响，有的考察了经济和社会因素，却忽略了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状况、流动特性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本文将研究对象选定为北京市城中村的流动人口，这样能更有针对性地反映城中村流动人口这个特殊群体对北京的认同程度。数据显示，634%的城中村流动人口愿意留在北京继续工作。相对以往留京意愿比例有所差异，这与不同时间、环境、群体界定有关，但总体留京意愿仍较高。为了理清哪些因素真正会影响到城中村流动人口这个特殊人群的留京意愿，本文通过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进一步分析，表2为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包括4个模型。首先，将个人因素纳入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模型2加入家庭因素；模型3加入流动特性因素；模型4加入城市适应性因素。随着回归模型逐步加入4个层次的因素，最终模型模拟效果较好。

从回归结果上看，个人因素中年龄、教育程度、户籍和性别对于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以往研究中随着年龄增大想留下的愿望越弱、受教育程度越高、留京意愿越等有所差异。这部分差异可能与此次研究对象有关，访谈中我们发现不同年龄流动人口表现出留京意愿较为随意，且调研对象受教育水平整体差距不太大。职业因素对留京意愿影响最为显著。相对参照组，个体户及体力劳动者不愿意留在北京。体力劳动者往往处在社会低端行业，劳动强度大，收入也相应较低，其对北京总体感觉往往失落感大于归属感，访谈中获悉，他们认为一旦有更好的机会，可能离开北京；另外，个体户从事行业大多属于北京市产业疏解部分，对于未来的不稳定性导致其留京意愿也较低。工作性质因素对留京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国有企业工作影响显著性最高，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一定程度上提升这部分流动人口的归属感，使其更愿意留在北京。收入因素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以往大多数研究有所差异。究其原因，流动人口来到北京打工首先是出于生计，满足基本生活开销，同时也希望为自己以及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调研对象中，45%的流动人口是由于亲缘带动来北京工作，32%的流动人口是由于北京工作机会大、工资高，20%的流动人口是由于北漂精神的促动来北京闯荡。可见，城中村流动人口来北京打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存在金钱以外的、更能吸引他们的因素。因此到北京寻求发展的城中村流动人口更加看重各种机会以及技能的增长，解释了收入因素对其留京意愿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家庭因素中，家庭中的就业人数对留京意愿有显著影响，就业人数多的家庭更不愿意留在北京。一般认为家庭中就业人数多，家庭收入高，能承受更多未知的挑战和风险，会更愿意留在北京。然而就业人数增多后，工作占用较多精力，家庭成员辛苦工作后回到租住地缺乏交流，家庭成员归属感降低，进而导致其不愿留在北京。而其他自变量如住户人数、小孩和老人数、婚姻状况以及家庭有无耕地等影响作用并不明显。

流动特性中，住京时长对留京意愿有显著影响，这与以往研究一样，表明长时间居住某处会带给人更多的依赖性和归属感。长时间居住在北京，无论在工作还是人际交往方面，流动人口都能够很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找到自己的定位与发展方向，进而更愿意留下来继续居住。而在京工作更换次数对留京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城市适应度中，居住条件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影响不显著。工作满意对留京意愿有显著影响，工作满意度高的打算长久留京工作。另外，城中村交通对留京意愿有显著影响，对城中村交通满意的愿意留在北京，不满意的则不打算长期在北京居住。

五、结论

本文利用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调研数据来分析其群体特征，使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留京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目前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有年轻化、家庭化的趋势，受教育水平较高，在京时间整体较长，呈现较为稳定的生活状态；有634%的城中村流动人口愿意长久留在北京，整体留京意愿较强。2职业及工作单位对该群体留京意愿有显著影响，一般个体户和体力劳动者不愿意留在北京，国有企业单位性质的流动人口则愿意留在北京。3家庭就业人数对于留京意愿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家庭就业人数越多，其越不想留在北京。4居住北京时长显著影响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留京意愿，居住时间长的个体更愿意选择留在北京继续生活。5城中村流动人口关于工作满意度以及城中村交通满意度显著影响其留京意愿，工作满意度和城中村交通满意度高的愿意留在北京。6收入对于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尽管流动人口到北京生活重要原因是出于经济方面考虑，但收入并不是其留京意愿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综上所述，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影响因素复杂，取决于经济、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存在客观因素，但更多来自于其主观意愿。当前城中村流动人口由于社会背景、自身价值和行为的差异，经济方面因素已经不是留京意愿的决定性因素。同时，职业因素显著影响着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而目前北京市疏解的包括零售业、制造业的几个“一批”行业都是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较差行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疏解部分产业可能影响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但具体影响程度多大还需进一步研究。

[⒖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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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人口流动状况范文

流动人口规模由1982 年的657 万人，增加到2010 年的2.21 亿，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6.5%。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 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2.79 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6 亿人，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17.4%，比上年末增加669 万人，提高了0.9 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速度（即年均增长率）亦在不断提高。我国流动人口，特别是省际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多倾向于选择东部沿海的特大或大城市，从而使北京、上海等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占常住居民的40% 之多；而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居民的一半以上。

规模如此巨大、增速如此之快的流动人口不仅对流动人口其自身与家庭，而且对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都产了重要的影响。人口流动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大问题。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人口流动》对我国流动人口作了初步分析，在估计流动人口比例、利用跟踪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谁是流动人口；二、人口流动是否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福祉。

谁是流动人口？

我国户籍制度的存在使“人口迁移”的定义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

目前国内对人口迁移的定义首先按照“户口登记地是否改变”而分为“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两大类。前者系指户口登记地伴随居住地改变而发生改变的人口；后者则是户口登记地不发生变化的人口，即事实的“人户分离人口”。

由于研究视角不同，流动人口的称呼与定义也不尽相同。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概念至少包括以下近十种：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流入人口、外来流动人口、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暂住人口、自发迁移人口、自流人口、外来暂住人口、短期迁移人口、暂时性迁移人口、流迁人口、民工、农民工、民工潮、盲流、人户分离人口等。其中，被社会学广泛运用的则是“农民工”这一概念。

我们通过比较跟踪调查数据中被访者在2010 年与2012 年两次调查之间的差异来了解新增与返迁流动人口的情况，具体结果请见表1。

在所有可匹配的样本（32906 人）中，新增流动人口302 人，占0.9% ；返迁人口1042人，占3.2%；其中，省际返迁人口为130 人，占0.4% ；省内返迁人口为912 人，占2.9%。

如果考察未匹配的样本，则可以发现，其中搬迁户共计351 户，1111 人次；全家外出户共计388 户，1274 人次。在流动规模的估计上，若只将全家外出户默认为是流动原因造成的外出，则2012 年的流动人口比例为12.6% ；若将全家外出和搬迁户都纳入流动原因造成的外出，则流动人口比例约为14.6%。

比较全国统计报表数据，自六普至2012年年末，流动人口规模增加了1526 万人（其中，2010 年六普时的流动人口规模为2.2 亿人；2012 年末的流动人口规模为2.4 亿人），占2012 年年末总人口的1.1%。与此相比，本数据估计的新增流动人口规模占总样本的比例为0.9%，二者仅相差0.2%，对新增流动人口规模的估算相差260 万左右。应该说，这种估计的差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随人口流动而产生的是大量留守儿童；但更早先被各界关注的是规模巨大的流动儿童，它产生于人口流迁的模式由个体流动向家庭流动的转变。尽管已有大量研究讨论了流动与留守儿童的问题，以及人口流迁（包括父母亲的流动与儿童自身的流动）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但首要的是了解清楚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基本规模与分布情况。

表2 给出了利用2012 年跟踪调查数据结合父母亲的流动情况判断的流动与留守儿童的规模。父母亲均为非流动且儿童也是非流动的共有4837 人，占全部儿童的83% ；儿童为非流动但父母一方或双方均为流动的（即通常意义上的留守儿童）为552 人，占全部儿童的9.5% ；而跟随父母亲流动的流动儿童比例则为6.9%。

表1 2010～2012 两年调查期间新增与返迁的流动人口

根据2010 年普查的结果，0～14 岁的流动儿童共为2453 万人，占全部儿童（2.2 亿）的11.1% ；其中有38.3% 是县内跨乡的流动儿童。为了保证普查数据与本数据之间的可比性，需要将这批县内跨乡镇街道的流动儿童扣除，则剩余的省际和省内跨区县的流动儿童规模为1514.7 万人左右，占全部儿童的6.8%。这一比例与本次调查所估计得到的结果（6.9%） 极为接近。

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

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表明，个体迁移的可能性受一些标准的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如年龄、工作经历、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及技术等；同时也受到了各种家庭因素，特别是家庭收入的影响，因为这可能影响到迁移的净回报。

1、从性别来看，男性人口更容易进行长距离的省际流动

性别是考察群体特征最基本的维度之一。各种类型的流动人口的性别比见表3。

2012 年调查数据中，全部样本的性别比为101.0，即男性与女性基本均衡。其中，本地人口的性别比为101.4 ；省内流动人口的性别比为87.1 ；省际流动人口的性别比为100.8。如果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较，不论是本地人口，还是省内与省际流动人口，本调查的性别比均偏低。如六普时，省内流动人口的性别比为108.1 ；而省际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则高达128.9，远高于本调查的结果。

当然，造成本数据中较低性别比的原因既可能来自于样本或调查的基本单位（即本调查以家庭户为基本调查单位，而其内部的性别比基本平衡），也有可能来自于女性流动人口的应答率较高，还有可能来自于人口流动模式由个体向家庭的转变。正如学者对性别比趋于平衡的分析：“一方面是源于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到流动劳动力大军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更多的流动人口为了实现家庭团聚而以举家流动的方式出现。”

2、从年龄来看，青壮年更容易流动

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一般都集中于青壮年。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2012 年调查的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8.6 岁，其中，0～14 岁人口占流动人口的25.6%，15～64 岁人口占69.9%。2010 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3.7岁， 其中，0～14 岁人口占流动人口的19.8%，15～64 岁人口占72.9%。相比而言，2012 年调查中流动人口规模增加的同时，处于劳动力年龄的流动人口比例有所下降，而少儿流动人口的比例则有所上升，从而使平均年龄有所下降。

2010 年和2012 年两轮调查中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明显的特点是：首先，女性在劳动力年龄人口中的比例（特别是20～24岁和25～29 岁）相对较高；其次，低年龄组中，除5～9 岁组外，其他年龄组的比例在2012 年中都有所上升：再次，在14 岁到50 岁的人口中，与2010 年相比，男性人口的比例在2012 年都有所上升，而女性人口的比例则在40～44 岁组及以上的年龄组有所下降。

总体来说，2012 年比2010 年人口结构更加年轻。

3、从婚姻状况来看，未婚者更容易进行远距离的流动

婚姻状态一般被划分为五种类型：未婚、在婚、同居、离婚、丧偶。由于后三者的比2013.11.55例较小，且我们较关心的是流动人口是否在婚，因此我们仅考察流动人口未婚和已婚的比例。

从2012 年的数据来看，本地人口中未婚人口占15.4%，已婚人口占71.3%。不论是省内流动人口还是省际流动人口，其未婚人口的比例均高于本地人口。省内流动人口的未婚人口比例为20.9%，省际流动人口的未婚比例为21.9% ；且省内与省际流动人口在未婚比例上相差0.9%。

不同流动状态的人口在婚姻状况上的差异可能是年龄造成的。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年龄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而且省内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比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更加年轻。控制了年龄结构以后，省际流动的未婚比例仍然比省内流动和本地人口高。

因此，可以认为未婚者更容易进行远距离的流动。

2010 年的调查结果分布与2012 年类似，省际流动者的未婚比例最高，其次是省内流动者，最后是本地人口。结合两轮调查的数据可以发现，相对于2010 年，2012 年调查未婚的比例还有大幅度增加，再次表明了未婚人口更容易流动的事实。

本调查的婚姻状况选项还包括了同居，我们发现本地人口的同居比例非常低，而流动人口的同居比例相对较高，且随时间递增。

这可能表明随着社会环境与思想观念的变化，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同居以共同抵御生活压力。

总的来说，已有婚姻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人口的流动；未婚人口更容易流动，且更可能进行远距离的流动。即使是在控制了年龄结构的前提下，这种区别依然存在。

4、从受教育状况来看，受教育水平能够正向激励人口迁移与流动

首先来看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2 年的跟踪调查数据来看，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 年，略高于初中毕业的水平；其平均水平远高于本地人口（仅为6.8 年）。

如果将省内与省际流动划分开，则仍然可以看到，省内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 年，省际流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为8.9年，两者均远高于本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区分城乡还使我们发现，无论流入地是城市还是乡村，省内流动者的受教育水平都要略高于省际流动者。如2012 年城市省际流动人口的教育年限为9.4 年，比省内流动人口低0.4 年；农村省际流动人口的教育年限为8.4 年，比省内流动人口低0.9 年。

其次来看流动与非流动人口在各类受教育水平上分布的差异。显然，以初中为界，流动人口中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人群所占的比例更大，如高中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比例达17.9%，而本地人口的比例仅为14.2% ；大专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比例为14.1%，本科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比例为9.1%，两个比例均远高于本地人口所对应的5.9% 和1.8%。同时，流动人口中文盲与小学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则远低于本地人口：

流动人口中文盲的比例仅仅为9.9%，远低于本地人口的20.6% ；小学流动人口比例为16.2%，亦低于本地的25.5%。

本数据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对于人口迁移与流动存在着正向的影响作用。这与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是一致的。

5、流动人口还是农民工？

农民工一词在社会学中通常被用来代表流动人口。那么，这批迁移与流动的人，到底是“流动人口”，还是“农民工”呢？

这首先得看农民工的定义：一种定义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流动人口”论，即把“农民工”主要看做是在城乡之间以及农与非农之间具有流动性的原农村居民；另一种定义是中国特殊的有着“农业户口”的“非农居民”，但他们不享受非农人口的权利与待遇，这种观点把具有农业或农村户籍而在非农领域或城镇生活与就业的人看做是“农民工”。由于本数据暂时无法提供流动人口的原职业性质，因此，本报告将按照后一种狭义的“农民工” 定义来进行比较。

调查数据表明， 当前的流动人口中，有61.3% 的人是农业户口；与本地人口中75.0% 的比例相比显得相对较低。如果按省际与省内划分流动人口，可以看到，具有农业户口的省内流动人口的比例仅占54.5%，远低于在本地人口与所有流动人口中的相应比例；而在省际流动人口中，具有农业户口的比例则高达69.1%。因此，从户口类型来看，流动人口以农业户口为主。

尽管这一比例之高似乎说明可以用“农民工”来代替流动人口的称呼，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问题：其一，本样本中具有农业户口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占75.0%）；其二，即便在以农业户口占较大比例的流动人口中，仍然存在大量的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因而以农民工统称全部的流动人口则可能会有失偏颇。更为重要的是，非农户口与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种诉求方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农民工”称呼的运用似乎仍需谨慎，尽管其更具有社会含义。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状况人口迁移与流动行为对迁移与流动人口到底呈何种作用，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实上，从异质性效应的角度来理解，迁移与流动行为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作用肯定是不同的。本报告无意决然地肯定或否定某种答案，只希望通过具体数据，从经济收入、生活状况、儿童发展这三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1、 流动人口的收入高于本地人口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收入及其与流入地本地人口的对比结果请见表4。

从全国样本来看，流动人口的收入要高于本地人口，其中县内流动人口的收入与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相比较低，而后两者差距不明显，省际流动人口收入略高。但是各省市子样本却呈现出与全国样本不一样的趋势。其中上海和辽宁两地的流动人口收入明显低于本地人口，尤其是上海，省际流动人口收入为本地人口的66%。即便如此，上海省际流动人口的收入与其他省市相比仍处于明显优势。广东省虽然流动人口收入高于本地人口，但是收入最高的集中在县内流动群体中。

河南和甘肃两省的数据说明不同类型的流动带来的收入差异明显。就河南而言，县内流动的收入要低于本地人口，而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带来的是与本地人口相比较高的收入优势。而甘肃省不仅县内流动没有带来与本地人口相比收入的增加，省内流动的情况也与县内流动类似，只有省际流动带来实质上的收入提升。

一般总是认为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相对较低，但上述结果却与以往的经验有所不同，这可能是受到工作时间长度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平均每月的工作时间（以小时计算）比本地人口高出13.8% ；而省际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甚至高出16.6%。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流动人口的收入较高是以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为代价的。

2、 流动距离越远收入增加的比例越高

想要了解流动是否有助于收入的提高，就需要比较流动前后的经济状况。

首先来看新增流动人口的情况。数据表明，新增的县内流动人口在2012 年时的收入是2010 年时的1.20 倍，略低于本地人口收入增幅。如果将省内与省际流动人口合并，可以看到，新增省内和省际流动人口2012 年的收入是2010 年时收入的2.01 倍。相同时段内，省内流动人口收入的比值是1.60，省际流动人口收入的比值为3.83，这说明流动距离越远，收入增加的比例越高。

其次，再看返迁人口的情况。返迁人口系指2010 年为省内或省际的流动人口，而2012 年为本地或县内流动的人口。数据表明，返迁人口的收入同样也有提高，如原为省内流动的返迁人口，其2012 年收入是2010 年的1.24 倍；原为省际流动的返迁人口，其2012 年收入是2010 年的1.23 倍。返迁人口在两年间收入的提高比例与本地人口相差不大。

1） 身心越健康的人越有可能流动

从表5 的2012 年调查的数据来看，除省际流动人口在生活满意度上的得分较低外，流动人口在其他指标上的评价均高于本地人口。如省内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自评分数为59.1，高于本地人口的57.6。在心理健康上，省内流动人口与省际流动人口的得分均高于本地人口，省内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却明显好于本地人口。在身体健康的评价方面，省际流动人口高于省内流动人口，且两类流动人口均高于本地人口。

尽管这种评价得分均表明流动人口的状况好于本地人口，但我们并不能将其归因于流动所导致的结果，因为流动本身可能具有选择性，即身心更加健康的人才有可能流动。

2） 流入地对流动儿童入学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2012 年的调查中，少年儿童的年龄范围界定在16 岁及以下，10～16 岁儿童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主要特点是，母亲在身边的留守儿童健康状况比较好，跟随父亲一起外出的流动儿童康状况比较好。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从就学状况上来看，虽然适学儿童的就学比例都比较高（90% 以上），但是相对而言，农村留守儿童的就学比例处于较低的水平。

一般来说，流出地在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上相对落后，这会对留守儿童的入学产生不利影响。而跟随父母外出的流动儿童情况就要好一些，流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设施都比流出地好，这会对孩子入学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人口流动具有选择性

不论是人口学特征，还是生活状况与身心健康，都表明了人口流动的选择性。即劳动力年龄较低、未婚、具有相对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身体与心理相对更为健康的人口更有可能进行迁移与流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更为重要的是，本报告从生活状况、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等方面所揭示的新增或返迁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差异，不仅说明了其流动与返迁的部分原因，而且进一步从以往未被关注的角度证明了选择性的存在。

尽管我们的发现还不足以证明因果关系，但人口迁移与流动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则是可以确定的。这种异质性不仅可以从迁移与流动对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作用这一角度去理解，而且也可以理解为迁移与流动对某一个人的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效应。

第4篇：人口流动状况范文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联合在京举办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论坛了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的分析，根据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初步融入城市，基本实现在流入地的生存立足。

为综合测量流动人口总体融合状况，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牵头，研究编制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数指标，并根据上海市松江区、苏州市、西安市等8个城市进行的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融合状况进行分析。课题牵头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介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数包括经济立足、社会接纳、身份认同、文化交融等指标，指数得分介于0～100之间，取值越大，表明融合程度高。

调查分析的初步结论认为，流动人口融合总指标指数得分为63.7分，其中流动人口的文化交融得分最高，为67.6分，其次是经济立足，第三为身份认同，社会接纳得分最低，为58.2分。杨菊华认为这表明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依旧处于血缘、亲缘、地缘阶段，与本地人有较大的社会隔离，总体融合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调查结果还发现，流动融合总指标指数与所在城市的经济水平息息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流动人口经济立足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经济立足情况不佳，但流动人口社会接纳、文化交融和身份认同状况较好。这不仅说明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融合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而且经济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流动人口的经济立足，但经济发展未必带来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本地居民在行为、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主任李国祥认为，除了经济与文化，利益分配也是影响社会融合总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客观上会对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产生影响。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所享受到的公共资源都会被农业转移人口所分享，这导致其产生排斥情绪。

根据分析结果显示，跨省流动人口的总体融合水平较低，但经济立足状况较好；跨县流动人口更易实现社会接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强。杨菊华认为，省内流动人口熟悉当地的社会环境，拥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背景，语言行为更易适应，融合障碍较小；跨省流动开始出现语言交流障碍，社会关系网络不再密集，劳动就业、保障居住等问题凸显，故融合程度稍低；跨省流动使空间距离的影响最大化，社会关系需要重构，行为习惯或完全不同，社会保障缺乏，即使跨省流动可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也会被亲情缺乏、语言障碍、习惯差异、归属不明所抵消，导致总体融合水平较低。

社会融合指数还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融合水平越高。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流动人口融合指数得分超过仅有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者14分，二者在社会接纳方面的差距更高达22.5分。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对容易为当地市民所接纳。

第5篇：人口流动状况范文

1. 对象

本次研究对象为金昌市初、高中6个年级的在校中学生792人，其中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在校生321人，本地在校生471人；男生435人，女生357人。

2. 方法

根据对8位中学一级以上职称教师和教育心理学博士的访谈，确定对金昌市部分中学生的人际关系、学业压力、强迫症状等10个心理健康因素进行调查。设计调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

（1）家庭基本情况调查。该量表内容主要包括：性别、家庭人口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在学习、生活、情感交流方面的情况。

（2）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MSSMHS）。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由我国著名心理学家王极盛教授编制，可以用做评估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该量表有10个分量表，分别是：①强迫症状；②偏执；③敌对；④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⑤抑郁，如对未来丧失信心，兴趣索然；⑥焦虑；⑦学习压力；⑧适应不良；⑨情绪不平衡；⑩心理不平衡。

3. 结果

研究中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792份，其中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各占59.5%和40.5%。外地户籍在校生中男性比例略高于本地在校生，女性比例略低于本地在校生。这表明流动人口子女在校生随父母一同到城市中生活和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

（1）家庭环境状况结果分析。

①对被试家庭人口情况各因子进行统计学分析，被调查家庭子女数较多（2.16±1.153）。

②流动人口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以内的占43.9%，3000～4000元之间的占29.2%。

③流动人口家庭29.2%的租房居住。

④流动人口子女在校生与父母几乎没有交流学习的比例为10.2%，交流很少的比例达到41.7%。

⑤流动人口子女在校生与父母几乎没有交流情感的比例为16.3%，交流很少的比例达到45.5%。

（2）心理健康状况测量值分析。将被试按照本地和流动人口子女在校生分为两类，进行心理健康各因子平均数和标准差的比较分析。他们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焦虑和适应性等4个因子上存在统计学意义差异，t值>5，p值

4. 结论

（1）金昌市中学生中流动人口子女在校生家庭环境的亲密度和情感表达水平较差，家庭成员之间应该加强沟通，提供更多的条件和机会支持子女进一步融入当地生活。

第6篇：人口流动状况范文

Key word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employment；income；impact factor

中国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是伴随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是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1]。庞大的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构成、人口的城乡分布、社会的阶层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现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布比较集中，多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行业[3，4]，亲友网络等非正式就业渠道仍然是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主要途径[5]；流动人口就业“非农化”倾向明显，但是没有使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得到真正的提升和改善[6]；流动劳动力失业率进一步提高[7]；虽然流动人口收入有一定提高，权益保护在一定程度得到改善[8]，但在流动人口内部和城乡户籍间仍存在收入待遇和权益保护的差距[9]，流动人口仍受到就业保障歧视[10]。

河北省作为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的最大来源地[11]，人口流动规模巨大。因此对河北省流动人口就业特征的研究对于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城市群统筹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受到数据获得的限制，现有研究多数只对小区域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缺乏对河北省就业流动人口的详细研究，且很难对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进行对比研究。本研究采用2013年河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对比研究的视角，分别对河北省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原国家人口计生委2013年组织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采用了包括河北省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就业相关数据，用于分析河北省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和收入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等相关内容。流动人口指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人口。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处于就业状态的流动人口，共获得河北省流动人口有效样本14 822个，其中流入人口6 940个，流出人口7 882个。

1.2 方法

基于原调查数据，结合现有流动人口就业职业分类的统计标准和收入等级划分方法，设定适于分析流动人口职业特点的分类标准和收入等级。

职业分类标准为：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业人员，包括经商、商贩、保洁、家政、餐饮、保安、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等；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包括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建筑、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无固定职业和其他人员；公务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收入等级为：低收入水平，月收入水平在2 000元及以下；中低收入水平，月收入大于2 000元且小于等于3 000元；中高收入水平，月收入大于3 000元且小于等于4 000元；高收入水平，月收入在4 000元以上。

研究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多项logit回归分析方法和有序logit回归分析方法对河北省流动人口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进行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对比分析。

2 就业特征描述

2.1 职业特征描述

从职业的分布来看，河北省流入人口中服务业人员占59.81%，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占32.71%，专业技术人员占5.98%，公务人员占1.50%。河北省流入人口在第一产业中的就业比例极低，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均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就业，尤其是从事服务业的比例最高。流出人口中，除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比例较低以外，其他三类职业流出人口的分布比例均高于流入人口。整体来看，河北省流动人口就业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非农化”趋向继续强化，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进城后绝大多数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二是受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和较低的流动人口职业技能水平影响，大多数就业人口集中分布于对职业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务行业、农业、生产制造类行业等次级劳动力市场，无法向主要劳动力市场转移。这种事实上存在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除了受劳动者素质的影响外，也与市场中存在的户籍方面的歧视有关[12]。

2.2 收入特征描述

河北省流入人口的月均收入为3 019.38元，比流出人口平均水平低239.24元；对于流入和流出人口来说，月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均是专业技术人员，最低的均是服务业人员；除了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月均收入略高于流出人口外，流入人口其他三类职业的月均收入水平均低于流出人口。就工作强度来看，河北省流动人口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9 h，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月均收入最低的服务业人员每天工作时间最长；除公务人员外，流入人口各类职业的工作强度也均超过流出人口。这表明流动人口在各地区就业时待遇方面受到一定的歧视。流动人口被分割在次级劳动力市场，除了损害流动人口的就业权益，影响流动人口收入和公平享受其他基本资源外，也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和劳动力市场的紊乱。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改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成为当前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关键。

3 就业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3.1 职业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3.1.1 变量选取与测度 本研究将职业作为因变量，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作为控制变量，流入时间、本次流动范围作为协变量，分别建立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的职业影响因素模型（表3）。

3.1.2 职业影响因素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职业影响因素模型通过运用多项logit回归模型，整体回归的效果良好，模型在统计上具有意义（流入人口模型最终卡方值为1 259.23，P值为0.000；流出人口模型最终卡方值为1 328.63，P值为0.000）。流动人口的职业因变量为四分类变量，因此产生了以“公务人员”分类为参照的三个最终模型。

1）人口学特征。表4和表5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户口性质和受教育程度对河北省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对其职业选择没有影响。受专业技术工作性质的影响，年龄对其影响不显著，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中专的男性流动人口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可能性最大；初中及以下的21-40岁的流动人口成为服务业人员的比例更高；初中及以下的青壮年男性在农业及生产制造类工作的可能性更大。

2）流动特点。将流动范围和流入时间用作反应河北省流动人口流动特征的控制变量。从表4和表5来看，流动范围对河北省流入人口的职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对流出人口的职业选择影响不显著，流入时间对河北省流动人口职业选择影响不显著。对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服务业工作和农业及生产制造类工作的河北省流入人口来说，流动范围每缩小一个等级，发生比将分别降低到原来的54.4%、66.9%、63.3%。研究认为跨省流动的人口在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方面比只具备省内迁移能力的流动人口更有优势，并且当流动范围拉大时，迫于生计等原因流动人口更易接受工作，因此其职业选择范畴远大于流动范围小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找到正式工作之前，多在流入地已滞留一段时间，因此流入时间并不等于就业时间，不能将其和工作经验挂钩，进而使得流入时间对河北省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不显著。

3.2 收入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3.2.1 变量选取与测度 本研究将收入等级的因变量在模型中的编码设为“0、1、2、3”，并建立影响河北省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将人口学特征、流动特点作为控制变量全部引入模型，变量的编码类型和度量标准同上。

3.2.2 收入水平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河北省流动人口收入模型整体结果表明，人口学特征以及流动特点对收入水平提高具有显著影响，其收入模型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意义（流入人口模型卡方统计量为868.572，P=0.000；流出人口模型卡方统计量为489.743，P值为0.000）。

1）人口学特征。相对女性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收入等级提高的可能性分别为3.290、2.280，因此男性收入等级不断提高的概率更大。由于人力资源禀赋方面差异、社会观念的偏见和性别歧视等多方面原因，女性劳动者月均收入普遍低于男性，因此作为双重弱势群体的女性就业流动人口所面临的收入性别差异更为严重。

31-40岁的流动人口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最大，发生比分别为1.192、1.221。这是由于该类人群在体力和外出工作经验、人力资本方面都更有优势，能够凭借自身优势提高收入；20岁及以下的青年劳动力收入等级的发生比仅为0.496，这主要是由于青年劳动力缺乏工作经验，难以获得更高收入；21-30岁和41-50岁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则和50岁及以上相差不大，这基本反映出典型的就业年龄特征，随着年龄增长，个人收入先升后降，在个人就业能力最强的阶段达到峰值[13]。

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最大。表明受教育程度对于流动人口收入有着较高的正向回报率。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受教育的年限越高，其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就越强，积累工作经验和提高职业技能的可能性越大，在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中更易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能力，因此提高收入的概率不断增大。

和非农业户口相比，农业户口的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降低，发生比分别为0.976、0.681。这和中国广泛存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关系密切，农业户口流动人口一般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流动，很难进入初级劳动力市场，这也表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仅造成城乡之间普遍存在收入差距，即使在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内部也仍存在显著影响，在流动人口内部也深深打上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烙印。

回归模型显示出婚姻状况对于收入的影响在低于5%的水平上显著。婚姻状况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相对其他婚姻状况和已婚的就业流动人口来说，未婚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其他婚姻状况和已婚人口。已婚流动人口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对家庭的责任感促使其不断争取更高的收入以维持家庭稳定与发展；未婚人口缺乏工作经验和家庭的刚性约束，流动性更强，从而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2）流动特点。流动范围变量对收入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统计意义。和市内跨县相比，跨省流动和省内跨市的流动范围在统计上更加显著，流入人口的发生比分别为1.675、1.262，而流出人口收入影响因素模型中跨省流动依旧是影响河北省流出人口收入等级的主要因子，发生比为2.502，明显高于其市内跨县的参照标准，甚至高出了流入人口收入模型中其跨省流动发生比。这表明流动范围越远，流入人口收入等级提高的可能性越大。跨省就业的流动人口往往具备较高的劳动技能和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以便获取更高的收入来弥补跨省流动所带来的迁徙成本。如果跨省流动不能实现流动人口在成本―收益比较下获得更大收益的初衷，那么跨省流动的优势也就随之丧失[14]。

流入时间变量对流入人口的收入水平提高影响不显著，对流出人口影响显著。这表明河北省用工单位更加看重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外出经验和职业技能等方面的素质，而流入时间长短不等同于就业时间长短，因此流入时间长短并没有成为影响河北省流入人口收入水平的因素。出乎意料的是，不同于罗俊峰等[15]发现的流入时间和收入等级呈“U”型关系的结论，本研究中发现随着流出时间的延长，河北省流出人口月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呈降低趋势。由于流动人口集中于相对低端的行业，随着流出时间的延长，可利用的资源具有有限性，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趋势，因此月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降低。

从流入和流出人口职业选择模型和收入模型对比来看，变量之间发生比在同一模型内部和不同模型之间的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贡献程度的大小，也体现了不同省份流入地对流动人口综合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的用工要求，河北省流出人口更易受到流入地用工单位工作经验和学历歧视。

4 结论与讨论

1）河北省流动人口集中分布于对职业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务业和农业及生产制造类行业等次级劳动力市场，无法向主要劳动力市场转移，社会阶层无法得到提升。

2）和男性相比，女性在就业、收入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就业选择的多样性受限，提高收入的可能性降低。年龄与职业选择多样性、月收入提高基本呈倒U形关系。受教育程度对职业选择和收入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回报率。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提高就业层次和获取高收入的可能性低于非农业户口。未婚就业流动人口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其他婚姻状况和已婚人口。流动范围越远，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范畴和提高收入的可能性越大。流入时间越长，河北省流出人口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反呈降低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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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人口流动状况范文

一、活动时间

9月25日至10月15日，全镇集中开展全员流动人口信息再次采集变更工作。

二、工作要求

1、及时掌握辖区全员流动人口个案信息。各村要按照本方案，认真组织开展全员流动人口信息的再次清理摸底和及时核对、变更相关信息。。

2、及时、准确、规范上报本村新增的外流人口。

三、工作内容

（一）、清理对象

（1）离开户籍地县域30日以上流出人口，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0岁以上人口。

（2）离开户籍地乡镇30日以上流出人口，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已婚育龄妇女。

（3）同城区间人户分离人口除外；婚嫁人员除外；因出差、就医、旅游、探亲、访友、服军役、在中等以上专业学校就学等人口除外。

（二）、个案信息完善内容

全员流动人口个案信息项目包括基本信息、家庭户信息。

（1）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现居住地地址、户籍所在地地址、公民身份号码、出生日期、文化程度、户口性质、流动原因、外出（流入）日期、返回（离开）日期、婚姻状况等项。

（2）家庭户信息包括：是否家庭户流动、已婚人口的配偶是否随同流动等信息。

（三）、个案信息变更

村对流动人口现居住地和婚育情况发生改变要及时上报计生办，计生办业务人在流动人口信息系统中对流出人口管理卡片进行及时变更。

（四）、个案信息退档

对于流动人口发生迁移、死亡、流动状况变化等情况，要以月报单的形式上报计生办，计生办业务人员及时对流动人口信息，在“流动人口信息系统”中进行退档处理。

第8篇：人口流动状况范文

关键词:艾滋病;感染状况;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R512.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3－6245(2016)03－0246－03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21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5%。有研究显示，国内部分地区新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以流动人口为主［1］。流动人口已成为HIV传播的桥梁人群［2］。流动人口的数量和流动范围的扩大是HIV/AIDS流行加剧的重要因素［3］。在新疆博湖县，流动人口占全县人口总数的7.3%。本研究旨在通过对2014年9月～2015年10月博湖县流动人口进行艾滋病感染状况调查，了解该县流动人口艾滋病感染状况，为该人群制定有效的防治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监测对象为建筑工人、农业工人和宾馆饭店从业人员三类人员。所有被调查人员均要求户籍不在博湖县本地，且除外旅游、上学、访友、就医、探亲、从军等情况。

1.2方法

通过摸底调查，获取博湖县内流动人口聚集场所或单位的名单，根据流动人口类别分别抽取1～2个场所。每类流动人口至少调查200人。调查开始前对调查员及相关人员进行统一培训，按照自愿、保密的原则，采用统一的调查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匿名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指标及艾滋病相关知识。同时采集5ml静脉血进行HIV抗体检测。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参照中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框架，计算方法:问卷8道题中，被调查者回答正确6道及以上的人数占监测人数的比例［。

1.3检测方法

HIV抗体初筛采用HIV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试剂盒为厦门英科新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初筛阳性者再用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ELISA试剂盒复检。两次检测结果均呈阳性的样本送确认实验室使用蛋白免疫印迹试验(WB，上海英旻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试剂盒进行确证。检测均由实验室专业人员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及判定结果。

1.4统计分析

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共监测746名流动人口，来源:建筑工人276人，占37.0%，农业工人260人，占34.9%，宾馆饭店从业人员210人，占28.1%。男性400人，女性346人，男女比例为1.16∶1;最小年龄14岁，最大年龄70岁，平均(37.9+11.6)岁，年龄分布以40～49岁组人数最多;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共697人，占93.4%;民族以维族为主，共452人，占60.6%;文化程度以小学为主，共447人，占59.9%。

2.2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此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46份，回答正确6道或以上者402人，艾滋病知晓率为53.9%。不同年龄组、婚姻状况、民族、文化程度和职业艾滋病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按年龄分组，50～岁年龄组知晓率最低，20～岁年龄组最高;按婚姻状况，已婚组知晓率最高，未婚组最低;按民族分组，汉族组知晓率最高，维族组最低;按文化程度分组，高中及以上学历组知晓率最高，文盲组知晓率最低;按职业分组，建筑工人组知晓率最高，农业工人组知晓率最低(见表1)。

2.3安全套使用情况

在调查的746名流动人口中，最近一年内每次和配偶/固定性伴发生都使用安全套比例和最近一次使用安全套比例，宾馆饭店从业人员均最高，为9.6%和38.5%;农业工人最低，为1.0%和14.6%。最近一年内每次和商业性伴发生都使用安全套比例和最近一次使用安全套比例，宾馆饭店从业人员仍最高，为55.6%和77.8%;农业工人最低，为33.3%和60.0%。不同类别流动人口使用安全套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且同一人群由于发生对象的不同，使用安全套情况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2.4艾滋病防治知识获取方式

被调查的人员中70.9%以前接受过艾滋病的宣传教育，获得途径包括:电视/广播、报刊/书籍、网络、宣传材料及其他。信息来源所占比例较大的依次为电视/广播(50.4%)、宣传材料(31.0%)、报刊/书籍(13.5%)、网络及其他(5.1%)。2.5血清学检测结果746名监测对象中，HIV抗体确证报告阳性7例，阳性率为0.9%。7例阳性监测对象均为已婚人员，均有婚外异性，其中女性4例、男性3例，男女比例1∶1.33;最小年龄28岁，30～岁年龄组最多，共3例，40～岁组1例、50～岁组2例;所有病例均为已婚;维族最多(6例)，汉族1例;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5例，高中及以上2例;感染途径均为异性传播。

3讨论

第9篇：人口流动状况范文

关键词：流动人口 出租屋 管理系统设计 实现

中图分类号：TP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8（a）-0171-02

城市出租屋人口流动性管理作为复杂的社会性问题，需要政府契合各类社会力量进行良好资源整合的前提下，开展新的管理模式，控制人口信息，稳定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出租屋的人口管理进行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并且在管理过程中也获得显著提升。例如：管理期间能够明确管理责任的主体性要求，并能多渠道的保证管理经费的投入力度，在建立健全具体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的进程中，保证出租屋的流动人口处于可控性。

1 出租屋管理系统设置的必要性

管理流动人口的最佳方式即“出租屋”管理，定位出租屋后，要在其特性的前提下总结规律进而开展社会管理，规避管理过程中的行政性强权管理，使管理更具人性化。出租屋是有房屋的所有人通过收取租金的方式将住房让给其他人暂住，房屋租赁作为一种简单的民事行为，基于平等互利存在的市场易活动。

目前，由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或者控制逐步弱化，目前很多资源和信息政府的掌控力度略显不足，因而要在动态环境下，让出租屋遵从市场运行机制开展有效的社会化管理。但是管理中要注意社会化、产业化和法制化的集中，同时分好主要和次要，引导的主体是市场，政府做好协调和监督的辅助工作，通过强化社会管理理念，进而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掌控，目前出租屋的控制可以通过管理系统实现，录入信息和相关数据，时刻监控城市流动人口的变化状况，这对于稳定城市经济发展，保障城市稳定有积极意义。

2 流动人口出租屋管理系统的设计要点

2.1 业务特点

2.1.1 信息量大，信息增长速度快

城市中流动人口的数量能达到十万计左右，如果城市规模比较大能够达到百万计人口，其中每一个流动人口能够包含的文字信息或图片信息等都极为丰富，另外还有出租屋的人口数量，或者人员信息管理等相关数据，这部分信息量加在一起数据量非常庞大，并且信息持续增长量也非常迅猛。

2.1.2 数据种类繁多，处理方式多变

流动人口信息是一个多变的信息，所以，政府需要在此做好相关的数据统计和调查，通过统计中的分析、查询或者决策等相关措施，统计不同类型的流动性人口，针对人口状况开展针对性处理措施。因而，计算机处理系统应是并行的多功能处理系统，在处理期间要保障处理的灵活和稳定性，并且在处理过程中要集聚拓展性，满足数据的繁杂性要求，分类好各类数据。

2.2 系统设计出发点

由于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具有多点、多层、多级式的，因而出租屋以及流动人口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存在，不同区域之间掌握的信息有不同之处，为在管理进程中满足“旅业式、小区物业式、散居分片式”的管理要求。就需要对各类要求和任务做好系统化统计，第一，要求应用系统的结构设计要根据流动人口的业务流程或者业务要求进行系统化设计，设计进程中需要综合政府、派出所、街道服务中心，建立网络化管理模式，并通过社区管理的方向及时将信息传达到派出所，然后由派出所出面把所有的信息网络散布到区公安分局和市公安分局等人口普查部门；第二，应用系统管理过程更具多样性要求，由于应用系统不是单一的管理信息系统，是一个综合性管理模式，在管理时可应用近年来比较常用的技术（GIS），用以表达出租屋和流动人口间的空间信息内容。

3 设计中需重点考虑的因素

3.1 业务划分、功能设计的准确性要求

业务范围设计时需要率先考虑情况公安部门和政府部门在流动出租屋内的人口实际情况，系统在人口统计的过程中要适应人口的增长和需求变化状况，因而，系统可以借助于灵活的框架结构做好组件计算。框架结构在开设时要本着灵活的开发模式做相应数据处理，根据社区现有的需求量做好二次需求开发，这将为实现各类服务功能做好系统重建，同时组件技术设计进程中，要根据要求做好需求定位，并根据调度状况更新部分组件或加入组件做好系统原型调整，目的是适应新的变化发展要求。

3.2 系统设计契合居民居住习惯

系统设计时，要根据现有的居民居住习惯开设流动人口设置要求，比如：旅业式和小区物业式设计要求中，要求设置要符合行政区域要求，设计进程中需要有行政区域、街道或者固定的社区、任意的小区。同时，系统要衔接CCIC，系统设置的宗旨即分析出租屋或者流动人口信息系统的要求，并对应数据量做好相应的街道以及门牌号码录入、利用上述编码需要做好社区、行政区域和派出所的综合人口普及分布，并为出租屋的流动人口分布划分好地域，并基于此建立街道编码以及社区编码的对应关系字典，该字典能够契合管理信息系统和常住人口管理信息系统间的相互衔接，起纽带作用。

4 系统基本功能描述

第一，基本的业务数据主要是采集完成后对数据进行系统更行，检索时要求通过“简单”或“组合”的方式处理信息，保存数据。完成上述操作后要通过列表或者详细的方式检索出对应数据打印出数据内容，就此通过直观的方式调整数据采集的格式，用以增加自定义数据项目；第二，系统监控系统主要为客户提供系统化监控流程，并且让系统化业务在监控中得以发展，监控后台数据环境是监控的主要工具。通过系统监控能够便于控制后台的系统运行状况，进而保障系统运行的优劣与否，也能进一步提升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第三，借助综合性搜索引擎，完成数据检索的功能性，数据检索即将数据的各个表格全部串联在一起，形成关联，并将相关的数据结点融入其中，然后进行数据查询，提供便于自定义查询的条件性输入模式；第四，数据传输系统主要是让数据有个数据库传输到另一个数据库上面并通过查询条件和查询数据需求做好系统化传送，通过前台界面操作进行启动传送功能，这能保障后台实时，自动的数据库传输模式；第五，用户管理实现能够保障用户维护系统化模块，用户管理权限的运用不但能够增加用户的使用率，更能随着用户新信息的变化适度的删除、修改相应用户信息，给予用户某种权限受理，进而取消用户的某类权限操作；第六，操作时为确保信息的安全性和准确性，应运用布控比对报警功能用以实现出租屋和流动人口或者CCIC等公安系统的信息前台和后台的报警数据分析，很多信息录入到系统内，就要根据信息状况做好信息筛查和信息比对，马上检索出可疑信息，然后运用CCIC（违法犯罪分子信息）做信息库的比对，实现库内的信息对比报警，提升信息数据的高效使用性。

5 结语

管理出租屋的流动人口需要运用CIS管理系统做好出租屋的人员管理，并要不断地延伸管理状况做好细节掌控，管理的核心要素是信息共享。通过信息共享也要让出租屋内的流动人口与公安的人口信息想对应，形成立体网络监控的方式，实现智能化控制要求，满足综合性信息共享。进而满足系统网络化集成，应以建立统一性好、共享信息强的基本系统化支持方案，让集成化综合管理系统结合GIS平台，满足系统的可视化控制要求。系统门禁控制器、APP客户端以及后台服务管理软件界面分别如图1、图2、图3所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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