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特点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人口红利的特点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

靠增长解决“未富先老”

问：如何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这种“未富先老”的状况？

蔡：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但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更是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步伐推进。人口转变与人均收入提高之间的这种缺口，可以被表述为“未富先老”。

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也迅速降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就开始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也一直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下一步，随着2015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并赶超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换句话说，由于人口转变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老龄化趋势仍将继续，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缩小，并最终得到消除。

应对老龄化面临诸多挑战

问：中国在应对老龄化上面临什么挑战？

蔡：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获得之间，需要避免出现一个人口红利的真空时期。而“未富先老”的特点，的确在两次人口红利的良好衔接上，给中国带来特殊的困难。如果通过在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条件的同时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中国就可以避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应对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养老基金不足而广泛采用的手段，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显著的不同，使得这个做法不应成为近期的选择。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一旦延长退休年龄，高年龄组的劳动者会陷入不利的竞争地位。

中国的养老模式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依靠家庭为主的。作为“未富先老”特点的一种表现，中国社会养老体系尚不健全，参与率和覆盖率低，在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来源，即劳动收入、家庭成员供养、离退休金或者养老金三种来源中，家庭成员供养的比例很高。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仍然是现收现付性质的，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抚养比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则要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支撑，否则这个制度就是不可持续的。相应地，如果大幅度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并且把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模式转到积累型模式上，就可以具备必要的制度条件，解决与储蓄率相关的未来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如此，及早扩大个人账户积累也有利于缓解养老负担问题。

开发人力资本保持增长

问：中国应如何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蔡：“未富先老”的特征，一方面，给中国经济增长转向生产率提高驱动型模式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留给中国一定的余地，可以利用现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保持经济增长。而无论是应对前一挑战还是抓住后一机会，都要求创造相关的制度条件，以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2篇：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

“人口红利”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类似的机遇也基本上只有一次。在2002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别指出，“人口红利”期是为发展中国家打开的“机会的窗口”，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性机遇，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如韩国在1961年把家庭计划(即计划生育)确立为一项国策，使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随之出现了“人口红利”期，韩国政府抓住了这一机遇，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国际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和资金支持，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

我省的“人口红利”期大致从1986年开始，到2029年前后结束，持续40多年。此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段：2001年前，少儿负担系数相对较高，总体在30％以上，老年负担系数较低，总体在10％以下；从2002年到2016年，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都比较低，总负担系数均低于40％，也就是一个劳动力人口最多仅供养0．4个非劳动力人口，是我省人口负担程度最轻的时段；2017年以后，少儿负担系数仍然较低且保持稳定，大体在20％～22％上下，老年负担系数则不断攀升，将从20％提高到30％。能否根据不同时段的特点，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推进我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和谐社会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期，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三个方面的机遇：一是劳动力供给充分，价格便宜，如果就业充分，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构成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快。过去五年是我省经济发展速度最快、质量最好的时期，这既是省委、省政府率领全省人民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推进“三个转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表明我省已经从“人口红利”中获益。

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将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根本途径。我省一方面是劳动力资源充足，另一方面是就业压力巨大。因此，一要坚持就业优先．确立以就业优先和兼顾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式，以扩大就业规模、降低失业水平为当务之急：二要鼓励自主创业，从体制、政策等各方面为自主创业营造环境、降低风险，既可大量增加就业岗位，又可促进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三要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讲，获取“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程度。特别是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四要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引导和鼓励他们到基层建功立业，这是一个“人口红利”的宝藏。

投资于教育和健康。劳动者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是获取“人口红利”、建立人力资本的重要条件。我省人均受教育年限不高，人口素质与产业升级不相适应等问题仍较突出。一些传染性、突发性疾病已经对人口安全构成了威胁，就医难的问题也较突出。将公共财政优先投资于教育和健康，既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必然要求，也有“人口红利”期本身带来的发展机遇。以教育为例，随着受抚养少儿人口的减少，为教育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创造了条件，特别是为实施农村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减轻了压力，为逐步走向普及高中教育、发展大学教育提供了可能。因此，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尽快实现两大基本目标：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同时，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尽其才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积极构建养老体系。在“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前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也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机遇。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做准备。我省“人口机会窗口”大约在2029年前后关闭，留给我们应对的时间也就是20来年。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与保障体系，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做好准备，已成为事关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现实问题。因此建议：要加快建立城乡养老保障制度，对城镇主要是完善，对农村则需要加快探索建立。“人口红利”的形成，计划生育家庭功不可没。因而在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时，应当首先惠及计划生育家庭，比如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扶助制度等，都是具有养老保障性质的“德政善举”；要大力发展老年福利事业，由政府投入建设一批综合性老年活动场所和设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社会福利领域，逐步形成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骨干的老年福利体系。

第3篇：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 压缩型工业化国家；人口红利：中间技术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4-0035-05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落实，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将更加严重，中国就业压力将进入新的高峰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失业与环保、社会稳定、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以更加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对改革、稳定和发展形成巨大压力。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以张坤为代表的学者率先提出中国经济存在“压缩型”特征［1］，这种特点表现在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层面，对中国人口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1 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一般特征

联合国开发署环境专家D・O・Conner指出，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工业化，在东亚国家却只花了数十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显著缩短，这种缩短的工业化被有关专家称为“压缩型工业化”［1］。压缩型经济社会典型特征是工业化进程超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转变，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问题复杂。

1．1 工业实行“跨越式”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大

工业的快速崛起是“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在工业突然而快速地替代农业，与“非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相比，缺乏自然成熟的过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自18世纪开始，到 21世纪仍处于工业信息化阶段，而工业后进国［2］则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如韩国1965年的GDP中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5％，1990年已迅速上升到了45％，同期农业部门在GDP中的比值从39％下降到9％；我国自50年代开始工业化，到2005年，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20．9％上升到47．3％，与此同时，农业总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50％左右下降到12．4%

1．2 人口膨胀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工业发展初期，经济快速增长和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人口出生率急剧上升，随着世界工业朝着自动化、信息化方向的发展，工业产业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而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使就业与失业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以我国为例，从1952-199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超过10‰，总人口从57 482万人激增到130 756万人(2005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导致就业问题出现。从“九五”期间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出现失衡，下岗失业人口大幅上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进入“十五”，就业与失业问题更为突出，不仅总量供求失衡，而且结构失衡。

1．3 人口增长结构演变历程缩短

从东亚人口发展史上看，后进工业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所经历的时间仅为发达国家的1／3。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标志着我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根据联合国(2002)预测［3］，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从10％增至20％，各国所用年数为：中国20年(2017-2037)；日本23年(1984-2007)：德国61年(1951-2012)：美国57年(1978-2028)。

2 压缩型工业社会的“人口红利”特点

2．1 “人口红利型”经济期的缩短

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口红利”期出现的时间与工业化进程大致相同，持续时间为100年左右。由于后进工业国家经济增长“追赶效应”作用，人口急剧膨胀，“人口红利”期迅速到来，持续时间缩短。以我国为例，由于政策和社会因素，在经历20世纪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后，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最多持续60年(见表1)，而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在60年内完成工业化过程尚不可知。人口抚养系数［5］在短期内赶超发达工业国家。如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抚养系数比为0．7～0．8，到2000年，抚养系数比降低到0．6左右，同期发达国家人口抚养系数比仅下降了0．039，基本稳定在0．55左右。人口结构的黄金时期也被“缩短”，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减少，经济发展必定受阻。

2．2 “压缩型”工业化与“人口红利”期的交织

“压缩型”工业化带来的人口老龄化负效应将使社会总储蓄开始减少，继而总投资下降，通过乘数作用影响经济持续发展，同时，人口抚养比上升、劳动力资源开始减少、日益庞大的养老金使政府开支增加。

显然进入老龄化社会需要一定的“社会积蓄”才能支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费用”。因此，经过充分工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都较为富裕，如英国等发达国家从成年型社会向老年型社会转变用了80年，同期人均CDP为5 000～10 000美元，而后进工业化国家完成这种转变只用了发达国家1／3的时间，我国完成这种转变用了大约20年，人均CDP只有1 000美元左右。这种“未富先老”正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所独有的。

工业化后进国家的“追赶效应”和“结构效应”使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节奏快、社会转型幅度大、经济畸形发展，致使在“人口红利”期内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获得“人口红利”，相反却出现了“压缩型”综合性的问题：自然新增劳动力+城镇失业劳动力+城镇化带来的农业劳动力，与产业结构改变、城镇化和因过快工业化导致的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后进工业化国家独特的人口特点，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人口红利”将迅速转变为“人口负担”。

2．3 人口“红利”中存在泡沫现象

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社会要享有“红利”还需要与本国劳动力资源相匹配适合的制度环境、政策措施、人文环境和足够的工作岗位等，这些条件和“人口红利”一起构成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源泉。

大多数后进工业化国家为了尽早获得“人口红利”，在工业化起步阶段鼓励生育，如战后日本人口在1947-1949年出现了持续三年的生育高峰期。这三年共出生约806万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3．2％猛增至33％～34．3％，我国在1952年人口出生率高达37％。同时各国政府大力发展教育，1990年，日本大学毛入学率为29．6％，2003年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47．7％，同期韩国大学毛入学率从386％上升到77．6％，新加坡从18．6％上升到48．3％，中国从3．0％上升到7．5%［6］，到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但当我们考察教育科研经费的投入时却发现，从1990-2005年，尽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3 951．59亿元，增长了5倍多，但是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全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从2002年最高点3．32％下降到2005年的2．16％，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占GDP 4％的水平，这种急于求成的教育发展模式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低下和教育层次的单一化。同时，由于后进工业国急于实现产业现代化，是知识技术引进的主要国家，急需技术创新，导致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而本土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要求实用性中档人才，这种多样化的需求与本国单一的人力资源素质不相匹配，导致大部分劳动力资源没有形成与本国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出现了“人口红利”泡沫。

2．4 长期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存在使实际抚养系数高于理论数据

实际抚养系数计算公式中分子为0～15岁幼儿和65岁以上老人，该公式暗含的前提条件是充分就业。只有当社会自然失业率低于6％时，理论抚养系数才与实际相符。但当大量失业劳动力存在时，被抚养人口就不仅仅限于少儿和老人了。另一方面，后进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出生缺陷人口居高不下的问题，目前，我国每年有80万～120万的出生缺陷婴儿，15年后，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先天性缺陷人口也要从系数公式的分母中扣除，这时实际抚养系数往往要高于理论抚养系数(见表2)。

3 人口红利压缩的后果―大量持续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

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正是获取人口红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可以通过生产和消费行为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因此，人口基数大不应该是导致失业的直接原因，只有当它同不合适的产业结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出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现象。孤立地判断人口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不科学的，只有将他们纳入一个系统之内来考察，这样的判断才有意义。由于人口总量是既定现实，界定人口与产业是否适应就涉及到重新判断发展中国家现行产业是否适应人口的问题。

以我国为例，我国属于压缩型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在5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这种转变是部分和不均衡的)只用了几十年时间［8］，就业形势也相应发生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经过一个短期的就业高峰，从1997年开始失业率开始进入风险区，并一直持续居高不下。对这个问题本文的理解是现行产业结构和我国的人口特征不相适应。

3．1 现代化的产业结构要求与劳动力现代科学素质［9］普遍低下不相适应

在国际产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后进工业国家也顺应潮流，大力发展自动化、信息化工业，一方面提高了本国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显示出后进工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后进工业化国家处于国际产业转移的低端，劳动力素质低下，基本上没有能力为本国要求现代化的企业提供必须的高技术产品，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发挥生产，相反，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和大量人口的存在为发达国家的生产性产品和消费性产品提供了市场。因此，就业压力、人口红利期缩短、人口泡沫等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劳动力供大于求，总量失衡，实际上是“赶超型”工业化过程中，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太快、太陡，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源支撑造成的。

3．2 生产性消费的盲目跟进

在自动化、资本化、信息化的全球性的呼声中，大部分学者一致推崇通过技术和资本投入带动经济增长，于是几乎各行各业开始千方百计地争取项目、更新设备，期望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通过解雇员工、增加投入来达到改资本广化为资本深化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种生产性高消费导致大量劳动力富余，一方面，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使就业结构发生转变，一部分岗位永久性地消失；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产品的生产知识含量较高，需要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技术人员，而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就业结构无法及时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不是在大量吸纳劳动力而是开始饱和吐出劳动力，第三产业缓慢增长的就业机会，难以容纳同时来自农业和工业外溢的劳动力。生产性的消费向发达国家产业盲目跟进导致了各产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直线下降。

3．3 对西方理论的“非本土化”借用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全球化趋势，但是实现这种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应该因国而异。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替代劳动力所获得的巨大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后进国家希望通过模仿他们的发展模式达到本国经济的腾飞，甚至用急进的方式企图将“失去的工业化时间”抓回来。因此，相应出现了一批介绍和推崇西方理论的学者和官员。但是，引介理论首先要理解理论，而要对西方理论进行充分的理解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其出现时的社会整体背景。

早期工业化国家进行技术创新的背景是：①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生产能力低下，工匠们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弥补劳动力资源的不足；②技术创新路径自下而上，是自发创新，没有行政干预；③具有“欧洲特色”的科举制度是技术创新的制度背景。工业革命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文化鼎盛时期，由于欧亚文化和生产力水平相差太远，欧洲社会无法直接模仿借用类似中国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只能通过手工艺创新来达到快速从学徒“升级”到业主的目的，因此，工艺技术创新成为手工作坊的生存之道，之后的工业革命在此基础上展开；④自由、开放的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宏观经济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人文背景与西欧大相径庭，如果只重视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忽视技术的同化和吸收，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假设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按照其价值定义为“一千英镑”技术，把发展中国家的本地技术定义为“一英镑”技术［10］，如果发展中国家贸然引进“一千英镑”技术会给本地的“一英镑”技术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基础和国情，“一千英镑”技术不能马上被当地经济消化和吸收，大量劳动力失业和经济增长放缓将在一段时间里存在，社会稳定将受到威胁。

4 通过产业结构创新解决人口问题

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早期工业化国家分阶段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同步爆发，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多而且盘根错节、相互交织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而且与本国国情结合形成各具特色的“问题团”，现有的国外理论难以有效解决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要使经济和社会持续地发展，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以我国为例，可以尝试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发展道路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

4．1 明确本国国情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基数大、国民现代科学素质普遍低下、地区发展不平衡、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为早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通过学习和模仿西方经济发展方式和管理制度，实行了大规模的产业自动化，用机器代替人力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产量，并将这种方式广泛地推广到工厂和农村，这一方面使我国在短期内经济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另一方面导致社会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低下，继而影响自动化的最初目的―经济增长，同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存在又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4．2 构建包含国家专有要素的本土经济学

我国失业理论的发展代表了后进国家学界“洋为我用”的觉醒历程，特别是后两种模式正是立足于我国实际、反思西方理论、独立思考后的结果，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有这样一种思维惯性：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路径，考察我国实际经济社会中存在却相悖于他国发展路径的“不当之处”，给予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看似有道理却难以实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面临的问题。经济和人口理论的作用在于为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其中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是主体，理论、政策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而不是通过改良社会去适应理论，然后按照理论设计进入另一发展模式。这里并不反对借用他国发展模式，但是首先应该选择真正适合本国的模式，且在实施前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去伪存真，选择其中与本国国情相融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对理论进行创新性的完善。

4.3 创新型产业模式为人口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

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创新理论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关键在于政府和学界思维方式的改变，对国际经典理论不迷信不盲从，采取审慎的态度对待“舶来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创建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

以人口问题为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失业等方面，走入了因果倒置的误区，从根本上讲失业、人口数量、人口质量等问题是相对存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偏离本国国情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人口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研究不应继续纠缠于问题的表象，而应该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如失业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当国民整体经济社会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全面盲目自动化，忽视了我国人口众多、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特点，无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舍本逐末，花费有限的资金外购昂贵的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力，导致失业现象大量存在，而且由于这种结构性失业是外生因素(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引起的，与早期工业化国家不同，很难在短期内通过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容纳失业人群(产业国际自由转移与劳动力要素的不能自由流动造成这一问题)，即“一千英镑”技术摧毁了“一英镑”技术，经济和人口问题以扭曲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有建立适合本国的中间技术产业，即“一百英镑”技术型产业才能充分利用本国充裕的劳动力，使经济真正获得“人口红利”。这种中间技术型产业可以将科技含量高的“一千英镑”技术分解为若干能适应本地产业、本地技术和本土教育水平的新型“一百英镑”产业，这种新型产业一方面提高了本地“一英镑”技术型产业的技术含金量，帮助提升国内经济和技术水平，使发展中国家尽快与世界经济接轨：另一方面，大量中间技术产业的存在能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使社会能平稳地渡过产业结构转型期，使发展中国家延长“人口红利期”，充分享受经济与人口发展带来的福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张坤．推行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复合型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A］．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论文集［C］．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32．［Zhang Kun Recycle economy style is the essential way to solve our countries’ composite environmental problem ［A］．Zhang Kun Recycle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papers［C］．Beijing：The environment and science press，2005：32．］

［2］ 胡鞍钢.国情与发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5：74．［Hu Angang National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M］．Beijing：The university of Tsinghua Press，2006，5：74．］

［3］ 王文军，李蜀庆．建立循环经济解决压缩型工业化社会中的环境问题［J］．中国工业经济，2005，(9)．［Wang Wenjun，Li Shuqing．Develop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to Solve the Environment Issue in the Condensation Model Industrialization Society［J］．Chinese industrial economy，2005，(9)．］

［4］ 蔡防，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1991，(10).［Cai Fang，Wang Dewen.China's sustainable economy increase versus the labor’s contribution［J］．Economy Research 1991，(10).］

［5］ 宋丰景．国内失业问题研究最新进展［J］．经济问题，2005，1［Song FengjingThe latest research on the unemployment in China［J］Economy Problem，2005，(1)］

［6］ 陈淮．我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主要指向［J］．中国劳动，2004，(5)．［Chen HuaiOur countries’main policy direction on the labor market［J］．China Labor，2004，(5)．］

［7］ 姚裕群，莫荣．中国城镇失业率为7％已进入风险区［J］．热点研究，2002，(10)．［Yao Yuqun，Mo Rong．China’s urban unemployment ratio has reach 7％,and is going to risk area now［J］Hot Research， 2002，(10).］

［8］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China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group. From a huge population country step into a strong human resources country［M］. Beijing：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3］

［9］ Kelley. Allen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88，126：1685～1728

第4篇：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河南民办教育 人口红利 人才红利

引言：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提到日程，我省的经济发展将有更大的潜力和优势，而这些优势中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我们的人口优势与受教育程度的矛盾。河南人口全国第一，但经济落后于沿海，受教育程度偏低。河南每十万人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数量为 6398 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中部六省中位列倒数第一，远远低于湖北的 9533 人与山西的 8721 人。

整体来讲，科技和商业贡献率低于沿海发达城市。低素质劳动力无法与经济增长所需的人力资本相匹配，成为河南省经济增长的一大“瓶颈”。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河南省人口红利的隐忧，未雨绸缪，重视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改善现有的人力资本结构，真正实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在此过程中，我省的民办高校在担任培养高技能人才，向社会输送更多高技能高素质人才，提高劳动力整体水平上，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为河南省人才红利的到来开创了很好的条件。

一、河南教育的基本情况

河南的教育经过多年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受经济、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河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全国仍处于落后状态，这极大地影响了河南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进而制约河南经济的发展。

二、河南省民办教育对“人才红利“形成的作用

现阶段，我省仅依赖公办教育来发展教育产业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其中既有因国有资源规模的限制，也有因教育公益性的办学方向限制，但最根本的制约因素，是公办教育体制与开发教育产业所必须的市场化要求难以相互适应。由于民办教育更适应市场化的要求，所以民办教育对教育产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民办教育是“穷国办教育的必经之路，可以说民办高校承担了一定的责任，也承担了一定的社会义务，既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多样化的需求，也在深化高等教育教学体制的改革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发展民办教育是缓解教育供给落后于教育需求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民办教育的发展，就起到了动员、组织、利用社会闲置教育资源的作用，使原来闲置的教育资源转化为增量教育供给。在推动经济增长的意义上，民办教育的发展不仅是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而且是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重新整合与配置。

（二）民办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多方面人才，进而提高社会就业率，推动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理论的进步使人们认识到，教育与再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经济适用人才、调整劳动力供需结构、缓解结构性失业的根本途径。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技术创新的频率加快，新学科、新行业、新需求、新市场不断地出现，故而通过教育，缓解结构性失业，提高社会就业率的要求显得更为紧迫。

（三）民办教育的发展为改善我国的劳动力和人才结构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它可以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多元化、多层次办学，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从而通过调整劳动者供给结构，实现社会就业率的提高。如果我们把教育视作一个产业，则民办教育对社会就业率的提高就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民办教育的发展，扩大了教育产业的规模，不仅其本身就能提供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在民办教育发展的拉动下，也会在其它部门间接增加就业机会。

民办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它在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突破传统教育体系，在调整教育结构、改良教育内容、培养创新型人才各方面有所创新。民办教育在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可以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

三.加大民办教育改革力度，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1. 进一步解放思想，营造良好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氛围

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制定政策、落实政策的先导，是营造民办高等教育宽松的发展环境、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快速成长的关键。在人们传统的思维中，民办高等教育不能与公办高等教育同日而语。实事求是地讲，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正是由于这种差距的存在，才更要求我们对民办高等教育实施政策倾斜与扶持，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当前，我们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来认识民办高等教育在我省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其一，民办高等教育可以为社会培养大量人才，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应该大有作为。二，民办高等教育在传播文明、培养具有先进文化的建设者方面，与普通高等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三，民办高等教育和广大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在解决高等教育资源匾乏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良好的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已成为我省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对民办高等教育，求全责备的观念，树立主动服务和切实扶持的思想。为我省的人口红利深入彻底的转向人才红利作出贡献。

2.政府可以为民办高校提供一定的财政资助，促进其健康发展

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虽然以自筹经费为主，但政府也要给予不同形式的财政支持。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物品”，无论是公办大学还是民办大学，其所推动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文化繁荣等为全社会所共享，其培养的人才为整个社会服务。政府对不同学校的资助会有所区别，但因为是民办高校就不给予任何支持的观点是错误的。印度学者边拉克曾指出：国家不应放弃资助高等教育的责任，国家对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财政资助有助于推动、激励私人和社会团体的努力。因此，我们应该重视政府对民办高校的财政资助，通过贷款、免税、设立基金会等不同形式减轻民办高校的负担。

参考：

1.《河南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殷杰兰，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第5篇：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 转型问题 必然性

一、“人口红利”助燃东莞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东莞现象是中国经济改革大潮中一朵耀眼的奇葩,它富可敌省却倍受争议;它的财富和提供的机会吸引了成千万打工者的聚集。广西日报记者唐广生曾这样对东莞赞赏地描述:东莞“1985年9月撤县设市,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20年来经济以平均22%的速度快速增长,财政收入每年递增近30%,人均存款余额超过6.4万元。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100多年才能走完的路,成为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1988年东莞三来一补企业3420家,三资企业528家.而到了2007年末三来一补及三资企业达到了23074家,GDP达3000亿元,财政收入达539.54亿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025元,人口从不到200万人发展到今天的近1200万人,”就是对东莞发展模式持怀疑态度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李忠志对东莞发展不得不发的感叹。

出现这一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除了是东莞人抓住了世界,特别是香港,台湾企业转移的时机,筑巢引凤,依托区域位置的优势,以土地换投资的经济策略外,充分享受了中国近20年的人口红利也是东莞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

所谓“人口红利”主要是指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的一段时期。产生“人口红利”的原因在于,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死亡率往往先于出生率下降,从而造成人口在一段时期内高速增长,当出生率也下降到低水平后,人口会因高速增长期间出生者进入劳动年龄而形成一个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比较高的年龄构成,这样一种人口结构因为大大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被形象地比喻为人口所带来的一种“红利”。而且,相对于中国外向型经济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一事实,东莞几乎是享尽了全国的人口红利。极低的劳动成本极大地吸引了外资的眼球。庞大的劳动大军助燃了腾飞中的东莞经济。

二、“刘易斯拐点”突袭东莞经济

2004年东莞已经出现了民工荒,特别是2009年以后,民工荒已经严重影响了东莞经济的发展。而事实上与此同时,也正是人口学上“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出现的前后。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事实上,“十一五”期间,从总量看,2004年至2009年,是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将持续下降。这就是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将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一种相当长期的发展趋势性。尤其随着全国对外开放走向全方位、宽领域、纵深化发展,许多地方在承接国际大企业和新兴产业方面都各有所长,使得东莞独占全国人力资源的优势不复存在。东莞经济失去了人口红利的助燃剂。

三、东莞经济的特点使其受“刘易斯拐点”的冲击尤为严重

众所周知,东莞至今所引进的产业仍是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为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对整个产品的研发及定价几乎没有发言权,使得产业成长空间被动受到挤压,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差,未能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尤其在自主技术和自有品牌处于落后地位。这种产业特征意味着人力资源是企业竞争的重要筹码,失去了人口红利的支撑,就会出现大量类似于合俊鞋业倒闭的情况。因而东莞经济要再造辉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历史的一种必然选择。

四、东莞制造转型为东莞创造

其实,东莞市政府早对这种模式的隐患有足够清晰的认识。在1993年市政府的经济研究报告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下列论述:“展望未来,东莞将沿着产业升级的轨迹,不断地将产业结构推向更高次。我们将不断提高工业的科含量,大力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确立第三产的主导地位;巩固和提高农业的发水平,到2005东莞三大产业的比值将从1992年9:51:30变为4:28:68”。

但是转型是痛苦的,弄不好从腾笼换鸟变成鸟去笼空。事实上东莞从宏观上已经具备了产业转型的条件。正如暨南大学顾忠华先生所述:“区域经济总量绝对值的迅速扩张和相对值的高速增长,大大扩充了东莞市的经济实力。按照S・库兹涅茨和H・钱纳里等人对实现工业化的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标准来看,东莞己步入工业化后期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上,具备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

然而转型过程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为主导,政府手段为辅助的原则。同时特别要结合产业和金融的时代背景加以调节转型节奏,将转型阵痛降到最低点,维护社会的和谐,回归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我们欣喜地看到2010年东莞经济的转型已经初见曙光。

参考文献:

[1]唐广生:《舞好外向型龙头 从东莞20年经济发展得到的启示》2004.2.26《广西日报》

第6篇：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

论文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用工荒，用工机制

一、“刘易斯拐点”的显现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刘易斯拐点”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讨论“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一般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后来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在2009年以前，我国劳动力供应总体上一直源源不断，市场基本处于无穷供给的状态，但进入2009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情况的不断回暖，形势发生急转，尤其我国四大劳动力密集产业部门如机械制造业、纺织业、电子和酒店服务业的用工开始出现紧张起来，很多企业正经历着持续的开工不足的用工难题，并且影响范围已经由地方性波及到全国，这似乎预示着我国劳动力供应过程中“刘易斯拐点”开始显现。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 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人口红利是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用工荒，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严格来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一种“人口红利”。但最早实现人口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年，结束于1990~1995年，持续了60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中60岁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60岁人口比例10%），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速度越来越快，预计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我国，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但由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剧，人口红利正逐渐缩减直至消失，而 “用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二、“刘易斯拐点”对旅游酒店行业用工的影响表现

1.招工难和留人难并存。截止到2009年，全国共有星级饭店14237家，拥有客房167.35万间，而2010年预计星级饭店的客房数量将达到180万间，酒店从业人员的数量需求也将突破270万。但实际上，截止2009年我国酒店从业人员的数量一直徘徊在170万左右，每年我国酒店的用工缺口都在50万-80万左右，最近随着我国电子、纺织、制造业的对用工的强劲需求，更加剧了酒店的招工困难。另外一个突出表现是酒店行业与金融危机之前相比更难留住人才，据中调网调查，2009年我国半数以上星级酒店的员工的流失率已经达到45%，而酒店正常的员工流失率应该在6%-20%之间，这就造成很多酒店常年都在疲于招聘员工论文格式范文。

2.从发生频率上看，酒店行业的用工荒由阶段性正转变为常态化。众所周知，酒店业务淡旺季非常分明，酒店为了降低成本，正式在编的员工人数很少，因此以前我国酒店行业用工荒主要表现为季节性和阶段性，即每年重要节日前后以及节事活动期间，用工荒问题表现特别突出。但是进入2009年以后，酒店行业的用工局面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用工紧张已经出现了常态化，不再分淡旺季或特定某个时期，主要原因随着电子和制造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用工荒，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务工人员不用再背井离乡了，在家门口都能找工作环境和薪酬待遇比酒店行业更具优势的的工作，从而造成了可从事酒店服务业的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大幅减少，因而酒店用工问题会持续紧张。

3.从发生范围上来看，我国旅游酒店业用工已经由局部的用工荒转向了全国性的大范围的用工荒。过去，酒店行业用工荒主要集中于旅游业较发达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以及广东、福建、江苏和浙江等地区，并且用工紧张程度在不同档次和类型的酒店中表现是不一样。但是2009年经济回暖之后，我国旅游酒店行业用工紧张已经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波及到全国，即使在中西部地区和一些三四线城市，用工紧张程度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笔者对2010年全国酒店行业用工统计，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除西藏自治区情况稍好一些外，都大范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酒店行业用工荒，尤其一些中西部的重要的旅游城市，影响程度更加严重一些。

4.从影响结果来看，酒店的可持续性经营受到严重威胁。刘易斯拐点的显现效应通过影响酒店行业的用工直至全方面影响酒店的正常经营活动。中国计划生育实施于上世纪80年代，如今独生子女已经成为就业人口的主力军，在吃穿不愁的环境下长大的80、90后已经远远不满足于1000-2000元的工资，在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低于2000元的月收入在沿海城市甚至可以成为贫困人群。酒店的基层服务人员从城市人口，转向农村人群和内地欠发达地区，而且还普遍招不到人。作为酒店经营者，应该好好考虑中国的酒店业是否还是能够采取劳动力密集的形式继续生存下去了。

三、创新酒店行业用工机制积极应对用工荒

1.创新用工制度，尊重员工权利，改善薪酬待遇。酒店行业“用工荒”从侧面反映了用工的权利长期受到漠视，造成招工难和离职潮，实际是一种“权利荒”。我国《劳动合同法》从2008年初颁布至今到3年，而《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也出台了两年有余，但是这些法规条例到了企业层面还没有真正落实到位。因此，在酒店规章制度应该与劳动法规同步实施，对原有《劳动合同》进行清理，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按法律有关规定，及时与相关人员续签《劳动合同》。在合同期限上，以1—3年为一个合同期限，形成阶梯型合同时限，避免同步到期，集中离店造成的短期劳动力紧张状况，同时也延缓无固定期限合同生成的周期。在当前劳动力供需矛盾突出的形势下，较好地稳定了员工队伍，并为下一步员工有序流动打下了一定基础。另外用工荒，合理安排员工年休假，改善员工薪酬待遇水平，饭店管理层从饭店实际出发，强化员工休假意识，建议将年休假安排放权给各部门，要求各部门根据经营情况，利用营业淡季，灵活安排员工年休假。

2.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对酒店业务流程进行再造（BPR），使酒店的业务流程更加人性化和简约化。这样不但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减轻员工工作负担和强度，从而降低酒店员工的流失率。目前我国很多星级酒店的业务流程还是因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管理模式设计，没有充分融合现代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最典型的是国外酒店目前普遍实行的收益管理系统和服务外包的经营模式在我国很多酒店还处于探索阶段。以收益管理为核心的运营模式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主导，以收益为目标，对业务流程进行精简裁撤，实现员工一岗多能，降低运营成本，提高顾客的满意度。而服务外包则是把酒店相对繁琐、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业务如公共区域清洁、日常清扫和餐具、衣物洗涤等外包给社区专业机构，酒店只做专业性比较强的核心业务。经过重新设计的业务流程更加强调信息化和人性化，员工也更有成就感论文格式范文。

3.加强员工长期职业生涯规划，注重交叉培训。员工职业生涯规划酒店应该为每一位员工设计其职业发展规划，尤其是对大中专毕业生等高素质人才的职业发展要有一套明确的规划方案，使其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目前我国毕业的旅游大中专毕业生数量接近30万人，同时每年还有30万左右旅游专业在校实习生，如果这些半数以上毕业生能够选择酒店行业，不但能提升酒店员工素质，而且极大的缓解用工紧张的问题。在招聘时，酒店选择有潜质并热爱酒店工作的旅游毕业生，按照其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制订职业生涯规划，经过一段时间的基层锻炼，达到了特定的指标并通过评审，可以获得晋升。这样，酒店行业必将受到旅游毕业生青睐。交叉培训是一种员工通过接受额外服务技巧的培训来满足不止一个工作岗位需要的培训方式，现已被越来越多的西方酒店作为保持人员素质优势、提高服务质量及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实施交叉培训有助于酒店更加有效的控制成本，在旅游旺季业务量突增或员工生病、休假以及顾客额外需求导致酒店内部出现工作缺位时能够及时弥补，同时还可以降低员工的跳槽率。

4.在旅游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建立校企合作培训交流机制，旅游院校可以为旅游酒店提供人才输出和管理咨询，酒店方可以为旅游院校提供实习基地和专业实践课程指导，从而达到“双赢”。我国旅游院校再也不能关起门来办教育了，应该邀请酒店方参与专业目标的定位和课程设置用工荒，使得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更加适销对路；酒店企业应该主动和旅游学院进行交流合作，通过建立实习基地的合作形式定期接纳一定数量合作院校的实习生，不但可以缓解旺季时候的用工紧张的问题，同时也为酒店未来的发展储备了一定数量的专业人才，保证酒店用工的可持续性。

5.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营造人性化的工作环境。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良好的企业文化激发企业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精神源泉，有助于塑造人性化的工作氛围，这样既能有效降低员工流失率，还能提高酒店企业对求职者的吸引力。企业文化是以价值为核心，以知识为基础，以事业为共同追求，以职业道德、相关法令、制度和政策为导向的全体职工和企业领导的长期共识。酒店在塑造企业文化时，一要注重兼容性，能吸收和接纳不同酒店管理模式的精髓，容忍员工个性上的缺陷和不足；二是加强学习性，建立学习型组织架构，并创造新的经营管理与服务理念；三是强调战略性，注重酒店服务的长期效应，增强员工危机感。另外，酒店管理者应把员工当顾客，主动解决员工的困难和要求，使员工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都能感受到酒店的温暖。

[参考文献]

[1]威廉·阿瑟·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J].曼彻斯特学报，1954，(2).

[2]梁伟.人口红利面临衰竭我国或步入人口负债期[N].上海证券报.2009-12-11(2).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2009年中国星级饭店统计公报[EB/OL]. cnta.com/html/zh/index.html，2010-10-07.

第7篇：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关系

人口年龄结构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来实现，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劳动力供给充足且相对的抚养负担较轻，人口的生产性能力增强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一、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和类型

（一）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

据1985-2014年数据显示，黑龙江省0-14岁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下降，人口数量从1053.8万人下降至449.2万人，下降604.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从31.4%降至11.7%，下降19.7个百分点；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比重呈上升状态，人口数量从2175.1万人上升至2998.2万人，增长823.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从64.8%上升至78.2%；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和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人口数量从128万人上升至385.6万人，人口增长257.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从3.8%上升至10.1%，增幅6.3个百分点。

根据不同年龄组的人口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人口年龄结构可以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见下表1。黑龙江省年龄结构数据自1990年开始统计，从现有数据看，90年代初，黑龙江省老少比和年龄中位数刚刚进入成年型结构；90年代中期已是完全的成年型结构；2000年以后，人口年龄结构已进入老年型结构。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较快，0-14岁人口逐年缩减，中青年是主要的生产力，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缺乏发展后劲。

（二）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特点

1.劳动力供给潜力呈现下降趋势

劳动力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情况。劳动力在数量上的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对经济增长也产生着影响。衡量劳动力供给潜力主要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为指标。据1985-2014年数据显示，黑龙江省劳动年龄人口从1985年的2175.1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2998.2万人，年均增长1.1%，较同期总人口增速高0.6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在2011年出现转折，增长率由正转负，现已连续4年负增长，2014年增速降为-0.9%。由此可见，黑龙江省劳动力资源在缩减。

2.社会抚养负担较重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非劳动年龄人口（0-14岁和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较大，则该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抚养负担较重，人口的生产能力就相对较弱。由于抚养少年人口和赡养老年人口所需的社会资源不同，所以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也不同。少年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成为劳动年龄人口，社会负担较轻。而老年人口则不同，老年人口对消费和医疗服务等服务的需求较大，所以对社会的负担较大。总结各国研究结论：抚养一位老人的平均费用是儿童费用的1-5至2倍。

见下图，1985-2014年，黑龙江省总人口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整体上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少儿抚养比下降是总抚养比下降的主要原因。老年抚养比呈现逐年上升的状态，近几年上升速度有所加快，带动总人口抚养比随之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有可能与少儿抚养比交汇后向上增长，进而超过少儿抚养比。尽管黑龙江省少儿抚养比下降幅度较大，但鉴于抚养成本的较大差距，社会抚养费用的支出将会随着老年抚养比的提高而增加，挤占经济发展的资源，给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沉重负担。

3.人口老龄化进程较快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于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6%，是老龄化社会的开端，比全国老龄化社会晚5年。

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从5%提高到7%，一般要经历50-80年，而黑龙江省仅用1996-2005年短短的9年时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就从5-2%提高到了7.6%，2005-2014年又一个9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7.6%提高到了10.1%，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非常惊人。黑龙江省老龄化程度加剧，对地区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人口压力将成为未来经济上行的一大障碍。

4.存在虚假的人口红利

目前，对于人口红利的判定多以总人口抚养比为标准，但这种标准忽略了总抚养比内部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结构关系。因此本文采用车士义对人口红利的界定标准，以总人口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标准衡量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状况，即以总人口抚养比小于或等于50%、老年抚养比f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于10%，界定为“真正的人口红利”，总人口抚养比小于或等于50%，老龄化率高于10%，则为“虚假的人口红利”。

根据所能掌握的数据，1985年，黑龙江省人口处于盈亏平衡状态，不存在人口红利；1986-2006年，是黑龙江省人口红利期，红利状态在5年间从人口微利过渡到人口高利，90年代以后进入人口暴利状态；2007-2014年，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老年抚养比超过10%，虽处于人口暴利状态，但其中存在虚假的人口红利。

二、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劳动年龄人口是15-64岁的所有人口，不论其是否参与了经济活动，只能将其视为潜在的劳动力资源。真正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人口是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人口，即实际就业人员。因此，本文选择实际就业人员作为劳动力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金投入，与经济增长一起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以此说明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为保证模型的客观性和合理性，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计算可比价格。由于黑龙江省就业人员数据仅统计到2013年，因此模型截取1990-2013年数据进行分析。假设黑龙江省1990-2013年间经济总产出符合如下模型：

Y=AL・K

Y-经济总产出，用黑龙江省GDP表示；L-劳动力，用黑龙江省就业人员年末人数表示；K-资本，用黑龙江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a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B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两边求对数得出以下模型：

LnY=lnA+alnL+BlnK

运用Eviews7，2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模型结果为：

LnY=-32.8242+5.0454lnL+0.5039lnK

对该模型的各项系数进行检验，R2为0.9454，说明方程拟合度较好。F为182.0057，说明该对数方程总体的线性关系显著，且各个自变量的显著性也较高，回归结果显著。由此得出黑龙江省1990-2013年的科布道格拉斯函数为：

Y=2.718-32.8242L5.0454K0.5039

模型结论显示，1990-2013年黑龙江省的劳动投入产出弹性为5.0454，说明黑龙江省投入一个单位的劳动，将拉动经济总产出增加5.0454个单位；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5039，说明投入一个单位的资本，能拉动经济总产出增加0.5039个单位。由此可见，黑龙江省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远远高于资本的产出弹性，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

结合黑龙江省实际的经济发展状况，1990年以来，黑龙江省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就业人员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始终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由此可以判断，近20多年黑龙江省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产出弹性相对较小的资本投入在拉动，劳动投入对经济的拉动不足。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增加劳动投入或将对黑龙江省经济复苏带来较大助益。

三、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重视劳动力资源外流问题

多年以来，黑龙江省改革的重点多放在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增加投资等方面，劳动力的投入被默认是充沛的。然而鉴于以上的分析结论，黑龙江省劳动力供给状况不容乐观，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导致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低出生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流出。针对出生率低的状况，人口政策已经做出改变，从单独二孩改为全面放开二孩，部分地区允许生育第三个孩子。就目前看，生育政策的改变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并不显著。而且，新生儿的增加只是扩大人口基数，并不能增加近期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因此，为确保黑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就必须积极应对劳动力资源外流问题。

（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人口流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利益驱动，提高居民收入是吸引劳动力资源的有效手段。根据黑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等因素，应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以本省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参照全国及其他省份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和增加居民工资水平，使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同时，积极研究部分行业最低工资标准，探索建立最低工资标准评估机制，如针对森工、农垦和煤炭三大行业人均收入低等问题，积极争取国家加大投入，逐步实现三大行业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还要根据经济变化的实际情况及时建立完善各项临时补贴制度，确保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稳定和贫富差距的逐步缩小。

（三）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就业环境和就业岗位的多少也是吸引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手段。黑龙江省在指定就业政策时，不能忽略就业环境的改善问题。在保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吸纳就业人员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发挥第三产业在创造就业岗位方面的作用，努力开发社区就业岗位，鼓励多种多样的就业形式。要在高科技产业集中区打造人才高地，用政策吸引人才，用情感留住人才，用科研激励人才，通过资金投入、环境改善、人才培养等措施把高素质人才吸引到开发区来，实现人口集聚，以此带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第8篇：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老龄化；中国经济；劳动力短缺

截止2015年12月，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22亿，占到总人口的16.1%，根据联合国关于老龄化社会的定义：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我国目前已完全步入老龄化时代。据联合国预测，到203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突破20%，2049年将突破30%。尽管已经开放了二孩政策，但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将依然长期存在。我国人口众多，经济体制复杂，老龄化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下面，笔者用简单的经济学理论，谈一谈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从供给需求看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下降，当年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也下降了0.6个百分点。到2015年，当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8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0.7个百分点，至66.3%，中国劳动力减少正呈加速态势。

从供给角度来看，劳动力短缺将导致我国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下滑。假设在2022年，我国总劳动力是8亿，劳动力每年减少1000万，中国产出的劳动力弹性是0.5，即意味着我国劳动力的增长率为-1.25%，潜在产出的增长率将下降0.6个百分点。从需求角度来看，由于老年人预期收入较低以及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特点，为确保基本的生活保障，大部分老年人将控制自己的消费需求，导致社会总消费需求减少，消费增长乏力。因此，老龄化将同时造成市场供给和需求的不足，经济增长得到抑制，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形成L型增长曲线。

（二）其他方面影响

1、技术创新减缓。老龄化社会产生的同时，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也会变化，劳动力中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引起技术进步率下滑。

2、工资、物价上涨。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导致工资加速上涨，引发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物价也将大幅度上涨。

3、资本积累下降。老年人比例的增加，引起全社会医疗支出的增加，导致全社会储蓄率的下降，全社会储蓄减少，资本增长率就将下降。

4、养老金缺口的压力。据统计，截止2015年，我国养老金亏空已达到3000亿人民币，而且数字还在逐年扩大，给国家资产负债表带来一定压力。

5、房价下降。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和年轻人绝对数量的减少，将导致住房刚性需求下降，对房价预期产生影响，最终导致房价下降。

二、影响分析――不会产生灾难性影响

（一）“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

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即“人口红利”。因此，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引发了人们对增长速度的担忧。事实上，除“人口红利”之外，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还有三个重要原因：全球化红利、改革红利和低收入向高收入的自然增长。可以预见的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这三个条件将依然存在。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会给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

（二）对劳动力供求情况的影响

今年一季度，全国用人单位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减少了22.9万人和0.5万人，需求人数下降速率超过求职人数，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7，我国劳动力市场需求略大于供给。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将从低边际生产率的第一产业转移到高边际生产率的二、三产业。另外，劳动力质量对劳动力数量的替代、机器对人的替代，也将部分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虽然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开始步入下行通道，但劳动力的需求也在相应减少，未来较长时期内，劳动力供给总体上仍然充足。

（三）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和生产率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尤以资本的贡献最为明显。高投资的资金来源，是高储蓄率，储蓄者多于消费者，有利于国民储蓄的增加。当前，尽管银行存款利率被人为压低，但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健全，股票等市场的投资风险仍然较大，居民的投资选择渠道进一步收窄，更倾向于将可支配收入存进国有银行，从而引起储蓄率升高。因此，我国的人口结构并非形成高储蓄率的根本原因，老龄化对资本积累和投资的影响作用有限。

（四）对养老金缺口的影响

尽管老龄化会加剧我国的养老金缺口，但我国政府依然拥有足够多的政策选择。当前，国家对养老金问题高度重视，没有置之不理、避而不谈，而是有序推进国企改革、延迟退休、养老金并轨等多项改革措施，养老金问题已经得到一定控制。在未来，更多的政府净资产、更高的居民储蓄率、更宽松的退休政策和更大的财政结构调整空间，将使我国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合适方法，来面对逐年提升的养老金需求，我国因为老龄化而陷入养老金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五）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有人认为，老龄化将会使得城镇的住房需求大幅度减少，我国将出现住房大量过剩的局面，进而导致房地产行业崩盘，实体经济崩溃。但事实上，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将持续存在，并且在未来30年内仍将处于相对旺盛的状态。因此，在2045年以前，老龄化将不会导致中国城镇住房需求崩溃。等到2045年，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变得有限，老龄化对城镇住房需求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将把城镇住房需求拉入下行通道。

三、老龄化的积极意义

在我们看到老龄化对我国经济产生温和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老龄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一些积极效应。第一，老龄化给低端制造业带来的“用工荒”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冲击，使低端制造业企业产生业绩下降的预期，反而能促使企业加强产品研发力度、强化品牌意识、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管理水平，通过提高企业竞争力来促进产业升级并倒逼经济转型。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有助于推进农业的机械化和大型化，从而进一步置换出劳动力，加速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第三，老龄化引起的低端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会推动我国收入偏低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增强，从而优化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改善民生。

从国家发展的规律来看，老龄化问题必将是我国未来时期内需要认真面对的科学性难题。日本的老龄化问题，催生了“银发经济”，直接影响了日本的产业布局。我们要多学习国外的相关经验，主动面对、科学分析、提前规划，为国家层面制定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同时号召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在新的人口结构特点中寻找改革发展的机会，把老龄化问题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 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白皮书，中国经营报，2016年

第9篇：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

国务院日前下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从今年开始在全国开展新农保试点工作,年底前覆盖全国10%的县(市、区、旗),到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

这一政策的出台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占中国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对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用再为养老发愁的广大人口将撬动庞大规模的养老产业。

据专家测算,全国1.59亿老年人口可牵动1万亿元规模的养老产业,但由于目前产品种类少、服务层次低等“软肋”,中国养老产业尚处于“沉睡”阶段,亟待激活。

国未富,民先老

2006年8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表明,中国老龄问题的社会压力日益增大,对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将产生深刻影响。

该规划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到2010年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2132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25%。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

通常,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中国在2005年这一比率达到了7.6%。实际上中国在2001年就已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从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47年,德国经过了40年,而日本只用了24年,速度之快非常惊人。根据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国将在2024年至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速度与日本大体相同。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当然,出生率下降不会马上与人口老龄化联系在一起。中国目前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15至65岁的“生产年龄人口”仍在增加。这一人口比率较高的国家,往往具有增长潜力。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从普遍经验来看,如果对人口结构问题应对得当,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为此就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吸纳年轻人的劳动力市场。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几乎实现了完全就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口红利的作用。

那么,中国会怎样呢?从人口构成来看,人口红利期始于1965年至1970年。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由于生产效率低下,1965年至1978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3.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劳动力人口将在2015年转为减少。日本的人口红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结束,而中国大陆也像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预计在2015年左右结束。

但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属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至1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足4000美元。换言之,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之前,人口红利就将结束。

中国所走的将是世界前所未有的“在低收入阶段进入老龄化”的道路。

养老产业商机巨大

北京太阳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裁朱凤泊认为,老龄人口的增多一方面会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会产生老龄的消费需求,比如对医疗、生活照料、老年住房的消费需求。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又会引发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迁,催生一个新的产业――老龄产业,而养老产业即老人在哪儿养老、如何养老等问题在整个老龄产业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除了市场的需求,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也是养老产业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随着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4-2-1”的家庭结构模式日渐成为了主流,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严峻的挑战。为了减轻儿女们的负担,让他们专心忙事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放弃了“养儿防老”的观念,开始选择住进养老院。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社会保障与产业研究室副主任麻凤利说,老年群体是“夕阳人群”,但养老产业却是“朝阳产业”。养老产业不仅指服装、拐杖等单个商品,还包括养老机构、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等多个方面。当前中国养老产业存在需求大、供给小;产品门类少、层次低等“软肋”,远不能满足老年群体消费需求。如美国专门生产老年用品的厂家有1000多家,一把老年人乘坐的轮椅就有上百种,中国则很少。

专家指出,养老产业是个龙头产业,不仅能够带动老年用品、餐饮、医疗、房地产等产业,而且对上下游产业如建筑、钢材、水泥、机械、彩电等行业具有显著的经济带动效应。仅以养老床位测算,按照国际通行的5%老年人需要进入机构养老标准,中国至少需要800多万张床位,而现在只有约250万张,缺口达550多万张。

目前全国各地公办养老院都出现了排队现象,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住进养老院的情况普遍存在。据悉,在上海某养老院,一些老人没等到床位就已去世了。

在政府的鼓励下和市场前景的吸引下,民办养老机构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有数字表明,北京市目前共有养老机构340家左右,其中民办的养老机构约有100家,仅在2005-2007年两年期间,民办养老院仅北京市朝阳区就新开了十多家。

据统计,以前民办养老院开业了5-6年,入住率才能达到70%-80%,但是现在开业两年,入住率就能达到70%-80%。

养老机构:政府管得多,服务得少

然而,中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却与老龄化进程加速、社会养老需求不断增长的形势不相适应,养老资源紧缺,服务水平低下,体制机制滞后等矛盾相当突出。

据浙江一位民办养老机构的负责人介绍,她创办的养老公寓是当地养老服务社会化的试点,但在创办过程中,最头疼的就是“婆婆太多”,受计划经济下几十年老习惯的影响,有些部门认为社会福利事业是政府的事,不可能社会化,怀疑企业参与这些事是“动机有问题”,因此处处设防。他们办起事来,就像唐僧取经一样,一家一家地跑,还常常碰壁。

不少民办养老机构都反映,作为民办福利机构,虽然国家政策表示要给予支持,但目前基层政府和部门管得多,服务得少。

据了解,目前大多数民办养老院还处于投资阶段,有的靠租用的民房仓库、对闲置房屋进行改建,存在环境差、设施陈旧简陋的问题。建筑设计不符合老年人生活习惯,如楼梯过陡过窄,或者只有单面扶手等,且往往因缺乏资金无力改建或因受场地限制难于扩建。另外,民办养老院的服务相对落后,整体管理水平较低,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由于护理人员缺乏,一个护理员往往服务七八个甚至十几个老人,使老人无法得到精心照料。

银行对养老机构不“感冒”

融资难亦是经营养老院的困难所在。由于养老产业具有前期投入多、成本回收慢、短期内很难盈利的特点,必然决定了投资商和银行对它不“感冒”。

据北京圣泽峰老年公寓院长杜士勇说,自己以前的积蓄是他经营养老院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而且这种局面直到5年以后才可能好转。因为像他们这样规模(占地面积30亩,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提供床位300张)的养老院,一般要经营5-6年才能盈利,目前他们的收入仅够支付员工的工资。

还有就是高风险和无保障。其风险主要是由他们所服务的特殊人群决定的,一般来讲,老年人具有骨质疏松、抵抗力和身体素质下降等特点,属于高危人群,在生活中容易发生意外。

所谓无保障,就是一旦老人出了问题将由谁负责或者说在哪种情况下谁承担什么责任,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据了解,养老机构目前还没有一个规范的合同文本,甚至在有些方面法律还存在着一些空白,有时遇到纠纷连律师都不知如何解决。

杜士勇说,有时老人纯属意外事故,但是养老院不得不承担起全部责任,而且这不仅仅是赔钱的问题,还会影响到养老院的声誉和评比,严重的还会被吊销营业执照。在高风险和无保障的重压下,经营养老院一定要小心谨慎、面面俱到。

从业人员缺乏是目前制约养老机构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按照发达国家的水平,养老机构床位数量占老年人口的比重最低应达到3%,如果能达到发达国家的下限,按照入住老人和护理人员3∶1计算,仅养老护理一项,中国就需要150万名护理人员,但是目前中国只有30万从业人员,其中只有2万人具有从业资格证。可见目前全国养老机构不仅从业人员严重缺乏,而且整个养老机构中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比较低。

养老机构拿地困难

此外,房价的上涨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养老机构的发展。

有关人士表示,过去养老机构得以发展,原因之一是在房价较低的时候抓住了机遇。但由于兴办养老福利机构是微利或无利行业,随着房价的不断提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养老福利事业越来越难。

2000年,上海新建桥企业集团董事长周星增计划收购南汇镇一家一直无法开业的养老院,结果遭到捐赠者的反对而流产。自此周星增的养老院计划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陷入了漫长的找地阶段”。

上海非常鼓励社会力量办养老院,但是有心大规模投资养老院的社会资本首先在拿地环节就遇到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