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养老的利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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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居家养老的利弊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模式；农村养老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2-0018-05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每个国家、地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人类所无法抗拒的。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都会引起很多社会问题。最为明显的就是家庭。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只有每一个小家都过得幸福，那么我们的大家庭——整个社会才会和谐，国家才会安定。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使家庭结构发生变化，“4-2-1”模式逐渐出现。宋健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对家庭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将这种“4-2-1”结构归结为一种家庭结构，重点强调代际关系。同时他还指出，出现这种格局的可能是有的，但是必须满足三代共存、一对独生子女之间的婚配和连续两代独生子女三个条件[1]。但是，2000年是我国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期，老龄化趋势并不明显，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达7%，今天的这个数字已变为8.9%。如今，很多家庭都已出现“4-2-1”家庭结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4-2-1”家庭结构加速形成：一个家庭4个老年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一对夫妻上有老，下有小，既要照顾双方4位老人，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双方老人还将逐渐变老，到了高龄的时期，老年人更需要人照顾，那么2个人照顾4位老人如何安排？如果再过10年或20年，这对夫妇也变老，他们的孩子也有了孩子，四世同堂本是人生在世的一大乐事，但他们的孩子要照顾八位老人和1个孩子，这样的任务是如此艰巨。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年轻人赡养老人的负担越来越重，他们不能放下工作一门心思的照顾老人和孩子，所以养老产业就应运而生，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等模式随之出现。然而，什么样的模式适合我国国情、什么样的模式才能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需求等问题接踵而来。学者们尽管对养老模式进行了研究，但对待同一模式或相同问题的意见仍有不同。因此，对养老模式作进一步探讨十分必要。

二、养老模式研究现状

目前的养老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其中，社会养老是以机构养老为核心的模式。

（一）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养老模式。该模式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现保障功能，并完成保障的过程，这就是于1983年提出的家庭养老的“反馈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认为，家庭养老是我国未来20～30年的主要养老模式。因为目前的中国尚不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不可能积聚大量的资金用于老年服务业，老龄化到来的时刻与经济发展的时期不相适应，所以还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养儿防老[2]。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坚持认为：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而言，家庭养老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据国家统计局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由此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前些年相比略显突出，但决定养老模式的关键并不仅仅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人们敬老爱老的传统观念。我国是农业大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是家庭养老的模式，我国城镇也有34.9%的老人采用家庭养老的模式。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达，但家庭养老仍是主要养老模式[3]。

（二）社会养老

这里所说的社会养老指的是机构养老。姜向群认为，机构养老是社会化养老的模式，该模式与家庭养老不同，是通过社会途径、以社会制度保证的养老方式。它主要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服务、机构养老等[4]。西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机构养老也较为成熟。调查研究表明，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特点，美国提倡个人独立，所以其养老机构给人以享受自由的感觉；澳大利亚早在20世纪60年代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就已超过8%，其养老机构并不一味追求现代化，更加注重家的感觉；作为亚洲最早加入老龄化社会行列的日本，继承传统的家庭养老的特征，注重人文关怀；法国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其特殊性决定自身养老机构的特性，那就是多元化。法国的养老机构模式较为丰富，主要由收容所、老年公寓、护理院和中老年医疗服务机构组成。此外，法国还建有名为圣雷米的老年人村，里面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84岁，里面的生活、医疗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机构养老虽然在国外发展较为成熟，但在我国发展明显存在问题。韦克难将问题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床位不足、设施不完善；第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老年人对养老院的服务等存有顾虑；第三，有些养老院的收费偏高，不适合所有普通工薪阶层[5]。如果能将这些问题解决，机构养老无论对于老人还是对于子女而言，都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机构养老有其自身优势，老年人不但能获得专业的照顾、使子女从对老年人的照料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徐英姿在2008年就对城市机构养老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这一事实，并呼吁社会各界和老年人要用发展的、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机构养老，不要拒绝和抵制进养老院，因为机构养老必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掌控的[6]。虽说现在的很多老年人及其子女都还没有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家庭养老的模式仍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最终将会被社会养老所替代[7]。

（三）社区养老

社区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以上门服务为主要方式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照料方面等服务的养老模式。“社区养老”最早出现在英国，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效仿，并将此模式定义为由家人、志愿者和专门护理人员共同承担的一项任务。社区是未来养老服务的最佳载体，社区服务是否完善也将成为老年人能否安度晚年的关键因素。因为日益弱化的家庭养老观念、政府有限的财力、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机构养老的不完善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了社区养老必然成为未来养老模式的中心这一推断[8]。在1993年《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中指出，85%以上街道要兴办社区服务中心、老年公寓、残疾人收容所、托幼所；到20世纪末，基本建成服务质量高、管理水平高的社区服务网络。2001年，民政部制定并下发“全国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9]。社区养老早在1996年8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就有所提及。该法对社区养老作了论述，并强调“发展社区服务，逐步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等要求。在此基础上，陈永生分析了社区养老的可行性，并提出社区养老模式的初步构建框架[10]。社区养老模式的原则归为“以人为本、依托社区、互助而助”，并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出发，将社区照顾模式分为社区居家照顾和社区养老机构照顾两个子系统，其核心就是为老年人提供完善的服务[9]。秦桂娟认为，社区养老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人口老龄化对策[11]。虽然社区居家养老符合我国国情，但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切实做到实处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法律法规不健全、资金缺乏、服务机构设施不完善等。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拓宽资金渠道、完善服务设施特别是医疗保障设施，同时要成立专业的人员和志愿者队伍，为社区家庭养老的专业化建设奠定基础[12]。

（四）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

我国三种养老模式各有千秋，然而家庭养老功能淡化，机构养老处于变革阶段是政府及相关机构面临的问题。社区居家养老已被很多学者提及，并公认是具有综合实力的养老模式，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社区居家养老中，家庭服务需求很大，但满足率仅有15.9%。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固然好，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应该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专业化程度，尽快实现标准化管理[13]。1998年，穆光宗提出了“3+2”养老模式，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养老模式，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其主要是以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为基本方式的养老模式，最终目标是要积极发展我国养老事业[14]。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身养老各有利弊，但传统养老方式的改革是必然趋势。城市与农村的情况不同，所以在城市要实施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而在农村则以自身养老为主[15]。从我国国情出发，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是最适合我国养老的新型模式，因为社区养老既可以减轻家庭照料的负担，也可以使老年人与社会网络时刻相连，家庭养老可以使老年人享受到家人的关怀，所以二者如能结合那将是完美之作。社区居家养老，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新型模式，使得老年人既可以居住在自己的家中，又可以依靠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获取相应的医疗、家政、餐饮、精神慰藉等服务[16]。居家社区养老模式被很多学者形象的称为“没有院墙的养老院”。此外，“社区+机构+家庭”新型养老模式经过张俊良、曾祥旭的研究分析正式提出，它是一种集家庭、机构和社区三种优势于一身、同时避免三种模式缺点的新型养老模式。该模式提倡机构养老但又不摒弃家庭养老，所以该模式的宗旨是将养老机构建在每个社区当中，机构取代社区养老的作用，由机构直接面对老年人并为老年人提供标准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17]。无论是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都与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联系在一起。

三、农村养老模式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城市有的问题，也是农村所必须面对的挑战。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都出现过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都出现过此种情况。日本1980年起就较早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现象[18]。对于我国来说，既是人口大国又是农业大国，人口老龄化在城镇和农村同时出现，势头又十分凶猛。然而，城镇和农村在生活环境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城市中有较好的设施、服务等可以提供给老年人，但农村这些条件颇为简陋，再加上近年来我国打工在外的年轻人数量逐步猛增，农村留守老年人和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加大了养老的难度。城镇与农村的差异性就决定着其养老模式的不同。从经济保障的角度来看，城市老人以社会养老为主，农村则以家庭养老为中心；从物质和精神方面来看，城镇和农村的养老模式都以家庭为中心。但是，我国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期，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模式同时存在，由于家庭养老具有不可逆转性，所以政府在推行社会养老的时候要时刻注意[19]。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农村人口占据很大比重；农村人口的基数大，老年人所占比重也就自然增加。据调查，中国老年人口中约75%居住在农村，受道义责任的约束，家庭养老成为农村老年人口养老的主要方式[20]。面对如今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的趋势，应当理性选择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道路。因为家庭赡养功能逐渐下降，加上就目前社会养老保险的普及情况而言可以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所以要推出并鼓励三者养老模式的结合[21]。就目前我国农村养老模式而言，可以归结为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社会保险养老和社区养老四种，但地区老龄化严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现象实属常见，所以以家庭养老为主、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推行社区养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行养老储蓄，并且有步骤、有重点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22]。随着农村养老模式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新的模式也不断提出，如“家庭自我养老与家庭互助型养老相结合、社会辅助”的模式[23]、广东地区出现的股份合作制[24]等，这些养老模式的出现是因地制宜的具体表现，不但提高了农村老年家庭的社会地位，而且也使农村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农村的养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其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是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以家庭保障、社区互动作为辅助的模式是不变的，这种模式必将成为未来农村养老模式的发展方向[23]。

四、国外养老模式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同，养老模式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养老模式也会出现差异。“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是西方多数发达国家养老模式的特征，也正是此原因，他们国家社会承担了大部分养老问题。所以，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福利建设，结果却出现了养老有保障、经济发展出现阻碍的现象，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5年二战过后，瑞典致力于建设“福利性国家”，所以将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投入其中，结果导致瑞典的高度负债率，据数据显示，1982年，瑞典的国债达3 700亿克朗。美国虽然将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军费开支，但还是低于用于老年福利的开支，数据显示，美国用于老年福利的开支也占财政支出的25%，这远远超过了其国防支出的数额[16]。西方众多国家步入老龄化的时间都要比中国早很多，养老模式也经历了变革。现代化技术的层出不穷，给发达国家养老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外的现代化养老机构屡见不鲜，然而，仍有很多老年人倾向于和子女居住。据研究发现，很多居住在养老院的老年人心理很容易出现孤独感，失去了亲人的关心倍感失落，所以发达国家的养老模式有由养老院向家庭养老回归的趋势，社区养老也就应运而生，因为它是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于一体，所以逐渐成为老年人及家人关注的热点。日本是亚洲率先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政府于1950年代末开始对养老问题倍加关注，1959年的《国民年金法》、1963年的《老年人福利法》和1982年的《老年保健法》成为日本福利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国民年金法》将20～60岁的日本公民都强制纳入国民年金体系，加上各种各样的保险，老年人再不用担心无人赡养的问题；《老年人福利法》的出台是日本养老社会化的开端，该法律规定了开展老年人福利的机构采取的措施，并将养老设施分为短期居住、长期居住等，增添健康恢复型和疗养医疗型设施；《老年保健法》的出台和1989年的“黄金计划”标志着以“居家养老、居宅看护”为特色的日本居家养老模式的建立。2000年，日本高知县社会环境部和高知县立女子大学社会福利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日本经济发展仍处于世界前列，但其养老方式却依旧以居家养老为主，家庭养老是日本养老的传统，老年集体宿舍也越来越受到老年人的欢迎[25]。但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家庭养老受到威胁[26]。新加坡成立于1965年，至今有40多年。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新加坡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9%，到2050年该指标将达62.5%，2065年将达到历史最高72%，之后开始下降。新加坡政府官员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鼓励儿女与老人同住，并给予与老人同住的组屋提供便利和优惠，还有一系列的津贴计划。1995年《赡养父母法》的出台使得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赡养父母”作为法律条文的国家[27]。由此不难看出，虽然国外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不得不说，在养老方式方面他们还要向我们学习，学习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尊老爱幼的传统。机构养老虽好，但也不能将家庭养老抛在脑后[28]。

五、养老模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当中，养老模式可以说是研究较为深入的领域，但亦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概念不确定性。在养老模式研究中，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等概念最为常见。然而，实际上在很多文章中家庭养老和居家养老是一个概念，对于研究同一个模式，却有两个名称，这就给其他人的研究带来不便。

2. 权责不明确性。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都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但很少有人对这些模式的权责进行划分。

3. 没有从老年人真实意愿出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使得我国老年人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一些国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退休的老年人拿到手中的退休金比一般工人要多很多，那么他们对晚年生活要求的质量就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老年人对于养老模式也有自己的想法，但很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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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居家养老的利弊范文

农村仍有向心力

据调查，农村老人不喜欢进城的主要原因是生活不习惯，没有亲友、熟人说话，生活费用过高等原因。而对于现在的生活，有接近八成的被调查老人表示满意。

出现这些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昵？主要是农村的生活方式为大多数农村老人所习惯。首先，农村空气明显好于城市，虽然由于长期劳作，一些老年人患腰椎病、颈椎病，有的因为生活方式不科学，患高血压，但是这些疾病都不足以使老人迅速死亡，而且在农村也可以得到及时治疗，所以这些老人不愿意到城市来养老；其二，不少老人的子女都在城里，子女常寄钱给老人贴补生活。老人主要生活来源可以通过养老金和种地得到解决；其三是农村住宅宽敞，左邻右合熟悉，现在农村几乎村村通公路，到城里也方便，而先进的通信器材，更使老人与子女可以随时联系。除了上述因素外，传统的“热土难离”“落叶归根”观念也使农村老人不愿离开家乡，到城里与子女一起生活。

自然，由于子女大多数在城市打工，农村老人往往只能与第三代一起生活。这种由大家庭变成小家庭而不可避免产生的情趣不同与价值观的分歧，使农村老人与子孙的代沟很难弥合，所以他们常处于精神孤独与感情难以交流的状况。而由于不愿让打工的子女了解自己的真实心态，还不得不以“一切都好”来安慰子女的做法不仅是无奈，而且是心灵的受伤，所以农村老年人生活、心态的两重性使他们往往在何去何从中徘徊。

老年人面临新抉择

持有热土难离的心态，并不是农村老人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而是随年龄增加而产生的正常心态。因此在农村逐渐走向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政府部门和农村老年人都需要注意协调和正确对待这种心态。

其实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和日本都很注意在农村城市化进程发展中，调节农村老人心态。如北欧一些国家注重发展中小城市，而且在中小城市中尽量保护农村耕地和树木植被。即使在城市中也有意识地保护原有的森林和各种建筑物。一些社区则保留农耕时代的格局，让农村和城市老人都能勾起对过去生活的回忆。

由于注重中小城市的合理规划，使农村居民基本能做到离土不离家，老人也可以自由选择居家养老还是社会养老等形式。而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充分考虑到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在权衡大中型城市发展的利弊后，注意发展卫星城镇建设和覆盖全社会的养老体系建设，所以日本老人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更重要的是城乡的差别越来越小，农业成为日本的重要产业支柱，所以一些年轻人并不向往到大城市就业，而是留在农村创业，这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照顾老人的问题。

熊掌与鱼

两者可以兼得

现在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已经纳入“十三五”发展规划，对不少老人来说面临着新的抉择。同样，政府也面临着如何使人口迁移居住更合理、更科学的问题。北欧、日本的一些经验，笔者以为是值得借鉴的。

第3篇：居家养老的利弊范文

关键词：地区经济；外交政策；城市外交

我国已于1999年步入老龄社会，中国13.67亿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2.1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在严峻的形势之下，政府对于老龄人口给予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不断加强政策引导：连续11年由国家统一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水平并持续按10%的增幅调整，21个市（区、州）建立高龄津（补）贴制度。中国未来，既不能完全走家庭养老的传统道路、忽视社会养老，也不能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完全走社会养老之路、忽视家庭养老，而必须走二者相结合的路。[1]与此同时，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社区养老理念，并对其现有模式进行增删减改以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社区本是社会学的名词，意为“聚居在确定地域内的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我国现行的社区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在为社区老人照料服务方面，又以上门服务为主，托老所服务为辅的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的养老模式。较之于传统的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社区养老的概念是更为独立新颖的，指的是老年人既可以住在自己或亲属的家庭里，在继续得到家人关怀的同时，又可以居住在社区敬老院或社区托老所。老年人不必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离开熟悉的邻里，到陌生的环境中接受照顾，以人为本的精神得到充分体现。社区养老为养老事业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提供了契机。

1 上海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现况及问题

1.1 上海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实施概述

自1979年上海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逐年增强，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的趋势。无论是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上海的老龄化水平和人口老化速度都是位居前列的。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上海是最先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地区，从老龄化的程度来看，上海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先于全国2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3年底，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为27.1%，远远高于15%的全国平均水平，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近5年来，各年龄阶段老年人口增速加快总体上来讲，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高、速度快、高龄化突出，且纯老家庭及独居老人较多。与发达国家相比，上海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间相对较晚，但是发展的速度快、幅度大。1851年，法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重达10.1%，率先步入老年型人口国家，19世纪末的瑞典以及1920年代后的英国和德国相继成为老年型人口国家。1940年代，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苏联和日本也先后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相比以上国家，上海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比发达国家至少晚半个世纪。但从人口老龄化 发 展的速度看，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从7%增长到 14%，法国用了114年，德国、英国、美国等用了50年左右，日本为24年，而上海只用了21年。不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缩短了近一倍的时间。[2]诚然，上海人口转变的过程带有一定的政策作用，和欧洲发达国家纯粹由经济力量推动人口转变不同，上海在未富先老和经济结构面临调整的前提下，人口结构迅速老化的现状对上海老龄人口的服务与管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海养老服务的发展历程由于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上海的养老服务有其特殊的发展历程，与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发展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上海养老服务事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起步发展和改革开放后的制度构建与转型发展阶段。老年人的问题不再局限于个体和家庭，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3]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市政府不断强化政府责任，逐步扩大社会参与，先后制定了发展养老服务的系列政策法规，加强了高龄、独居、失能、失智、贫困、独生子女伤残或死亡的老年父母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推动了上海市养老服务的持续发展。上海作为我国老龄化严重的城市之一，上海面临的养老服务压力是空前巨大的，因此在2000年，上海市就提出依托社区的社区养老模式并开始试点实施。首先上海在静安、嘉定、黄浦等六个区进行社区养老服务试点，通过大力推进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使得养老服务覆盖到社区，进一步推动了社区社会保障的建设工作。从2001，年提出构建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开始，不断完善政策制度。随后，2005年，政府推行志愿者注册制度，积极动员专业技术人员和身体健康的离退休人员等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创新服务形式，进一步推动社区养老发展，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平。

1.2 上海F行社区养老模式的优越性

上海现行社区养老模式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包括了维护传统观念、保持现有环境、加强资源利用以及促进社会发展。首先社区养老与传统养老模式有重大区别、表现在帮助老年人实现他们心中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使得他们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体现了积极的老化观和主动的应对方式[4]。第二，老年人平日居住以及活动的场所以社区为主，因此所在社区是被老年人所熟悉的社会环境，无论在物质还是感情方面，都是满足老年人内心的根源所在。第三，社区养老在深层探寻和灵活运用养老资源更具优势与竞争力。第四，社区养老提供了社区街道部门中更多的岗位，能够解决一部分的就业问题。据统计在发达国家中，处于社区养老服务这一社区养老的老年人占有很大比重。在众多发达国家，老年人已将社区养老视为养老方式中最为普遍的一种。提供食物以及食助、打扫家庭卫生、简单辅助治疗、基础安全保障等享受社区养老的老年人需要的各种照顾全部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承担保质保量地提供的责任。

1.3 上海现行社区养老实施中的问题与局限性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改革进程不同等因素，我国各种养老制度的保障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而这些差距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5]上海市现行的社区养老服务提供的服务主要为上门、日托、助餐服务等。据了解，即便服务具体形式与内容有别，但大体上仍只是集中囊括日常生活和老年人的起居照料。康复和护理、精神方面的关怀这部分，很少有区县相关部门能够考虑到，到了这一层面，能够任职的专业服务人员数量则大幅度地下降，形成了相当的缺口。同时社区内养老服务人员队伍不稳定。由于缺乏促进社区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缺乏规范有效的管理，也由于许多人不能适应伺候老人的工作，致使社区养老服务人员队伍缺乏稳定性。例如，在一些社区内，常常是社区管理者临时组织居民为老人提供服务，一些小型的托老机构中的服务人员有的干不了一个月便自行离开。这种情况自然会影响为老服务的质量。[6]因此，社区养老服务作为公益保障类型的服务不能够很好地提供除基本“托底”以外的其他生活保障。因故目前老年人社区养老的市场化服务一直未能达到应有的与老龄化程度相匹配的水平，使得社区养老总体的服务仍旧停留在较低的水平面上，深度与广度都差强人意。

2 大学生志愿参与社区养老模式、机制构建的可行性分析

2.1 内外因分析法

经过内外因分析法的总体评价，大学生志愿参加社区养老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的建成需要政府、社区、高校有机联动，通过政策上保障，措施上推进，形式上革新，使得大学生的老年人两大特殊的群体能各取所需，促进社会的多元化螺旋上升，节省资源同时提高效率效果

2.2 马斯洛需求理论分析法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得出老年人拥有多种需求，从生理需求至自我实现需求，老年人的需求是多样的。在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着手，有针对性的制定满足老年人需求的社区养老服务。

2.3 问卷调查法

2.3.1调查问卷设置

研究范围的确定：

上海市目前主要活跃在社区养老产业的是各社区扶老助老部门、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组织以及大中小学志愿服务社团、服务队。由于时间调配更有弹性灵活性，学习能力较强，心智和观念也更为成熟稳定，同时相对年轻有活力，素|较高，与老年人的孙辈年龄相仿，更易与老年人深入交流，所以大学生是社会参与社区养老环节中最具潜力最具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

调查问卷的设计：

本次调研的数据来源主要是通过问卷获得，问卷第一部分为基础信息调查，例如所就读专业大类、受调查者性别、对现今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机制和组织的了解程度等，针对参与过养老公益服务的群体询问其体验、感受、对现今养老服务模式有无建议等等，对于未参加过相关服务的学生则侧重于他们作为相对的局外人对于养老模式的意见和是否有意愿在有组织的前提下参与养老。问卷的形式分为单选和多选，对于不同受众的问题设置也略有不同。问题的重点在于大学生在社区养老服务总体系中的定位。

调查过程：

问卷通过“腾讯问卷”网站，共最终回收364份问卷，经审核后去除2份无效问卷，得到362份有效的问卷。此外，团队成员结合问卷分析结果多次举行讨论，以深入了解不同调查对象并验证问卷的分析结果。

2.3.2问卷统计分析

问卷填写者的基本信息：

一、填写者的性别区分：女性占大部分

本次问卷的最终数据显示共有男性109人，占总比29.9%，女性255人，占总比70.1%。填写者就读专业大类区分：主要为攻读经管类专业学生

本次问卷的最终数据显示填写者中攻读理工类专业（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海洋科学、物理学、应用化学等）共100人占总比27.5%，攻读文史类专业（英语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工作等）共82人占总比22.5%，攻读经管类专业（物流管理、工商管理、会计学等）共182人占总比50%。

二、填写者对现今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机制、组织的了解程度：大多填写者已有所了解

本次问卷的最终数据显示填写者中，有192名填写者占总比52.7%的人数表示有所了解，有128名填写者占总比35.2%的人数表示听说过，有20名填写者占总比5.5%的人数表示非常了解，有24名填写者占总比6.6%的人数表示非常了解。

填写人对老年人的大致看法：大多数认为有些老年人生活很可怜，可以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本次问卷的最终数据显示填写者中，有112名填写者占总比30.8%的人数表示老年人和蔼可亲，很愿意帮助他们，有215名填写者占总比59.1%%的人数表示有些老年人生活很可怜，可以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有33名填写者占总比9.1%的人数表示一般，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仅有4名填写者占总比1.1%的人数表示老年人说话嗦，不令人喜欢。这项数据是进一步开展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基础所在。

填写人对老年人的划分定义：基本为60岁以上

本次问卷的最终数据显示填写者中，有38名填写者占总比10.4%的人数认为老年人的定位为50岁及以上，有198名填写者占总比54.4%%的人数表示认为老年人的定位为60岁及以上，有100名填写者占总比27.5%的人数表示认为老年人的定位为65岁及以上，有28填写者占总比7.7%的人数表示认为老年人的定位为70岁及以上。

2.3.3问卷统计结果交叉分析及模型建立：

一、最受到问卷填写者接受的服务模式与培训机制：学校开设相关选修课程培训后一对一服务以及在学校经社区工作人员教学后多对一为老人服务

经处理后的数据显示：问卷填写者最能够接受的服务模式为学校开设相关选修课程培训后一对一的服务以及在学校经社区工作人员教学后多对一为老人服务，分别占比55.17%及45.21%，经过对数据分析和对部分受访者（本校大学生）的问询后得出，大学生希望服务前培训的环节能够在校园内进行，多数学生表示这种情况下能大致对服务内容以及所尽职责有所了解，方便决定是否进行下一步进入社区实地开展助老服务，节约了各方的时间成本，便于机制的健康运行。在校园内由于时间调控较为灵活、地点场所问题较易解决，成为大学生普遍接受的培训场所。培训方式上，意愿主要集中在学校开设相关选修课程，可以以建立选修课“校外课堂”给予人文社科类学分奖励的方式或者与现有公益类社团合作，将重点放在无偿公益方面。在调研工作中，上海海洋大学校级社团“微爱公益社”给予大力帮助，提供了历来活动的相关详细记录，由记录资料我们总结出现有社团的利弊：其优点在于组织者和参与者均为在校大学生，协调和交流沟通较为便利，同时无需固定场所、主要通过微信、qq方式线上组织活动；缺点则是大学生缺乏社会资源、工作范围划分不明确、信息对称程度差，这也为建立更完备的可复制运行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二、问卷填写者对老年人的看法以及自身定位：大多认为老年人易于亲近，将自身定位于解决其他社区养老服务形式的辅助补充

经处理后的数据显示：填写者多数将大学生定位为其他养老服务机构的辅助，所能提供的是必要的基本帮助以及协助解决老年人心理方面孤独的问题。这与目前养老市场上的现况也大致吻合，现有家政服务机构、社区相关部门只能解决老年人最基本的需要，而忽视了他们的精神层面，而从事这一行业的现有人员的范围主要是下岗再就业职工以及进城务工的大龄女性，普遍素质较低，造成了老年人缺乏心理关怀，物质与精神的受关怀程度严重不匹配，甚至出现部分职员耐心与职业素养，对其所服务的老年人言行不够尊重。而大学生志愿服务群体则恰好能够解决这一痛点，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更好的耐心，同时大学生所具有的技能如歌咏、舞蹈、各类乐器等，都能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大学生也会为所行的善举感到满足，从而实现双赢。

三、参加过志愿服务的问卷填写者的参加原因及与之的具体收获：主要旨在体验生活，最直观明显收获为培养社会责任感

在参与问卷填写的大学生群体中，共有202人表示参加过养老相关的志愿服务，占总人数的55.6%，其余填写者表示尚未参加过。大学生中约有占一半的人参与过社区养老服务，在实地采访归纳之后，大部分参与者是初高中时期学校组织的节日、假日敬老服务，此种情况下，学生密集扎堆为老人服务，不仅有缺乏管理组织疏松会导致的隐患，在节假日浪潮之后，老年人会有更大的心理落差，因此这种模式会对有效的长期机制建设产生负面效应。而实际上大学生有相当的意愿参与到类似社区养老模式的尊老敬老服务中去，可以体验生活增添阅历，社会责任感与交际能力得到提高，眼界与见识可以拓宽。而对于社会工作、行政管理类的学生，也为他们提前熟悉未来工作模式与环境，兼顾生理与心理上的锻炼，具有重大意义。这于社会于学生本身都是节约人力资源、提升效率效果的良好方式。

3 未来可行模式及保障机制的具体构成

3.1 模式构成

3.1.1高校层面的模式建立

高校在大学生社区养老志愿服务活动过程中应该起到监督和指导的作用，高校应设置关于社区服务的实践课程，教授关于养老服务的有关知识，以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为课程的核心内容，将课程有关学分以及志愿者活动纳入社会实践相关课程的学分中，鼓励学生通过志愿服务老年人的方式参与社会实践。高校应该积极主动地与附近社区，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为大学生的为老服务实践搭建良好平台，使大学生能够更好地参与到社区养老志愿服务中，同r，学校可为参与学生志愿者提供一定的资金和物质支持，从而更利于学生开展相关活动。

一些所学习专业与老人需求密切的学生，在实践性为老服务中表现得更为良好，如医护、美发、烹饪等专业，较为易于开展为老服务，同时收获更好的服务效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所学专业与老人需求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的学生不适合参与为老服务，实际状况显示，只要是具有志愿服务精神以及服务热情的大学生，在社区养老服务过程中都可发挥重要作用。[7]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者服务时，可通过组建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对每位志愿者参与活动进行登记注册，发放志愿者证，实现规范化的管理。志愿者组织应定期上门评估学生的志愿者活动，起到监督作用，并可做到以老人为本，及时了解到老年人的需求，不定期创新、改变志愿者服务的方式和内容，使志愿者活动能够切实满足老人的实际需要。

3.1.2推广“虚拟货币”的制度

大学生可建立“虚拟货币”的账户，用于存储志愿者服务所得的“虚拟货币”，通过计算志愿者服务的时间来决定对志愿者个人发放“虚拟货币”的数量。志愿者将参与公益服务所得的“虚拟货币”自己的账户中。“虚拟货币”主要有两个用途：（1）志愿者可以将自己的货币用于换取不在自己身边的长辈由当地大学生或者其他服务人员提供的服务时间，使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志愿者服务中。（2）大学生也可以将“虚拟货币”用于货币的投资理财，通过获得的固定收益赚取生活费，减轻家人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可以锻炼大学生的理财能力，提升大学生的全方面素质发展和参与志愿者活动的积极性。

3.2 机制建立

完善机制的建立，使得大学生志愿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不只是短期集中的活动，而是形成一个能够一直循环往复的体系，在大学生结束学业成为社会人之后，仍有便利条件助力，将参与尊老敬老的习惯延续下去，进一步上升至社会层面，则能够培养尊老敬老的大环境，也需要深入探讨不同地区、不同老年人群体对养老服务的差异化需求，以便为养老服务的多元化、差异化供给和实现各类服务设施的科学配置提供依据。这样方能够促进一个长效机制的形成与后续发展。

3.2.1政府政策的保障

在多数发达国家，养老制度较为完善，政府基本上选择以宏观角度对于养老服务法规体系进行建设，推进整体养老保障事业更为法制、规范化。目前社区养老的政策方向问题主要体现在养老用地的拓宽、社会资源的利用、社区养老服务补贴监管和从业资格审核方面，适用于各级党委、团中央组织敬老活动进行养老培训的政策性文件的下达也应紧跟社区、大学校方需求。

3.2.2推行服务认证制

认证制不仅仅面向基本的服务者，而是包括对被服务的老年人在内的双向认证机制，大学生需提供在读证明及有关证件的复印件或照片以及填写基本信息，而对于老人，则分为是否购买保险，所需要的差异化服务类型，同时推行身体状况评级制度，免去大学生志愿参与服务的后顾之忧。

3.2.3其他机构的保障

其他社会公益性养老组织例如各区县敬老爱老服务队、各类NGO组织等，大学生与这些富有经验的组织对接并接受培训，可以更好地参与到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的第一线，并在进入脱离大学环境转而进入社会后也能够继续投身于志愿服务。

参考文献

[1]邢学亮，汪莹. 老年心理问题与社区老年心理服务.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8（01）： p. 60-63.

[2]王志宝，孙铁山，李国平. 近20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及其演化. 人口研究， 2013（01）： p. 66-77.

[3]李春玉，刘姝，陈宏吉. 试论我国老年护理现状和发展方向. 护理学杂志， 2014（03）： p. 1-3.

[4]李海峰，陈天勇. 老年社会功能与主观幸福感. 心理科学进展， 2009（04）： p. 759-765.

[5]王亚柯，王宾，韩冰洁，高云. 我国养老保障水平差异研究――基于替代率与相对水平的比较分析. 管理世界， 2013（08）： p. 109-117.

[6]陈友华，吴凯. 社区养老服务的规划与设计――以南京市为例. 人口学刊， 2008（01）： p. 42-48.

[7]魏彤儒，郭牧琦. 大学生参与社区居家养老志愿服务长效机制构建路径探究.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2（02）： p. 59-64.

作者简介

文泓翔（1995-），男，经济管理学院2014级物流管理专业学生。

李明见（1995-），男，经济管理学院2014级物流管理专业学生。

龚雪玲（1996-），女，经济管理学院2014级物流管理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