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好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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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

Key words：two-way flow ； village ； urbanization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3- 20（4）

1 前言

当前，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吴江等认为，新型城镇化主要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新型产业以及信息化为动力，追求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杨重光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以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为产业基础，以现代交通通讯网络为物质技术手段，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合理的结构和空间体系，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和功能，并以城乡和谐发展为目的，城市带领农村发展，从而形成国民经济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当然，不同国家城镇化模式不一样。张占仓指出，西欧代表的是政府调控下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美国则是自由放任式的城市化；日本采取的是集中型城市化；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则是“过度”城镇化，表现为在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政府调控乏力，城镇化大起大落。针对我国的城镇化，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思考。仇保兴指出城镇化不是城市单方面的作为，是城市与乡村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同时考虑城乡的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城镇化有序健康发展。张占斌指出，能否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取决于一系列公共政府的集合，更取决于改革难题的突破。陆大道等人从城镇化进程的角度提出，我国城镇化进程过快也将引起一些问题。从20%到40%城镇化率的经历时间： 英国120年， 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1860―1900），前苏联30年（1920―1950），日本30年（1925―1955），我国是22年（1981―2001）。然而，根据国情、城镇化人口总量以及产业支撑等分析判断，我国没有条件支撑这么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程过快将衍生出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人口就业难等诸多问题。城镇化让很多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然而，单纯的农民工市民化，单向城镇化将面临巨大挑战。在城镇化进程上，我们可以效仿德国、法国的一些做法，引导城镇居民向农村转移也将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贺军认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顺应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化进程到了一定程度，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就会同时出现，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需求，逆城市化也反映了一部分人的需求。比如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他们有更多的休闲需求，对更好的生态环境的需求，也有逃离城市喧闹的需求等。另外，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有制度因素。目前，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土地制度不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景是驱动逆城市化现象的原因之一。比如拿到农村户籍后，可以拥有农村土地、林地的承包权（如果是长期承包，相当于变相拥有产权）。农村宅基地也存在制度改革的前景，如果未来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宅基地能够上市进行产权交易，将会赋予农村居民一笔可观的财产性收入，还能够刺激数量可观的城市资本下乡。国内目前数量极为可观的小产权房，就是城乡土地制度落差的畸形结果。目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这应该是中国讨论逆城市化应该考虑的一个焦点，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经严重带后，跟不上形势发展。如果在制度改革上突破，中国的逆城市化并非坏事，对于推进资本下乡、促进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实际上大有好处。与发达国家的历程类似，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也是城镇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在此基础上叠加了土地制度改革滞后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扭曲。如果客观看待这一现象，并借势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逆城市化现象完全可能成为助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正能量。

2 当前城镇化发展概况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两化”互动战略的深入推进，城镇化步伐不断提速。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截止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总数为69079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1.27%。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于2015年指出，我国城镇化率从17%多提高到52.6%，仅仅花了30多年时间，使总共有7.1亿人口进入城镇化进程，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以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为例，经初步测算，截止2012年末，城镇人口达3515万人，城镇化率达43.53%，“一核、四群、五带”（成都都市圈发展极核，成都平原城镇群、川南城镇群、攀西城镇群、川东北城镇群等四大城镇群，成德绵广、成雅西攀、成资内自、成遂南广达、成眉乐宜泸等五条城镇经济发展带）的城镇化战略格局初步成型。而根据《四川省城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全省城镇化率达48%左右，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以上，城镇总人口将达4000万人以上，城镇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将得到显著提升。

3 农村人口入城的“单向”城镇化后继乏力

到目前为止，城镇化几乎完全是农村人口进入各类城市（镇）的单向运行，当城市后续空间（特别是土地）容量较大时、当入城成本不高时、当农村适城群体（能换业、有消费承受力）较大时、当政府能承受较大投入补贴时，这种城镇化尚能得以维持甚至呈阶段性快速进行。但当城市土地空间越发有限（自然空间、政策限制、成本高企），当入城成本因城市人口达到一定水平而相当高昂从而限制农村人口入城、甚至让已入城人口备感艰难，当农村因单向城镇化不断凋敝、入城人口迅速衰减，当政府因经济形势和财政能力影响再难大举补贴、投入带动城镇化。这样单向的城镇化一方面因庞大人口缺少疏通“停滞、拥堵”在城镇，另一方面因缺少新生主动入城人口，从而越来越显得后继乏力。同时，一部分“厌倦”城镇的退休、准退休中高端消费人群，有着强烈的回归乡村愿望，尽管他们在城镇已基本完成人生使命而不会有太多新的贡献，但当其能从容、优雅的回到乡村生活后，其相对于农村还有巨大潜在剩余价值的知识优势、专业技能、文明经验、工商业意识，能很好的低成本、大面积、持续化的辐射、润泽、服务其回归的乡村，不知不觉间就能靠这些回归乡村的城镇人口消费拉动乡村发展，靠这些人口的知识、文明辐射提升农村文明素养，当然也间接的为未来持续的城镇化做出潜在巨大贡献。但当下政策体制、环境对城镇人口回流乡村的阻隔却让这一切不能发生，导致城镇化变成农村人口单向挤入城镇、城镇不断臃肿而排挤新来人口、农村不断流失而陷入凋敝的双输型、不可持续的境地。

4 城乡人口互迁的双向流动为城镇化注入新的动力

农村的人口单向地转移到城市里来，这种城镇化的规模有去无回单向流动的城镇化的模式是没有弹性的。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驱动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有效考虑城市跟乡村这两者是应该相互交融、相互流动。使农村中有意愿到城镇且能在城镇生存发展的人口流向城镇，使城镇人口中有意愿、有条件离开城镇归回农村生活的相关人群流向农村。这样的城镇化让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地流动的、弹性流动的，使得城镇化呈现出一种交互式、有回路的合理、自然、持续化地尊崇市场经济规律，跟从人们生活阶段追求的变化的人口从容流动，方能一方面避免大城市化的系列问题、困境，另一方面避免农村人口的断崖式流出而导致农村的凋敝、窒息。根据相关的调查，农民在城市里面进行工作，到了55岁90%的人愿意、渴望回乡养老，所以说农村将来是一个非常廉价的、而且符合国人心理的养老场所，同时城市里有相当比重的退休老人、准老人渴望回归乡村颐养天年、追寻田园生活。在杭州、上海这种现象近年来已非常明显了，退休了的一些人，就去农村租一个房子，然后在那里养老，而且种一些生态蔬菜可以避免城市的污染空气，也减轻了城市的压力。所以这种弹性的城乡互补的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伴随的城镇化，是城乡都可以相互伴随、相互支撑的稳健、可持续的，这种模式对减轻老龄化的压力，城乡的互补的发展以及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适度弹性是非常有用的。

双向城镇化，就是让有意愿回到农村的部分城市人口，在尽量减少顾虑的情况下方便地回流到农村从事养老、田园生活体验、创业等。城镇化也因打通了人口流动的回路而形成持续动力。据笔者对成都地区55-65岁范围内健康群体的随机抽样调查发现，近45%有离开繁华、喧嚣城市回到、找寻适合的农村田园享受生活的意愿。这部分城镇人口在统计上不会因流向农村而降低城镇化率，而这种人口流向趋势会在如下3个方面极大地促进新的城镇化：（1）置换出相应的城市住房、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就业机会，降低城市生活成本从而降低需要入城农民的进入门槛。（2）让城市部分消费（对城市是累赘、对农村却珍贵）直接释放到农村、带动农村相关流域发展。（3）在农村引发相关产业跟进、人口聚集，从而拉动区域内农民无需离乡、离家而就地逐渐城镇化。

5 双向城镇化关键在于打通城市人口流向乡村的通道

由于土地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村土地在地方政府的控制、支配下可以成批量地陆续变身为城镇工商业、建设用地而驱动关联人口入城，加上城镇在政治地位、设施供应、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福利配套等方面的先天绝对优势地位无时无刻不在吸引农村人口的到来。但城镇人口（从农村流入城镇的非常住人口也尽量不愿离开城镇回农村）往农村流动的空间却极为狭窄、通道几乎没有打开，相当一部分城里人特别是退休或接近退休的、渴望回归乡村享受那份安静、从容、简单、自然的、有较强消费能力的“望乡”族们，集聚在该群体身上的客观消费没法释放、守着几十年为生活、工作所限制的已经熟悉得有些麻木的城镇热闹生活工作场所，不能实现自己本来力所能及的“魂归田园”乡村生活梦。这极大的限制了城市反哺乡村的那部分优质消费回流乡村，也因为这些退休、准退休中高端消费人群不能离开都市而部分堵塞了农村人口流入城镇的空间从而限制了城镇化的稳健、可持续推进。

相对于农村人口入城而言，目前城镇人口进入农村（长期留下来、不是偶尔观光体验）的通道尚未开启，而打通这个通道的关键在于：“农村资产产权（当下主要是使用权）的合法、受保护、有威信、能放心的交易、置换”。其实农村庞大的庭院、林盘、田园、山水对于当地相对贫穷、急于改变、习惯麻木的农民而言无甚价值，而对于渴望回归田园、寄生山水、享受庭院的城里“有钱人”特别是中老年人而言却是无价之宝，偶尔蜻蜓点水式的郊游看到艳羡的田园被别人“糟蹋、弃置”时却只能叹息、难有作为。因此，如果能让这些对部分城里人来说宝贵的农村资产使用权合法交易，如果还能激活这些城里人在城里的相对低效使用甚至闲置的房产用于交易、置换和入乡投资、消费，城镇人口进入乡村的通道就会被开启。

6 打通城市人口流向乡村通道的对策建议

6.1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让村农村生活具备基本的物质支撑

对于农村地区特别是城市（镇）辐射地区农村，其良好的生态条件、田园风光、淳朴乡情、稀疏人口、低成本生活（相对于城里）等都是部分城里人特别是接近退休和已退休并渴望回归田园的城里人非常在意的，一旦这些他们中意的农村地区具备基本的水、电、气、路、信息、医疗等公共基础条件，这部分长时间生活、工作在拥挤城市（镇）并已对此有些麻木而的城里人，将逐渐尝试用自己在城里拥有的相关物质条件去交换自己看中的农村田园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同时也就把自己那部分城市（镇）生活空间交换给了渴望进城的农村人或外地人。

6.2 调整相关地方法规，让农村部分产权（使用权）可以与城市（镇）产权市场化置换

正是因为农村巨量的房屋、林盘、庭院、溪流等对于城里人来说非常珍贵的田园资产在当前的法规限制下不能参与市场置换、交易，才使得这些部分城里人魂牵梦绕、渴望拥有的农村资产却被广大渴望脱农入城的农民视若敝帚、无心打理、随意荒废。如果能够通过调整这方面的地方法规，解除相关政策限制，让这部分农村产权使用权能合法的进行市场化交易，能与城里人的城市资产进行市场化置换，开启城乡人员、资产、消费、生活的双向流动通道。一方面把渴望归乡的那部分城里人引入乡村、释放其消费于农村，并因其生活消费而带动身边农民就业、习惯身边城镇化元素（培育潜在城镇化人口）；另一方面释放城市（镇）部分资产空间为新入城人口提供空间，减小单纯城镇扩张的压力。

6.3 对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免除流动的城乡人口的后顾之忧

通过改善、优化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管理和服务，建设城乡统筹、异地无缝对接、便捷使用划转的服务体系。对接城乡不同区域、不同人口群体、不同政策标准的公共福利分享，让流动入乡居住的城里人可就地领取、享受自己应得福利，让离乡入城的农民也可就地无障碍获得自己的福利，免除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带来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关联政策跟随担忧，轻松、合法、自由的参与分享城镇化带来的选择性成果。

6.4 加强城镇社区与农村对接，促进城乡互动的基层平台建设

城乡互动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也需要对接平台。当前城镇最活跃的基层就是社区，以城镇社区为启动平台，加强与相关农村地区的对接、交流、互动，为农产品入社区、农村劳动力入社区、社区消费下乡、社区人口下乡、社区农村对接互动等提供支撑平台。逐渐开启城镇消费下乡、城乡人口互动、城乡产权置换交易、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新型城镇化通道。

第2篇：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

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差距

尽管很难在经济上确定一些指标体系衡量现代化，但仍然有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能够体现现代化水平，如，工业化的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财富拥有量，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基本生活保障程度等。

工业化的水平是指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值所占的比重。制造业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高，经济的现代化水平越高。从另一个方面讲，GDP中农业所占的比重越低，经济的现代化程度越高。

GDP是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全部最终商品与服务的市场价值。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总体生产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人均GDP则反映了一个国家按人口平均的收入水平。不少人往往利用GDP这一个指标比较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但是我认为单用这一个指标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用财富这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GDP的指标有两个重大缺陷。第一，它只计人参与市场交易的物品与服务的价值，许多没有参与市场交易的商品与服务的价值没有计入其中。第二，它是流量的指标，而不是存量的指标。在有些情况下，流量增加了，但是存量有可能减少了。因此我们除了使用GDP的指标外，还要使用财富这一指标。财富是现存所有有价值经济物品的总和。它是存量的概念。

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基本生活保障程度等是指社会保障在全社会的覆盖程度，不仅仅是限于城镇居民。

我们用以上指标来比较中国在现代化程度方面和其他实现了现代化国家的差别。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在全球位列第4。比较一下GDP总量超过中国的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国家农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都比较低，农业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人均GDP水平都比较高。三个国家从事农业人口的比重都在5％以下，人均GDP都超过3万美元。美国甚至达到4．18万美元。即使韩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降到了10％1)2下，其人均GDP达到1．67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有近一半的人口仍旧是农业人口。尽管这一半的人口并非都是经营农业，其中有许多人多半时间外出打工。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离开土地。尽管中国的GDP总量位列世界第四位，但人均GDP只有1740美元，排名全球128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也许会远远超出1740美元。即便如此，按照人均财富拥有量来衡量的中国的经济水平仍然比较低。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2000年中国的人均财富(包括无形资产、产出资本、自然资源三大项)拥有量是9387美元，同期，日本人均财富为49．32万美元，韩国为14．1万美元。就连俄罗斯的人均财富也大大超过中国，达到3．87万美元，是中国的4倍多。

在社会保障方面，在发达国都建立了覆盖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以及贫困人口支持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即使是韩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也比较完整。除了其他社会保障措施外，韩国确定了全社会的最低生计线，收入低于生计线的人将获得政府援助。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不完善。仅有的社会保障大多针对城镇居民，而且针对的是部分城镇人口而不是全部。不管是养老、医疗、失业、保障还是贫困人口的救济，没有一项是覆盖整个社会的。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除了面临落后的传统观念、科技教育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体制以外，在经济上主要面临的障碍是：土地所有制、户籍制、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首先，看土地资源。总体上讲，中国并不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但是人均可耕地面积比较小。而且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土地的使用都并不十分有效。尽管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很小，但是很多地方却存在土地撂荒现象。城市开发用地也缺乏效率，很多城市以开发区、科技园区名义低成本甚至无成本圈地，但是使用率并不高，导致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原有的草原和森林则因过度开发而出现退化现象，造成生态和环境的恶化。

一个国家必须在各产业之间有效地配置土地资源。土地的特征是其用途不可逆性，即一旦将土地由农业用地变为工业用地，再将土地变为农业用途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保护基本的农业用地几乎是各国的基本国策。保护基本的农用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尤为重要。如何在保护基本农用土地和保护生态的条件下最优地开发和使用土地，而不是破坏和浪费土地，是我们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土地开发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有可能中断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土地开发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土地制度和缺乏为土地定价的市场。

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经济学中，要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激励问题。谁有有效保护和使用土地资源的激励?按道理讲，土地的所有者会有激励这样做，就像任何其他物品的所有者会有激励有效地保护和使用自己的物品一样。谁是土地的所有者?国家?集体?谁是国家的代表?中央政府、省政府，还是市政府?谁又是集体的代表?村、乡、还是县?深入思考土地所有权状况就会发现，中国土地所有者是缺位的。正是中国土地所有者缺位导致土地资源的滥用和浪费。由于所有者缺位，所以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产权交易，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交易市场。因此耕地撂荒以及以各种开发区名义低价或者无偿圈占农用土地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不改革中国的土地制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

第二，看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状况。与土地资源不同的是，不存在劳动力资源有效保护和使用的激励问题。劳动者自己总是有积极性有效地保护与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劳力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三是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式的户籍制度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与这种户籍制度相联系的有居民住房、子女入学、各种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相关的民生问题。因此，现行的户籍制度使得人口的流动非常困难。由于劳动力流动不畅，导致许多传统而又落后的东西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被固化了。中国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别由于户籍制所导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而被扩大。统计数据表明，贵州地区人均GDP与上海地区人均

GDP差别达10倍以上。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地区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像中国这么大。只要是人可以自由流动，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就不可能太大。中国的户籍制度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是造成中国地区间如此大的人均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农村土地制度是劳动力流动的另一重大障碍。现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既束缚了农民向城镇流动，也束缚了城镇人向农村流动。农民的土地可以撂荒，但是不可以转让，因为他没有土地所有权。尽管可以转包土地，但是和所有权的转让性质完全不同。农村人即使到城里找到了工作，也会因为缺乏社会保障而最终回到农村，土地是他们最终的保障。城里人即使想把农业作为产业来经营，但是他也不可能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永久性获得土地经营权。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造成的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使得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城乡人均收入比例高达3．22：1。

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在整个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小。这是规律。这也是现代化的标志。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些最发达国家农业占GDP的比重都在5％以下。但是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却与现代化背道而驰。在土地可以自由转让，城乡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低的农民一定会流向人均收入高的城镇，最终使得城乡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缩小，直至消除。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经营农业人口的比例大致相当于农业创造的价值占整个GDP的比例的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经营农业者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经营他业者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并不大，当然这也有政府对于农业补贴的因素在起作用。我国的情况却截然相反。现行的土地制度限制了城乡劳动力的对流，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不是缩小。农民仅仅依靠种田是远远赶不上城镇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幅度的。可以想象，在平均每户只有几亩土地的情况下，农民怎么能够仅仅依靠经营农业发家致富?

第三，看限制劳动力流动的第三大障碍――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区域性的，且很不健全。如，最低生活标准基本是各城市自己规定，并限于拥有本城市户籍的居民享受。大多数农民基本上不享受社会保障。只有部分地区很小比例的农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企业与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资金也都是区域性的，并没有在全国建立起统一管理的账户。这非常不利于劳动力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如果不能解决农民失去土地后的生活保障问题，怎么能够让多数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怎么能够降低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怎么能够真正在全国实现现代化?

三、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措施

(一)改革户籍管理

我国许多地方户籍的管理正在逐步放松，一些省份已经宣布开展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工作。但是，户口管理的松动与户籍制的取消完全是两码事。取消户籍制意味着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可以在国内自由迁徙，到任意地方居住，即享受公民的迁徙权与居住权。目前，不仅那些户口管理有所松动的大城市做不到这些，即便是那些户口管理最松动的中小城镇，甚至农村也做不到这些。只有真正取消户籍制，才能为劳动力在全社会的流动创造条件；才能使每个公民有相等的机会享受经济快速发展的好处。

当然，中国户籍制的彻底取消不会是一蹴而就，户籍制的取消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先在中小城镇放开，然后在大城市放开。不管预计的困难有多大，必须循序渐进地展开此项工程。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劳动力流动。

(二)改革现行土地制度

要么实行土地国有、要么实行土地法人或自然人所有。土地的集体所有是不会有效率的。我国可实行土地的国有、法人所有和自然人所有并存。城镇居民居住用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实行自然人所有。城镇非居民居住用地区分存量和增量两种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处理。存量土地按照法人现有合法占有与使用情况，划归法人所有。对于盈利性的法人需要向国家交纳足够的土地出让金，以便获得土地所有权。非盈利性法人可以免去土地出让金。对于既无法确定为自然人财产，又无法确定为法人财产的土地，则暂时归国家所有。对于增量土地，即国家新征用的土地，一律采取拍卖的方式变为自然人或者法人所有。农用土地通过渐进的方式变为农户私人所有。农用土地私有后，土地所有者可以自由转让土地。为了保护耕地，国家通过立法方式确保基本的农用土地不得变更为工业用地。

(三)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先从最低生存保障开始。最低生存保障必须是全国统一的，不仅覆盖城镇，也覆盖农村。此项支出列人中央政府预算，以确保该项社会保障的广泛性。为了保证经济效率不受影响，最低生存保障限于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孤儿、没有收入来源的残疾人、老人等。

第3篇：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

南北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可以说，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遇，无论其是否对全球经济开放国内市场，结果都将是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凡是作出了自由结构调整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条件恶化、社会不稳定性增加”；而“另一方面，凡是拒绝满足其[全球化]要求的国家，则被忽视而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从而最终被驱逐出国际圈”。

随着发展中国家被世界贸易体系和资本的快速流动逐步边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全球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性也在扩大。“最近9年来，世界174个国家中的前15名与后15名的收入差距从60倍扩大到了74倍，而这种差距在60年代仅为30倍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占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而最穷的1/5人口在这方面所占的份额仅为1%。”全球经济体系正在被日益划分为受益于全球化经济浪潮和在其中蒙受巨大损失的两类经济实体。

为什么经济全球化拉大了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与全球资本流动的本质有关，这也是有关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所在。根据货币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资本应该能够流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自由流动使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资本自由流动自动地把资本引向最有收益的地方。从理论上讲，自由的资本市场通过此种方式给所有国家都带来利益，因此据称，商品自由流通和资本自由流动提高了所有参与国的富裕程度。然而，“就像相对成本优势定律没能给各国带来什么好处一样，资本自由流动也未能帮助各国实现‘最佳’投资。最具收益的投资不是给所有人，而只是给投资者带来利益。”当发达国家企业希望在某个发展中国家获得较高收益时，它们的资金就流向那里。然而这种“更好的”投资是以当地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的削减为代价换来的。事实是，通过经济全球化富裕起来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资本所有者。而受冲击最大的却恰恰是那些缺乏技術的非熟练工人，他们几乎将被全球市场无情地排斥。

发达国家社会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大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二战结束后30年之内逐步形成的劳资妥协的社会契约。从1980年代开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开始将自己从社会关注中分离出来，这种变化标志着一种令人吃惊的倒退——重新退回到一种过度剥削的状态。“就象19世纪一样，失业和贫穷重新出现，并且成为社会的结构特征；社会不稳定和社会排斥每天都在增长；资本收入在上升，而劳动收入在下降”。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是“资本胜利的时代”，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随着以往进步的社会政策的失败和工会力量的衰落而进一步加剧，即使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亦是如此。

近一二十年来，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逐步加剧(参见表1)，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原因有：经济全球化刺激了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增殖增加了经理层和高技术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溢价，加大了与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美国国内的低技能工人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削弱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工人的议价能力。

经济全球化对于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收入分配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于他们的相对和绝对收入水平，同样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第4篇：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

由19世纪地理学家拉文斯坦首创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流动是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推力包括人口增长，低生活水准，缺乏经济机会等。拉力则包括劳动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以及优惠的劳动力政策等。在此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一步解释到：流动是理性的个人想获得人力资本投入的最大化回报的行为，是对高工资率的反应。跨国流动对劳务输出入双方都有好处：劳动力富余国家输出劳动力，可以减少潜在的社会经济压力；劳动力接受国也可从中找到解决劳动力短缺的办法。而且，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工资和生产条件的趋同，缩小差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地的GNP、输出国的最低工资、目的国的平均工资、流动劳动力的自主选择等变量纳入其理论框架，从而发展了劳动力流动的“推拉理论”。

根据劳动力流动“推拉理论”，劳务合作容易在相互需求旺盛的国家间产生，而中日两国就具备这样劳务互补的条件。

近些年来，我国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和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据专家分析，我国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镇国企和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二是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到2010年前，我国每年都需要创造900万个就业机会，以使失业率保持在5％对下。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劳动力极为短缺，甚至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从7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步人人口老龄化社会。197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07％，到1995年，这一比重已经达14．54％。1997年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系数第一次超过100％，达到102％，这意味着日本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据估计，日本人口将在2007年左右达到峰值，然后开始减少。到201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2％，到2030年老年人口比重将达近28％，人口老龄化系数也将超过200％。

在未来的几十年间，日本将成为超老龄化社会。为了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日本每年需要补充60万劳动力。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目前日本劳动力增长几乎为零，70％的企业感到劳动力短缺，一些脏、累、险的行业无人问津。

按道理，日本解决劳动力问题最容易做到的就是雇用外籍劳动力。然而，由于日本政府及许多日本人担心，大批外国人涌入日本会带来“文化冲突”，甚至影响社会稳定。而且，一旦大批外国劳动力进入日本，日本社会又必须保证其社会福利(如住房、医疗、劳保、子女教育等)，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采取的是不接收外国简单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中有两种合法做法得到普遍采用，一是以技术进修的名义把外国技术工人招聘到公司中，发给工资，让他们为该公司工作，即事实上的劳动力个别输入。二是雇佣外国留学生做临时工，即研修生。

尽管日本对外籍劳务限制很严，但中国仍是对日劳务输出的大户。2004年中日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8亿多美元。其中，中日研修合作功不可没。据日本国际研修协力机构统计，2003年，日本接受海外研修生总数为43457人，比2002年增长9．4％。其中，中国研修生33527人，比2002年增长10．8％，占日本接受海外研修生总量的77％，连续三年市场份额超过70％。然而，中日两国的劳务合作还远远不能满足各自的需求，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如何开拓潜力巨大又障碍重重的日本劳务市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阶段，中国对日劳务输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内部市场竞争加剧，对日劳务输出市场秩序混乱。近年来，由于韩国、新加坡和西亚国家劳务市场形势发生变化，国内一些劳务输出企业随之调整市场开发战略，日本已经成为各地企业着力开发的重点市场。据资料介绍，一些企业为了拓展业务，无视国家法规、行业规定和行业整体利益，不惜牺牲研修生的基本权益，一味满足日方的要求。日方借此机会任意提高合作的筹码，对中国赴日劳务非常不利。

其次，日本加大对研修生市场的整顿力度，外部环境趋于严峻。随着日本接收外国研修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方接收团体和雇佣企业违反规定受到日本法务省人管当局处罚的案件时有发生。2003年，日人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外国人管理的措施，严厉打击非法滞在、非法就劳。可以说，我国对日派遣研修生的外部环境相当严峻。

第三，研修生权益保护问题严重，从驻日使馆经商处和领事部日常处理的研修生投诉案件看，反映被打骂，克扣工资、加班费，不按规定为研修生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生病得不到及时医治等基本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突出。

第四，部分派遣企业疏于管理，忽视对研修生的现场指导与帮助，对研修生反映的困难与问题没有及时给予解决。

为此，建议有关机构督促研修生派遣企业规范经营行为，严格遵守国内相应的法律法规，切实规范对日劳务输出市场；加强与日本有关机构和企业的沟通、交流，共同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制定有效机制；尽快在日本设立中介机构，加强对派遣企业的指导和监督。对于日方的侵权行为，要坚决予以斗争，为赴日劳务人员争得合法权益。

二、借鉴“人力资本说”，提升中日劳务合作的档次

人力资本说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凯南等人提出，意在用人力投资的差异来解释里昂惕夫之迷。其主要观点为：劳动是不同质的，这种不同质表现在劳动效率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劳动熟练程度所决定的，而劳动熟练程度的高低，又取决于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教育和其他有关的开支，即决定智力开支的投资。因此，高的熟练效率和熟练劳动，归根到底是一种投资的结果，是一种资本支出的产物。

后来，有学者也用以指导国际劳务合作。美国学者罗伯特・赖克在《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一书中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民族国家的劳动力正在分化为三种类型：常规生产人员、直接服务人员和符号分析人员。常规生产人员是直接从事生产、制造的工人；直接服务人员是从事直接的社会服务工作的人；符号分析人员从事的是与信息和知识的传递有关的工作，满足的是人们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生活。符号分析人员就是高技术人员，他们的活动不再受地域国家的限制，是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对象。符号分析人员只占流动劳动力的很少部分，然而在经济上却

处于优势地位。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科技政策的目标已经由追赶世界领先水平，转变为站在世界潮流的前列。为此，日本在大量培养本国高科技人才的同时，更加注重吸引海外人才，人才流入在日本受到越来越多的广泛欢迎。例如，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日本人才短缺几乎涉及到各个行业和领域，从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会计师到营销人员，从大学教授到信息技术专家。到2005年，日本需要科技人才近50万。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为高技术人才的流动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以加速人才的流动。虽然日本失业率一直在6％左右，大学毕业生有1／5找不到工作，但日本仍在想尽办法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目前，有很多外国研究人员在日本就业或与日本导师合作搞研究，如科学城筑波就有近千名中国学者。日本国《出入境管理基本计划》中这样写道：促进国际商业人员的流动，接收有专业技术的外国劳动者，同时为接收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进一步扩大接收。尤其现在信息产业的发展，会进一步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出入境管理要保证这方面人才的交流。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经团联也建议，留学生即使找不到工作也可以再给两到三年的签证。

中国对日劳务输出虽然人数较多，但档次不高。从就业行业看，中国研修生依然相对集中于服装缝纫、机械加工领域，人数比例超过60％。其次为食品加工、建筑业和农业等领域。可见，将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进一步提升对日劳务输出人员的档次，是加强中日劳务合作的关键因素之一。

根据人力资本说，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投资而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体力、智力和能力，与物质资本共同构成了国民财富。纯粹的自然人力资源必须在进行一定的投资(如外派劳务人员通过培训或在国外从事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在干中获得知识)之后，才能使劳动能力的使用带来经济收益。因此，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强调促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也就是强调通过教育和学习(包括“干中学”)，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

我们不仅要重视对赴日人员的培养，还要鼓励学有所成的劳务人员回流，使人才培养形成良性互动。在谈到如何采取措施，吸引出国熟练技术人员回国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关资料提出这样的建议：即工人回国后，向他们提供充分基础设施和发展机会，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在国外获得的专长；要创造吸引高技术人员回国的条件；在劳动力短缺部门进行结构调整，以防止此类工人外流。对此，我们应认真研究，加以借鉴。

三、以“历史―结构方法论和移民体系理论”为指导，密切中日经济关系，拓展中日劳务合作的路径

历史―结构方法理论认为在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模式中，国家和资本是基本的作用因素。该理论进而指出，个体的自由选择是不真实的。相反，国家资源和权力的失衡，以及移民法严格地制约着流动者的选择。历史一结构理论把劳动力流动进程置于全球和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来解释，而不认为仅仅是所谓的个人选择。流动也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过程。

在此基础上，移民体系理论又进一步强调国际关系、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从而弥补了前述理论的有关缺陷，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流动的机制、动力和条件，认为人员、资金、商品和技术流动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人们应该在更广泛的政治、社会、人口和经济背景分析劳动力流动。

历史一结构方法理论和移民体系理论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其一，密切两国政治经济联系，对发展中日劳务合作至关重要。从历史上看，1972年以来，通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许多领域内的合作交流，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中的合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都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尽管中日关系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但从总体上看，有利因素是主流。特别是日本新任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2006年10月8日访华期间，中日共同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双方同意，继续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层次。这对于进一步加强中日劳务合作可以说是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其二，在良好的合作气氛下，我们还应努力从投资、工程承包等各个环节拓展劳务输出渠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走出去”，到国外投资设厂，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国有技术成熟、生产能力强的轻工、家电、机械制造等行业，支持和鼓励这些企业到国外投资、建厂，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国外资源，扩大产品销路，使有实力的企业到科技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机构或高技术企业，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而且还可以带动劳务输出，特别是高技术人员的劳务输出。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在跨国经营活动中，经营理念也发生相应的改变，即从原来的为顾客提供其所需要的更优质的产品延伸到产品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等各种服务活动上。由投资生产所带来的服务项目的增多，必然促进劳务输出的发展。企业管理人员和高技术人员会随对外投资而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可以说，这是扩大劳务输出的一个良好的途径。因此建议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向有经济实力的大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支持它们到日本投资，以此带动劳务输出，特别是高技术劳务输出，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持续稳步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5篇：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

出台两个办法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应对每年年底出现的农民工退保潮。在原有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农民工只有连续缴费15年以上，才能获得领取养老金的资格,而且在打工地缴纳的保险更换地点就会失去效力。对于频繁流动的农民工来说，退保便成为了理性的选择。退保并不代表农民工能够将所有缴纳的保费退出，只有个人账户能得到退还，而统筹部分则进入地方财政。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农民工和所在地政府均有退保的动力。

此次出台的两个办法从制度上打通了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的通道，使养老保险能够随着农民工的流动同时转移，这无疑是我国社会保障走向科学化、合理化的一大进步,但要达到设计中的理想状态还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继续努力。

这里的广度是指社保统筹的级别需要迅速提高，最终实现全国范围的统筹基金。全国性统筹的好处显而易见，层级提高基金规模变大，其抵御风险和调剂余缺的能力也就大大加强。此外，全国性统筹使任何公民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就业，具有完全的便捷性。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社保基金实际分散在2200多个基层单位手中，其保障能力和管理水平的低下可想而知。值得欣慰的是，相关部门对于统筹层级提高的问题相当重视，从2007年开始以省为单位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已经试点推广。

第6篇：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

有共识，也有争论。

崔传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梁茂信，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美国研究所所长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文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郭存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助理研究员

快慢之思

崔传义：城市化率应该高于非农就业比率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目前中国43.9%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比改革初，高了20个百分点。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滞后的。

按国际一般情况，城市化率应该高于非农就业比率。目前中国非农人口就业比率为56%，远大于中国的城市化率。同时即使统计数据上的那些人口，也没有真正城市化。国家统计局把在城市就业居住达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统计入城镇人口，但事实上，1.6亿或者更多的人,并不享有城市的相关权利、福利。没有参与到城市社会的管理活动中，没有定居，没有市民待遇，他们仍是不够格的城市化人口。

王春光：彻底城市化刻不容缓

从一国现代化进程来看，农村人口向非农和城市转移是一个必然趋势。国家应该创造机会和条件，让已经在城市务工多年的农民工彻底地实现城市化，而不能让他们长期停留在“半城市化”状态。如果长此以往，大量年轻农民工或者说新一代农民工会失去了“根”的约束，成为漂泊一族。农民工没有了社会认同，也就会对社会缺乏强烈的责任心，对社会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

就目前来说，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状况并不是那么乐观。我曾用“半城市化”来描述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即一只脚跨进了城市门口，而另一只脚还在城门外。由于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不能过着稳定、健康和体面的家庭生活，由此带来的是子女教育问题、父母赡养问题、家庭婚姻问题等，农民工把青春、健康贡献给城市，却把伤病、年迈带回农村，由自己承担。对城市社会来说，农民工的不断流动，不利于社会管理和秩序维护，更不利于就业队伍的稳定和技能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甚至阻碍着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提升。

加快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是农民工本人的需要，而且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已恰到其时，不能再耽误下去了。

党国英：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绝不是快了，而是慢了

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绝不是快了，而是慢了。如果没有土地、户籍等体制性的障碍，中国的城市化率会更高。中国城市就业空间被大大挤压了，GDP增长和劳动力就业增长间有一个比率，但中国常年都是GDP增长远远大于劳动力增长。这说明工人劳动强度在增加，劳动时间在增长。加油站工人每周工作80小时，比法定工作时间翻一倍。我做过一个估算，只考虑劳动时间，不考虑其它因素，落实8小时工作制，每周只工作40小时，中国的就业就可以增长4000万。

王春光：建立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支撑体系

与进城务工的老板不同，农民工缺乏自主融入城市社会的强大经济实力，他们赚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他们在城市的最基本的体面生活，因此必须要借助于城市社会给予相应的支撑体系。

这种体系应该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制度和政策体系，另一部分是民间社会体系，还有一部分就是市场体系。实际上，我国城市还没有建立这样的体系。

跟以前比，我国在制度和政策上有了显著的改善。执政者已经把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视为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和要求，试图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平等权利，比如取消了各种不合理的收费，赋予农民工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权利等。但是，目前的制度设置和政策制定的目标还不是为了将农民工吸纳为城市居民，而仅仅在于改善农民工的权利状况。如果要把农民工吸纳为城市居民，必须设置赋予农民工以平等的国民待遇的制度和政策，包括没有歧视的户口制度、城市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政治参与制度等等。

温铁军：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加快城市化步伐，会遭遇资源、环境的瓶颈

中国城市化的比值仍然低于全球城市化的平均比值，但如果按照绝对值来看，中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它所连带发生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般的社会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资源、环境、生态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刚搞改革开放时，中国城镇人口只有两亿，现在接近六亿，已经翻了一番半。这20多年，中国经济翻了两番，城镇人口翻了一番半，这应该说绝对不是城市人口发展慢，而是城市化发展速度非常快，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儿过快。

中国在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其结果可能会遭遇资源、环境的瓶颈，这个瓶颈是人的能力所不能突破的，包括中国现在对外贸易所受到的一片批评，在海外，我们以为，在市场上只要我们花钱就可以买到原材料，但我们却被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中各种各样的声音所批评；我们以为，在市场上只要我们有优势我们就可以出口，但我们却遭到一片反倾销，针对我们的贸易壁垒也在增加。所以实际上，如果中国以有限的资源和不断增长的人口这样一种国情，却试图按照以往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走下去，那么，无论你是多么平和，你也走不下去。

城乡之辩

党国英：让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最终慢慢住下来

目前中国村庄占地近18万平方公里。如按城市标准，一平方公里住一万人。那这些地方可以住18亿人，而中国的农村实际只住着7亿。可见中国农村空心化的程度和土地浪费的程度。

农民工赚的钱，每年都从全国各地汇到农村，到了农村又都是用来盖房。我做过农村宅基地调查，农村最大的开支就是盖房。除了私人在农村投入，政府建设新农村也有投入，比如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第一代农民工过年的时候还愿意回去。可是他们的后代绝大多数不愿意回去，想完全生活在城市。因此那些在农村的投入就是很大的资源浪费。

能城市化尽可能城市化，让农村人口慢慢流到城市来。村庄自然消失，发展规模农业。城市化需要一个过程。三五十年后，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最终会慢慢住下来。

贺雪峰：应该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到战略的高度

当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城市能够提供比较多的就业机会，能够容纳较高质量的总体生活水平。但若出现世界性经济箫条的话，其后果就会非常严重，因此，中国不能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道路，而应该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到战略的高度。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城市吸纳越来越多的人口，农村人财物不断地流入城市。农村处于自然衰败之中。9亿农民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部分的农民还要依托于村庄生活。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农村是可以回去的“家乡”，是廉价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又是调节劳动力供求的蓄水池。

均衡之忧

段成荣：需要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问题是，中国地区以及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各种资源都集中在了一些大城市。公安部很多年前就在搞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没有推出，估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担心政策一放开，大城市可能被挤爆。

中国需要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欧洲值得学习。他们也有巴黎、法兰克福一两个大城市，更多的却是一大批均衡的几十万人的中等城市。如果中国的中部、西部以及东北也能形成类似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的都市经济圈的话，那么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才能更均衡的分布，而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也才能得以更好的解决。

贺雪峰：过度城市化，可能出现贫民窟

城市化速度快，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竞争激烈，无法就业，或者劳动力价格太低，而这些在城市的农民如果回不到农村的话，就可能形成贫民窟。

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低，而且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处于高竞争的产业末端。高竞争导致低利润。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通过国际产品交换，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不断从发展中国家得到表面上平等的交换以外的更多的资源的好处，这样一来的话，发展中国家就不能提供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就会出现血汗工厂，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中国如果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国际处境不改变的情况下，就要做好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准备。

郭存海：拉美的城市化中出现 “逆城市化”进程

拉美城市化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超大城市化，即人口过度集中于一两个城市，特别是首都。拉美的城市化中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逆城市化”进程，即人口由向大城市核心区集中转变为向郊外和卫星城分散。拉美的“逆城市化”与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的不同在于，后者是追求生活质量的一种自由和主动选择，而前者则是低收入阶层被动地边缘化。在拉美，城市的空间扩张比人口膨胀更快，其主要成因是，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城市生活成本的攀升导致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从原来相对靠近市中心的简陋居所向城市周边转移，不断地扩大城市规模，形成一种“贫民窟包围城市”的尴尬图景。贫民窟往往是交易和暴力犯罪的重灾区，也是城市管理的软肋。

借鉴之镜

王春光：社会志愿者组织在移民与流入地社会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作用

欧洲的一些移民研究学者告诉我说，除了政策支持外，社会支持对移民的融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欧洲社会中，活跃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志愿者组织，它们在移民与流入地社会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作用。比如有些社会组织免费为外来移民提供语言培训，有的组织为移民提供各种政策咨询，还有的组织为移民提供参与当地社会交往的渠道和平台等等。如此多民间组织使移民感受到当地社会对他们的接纳，更快地培育出对当地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移民专家甚至说，移民也是本地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桥梁和纽带，是当地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省的移民官员对我说，在该省的5万多中国移民就是沟通西班牙与中国的5万多座桥梁，是他们的宝贵财富。那么我们能否比照地看待农民工与我国城市社会的关系呢？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社会出现了一些帮助农民工的民间志愿者组织，农民工自身也有了一些组织，但是，大量的农民工还是缺乏相应的组织帮助，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

郭存海：拉美最典型的三个政策措施

拉美一些大国，比如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巴西和阿根廷，为应对人口的过度流动和严重的城市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最典型的有三个：一是在大城市附近兴建基础设施齐全的卫星城，以此分散城市核心区的压力并对无序的城市周边进行资源整合和重新规划。二是转变对城市贫民窟的政策，从放任自流和强制拆迁转变到改造贫民窟，即合法化贫民窟居民房产，并在居民区修建学校和卫生站，提供基建设施和服务。三是为防止农村人口过度流向城市，巴西和阿根廷均采取了帮助农民就地就业和脱贫的倾斜政策，具体途径包括大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家庭农业援助计划，为农民建立和城里人同等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第7篇：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生育观念；影响因素；生产力；生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097-02

生育观念古已有之，直到现在仍然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要领域。它不仅仅是对生育过程的总结，同时也涵盖了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概括来说它是指人类在生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伦理观念、等一系列文化现象的集合，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生育观念有着广泛的内涵，它涵盖了生育的目的、生育的数量、生育的时间以及生育的性别取向等方面。在同一时期的社会里，人们一般都有着或约定俗成或积习成文的生育观念，像我国乡土社会的“多子多福”“多生多育”的生育观念，而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生育观念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在当今社会里，生育观念又产生了哪些变化，这值得我们探讨。

一、“少生优育”生育观念的形成过程

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化大生产逐步取代了传统的铁犁牛耕的生产方式，传统社会中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丧失，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飞跃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革势必会带动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变化，生育观念作为上层建筑中精神文化的一种，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大潮的冲击，贫富差距的拉大，人们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也随之增大，大多数人是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毕竟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时候父母关注的不是孩子的数量而是孩子的质量，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父母特别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比如给孩子早教，上各种补习班，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远超过去，这使得有人感慨现在养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比过去养两个三个孩子的成本还要高。正是在这些经济和社会的诸多压力之下，逐渐形成了如今“少生优育”的生育观念。

二、“少生优育”观念形成的影响因素

（一）教育制度的变革和教育年限的延长

工业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传统农耕社会强调的是劳动力的数量，人口增加意味着劳动力增加，劳动力多了，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开垦更多的荒地，国家也可获取更多的赋税收入和可利用的储备兵力；而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使用机器进行生产，机器化大生产对劳动力自身素质的要求提升，它需要的是技术人才，强调的是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而国家为了培养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了更好地提升国民的素质，深化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延长了教育年限，这直接增加了教育成本，使得工薪阶层不得不考虑生孩子的成本。同时，教育作为上向流动的渠道，对于占绝大多数人的中下工农阶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教育可以获取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教育年限的延长使得个体为了更好地完成学业不得不推迟结婚，时间一长，大家也就开始晚婚晚育了。

（二）女性的职业化发展以及避孕技术的进步

虽然我国曾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主体，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她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角色，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实现自身的价值，单一的家庭主妇逐渐发展为职场女性，职场女性不仅仅是在家照顾孩子，同时也在职场上实现自身价值，职场上的竞争压力下迫使不少家庭选择了倾向于自身发展的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避孕技术也随之进步，避孕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人们的青壮年时期，不少年轻人考虑到要发展事业，于是通过避孕手段选择了少生或不生，等到事业逐渐起步之后，人们逐渐达到中年时期，这时人们的生育能力下降，即使想生育也不一定能有效生育，因此，避孕技术的进步有效地预防了计划之外的生育行为。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本位的思想逐步确立

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腾飞，同时也引起了思想领域的变革，传统的家本位的思想向个人本位转变，人们不再是只局限于家族和国家的发展，而是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发展，更理性地思考问题，由此衍生了利己、自由等思想观念。一个家庭里有了孩子不仅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占用了父母的精力和时间，降低其自身竞争力，很多企业不招女性员工，就是不愿承担女性因为生育带来的一系列成本投入，甚至有些女性为了自身事业能更好地发展，放弃了生育孩子。此外，与传统农耕社会不同的是，工业社会注重的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使得人们思想上的藩篱逐渐被打破，自由意识复苏，更加捍卫自身的权利，而选择不生也是人的一种权利，不少两性为了拥有更自由的二人世界，选择了放弃生育孩子，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丁克家庭”，英文叫“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译为“双收入，无子女”，在这类家庭中的夫妇是有生育能力的，但是却选择不生，主要就是为了追求更自由的生活，享受二人世界，同时也有促进自身事业发展的目的。

三、生育观念的特点及现阶段我国生育政策分析

生育观念具有阶段不可逆的特点。生育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经过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然后才孕育发展起来的。其一经形成，没有国家强制干预的话，几乎不可逆，即使国家强制干预，几千年的历史惯性还是很难刹住车的，就像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当时传统多生多育的生育观念根深蒂固，即使生育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有的家庭被罚得倾家荡产，依然要生孩子，超生现象屡禁不止。想要改变我国目前低生育率的现状目前来说很难，即使国家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也不见得能显现成效，就像现在诸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很早之前就开始鼓励国民生育，但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处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水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速，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是不是也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人口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应该防患于未然，从以下方面进行一定的尝试，用以弥补之前因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造成的低生育率现象。

（一）减轻个体家庭生育成本，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利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物价水平也同样飞速提升着，而人们工资提升的速度却远远赶不上物价提升的速度，这使得人们所承受的生存压力增大。当前家庭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是承受不起巨大的生育成本，奶粉钱、教育费用、各类辅导班花费等因素都是降低人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同时，现代社会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改变，传统的家本位发展到现在的个体本位，个体更多地关注的是自身事业的发展，自身事业发展需要占用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女性，逐渐走出家庭，在职场上拼杀，这都降低了家庭生孩子的动机。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国家应该建立并完善妇女生育保障，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怀孕妇女的平等就业权，防止女性因为生育而失去工作的现象发生。同时，还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来弥补女性员工因为生育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这不仅有利于消除女性就业歧视，同时也减少了女性生孩子的后顾之忧。

（二）逐步放开生育政策，一些地区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就当前的人口趋势来看，随着我国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少子化现象日益突出，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人口过少危机，应该适当调整一下计划生育政策，目前我国政府对人口政策做出了大方向的调整，出台“单独可生二胎”的政策，并让各地区根据各地人口情况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比如在人口基数小、生育率过低的地区应该尽快实施这一政策，在人口基数大、生育率相对较高的地区应该继续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要想改变当前我国这一系列人口问题，除了逐渐放开生育政策之外，还应采取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比如对有一到两个子女的家庭进行物质奖励，限制和处罚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同时加强生育宣传工作，使人们认识到生孩子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的好处，使人们逐渐形成合理生育、适当生育的生育观念。

（三）加强在生育方面的宣传工作，营造良性生育文化

生育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在社会大环境下的生育观念形成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人为的措施加以影响。要想改变生育观念最直接有效的做法就是改变人们对生育的看法，加强思想上的宣传动员工作。在传统农耕社会里人们普遍贯彻多生多育的做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受生育文化的影响，农耕社会在封建统治者及儒家学者的宣传鼓励下，形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一系列生育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形成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进而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今，由于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再加上经济上的压力，社会逐渐形成了少生甚至不生的低生育文化氛围和生育观念，这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使得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少子化现象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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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住房产权；家庭行为；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0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2 （2016） 02-0005-xx

Research of Homeownership and Family Behavior

SUN San-bai1 DONG Jian-qiu2

（1.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836， China；

2.Social Science in China Press， Beijing， 100026. China）

Abstract： Housing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it meets the needs of people’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This paper comb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house ownership on family behavior， we find these effect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in general：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ternalities， and relate to financial investm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ildren’s education， happiness， migration and employment，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level of demand. At present， in the research of this kind of problem， the majority of scholars are in foreign countr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China’s housing market and its family behavior decision-making better， domestic research needs to be further expanded.

Key words： Homeownership， Family Behavior， Research Progress

一、引 言

住房是当前我国居民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住房带来的相关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住房具有广义虚拟经济的特征，其影响十分广泛。按照刘俊民（1998）的界定：“‘虚拟经济’的概念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虚拟经济是指物质生产活动和与其有关的一切劳务以外的所有经济活动，房地产（出去建筑业创造的价值）、教育、广告业等。狭义虚拟经济仅指所有的金融活动和房地产业。”林左鸣（2009）则认为从一个更具体的层面上把满足人们生理需求或功能要求同时又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以及只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经济定义为广义虚拟经济，它包含着纯粹的实体经济和纯粹的虚拟经济两个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住房属于广义虚拟经济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研究范畴，房地产业属于同时满足人们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的广义虚拟经济。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对住房问题进行研究，可以拓展这一研究领域的视野。正如黄纯纯等（2011）认为广义虚拟经济的价值创造还应该突出包括从传统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金融资本、网络经济的价值创造，以及基于个人偏好给其社会网络带来的价值增值。房地产业的虚拟性使其带来的福利影响体现在众多方面，如居住隔离、子女教育、社区关系、政治参与、幸福感、就业和迁移决策等，这些关系到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的构建、流动人口市民化问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因此，研究住房特征对家庭行为的影响，对于城市化、和谐城市建设以及促进社会流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长期以来，自有住房被视为“美国梦”的基础，大量研究指出自有住房对家庭和社区的社会效益（Manturuk et al.，2009）。而在中国同样如此，自有住房仍然是居民的普遍需求，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拥有住房是许多居民心中的“中国梦”。基于2000―2010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研究发现，居民住房买租选择中更倾向于购房居住，促使城市房价租金比升高（高波等，2013）。虽然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2014）指出，一个城市的人口比例变化和该城市住房数量的比例变化几乎相同，并且论证了1980―2000年美国各大都市区之间的这种相关性。然而，源源不断的流动人口涌入少数大城市，使得我国城市住房无法满足他们巨大的购房需求。一方面，城市住房供给在短时间内难以跟上流动人口数量剧增的步伐，另一方面，日益高涨的房价使大量流动人口无力购买住房。一些研究发现大城市劳动者的收入优势不再存在（宁光杰，2014），以至于大量农民工住房存在过度拥挤、环境恶劣和居住分割等问题，不利于其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获取信息和获得机会，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加剧了社会分割和贫富分化（郑思齐和曹洋，2009）。

实际上，住房问题成为流动人口是否留城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重庆的数据研究发现，住房状况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最大（陈春、冯长春，2011）。因此，保障房建设成为许多城市政府的重要选择，但是同样面临重重困难。林左鸣和闫妍（2014）建议在区域或全国性中心城市继续维持现行住房限购政策的同时，大力发展公租房，并将公租房的所有权和居住权相分离。自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 住房面积和房屋质量有非常大的提高，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的家庭所拥有的住房往往面积更大、质量更好，这说明在成功的经济改革背后， 社会分层机制既体现了制度跨越又保持了制度延续（边燕杰、刘勇利，2005）。那么，住房特征对我国居民产生哪些影响，住房产权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利弊何在？这成为当前学术研究需要讨论的问题。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在这一领域有所涉及。

二、住房产权对家庭行为的正外部性

拥有住房产权会给居民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国内外关于住房产权对家庭行为正外部性影响的研究，研究者关注了住房对子女教育、家庭财富积累、政治参与、幸福感的影响。当然，这些领域主要以国外的研究为主，国内仅极个别学者有所涉及。

第一，自有住房与政治参与。研究发现，自有住房可能会激励自有住房者投资更多资金到本地基础设施以及社会资本中，因为自有住房阻碍他们进行流动，运用美国的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证实（DiPasquale & Glaeser，1999）。在并不具备优势的社区环境中，自有住房者是否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区环境的改进中，发现相比于租房者，自有住房者更有可能参与到最近的地方选举中，而且拥有不利社区环境的自有住房者比其他区域的自有住房者更有可能参与选举（Manturuk et al.，2009）。Holian（2011）则指出，自有住房者比租房者更加愿意参与选举，但是这一纯粹的效应在控制了其他社会经济变量或者使用工具变量的情况下并不稳健，然而不满情绪对参与选举有着正的显著且稳健的影响，当考虑不满情绪与住房自有与否变量时，拥有不满情绪的自有住房者显著地更加愿意参与选举，这一发现与Fischel（2001）的住房选举假说相一致。Gilderbloom & Markham（1995）研究了自有住房与政治态度（公民自有、妇女权利、性暴力、国内开支、城市内部问题以及选举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选举与自有住房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关联。然而，Engelhardt et al.（2010）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发现，低收入家庭自有住房对政治参与没有显著影响，从而得出与以往研究不太一致的结论。李骏（2009）发现，在中国城市基层社会，住房产权对政治积极性的促进作用目前仅局限于特定的社区情境，即新型商品房住宅小区。此外，郑思齐等（2011）指出，对于不同劳动力群体而言，高技能劳动力愿意为居住在有更高人力资本素质、更多绿化面积、道路容量和更少拥堵的城市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

第二，自有住房与居民消费。国内外关于住房与消费的研究均相对较多，尹志超和甘犁（2009）发现受益于住房改革的家庭，消费了更多的耐用品。骆祚炎（2010）认为住房支出等占居民消费性支出的比重较大，住房支出的比例与居民消费的增长呈现反方向变动关系，资产呈现较弱的负财富效应。陈健和高波（2012）指出，当保障房供给处于低水平阶段时，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为负向，房价上涨会抑制消费增加；当保障房供给处于高水平阶段时，房地产价格具有正向的财富效应，房价上涨促进消费增加。陈健等（2012）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房价上涨会抑制消费，而且这种负面影响会随着信贷约束的放松程度而发生非线性变化。Ashley & Li（2014）研究了住房资产和股票资产对零售业务的影响，发现了住房资产波动对零售业务的影响更强，并且持续1―4年时间，而股票波动的影响更小且影响持续时间小于1年或者大于4年。Khalifa et al. （2013）基于美国PSID的面板数据（2001、2003、2005年），运用门限估计方法发行两个显著的收入门限（7.4万美元和50.1万美元），当收入对于7.4万美元时自有住房对消费有显著的影响（估计系数为0.01），当收入在7.4万美元和50.1万美元之间时，自有住房对消费的影响同样显著，估计系数为0.028，但是收入高于50.1万美元时，并没有显著的影响。陈斌开和杨汝岱（2013）发现住房价格上涨使得居民不得不“为买房而储蓄”，从而提高居民储蓄率：住房价格上升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将上升0.067个百分点，这解释了2002―2007年间我国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的45%；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价格上涨主要影响收入水平较低、没有住房或住房面积较小的家庭；同时，住房价格对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影响较大，并且以土地供给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陈健和黄少安（2013）发现老人通常要比年轻人具有更高的住房财富效应，即随着住房价格的上涨，老人消费更多；考虑遗产动机时，老人的住房财富效应相比无遗产动机时，会降低很多。谢洁玉等（2012）指出，房价显著抑制了消费，且该抑制效应在不同群体间差异明显。黄静和屠梅曾（2009）发现房地产财富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房价上涨并没有使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增强，反而有所减弱；住房来源于“自己的”家庭的财富效应高于住房来源于“单位的”和“国家的”家庭；房地产财富效应在自有产权住房与租私人住房的家庭之间没有差异；户主越年青的家庭，房地产财富效应越大；收入越高的家庭房地产财富效应越大；经济越发达地区房地产财富效应越大。张大永和曹红（2012）发现是否拥有自有住房，房屋价值高低和金融资产规模等对家庭消费都存在显著影响，房地产总财富效应大于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且住房价值对家庭非耐用品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大于耐用品，年轻的低收入家庭所表现出来的财富效应较大。

第三，住房与金融资产积累。住房具有投资属性，因而比如与金融资产相关联。Turner & Luea（2009）基于美国的PSID数据考察了自有住房对中低收入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发现1990年代美国中后期，全部样本中每一个增加的年份中总的净财富平均增长1.37万美元，高收入者自有住房者财富多积累增加1.5万美元，而中低收入自有住房者财富约多积累0.6―1.0万美元。陈彦斌和邱哲圣（2011）发现房价的高速增长通过引致富裕家庭投资性住房需求的增加而进一步推高了房价，部分年轻家庭为了追赶房价不得不提高储蓄率，而部分贫穷家庭也因其无法获得足够的住房而使得城镇家庭住房不平等程度增加。Fratantoni（1998）发现拥有更大程度的承诺支出不确定性（由抵押支付与收入之比衡量）者，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较低，租金收入比则对风险资产持有比例没有重要的影响。Dr?es & Hassink（2013）基于荷兰的数据研究发现，对大多数自有住房者而言，拥有住房更加了更多的（住房）价格风险。

第四，住房产权与幸福感。国内学者对住房与幸福感关注较多。李涛等（2011）研究发现，不同产权类型的自有住房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拥有大产权住房和更多的大产权住房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但拥有小产权住房以及小产权住房的数量对居民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林江等（2012）指出城市房价上涨程度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房价上涨越快，民众主观幸福感越低；住房产权状况和幸福感显著相关，仅有一套房产者和多房者幸福感显著高于租房者，多房者幸福感显著高于仅有一套房产者；房价上涨对租房者幸福感具有显著负效应，对多房者和仅有一套房产者的幸福感带来显著正向效应，且对多房者幸福感的正向效应显著高于仅有一套房产者；住房质量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孙伟增和郑思齐（2013）研究发现，家庭自有住房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房改房的单位市场价值对幸福感的贡献要大于商品房，而商品房的区位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贡献更大，家庭越早拥有住房，所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和其自身的资产增值效应表现得越充分，居民的幸福感越高。

第五，住房与子女教育问题。关于住房与子女教育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不同学者的结论也不太一致。Haurin et al.（2002）基于面板数据好处理效应方法估计发现，与租房相比，拥有住房可以提高住房环境13%―23%，有更好的认知能力以及子女出现更少的行为问题；在拥有住房的家庭，子女的数学成绩高9%，阅读技能高7%，而行为问题少1%―3%。黄悦勤等（1992）从心理学视角研究发现，中国儿童的健康和行为受住房类型影响甚微。

三、住房对家庭行为的负外部性

住房不仅存在正外部性，也同样会给居民带来负外部性，因此关于住房自有与劳动力流动也有一些研究。学者们关注了住房的“锁定”效应，即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自由住房对失业、工资的反应，以及住房对企业创新、社会生育率的影响，此类研究也以国外学者居多。

第一，住房与劳动力流动――“锁定”效应。蒂伯特（Tiebout）在1956年关于地方公共品提供中“用脚投票”的理论最早提出了在人口充分流动及地方政府竞争下公共品通过土地（住房）市场实现有效配置的思想，奥兹（Oates）验证了蒂伯特理论中蕴含的一个微观机制――人口流动会将税收和公共品资本化到房价中。自有住房可以给家庭带来一些社会效益，但是同样也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负外部性）。尤其是住房自有者在地理空间上的流动性更低，对劳动力市场冲击（高失业率和低工资）的反应更弱（Oswald， 1996， 1997）。Andersson & Tom Mayock（2014）认为自有住房的“锁定”效应进而降低流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产流失（equity erosion）。那些几乎没有或者持有负的住房资产者放弃流动，因为出售这些资产不足以偿还他们的抵押以及支付一个新家（Stein， 1995；Engelhardt， 1996）。Ferreira et al.（2010）运用美国家庭调查数据（AHS）研究发现“水下”住房自由者（underwater homeowners）的流动性较低，而Schulhofer-Wohl（2011）运用同样的数据却得到相反的结论。Stein（1995）构建了一个研究劳动力流动和自有住房关系假说的理论模型，而Chan（2001）则首次运用美国的数据检验了住房资产的锁定效应假说，另一个验证这一假说的是Engelhardt（2003）运用1985―1996年间的数据证实住房资产限制降低了劳动力流动性，住房锁定效应对大都市之间流动的影响要大于大都市内部的流动。Andersson & Mayock（2014）认为“水下”借贷十分重要，因为资产变动对这部分人的影响是与众不同的，但是以往这些研究缺失了这一因素。Coulson & Grieco（2013）用美国的PSID数据（1999―2009年）考察了劳动力流动与资产之间的关联，发现拥有适量不良资产的自有住房者与贷款房价比（loan-to-value）低于1和住房自由者的流动性没有明显差异，贷款房价比大于1.2的住房自有者的流动性大于接到更多资产者。Donovan & Schnurre（2011）考察了房地产市场崩盘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Andersson & Mayock（2014）在Hanushek & Quigley（1978）和Hardman & Ioannides（1995）构建的自由劳动力流动模型基础上，发现劳动力流动与自有住房之间存在非单调的关系，尽管金融危机中违约导致的流动增加，但是这一增加对住房资产锁定效应带来的流动性降低的抵消作用几乎没有，住房资产下降大约导致劳动力流动减少25%。Lui & Suen（2011）基于香港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共住房拥有者比私有住房拥有者的流动性更低，在流动的情况下，他们更有可能重新选择远离最初居住地的地方居住。此外，李斌（2008）指出，城市住房价值差异的拉大促使住房成为城市排斥外来者和扩大差距的一种有力工具，流动者的迁移成本因此而迅速增加。

第二，自由住房与失业、工资的关系。Green & Hendershott（2001）研究了美国1970―1990年留个年龄段被调查者的失业与自有住房之间的关系，发现这种相关性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并不存在，但是在中年被调查者间存在，并且指出年轻人几乎没有财富积累，也较少地依附在地理空间上，从而可以自如地通过重新选择住址来应对失业问题，而老年人的就业没有受到住房产权的较大影响，是因为他们大量地离开了劳动力市场没有。Coulson & Fisher（2009）发展了考虑企业进入的搜寻模型，以验证Oswald关于自有住房与晚辈劳动力市场表现（工资、失业）之间的相关假说，并且运用现有的三个理论对它们的预测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住房只有者失业的概率低于住房者同时有着更低的收入，此外高住房自有率的地区伴随着更高的失业概率和工资；实证研究中区域住房自有率对个体职位选择（tenure choice）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工具变量；高住房自有率可能带来更好的就业创造、总体产出以及其他好处。Brunet & Havet（2011）研究了法国住房自有与工作匹配质量之间的关系。Baert et al. （2013）研究了住房所有权与失业的关系，将住房所有者分为抵押购买类型和直接支付购买类型，发现前者最先从失业中走出来，而后者处于失业状态的时间最久。Rouwendal & Nijkamp（2010）研究发现，在荷兰当住房自有者的住房持有成本高于租房者时，他们的工作搜寻强度更大。Taskin & Yaman（2013）研究发现，美国失业的住房自有者比租房者更加缺乏寻找工作的可能，这种自有住房给完全住房拥有者带来的影响小于对抵押贷款拥有住房者。Kantor et al.（2013）指出，完全的住房拥有者从失业中走出来的概率低于租房者，并且更加不情愿接受长距离通勤，从而证实了Oswald的理论，而高贷款杠杆率的房主与之相反。Munch et al.（2008）发现丹麦住房自有权与工作流动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无论是到新的地方找新工作还是在本地找新的就业机会，并且住房自有权与失业风险之间负相关，对工资存在正向作用。

第三，住房与其他相关问题。Bracke et al.（2013）发现抵押贷款担保通过放大风险规避，而减少了房主创业的可能性，这种负面关系随抵押贷款债务而增加，并且在高风险行业更加明显。Trucchi（2011）讨论了意大利信用市场对自有住房的影响。王文春和荣昭（2014）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数据研究发现，房价上涨越快，当地企业的创新倾向越弱。易君健和易行健（2008）发现香港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潘允康等（1997）指出住房是影响中国家庭模式的重要因素， 随着城市居民住房状况的改变和住房政策的变化， 住房将成为影响未来城市家庭结构的更为突出的因素。Hendershott et al.（2009）研究了自有住房与婚姻状况之间的关系。Haan（2007）比较了美国和加拿大不同种族（肤色）移民的住房自有率。

四、住房对家庭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策略

关于自有住房的外部性（Homeownership Externalities）的估计，现有研究所采取的策略多种多样。Aaronso（2000）指出一些研究尝试度量住房产权的非传统性收益，如增加子女成功的概率（Green & White，1997）、公民身份（DiPasquale & Glaeser， 1999），以及各种各样家庭的成果与态度（Rossi & Weber，1996），其中Green & White（1997）发现住房产权与失学和怀孕的概率在统计上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是这一估计结果是遗漏了重要变量导致的，因为拥有住房产权和租房之间的差异有多种多样的度量尺度，而这些因素可能潜藏在被调查者的工作之中，如父母的技能、教育过程中的投资、财富以及家庭稳定性。Epple & Romer（1991）和DiPasquale & Glaeser（1999）讨论了住房所有者与租房面临的激励之间的差异。Aaronso（1999）认为，除了纯粹的样本选择之外，有多种机制表明住房产权与这些非传统收益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如住房产权所有者在他们的社区中有较大的金融利益，因而会更多地投资于社区和学校，因为房东可以通过将来住房价值的升值来回收他们的投资，而且其他影响孩子成就的特殊投资需求的减少也可以抵消对社区的投资；另一个作用机制是家庭的稳定性。如Hanushek et al.（1999）使用个人固定效应模型，发现住宅或学校有重大的移动，对学生成绩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少数民族和低收入家庭。Aaronso（1999）指出在估计自有住房外部性问题时，需要考虑内生性问题，他与DiPasquale & Glaeser（1999）一样运用平均住房产权拥有率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而这主要是考虑到平均住房产权拥有率可以反映该区域住房成本财产税率、利率以及一些其他住房的长期特征。郑思齐（2013）对公共品通过住房市场实现资源空间配置的内在规律，以及住房市场的静态和动态响应机制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罗斯（Rosen）在1974年提出的特征价格（hedonic）模型成为识别公共品资本化效应（公共品的边际隐含价格，或居民对其的边际支付意愿）及分析房价空间差异的常用方法，教育资源、交通基础设施和环境质量是学者最感兴趣的三类公共品。

五、结 语

总体而言，国内外关于住房对家庭行为正外部性的研究虽然较多，但是仍有很多方面有待补充完善。具体而言，关于住房与居民财富积累的研究较多，但是没有考虑住房代际传递（如房租收入）对子女财富积累的影响。关于我国自有住房对政治参与的研究极为有限，而且现有文献没有考虑个体异质性带来的影响，因而估计结果有待进一步论证。关于住房对子女教育的研究较少，并且缺乏考察不同区位特征住房对子女教育影响的研究，因此关于中国住房特征对居民子女教育的影响有待运用微观数据进行论证。关于住房与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中，没有较细致地考察这种影响在原居民和移民之间的差异。关于住房与家庭投资决策的研究有待进一步考察风险偏好问题的影响。此外，还有诸多与住房有关的方面，研究者缺少关注，如住房与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及其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有待论证；住房与环境保护意识之间关联等。

而关于住房对家庭行为负外部性的研究较为欠缺。具体而言，在微观层面，中国住房“锁定”效应是否存在，有待考证；住房产权代际传递对子女就业决策与工资收入寻求之间的关系有待考证；住房特征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城市不同居民之间的差异，同样有待考证。更为重要的是，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出发，研究住房对居民行为以及社会流动的影响的研究极少，需要一些实证研究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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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

一、引言

90年代以来，苏州的流动人口增长很快，据最新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流动人口总数已经达到349万左右，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形式在增加，外来人口中的少年儿童人数也越来越多。与城市本地儿童一样，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同样是祖国的花朵，应该得到关怀、照顾和良好的教育培养，但是他们作为流动人口中的脆弱人群，权益容易被忽视。再过十多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些外来人口中的少年儿童都将逐渐长大成人，因此，关注流动人口中少年儿童的问题，不仅是对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负责，更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负责。在知识经济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方式的今天，教育直接关系到一个人能否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

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中国的教育法规之一，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同样应受到重视。本文主要探讨苏州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受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并提出解决的对策思路。

二、现状与问题

根据苏州市1997年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的资料，全市237万外来流入入口中，15岁及以下的少年儿童有19万多人，流入人口中少年儿童和在校生约有34万人（这里的两个数字均包括15岁以上的在校生）。原创：从表l可见，15岁及以下的流入人口中，在沪读中学(12一15岁)和小学(7—11岁)的人数仅占适龄儿童样本总数的38%和72%，有近四成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少年儿童不在学校学习，这不仅不符合我国于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的有关规定，也为新一代文盲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表1苏州市1997年15岁及以下外来人口少年儿童的在学状态

总样本数

其中：在沪读书（人）

在沪读书比例（%）

0—6岁

1877

397

21.15

7—11岁

701

506

72．18

12—15岁

354

135

38．14

合计

2932

1038

资料来源：苏州市1997年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造成大量外来人口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原因很多，除了与他们经常流动的生活方式有关外[有些流动人口居无定所（如船民），或者居住地和工作地变动频繁（如建筑工人和装潢人员），缺乏相对固定的落脚点，使得其子女难以获得必要的上学条件]，主要的是以下三方面：

1、家庭收入水平低，制约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主要依靠父母或监护人提供教育费用，1995年苏州社会科学院的流动人口调查显示，家庭对子女教育方面的消费需求收入弹性系数最高，为2．39，比处于第二位的交通和通讯消费需求收入弹性系数高0．74，反映了流动人口对其子女教育消费需求有比较强烈的倾向。但苏州的流入人口以体力劳动者居多，他们来沪后从事建筑施工和加工工业以及商业服务业等，收入大多比较低。根据1997年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苏州市经济型流入人口的月平均收入为680元，其中月收入在600元以下的占56．5%(见表2)，仅相当于同期苏州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二（根据劳动工资年报统计，1997年苏州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为952元）。较低的收入水平制约了他们对子女的实际教育投入。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家长不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特别是不重视女童的教育。

表21997年苏州市经济型流入人口的收入情况（单位：%）

月收入

所占比重

合计

100

300元及以下

12．2

301--600元

44.3

601--900元

27．2

901元以上

16.3

资料来源：1997年苏州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2、借读本地正规学校的收费水平高制约了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

苏州市政府为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提供了两条制度化的就学途径，一是取得蓝印户口或苏州户口在本地学校正式入学，二是在本地学校借读。由于苏州历来执行严格的户籍管理政策，只有买房、投资和紧缺人才引进等少数几条渠道才能获得蓝印户口或城市户口，因此对解决数量庞大的外来适龄儿童少年的就学来说，其作用甚微，借读为主要形式。以苏州市徐汇区为例，1996年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为9550人，借读生总数为7950人，占适龄人口的80．3%。2001年初苏州社会科学院在苏州全市的一次抽样调查发现，在96个在沪的7—15岁外来人口子女中，有33个在苏州本地学校借读，45个在民工学校就读，18个未上学，比例分别为34%、47%和19%。在苏州本地学校借读比例较低的主要原因是：(1)苏州本地小学容纳能力有限，尤其在同时作为本市动迁人口和外来人口导入区的城乡结合部；

(2)在苏州市教委关于借读的规定及其执行中，对借读条件从严掌握，致使大量民工子女无法利用这一形式；

(3)尽管名义上借读费用不高，约为每学期400元，但借读生家庭往往要缴纳数目不小的赞助费(每年1000—2000元)或给学校提供其它资源才能入学，许多处于低收入的民工家庭难以承受，表3反映的是流动人口子女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类型学校就读的每学期费用支出情况，显然，在家乡就读的费用低于在苏州民工学校的费用，在苏州民工学校就读的费用又远远低于在苏州正规学校借读的费用；

(4)借读中突出的不同地区在教材、教学等方面的差异，也是一个因素。

表3流动人口子女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类型学校上学的费用支出比较（2000年）

样本数

平均每学期费用

最低

最高

在苏州正规学校借读

38

1830

250

6160

在苏州民工子女学校就读

41

842

100

2200

在家乡学校就读

103

652

50

6000

资料来源：苏州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年初的苏州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平均每学期的费用中包括借读费、学费、书杂费、生活费、暂住费等。共调查了615个经济型流动人口家庭，共有544个孩子，其中192个孩子在苏州，327个在家乡。在有孩子的家庭中，42%至少有1个孩子在苏州生活。

3、大量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在发展中缺乏规划和有效管理。

为适应大量外来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需要，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不少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在苏州便应运而生了。苏州市最早的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出现在1992年，后来发展很快，到1997年已经发展到100多所，据估计，目前有500所以上，主要分布在徐汇、长宁、闵行、浦东、闸北、嘉定等区和一些郊县。以城乡结合部的宝山区为例，1995年开始出现民工子弟小学，当年有8所，1996年发展到18所，1997年36所，1998年72所，至2000年9月有105所小学，27所中学，学生近2万人，其中有个较早开办的学校，分校也已经发展到了十几所。闵行区外来人口学校在最多时有108所，后来经过合并认证留下54所，目前在校学生有2万多人。

这类学校的创办者大多来自安徽省，安徽人在沪办学校的较多，这与流入苏州的安徽人较多有关，也与安徽当地政府支持办学分不开。开办这类学校在满足外来人口子女上学需要的同时，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可以通过办教育来获得收益。一般一个学生一学期学费300多元，所以开办者积极性很高。

根据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办学性质，这些学校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流动人口流出地教委或学校的跟踪办学点。此类学校主要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目的，在管理上尤其是财务管理方面与家乡教委或学校关系比较密切。第二类是企业为解决本单位内民工子女就学问题而创办。第三类是其它社会力量(多为个人)办学点。

这些学校的资金来源包括三种途径：学费、社会赞助及上级拨款。学费是民i子弟学校最主要的资金来源；许多外来人口子女学校都获得过社会赞助物品，一般为课桌椅、作业本等实物，如卉园教学点获友谊汽车服务公司捐赠的课桌椅80余套，广丰小学曾获旅游中专捐赠的课桌椅20套，拥有500多名学生的皖浦希望小学的校舍和课桌都是当地政府提供的；还有些得到流出地有关上级部门提供的拨款资助或实物支持。

从学校内部管理的情况来看，外来人口子女学校中有一定规模的学校已有一定的管理规范化趋势，市场竞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学生家长的要求是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加强师资管理、教学管理的动力，并有可能促进其管理进一步规范化。在财务管理方面，各校维持了收支平衡，并有节余，这无疑是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存在的动力之一，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外来人口于女学校的师资来源是流出地的教师，教师工作量大，任务重，与此相比，教师的待遇偏低。月收入在500至1200元左右，教师队伍的稳定性较差。

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创办者都是从流出地获得办学许可证，然后到苏州办学，苏州本地教育部门会同苏州市公安局在1998年颁发了《沪教委基(1998)59号》文件，提出了《苏州市外来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

由于种种原因，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直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外来人口学校的主要问题是：1、办学资质问题。有些校长不具备办学资质，教师无教师证书。有个小学校长本人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教小学一年级。这些学生长大后就是“新苏州人”，如此下去岂不误人子弟。2、办学条件不合格。教室采光、通风不好，有些是仓库、公房等，因陋就简。教室面积、课桌椅等不合要求，厕所、饮用水、饮食卫生存在隐患，不少学校操场、体育设施都缺乏，影响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3、教材采用流出地，各省的不统一，缺乏统一的教材管理和统一的考核标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4、经费短缺，常见病防治、体检等都跟不上，对儿童的头、齿、眼、耳等常规检查项目无法开展，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这类学校本来收费就低廉，办学者就尽力压低成本支出，一些最基本的教学器材都不舍得买，影响了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教学质量较难保证。

从总体上讲，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在保障适龄儿童义务教育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肯定。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中央虽然有规定要当地政府大力协助，就近入学，但并未形成法律法规条文，特别是经费问题无从着落。许多基层政府部门对于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预防保健和食堂卫生等问题普遍进行了监督检查，有些地方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江桥镇政府在近年来筹措了大量资金，加快校舍建设，使得所有居住在当地的外来学龄儿童都能享有求学的权利，考虑到外来入学儿童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学校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收取借读费，甚至免费入学，确保儿童入学的权利。机场镇道兴村对皖浦希望学校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校舍，捐献书籍，与当地学校进行教学交流，当地还与学校开展警民共建活动，开办家长学校，既提高了教学质量，也提高了家长的素质，促进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

转三、改进对策探讨

苏州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发展形势非常快，1998年本市颁布的《暂行办法》中原则性的东西多，而可操作性较差，缺乏量化指标，加强大量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规范管理迫在眉捷。

首先，需要提高对儿童受教育权利的认识。流动人口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也是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如果不重视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工作，不但会耽误一代人，也对城市未来的发展不利。因此，要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一些措施开展对外来人口中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苏州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已在“九五”期间把外来儿童的有关教育保健的状况，列入统计分析的范围，进行一些跟踪研究，在“十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其次，要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措施：

1、放宽借读条件，降低赞助费用。

本地正规学校应放宽借读条件，适当降低赞助费用，吸收外来人口儿童入学，为在苏州市打工的有稳定工作、固定住所的外来人口的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机会，这与国与民都有好处。

2、把闲置的学校资源用于外来人口的教育事业。

自60年代末以来，苏州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到1998年总和生育率已降到0．87，远远低于2．1左右的更替水平。随之而来的是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逐年减少，这部分人口的教育需求萎缩，造成了部分教学资源的闲置。从统计数据来看，1999年苏州市共有小学1208所，与1990年相比，减少了一半多，招生人数也下降了7．65万人；同期幼儿园的数量减少了2/3，在园人数减少了42%。也就是说，随着生育水平的降低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苏州市户籍人口中的少年儿童的实际教育需求有所减少。而以往教育投资形成的教育资源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场地、设备、师资都闲置出来，这些资源可以用于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教育。

3、广开筹资渠道，解决办学的资金短缺问题。

在经费的筹集上，可以参考民办学校的办法，同时注意办学对象的特殊性(即生源主要是经济并不富裕的流入人口家庭的子女)，本着“政府拨一点、社会助一点、学校让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原则进行解决。

这里所说的“政府拨一点”是建议政府从外地劳动力管理基金和每年外来流动人口缴纳的各种收费中抽取部分用以发展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另外，“政府拨一点”也包括流出地的政府补贴一点。原创：因为这些流出人口虽然人在苏州，但他们的户口却在流出地，他们在流出地缴纳的各项税费中包含了其子女的教育经费，既然他们的子女不在原地就读，理应把他们的教育经费转出来。

“社会助一点”是指发动全社会的力量，为贫困的外来人口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提供援助。

“学校让一点”，就是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在提供适合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需要的同时，通过内部挖潜，降低收费标准，使更多的外来人口子女能够接受基本的教育。

“个人出一点”。按照我国的法律，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是父母应尽的义务，不让子女上学就是违法。有关部门一定要加强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政策宣传和监督力度，强制某些不愿尽义务的父母送其子女去上学，或可采取不尽义务的父母取消其务工证等措施，避免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的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

4、把现有的“民工子弟学校”列入苏州教育管理体系中，使其规范有序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