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的影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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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少子化的影响范文
近年来，随着日本女性的高学历化及对于结婚、生子价值观的变化，日本整体的出生率大幅降低，除此之外，生活条件的改善与医疗技术的进步，死亡率也大幅降低，日本的少子高龄化（15岁以下人口低于65岁以上人口）问题日益严重。日本政府2008年4月22日公布的2008年版《少子化社会白皮书》警告称，如果对少子老龄化问题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50年日本15岁以上的可就业“劳动力人口”仅为4228万人，不足2006年（6657万人）的三分之二，将“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白皮书还强调说，尤其是“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与老龄人口退休的不断增加，预计劳动力人口将呈现老龄化与递减的趋势”。到2050年时，日本即将面临“超少子高龄社会”，平均每1.5名有职业者就需养一位高龄者。
本文从导致日本社会少子高龄化问题如此严重的原因以及其将为日本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两方面进行论述。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合计特殊出生率（女性15-49岁内生产小孩数的平均推算值）若低于2.08名，将使得人口迈向减少。日本在二次大战前出生率就开始降低，但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后半出现婴儿高峰期，1948年人工堕胎合法化后，进入20世纪50年代出生率开始大幅下跌。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前半的高度成长期，合计特殊出生率还维持2.13名的安定情况，但1975年则跌到2名以下，1997年步入少子高龄化社会，2007年总人口开始出现“自然减”现象。和欧洲其他少子高龄化国家相比，日本的速度可以用“快得惊人”来形容，究其少子化原因，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出生于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的年轻人，在经济发达、成长自由的生活环境中养成了“养育儿童的数量越少，越能维持自己的轻松富足的快乐时光”的利己观念，人们普遍倾向于少生子女以得到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由此，必然会导致日本的生育率大幅下降。
第二，为了保证个人在经济上的独立支出，享受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最近的年轻人结婚年龄持续攀升，晚婚必然会导致晚育。尤其是一部分女性的晚婚、不婚和少生孩子，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性考虑”，而不是自然选择。日本读卖新闻社在2003年进行了婚姻问题的全国舆论调查，其中有52%的人认为“女性不结婚也能够幸福”，而在20-30岁日本年轻人中，接近70%的人认为“没有必要结婚”。这种想法的出现，不得不让我们为邻国日本的将来担心。
第三，非婚一族的出现加剧了少子化问题的严峻性。非婚一族中女性的比例大大高于男性。这背后的确有一些现实的“理性计算”理由。一是来自于就业市场：日趋激烈的就业环境使为了提高生产效益，降低成本的各个企业不欢迎育儿母亲。二是女性为在工作中得到晋升机会，会花大量的时间进修，从而错失了结婚的最佳机遇，随后则产生放弃结婚的念头。三是现代年轻女性对个性化生活的追求：她们热衷于交友聚会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而一旦结婚育儿，就会被家庭这个禁锢套牢，失去自己的理想化生活。
第四，日本社会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倾向仍然存在。他们不愿意帮助妻子共同分担家务和育儿等事务，导致妻子在身心上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从而众多女性拒绝走向婚姻的殿堂。
急剧发展的少子化问题直接加速了日本老龄化社会的进程，有专家分析称，从少子老龄化的成因来看，70%是由于低出生率，30%是由于低死亡率及长寿化造成的。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男性60岁和女性64岁；60年代上升至68岁和73岁；90年代已经达到77岁和84岁；到了2006年，日本人人均寿命男性79岁，女性85.81岁，男女综合平均寿命为82岁，蝉联世界第一。由此可以看出，出生率急剧下降的同时，伴随着的是长寿化的缓慢进程。因而，由少子而带来的老龄化进程就显得尤为迅速。少子老龄化给日本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少子化最明显的特征是人口减少，同时，老龄人口的消费呈减少趋势，儿童数量减少也造成需要减少。从供给方面来讲，劳动人口的减少造成劳动供给缩小。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少子老龄化会增加社会保障成本，给企业带来福利负担，甚至会给日本产业竞争力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高龄少子化社会在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日本随着高龄人口长寿化以及高龄者人数激增，需要照护的老人也与日俱增。然而，受少子化影响，年轻人抚养老年人数量的比例逐年上升，其中一部分女性在高学历化与自我意识不断提升等因素的影响下，纷纷投入就业市场，这就使得原有的家庭内部介护不得不转型为由社会以及国家共同参与老人介护，加大了政府的资金投入，给国家经济带来了繁重的负担。
第三，高龄少子化进程的加剧将会导致日本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不足，必然会对经济发展带来重重阻力。劳动力减少以及劳动力高龄化所造成的劳动力不足会间接造成了储蓄能力降低、投资能力降低、经济成长率低下、社会保障费负担的增加、现役劳动者的所得低迷等中长期对经济成长的坏影响等问题。
综上所述，日本的高龄少子化的发展导致的经济上的诸多危机将会日益严重。在改善方案方面，日本应该参考荷兰、瑞典、德国等欧美诸国的劳动力政策方向以及医疗保险和老人介护政策，考察促进国民就业、支持劳动参加等具体政策，进而弥补本国政策不足之处，积极度过高龄少子化面临的各种危机，保证本国政治经济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第2篇：少子化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少子化”；人口结构；“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01
引言
据相关部门统计显示，中国0～14岁人口比重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一路下滑：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到2010年已经降为16.6%，2011-2015年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不断走低的人口生育率会带来幼儿园入园孩子减少、小学在校学生减少、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大大下降等等诸多问题。所以对其对策建议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一、少子化的概念及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1.“少子化”的概念
“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少子化”代表未来人口可能渐变少，对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远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会造成人口不足，所以少子化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2.“少子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从绝对数量看，20世纪80年代出生人口为2.28亿，20世纪90年代出生人口为1.75亿，而2000年后出生人口只有1.46。在20多年的时间里，出生人口减少了36%。而目前中国适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未能找到配偶的结婚适龄男性数目达到3000万名。根据人口发展的过度，少子化现象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迅速得到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少子化”产生的影响
1.对教育的影响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近日《2015年基础教育发展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小学招生人数从1978年的3300万左右下降到2014年的不足1700万，全国小学学校数量从19世纪80年代的900多万，下降到2014年的200万左右。这将导致空间闲置，教育资源过剩。
2.对劳动力的影响
“少子化”现象影响了劳动力结构。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全球逐渐步入了信息化社会，我国亦是如此。从打的趋势来看，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重在飞速攀升，第二产业的人口比重有所上升，而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将严重下降。这就导致从事新兴行业主图生物技术、光纤通信技术等行业得以不断地发展，而一些传统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劳动力相对下降，甚至有些个别的行业遭受严重的劳动力危机。这也就导致了我国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
“少子化”现象影响了产业结构。“少子化”和“老龄化”是相互伴随的问题。正常的现象是年老人员和年轻人员能够合理流动。而在出现了“少子化”的情况下，将有一大批老年人由于具备了特别的专业技能，加上退休年龄的延长，年轻人很难加入进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产业需要新技术，能够很好接受新东西的年轻人减少，老年人又不愿意去培训就不能够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产生结构性失业，即合格劳动力短缺。减慢经济发展速度，降低中国的GDP。
3.对幼儿产业的影响
“少子化”现象将对幼儿产业带来极大的冲击。诸如婴儿服装、奶粉、出版物、玩具等等产业将会受很大的影响。这就使一些产业不得不转型。如果转型不成功会造成严重的供大于求，造成损失。
三、“少子化”的成因分析
1.政策因素
“少子化”最大的政策因素是中国七八十年代开始大力推行并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解决了人口对环境、资源的压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少子化”、高龄化等一系列人口问题。
2.观念因素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人们的传统观念遭到了冲击。过去结婚的目的就是生孩子，传宗接代。现在很多女性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不仅不急于生育，而且还推迟结婚。女性的自我权益意识逐渐提高，更多的女性由家庭走向社会。
3.经济因素
先在的育儿成本是逐渐提高的。而对于大部分普通工薪家庭而言最大的两块支出有房贷和育儿费用。初次之外，还有各种物价的上涨，生活成本的提高。这都使女性生育的年龄往后推迟，或者生二胎的意愿下降。
四、我国应对“少子化”现象的措施及建议
1.出台相关法规
日本比中国出现“少子化”现象要早，并且也取得了成绩。日本出台过《“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儿童和育儿支援计划》。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大力推行二孩政策，这是第一步。接着从女性职业、产假、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来促进二孩政策的实施。
2.扭转观念
^念决定行为。在超低生育率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呼吁女性重新审视家庭的重要性、生育二孩将减少孩子今后的养老负担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待将要面对的人口风险。
3.优化经济结构
我们不仅要提高生育率，更要正视少子化现象。在未来，我们将面临用工恐慌，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将会减少。那么我们就需要把人员数量优势改变为质量优势，充分发展技术、信息等高端行业。
第3篇：少子化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老龄化;少子化;养老保险;广东市场
1我国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的形成与现状
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人口政策经过30多年的严格实施，已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不是人口总量的迅猛增长，而是低生育率导致的适龄劳动力不足，以及逐步显现的“老龄化”与“少子化”等问题。我国人口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峰值，自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推行后，出现了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情况，少子化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使我国人口数量不断趋于减少，也加速了我国的老龄化进程。人口年龄结构将严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导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质量的整体下降。
2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的形成给我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执行下所产生的少子化直接导致我国人口不断减少。当未来进入严重的少子化社会后，人口均衡将难以恢复，人口衰退也将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后劲乏力，势必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最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养老保险负担本已沉重。因此我国现有的政府推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地区必将受到来自老年人养老问题的严重挑战。
3广东省某地区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
在笔者进行调研的某村，通过走访村部，查看相关村志和本村现有的人口资料等文献，结合与村民、学校相关负责人的访谈，笔者了解到，某村现有住户156户，户籍人口约有571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占到13%，而0～14岁的少年儿童共有113人，约占19%，因此，根据对某村的调查发现，该村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均比较突出。通过走访调查发现，该村中青年，无论男女，外出打工现象盛行，绝大部分中青年男女均会选择外出务工，以赚钱养家。那么该村中的养老和育子责任如何保障?笔者针对广东省某地区农村的老年人希望选择的养老方式进行了调查(见下图)，其中希望依靠子女养老的老年人有39%，打算依靠自身养老的老年人有21%，打算依赖政府救济养老的老年人口有10%，打算依靠养老保险的政策措施养老的老年人有27%，还有3%的老年人甚至对自己将来依靠什么方式来养老还很迷茫。在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下，大多数老年人都考虑过将来的养老情况，但是在农村老年人群体中将养老寄希望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比重不到28%，而希望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养老的老年人有72%，这也反映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还不完善，农村老年人也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有限，对我国养老保险的作用缺乏足够的信心。各地虽然都将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保险作为保险公司社会保险制度市场扩大覆盖面的主要对象，但在这个庞大的近两亿人的群体中，老年人参保率依然偏低，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拥有养老保险的不会超过3000万人。
4存在问题的分析
4.1教育受限，老年人对于商业性社会保险的意识低
在农村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的问题，小学毕业甚至文盲等情况较多存在。这一代老龄群体对于社会养老保险认识度低，且传统的养儿防老思想观念深居其心。
4.2子女外出打工，过度满足农村老人的物质需求
随着子女进城务工，收入的持续增加提高了农民家庭生活水平，也因此，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不断改善，农民生活得到较为可观的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资料得以不断地丰富。
4.3经济收入低的不舍心态
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群体一辈子受苦受穷的经历，使得他们对于所获收入的钱财比较珍视，舍不得花费每一分钱，哪怕是他们自己生病，都延续着以往的小病熬、大病扛的心态，对于养老未知风险的预防的金钱花费，他们就更不能接受了。
4.4商业养老保险难以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
由于中国保险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是在城市，商业养老保险公司忽视了农村养老市场的保险需求，简单地把在城市销售的养老保险产品直接运用到农村市场，难以满足农村居民的实际需要，而且保费相对较高，大多数农民无力承受。
5农村地区养老保险的对策分析
5.1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增加农民参保意识
为了加强老年人群体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信任，我们必须加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渠道，使农村地区老年人群体对商业养老保险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为他们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建立信心，之所以许多农村地区没有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们对商业养老保险的不了解。另外，针对更新农村老年人的传统观念而言，他们认为依靠子女养老才是最稳妥的养老方式。但在老龄化和少子化形势严峻的今天，要加强农村老年人对于社会新形势的认识，加强农村地区信息更新和传播的速度，强化商业养老保险的概念，增加农村地区老年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意识，更新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深化老年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识并鼓励购买的消费行为。
5.2鼓励发展商业保险
随着城镇化建设，农民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也不断上升，得到较大的改善，普通的社会养老保险提供的生活保障是农村地区尤其是老年人群体对保险失去信心的原因之一。所以要充分把握这个有利的机会来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来满足农村养老保险需求。为此，政府也应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和积极鼓励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积极开拓发展农村市场，建立和完善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李俊华，刘均.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探析［J］．甘肃农业，2016(3):60.
［2］朱勇.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机构养老问题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2.
第4篇：少子化的影响范文
中国生育问题已很严重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30多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我国的生育水平迅速下降，2010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已下降到1.18，仅比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多一点。所谓生育更替水平，简单说就是一对夫妻生育2个孩子、出生和死亡平衡、在没有迁移情况下人口保持不增不减稳定状态时的生育水平，在我国目前死亡率水平条件下，生育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大致为2.1左右（理论值是2，加上0.1是考虑死亡风险）。保持生育更替水平、人口不增不减的总和生育率为2.1，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说明问题已经很严重而且还将越来越严重。
性别比例失调
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2007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700万，其中15岁以下多出1800万。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未来国人的婚恋将出现问题。农民依赖养儿防老的机制不改变，在生育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就难以改变。山西翼城已有试验表明，只要允许生二胎，性别比例就会保持正常。
造成数百万的“计生黑户”
本来，每个公民出生，公安部门都应给予户口登记，但从上世纪末开始，没有“准生证”，交罚款后才能为新生儿报上户口。这使得“黑户”越来越多。还有一些非婚生子女报不上户口。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户口就没有身份证，上不了学，结不了婚，就不了业，享受不到基本的公民权利。这么多没户口的孩子进不了学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实际上大打折扣。
“失独”家庭问题日趋突出
然而，目前已经日趋严重的“失独”家庭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目前独生子女人口已累积2.2亿人，由于独生子女人口每年至少死亡7.6万人，这样就相应形成7.6万个失独家庭和大约15万人的失独父母。据估计，目前我国已有约2000万失独父母，他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落实“一胎化”生育政策，为国家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做出了贡献。可他们人到中年却不幸遭遇子女夭折之痛。他们已失去再生育能力，甚至在当年就自觉或被强行结扎绝育。家庭残缺，无人养老，无人送终，是这些“失独”群体已经或将要面临的残酷现实。残酷的现实迫使其中不少人不断向政府求助，找政府讨生计，使政府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失独父母面临的残酷现实，政府要推行“服务百姓健康行动”怎么能不考虑呢？
少子老龄化的速度加快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明显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进程和少子老龄化速度。主要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使我国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百年左右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更加快了少子老龄化的速度，对人口自身的未来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其一，导致少儿人口迅速减少。生育水平的下降或低生育水平的长期维持，使每年出生人数不断减少。出生人数的迅速减少，又使我国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相应迅速下降，从1964年的40.69%下跌到2010年的16.60%。按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预测，2050年将可能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
其二，加速了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的迅速增大趋势。我国大致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当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8810万人，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长为11883万人，10年增长了35%；老龄化水平也相应由7%提高到接近9%（8.9%），10年时间提高了1.9个百分点。根据以上同一预测，2050年老龄化水平将可能进一步提高到25%以上。
其三，导致人口快速减少甚至减少到民族溃衰。我国少子化带来出生人数的不断减少，使人口再生产的母体人口越来越少；少子化作为主因促进了老龄化的发展，老龄化使生育年龄人口越来越少、生育年龄人口生育期越来越短，又反过来加快了少子化的发展。少子化与老龄化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减少甚至减少到民族溃衰。
“第三代”独生子女养12个老人
27岁的尹维4年前一毕业就进入了一家外企，4年来基本月薪从7000元直升到现在的近2万。在本科就读的那所不甚出名的学校，尹维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人物，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去“为金钱而奋斗”。但是尹维自己最近却一脸苦涩：相恋5年的女朋友怀孕了。“从各方面来讲，我都应该和她结婚，把孩子生下来，何况我们俩这么多年感情也很稳定了，结婚只是早晚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很害怕。”
尹维的恐惧来自下面的一笔帐：“我妈已经下岗在家3年了，我爸也是今年退休，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我要是成了人结了婚就应该把爸妈都接到北京来住，不然我在家乡是要被人骂的，毕竟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我女朋友当公务员，收入一般，也就能养活她自己吧。但是她也是独生子女，她爸妈早就表态了，要和我们一起住。我本来是想就买两套房子好了。但是两方家庭收入都一般，主要还是得靠我。我现在有20多万的存款，在北京买房也就能付个首付。以后要养老婆、养房子、养车、养4个老人、还要养个孩子，我就是在公司再升一级也没什么闲钱了。”
据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的调查显示，有1/5的独生子女表示在婚后5年内“要事业不要孩子”，其中沉重的家庭负担是一个主要因素。清华大学陈丙珍教授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突出。据预测，2025年到204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从2.84亿增长到4亿多。到2050年左右，平均一个劳动人口就要赡养一个退休人员。如果从“421”家庭结构来看，算出来的负担更重：如果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个老人的局面。就算金钱上能应付，独生子女精力上也难以支撑。
大多数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养老保障体系，完善社区养老配套服务等措施解决“独生子女养老难”。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杨远却认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实行大规模“社会养老”根本不可行。“美国是个市场化很高的社会，但真正进入机构养老院的只有20%，其余都是家庭养老。老人除了需要物质赡养外，也在呼唤精神赡养，机构养老不能给老年人亲情。如今，丹麦、瑞典等‘生死全包’的福利国家也在提倡让老年人回归家庭养老。”
杨远说，上个世纪末“90%以上独生子女父母表示老年时会考虑机构养老”的调查数据是“过高估计需求”。“当时调查的准老人们真正年老时都不愿选择机构养老”，这也是造成当前养老院空床率高的原因。
一位独生子女曾经在网上发出这样的呼喊：“我做了一个噩梦：我变成了一只蜗牛，异常艰难地往前爬，我背上沉重的壳，是12个老人。我被压得无法喘息、苦不堪言，我哭喊、我挣扎、我绝望。”
“未富先老”使社保不堪重负
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带来的少子老龄化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而生产和消费又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所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及其所带来的少子老龄化必然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其一，导致劳动力规模快速缩减和劳动力的老龄化。必须看到，快速发展的少子老龄化，在不远的将来必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规模的快速缩减。劳动力规模的快速缩减将使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经济增长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且人口老龄化势必伴生劳动力的老龄化，劳动力的老龄化不仅将弱化创新能力，制约经济转型；也将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性及其优化配置，降低劳动生产效率，不利经济发展。据研究，在未来20年间，人口老龄化将使我国的年经济增长率降低0.5-0.7个百分点。
其二，将导致消费规模萎缩及储蓄率下降。消费规模不仅与人口规模、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而且也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消费能力往往趋向减弱。因此在相同收入水平条件下，消费规模则往往主要受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的影响。受少子老龄化的影响，我国未来人口数量减少、结构老化，将不可避免带来消费规模的大幅度萎缩。我国目前正在艰难地推进以刺激内需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未来伴随少子老龄化快速萎缩的消费规模（或市场规模），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国的经济转型和发展。
其三，造成“未富先老”使未来社会医疗保障费用不堪负担。少子老龄化的发展，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社会医疗保障不堪负担。在一些发达国家，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已使这些发达国家深陷债务而难以自拔。发达国家先富后老，尚且如此，我国是未富先老，因此我国未来的社会医疗保障费用将更加不堪负担。如果维持当前低生育率的时间过长，将会使我国在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形成最难以承受的社会医疗保障负担。
脆弱的独生
林莹的观察得到了专家研究的佐证。中国心理学会科普专业委员会的吴世煌教授说，目前在一些城镇地区，独生子女比例占到90%。他们是“心理脆弱的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备受宠爱甚至溺爱。长期以自我为中心，使他们难以客观地认清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上，往往表现得过于敏感或处理不当。2003年，中国心理学会对6个省市、3000多名中学生的心理调查显示，人际沟通不良、关系敏感者达31%。
林莹看着自己的学生说：“我真不知道他们这一代人走上社会会怎么样，我的同学里已经有因为心理原因，而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女朋友的了。如果现在大部分孩子都是这样，单个看都很聪明、能力很强，但是就是没法和别人合作，那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但是根据目前的一些研究显示，1974年之后出生的中国独生子女已经开始大规模步入社会，目前我国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孩子已经超过1亿。“独生子女就业综合征”已经悄悄露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一名教授表示，独生子女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会给管理者带来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不愿意接受公司纪律和体制的约束、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没有组织和集体的观念、娇气、不愿意接受批评等。广州应用心理学会会长傅荣教授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显著差别，主要在个性方面，一是独生子女责任心比较弱，二是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明显。曾经有专家指出，目前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和“独生子女症”导致的眼高手低、不愿吃苦也有很大关系。
对女性健康造成伤害
第5篇：少子化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少子化；高等教育；升学率；招生；办学质量
日本人口出生人数自1970年代初期经济完成起飞之后开始持续减少，当初每年高达200万余的出生人口数经过30多年的变化，变成了目前每年的110万人左右规模，降辐达到54％*1。同期特殊出生率也从1971年的2.16降低到1.29，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准的2.07*2，日本人口呈现高度负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少子化国家。
众所周知，日本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短缺和不足的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为数有限的发达富裕国家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是关键和要诀。然而，少子化现象所造成的总体人口规模萎缩以及对家庭结构和地域的年龄构成的负面影响，正在对日本赖以发展的根本形成直接的冲击。本文拟就日本少子化现象对担负人力资源养成的高等教育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希望能从日本教育与人口发展的轨迹变化中，为当前正处于高速全面发展阶段同时面临人口转型的我国高等教育提供一个参考、一面镜子。
一、就学人口持续减少的后果：升学率提高
根据日本文部省学校基本调查统计，在经济复苏到起飞的1950、196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升学率基本一直徘徊在10%*3左右。但随着进入70年代经济全面发展时期，教育设施的逐步充实和完善，升学率逐年上升，于1990年代初达到36.8%*4。
但随着出生率长时期持续降低诱发的18岁人口急剧减少的情况日益严重，日本高等教育升学率在1995年一跃升高至45.8%*5，短短4、5年时间同一指标骤然上升9个百分点，升幅之大令人瞠目。但这一高水平的升学率并未就此打住，之后进一步持续增高，到2004年上升至49.8%，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英国的高升学率国家*6。
东京大学教育系天野郁夫教授早在1990年代末期便分析指出*7，1991年日本18岁人口有204万人，大学升学率36.8％，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新生73万余人。而到10年后的2000年，18岁人口减少至151万人，如依然维持36.8％的升学率，新生人数则仅有55万人左右，比1991年减少了18万人。而日本现在一所中等规模的高校每年新生人数一般也就是2,000人左右，不考虑其他因素，18万人基本等于90所大学的年度招生人数，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不调整提高升学率，2000年将有90所大学不能招收到应有的新生。相反，若要保证73万的入学人数，则升学率必须提高到48％以上，以满足现存高校对基本生员的人数要求。
现实的发展完全印证了天野郁夫教授的分析。并且，如果用升学率同样超过45%而教育体制又较接近的美国做参照，可以发现日本升学率急剧升高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动力在于各高校对于生源的需求。美国之所以能维持高水准的升学率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大学80％都属于国立或公立，私立大学仅占20％，从学生处征收的学费对学校运营压力不明显；二是美国高等院校退学率极高，通常只有20％左右的学生毕业*7。相形之下，日本的高等院校不仅退学率基本等于零，而且主要靠征收学费维持日常运营的私立院校在高校总数中所占比例竟高达80％，可以说有没有学生就读直接关系着这些院校的生存与否。
二、“粥多僧少” 的选择：数量重于质量
截止2003年的统计，日本共有普通高等院校1,227所，其中四年制大学702所，二年制短期大学（相当于我国的专科院校）525所。而同期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为1,396所，其中本科院校629所，高职高专院校767所*8。日本人口不过1.2亿左右，其教育资源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日本普通高等院校从1950年350所发展到2003年的1,227所，其中四年制大学部分私立院校从105所增加到了526所，比例从52%上升到了75%；而国立院校则在当初70所基础上仅仅增加了30所，其所占比例不升反降从35%下滑变成了14%；公立院校也只从原有的26所增加了50所，可以说基本上变化不大。而二年制短期大学部分至始至终私立院校占有的比例达到了88%以上。对比上述两组反映日本近半个世纪教育发展的基本数据，不难看出所谓高等院校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实就是私立院校突飞猛进地在发展、在扩张。
国立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在办学教学体制上客观地讲各有千秋，但私立学院主要以学费进行运营的特性注定了它对生员有着天生的依赖性。
二战后持续的“婴儿热”为学校提供了空前巨大的潜在生源市场，相对紧缺的教育资源以及经济高速发展又为学校发展时代提供了需求和保障，在这一特殊背景的作用和催化下，办学灵活的私立学校如鱼得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是，1970年代开始的家庭生育计划迅速改变了日本的生育模式，蔓延并持续的少子化趋势让总人口中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其规模也日渐减少，生源市场供给逐步变得短缺不足。另一方面，已经发展壮大的教育市场对生源的需求却是有增无减，它需要越来越多的生源填充己被撑大的“胃口”，而日趋加剧的少子化现象无疑象一盏不熄灭的红灯让一路畅通的教育“飙车”停在了人口的十字路口。
日本短期大学中的私立院校是对生源最敏感的部分。1950年到1970年，它从132所增加到了414所，发展十分顺畅良好，但之后二十年中它却再也没有能够跨越出四百的台阶。在1999年蹒跚登上503所的顶峰之后，便开始逐年下跌倒退，2003年它减少至463所，退回到1980年代中期水平。
其他类型院校尽管不如私立短大严重和明显，但基本的情形也不外是五十步和一百步。在少子化造成的生源压力冲击下，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营、避免关门打烊的寂寞结局，除极少数顶尖一流学校尚可以侈谈新生质量外，绝大多数学校或多或少选择“舍质取量”的招生方针，以拓展生源范围尽可能多地吸引年轻学子入学。
三、抢救生源的奚径：自由化+国际化
针对日益激化的生源紧缺局面，日本不少的院校为了方便招揽学生，都在变通招生入学程序，在传统的考试招生制度之外，开辟了由学校自行掌握尺度的“推荐入试”招生制度。在现有的私立大学和短期大学，通过这种自由化随意性较大的推荐审查方式而不是经由统一的升学考试合格入学的学生，分别已经占到了25％和60％，而且只要少子化没有缓解，不容置疑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增高。虽然这些以“改革”名义新出现的形式各异的升学方式和途径对于迄今单一的招生渠道和呆板的招生制度有补充完善的作用，但其放宽放低升学尺度和门槛对于吸引考生保证生源的明显功利性效用，难免让人质疑其真正动机和目的何在，即便在高等教育接近普及的今天，“花钱买学位”、“通关系进大学”对于任何一所院校而言，依然是无法承受的硬伤。
同时，鉴于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影响以及国际化趋势的作用，日本政府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积极推行教育国际化开放政策，公布了2000年前吸收10万留学生的计划。但由于日国固有的封闭性因素，直到2003年，留学生总人数才从1985年的15,009人上升到109,508人。而其中公费留学生部分仅从2,502人上升到9,746人，净增不过7千余人，超过90%的增加全部来自私费留学生*9。
在日本国内不具备充分竞争力的相当数量的地方大学、特别是短大将着力点由国内学生转移到富有潜力的留学生身上，纷纷出台诸如减免学杂费等等手段拉丁般地招揽留学生来填缺补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地处北海道苫小牧的驹泽大学。该校目前近1千人的在校学生中留学生约有200人，为了吸引亚洲留学生来校就学，驹泽大学不仅宣布对留学生将68万日元的年学费减免一半，还向其提供房费补贴。而且为了方便留学生入学，该校2001年5月下旬又专门制定新的入学日程，规定除4月春季入学外，同时实行9月秋季入学，以协调留学生因学制不同造成的时间上的困难*10。
日本少子化现象不仅极大地改变着学校的经营，并且更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身在其中的学习者。日本总务厅统计局*11近年来对人口死因的调查显示，25～34岁人口的死因自杀高居第一，在15～24岁人口的死因中自杀也排上了第二位。自杀的原因十分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它在大学适龄人口这一年龄段前后集中攀上高位，似乎又在暗示着某种无形的因果联系，在发出无声的强烈警示。
今天教育普及和大众化趋势导致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往昔的精英教育模式。但无论什么时代，教育所承担的“释道解惑”的责任却应该没有多少变化。为了吸收保证生源以维持学校经营发展，学校对学生像上帝、主顾一样的迁就娇宠、百般呵护，但却可能因此助长不学之风，销蚀大学生们本已脆弱的学习意欲，最终从根本上危及学校的生命力，让学校变成不学之校。
勿需赘言，中国的人口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正在重复日本人口和教育发展的轨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石，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高等教育发展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合理调整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关系，保证我国高等教育持续稳步发展，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铺垫坚实的基础、提供充足的动力
参考资料：
注解：
1~2：日本统计局《平成12年国势调查》
3~4~5：日本文部省《学校基本调查》
6：日本《教育指標の国際比較》（2004年版）
7：天野郁夫：《教育改革のゆくえ―自由化と個性化を求めて 》（东京大学出版会）
8：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2003年）
9：刘晓峰等主编《日本的危机》（人民出版社）
10：日本《中文导报》，2001年3月
11：日本总务省2003年《自治白书》
参考论文：
[1]周满生.日本、韩国、台湾私立教育发展比较及其启[j].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陈铭.中国与西方国家家庭教育的若干比较[j].东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
第6篇：少子化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日剧 战后 日本女性 婚姻观
[中图分类号]C9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8-0080-02
战后至今，日本女性的婚姻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系统介绍了战后至今日本女性婚姻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并且对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后日本女性婚姻观的变化进行合理预测。通过本研究，希望对我国研究战后日本女性婚姻观变化的原因及影响的理论有一定作用，并希望对处于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战后日本女性婚姻观的变化
（一）经济复兴时期
在战前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传统的婚姻观仍占据主导地位。日本传统的婚姻几乎都是由父母决定的，女性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日本女性一旦结婚，便辞职回家，专门料理家务。《平成夫妇茶碗》中，片中有一段剧情讲述了女主人公一节的父母一手包办了一节的婚姻，并带着一节去相亲。这一剧情体现了日本传统的婚姻观。
（二）高速成长期
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日本传统的“相亲结婚”观念向“恋爱结婚”转变，女性摆脱了父母的限制，可以自己决定结婚对象。《东京爱情故事》中女主公赤名莉香不顾众人舆论，勇敢追求自己的所爱――永尾完治，体现了日本女性“自由恋爱”的婚姻观。
70年代前半期，日本很多“家庭主妇”变为“职业主妇”。《媳妇的烦恼》中，结婚13年一直是家庭主妇的女主人公藤木七海，利用公婆同住顺便可以帮忙带小孩这一条件，自己重返社会工作，由“家庭主妇”变为“职业主妇”。调查显示，1970年，日本就业女性占了总雇佣人数的1/3，其多半数为已婚妇女。
（三）安定成长期到泡沫经济破灭时期
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泡沫经济达到鼎盛，这一时期，日本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出现了“三高”一词――高学历、高收入、高身材，充分体现了日本女性的择偶观和婚姻观。
90年代后，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日本女性的婚姻观也随之变化，继续坚持原来的“三高”标准已经失去现实意义，日本女性的婚姻观开始转为“三低”――低姿势、低依赖、低风险。
（四）21世纪至今
21世纪以来，日本的婚姻率逐年下降，日本女性婚姻观向未婚化、晚婚化、不婚化发展。《不结婚》中，女主人公田中千春，一位即将年满35岁的单身女性，因为没有合适的结婚对象，最终成为不婚一族；剧中另一人物，桐岛春子，一位在事业上大有作为的女强人，将工作视为人生伴侣，认为自己不需结婚，是典型的“不婚族”。
二、战后日本女性婚姻观变化的原因
（一）经济复兴时期
战前，日本“男尊女卑”观念深入人心，日本女性在政治、婚姻、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地位低下。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强制之下，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新宪法和新民法的实施，废除了传统的家族制度，肯定了夫妻双方在财产、继承、离婚等方面的平等地位。战后民主化改革，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但传统的家族观念仍然存在，日本妇女的婚姻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婚姻观在这一时期仍占据主导地位。
（二）高速成长期
1.日本女性思想不断解放，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受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日本女性的思想不断解放。另外，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教育投入加大，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高中教育已经普及。
2.经济发展是日本女性婚姻观变化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此期间，日本经济迅速发展，造成男性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日本传统家庭逐渐解体，形成了夫妇和独生子女的“核家庭”，日本女性的家务量随子女数量减少而减少；加之日本工业快速发展，各种家用电器的出现，使得日本女性逐渐从家务中解放出来。这些条件为女性就业提供了就业机会。根据日本总理府的《劳动力调查》，1960年到1978年，女性雇佣者增加了1.6倍。
（三）安定成长期到泡沫经济破灭时期
“三高”一词，出现于日本泡沫经济的鼎盛期。当时，日本社会出现了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以来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女性把婚姻看作做幸福的归宿，希望通过婚姻改变生活状况或步入上流社会。所以，女性对于择偶的标准如“三高”所述――高学历、高收入、高身材。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女性的婚姻观也随之变化。“三高”的择偶标准越来越不现实，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伴侣时，由原来的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发展，希望找到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价值观相符的人，并希望婚后能够与丈夫共同承担家务，同样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因此，所谓的“三低”，成为日本女性新的择偶观。
（四）21世纪至今
1.难以找到理想对象。日本厚生劳动省《平成25年版厚生劳动白书》指出，18岁至30岁的未婚青年中，有结婚愿望者高达9成以上，但是这一龄阶段，有5成的女性既无交往对象也无异性朋友。一些女性对男性要求过高，过于挑剔，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选择不结婚。
2.对丈夫的依赖和对婚姻的态度发生变化。随着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拥有自己的工作，实现了经济的独立，可以不用依赖丈夫；认为“结婚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社会舆论压力越来越小，日本女性把结婚当做结婚只是人生的一个选择，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所以很多女性认为没有结婚的必要。
3.在工作中实现了自我价值。随着日本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她们十分珍惜工作机会，并在职业中获得了自我价值的体现，这使她们不想因结婚而放弃现有的工作。
三、战后日本女性婚姻观变化的影响
首先，女性地位上升，逐渐实现经济和精神上的自立。随着日本女性婚姻观的变化，日本女性逐渐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活跃起来，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并开始工作，逐渐实现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独立。
其次，日本女性在经济腾飞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高速成长期的日本女性的婚姻观，使得大量的日本家庭主妇重返职场，弥补了因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劳动力不足情况，支撑了日本高速成长时期经济的发展。另外，日本女性必须承担全部家务，因此，男性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投身于工作。日本著名的社会评论家武村健一，把日本女性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做战时的航空母舰。
再次，日本女性婚姻观的变化导致晚婚、晚育。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平成25年版厚生劳动白书》显示：2012年日本妇女平均结婚年龄是29.2岁，日本女性平均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是30.3岁，并呈现上升的趋势。
最后，现代日本女性的晚婚化和不婚化导致日本少子化、老龄化加剧，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总务省2006年6月30日发表的《2005年国情调查报告》指出：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少子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日本老龄人口所占比例高达全国总人口的20%，而未满15岁的人口，仅为全国总人口的13.6%。日本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给日本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少子高龄化导致日本劳动力供给减少，动摇了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对日本的养老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产生了冲击，加重了国民负担。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造成日本居民消费减少，储蓄率下降，从而产生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资金供应减少等问题。另外，人口老龄化造成人才短缺，进而导致创新能力下降。
四、对 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后日本女性婚姻观的预测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AXA生命保险公司对10000名20岁到59岁的日本居民进行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东日本大地震”以后，日本女性对结婚对象的要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的“三高”在震后被“健康”“值得依赖”所替代。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平成25年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13年日本婚姻件数为663000件，2011年661895件，增加了1105件；2013年离婚件数为231000，2011年离婚件数为235719，减少了4719件。“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结婚率有所上升，离婚率也有所下降。
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的发生，虽然对日本女性婚姻观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女性的婚姻观。
五、结语
战后至今，日本女性婚姻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传统的婚姻观到“恋爱结婚”，从“家庭主妇”到“职业主妇”，从“三高”到“三低”，21世纪以来，日本女性的婚姻观向晚婚化、不婚化发展。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后，日本女性的婚姻观有所转变，日本一度出现了“结婚潮”。但是，日本女性的婚姻观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日本女性婚姻观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其中由此引发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10年，中国政府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87%。毋庸置疑，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社科院权威，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日本未婚化、晚婚化和不婚化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了避免中国也陷入这种现状，中国政府应该积极采取相应对策。
【参考文献】
[1]李卓.日本近现代社会史[M].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2]刘国华.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经济影响的分析[D].吉林大学，2006.
[3]张冬冬.当今日本社会离婚现象透视[J].日本问题研究，2010（4）.
[4]邹洁.论日本当代女性文学[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
（2）.
[5]胡澎.日本“少子化”问题难解[J].人民日报，2014，2
（7）：21.
第7篇：少子化的影响范文
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广东东莞523008
摘要：高效率和低成本一直是太阳能电池研究的热点，本文介绍了一些晶体硅太阳电池清洗制绒过程中物料的用量控制方法，以期减少化学品的使用量，减少环境污染，并节约成本。
关键词 ：多晶硅太阳电池；去损伤层；制绒
0 引言
随着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我们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雾霾及持续的高温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对清洁及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已越来越急迫，光伏发电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能源。然而，由于太阳电池组件的成本偏高，在我国还没能普及使用。关于降低光伏发电成本的研究，已深入到太阳能电池生产及应用的方方面面。晶体硅太阳电池的生产过程中用到大量的化学品，若能对这些化学品的用量进行合理控制，减少浪费，同样能起到降低成本同时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
1 硅片清洗制绒工艺介绍
1.1 当前典型的晶体硅太阳电池生产工艺包括：一次清洗扩散周边刻蚀、二次清洗PECVD金属化测试分选。
1.2 一次清洗是第一个工序，可分解成三个过程，分别是硅片的清洗、去除机械损伤层和制备绒面。
1.3 一次清洗的主要化学反应：
1.3.1 在一般的水溶液中，硅表面因生成了不溶性的氧化物而呈惰性；而在强碱溶液和HF 溶液中，硅的氧化物是可溶的。
在强碱溶液中化学反应如下：
SiO2+2OH-=2SiO32-+H2O
Si +2OH-+H2O=SiO32-+2H2
在HF 溶液中化学反应如下：
SiO2+4HFSiF4+2H2O
常温下，晶体硅在纯HF 中的腐蚀速度很小，但在纯HF 中加HNO3 后腐蚀速度会大大增加。硅片酸洗去损伤层并制绒时用的酸就是HNO3 和HF 的混合酸。它们的化学反应过程可表述为:
Si+4HNO3+6HF=H2SiF6+4NO2+4H2O
1.3.2 化学反应的各向异性、各向同性及绒面制备原理：
根据反应的动力学模型，反应速率由表面晶格结构决定。单晶硅不同晶面的晶格结构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表面键密度、电子密度和表面自由能等差异，这些参数又决定着硅原子的溶解速率。
碱对硅片表面的腐蚀，由于（111）面的腐蚀速率最慢，最终的腐蚀面都将趋于（111）面。对（100）面的硅片腐蚀，由于对称性腐蚀得到的所有（111）面都与底面，即（100）面呈54.7°的角，腐蚀形貌为正四棱锥型。
用高浓度的硝酸和氢氟酸混合液，在低温下腐蚀较短时间，即可去除机械损伤层，由于酸腐蚀在各晶面上具有相同的腐蚀速率，在多晶晶界、晶格缺陷处腐蚀速度快，以此为圆心向外腐蚀，于是就制作出了多孔形貌的绒面结构（如图1，电子显微镜照片），用氢氧化钾去腐蚀表面的多孔结构，让其呈现蚕豆坑形貌（如图2）。
2 实际应用
2.1 本文所述的内容是在一台进口的一次清洗设备上展开的，有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工艺及配方，多晶硅片一次清洗工艺步骤包括：上料混合酸去损伤层并制绒漂洗碱洗漂洗去金属离子、去氧化层漂洗、喷淋吹干下料。
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化学试剂消耗参考用量如下：
设备供应商建议每生产20 万片更换一次槽液，以防止污染物浓度过高影响电池效率。根据设备供应商建议的工艺，我们在生产3个周期（计60 万片多晶156伊156mm 硅片）后，统计出一次清洗主要化学品的实际单耗为：HF (50%)-11.4ml/片，HNO3 (68%)-8.91ml/片，KOH (45%)-0.70ml/片，HCl (36%)-0.71 ml/片，同期电池平均效率17.2%。
2.2 用量控制
2.2.1 由于不同供应商及批次的硅片损伤层厚度可能不一致，我们在每批次取样，通过验室来确定。其测量步骤是：测量待测太阳能电池硅片的原始重量；将太阳能电池硅片正反面腐蚀减薄；测量腐蚀减薄后的太阳能电池硅片重量；将太阳能电池硅片表面钝化、测量少子寿命；重复步骤2耀4 直到测量的有效少子寿命不再提高为止；用太阳能电池硅片原始重量减去初次测得最大少子寿命时的重量，得出去除太阳能电池硅片双面损伤层的最佳减重量。
2.2.2 硅片减重量在线监控，每小时在线取5 片硅片，在上料及下料端分别称重，计算减重量，并与最佳减重量对比，通过在过程中引入统计过程控制方法（SPC），来微调化学品的补液量。
2.2.3 通过一洗后少子寿命监控，来确定换液时间。因为不同批次硅片的杂质不同，对槽液的污染程度也不同，通过少子寿命监控，即可保证质量，又可避免太早更换槽液而导致浪费。
2.3 应用结果
在我们采取上述措施近2 个月后，统计了5 个批次（计100 万片）156x156mm 的硅片一次清洗主要化学品的单耗为：
比供应商推荐的工艺配方用量平均降低了14.6%。而且采用我们改进的控制方法后，在后道工艺不变的情况下，电池平均效率达到17.5%，也比设备供应商推荐的方法提高了0.3%。
3 结论
在设备确定的情况下，引入过程控制，采取改善措施，如通过少子寿命测验获得不同批次的硅片机械损伤层厚度，并计算出对应的减重量，相应地调整化学品用量，可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减少物料浪费，降低生产成本。
参考文献：
[1]PARK S W, KIM J, LEE S H，Application of acid texturing tomulti-crystalline silicon wafer [J].J Kor Phys Soc, 2002 (43)：423-426.
[2]孙晓峰.多晶硅绒面的制备及在太阳电池中的应用[D].郑州大学，2004（05）.
第8篇：少子化的影响范文
一、日本养老金制度的沿革
日本的养老金(年金)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八年(1876年)的“恩给制度”，即由中央政府出钱，对退役军人及政府官员支付老年生活费作为国家对忠诚于国家利益的军人及官吏的一种恩赏。进而在1939年建立船员保险和1941年制定《劳动者年金保险法》，是最早以民间劳动者为对象实施的养老保险，保证在他们年老或受到伤害及死亡时，本人或其家属可以领到养老金。1944年又制定了《厚生年金保险法》，保险范围扩大到职员和女性劳动者。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复兴，产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急剧涌入城市；再加上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空前低落，人口平均寿命逐步延长，进而急需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并完善国民养老保险制度。这样，1961年日本制定并开始实行《国民年金法》，规定20岁至60岁的日本国民都要加入国民年金，实现了“全民皆年金”。
然而此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并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养老金制度。为了确保养老保险制度长期稳定的发展，1985年，日本制定了新的《年金修改法》，设立基础年金，对分立的保险制度进行整合，实现了给付和负担的公平化，对重复给付也进行了修正，同时还确立了女性的年金权。也正是这次改革确立了目前日本养老金制度的基本框架：大体上可以分为公共年金和补充年金。公共年金包括国民年金(基础年金)和雇员年金，其中雇员年金又分为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这样日本以国民年金为基础层的保障，以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为第二层的保障，而以自愿建立的年金等补充年金为第三层次的保障，形成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速度的加快，经济一蹶不振，养老金制度改革一直在进行之中。1994年引入月工资浮动制，决定免除受雇者育儿假期的养老金保费；1997年开始实施“基础年金账号”制度；1999年决定将“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的给付水平减少5％，引入在职老龄年金等。在此基础上，2004年日本在养老金制度方面又做了比较大的改革，力图实现养老金的给付与负担的合理、公正，解决养老金财源问题，保持养老金制度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次改革针对一些紧迫的问题采取了具体的解决方法，例如，针对泡沫经济破裂、经济长期萧条而带来的养老金缺口所采取了增加政府对年金的补助；调整缴费基数；提高缴费比率；取消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一些限制；规定大学生保险费补缴制度等措施。为了解决部分人拒交保险费的问题，日本政府决定利用行政手段，采取查封银行存款、冻结个人资产等非常手段，强迫被保险人交纳养老保险费。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沉重负担，采取了在提高保险费的同时，逐年降低向被保险者支付的保险金；分阶段提高退休领取年金的年龄等措施。
二、评析日本养老金制度的改革
日本养老金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逐步成熟并成为得以信赖的退休人员生活来源的支柱。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日本养老金制度的不断改革是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变化的需要。战后，经济增长迅猛的日本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巩固经济的发展，所以扩大了养老保险的保障范围，实现了全民皆有年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又针对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财务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多层次立体化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养老保险基金的金融运作以及基本养老金的调整机制等。进入2l世纪，由于经济发展的停顿和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日本的养老金制度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仍然面临着以下问题：
(一)养老金财政困难有增无减
目前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截至2006年9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640万人，比上年增加83万人，占总人口的20．7％。另一方面，日本的新生儿数量已经连续减少25年。少子化和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使养老金财政日益困难。日本政府曾试图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等办法抑制养老金给付，并阶段性地提高养老金保险费，但这些措施仍没能改变日本养老金财政赤字的状况。在最近这次改革中规定：国民年金(基础年金)的国库负担比率由以前的l／3逐渐提高，到2009年达到1／2。这样做是想通过提高国库负担比率、增加投入来弥补年金财政的不足，尽量抑制年金保险费的上涨，使低下的保险费缴纳率不会进一步恶化。而作为安定的财源，政府可考虑的只有提高消费税率、增加税收来充当这部分费用。但是，把税收只为某种目的而使用是否妥当，以及南于增税而引起的民众不满并带来消费下滑，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就得不偿失了。
(二)养老金空洞化，企业负担加重
代际间付出与回报的不公，社会保险厅的违规操作，政治家和官僚们滞纳养老金保险费，2007年5月又发生了日本社会保险厅遗漏了5000万份养老金保险记录的大事，使日本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日本公共养老金产生了信任危机，日本国民养老金的空洞化就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拒绝缴纳保险费，会使将来拿不到养老金或无法拿到足额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样，新一代人会更加不信任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最终会使建立在代际转移基础上的养老金制度难以维系。另外，这次改革规定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厚生年金，要从目前的13．58％最终提高到18．3％，这样做无疑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企业将用尽各种手段图谋逃避缴费，例如，增加非正规用工，变更工资的支付方式，从而减少企业厚生年金的负担，但是这会使年轻人的雇用受到影响，并减少整个社会的保险收入，使本已脆弱的日本年金体系受到更加负面的影响。
(三)如何实现多种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一元化管理
日本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不断进行年金制度的合并，最终形成现在由政府掌管的国民年金和雇员年金两大块。但从目前来看这两块的给付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别，复数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并存造成了一定的不公。比如，截至2005年3月以国家公务员为对象的“共济年金”月给付额为22．4万日元，以地方公务员为对象的“地方共济年金”为23．2万日元，而以企业职工为对象的“厚生年金”仅为16．9万日元。对于这种差别，人们希望将雇员年金并于国民年金之中，对公共养老金制度实行“一元化”管理。2007年4月13日日本内阁专门召开会议，通过了《被雇佣者年金一元化法案》，决定在2010年废止以公务员为对象的“共济年金”，将其统合到以企业职工为对象的“厚生年金”制度当中，从而消除在公共养老金上的官民差距。尽管该法案还要在国会审议，离具体实施还有段距离，但应该说是向养老金的一元化管理迈出了一步。
三、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分析了解，结合当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所进行的改革，我们认为日本养老年金制度中的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
(一)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
日本养老保障制度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不同层次的制度覆盖着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了不同水平的养老保障。有基础的，有补充的，这一点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尤为重要。中国是个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十分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农村老年人口基数大，人数多。随着家庭结构由传统的大家族制向核心小家庭的转变，传统的家庭养老将无法维持，农村老年人口养老问题难以妥善解决。在建立健全城镇养老体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体制，以形成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的养老保障体制，才有助于为中国完成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变提供制度基础。
(二)养老体制的改革和设计要解决代际不公问题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养老体制并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经济衰退等问题的恶化，养老金账户的不平等问题就凸现出来。我国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我国的养老金缴费率一直保持在职工工资的25％-28％，与此同时养老金收入的欠费率每年也在20％左右。而且许多企业不堪重负采取了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方式。所以对于我国而言，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需要通过利用资本市场和国有企业改革来化解转轨成本，以及做实个人账户问题。从长远来看，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只有选择完全的个人积累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金筹资困难、养老金财务危机和财政危机等问题。
(三)从缴费、给付、基金管理等多方面入手实现养老金动态平衡
日本的经验表明，如果一味地提高了养老金缴费，这相当于对个人征税和公司征税，不利于激励个人缴费，并削弱了企业竞争力。因此，在提高缴费率方面要非常慎重。在养老金收益给付方面，如果给付水平太高，那么，将来进行削减将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除了在缴费和给付方面进行改革外，利用养老金基金投资来筹集资金也是一条重要渠道。日本由于较强的政府干预，养老金投资的收益并不高。中国养老金投资收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尝试利用资本市场获得较高的养老金投资收益。在养老基金面临偿还危机，宏观经济繁荣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要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就必须提高基金的运作效率，逐步扩大基金入市的比例。加大政府对公共养老金投资力度，是减轻养老金账户不平衡压力和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重要手段。
第9篇：少子化的影响范文
医疗保健愿景
医疗技术的进步、疾病谱的变化以及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让日本的医疗处于急剧变化中，特别是财政危机让医疗保健制度的可持续成为问号。从长远来看，日本的医疗保健制度需要变革。
之所以提出“2035”年这一时间节点，倡议书表示，是由于医疗保健改革不仅需要短期政策的制定施行，还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为了大规模推行改革，从改革探讨到制度施行，至少需要5？10年时间。现在虽然有2020年包括社会保障改革在内的财政再建、2025年地域关怀体系等大项目，但缺乏更长远的目标。
今后20年内，社会老龄化将进一步发展，其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可以预见到更迫切的多样化医疗保健需求，而医疗费用支出也将因技术革新进一步扩增。日本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生活方式都将在20年内发生巨大改变，即使在发展中国家，疾病构造重心也将从感染性疾病转向非感染性疾病，其健康水准或将接近发达国家，并同样面临老龄化课题。此外，由于20年被看作一个创新周期，不难预测，2035年医疗保健相关技术将迎来崭新面貌。
尽管对于群体价值观、工作方式、社会经济和财政状况很难做到完全预测，但在考虑2035年医疗保健形势时，有必要牢记以下改变。首先是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加速，部分地区很难维持生活公共建设或将直面财政困难问题。即使在都市地区，由于急速老龄化，人才也成为重要课题。再者，超高龄老年人、独居人士的急速增加，让医疗保健的质与量需求日益扩大并呈现多样化特征。
能够运用于医疗保健的科技发展必将备受期待，例如可穿戴设备的普及，构筑能灵活运用个人信息的体系架构，推进健康数据完成疾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个体化诊疗；大力开发新型癌症治疗方法，早期诊断和治疗老年痴呆，以及利用再生医学、基因治疗等攻克多种疑难杂症；积极推进利用诊疗支持机器、看护机器、机器人等实行远程医疗和普及自动诊断，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并节省人力。此外，伴随全球化进程加速，各国间经济、社会的相互依存和互补性将加强，必然积极促成医疗保健人才和服务层面的交流合作。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人们都必须坚守医疗保健的价值――实现人类健康长寿，目标实现体系则应做到“让人人享有世界最高水准的健康、医疗服务，构建使人安心满足、可持续的保健医疗体系，为日本以及世界的繁荣作出贡献”。
倡议书中肯地指出，当前日本的医疗保健制度、供给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专科进一步细化发展，但基本护理、慢性期（病）医疗质量无疑成为一个大的课题，特别是长期疗养与日常生活割裂，肠内营养和胃瘘等终末期医疗方式也值得探讨。
此外，因医疗机构之间的电子病历等信息无法共享，所带来的重复诊断、过度医疗等问题不仅降低了医疗保健的质量和效率，也无形中增加了医护人员的负担。
截至目前，人们对医疗保健制度改革都呈现短视效应，例如从价格层面着手控制报酬改革，或仅能实现暂时性费用削减。仅仅通过增加负担、削减支付以维持现行制度的做法已不可行，而应重塑价值观和目标愿景，变革医疗保健体系。新的医疗保健模式应从扩量转变为改质，从投入中心转变为面向患者的价值中心，从行政规制转变为以人为本，从治疗中心转变为护理中心，从发散转变为整合。
三大目标行动
具体来说，为实现未来的医疗保健模式，将需要采取三大目标行动。第一，提高医疗保健价值，即相对于投入，最大化个人所得到的价值，也即“以更便宜的价格享受更好的医疗”。在2020年前，日本将实行医疗技术评价的制度化，支持提高医疗质量，做好人才培养以及面向全区域的配置。在2035年前，将以患者价值对医疗提供者的技术、医疗用品效能等作出评价，反映在诊疗报酬分数中，并运用标杆管理法改善治疗成效。
第二，从社会层面支持主动性选择，让人们主动参与自身健康管理。目前，医疗保健服务的选择项和作出选择必要的信息非常少，有必要确立一种让人们能够在合理的建议下接受必要服务的组织架构。当然，健康并非靠自身努力就可以实现并维持的，同时需要考虑个体周围环境，即“影响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为此，在2020年前，实现“无烟奥运”；积极推进已经被证实收效的疾病预防措施，特别是通过预防重大疾病以削减医疗费；通过健康投资提高生活质量以及生产力。在2035年前，实现“无烟社会”；支持普及包含个人护理信息在内的便携式电子健康信息平台；充实能够同时解决居民健康、生活问题的综合；在考虑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性因素基础上实行自治体建设、城市规划。
第三，让日本引领全球医疗保健发展。从埃博拉出血热等病例可以看出，疾病无国界。日本不仅在本国对策上，还应在国际新兴、再兴传染病消灭以及灾害支援上作出贡献，确立“世界健康危机管理官”的地位。为此，在2020年前，确立健康危机管理体制，在奥运会举办前确立国际化医疗提供体制，支持构建亚洲通用的保险适用范围以及医药认定制度体系构建。在2035年前，为健康危机管理、国际机构等主导的全球化健康管理构建作出贡献。
要实现这三大目标，最重要的是建立透明和责任明确的医疗保健体系，为推进具体的制度设计而在财政制度、供给体制上完成政策改革。
日本医疗保健的特点之一，就是诊疗报酬制度。从宏观上讲，通过诊疗报酬改革可对医疗费进行管理；从微观上讲，在保险适用和诊疗报酬体系中的价格设定可以应对保健医疗的技术革新或需求变化。该制度在国际上也备受好评，但未来还需要基于更长久的视角修正制度不足，基于客观指标建立的政策评价体系尤为重要。为更切实地施行政策，计划-实行-评价-改善（PDCA）的循环必不可少。为此，需要建设人才、组织机能，以系统性地收集医疗、介护数据，根据体制和实际需要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制度修改和政策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