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保护的基本内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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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保护的基本内容范文
【关键词】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中介组织；职业同业协会
在世界范围内，现在的职业健康监护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在工业发达国家基本都发展成熟，制度也趋于完善。其主要内容在法律上也都分为“护”和“监”两部分。“护”主要包括接触控制（即职业性有害因素的环境监测、接触评定），医学检查（即就业前和定期的健康检查，健康筛选以及职工职业病致残的劳动能力鉴定等）和信息管理。“监”则主要指各国卫生行政机构的监管。但毕竟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对于职业健康监护也都呈现各自鲜明的特点，故笔者就较为典型的几个国家进行介绍分析。
一、域外职业健康监护的基本内容
1.美、英职业健康监护的基本内容。美国在1970年颁布了《职业安全和卫生法》，英国的《职业卫生安全法》基本学习美国的做法。两国的职业健康监护的主要内容主要规定在各自的职业卫生安全法中。具体来说，美国的最大特点是无论是在接触控制，医学检查还是信息管理方面，法律中都制定了详细而严格的标准。在信息管理方面，美国主要分为建立健康监护档案，进行健康状况分析以及对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管理三方面内容。英国直接借鉴美国的经验，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提出了综合性健康方案。它包括建立职业医学与护理信息数据库、健康教育、个人咨询、健康风险评级、定期身体检查、离职前身体检查、健康促进方案和妇女保健方案等一系列内容。在行政监管方面，美国确立以职业安全卫生监察局为执法机构、职业安全卫生复审委员会为监督机构的职业卫生监管体系。英国依照美国的模式，确立以健康与安全委员会为执法机构，健康与安全执行局及下设的监察员为监督机构的职业卫生监管体系。
2.日本职业健康监护的主要内容。日本的职业健康监护制度规定在1972年颁布的《劳动安全卫生法》中，与美英相同，日本对于职业健康监护中的接触控制，医学检查和信息管理等方面也制定了详细严格的标准。但其与英美不同的最大特色在于更加注重人性化的关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健康促进的概念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其中作业场所健康促进或称职业健康促进，尤为受到关注。其目的是要创造卫生、安全、满意和高效的作业景观，保护充满活力的人力资源。而善于创新的日本，就根据这一理念把其卫生安全法中关于职业健康的专章直接命名为保持、增进健康的措施，并提出了雇主“愉快舒适状态”的概念，用较多的笔墨对要形成愉快舒适的工作场所环境提出具体要求。在行政监管方面，日本同美、英区别不大。依据安全卫生法确立了由劳动厚生省为监管主体的职业卫生检查体系。
3.德国职业健康监护的主要内容。1894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事故保险法（包括职业病），职业同业协会作为该法的人也随之诞生。1911年将事故保险列入帝国保险规定。1997年把它收入社会法第七卷。对于职业健康监护，德国最大的特点在于比起事后的治疗和赔偿，其更重视预防。德国颁布了专门的法律法规，包括有劳动保护法、工作场所规定、企业基本法法规等，这些法律中都明确规定了劳动场所的设计和施工中的标准，企业自主监督管理的方式和制度、各方主体在职业安全卫生中的职责和任务，现在这些劳动保护的法律都被列入到社会法的范畴及上文提到的社会法第七卷中，统称为事故保险法。另外，德国的职业卫生体制模式实行双轨制模式，即由企业监督局和职业同业公会共同监督企业的安全卫生。企业监督局属于政府机构，他们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监督本周范围内的所有企业。而同业公会不是德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从资金运行上是自我管理，对于国家而言是自治机构。因此可以称其为半官方的自治机构或公众权益机构。
二、域外职业健康监护的新特点
1.建构了政府、雇主、工人三方共同“管理”职业安全的制度框架。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职业安全卫生及工作环境公约（155号）》的要求，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有政府、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参加的全国职业安全卫生三方协调机构以及在作业场所建立劳资双方安全卫生委员会。其目的是职业安全卫生工作应由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共同管理。于是，这种模式形成一个由政府监管，企业自主管理和雇员参与管理的三方协调机制。这种总体趋势在工业发达国家已经逐步形成，有些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还把这种管理机构的设置列入了条款之中。
2.制定严格的职业卫生标准。随着各国对于职业卫生的日益重视，也在与职业卫生相关的各个领域中制定了严格的卫生标准，以规范雇主的行为，降低职业病事故发生的频率，并体现在立法中。其中，美国最有典型，制定标准的机构数目多、专业性强、细致程度高。在职业卫生方面对工作环境的控制标准.以及对工作场所消防、医疗和急救设施设置都有非常细致的规定。美国制定的标准被多个国家引用，很多方面也成为国际通过的标准。
3.非官方中介组织的兴起。由于卫生行政部门在经营管理的效率上备受挑战，行政业务的开展也没有达预期效益，站在防止浪费经费或保障人民权益角度上考虑，一种中介组织便慢慢成为职业健康监护的一类主体。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由于涉及技术人力与测试设备，场地和医学检查等多方面都受到编制限制，台湾的行政部门就将技术性业务委托或外包给民间。又例如上文介绍的德国非政府的公众权益性团体职业同行协会的存在，其成功运行可能使设立非官方中介组织在未来成为一种趋势。
4.注重预防性卫生监护。回顾典型国家的职业健康监护内容，不难发现，不论是制定严格的标准，适合国情的各项制度，其理念都在于预防职业病的发生，将职业病的危害从源头上降低。而预防性的卫生监护除了接触控制和制定职业安全卫生标准之外，还包括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和对雇员的安全培训等。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是指存在或者产生职业病危害项目的企业，依法向主管的卫生行政部门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而对雇员的安全培训，各国职业安全卫生法也都有详细规定。
5.赋予劳动者更多的权利和强化劳动过程中各方的责
任。根据劳动者弱势地位的理论，在实际中，各国法律制定的目的和倾向性都是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因此规定了劳动者享有参与权、工作保护权、知情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其中比较突出的两项权利是拒绝工作权和停止工作权。而对制造商和除雇主和雇员之外的个体经营者，法律也赋予了相应的责任。首先，对于在劳动中用于保护劳动者的一些物品和物质，他们的制造商是负有总责任的。其次，雇员和除雇员以外的个体经验者也有相应的责任。
6.职业健康监管制度不断完善。首先，各国（地区）在法规中均明确规定了负责监督监察实施安全卫生法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且，很多国家还专门设立监察员这一角色，以相当的权力来防止与遏制职业安全事故的发生。另外，大部分工业发达国家的法律还规定成立“职业安全与卫生委员会”、“咨询委员会”、“职业安全与卫生理事会”等组织，来协助政府做好调查、监督工作。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情况有类似之处。
三、域外职业健康监护对我国的启示
1.职业健康监护的立法体系启示。从立法体系而言，据上文所述，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关于安全及卫生的法律都归纳在同一个框架体系中。安全与卫生实行的是合一的体制。这一点从他们的法律名称就能明显的看出：美国、英国均称“职业安全卫生法”，日本称“劳动安全卫生法”，台湾地区也是如此。而我国在安全卫生立法方面，是将“安全”与“卫生”分别规定于两个法律，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监管。而随着政府部门职权的调整，法律对各部门权限界定含糊不清，多部门之间相互沟通协调不利，导致了行政滥用和行政缺位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安全”与“卫生”分离，卫生方面制定“职业病防治法”，安全方面制定“安全生产法”。然而，职业安全与卫生息息相关，我们应借鉴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的做法，将我国法律合并修正为“职业安全卫生法”或“劳动保护法”，以求建立一个完整的职业安全卫生的法制体系。在这一问题上，值得立法者思考。
2.职业健康监护的主体启示。从职业健康监护的各个主体而言，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职业安全卫生及工作环境公约（155号）》的规定，要求政府、雇主、工人三方承担各自的职责，并建立三级协调系统来防范职业病的发生和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这种三级协调体系已经构建，原因在于其政府，企业和工人组织都有完备和成熟的发展。而我国虽然已经加入了此公约，但是由于我国的工人组织发展极不完备，还不具备成为其中一级的实力，因此，并没有达到公约所要求的三级协调系统，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达到155号公约提出的要求尚需时日。另外，对于如何增加行政机关的效能同时又不造成政府财政负担，非官方的有资质的民间机构加入到职业健康监护的监管工作中的这一做法对我国发展职业卫生监管也是有一定的创新和借鉴意义的。
3.职业健康监护的具体内容启示。从职业健康监护的具体内容而言，我国不论是在在接触控制、医学检查、信息管理，还是行政机构的监管等各个方面都与国外发达国家的水平有相当的差距。例如在劳动法、职业病防治法中就缺乏对高温作业、重体力劳动、精密作业、高架作业及异常气压作业等特殊作业减少劳工工作时间的相关规定。而这些规定都是与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存在密切关系的，在国外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另外，我国对职业病的医学检查水平不高，对卫生统计工作和职业健康档案信息的调查、收集和反馈分析方面思想上不够重视，执行中渠道不完善。在监管方面，我国也没有设立监察员制度，这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成为了职业健康监护实施范围小，对患病劳动者治疗效果差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职业健康监护的发展，我国还是任重而道远。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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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代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典型经验系列丛书编委会.香港地区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经验[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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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根锦.职业健康与安全政策——香港新自由政策体系个案研究[M].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7]Jeene Mager Stellmen，et al主编.闪淳昌等编译.职业卫生与安全百科全书（第四卷）[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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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结珍译.《法国劳动法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第2篇：劳动保护的基本内容范文
1995年颁布的《劳动法》第27条规定，在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提前30日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
劳动部《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劳部发［1994］447号）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确需裁减人员，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1） 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提供有关生产经营状况的资料；
（2） 提出裁减人员方案，内容包括：被裁减人员名单、裁减时间及实施步骤，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集体合同约定的被裁减人员的经济补偿办法；
（3） 将裁减人员方案征求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对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
（4） 向当地（企业工商登记机关的同级）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以及工会或者全体职工意见，并听取劳动行政部门意见；
（5） 由用人单位正式公布裁减人员方案，与被裁减人员办理除劳动合同手续，按照有关规定向被裁减人员本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并出具裁减人员证明书。
这些立法从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对企业的经济性裁员行为作出规范，规定了经济性裁员的实质性条件、程序性条件、禁止性条件以及对被裁减人员的保护等。
二、我国企业经济性裁员制度存在的问题
1、我国企业经济性裁员的实质性要件立法比较原则
我国《劳动法》将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两种情况作为企业经济性裁员的法定许可条件。但这两个条件的规定是比较抽象的、含糊的、不具有操作性。[1]
对于第一个条件，我们似乎可以根据《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破产界限来认定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整顿的情形。但是我国关于破产界限的规定是颇存争议的。我国《破产法》第3条规定：“企业因经营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可依法宣告破产。”这样的规定使破产原因多元化和复杂化，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什么是经营管理不善？其与严重亏损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什么是严重亏损以及其严重程度如何？这些问题都是困境企业在适用破产法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这种破产原因多元化的结构增加了用人单位、劳动者、甚至法院认定困境企业的困难。我国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19章扩大了破产法适用的范围，规定企业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或债务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这一规定虽然去掉了《破产法》中规定的“管理不善”，但“严重亏损”仍然是限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条件，在实践中与破产法的规定并没有实质性差别。这样的规定在实际中造成了对困境企业认定的困难，给经济性裁员制度实施的前提造成了认识的不一。
对于经济性裁员的第二个条件，我国目前立法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的规定，而只有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并达到当地政府规定的严重企业标准的模糊的规定。这种规定势必要求政府花费巨大的精力去根据各企业的不同情况制定企业财务、生产、销售、利润等方面的各种标准，然后据此来判断各企业是否符合经济裁员的条件。由于各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各地政府制定的裁员标准就会彼此不同，这样无疑会造成操作上的困难。如北京市政府颁布的《北京市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规定裁减人员的一个条件是企业连续三年经营性亏损且亏损额逐年增加、资不抵债、80%的职工停工待业、连续6个月无力按最低生活费标准支付劳动者的生活费用。[2]这样的规定使得强调政府对企业经济性裁员实行宏观调控的同时，又将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引入企业的微观管理之中，让政府又界入企业的内部事务之中，回到了原来政企不分的的老路上。
另外，我国劳动立法在被裁人员的标准上没有在正面对用人单位提出要求，仅仅在《劳动法》第29条和《企业经济性裁员的规定》第5条规定了几种不得裁减的人员。但由于劳动者个体的差异，有些特殊的劳动者需要特殊的保护，将他们纳入裁员的对象将有违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国经济性裁员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做法，并没有考虑劳动者的差异，如劳动者的年龄、收入、工作期限、身体状况、对用人单位的贡献等特殊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工会对经济性裁员的干预不力
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裁减人员必须提前30日向工会和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职工的意见，而并非必须得到工会或职工的事前“同意”，而且也没有对工会和职工的“建议权”提供必要的保障。如果工会或全体职工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是否会影响或阻却用人单位的裁员活动呢？劳动法没有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笔者认为，如果工会或全体职工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对用人单位的裁员活动不具有影响力或阻却力，那么我国《劳动法》第27条和《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第 14条规定的征求或听取意见的程序就形同虚设，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在实践中，工会更多是站在用人单位一边，使该条规定完全流于形式。
3、对被裁减人员的就业保护不力
劳动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就业权是劳动权的基本内容，也是生存权的表现形式。一个完整的经济性裁员制度不应只包括裁员制度本身，还应包括对被裁减人员的善后保护制度。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性裁员制度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劳动者被用人单位裁员之后，立法应对劳动者的就业权予以充分的保护。我国目前被国有企业优化的富余人员，从总体上讲一般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技能单一，并且女职工占较大比例。这些职工的再就业相对而言比较困难。《劳动法》第29条和《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第5条虽然对企业经济性裁员行为设立了禁止性的条款，已对这些特殊群体就业予以特别保护，但仍不完善。因此，对被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裁减的失业人员，尤其是再就业能力较差以及特殊地区的人员还应实施就业保护政策，尽量扩大再就业的比重。
三、我国企业经济性裁员制度之完善
1、确立统一的、科学的困境企业认定标准
目前我国《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对企业破产原因的规定抽象、含糊，不具有操作性，造成实际中困境企业的认定困难。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参照国际通行的企业破产的界限。
对于破产原因的立法例，世界范围内主要有两种作法：判例法的英美国家采取列举主义，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采取概括主义。概括主义的国家一般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作为破产原因，并采取了现金流量标准和资产负债表标准为两个判断标准。[3]在我国破产原因必须建立一元化标准，即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作为破产原因。无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其他所有制企业，也无论企业是因为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还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企业亏损，当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困难企业可以申请破产保护，或同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进行和解，或达成重整计划进行重整。这时困难企业就可以根据和解协议或重整计划的需要进行裁员。这样确立企业经济性裁员的统一标准，增加了企业经济性裁员的透明度，可以更好的防止用人单位利用经济性裁员制度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另外，对困难企业也要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从企业裁员的规模、程序以及对企业的各种政策优惠措施等方面做文章。比如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财政的优惠措施来
控制企业的裁员行为。通过优化企业的外部环境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促进企业生产的发展，从而促进就业，减少企业的裁员行为。
2、确立科学、公正的裁员标准
科学、公正的裁员标准是法律公平、公正的体现。由于劳动者个体之间存在很多的差异，企业在进行经济性裁员时应对其加以充分考虑，而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裁员标准，一则可以防止企业经营者的“人治”因素，规范他们的行为；二则可以对那些社会弱者以及需要特别保护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尽可能体现社会的公平。这样在实践中也有利于裁员的进行。
在裁员标准的制定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劳动立法经验。如德国劳动法规定雇主在确定被裁人员时，必须依社会观念来加以衡量，优先解雇那些不需要保护的人，而对那些年老、体弱的社会弱者，如果雇主没有依照合情合理的标准来衡量厂方利益和社会观念即终止劳动合同，该行为将因为具有“社会不正当性”，其解雇行为无效。[4]在法国的经济性裁员制度中，企业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同企业商量，根据非歧视的原则来确立裁员的标准。根据法国劳动法的规定，在裁员的过程中，企业要避免经营者的主观方面的因素，实行非歧视原则，并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被裁减人员的家庭负担、工龄、职业资格、年龄和身体状况。[5]
因此，我们在制定裁减人员的标准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劳动者在单位的工龄、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及其工作态度、劳动者的身体状况和家庭负担等等，从而避免将那些年老、体弱、病残和为本单位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劳动者作为裁员的对象而将之抛入失业的大军之中。
3、加强工会对经济性裁员的干预力度
工会以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为其基本职责，劳动者处于分散、孤立、弱小、无助的地位，无法与用人单位形成抗衡态势，特别是在企业的经济性裁员行为中，劳动者更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权益更容易受到侵犯，这时更需要工会的支持。
在完善经济性裁员制度时，立法要赋予工会更大地参与经济性裁员的权利，确立其经济性裁员的“建议权”，并对该权利进行法律保障，以期对劳动者进行更为有力的保护。
在这些方面，国外劳动立法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如德国劳动立法在经济性裁员的程序上要求雇主将裁员的报告提前30日通知劳动行政当局，同时雇主必须将有关的裁员事由、人数、时期等书面通知企业职工委员会，并与其商量避免解雇或裁员结果的可能性，然后雇主将职工委员会的报告附于对行政机关的书面报告中，如该报告没有附带企业职工委员会对裁员的态度则无效。[6]德国立法如此规定的目的是想通过企业内部的自治和外部机关的制约最大限度地减少解雇对社会造成的冲击。法国劳动法律规定企业委员会或员工代表协助企业建立裁员标准。只有在咨询企业委员会或员工代表的意见之后，才能根据非歧视性的原则来确立裁员的标准。在企业进行经济性裁员时，雇主应征求企业委员会或员工代表的意见，制定关于避免裁员和安置雇员的“社会性计划”方案。否则，企业的裁员计划将被劳动行政当局或司法当局确认该裁员无效。[7]
可见，德国、法国在立法上加强工会在经济性裁员时同雇主的协商功能，同时强化了工会对雇员的劳动保护。为此我国也应强化工会在经济性裁员程序中的干预力度，强化工会的协调、维权功能。为保障工会在裁员方面建议权的实现，我们还可以通过立法赋予工会以诉讼权利，并对用人单位课以必须听取工会建议的法定义务。
4、加强对被裁减人员的保护
加强被裁减人员的保护，首先我们必须执行《劳动法》第28条的规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劳动者以经济补偿。我们可以多元化规定劳动贡献补偿的方式，给被裁减人员以选择机会，即可以货币的形式支付补偿金，也可以结合企业改组、改制给予被裁人员部分资产所有权或企业的股权等。其次，我们还应按照《劳动法》第 27条的规定，严格规范企业用工的申报制度，确保被裁人员的优先录用权的实现。另外，我们还应该完善我国的失业保障制度和系列社会保障制度以免除被裁人员的后顾之忧。我国目前的失业保障制度很不完善且存在很多问题，诸如其适用范围过窄，管理体制不健全，保障基金来源单一，保障水平低，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制定《失业保险法》，严格规范失业保险制度的操作规程和方式，逐渐扩大失业保险的实施范围，拓宽其覆盖面，强化失业保险管理体制，拓宽失业保险基金的渠道，有步骤地实行国家、社会和劳动者合理负担的制度等。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我国经济性裁员制度的顺利实施。
我们在完善我国经济性裁员制度的同时，也要完善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劳动力资源永远处于一个健康、有序、充满活力的流转之中。
注释：
[1] 参见吴颖平：关于企业裁员的思考，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新论》，2004年，第197页。
[2] 姜俊禄：投资全球化和裁员法律，载《北京律师》，2000，（1），第19-21页。
[3] Brian. A. Plum. Bankruptcy and Debtor Greditor. [M].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3
[4] 参见陈芳：德国劳动合同终止制度与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之比较，载《法学》，1998，（4），第39-41页。
[5] Employment and Labor Law Considerasions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Asia in Oded Shenkar （Ed.） Global
Perspectives on Human Resource Manangement. New York： MacMillan，
1995
[6] Hantrails Linds. Social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Mac-
第3篇：劳动保护的基本内容范文
关键词:劳动权自由权社会权宪法
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技能,劳动权的保障涉及到人的生存和发展,是重要的宪法权利。《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保障我国公民劳动权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于保障劳动权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类似于华为公司员工集体辞职案之类的企业试图规避法律的事件的发生则表明,劳动权的保障在我国仍是任重而道远。劳动权的保障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应当通过宪法保障劳动权的实现。
一、劳动权的宪法地位与性质
(一)劳动权入宪
将劳动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发生的。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了封建制度,使个人从封建的身份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革命之后,西方各国制定的宪法确立了以自由权为中心的人权保障体系,这时,劳动权是作为自由权层面的一项宪法权利。将劳动权作为宪法权利来保护肇始于1793年的法国宪法。其中,第18条规定:“人人皆得将其服务及时间与人订约,但不得自卖或被卖。人的身体不是可以让与的财产。法律不承认仆人的身份;在劳动权与雇佣劳动者之间,只得存在有关怀和报答的约束。”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欧洲大陆的瑞士率先突破了仅仅作为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宪法劳动权开始出现了具有社会权性质的趋势。1874年瑞士联邦宪法第34条规定了三个方面的劳动权,即劳动安全保障权、劳动工伤保险权和劳动合同、职业介绍与劳动培训权。根据该宪法的规定,联邦有权对工厂雇佣童工、成人劳动时间以及对从事有损健康和危险工作的工人予以保护等事项制订统一的规定;可通过立法并根据现有救济金之情况,设置事故和疾病保险;有权就劳动合同、职业介绍与劳动培训制订法律。宪法劳动权的重大变化出现在20世纪初的德国。享有“经济宪法”之称的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率先将具有社会权性质的劳动权写入宪法。魏玛宪法第157条规定:“劳力,受国家特别保护。联邦应制定划一之劳工法。”第159条第1、2款分别规定:“为保护及增进劳工条件及经济条件之结社自由,无论何人及何种职业,均应予以保障。”规定“凡契约之足以限制或妨碍此项自由者,均属违法。”这在世界上是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强调了国家对劳动权的“特别保护”。同时,魏玛宪法对劳动权规定了丰富的内容,包括了劳动保险、劳动标准、失业保障、劳动者的团结权、团体争议权,等等。魏玛宪法为二战之后的各国宪法所效仿。1945年德国基本法、1946年法国和1947年日本和平宪法,以及许多国家都将具有社会权性质的劳动权写入宪法。可见,劳动权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在基本人权的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劳动权的双重属性
劳动权的性质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纯粹的自由权转变成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双重属性的权利。实际上,学界对劳动权的性质还存在争论,有的认为应当将劳动权界定为社会权,即公民享有从社会获得工作机会和劳动条件并取得报酬的权利,且意味着国家必须积极地提供和保障劳动机会和条件;有的观点则认为劳动权是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双重属性的复合权利。再者,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一体的规定也模糊了劳动权的性质,容易使我们对劳动权的认识发生混淆。
1.劳动权的自由权属性
在哲学领域,英国哲学家伯林将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类型。与此相对应,法理学也将权利划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类。“消极权利”是指公民有免受强制的权利,意味着国家或者其他主体应为某种不作为行为,自由权就是典型的消极权利。“积极权利”则指公民有权要求国家或者其他主体对其利益积极进行保障,体现为一定的作为,以社会权为典型。
从以上劳动权入宪的历史可以看出,在一开始,劳动权是作为自由权层面的权利,即消极权利而入宪的。劳动权的自由权属性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因为早期的资本主义宪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制定的。在经济上,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需要大量的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的任务是要封建等级制度,把人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这符合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因此,在法律制度上,早期的宪法权利一般体现为消极权利,即政府或者其他主体不得对公民进行某种强制。作为自由权的劳动权,是与封建时代的国家强迫臣民服劳役或者近代种植园经济中的奴隶主对奴隶强迫劳动相对立的,是对强迫劳动的否定。
劳动法的自由权属性不仅存在于近代宪法中,而且一直保留到当代宪法中。宪法保障人身自由即包含了不得强迫劳动之意。又如,1945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2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制为特定之工作,但习惯上要求所有人都平等参与的强制性公共服务,不在此限。强迫劳动仅于受法院判决剥夺自由时,始得准许。事实上,关于限制劳动时间的规定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保障属于消极自由的劳动权,违反法律关于劳动时间的限制的规定则可能有强制劳动之嫌。例如,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1949年《共同纲领》第32条就规定:“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8小时至10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
劳动权的自由权属性还存在于国际人权公约之中。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规定:“……二、任何人不应被强迫役使。三、(甲)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该公约主要着眼于免除公民所受的强制,因此大量规定了消极权利的内容,不被强迫劳动也在此列。
那么,我国宪法第42条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是否与作为消极自由的劳动权有冲突呢?从各国宪法考察,将劳动规定为公民的一项义务是我国宪法所特有的现象,由于现代社会明文禁止强迫劳动,因此,这里的义务应当理解为一种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如果理解为法律义务的话,无疑会造成法理上的矛盾与实践中的困扰。“故可以认为,我国将劳动作为一项义务规定在宪法里面,或许其宣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因此,劳动权的自由权(消极自由)属性并没有改变。
2.劳动权的社会权属性
仅将劳动权归属于自由权无法完整地概括出劳动权的性质。从宪法的历史发展和宪法劳动权的内容可以看出,劳动权既具有自由权的属性,又具有社会权的属性。前者是一种消极自由,主要是公民免受强制劳动,有权自由选择职业而免受国家的干预;后者则主要指公民有权要求国家积极保障其劳动机会和条件。
劳动权从纯粹的自由权转变为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属性的权利,同样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原因。一方面,劳动就业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单靠个人免受强迫劳动,自主选择职业是无法解决全社会的劳动就业问题的,劳动就业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需要国家的积极介入。另一方面,在l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上的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劳资矛盾加剧,社会主义运动高涨,迫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待劳动权上出现了转向。在观念上,人们认识到,光靠保障消极自由使人们免受强制并不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消极自由的观念得到修正;在经济上,各国采取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即“凯恩斯主义”,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其中包括对劳资问题进行干预。在宪法上就体现为加入劳动保险、劳动安全卫生保障、劳动基准、劳动培训等积极权利。我国宪法第42条还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大部分内容都是属于社会权(积极权利)的劳动权。
国际人权公约同样规定了作为社会权的劳动权。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规定:“(一)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三)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四)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通过象征着以积极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第二代人权在国际人权法上的确立。其第6条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技术的和职业的指导和训练,以及在保障个人基本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达到稳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充分的生产就业的计划、政策和技术。”第7条规定了缔约国须保证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第8条规定缔约国须保障劳动者享有的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劳动权的双重属性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劳动者不受强迫劳动,享有自主选择职业的自由;另一方面,国家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提供劳动条件和保障劳动机会,使劳动者的劳动权得以实质地实现。这对于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繁荣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和谐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劳动权的宪法结构:兼论我国宪法劳动权的不足
劳动权的法律保障首先在于宪法保障。劳动权首先体现为宪法权利,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劳动权的基本内容。劳动权从近代的纯粹的消极自由权,转变为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宪法权利,其在宪法中的内容也日趋复杂,呈现出一个劳动权的宪法结构。
(一)宪法劳动权的基本结构
《公约》规定了作为基本人权的劳动权的基本内容,既是国际上保障劳动权的纲领性文件,对于缔约国来说,更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我国已经签署并批准了该公约,该公约对我国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宪法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大,从基本人权的角度考察,依据公约的规定,宪法劳动权应当包括以下基本结构:
1.职业选择权。职业选择权是公约第6条第1款所规定的内容,早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就规定了职业选择权。职业选择权一般包括选择职业、有报酬的活动、工作地点等。例如,1945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2条第1款规定:“所有德国人均有自由选择其职业、工作地点及训练地点之权利,职业之执行得依法律管理之。”但是,对于特殊职位,法律会对任职资格、禁止性条件等作出规定,例如《法官法》、《检察官法》、《公务员法》对法官、检察官、公务员任职的特殊规定。
2.获得技术、职业指导和训练的权利。根据《公约》第6条第2款的规定,缔约国应采取步骤包括技术的和职业的指导和训练,这是保证第6条第1款所规定的权利得以实现的必要措施。在当代社会,劳动的技术含量和要求越来越高,为保证劳动者的就业,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职业指导和培训。
3.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公约》第7条规定了缔约国要保障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包括了“最低限度给予所有工人以下列报酬(1)公平的工资和同值工作同酬而没有任何歧视,特别是保证妇女享受不差于男子所享受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同工同酬;(2)保证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得有符合本公约规定的过得去的生活。”可见,此处的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相当具体,包括了:获得公平的工资的权利、不受歧视的权利(包括男女平等和同工同酬)、享有至少是最低限度生活条件的权利(包括自己和家庭)。
4.享受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的权利(《公约》第7条乙项)。
5.平等晋升的权利。《公约》第7条丙项规定,人人在其行业中有适当的提级的同等机会,除资历和能力的考虑外,不受其他考虑的限制。
6.休息权。《公约》第7条丁项规定,休息、闲暇和工作时间的合理限制,定期给薪休假以及公共假日报酬。这就是说,除了要给予休息和公共假日的时间外(除了合理限制),休假时必须付给报酬。
7.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公约》第8条要求缔约国保证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工会有权建立全国性的协会或联合会,有权组织或参加国际工会组织;工会有权自由地进行工作;工会有权罢工。但是,《公约》第8条也对上述权利进行了某些限制,包括国家法律、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等。
(二)我国宪法劳动权的不足
劳动权入宪是与近代宪法的产生相伴随的,并且,宪法劳动权的发展也与现代宪法一起成长。与适应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宪法劳动权主要以自由权为主;为适应垄断阶段的市场经济的要求,宪法劳动权出现了向社会权性质转变的转向;而在当代,由于人权保障理念的兴起和国际人权法律体系的确立,宪法既要保障属于消极自由的劳动权,保留公民防御强制劳动的权利,又要求政府主动、积极地干预劳动就业,保障公民劳动权的实现。可见,宪法劳动权的体系是丰富的,劳动法中的劳动权利必须有宪法劳动权的保障。
1.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
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是指政府或者其他主体不得强制公民劳动或者自由选择职业,不得对公民的择业进行不合理干预等。有的学者也称之为国家“尊重的义务”。相对国家而言,应当尊重个人依照自己意愿从事工作的自由,包括选择职业的种类、场所,开始、持续与终止劳动的自由等;无正当理由不能剥夺公民既有的工作机会;禁止通过法律或行政命令对劳动自由作不当限制;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禁止奴役;禁止歧视和不合理差别待遇。对于许多经历过近代自由主义理念洗礼的西方立宪主义国家来说,也许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但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所存在的问题使我们从国家义务的角度来强调公民的劳动自由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与西方国家宪法经历的历史阶段不同,我国宪法制定的时候直接面对着三代人权均已经确立的情况,再加上我国向来比较注重强调积极性的权利,强调国家干预,因此,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在我国宪法中就没有体现出来。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一个社会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利益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各种社会矛盾也比较复杂,劳动者处于比较明显的弱势地位,受到强制的可能性(例如明显超时工作而不付报酬,有的工厂发生的强制完成过大的工作量的现象等)比较大。因此,宪法中没有明确载明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就是一个缺陷,宪法对保证劳动权的遣词用句都没有像外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那样突出强调国家义务,也没有明定国家采取措施禁止强迫劳动、尊重公民选择职业的自由,等等。这都是宪法劳动权的缺陷。
2.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
我国宪法第42条所规定的劳动权基本上都是属于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我国制宪和修宪的时候,已经跨越了西方国家第一代人权的阶段,并且,我国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也使我国的宪法劳动权比较强调积极权利,因此,宪法第42条规定了属于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但是,仔细考察,我国宪法第42条关于劳动权的规定也存在若干问题。
其一,关于国家义务。有的学者把法律中的劳动权分为“劳动权的宣言”和“劳动权的保障”。我们不妨把它们称为“宣言式的劳动权”和“保障式的劳动权”。前者侧重于一种对劳动权的宣示,虽然能起到宣告权利的作用,但是对于一项权利的保障来说并非正式和严谨;一项权利要从理想变为现实,必然要有立法上的强制保障。我们可以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来对宪法劳动权作一番探析。以《公约》第6条为例:“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技术的和职业的指导和训练,以及在保障个人基本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达到稳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充分的生产就业的计划、政策和技术。”在这里,主语是“本公约缔约国”,显然,公约的用意在于使国家成为保障劳动权的主体,对于国家来说,这是一种义务,并且,国家必须采取措施保证劳动权的实现。同样的用法出现在公约第7条“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特别要保证:……”同样也出现在第8条:“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显然,公约并不仅仅停留在“宣言式的劳动权”,而是通过对缔约国义务的设定来规定“保障式的劳动权”。
反观我国宪法第42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宪法不仅宣告了劳动也是一种义务,而且在立法用语上也有语焉不详之感,给人有“宣言式劳动权”的印象。从立法用语上讲,对于义务性用语,一般采用“必须”、“应当”、“禁止”等;对于权利(权力)性用语,一般采用“有权”、“可以”,等。《公约》采用缔约各国“保证”采取何种措施的用语,明确地将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界定为国家的义务,同时也是公民的权利。但是,我国宪法第42条采用模糊的立法用语,给人以宣言式立法之感,而国家义务的味道不足。
其二,关于劳动权的内容。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属于积极权利的劳动权的内容包括:劳动就业条件、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劳动就业训练(以上为第42条)、休息、修养和休假(第43条)。但是,劳动权的内容并不限于此。
除国家应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外,宪法中的工作获得权、自由择业权和平等就业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工作获得权和平等就业权更具有现实意义。现阶段,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大学生毕业,且我国又处于城市化加速的时期,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另外,我国就业领域的歧视也不容忽视,各种男女不平等、地域不平等、城乡不平等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作为义务主体,国家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工作获得权和平等就业权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另外一个对我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权利是劳动安全和卫生保障权。这是指劳动者在劳动中的人身安全和健康获得保障,免遭职业伤害的权利。近年来,我国的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特别突出的如矿难等。规定劳动安全和卫生保障权是多国宪法的通例,也被载于《公约》中,对于保障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民主管理权和团结权也属于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的内容。民主管理权是劳动者可以对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提出建议的权利。团结权是宪法和劳动法确认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团结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团结权是指劳动者组织和参加工会并保证工会自主运行的权利。广义的团结权则是指劳动者运用组织的力量对抗雇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团结权(狭义)、团体交涉权和罢工权。
民主管理权并未为《公约》所规定,但并不是说就不属于劳动权的内容。事实上,现代社会中的劳动权的内容已经得到极大的丰富,在西方国家,民主管理权也成为劳动权发展的一个趋势。另外,《公约》规定了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组织和参加工会是平衡劳资力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我国,企业侵害劳动者正当权益的现象日趋严重,甚至出现像华为公司员工集体辞职案这样的企图规避《劳动合同法》的事件。虽然我国没有承认罢工权,但是,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以及团体交涉权(也称为集体协商权)都是劳动者制衡企业的重要权利,也能够体现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三、宪法劳动权的效力
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劳动权具有宪法上的效力,宪法劳动权的效力关系到公民宪法上的劳动权的实现和合法权益的保护。宪法无疑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法律、任何行为都要遵守宪法的规定,而不能之与相抵触。但是,宪法劳动权的效力并不是直接适用于具体案件。如果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直接适用宪法条文,那么普通法律就失去其作用,而宪法仅可能作一般的原则性的规定,在普通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舍法律而适用宪法是不合适的。但是,宪法上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对于劳资双方都具有规定性、指引性的作用,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的。
(一)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的效力
宪法规定的是一般性的、原则性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单独适用于个案。但当法律有明文规定,或者没有可以援引的具体条款的情况下,应当可以直接引用宪法上的劳动权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否则,如果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亦不可援引宪法上的劳动权的话,宪法劳动权将成为一纸空文,而无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在我国已有案例佐证。1988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给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了《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对于在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张学珍、徐广秋身为雇主,对雇员理应依法给予劳动保护,但他们却在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这种行为既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应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至于该行为被确认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和赔偿等问题,请你院根据《民法通则》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妥善处理。”这说明,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最高人民法院即认识到劳动权在我国宪法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当时《劳动法》尚未出台,法院不得以法无规定为由而拒绝裁判,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以宪法上的劳动权为依归作出批复。问题是,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继制定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必要援引宪法的规定?应当说,法律无法穷尽一切可能的情况,并且,钻法律漏洞的情况也可能时有发生,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作出规定。“华为公司员工集体辞职案”就说明规避法律的现象随时有可能发生,在无法找到合适的法条援引的情况下,应当可以援引宪法上关于劳动权的规定作为裁判依据。
(二)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的效力
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可以援引宪法上关于劳动权的条款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是否仍然可以援引宪法上关于劳动权的条款来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两个案例充分说明,最高人民法院认可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宪法可以与法律一同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刘明诉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二处第八工程公司、罗友敏工伤赔偿案中,四川省眉山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第42条第2款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劳动法》第3条和第4条关于劳动者获得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的规定,认为两被告之间的承包合同中所约定的施工中发生伤亡、残事故,由罗敏友负责,把只有企业承担的安全风险,推给能力有限的自然人承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劳动法的规定,最后依照《民法通则》判决第八工程公司对原告刘明的工伤事故承担连带责任。在另一份公报记载了龙建康诉中州建筑工程公司、姜建国、永胜县交通局损害赔偿纠纷案的判决,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援引《宪法》第42条第4款关于获得劳动就业训练的权利的规定,以及《劳动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判决认为把只有企业才能承担的风险转给实力有限的自然人承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宪法和劳动法的规定,是无效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两个案例具有相似之处,不仅在于同时援引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且在于援引宪法认定违反宪法,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合同条款为无效条款,在实践中具有重大意义。
(三)在法律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下的效力
另外一个问题是假如法律与宪法关于保障劳动权的规定有相抵触之处,宪法劳动权的效力如何?毫无疑问,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如果法律、法规和规章有与宪法关于劳动权的规定相抵触之处,那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是无效的。但是,我国的法院并没有对立法和抽象行政行为行使司法审查的权力,但是,当发生法律中有关劳动权的规定与宪法中有关劳动权的规定相抵触时,法官不能以此为由而拒绝裁判。因此,在法律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下,法官唯一合适的选择就是直接援引宪法中关于劳动权的规定作出裁判。
四、宪法劳动权的完善
(一)对宪法中劳动权条款的完善
1.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
在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方面,应当体现国家对劳动者自主选择的权利的尊重,以及对各种强制和歧视的禁止。例如,应当直接规定劳动者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禁止强迫劳动或者以各种变相的形式强迫劳动。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将劳动作为一种宪法上的义务仅能起到宣示的作用而不能起到实际的效果,因此,宪法在直接规定劳动者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禁止强迫劳动或者以各种变相的形式强迫劳动的同时,可以考虑取消将劳动作为一种宪法上的义务的规定。
2.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
在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方面,首先应当体现国家义务,即遵照《公约》关于劳动权的规定,改“宣言式的劳动权”为“保障式的劳动权。”宪法应当体现保障劳动权是国家的义务这一基本的立场,强调“国家承认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必须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享有以下的工作条件……”从语义上完成向“宣言式的劳动权”为“保障式的劳动权”的转变。
在内容上,应当对照《公约》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参考其他国家宪法中关于劳动权保障的规定,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突出问题,完善我国关于宪法劳动权的规定。除了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属于积极权利,如劳动就业条件、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劳动就业训练、休息、修养和休假的权利之外,宪法还应当考虑以下几方面内容:(1)工作获得权,即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2)就业平等权,即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禁止就业中的歧视,如性别歧视、地域歧视,或者不合理的差别待遇;(3)劳动安全和卫生保障权,即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享有良好的卫生环境;(4)民主管理权,这是特别具有新意的一项内容,即国家应当保障劳动者能够参与工作单位的民主管理。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是我国劳动者本来就享有的一项权利,只是尚未体现在宪法劳动权中,近期的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在外资企业设立工会组织的活动越发体现了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的重要性和实践意义。另外,虽然我国没有承认罢工权,但是,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以及团体交涉权(也称为集体协商权)都是劳动者制衡企业的重要权利,这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是相符合的。
(二)建立涉及宪法劳动权的案例指导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定期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案例能够起到对案件审判的指导作用,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来指导审判活动,我们称之为案例指导制度。这虽然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有所不同,但是确是对判例法的合理借鉴。案例指导制度能够使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物,起到对同类案件同样审判的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刊载的典型案例已经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在涉及劳动权的案件审判时,宪法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当然这里涉及到两种情况,即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和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形,在这两种情形之下,宪法劳动权可以被援引用来裁判案件。具体来说,就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法院应当可以援引宪法劳动权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这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在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宪法与法律可以一并被援引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在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形下,由于法律做了具体的规定,在这个时候就不能抛开法律而单独援引宪法来裁判案件。只有在法律与宪法关于劳动权的规定相抵触的情况下,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单独援引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
第4篇：劳动保护的基本内容范文
关键词：施工现场安全质量管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TU71文献标识码： A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建筑业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建筑行业从业人员众多，环境易发生事故，施工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又相对偏低，所以建筑施工安全尤为重要。国家对安全生产工作非常重视，但在施工过程中安全事故屡见不鲜，企业在安全管理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下面我结合自己在实践工作中的经验来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一、施工现场在安全质量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事故一旦发生，其后果无法挽回，为防患于未然，把预防措施落到实处，从思想上给予重视；从物质上给予有力保障；在组织机构、安全责任、安全教育、提高防范、监督管理以及劳动保护、施工现场、环境卫生各方面都对事故预防措施予以充分重视，是贯彻安全生产方针的重要内容，各级管理人员应充分认识到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是建设企业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重要步骤，也是企业素质和形象的外在体现，与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是企业能够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企业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足
在管理工作中，施工现场在安全生产上责任不明确，不能很好的将施工管理人员安排到位；检查不认真，处罚不得当，而且有些项目对施工安全生产的文件没有及时传达或传达不明确，只是在口头上讲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没有落实具体解决措施，严重影响施工的安全生产。
2、安全费用原因导致施工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完善，安全防护设施配备不到位
由于建设资金不充足，工程施工垫资过大等原因，或者项目为了降低成本在安全防护用品上出现了搭接脚手架不规范、安全管理混乱、随意性大等现象，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3、安全教育不能落到实处
在安全教育上落实不及时、施工人员素质偏低且不能满足安全施工的需要。施工人员没有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技能差，自我保护意识差，危险性意识差。
4、项目部管理人员要求工人按规范作业，安全生产实施困难
施工项目部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当项目部要求作业工人按安全操作规程作业时，项目部管理人员对作业工人没有直接命令关系，而只能通过包工头命令作业工人，安全生产指挥效果会降低，所以施工单位安全生产指挥较难，工程质量也会大打折扣。
二、施工现场安全质量管理需采取的措施
1、思想上意识到安全第一，行动上严格遵守安全制度
要想在施工中少出事故，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最重要的―点是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安全问题，每道工序必须进行质量检查，必要时需质检员全程参与检查，每一细小部位都要检查到位。所以项目部必须加强对安全管理及质量要求的高度重视，让每位员工树立起“安全第一”的观念，意识到安全生产，保证人身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2、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严格安排工作制度
严格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提高施工人员及管理人员的安全素质，增强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是保证施工质量的关键。严格按照《建筑业企业职工安全培训教育规定》的规定要求，认真学习有关安全生产的知识，及时掌握新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3、施工单位有效的监督劳务作业队进行安全施工
现阶段我国建筑施工中正规劳务公司少，包工头的作用很大。但包工头整体素质偏低，缺乏规范管理。这就施工单位有效的进行监督，促使其按规行事，才能有效解决安全管理难题。
三、对施工现场事故的应急对策
1、对施工现场突发事件进行控制
事故控制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在事故发生前，消除事故发生的根源，尽量减少事故发生的机率；二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努力减轻事故损失的程度。事故预防和事故抑制是事故控制的基本方法，前者是事故发生前的控制措施，后者是事故发生时和事故发生后的控制措施。
事故预防是指采取各种预防性手段最大限度的消除或减小可能引起事故发生的各种潜在因素。事故预防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工程物理法，其理论依据是哈顿的能量释放说，主要侧重于防范事故发生的物质因素，该方法可采取的措施包括：防止危险因素产生、减少己存在的危险因素、隔离危险因素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用障碍物隔离危险因素、改善危险因素的基本性质、加强风险单位防护能力等；另一种是行为法，其理论依据是海因里希的事故因果连锁论，主要侧重于规范引发事故的人的行为，该方式采取的措施包括：进行思想教育，加强技术培训，不在危险因素附近无故停留等。
事故抑制是指在事故正在发生或者已经结束的时候，采取各种手段来减少损失的程度，并采取事故后的救助措施。在损失发生后，可采取的控制损失措施有：预防新的危险源的产生、减少构成危险源的因素、防止已存在的危险扩散、降低危险扩散的速度、限制危险空间、在时间和空间上将危险和保护的对象隔离、借助物质障碍将危险与被保护对象隔离、增强被保护对象抵抗风险的能力、迅速处理环境危险已经造成的危害。以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为契机，强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力度。针对各个时期安全生产整治重点，制定专项整治任务目标，适时地提出整治工作要求。并努力做到“四个结合”，即检查与自查、检查与专项整治、检查与整改、检查与追究相结合，切实消除事故隐患。
2、施工现场事故抑制的管理
施工现场事故抑制按照时间范围可分为两个部分：事故发生时的处理和事故发生后的处理。
（1)事故发生时的处理。在施工现场出现事故时，要立刻启动应急预案，管理人员和项目领导要尽快赶到现场，进行事故紧急处理。这时候进行的事故处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组织人员进入事故发生地点，迅速抢救伤员，疏散人员，以防止事故扩大造成人员伤亡；保护施工现场，要求施工现场各物件的位置、形状等保持事故结束时的状态，以备事故调查取证；及时和公安、消防、卫生防疫和安全监察等政府部门联系，寻求帮助和支持；向企业负责人及时通报事故的发展动态，借助企业力量妥善处理事故。
（2)事故发生后的处理。事故发生后，要立即组织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笔录、现场拍照、现场绘图等手段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然后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和标准进行事故原因的分析工作，根据调查所确认的事实，从直接原因入手，分析事故出现的全部原因，确定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和领导责任者，再根据其在事故中的作用确定主要责任人，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为防止事故的再次发生，编制事故预防措施，在措施中将改善劳动条件、作业环境和提高技术水平放在首位；对广大施工人员进行现场教育，使他们吸取教训，遵守操作规程，做好安全防护；对于事故中的伤亡人员要妥善救治，并按照规定对其进行安置。
（3)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无视生产工人安全、安全管理混乱、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现场存在严重隐患的施工队伍加大惩戒力度，依法进行处罚，真正做到“四不放过”原则，即：事故原因不清楚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员工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者没有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防范措施不放过。真正行使“安全生产一票否决权”。
四、结论
目前，我国建筑行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正是考验施工企业的重要时刻。施工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这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企业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一线现场项目部人员必须认真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要经常对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安全队伍素质，增强安全管理能力。必须认真细致地做好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各项安全管理工作，把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为建造和谐社会做贡献。
参考文献
[1] 林景行.浅析市政道路工程施工质量管理[J].科技向导.20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