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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财政支出增长规律与教育产业融资
从政府支出角度分析教育产业的融资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待教育产业发展与运营中的政府支出额,应当从整个国家经济增长变化与公共财政政策的变动中把握教育产业的地位与融资份额及其演变规律。
根据西方国家的财政支出统计,国家财政支出具有绝对增长和相对增长的趋势。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也将增长,政府支出必然以比生产增长更快的速度增长。各国的经济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日益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将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增长。无论穷国还是富国,各国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最近几十年来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而且,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财政相对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要低得多,但是却比发达国家在与之可比的、相应经济发展阶段的相对规模要高得多。这说明,当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比过去更多的责任。在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中,最小的政府不再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扮演着资源配置的重要角色,它把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公共物品的配置和供给方面。
政府支出不仅在总量上具有不断增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率逐渐上升的变化趋向,而且在其内部结构上亦呈现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变化规律。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指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包括“起飞的准备”和“起飞”阶段),为了扩展市场交换的范围,促进贸易与生产的发展,公共部门面临着开发国家资源以及将其与市场连接起来的任务,为私人资本的形成创造起码的条件,因而此时的公共资本形成份额较大,需要由政府来提供这些“社会先行资本”,如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系统以及司法等。罗斯托认为,这些社会基础资本的先行建设,是起飞的必要条件,在起飞可能出现之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必须要有最低限度的先行社会基础资本建设,政府财政投资是促进经济起飞到经济发展的中间阶段所必需的。当经济增长得以启动后,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民间储蓄开始增加,在公共资本已经搭成的框架内,民间资本形成机制得以形成并趋于完善,民间资本存量得以增加并处于不断上升态势,公共资本将处于较慢的增长态势,在总资本形成中也处于次要地位。但当经济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为整治一些“增长的扭曲”现象,解决产业灾害、污染、交通拥挤、市政建设、公共安全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等问题,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满足公众消费方式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与享受型转变过程中补充性公共服务(公共消费性的或者界于公共消费与公共资本形成之间的项目)需求的增加,公共投资会再次上升,公共资本形成在总资本形成中的比率也将再次提高。
此外,美国财政专家理查·A·穆斯格雷夫和皮吉·B·穆斯格雷夫以及经济学家阿斯乔也都分析了政府公共支出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结构变化趋势。他们均认为,随着经济的起步和发展,社会对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健康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增加,因此公共支出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份额必然会相应增加。
对照政府财政支出及结构变动的规律,可以发现我国在这方面是存在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起飞准备”和“起飞”阶段,亟待大力加强基础产业(当然包括教育产业)的建设,但在财政支出结构中都出现了公共投资性支出急剧下降并持续下降的不正常状态。这种格局,显然是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任务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先行资本”,教育产业作为“具有全局性、先导性,需要优先发展的基础产业”,要使其能真正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保证其稳步、健康的发展,尽快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中教育投资的比例是势在必行的。政府教育财政支出始终是教育产业融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渠道。
二、市场经济下政府财政政策功能的有限性
我们强调政府财政支出在教育产业融资中的重要地位,并不等于说政府必须通过财政直接拨款的方式来扶植教育产业的发展。这是因为:虽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制度本身具有内在的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当经济出现波动时,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会自动发挥作用,以减轻乃至消除经济波动。但是,在商品和货币经济发展了的前提下,财政收支平衡了,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并不一定平衡。财政政策在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平衡方面的功能存在不完全性:
1.政府财政政策的效应大小直接受制于政府的财力。相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总盘子而言,政府财力是有限的,从而制约了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况且,从财政支出看,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非生产建设支出。这部分支出刚性很强,进行调节的余地不大;另一部分是生产建设支出。这部分主要是投资支出,其增减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总需求,但由于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国家预算内投资在整个社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同时新体制下,这部分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上,可以讲主要是为了保证经济结构的合理。因此,若当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需要紧缩需求时就不能依赖削减预算内投资,否则会恶化经济结构。
2.财政政策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总量失衡调节的效果并不理想。假如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需要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需求、抑制供给。其中扩大政府支出对个人消费和社会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如果政府投资挤掉了社会投资,则利用财政支出改变需求“瓶颈”的作用会大打折扣;假如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需要运用紧缩型的财政政策抑制需求、增加供给。这时可供实施的手段有增加税收、发行公债、减少补贴、平衡预算等等。事实上,这些手段的使用对于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所施加的作用具有无差别性,即在限制了总需求的同时,也限制了产品的生产。
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的财政政策手段在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总量失衡的机制方面受制于货币政策。就拿公债这种一国政府最常用的财政政策手段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债发行一般通过中央银行进行,尽管公债的发行是财政政策的组成部分,但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公债则是作为货币政策的一部分,成为调节金融市场的重要工具。于是运用公债调节社会总需求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央银行手中,取决于货币政策的目标需要。
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与货币政策而言,财政政策与市场机制存在的联系较少,而与计划机制存在的联系较多。这样随着市场经济的程度加深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大量、长期地使用财政政策将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常健康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仍按过去那种财政直接投资的方式来保证、扩大对教育产业等公共领域的投资,以保证其稳定、健康、快速地发展,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产业发展资金瓶颈问题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在明确划分教育产业投资主体、灵活选择提供教育产品方式的基础上,积极调整自身的角色,努力介入到金融资本市场中,加大债务融资的力度,利用各种金融手段来为教育产业融资。
三、教育产业投资主体的划分
教育产业是一个较为庞杂的产业体系,涉及部门多,内部结构十分复杂。因此,在对教育产业的投融资主体进行选择时,就需要对教育产业内部进行分解,即需要在教育产业内部进行盈利性与非盈利性的区分。这一划分导源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划分,换句话说,公共物品是非盈利性的,私人物品是盈利性的。这一区分对确定某教育产业项目是由政府融资,还是由民间投资提供了“分界线”。要真正把握教育产业内部的盈利情况,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必须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判别其盈利与否与盈利程度。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价格关系才是真正合理的,才能为教育产业的融资及资源配置提供准确的价格信息和投资信息。
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教育产业可以分为盈利类和虽不能盈利但具有明显的外部经济效应两大类。职业技术教育、民办教育、成人教育基本可以看作是盈利类;正规的三级教育基本上可以看作是非盈利类。对于盈利性的教育产业项目,尽管可能存在某种垄断因素,需要政府干预,但由于其所具有的盈利性而带来的市场竞争性,因此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私人物品”,可以由市场来提供,最大限度地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其投资主体不应当是国家,而应当是社会、个人以及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对非盈利性的教育产业项目,由于其具有的竞争性不足,市场提供缺乏动力,所以应当确立其投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并由政府管理机构管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类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中,政府必须依靠强制力来规定资金流向或通过提高和降低教育行业的最终利益水平以调整教育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方向,继续采取过去那种政府包投资、包建设、包经营的做法。恰恰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盈利性教育项目的发展资金来源,虽然要以政府融资为主,但同时为了避免“政府失效”和“寻租”等延迟效率的行为,更强调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投资方式的多样化,除了政府采取财政拨款或财政融资方式外,还必须积极鼓励其他融资方式的介入,如吸引民间资金投资,通过政策性金融和金融债券等多种方式进行融资等。
盈利性教育产业项目基本上属于竞争性项目,这类项目投资收益较高,基本可以实现社会平均利润率,市场调节比较灵敏,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因此,其投融资可以完全推向市场,通过商业银行进行间接融资或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政府对这部分投融资主要是加强政策导向。非盈利性教育产业项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益性项目,如普及义务教育,对贫困地区进行教育扶贫等,这部分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拨款安排;还有一类项目,介于竞争性和公益性之间,主要存在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其区别于公益性项目的特征在于可以实现价值回流,可以保本甚至微利。其区别于竞争性项目的特征在于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更加明显,不能实现社会平均利润率。因此,此类项目属于财政投融资范围,主要由政府集中必要的财力,通过政策性金融,并广泛吸引和动员民间投资,政府投资起导向、引导和杠杆作用,或给予补贴(如对商业银行融资给予贴息)及其他优惠政策,以促进这部分项目的建设和经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教育产业项目盈利性、非盈利性的划分,竞争性项目、非竞争性项目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项目(姑且称之为准竞争性项目)的划分,不应仅仅拘泥在不同学校、不同教育类别、不同教育形式层面上考虑,还应当考虑从教育产业系统纵向的角度进行分析,如学校的教学工作(非盈利、非竞争),校办产业(盈利、竞争),后勤、物业管理、师生的住房、教学设施的生产管理(微利、准竞争)等等。
四、政府提供教育产品方式的选择
从国际经验及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政府介入教育产业的发展和运营,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1)政府投资、政府直接生产;(2)政府投资、政府间接生产。前者指政府直接通过财政支出拨款给教育产业来生产教育产品;后者指政府通过预算安排及其他政策,将教育产业的建设和运营委托给民营。
教育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无论是纯公共物品也好,还是准公共物品也罢,抑或是私人物品,均可以采取公营、民营两种形式。“政府直接生产”和“政府间接生产”都是政府进行教育产业建设并提供教育产品和服务的可供选择的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都是正常的、合理的。政府直接生产具有力度大、收效快的特点,其生产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1)中央政府直接生产经营;(2)地方政府直接生产经营;(3)地方公共团体经营。政府间接生产一直以来为我国所忽视,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开始逐步地运用间接生产的方式来促进教育产业的发展,但在运用方式上还远不能得心应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政府间接生产方式的选择和运用也必将灵活多样,归纳起来,这些方式主要有:(1)法律保护私人进入;(2)授予经营权,其重要内容就是允许经营者收费;(3)签定合同;(4)财政资助,主要有直接投资、减免税收、无偿赠款、低息贷款、财政贴息、价格补贴、以及土地、设备所有权的无偿转让等方式。
教育产品的供给,既可以采取政府直接生产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政府间接生产的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都是必须的,从总体上看,它们各有所长,不可替代。但在具体的教育产品的供给上,都有选择何种方式的问题。如何选择?总的原则是按照资源有效配置的要求,看何种方式能够实现以较低的成本满足人们对教育产品的有效需求。
(一)“产业融合”提出的背景
产业融合的思想最早源于罗森伯格(Rosenberg,1963)对美国机械工具业演化的研究,而学术界对此的广泛关注和研讨则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数字技术革命而引发的信息产业领域的产业融合现象。1978年,美国学者尼古路庞特(Negreouponte)用三个重叠的圆圈来描述计算、印刷和广播三者的技术边界,指出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1997年,欧洲委员会发表了关于电信业、媒体业和信息技术三个产业部门融合的绿皮书,指出产业融合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更是涉及到服务以及商业模式乃至整个社会运作的一种新方式,并把产业融合视为新经济条件下促进就业与增长的一个强有力的发动机。此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纷纷发表了关于产业融合的报告,讨论了这一融合趋势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变革及相应的管制政策。
(二)“产业融合”的定义
由于学术界对产业融合的关注始于信息领域的数字技术变革,因此,关于产业融合的含义也多是从此视角来揭示的。对于产业融合的定义,理论界没有统一认识,不同的学者给予不同的答案。美国学者格里斯坦和卡恩指出:“产业融合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指为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根据欧洲委员会绿皮书的定义,产业融合是指“产业联盟和合并,技术网络平台和市场三个角度的融合”。日本学者植草益在《产业组织论》书中认为产业融合是这样一种现象,即原本属于不同产业或市场的产品,由于技术创新而导致具有相互替代关系,使两个产业或市场中的企业转为处在竞争关系中的一种现象。 而我国学者厉无畏的认识得到普遍认可,他指出,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产品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的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 产业融合最先出现在信息产业,此后蔓延至金融业、物流业、传媒业、服务业等其他领域。服务业不仅进行着内部各行业的融合,而且与农业和制造业也进行着融合。服务业在第一、二产业增值中的作用凸显,形成了跨行业、高知识密度、高投入、高回报的现代服务业。
虽然学术界对产业融合的关注始于信息化领域,但是从产业融合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历程来看,产业融合并非信息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而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高级化发展而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展现出来的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不过正是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和应用,才使产业融合现象出现得更加频繁,并有可能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产业发展范式。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从更广泛的领域来定义产业融合,如麦霍特纳认为:“两个或多个以前各自独立的产业,当它们的企业成为直接竞争者时,即发生了融合。”林德更是指出:“融合无处不在,融合是分离的市场间的一种汇合和合并,跨市场和产业边界进入壁垒的消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产业融合是相对于产业分化而言的一种产业发展范式,是指原本各自独立的产业,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而使原有产业边界模糊或消失的经济现象。
二、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互动发展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是密切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从文化产业角度看,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和重要内容,任何旅游活动过程及内容无一不以文化为内容,并与文化密切联系和接触,以至于有旅游就必然有文化,文化消费是旅游消费的重要内容。从旅游产业角度看,旅游活动是一种流动的文化活动,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交流过程,随着旅游者的流动就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及民族文化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而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渠道,旅游发展过程就是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地区文化频繁交流的过程。因此。近年来,文化旅游作为各国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策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一)文化旅游的兴起和发展
对文化旅游的定义,国外的学者认为,广义上讲,文化旅游包括旅游的各个方面,旅游者从中可以学到他人的历史和遗产,以及他们的当代生活和思想,麦金托什(McIntosh,1986)以及世界旅游组织(1985)均提出过这种观点。狭义上讲,文化旅游是一种对“异质”事物的瞬间消费,经常是比较异常的“那一个”。在他们看来,文化旅游者是一些有浓厚怀旧情绪的人,对于异常的“那一个”有很强的好奇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旅游者迥异于那些芸芸大众旅游者,瓦伦史密斯(2002)的观点属于这一类。世界旅游组织在1985年给出了“文化旅游”的狭义定义:人们出于文化动机而进行的移动,诸如研究性旅行、表演艺术、文化旅行、参观历史遗迹、研究自然、民俗和艺术、宗教朝圣的旅行、节日和其他文化事件的旅行。
国内学者的观点有以下几种表述:(1)文化旅游是一种旅游类型。具体表现形式可分为遗迹遗址旅游、建筑设施
旅游、人文风俗节庆旅游和特色商品旅游等四大类型(马波,1998);(2)消费者消费带有文化色彩的旅游产品的过程即是文化旅游(郭丽华,1999);(3)文化旅游相当于民俗旅游(于岚,2000);(4)文化旅游是指旅游产品的提供者为旅游产品的消费者提供的以学习、研究考察所游览国(地区)文化的一方面或多方面为主要目的旅游产品。如历史文化旅游、文学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蒙吉军、崔风军,2001);(5)人们对异地异质文化的求知和憧憬所引发的,离开自己的生活环境,观察、感受、体验异地或异质文化,满足文化介入或参与需求冲动的过程(张国洪,2001)。
(二)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互动机制
我国历史悠久,文物古迹、风俗民情等文化资源丰厚,文化既是旅游的最初动机,又是旅游的最终目的。文化是旅游的本质属性,旅游因为文化的渗透而变得丰富多彩,富有品位。旅游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平台,为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载体,这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潜力。随着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历史遗迹、人文景观、民风民俗等文化资源都已发展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旅游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保护、保存和传承,文化因为旅游的开发而变得生机勃勃,富有活力。实践证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互动与整合有利于区域文化、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从根本上推动中国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都有明确的技术边界、产品边界、业务和运作边界及相应的市场边界,但旅游行业中那些专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为旅游服务的经营企业,其本质属于文化产业;而文化产业中那些主要生产供旅游者参观、游览、鉴赏和购买产品的企业又发挥着旅游的作用。实际上这是该类经济产业的两种不同特征――文化是其属性,旅游是其功能,只是由于历史遗留和传统划分方法等原因使它们隶属于不同的旅游部门、文化部门或其他部门而已,在行业渗透、学科交叉的当今,两者之间就更难分彼此。 因此,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相互关联,与旅游有关的文化产业的发达与否是旅游业兴衰的重要因素,与文化相关的旅游产品开发得当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又支持着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
三、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发展策略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要实现和谐发展,需要有效加强二者的融合力度,以形成互动双赢的发展局面,为充分挖掘出两大产业的潜力并通过整合创新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就要对思想理念的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市场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与实践,从较高层面对两大产业进行整合创新。
(一)创新管理思想观念引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和谐发展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树立全局观念、加强产业融合,坚持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市场机制下的大产业发展道路。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和谐发展,政府引导是出发点,企业是实施主体,市场化运作是手段,资源挖掘和整合是主要方法,发展大产业是最终目标。
政府及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及其融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制定和完善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政策,扶持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的地方法规体系,实行与两大产业政策相衔接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政策。要在已有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全面梳理旅游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制定出产业融合发展的整体规划,选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市场定位,明确发展目标和各阶段的发展任务,为旅游地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提供科学指导。同时要制定共同发展大文化、大旅游,培育大产业的具体可行的规划,加强在宏观指导和监管力度等方面的作用。
(二)拓宽产业发展模式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要实现和谐发展,需要有效加强二者的融合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宽产业发展模式,走多渠道、多层次、多角度的产业化发展之路:一是项目带动型,即开发以文化体验为主要特征的旅游项目,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促进旅游市场繁荣。二是综合发展型,即政府牵头,兼顾区域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共同需求,统筹规划,综合发展;运用多种手段加强区域内各项资源的整合力度,实现“大产业”、“大发展”的局面。三是品牌带动型,品牌对市场的影响力有目共睹,要实现区域范围内的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和谐发展,就需要创建一批在国内甚至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品牌,实现品牌与资源互享,搭建旅游与文化产业之间协作发展的桥梁。四是企业驱动型,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市场运作主体都是企业,企业运作可以把各项资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可以组建国有控股跨行业的龙头骨干型企业,对区域旅游文化等优势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和开发,同时培育一大批中小型文化旅游企业,完善整个产业链。五是管理创新型。旅游与文化产业的协作由过去的松散走向协同,既是一次产业发展创新,也是一次管理模式创新,政府统筹引导、企业实施运作,区域加强协作,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集群化发展。
[关键词] 数字出版 媒介融合 文化逻辑 产业规制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2-0018-04
[Abstract] On the view of media convergence,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two trends of industrial diffusion and industrial clustering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analyzed of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cultural change with media converg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e logic be yard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thu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culture and regulation of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s core driving force. Given this point:monopoly force and competition force to be balance,that means “Checks and balances”, which is the driving force on the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regulation is the coexistence of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Key words] Digital publishing Media convergence Cultural logic Industry regulation
我国的传统出版正处在急剧变革当中,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技术、内容、服务、资本的融合,形成一系列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合作、联营、并购、重组的传媒形态,出现了全新的融合媒体组织;媒体机构的兼并重组、体制机制的改革、传媒与其他行业的渗透兼容,打破了以往出版产业的格局和产业模式,促使传统出版实现数字化升级和产业化转型的变迁。随着主流媒体的国际化拓展和媒体集团化趋势,各传媒集团将主导我国传媒产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并力争在国际上争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传播话语权。
然而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发展正朝着两个看似矛盾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出现产业扩散和媒体延展的趋势。数字技术的渗透和新媒体的产生,大大地降低了生产和销售成本,扩展了现有的分销渠道和市场空间,使得消费者能够在体验新技术的同时使用功能强大的新的内容产品,可以对内容进行诸如存档、注释、循环利用之类的操作,享受良好而快捷的消费服务;出现了纸媒、电子书、手机读物、听书等各类数字内容产品并存的局面;形成了传统出版社、内容集成商、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等多元化的内容生产和提供方式;出现了手机移动阅读、手机音乐、当当书城、电子书网站、游戏动漫等平台化的营销和服务;移动运营商、大型网站、硬件生产商、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也纷纷介入出版领域。这表明我国的出版业务主体正向传统出版以外行业拓展,呈现产业扩散的趋势;可以说全民参与出版、多行业参与出版的数字出版时代已经到来。
另一方面,呈现产业集聚和媒体融合的态势。在资本与制度的推动下,出版行业与其他行业在技术、机构、资本、市场等方面产生融合,出现了融合媒体或机构;出版产业的边界正在拓展,逐渐向其他行业渗透与融合。具体表现在介质融合、渠道融合、内容融合、技术融合、市场融合、资本融合和机构融合等现象,并重新组建新的出版集团和媒体组织,具有跨行业、跨区域、多元化竞争的优势。可以说媒介融合已经在数字出版行业得到印证。
似乎很少有媒介批评家能同时把握这个媒体扩散和媒体融合的矛盾天平的两端。有人担忧传统主流媒体会在新媒体的生长中被淘汰出局;有人庆幸传媒行业的淘金时代已经来临;还有人担忧内容碎片化将会导致共同价值和大众文化的丧失。有人看到了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便捷和自由,对媒体的失控表示恐惧;另一些人又说媒介被控制过度。一些人看到了一个没有把关人的世界,另外一些人又看到了把关人具有前所未有的权利。这种种现象和问题,都集中于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国际大背景下的数字出版产业之中。笔者以媒介融合和制度经济学视角,尝试分析数字出版的文化逻辑和产业规制之关系,求教方家。
1 技术推动之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是在技术推动之下不断演变发展,媒介融合改变了传媒行业的技术、产业、市场、体制和受众这五者之间的关系;媒介融合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转变,本质上是在制度经济框架下的产业转型;融合仅仅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
随着新媒体便携性的增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能够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介来了解世界,并且多种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同一种媒介工具之中,出现了融合媒体的终端设备。以手机为例,在今天手机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通讯工具,它们能够让我们从互联网上下载数字内容、接收发送图片和音乐、收看电视、玩游戏、定位和搜索地理信息,甚至可以取代身份证和银行卡,多种其他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手机这一个媒体之中,手机可以说是融合媒介的典型代表。如今数字内容产品的激增给人们带来多元化的文化消费和市场,人们可以通过DVD播放器、车载收音机、IPod、随身听、MP3播放工具、网络广播电台、音乐有线频道或音乐网站,甚至是SD芯片卡来收听音频节目;可以采用有线电视、IPTV、卫星电视、数字电视、社区终端视屏等设备,甚至是手机来收看视频节目;三网融合技术下,可以通过数据线来查阅社区生活信息、电视、广播、电子书刊等多种数字内容,享受便捷的信息服务。凡此种种都是媒介融合趋势下产生的融合媒体,并由此生产了融合媒介的文化现象和经济现象。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技术无所不在、技术无所不能,数字技术看似主导了数字出版的产业发展,但是,真正推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因不是技术,而是制度规制模式下的产业嬗变。主要体现在传媒所有权模式和产业利益链模式;技术融合只是媒介所有权模式和利益链模式的具象方式和表现。当古老的好莱坞还致力于传统的电影制作时,而一些新媒体集团,比如说美国著名的维亚康姆公司在所有权模式和数字技术支撑下,已经开始打造和控制整个娱乐产业的利益链条,它生产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电脑游戏、做网站、做玩具、主题公园、图书、报纸、杂志和漫画等,实施融合媒体的战略。可见数字技术促使了媒体的变革,加速了新的融合媒体组织的诞生。
融合媒体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的重组和兼容,反过来,媒介融合又影响了媒介市场,影响了我们对媒体的使用和消费。人们使用融合媒体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年轻人在操作电脑的时候,可以同时留连于四五个窗口,浏览网页、听音乐、下载音乐、和朋友聊天、完成文字处理的文件、回复邮件等;流行电视剧迷们也可以模仿对白,概括剧情,对电视剧内容进行讨论,创造原创流行的小说剧本,创作音乐,谱写乐章、制作自己的视频电影――然后通过互联网进行全球传播。这种融合现象发生在同一种设备里,存在于具有相同经营权的企业里,存在于消费者的大脑里,存在于“群迷”里,甚至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因此,在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和进程中,人们使用融合媒体的现象也越来越普及,这种融合媒体造就了新的传媒文化。
2 数字出版之文化逻辑
对文化而言,媒介融合将是一个“杂糅”的文化现象,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构成了新的利益关系和价值链,从而形成新的传媒文化,媒介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变迁。可以看到,文化变迁、传媒规制和媒介经济三者的合力加速了媒介融合,并促使技术设施和媒介设备发生变化。
媒介融合的速度在不同的文化阶层和消费阶层里具有不同的表现:那些最富有的、最懂技术的少数精英将变成最早的融合媒介产品的适应者,并被其他阶层的人追捧为时尚,而努力模仿和追赶。媒介融合的速度在国家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媒介融合将形成强大的传媒帝国,直接导致权利和财富在发达和富有的国家高度集中,同时也将改变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格局。融合不仅是企业品牌扩张的机会,它也意味着媒体力量的重新配置和媒体美学、媒体经济学的重塑。法国网络信息理论家皮埃尔・利维(Pierre Levy)用“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这个术语来表述在某些网站社区出现的大范围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活动。他认为,人们利用互联网把个人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加以传播分享以实现共同目标。而UGC模式目前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和新媒体业态之中;如维基百科、YouTube、MySpace等网站都是UGC的成功案例,社区网络、视频分享、博客、播客和微博等都是UGC的主要应用形式,这就是“集体智慧”的体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传媒理论家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教授认为“集体智慧”的出现可以归因于媒体融合以及共享文化。
新知识新文化层出不穷,人和人之间的传统联系方式已经开始支离破碎;新技术支持下,人们的联系方式更加多样、更加快捷。网络社区的新结构正在形成,这些新社区往往通过自愿的形式,即时的方式,通过情感投资的形式加以确认并形成,有些还通过企业的产品推广营销、互赠知识、互换信息的活动方式组合,形成了人们自己的社交圈和网络社区。
知识文化将会逐渐地转变商业文化,甚至会转变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方式。新技术带来了许多新的生产方式、生产流程和销售模式。例如,点对点技术不断被推广,越来越多的新生销售和传播方式如在线阅读、跳转链接、分章节销售、碎片化的知识检索等,已经无需再经过传统的“整本复制”环节,这种新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严重地挑战着旧有的分销和所有权系统。
媒介融合的发展,最终势必会造成商业传媒和“集体智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可以想象,传媒领域将会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媒体权力:一种来自于媒介融合,以网络电视这种融合媒体为例,任何需要播放的信息,都需要获得授权;另外一种就是“集体智慧”,信息传播是面向不同公众组成的松散网络人群,信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而不需要付费。由此造成了“传播权被高度集中”和“传播权被彻底粉碎”的媒体生存博弈。
此外,传统主流媒体是处于国家议程的核心位置,将主导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草根媒体或新媒体往往会以维护公民的知晓权、参与权的面貌出现,构造出与那些主流媒体核心价值观不同的观点,严重地挑战着主流媒体的权威与核心地位。主流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合不断演进,技术、产业、市场、体制和受众这五者也永远处于博弈之中,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旁门左道的价值观在媒介传播中不断碰撞、不断博弈,商业传媒与“集体智慧”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不断斗争,这就是媒介融合下的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背景与文化逻辑。应该看到,传媒创新往往出现在主流媒体与新媒体这两者之间的边缘地带,把握好边缘地带往往就能巩固主流媒体的导向,这要求文化研究必须重新审视和重新思考传媒文化和核心价值,探索其内在的文化逻辑。
3 数字出版之产业规制
数字出版产业是内容产业,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因此,产业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国情和文化环境,受到宏观社会发展的制约,更主要地受到制度经济模式的制约,具有多种规制方式和特征。
规制是一种普遍现象。传媒规制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可以说大凡有传媒产业的地方就有规制的存在。不同国家对传媒规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产业体制各异,但规制恒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传媒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都有专门的传媒规制机构对传媒产业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管理,并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政策和规制系统,以激励产业或者制衡行业。
垄断与竞争并存是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主要内容。媒介融合的内生逻辑及终极指向是通过规模化和差异性来满足人们即时即地的信息需求,一方面需要垄断经营以提高数字出版产业规模效益和产业整体优势,另一方面又需要竞争,以提高效能。数字出版垄断巨头和新兴媒体企业并存是数字技术条件下数字出版产业的现实;垄断和竞争并存是数字出版规制的主要内容之一。
制衡是规制的天平支点。媒介融合过程和传媒形态是在垄断作用力和竞争作用力之间的博弈中不断发展的,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当两者力量呈现均衡状态时,所产生的产业效益是最大的。因此,媒介融合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核心就是要让具有调适垄断作用力和竞争作用力这两股力量达到均衡的能力――“制衡”,以“制衡”作为平衡数字出版产业内部作用力的原则。在规模经济驱动下的垄断经营的空间中调适垄断性作用力,扩大产业边际效益、提高产业效能;同时也要最大可能地激励竞争,通过放松管制、不对称管制和反垄断等手段来调适竞争性作用力。这两股力量达到均衡就是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支点”,也是数字出版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核心原动力。
发挥数字出版规制的“公器”作用。以政府为代表的规制主体,基于法制和科学管理,采用有效而稳健的渐进式制度改革和规制措施,激励和制约数字出版企业在保障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数字出版企业在开拓市场,使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社会化的同时,也往往可能为追逐最大利润而牺牲社会效益或给公共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需要运用政策、法律、经济等各种规制手段来引导产业竞争和发展。传媒规制是传媒社会的“公器”,因此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要牢牢把握“规制公器”,发挥规制的“公器”作用,引导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健康地发展。
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环境下,对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伴随我国传媒体制的改革和产业转型,应该把握媒介融合的发展特征,认清媒介融合背景下新的文化发展逻辑和产业特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把握规制的平衡点,从文化新形态和传媒新业态特征入手,根据媒介融合的变化来调整传媒规制,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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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1-29)
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艺术;科技;创新建议
1文化产业语境下文化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关系
1.1科技提升了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
文化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源,只有发展国民文化,才能有效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科技是先进的生产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起着一定的决定性作用,科技的创新和发展是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通过电脑、网络等科技产品,可以有效传播文化艺术,提升文化艺术的社会影响力,使越来越多的人受惠于文化艺术,从整体上促进国民文化水平的提升。电影是新型的文化产业,是文化艺术的传承者,一些文化内涵往往通过电影表现出来。例如,电影《红高粱》是根据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而成的,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和认可,[1]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
1.2文化艺术可以使科技更加人文化
在文化艺术的融合与影响下,科技被赋予了人文气息,文化内涵和意义更加深刻。对于广告行业来说,广告的宣传更加注重广告的审美特点。现在的广告考虑更多的就是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这也是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成果。由于文化的加入,也出现了电视和摄像机等科技产品,将文化艺术推到全新的高度,使科技更加深入人心。深圳的文博会就是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最好融合,更是全国文化产业的“桥头堡”。
2文化产业语境下文化艺术与科技融合的限制性因素
2.1科技对文化产业的支撑作用没有得到体现
(1)技术集成能力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环节之一,但相应作用却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基础研发对技术集成的带动作用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信息技术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产、学、研的结合力度不够大,文化科技创新成果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脱节,很难构建完善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文化科技创新产业项目并不多,地域文化与高新技术尚未紧密结合起来,造成历史文化内涵与现代表现形式兼具的产品形态比较单一化。(2)文化产业科技创新水平有待提升。文化企业科技创新观念较为薄弱,新兴文化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一些动漫游戏、创意设计企业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核心技术和产品竞争力没有得到提升。
2.2缺少构建文化科技融合政策的保障机制
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促进政策缺乏衔接,缺少构建更为完善的文化科技自主创新的激励政策。一些地区已经出台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和规划,其中有些内容能够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然而,科技支撑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从城市层面来说,缺少构建能够扶持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专项规划和政策体系。此外,现行政策的条块分解特点比较明显,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税收扶持以及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等方面,文化企业与能够享受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待遇有一定的差距。
3文化产业语境下文化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建议
以四川省成都市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为例,成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城市整体经济实力有所提升,文化产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然而,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仍然有些许差距,文化产业行业结构、市场结构较不完善。基于此,成都积极进行了文化和科技的融合,不断增强科技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构建了以企业为导向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了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值得相关地区加以借鉴,已经获得了“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性基地”的光荣称号。
3.1加强科技对文化产业的支撑能力
要构建以企业为主、市场为辅的文化创新体系,将产、学、研等紧密结合在一起,掌握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构建配套产业体系,给予文化产业发展强大的支撑动力。首先,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保证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稳步增强。其次,要将现代科技与文化创作结合在一起,赋予演艺产品表现力。此外,还要完善文化市场中介机构建设,将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3.2科学规划,促进文化科技融合创新
要制定出与文化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规划,要发挥出本土的特色文化资源优势,并且正确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等高新技术,不断提升文化传播力。结合高新技术园区和文化产业集聚地,构建具有特色的文化科技创新园区。同时,要对产业转型、产品创新以及政策环境等进行理论研究,以便于发挥科技创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3.3完善政策扶持,巩固文化科技创新地位
文化科技创新的产业发展是联动的,是整体联动和衔接的产业链、产业体系的整体发展。结合产业核心企业培育文化科技创新主体,构建完善的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形成创新型的产业集群。[2]要对非公有资本、境外资本投资文化科技企业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帮助,简化相关审批手续。给予文化科技企业优惠扶持,尤其要在土地使用、财税政策以及融资服务等方面予以扶持。除此之外,要进一步强化文化科技管理制度的实施,加强文化科技基础建设,财政投入模式要进行适度创新与优化,创建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
3.4利用科技手段,拓展文化产业链
(1)现阶段,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方向往往在数字文化产业的新模式中得以体现,数字内容可以有效延伸传统文化产业链,如图书到电视剧、电影以及动画等。简言之,所有传统产业被附带上了一种数字化色彩,通过数字化,可以促进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升,如利用3D技术改编而成的经典电影。同时,可以实现文化科技在技术方面的融合。通过科技手段的应用,成都市加快建设“光网城市”和“无线城市”,大大提升了宽带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水平,构建了文化信息产品生产、传播的技术环境。这一点上,深圳尤为突出,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拓展融合的道路上不断尝试,知名艺术区、文化产业创新园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迅猛发展。(2)基于文化产业语境下,要打造区域性文化科技创新研究平台,构建人才智库载体,构建围绕社会服务、项目开发以及校企合作等方面的文化科技创新的学术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密切关注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抓住信息化深入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快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完善网络保护的过滤技术,为了避免黑客的攻击,要加强使用防范黑客攻击的技术手段。
4结语
文化产业语境下,加强文化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势在必行,顺应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浪潮,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实现科技与文化艺术的同步发展,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推动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杨,顾海兵.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融合功能[J].群言,2017(09):34-37.
[关键词] 三网融合 产业融合 产业价值链 经济特性
三网融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复杂性体现在三网融合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合并,而是一个产业的重新组合,整个融合过程含盖了微观层(企业合并)、中观层(行业合并)及宏观层(产业融合)的各方面。本文从产业融合效应、产业价值链效应等方面着手分析,试图剖析三网融合的经济特性,揭示三网融合的经济本质。
一、产业融合效应
1.产业融合理念与三网融合。产业融合是一种新经济现象,其是指不同产业通过相互交叉、渗透,从而模糊产业划分边界,而各相关产业在整体分布与格局中保持相对协调性和内在成长性。产业融合理论的诞生对产业发展和产业经济理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产业融合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律性;产业经济理论则从产业融合理论获得补充。产业融合效应是指产业之间相互融合和渗透,导致产业边界消失乃至催生一个新的产业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信息产业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融合渗透。1997年,Greenstein和khanna将产业融合的研究推及到计算机、通信和广播电视业的融合,他认为产业融合就是指为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者消失。
基于此,本文认为三网融合实质就是一种产业融合的表现。该融合包括了三网客户端融合(客户端可自由选择、无缝覆盖),三网业务层融合(各具体业务的相互渗透和交叉),三网网络层融合(网络间互联互通),及三网技术上融合(技术趋向一致)四个层面的融合,具体关系示意如图1所示。
2.产业边界与三网融合。产业融合的完成,表现在各产业边界或被打破、或被嵌入或被重新划分。此处的产业边界是指在同类或者有密切替代关系的企业群或企业集合中,由于同一产业的企业群在产业内部企业之间处于竞争关系和资源置换的合作关系,而在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着进入壁垒与退出壁垒,从而导致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的各自边界。分析产业边界有助于进一步明晰三网融合的动因及融合后的发展方向。
周振华(2003)在《信息化与产业融合》中对产业边界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探讨电信、广电、出版“三网融合”时,他认为以数字融合为基础的电信、广电、出版等三大产业的融合,虽然其外观表现为产业边界的消失或收缩,但其产业边界的模糊是对传统产业分类、产业分立的一种变革。传统产业分立、分类是建立在产业内企业群体的产品、服务同质的基础上,从历史上看,电信、广电、互联网在服务内容、分配平台、终端设备上的确存在专用和不可替代性,这三大产业存在明显的产业边界、产业间的进入、退出存在障碍。
1978年,美国学者尼古路庞特(Nicholas Negroponte)用三个重叠的圆圈来描述计算机、印刷和广播三者之间的技术边界、产业边界,认为三个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对于三网融合的产业边界可借鉴Nicholas Negroponte三个重叠圆圈来表示,如图2所示。
图2的三个圆圈分别表示三个产业的边界,边界由各个产业的技术、网络、业务、市场、服务等属性来区隔,圆圈出现交叉、重叠和包含,随着电信、广电、互联网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产业边界将逐步模糊、甚至消失。三网产业边界模糊,有其必然性。电信、广电、互联网近十几年来的高速成长,诱发了这几个行业在业务内容上的争夺,产业之间的覆盖与竞争日渐增大;技术的进步、监管与政策的放大为产业之间的交叉、重合、融合提供了现实的条件;电信、广电、互联网等三网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网络的延伸、信息之间在不同网络之间迅速扩散,使得网络与信息趋同,实现大信息服务产业。正是如此,随着信息时代与知识时代的发展,由电信、广电、互联网构成的三个圆圈会出现由交叉走向重合,最终从业务应用层面的完全融合。
二、产业价值链效应
1.理论背景。产业价值链是指以某种核心技术或工艺为基础,以提供能够满足消费者某种需要的效用系统为目标的、具有相互衔接关系的企业集合。产业价值链的形成不仅能有效地实现整个产业链的价值,体现价值的转移和创造,而且能在充分整合产业链中各企业价值链的基础上,持续地对产业链价值系统进行设计和再设计。
(1)产业价值链的主要特征。产业价值链有6个主要特征:①构成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环节都是由大量的同类企业构成,上游和下游环节之间存在大量的信息、物质、资金方面的交换关系。②产业价值链具价值增值性。链条间的各类交换环节是价值递增过程。③产业价值链具循环性。价值增值实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④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技术关联性强且在技术上具有层次性。⑤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存在着增加值与盈利水平的差异性。⑥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对要素条件的需求存在差异性,不同的环节对于技术、人力、资本、规模等要求不同,具有不同的区位偏好。
(2)产业价值链的两维属性。产业价值链存在两维属性:结构属性和价值属性。从结构属性上看,产业价值链是指一种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所涉及的各个相关环节和组织载体构成的一个网络状链式结构,可简称产业链。从价值属性上看,产业价值链是在此产业链中大量存在着上下游关系和相互价值的交换,上游环节向下游环节输送产品或服务下游环节向上游环节反馈信息的过程。
(3)产业价值链的结构体系。从现代工业的产业价值链环节来看,一个完整的产业价值链包括上游供应商材料采购、原材料加工、中间产品生产、制成品组装、销售、服务等多个环节,不同环节上有不同的参与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并获得相应的利益。产业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活动都直接影响整个产业的价值活动,而每个环节又包括众多类似的企业,它们的价值创造活动具有相似性。产业价值链正是由产业链内各个企业的价值链整合而成,各企业的价值链由联结点衔接。在产业链没有形成前,各企业的价值链是相互独立的,彼此之间的价值联结是松散的,甚至没有联系。通过产业整合,企业被捆绑到一个产业价值链系统,产业链上的产业价值链随之形成。按照迈克尔・波特的逻辑,每个企业都处在产业链中的某一环节,一个企业要赢得和维持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其内部价值链,而且还取决于在一个大的价值系统(即产业价值链)中一个企业的价值链同其供应商、销售商以及顾客价值链之间的联接。企业的这种关系所反映的产业结构的价值链体系,如图3所示。
正是由于产业价值链决定了在产业经济活动中价值的形成、转移和放大,故其对产业的结构和关联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产业发展产生的效应是直接的。对三网而言,融合后的产业价值链将为其带来了新的经济效应。
2.三网融合的产业价值链链接效应。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完整的产业价值链,三网亦不例外。随着三网技术和市场的不断交汇、发展,原本关联度极高的三网业务得到进一步的互动和交流。传统的各自分离的产业价值链已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多样化的终端用户需求,使原本在一个产业价值链可以实现的业务,需跨产业价值链提供;原本可以原网络或是经同一产业价值链上下游结合提供的产品,需寻求更多的合作伙伴,以满足市场与客户的需求。因而,三网的融合使原有的产业价值链向横、纵向延伸,不仅在传递环节上有所增加,在传递规模上亦有所拓展,其依托产业价值链的链接功能,通过整合形成新的三网融合产业价值链,发挥其巨大的链接吸纳效应,具体如图4所示。
三网融合的产业价值链由服务链条上各环节无缝组成,原来传统的纵向产业价值链被链接成新的产业价值链网络,除了原有的网络设备提供商外,中间件提供商、软件提供商、系统集成商亦包括其中。这些环节,相互交叉、共同作用,扮演新产业价值链中多个维度的链接结点,起到创造价值的作用。
3.三网融合的产业价值链增值效应。三网融合后的新产业价值链网络是融合了最新的技术、最高端的服务、最先进的网络、最优质的业务的价值缔造链。源源不断的价值流、资金流、物质流从链条上游向下游发送,实现着价值的一次次传递和转移。经过增加、拓展后的新链条,由于实现了三网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使得原本各自独立经营的业务、范围得到补充和更新,交易成本逐步下降,服务效率不断提升,产业价值链网络体现出1+1+1>3的价值增值效应。
从量化模型进一步分析,假设Ri、Ci、Vi 为产业价值链的构成要素,其中Ri为原某一网络的收入、Ci为交易成本、Vi 为利润,则原有三个网络的产业价值链总效益为:
V原=(R1-C1)+(R2-C2)+(R3-C3)=(R1+R2+R3)-(C1+ C2+C3)(1-1)
三网融合后,R1*+R2*+R3*得到放大,C1*+C2*+C3*逐步减少,则新产业价值链与原产业价值链的总效益之差>0,实现价值增值。
V新-V原=(R1*+R2*+R3*)-(C1*+C2*+C3*)-[(R1+R2+R3)-(C1+C2+C3)]
=[(R1*+R2*+R3*)-(R1+R2+R3)]-[(C1*+C2*+C3*)-(C1+C2+C3)]
>0 (1-2)
显然,三网融合后新的产业价值链优于原有三个网络产业价值链的简单组合。无论在价值链接规模上还是在价值增值效益上,新产业价值链都起到了推动三网产业做大做强的核心作用。
本文运用产业融合效应、产业价值链效应剖析三网融合的经济特性,揭示三网融合的经济本质。(1)产业融合效应印证了由电信、广电、互联网构成的三个网络与业务会出现由交叉走向重合,最终走向业务应用层面的完全融合。(2)产业价值链效应有效发挥其巨大的链接吸纳效应,源源不断的价值流、资金流、物质流从链条上游向下游发送,实现着价值的一次次传递和转移。经过增加、拓展后的新链条,交易成本逐步下降,服务效率不断提升,产业价值链网络体现出1+1+1>3的价值增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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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产业园建设;大数据;多元发展
1农业产业园建设
(1)健全现代农业产业园基础设施,实现高科技精准农业。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农业产业园、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此基础上,应该将高科技引入到农业产业园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科技的引入会对农业产业园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使得农业产业园向着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前进,同时也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丰富精神生活,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高科技对产业有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标准,从而实现高科技的精准农业。(2)完善大数据控制系统。当今时代是大数据时代,应该充分利用大数据这一有利资源,不仅适应了时代的潮流,也是对大数据应用的一个发展,同时也会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重要的作用巨大的变革,大数据的发展影响了整个社会,当然对于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数据控制系统的完善,会让整个产业变得高效快速,提高效率,增加产能,促进生产的进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完善大数据控制系统对于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都是有利的,充分利用大数据让其为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3)丰富产业园游乐项目,促进多元化发展。增设亲子游乐设施,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玩,增进家长和孩子的情感,让家长言传身教,促进孩子茁壮成长,培养孩子的兴趣,让孩子在玩耍中培养乐趣,在玩耍中收获喜悦,在玩耍中掌握知识,领略大自然的美好,体会生活的乐趣。(4)增设实体体验基地。比如:采摘园,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采摘园采摘,让孩子亲近自然,亲自动手体会收获的喜悦,体验农民的生活,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勤俭节约的品质。还有自主种植基地,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到种植基地进行种植,可以经常来种植基地浇水松土,对自己种的植物进行呵护与管理,体会劳动的价值,体会其中的乐趣,培养孩子自主动手的能力,劳逸结合促进身心健康发展。(5)加强与红色旅游景区联系。建设红色旅游景区项目,由农业园发团,带领儿童参观景区,并与本农业园游玩相结合,制定旅游套餐,在红色旅游景区设置讲解团、记者团,由讲解团的人员带领孩子们旅游观光,为孩子们讲解红色文化,由记者团的记者对旅游观光后的小朋友进行采访,让孩子们说出自己的看法、分享自己的心情,同时可以让孩子们做讲解人员,做记者,对他们了解的内容进行介绍,体会不同角色所带来的乐趣,从中学到知识,掌握技能。增设团体活动课程、访学游学课程,让孩子们自主提问,自主询问周围的人员,积极主动的学习红色文化,让他们能够牢牢记住红色知识、红色文化,让红色深入人心。
两化融合向综合集成应用过渡
目前,装备、船舶、汽车、家电、有色、纺织等信息化单项应用已经比较成熟的行业骨干企业,正逐步由单项向集成过渡。如上海家化在国内快速消费品企业中率先开发并实施了产品研发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产品上市时间缩短10%,质量缺陷减少35%;上汽集团开发建成国内首个集成且支持柔性生产的汽车制造执行系统,平均减少45%制造周期;钢铁、石化、航空、电子等行业涌现一批关键业务系统实现综合集成应用的本土大型企业集团,部分企业的业务集成、管控衔接、产销一体化水平已经居全球领先地位,如唐山轨道客车有限公司通过建立企业内部全面协作的管理信息化平台,实现了高速动车组设计、仿真、制造、管理、执行与服务一体化,生产能力由月产2列提升至月产10列。
信息技术在工业生产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领域的深化应用、渗透和融合,不仅催生了新型的工业产品,还形成了大规模定制、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异地协同研制等新型业务模式。如宝钢集团根据产品市场行情和盈利水平,开发了闭环高炉智能专家系统,高炉炉热预报准确度达到95%以上,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技术空白。青岛红领集团建设了5亿个正装版型数据库,创新设计和制造模式,形成了全球大规模、个性化的定制生产模式(MTM),占领了欧美高端正装市场,利润大幅度上升。
同时,我国制造业企业依托两化融合逐步走向服务化,促使产品的价值由加工环节向研发、维护保养、整体解决方案等价值链高端环节跃升,延长价值创造周期,提升利润空间。如三一集团二线工程师可通过企业系统实时获取客户购买设备信息、历史档案、实时运行状况等信息,为用户提供设备维修等远程协同服务,60%的设备问题可远程解决。三一凭借服务优势,其产品已占领南亚、中东、非洲、北美、东欧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两化融合助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自2008年10月内蒙古呼包鄂地区被批准为第一个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上海等8个地区设立两化融合试点示范项目累计1400多个,培育了1000多个典型示范企业;整合社会资源建设50多个两化融合促进中心,200多个重点实验室,以及依托企业建设了一大批企业技术中心,为两化融合提供有效支撑和服务。各地围绕区县和工业园区产业特点,启动建设了两化融合试点区县(园区),加快各地特色产业发展,促进优势资源和规模企业向各类产业园区集中,发展面向产业集群的信息服务,增强产业集群整体实力,拉动产业链向纵深发展。如广东省通过信息网络促进珠三角与非珠三角地区在技术、物流、市场信息等方面的交流,扶持有条件的专业镇、工业园区、产业转移园区建设技术创新中心和信息技术服务平台,促进了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同时,两化融合对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步显现。首先,两化融合促进了传统工业由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升级,提升了产业附加值。其次,两化融合发展壮大了电子商务、物流等生产业。再次,两化融合催生了工业软件、汽车电子、物联网、云计算、高端装备制造等新一代新兴产业。因此,两化融合不仅有效地推进了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还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如南京市两化融合开展以来,软件业等信息产业取得超常规态势快速发展,2010年实现软件收入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013.3亿元,同比增长60.3%,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
两化融合有效促进节能减排
两化融合对工业企业节能减排支撑作用明显。目前,在钢铁、石油化工、建材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普遍应用信息技术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宝钢不锈钢分公司的生产制造系统投入运行后,能耗降低5%,仅煤气排放减少每年可为企业节约资金3000万元以上。建材行业利用信息技术节能增效作用显现,回转窑水泥生产线采用计算机控制系统后,能耗下降17%,电耗下降29%,劳动生产率提高24%,在日产10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上采用专家控制系统,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降低燃煤消耗和电耗,提高耐火材料的使用寿命,年增加经济效益729万元。
两化融合有效支撑政府的环境决策。近几年来,各省市纷纷建立环境监测及预警系统,全面掌握各环境指标以支撑政府决策。如济钢能源管理控制中心系统建成后,每日减少煤气排放282万立方米,减少氧气放散4.32万立方米。有色金属行业建设了金属重点用能企业能效对标系统。煤炭行业的一些企业通过监控中心的实施监控和集中管理,动态控制了皮带系统和开机时间,大大减少了主运输皮带的用电量等。
两化融合推动生产业迅速发展
两化融合推动生产业迅速发展,首先是推动工业企业电子商务取得长足进展。自“十一五”以来,我国工业电子商务年均增长40%,2010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4.5万亿元。腾讯、阿里巴巴、网易等互联网公司已经进入全球20强。大部分骨干企业和重点行业都开展了网上采购和营销等活动,有些骨干企业实现了在线交易、支付及物流的一体化集成应用,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网上商务合约、订单的交易量的快速增长。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也获得了飞速发展。其次是推动现代物流服务业蓬勃发展。RFID、GIS、GPS、EDI等物流信息技术开始大量应用,制造企业物流信息化、物流信息服务平台以及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大进展,涌现出了众多典型应用。大型企业物流和物流企业的信息化率达到90%以上。公路、铁路、航空、水运、邮政等主要专业物流领域普遍实施了信息化管理,各领域内部初步实现了互联互通。涌现了以仓储和运输信息化为重点的宝供物流、地方电子口岸佛山电子口岸等各具特色的物流企业。另外,两化融合使得信息技术服务企业不断壮大。目前,立足为行业提供解决方案的本土信息技术企业不断涌现。一方面,从工业企业信息化或自动化部门剥离出来的既懂IT技术、又懂行业专业知识的信息技术企业,另一方面,逐渐形成了一批立足细分行业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而且有创新能力的研究机构和中小企业。
当前两化融合发展中的问题
目前,我国两化融合发展还不平衡。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同一行业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地区之间,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行业之间,流程型行业普遍高于离散型行业;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大中型企业融合水平明显高于中小企业。
同时,支撑两化融合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依然缺乏。芯片、电子元器件、基础软件等领域的核心技术依赖国外企业,一些重大装备和重要产品依赖进口。在我国知识产权局受理的近10年的专利申请中,传统产业(包括化学、冶金等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只占全部申请量的30%,与传统产业的规模不相适应。
三是工业生产业的发展不能有效支撑两化融合发展。我国信息技术企业大部分居于产业链下游和价值链低端,自主开发能力弱,缺少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一些面向区域的、专业性的、集群的服务平台由于未形成大的规模和缺乏有效的盈利模式,对工业发展和工业信息化的支撑能力不强。另外,满足企业需求的工业软件和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仍然薄弱。工业软件企业规模偏小,市场营销能力相对滞后。
四是推进两化融合的体制机制不够顺畅。推进两化融合是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的主要职责,而目前,推进两化融合工作体系、方法和手段等都不清晰,仍需不断完善。理顺两化融合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对于有效推进两化融合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此外,适应两化融合的法律、规范、标准、人才等尚不够完善,信息安全保障,政府应对新技术应用推广过程中产生的规范管理、合理引导、公共服务等问题的能力亟待加强。
两化融合发展政策建议
首先,要完善两化融合部门间协同推进机制,完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科技部、商务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组成的跨部门联合推进工作组,要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形成分工合理、责任明确、推动有力的工作机制。引导各省(市、区)结合实际建立和完善跨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建议设立两化融合专项资金,采取投资补助、贴息、奖励等多种方式用于支持两化融合的试点示范、关键技术研发、重大应用项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生产企业发展、人才培训等。鼓励银行对重大共性技术研发、产业化和重大应用项目给予优惠贷款。引导企业利用债券、基金、贴息、担保等方式获得两化融合项目融资。
其次,要加强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对重点行业企业的信息化投入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对两化融合促进中心等支撑机构,其研发人员的薪酬、培训费用及“五险一金”,可按实际发生额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经认定后的软件产品和软件企业,享受国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开展研发设计、物流配送、技术支持等生产外包降低税负等。
再者,要进一步开展两化融合试点示范。围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生产业、促进信息服务产业发展,推进两化融合典型示范,确立一批标杆企业、典型项目等。开展工业软件剥离重组试点示范。开展工业企业节能降耗、安全生产试点示范等。组织开展工业自动控制、节能监测、物流配送、质量跟踪等重点领域的物联网应用试点示范等。
【关键词】新媒体;媒介融合;研究综述
媒介融合已成为当今媒体发展的趋势,也是学界和业界正在探索和实践的一个课题。“媒介融合”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①最初人们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多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逐渐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融合。本文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到关于“媒介融合”的文章180篇,并以这180篇为样本,从不同视角对我国媒介融合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一、媒介融合的主导力量
媒介融合的驱动力量很多,其中最主导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
周志平认为“科技的进步不断地改变着媒体及媒体生态环境,数字技术已成为支撑所有传媒存在的基础并决定着其未来发展方向。”②杨娟认为“面对媒介融合的大趋势,我们想要寻找其根本原因时,答案是:需求。”③但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媒介融合的驱动力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比如蒋晓丽和石磊认为“媒介融合是数字技术、社会需求和产业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④王亮也认为“驱动媒介融合的力量更多来自媒体对商业利润的追求,而数字化技术恰好为此提供了实现手段。”⑤笔者认为,媒介融合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数字技术是前提,社会和市场的需求是动力, 产业政策提供了政策支持。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的发展
媒介融合冲击了原有媒体的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正形成一种互为补充、相互融合的关系。
蒋晓丽和石磊认为“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深刻地改变了传媒的生态环境,报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发行量、广告收入、读者结构、阅读习惯等方面发生了不利影响。”⑥他们还认为“新技术的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旧技术的消亡,数字技术和新媒体在对传统报业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为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那就是在媒介融合中的数字化转型。”⑦笔者认为,报业要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壮大,不可能单打独斗。当前纸媒和新媒体融合的主要形式是报网融合和手机报,这是报业发展新媒体的一种运用,媒介融合拓展了报纸的生存空间,并为它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对电视媒体来说,“以制播分离作为电视媒体产业化发展的突破口,以新技术作为电视媒体产业化的战略资源和核心要素,借助资本市场完善电视媒体管理结构和壮大产业规模。”⑧媒介融合背景下,手机电视是电视业媒介融合的新形式,这在我国的发展刚刚起步,所以有研究者从产业视角分析认为“手机电视既然是媒介融合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都要依靠手机所属的电信产业和电视所属的广电产业的通力合作,打破产业之间的壁垒,加强合作,消除成见,以竞争为辅,以融合为主,共同达到互惠互利。”⑨此外,手机电视还必须根据自身特色,进行合理的内容设计,只有加强自身的内容建设才能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出版业来说,“全媒体出版模式被业界所看好,被认为会是图书出版业变革的一种趋势。未来的每一本书都将是全媒体出版。”⑩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对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改革
媒介融合,不仅造成了媒体间的重组,同时给媒体人才教育提供了新的课题。
李莉认为“根据美国的经验,符合媒介融合发展要求的新闻人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在多媒体集团中进行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⑾她还认为“传统报业虽然已经认识到了经营管理人才、资本运作人才和新媒体技术人才的匮乏,但培养与引进复合型、专业型人才的力度与速度还远远达不到发展的要求。”⑿杨娟认为“我们缺少的是具有战略意识的媒介管理人才。”⒀
对人才的需要最终要落实到教育上来,蒋忠波认为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人才的培养需从三个方面入手:“紧跟媒介融合趋势,更新新闻人才培养理念;调整课程设置,打破专业壁垒;优化师资队伍,整合教学实验平台。”⒁同时还有研究者认为“懂新闻、懂技术、懂管理而且擅长策划, 具有整合传播策划能力的新闻人才, 不是高校单方面力量能够培养的,只能与媒介合作, 共同培养。”⒂培养新一代的“媒体融合”人才成为新闻教育阶段性目标的重中之重。媒介融合发展催生新型的人才培养方式,全媒体型复合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是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新闻教育储备高层次人才、提高行业竞争力的必要举措。
四、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和盈利模式
在媒介融合的加速推动下,传媒产业自身不断融合也加速和其他产业的融合,其产业结构和盈利模式都有了新的变化。
从自身来看,“媒介融合对于媒介产业最突出的影响,表现在媒介产业结构的转变上。在媒介融合的推动下,媒介集团可以不断做大做强,整个媒介产业结构逐渐向知识集约型、多元化、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⒃
陶喜红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来看媒介融合给传媒产业和其他产业带来的联动反应,“媒介融合加强了传媒产业内部不同媒介之间的整合与联系,同时也增加了传媒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联系。”⒄肖叶飞认为,“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使传统媒介产业之间的边界从清晰变为模糊, 这些变化将推动传媒、电信、出版、娱乐、信息、文化等产业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⒅
邓青、牛静指出了当前我国传媒业在盈利模式上的现状:“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传媒业的盈利模式还比较单一,虽然传统媒体也尝试过短信新闻、手机电视、网络杂志、网络电视等融合形式,但大多数形式由于各种原因而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媒介融合形成的新产业链以及衍生出的新的盈利产品和服务还比较少。”⒆同时也提出“针对已有的媒介产品,建议实行收取订阅包用费、数据库查询费、广告征订等多元的盈利模式。”⒇邹琳就期刊的盈利模式指出,“融合媒介将使传统期刊业更加注重拓展新的盈利模式。我国传统期刊业主要靠发行和广告盈利,模式单一。而DAB移动多媒体电视、手机动漫、手机游戏、手机博客等拥有巨大消费群体的融合媒介使盈利渠道越来越开阔。”(21)可见,在融媒时代,任何媒体都不能仅仅靠广告来盈利,而是要实行媒体互动,探索新的盈利模式。
综上所述,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冲击了传统媒体原有的格局,媒体间的融合在社会发展的趋势下成为必然。2010年我国学者从媒体发展、产业、盈利、教育等不同视角对媒介融合进行了研究,在梳理现状的同时,也给未来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①陶喜红,《论媒介融合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中国广告》,2007(6)
②周志平,《媒介融合:媒体未来发展的新趋势》,《新闻爱好者》,2010(8)
③⒀杨娟,《对我国媒介融合现状的人文思考》,《新闻界》,2010(5),2010(10)
④⑥⑦蒋晓丽、石磊,《从媒介融合看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新闻大学》,2010(3)
⑤王亮,《反思媒介融合》,《传媒观察》,2010(9)
⑧王伯群,《论媒介融合下电视媒体的产业化之路》,《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6)
⑨罗茜,《媒介融合视角下的手机电视发展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⑩周山丹,《媒介融合时代图书出版业的发展策略》,《编辑之友》,2010(2)
⑾⑿李莉,《媒介融合环境下中国报业发展的挑战与机遇》,《今传媒》,2010(1)
⒁蒋忠波,《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探析》,《新闻窗》,2010(4)
⒂吴闻莺,《论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11)
⒃⒄陶喜红,《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产业结构转型分析》,《当代传播》,2010(4)
⒅肖叶飞,《媒介融合引领传媒产业变革》,《中州学刊》,2010(6)
⒆⒇邓青、牛静:《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业的变革和发展》,《新闻爱好者》,2010(1)
(21)邹琳,《浅谈媒介融合与我国期刊的发展》,《社科纵横》,2010(9)
[关键词] 武汉城市圈 产业二次转移 产业融合
产业转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顺应竞争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的直接投资,把部分产业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而产业表现为在空间上移动的现象。
一、武汉产业二次转移的诱因
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武汉作为中部特大中心城市,是承接国内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一极,做好东部产业的承接工作是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同时,武汉作为武汉城市圈的核心龙头城市,对圈内其他城市具有强大的经济辐射作用,必须遵循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向圈内其他城市进行产业二次转移。
1.地区发展战略的要求。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的重点,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和城乡建设的四个“一体化”。其中,产业一体化是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这一战略要求营造一体化产业发展环境;完善圈域产业分工协作体系;优化产业资源配置,发挥中心城市和优势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武汉向圈内其他城市的产业二次转移正是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根本途径。
2.圈内生产要素禀赋的流动。产业转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经济发展规律。武汉作为城市圈的核心,吸引了大量经济资源的聚集,要素禀赋比例也随之发生变化,挤压效应逐步显现,部分企业日益感受营运成本的上升。其结果是,迫使一部分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经济的要素竞争优势;另一部分企业则需重新考虑企业选址问题,向成本更低的圈内其他城市转移,继续谋求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从产业转入地来看,承接相对于本地区有发展潜力的产业,有利于带动该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形成要素禀赋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3.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需要。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产业二次转移,客观上为圈内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有助于缩小武汉城市圈内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武汉的产业向圈内其他城市的转移,可以大量吸纳就业,将城市圈的就业问题实现内部消化,加快其他城市经济发展步伐。
4.市场竞争的压力。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要求公司能够选择具有长期盈利能力的产业,采取措施保持有利的竞争地位,适时对企业的产业方向进行调整。因此,武汉企业在适应竞争环境的过程中,积极推进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企业开拓新的发展空间,而且也有利于企业在本地的发展和成长。企业一方面调整产品生产经营结构,使产品更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从而扩大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为了节约生产成本,扩大企业知名度,企业会将产品或部件的生产地转移到圈内其他城市。
二、产业二次转移与武汉城市圈产业融合的关系
伴随技术革新的不断发展和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兼并重组活动,产业的边界正趋于模糊化,全新的融合型产业体系开始形成。武汉城市圈产业融合是社会生产力进步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必然趋势。将产业融合这一新的产业发展范式与城市圈区域经济的发展结合,就必然产生产业在空间上的变动的要求。产业转移是产业融合在空间上的体现。因此,产业二次转移是促进武汉城市圈产业融合的重要战略选择。
1.产业二次转移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为产业融合提供要素保障。一方面,产业二次转移可以有效解决武汉经济发展中资源稀缺的难题。资源稀缺是制约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将部分产业向圈内其他城市转移,可以保证武汉能够更加顺利地获得原材料,又能较好克服劳动力价格、地价上涨过快,企业交易成本提高,利润下降等诸多不利因素;另一方面,产业二次转移的重心就是向圈内其他城市注入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目前,圈内其他城市资本、技术、知识等高等要素短缺,产业二次转移能够通过大量的资本、技术和其他无形要素的转移,使这些城市迅速积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为区域产业融合创造条件。
2.产业二次转移有利于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产业融合的发展。在武汉市的产业二次转移过程中,武汉向圈内其他城市转出的产业一般都是倾向于劳动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这些制造业对于武汉而言是早已达到成熟阶段的产业,而在圈内城市尚处于成长阶段或是急需的。这类产业的转移对武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着积极作用,能够使其获得自身增长的动力。城市圈内通过龙头城市武汉向其他城市的产业二次转移,充分发挥产业的前向关联效应、后向关联效应和旁侧关联效应。充分利用产业的关联带动作用是产业二次转移的重要功能,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圈内其他城市的产业优化。
3.产业二次转移有利于延长技术生命周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强化产业融合。产业融合是建立在技术革新基础之上的,产业二次转移必然带来新技术的传播与交流。武汉作为中部特大中心城市,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林立,科研力量雄厚,技术创新能力强。随着科学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武汉将在本地已经处于成熟阶段的技术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传播到圈内还需要此技术的其他城市,使技术继续发挥作用,可延长依靠该技术获取利润和报酬的期限。武汉城市圈内城市可以利用产业二次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关键技术进行模仿、消化、吸收,拉动技术进步,促进产业融合,并带来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