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艾滋病；流动人口；调查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1-6884-02

目前，艾滋病流行广泛，根据卫生部提供的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员按传播途径分类的数据显示[1]，性传播已成为主要传播途径，从事建筑、商业、服务等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人群，已成为艾滋病预防控制的重点人群。由于生活比较单调，是AIDS传播中的高危人群和传播桥梁，应当引起社会高度关注[2]。为了解流动人员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及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尤为重要，通过干预提高此类人群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及改变安全从而更好的防治艾滋病的传播与蔓延。于2011年6月――2012年8月对县城区域建筑工地和木业加工厂农民工进行了有关艾滋病防治知识、态度和高危行为的调查，现报告如下。1资料和方法

1.1对象2011年6月――2012年8月县城区域建筑工地和木业加工厂农民工701人。

1.2方法对流动人口采用统一设计的《健康调查问卷》进行面对面访谈，内容包括流动人口一般特征、流动史和流动形式、艾滋病相关知识及行为、艾滋病防治需求等；举办艾滋病防治知识讲座和设置宣传栏以及发放宣传单（册）；知晓率调查的题目为8题，只要答对其中的任何6题，即判断该份问卷属于正确知晓艾滋病知识。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比干预前知晓率≥5%；流动人口安全率比干预前安全套使用率≥5%；通过项目实施开展，对700名目标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同时开展HIV检测筛查，检测率≥70%；HIV检测发现的确证阳性者的配偶检测率≥75%（国家考核指标）；HIV检测发现的确证阳性者100%转介到抗病毒治疗点参与咨询。

1.3检测项目干预前问卷调查结束后，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采集血液标本检测艾滋病病毒抗体（抗-HIV）、梅毒、丙肝抗体（抗-HCV）。抗-HIV、抗-HCV、梅毒抗体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初筛试剂为，初筛阳性用试剂复检。

1.4数据统计及处理方法（包括计算公式）采用Epi Data软件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描述、卡方检验等统计分析。

知晓率%=（艾滋病知识知晓人数/调查总人数）×%

安全套使用率%=（安全套使用人数/调查总人数）×%

检测率%=（HIV检测人数/调查总人数）×%

阳性者配偶检测率=（HIV阳性配偶检测人数/HIV阳性配偶总人数）×%2结果

第2篇：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人口变化；基础教育；影响对策

【关 键 词】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5）06-0051-03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呈现出明显递的减趋势，人才支撑、科技进步与创新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科技、教育和人才优势是未来社会发展可依托的主要优势。

江苏省的经济总量多年来稳居全国前三，人口数量维持全国前五。随着国家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人口数量、年龄结构等全国性变化，江苏省的人口变化也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而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根基。根据人口发展趋势，分析人口变动对基础教育发展的影响，科学制定基础教育发展的重点和方向，合理配置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对江苏省教育的中长期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对我国其他省份根据人口变化适时调整教育规模机构，把握重点，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江苏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

（一）出生人口数量变化

“六普”数据显示，江苏2009年11月1日至2010年10月31日出生人口为68.5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8.71‰，处在较低出生水平。

图1是江苏1981年至2010年各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变化情况，从中可见，江苏出生人口在1980年代初呈下降趋势，1984年曾下降至64.09万的历史低谷。1984年之后进入新一轮出生高峰，持续7年出生人口增长，至1990年达到137.96万峰值，比1984年增长115.26%。1990年江苏出生人口数量又开始回落，至2000年降到66.01万，比1990年减少52.15%。经历了1980-2000年20年大起大落之后，21世纪以来，江苏出生人口总体呈平稳缓慢增长趋势，2010年出生人口75.89万，与2000年相比，10年增长14.97%。但2010年与1990年相比，出生人口仍减少44.99%。

（二）人口流动数量增加

江苏2010年11月1日流动人口（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下同）为1822.68万人，比2000年五普流动人口910万增加1倍；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12.46%上升到2010年的23.17%，即2010年江苏常住人口中有近1/4为流动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一直是中国流动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2010年流动人口占全国26139万流动人口的6.97%，高于常住人口占全国5.87%的比重；江苏2010年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也高于全国的19.51%。

江苏2010年“六普”登记的1822.68万流动人口中，省内流动人口为1084.75万人，占59.5%，比“五普”增加428.5万人，增长65.3%；外省流入人口737.93万人，占40.5%，比“五普”的253.69万人增加了484.24万人，增长190.88%，大大快于省内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

六普数据还显示，江苏户籍人口为7496.31万人，其中流出人口（外出半年以上人口）1397.54万，流出人口中的流出省内人口，即前面所说的省内流动人口为1084.75万人，其余312.79万流出人口应为流出省外人口，为外省流入人口737.93万人的42.39%。也就是说，江苏跨省流动人口中流入人口远远大于流出人口。

江苏省内流动人口以地市（指13个省辖市，下同）内流动为主，占64.9%，另外35.1%为地市间流动。地市间流动人口主要流向苏南，最多的依次是苏州、南京、无锡、常州，分别占全省地市间流动人口的29.8%、17.8%、16.7%、11.3%，四地市合计占3/4。

江苏流动人口与教育需求关系密切的人口特征主要有：（1）江苏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人口为主，15-39岁人口占62.9%。（2）江苏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农村（指户口登记地类型为乡或镇的村委会，下同），省内流动58.5%来自农村，省外流入人口87.2%来自农村。

（三）人口城市化加快

按照“六普”数据，全省城镇人口为4737.1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0.22%，其中市人口为3016.6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38.35%，镇人口为1720.5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21.87%。江苏“六普”城镇人口比重60.22%比全国平均水平49.68%高出10.54个百分点。

图2为江苏1990-2010年间市、镇、乡村人口数量变化，图3为江苏1990-2010年间市、镇、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变化，图中可见，市人口数和镇人口数都保持稳步增长，二者合计的城镇人口从1990年末的1458.94万增加到2010年末的4767.63，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1.6%上升到60.6%，是世所罕见的城市化速度。江苏已于2005年实现城镇人口超过常住人口的50%，比全国提前6年。与此同时，江苏乡村人口不仅占总人口比重从1990年末的78.5%降低到2010年末的39.4%，而且乡村人口绝对数也从5307.96万，减少到3101.71万。

江苏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人口城镇化存在明显差异。如表1所示，从城镇化水平上看，自南向北降低，但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苏南人口城镇化水平高达70.3%，已接近于发达国家当前的平均水平75%，与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71%相当。苏中城镇化水平略高于苏北，二者都刚刚超过50%，显著低于苏南。而从城镇化速度上看，目前是自南向北加快，城镇人口比重2010年比2000年在苏南提高10.7个百分点，苏中提高18.3个百分点，苏北提高20.3个百分点。

（四）人口性别结构变化

江苏六普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6.24，与五普的116.51很接近，略低于全国六普出生人口性别比118.06，仍高于人口统计学上的经验正常区间。表2是未来主要学龄人口的性别结构，可见在少年儿童人口中，男性要比女性多1/6。

二、人口变化对教育的主要影响

（一）出生人口数量变化对基础教育的影响

2000年以来江苏省的出生人口数量总体呈减少趋势，随着适龄女性生育意愿的持续下降，大的人口出生波动应该不会出现。基础教育从扩大教育规模为主转变为提高教育质量为主，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会受到社会民众日趋广泛和更加强烈的关注。因为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很多中小学，主要是农村地区的中小学以及城市老城区的普通中小学，规模将急剧萎缩，所以教育部从几年前就开始的撤并农村部分中小学的举措也是顺势而为，提高了学校的规模效益，当然由此而生的其他问题，如走读学生的交通安全、家庭接送子女而造成的经济负担、住宿学生的心理疏导等等应当引起重视。城市老城区的普通中小学如果不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引导下尽快提升教育质量的话，会逐渐受到民众的不满与抛弃，从而使附近的优质中小学变得更加炙手可热，择校矛盾愈发激烈。

（二）人口流动和人口城市化对基础教育发展的影响

区域内人口流动是区域内总人口的重新分布，同时也是学龄人口的重新分布，①这必然导致不同地方学龄人口规模和学龄人口密度的变化。跨区域人口流动则是人口流入区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江苏省流入人口已成为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大量外省农村人口流入江苏省域，省内人口流动主要流向苏南地区。而随着江苏省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对作为人口流出地的农村和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城镇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人口流动和人口城市化对江苏基础教育发展的影响主要有：第一，农村生源流出性减少，城市生源流入性增加，会造成基础教育的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之间的结构性失衡。第二，城市的流动学龄人口与户籍学龄人口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均等，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凸显。第三，相对落后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大量农村子弟将来要进城工作生活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

（三）人口性别结构变化对基础教育的影响

我国人口性别比在人口学界，包括在整个社会看来都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人口性别比2000年以来攀高不下，中小学男生比例远高于女生。另一方面，根据已有的研究和媒体报道，我国教育领域女生学业成绩远优于男生，不仅是在小学阶段（专家们通常认为女孩发育较早，小学阶段学业领先是正常现象），即使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凡是需要考试胜出的时候，女生往往占有较大优势。此外，我国男童的成长教育被批评为“柔和有余、刚强不足”，这当然和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但也应注意到，基础教育领域女性教师日趋偏多，学校为防范事故施行的多种约束性规矩条款等学校因素也是不利于男生阳刚性格的塑造。面对中小学日益增多的男童，对基础教育的师资结构、课程设置等等都需要做出适当调整。

三、对策建议

（一）科学规划教育布局，推进基础教育均等化

江苏人口总量趋于平稳，给教育实现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提供了契机。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学龄人口变动的年龄结构、地区分布特点和趋势，把握教育发展的时间差和结构差，及时调整基础教育的规模与结构。②同时，应着重推进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减小城乡间基础教育的差距，减小城市区域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的差距。在适时撤并农村学校的同时，注重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公共教育投资适当向农村地区、薄弱学校倾斜，重点促进义务教育在区域内的均衡发展。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决策要逐步透明化、民主化，接受民众、媒体的社会监督，逐渐促使基础教育的改进既能够让民众满意，也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关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

城市流动学龄人口与户籍常住学龄人口之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应当受到高度重视。教育部门应主动作为，携手人口计生部门，建立流动人口数据库，动态测算流动人口子女规模，③尤其是在城市开发区、城乡结合地带等流动人口密集居住的区域，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第二，倡导和支持民办教育，吸收民间资本，鼓励有资质、有爱心的人士和机构创办符合要求的幼儿园、中小学。方便流动人口的子女就近入学，尽可能地享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政府除对这些民办教育机构规范管理外，建议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招聘教师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第三，重视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教育。流动人口的子女相比户籍常住人口的子女，对所在城市缺乏地域认同和归属感，较多低收入流动人口的子女通常有自卑感，融入城市的时间较长。需要学校、教师给予充分关注呵护，加强疏通引导，使他们拥有同样健康快乐的心态。

（三）应对“男生危机”，改进男生教育

面对中小学里越来越多的男生，以及男生学业成绩不如女生这一世界范围的难题，迫切需要改革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模式和学生评价体系，改变那种追求整齐划一、为方便管理给学生太多限制约束的管理模式。现在的学校教育侧重于“驯化”，女孩天生容易“安静”、“遵规守纪”，男孩则由于活泼好动的天性而常常被教师认为是不遵守纪律，给老师制造麻烦，所以学业评价也因此较低。教师应把握男孩的性格特点和成长规律，改进有利于男孩性格发育和学业成长的评价体系。学校应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和内容，多开展符合男生生长发展的教学活动。教育行政部门宜适当增加基础教育教师队伍中的男性比例，合适的地方也可以开设男子中学，多方努力来化解“男生危机”。

注释：

①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人口与教育发展战略研究[J].人口研究，2009（2）：4-19.

第3篇：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 工厂育龄女性； 生殖道感染； 现状调查； 相关因素

1背景

作为全国的经济特区，深圳的社区拥有许多工厂，而工厂中的多数都是外来流动育龄女性，为了提高这部分人群的生殖健康状况，政府机构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活动。此次调查目的是了解育龄群众的生殖道感染现状，了解对象的生殖道感染发生情况和相关行为情况，为社区健康教育活动提供重要参考。

2对象和方法

2.1对象

2011年1月，深圳市盐田区某社区常住育龄（20～49岁）女性1703人。

2.2调查方法

采用匿名问卷调查，随机抽取社区工厂育龄女性作为调查对象，了解对象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收入情况，并调查对象近1年内生殖道感染发生情况和相关行为。

2.3统计学分析

采用Epidata 3.0录入问卷数据，采用SPSS13.0分析问卷数据，计算各因素的均数、频数分布，各因素对生殖道感染发生率的影响，并采用χ2检验分析差异。

3结果

3.1一般情况

3.1.1对象平均年龄（26.96±7.01）岁，最大52岁，最小18岁。

3.1.2对象学历42.9%为初中，高中和中专为46.6%，大学及以上为9.1%，1.5%为小学及以下学历。

3.1.3对象在深圳居住平均时间为（5.07±4.84）年，最短1年，最长52年。

3.1.4调查对象中58.2%已婚，40.6%未婚，1.2%对象为离婚或丧偶。

3.1.5户籍人口占调查对象的12.8%，非户籍人口占87.2%。

3.2生殖道感染发生状况

对社区工厂育龄女性评估过去1年的生殖道感染发生情况，其结果。见表1。

4讨论

本次调查对象样本来源于深圳社区工厂工作员工，主要特征以流动人口为主，流动人口占87.2%，其中已婚人群占58.2%，平均在深圳居住时间为5年，学历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平均年龄为27岁。这些特征是深圳工厂育龄流动女性的重要特征。

本次调查的是对象时段“过去1年”的生殖道感染发生情况，从结果3.2可以发现，对象过去1年内有阴道瘙痒的为14.9%，发生过白带异味的17.1%，而过去1年内确诊患有生殖道感染炎症的对象为9.8%。这与国内其它研究调查的患病率从30%～50%[1～8]的结果有差异，同陶枫等[9]调查的北京地区妇女生殖道感染发生率6.03%相近。同时结果3.2可以发现，患有生殖道感染的对象去医院的比例为35.1%，比高同芹等[8]调查的研究结果53.74%低。这与社区大部分属于流动人口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针对社区工厂育龄女性开展生殖道感染健康教育[10-12]。

从本次调查对象生殖道感染危险行为因素结果3.3可以发现，工厂育龄女性由于多数居住在集体宿舍，洗浴等习惯行为较好，有近1/3的对象存在与他人合用洗脚盆、经期、内子混洗、穿紧身内衣等不良习惯[13-15]。因此，开展针对工厂育龄女性知识态度和行为的生殖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分析影响对象患生殖道感染的因素，从结果3.4中可以发现，随着年龄增长，文化程度升高和家庭月收入提高，近1年内患有生殖道感染的比例明显提高，这与付泽明等[6]研究的天津河东地区的女性生殖道感染相关因素结果相悖。造成这一因素不同的原因与对象选择和婚姻状况有一定关系，深圳地区育龄女性生殖道感染发生率随文化程度，收入上升可能与这部分对象的性活跃程度相关，往往收入低，文化程度低的流动人口居住在集体宿舍，该部分人群的生殖道感染发生率反而会比收入高和文化程度高的发病率低。

5结论

深圳工厂育龄人群的年度生殖道感染发生率为9.8%，年龄较大，文化程度高，家庭收入高的对象由于性生活较多而导致生殖道感染发生率较高，因此有必要开展针对该部分人群进行个性化生殖健康教育[16]。

参考文献

[1]兰红霞，谢玉荣，郭洁新，等.北京市流动人口妇女生殖道感染调查分析.中国妇幼保健，2009（24）：3564-3566.

[2]张哲，刘锴明，贺英勤.吉林省近年来生殖道感染和性传播疾病的状况分析与对策.中国性科学，2009， 18（12）：3-10.

[3]高侬，林娟霞，郑雁坚，等.4370例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情况分析.检验医学与临床，2010， 7（13）：1288-1289.

[4]张红霞，卜艳.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的调查.护理实践与研究，2008，5（12）：90-91.

[5]王玮，许伟，吴文硕，等.沈阳市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公共卫生，2008，24 （2）：131-132.

[6]付泽明.天津市河东区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及相关因素分析.中国妇幼保健，2007（22）：1815-1816.

[7]冯伟，黄丽坤.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及知识现状分析.中国妇幼保健，2008（23）：959-961.

[8]高同芹，刘荣芹.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及干预措施.临床医药，2009，18（17）：71.

[9]陶枫，丁辉，刘丽，等.北京地区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及分析.中日友好医院学报，2009，23（3）：160-165.

[10]刘廷华，刘玉兰，张艳梅.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及干预措施的探讨.当代医学，2009，15（7）：27-28.

[11]赵亚萍，毛京沭.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妇幼保健，2009（24）：1694-4696.

[12]王群.社区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分析及对策.中国妇幼保健，2009（24）：5048-5049.

[13]郝立梅.女性生殖道感染调查.中国误诊学杂志，2009 ，9 （25）：24-25.

[14]张玲华，刘志强，曾序春.生殖道感染危险因素的定性与定量研究.中国性科学，2007 ，16（9）：19-24.

第4篇：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二元经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323.6

劳动力流动是劳动者以改变就业形式、改善收入状况等为导向的一种跨地域流动行为。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劳动力流动都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常态。根据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推算，2010年农村就业劳动力达到1.5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了765万人，增长率为5.2%①。另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达到1.59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44.2%②；2012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则高达1.63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达到44.0%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我国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规模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我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 ”③。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沿革

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不同，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以前的严格限制流动阶段。在1978年之前，由于我国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对劳动力流动严格控制，对劳动力实行有计划的流动，不在计划之内的流动被称为“盲流”。在城乡严重分割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的途径很少，只能通过城镇企业有计划的招工、子女上大学、部队干部转业等途径来实现迁移。

第二阶段，1980年以后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进入允许迁移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乡镇企业流动。而且从1984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村居民自带口粮、自筹资金进城务工经商，这个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劳动力的流动，此时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张晓建（1997）估计，1980年代末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1500多万人④。

第三阶段，1990年代进入跨区域流动阶段。进入1990年代，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时期，主要是由农村地区流向城镇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跨区域流动频繁。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5年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为2500～2800万人⑤。

第四阶段，2000年以后进入快速的大规模流动阶段。从2000年开始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迁移就业政策，主要包括取消对农民工进城的不合理限制，推进相关配套改革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这些鼓励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2002年末，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就突破1亿人，达到1.05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高达42.3%⑥；此后一直到2012年，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一路攀升，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40%以上。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流动的过程。近年来，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引起了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我国的流动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以上，“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③。仲小敏（2000）估计，全国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1995年为3600万，1996年为4000万，1997年达到4600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京、津、沪三地的流动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的比重达到20%～25%，广州市甚至达到38%，这些流动人口50%以上是由农村迁移出来的。⑦《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4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492万人，增长率为3.5%⑧。另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0%上升到2010年的35.90%，2010年上海市该比重甚至达到39%⑨。

根据1983-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年份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其它资料整理出了我国1983-2012年的进城农民工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数据，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其中1984-1989年的数据缺失。为了更直观地描述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变化趋势，图1给出了它们的变化曲线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1983-2012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20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万人，同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1983-1994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主要原因是从1980年开始国家开始允许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且到了1990年代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频繁，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高涨时期；1995-1997年处于下降阶段，原因是这段时间进城农民工由于在城镇受到歧视等因素影响，部分劳动力开始回流到农村；1997年之后随着国家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的加强以及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意愿和动力增强，进城农民工数量处于稳步上升阶段。从图1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44.0%，其变化的趋势及阶段性特征与进城农民工数量相类似，即“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进城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出现了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回乡现象，但由于受国家实施的经济刺激和就业调整政策影响，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农村外出就业人口逐渐恢复常态；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量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2008年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导致能够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减少。有学者估算表明，现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之前所想的那么大。蔡昉、王美艳（2007）利用反设事实法，通过估算农业中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劳动力需求数量，根据农村劳动力的不同转移规模，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三种不同情形，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和比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且农村剩余劳动力50%左右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⑩。另据估算，我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9000万人左右，与本世纪初相比大约减少了6000万人，而且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以剩余时间的形式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剩余人口并没有这么多！。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形式和特征

对我国来说，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指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城市工业部门以招工形式为主的有计划的转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的松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式转变为以就地转移和跨区域转移为主的转移形式。所谓就地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本地县城的转移，即乡外县内的流动。这种转移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最为明显，主要原因是农村副业、乡镇企业以及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所谓跨地区转移，顾名思义，是指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广义上的跨地区转移还包括跨县流动，即县外省内的流动。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虽然开始时间较短，但已经成为当前或许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形式。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达到26139万人，其中就地转移#达到3996万人，跨地区转移$达到22143万人，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流动总人口的17.27%和84.71%。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就地转移人口和跨地区转移人口分别增长了71.37%%和82.89%⑨。另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11年农村外出就业人口中，跨省就业比重达到47.1%，比上一年提高8个百分点；县外省内就业比重为32.7%，比上一年上升了3.4个百分点；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2%，比上一年下降了9.6个百分点；2012年跨省就业比重为46.8%，县外省内就业比重33.2%，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增减趋势与2011年基本一致^。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占总劳动力流动的比重和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就地转移，已经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形式。本文所说的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准确地说是指劳动力跨地区的乡城流动。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有：

1.以男性为主

Zhao（1999）根据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男性占迁移人口的72%，而农村非迁移人口中男性只占49.6%，且作者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劳动力迁移的概率低4.7%&。根据2006年《我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男性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体的66.3%，而女性只占33.7%*。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中男性所占的比重为64.6%，比上一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男性为主的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2012年的最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占33.6%^。

2.以青壮年为主，且年龄有提高趋势

Zhao（1999）使用的调查数据显示，迁移人口的年龄比非迁移人口将近小10岁，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的概率降低&。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在全国12个省份所做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比城镇人口年龄将近小6岁） 。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_平均年龄只有28.6岁，其中，16～20岁的农民工占18.3%，21～25岁占27.1%，26～30岁占15.9%，31～40岁占23.2%，40岁以上占15.5%+。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3.8岁，其中，16～20岁占6.5%，21～30岁占35.9%，31～40岁占23.5%，41～50岁占21.2%，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2.9%1。2012年最新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7.3岁，其中，16～20岁占4.9%，21～30岁占31.9%，31～40岁占22.5%，41～50岁占25.6%，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5.1%。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有了提高（2006年为28.6岁，2010年为33.8岁，2012年为37.3岁），且青壮年（21～40岁）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2006年为66.2%，2010为59.4%，2012年为54.4%），这意味着40岁以上的外出农民工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外出农民工收入增速下降（2012年外出农民工收入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下降了9.4个百分点^），且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2012年东、中、西部农民工月收入分别为2286元、2257元、2226元^），青壮年农民工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较高，在自己家乡较容易找到一份相同性价比的工作，也就是说，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提高了，而且城市的工作有较高的替代性。

3.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非流动人口

Zhao（1999）使用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表明，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人口，为7.56年：6.24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迁移，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除外，这些人并不是选择外出务工，而是就地占据基层资源，比如担任村干部等职能岗位&。根据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4年外出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比重达到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水平高18.3个百分点2。2012年的数据也是如此：外出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6.5%，农村非流动人口只占10.9%^。

4.劳动力流动的区域间不平衡

Cai & Wang（2003）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在2000年，东部地区有65%的跨省劳动力迁移是发生在地区内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有84%和68%的跨省劳动力迁移到东部地区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在增加，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常住人口所占的比重在下降4，这反映了我国的人口流动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迁移过程。此外，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Raa & Pan（2005）根据1992年的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西部和中部地区流动到东部地区的是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本较高的人员，而东部地区流动到中部的是非技术人员，很少有流动到西部地区的5。另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为17%和20.2%⑧。2012年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区域不平衡现象：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占42.6%，中部地区占31.4%，西部地区占26.0%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2012年仍占42.6%，但与2009年（62.5%）相比该数据已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反，在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比重有了较快的提高。原因不外乎是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加了。

5.社保参保率低于城镇居民

由于农民工在城镇从事的大都是非正式职业，且有一半以上的未签订就业劳动合同6，从而导致外出农民工的社保参保率较低，且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参与水平。图2反映了2012年城镇居民和外出农民工社保参保率的差异。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12年“五险”中，除了工伤保险外出农民工比城镇居民参保率略高以外，其他类社会保险参保率城镇居民均比农民工高很多。至于外出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为什么要比城镇居民高，原因显而易见，跟农民工从事的高风险行业密切相关。有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有60.7%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安全事故高发的行业；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也高达73.5%^。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

根据劳动力迁移的经典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的预期纯收入

农村居民在决定是否向城镇迁移时考虑的不仅是在城镇就业的预期收入，还要考虑城镇生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所谓货币成本是指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所花费的交通费用、找工作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等；心理成本是指远离亲人，适应陌生环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等。如果预期收入与生活成本的净值大于零，则选择迁移，否则不迁移。

2.户籍制度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迁移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户籍制度，迁入地的户籍管理越松或户籍限制越少，劳动力流向该地的可能性越大。

3.迁移距离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迁移距离也是影响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迁移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迁移者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成本、回家乡往返交通成本、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心理成本。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呈现出就近区域上的聚集性。例如，安徽、江西等地的外出劳动力大多流向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大多流向广东，河南、河北大多流向北京等地。

4.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是影响我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乡城流动的重要因素。例如，沿海发达地区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劳动力就较少；而内陆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较小；而农村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

5.年龄因素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以青壮年为主，这与外出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数从事的是“3D（Dirty， Dangerous and Demeaning7）职业”，这些职业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且大多是建筑、制造等行业，年龄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必需条件。另外，年龄越轻的人，迁移的心理成本越小，而且迁移收益的回收期更长，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现值也越大。我国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6～2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50%左右，16～3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3/48。

6.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括婚姻状况、子女上学、家庭赡养老人等问题，这些也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Mincer（1978）的研究发现，未婚人员迁移的可能性更大，妻子的工作服从于家庭的迁移，家庭中存在学龄孩子会降低迁移的可能性9。另外，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迁移的潜在成本会成倍地增加。

7.受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就越高，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就越高。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生活的追求越高，改变现状的动力和愿望也越大。

三、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既受经济方面因素如农民工在城镇的预期收入等的影响，又受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因素如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的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现象和典型特征。要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既要增加农民工收入，又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农民工在城镇的收入水平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素质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受歧视性因素的影响（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要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两大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有学者的研究发现，本世纪初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部分省市仅仅是统一了城乡户口称谓，城乡户口所携带的实际差别并没有消失0。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剥离与户籍相挂钩的城乡歧视性政策和一系列隐利，统筹城乡居民的迁徙权-（陈光普，2013）。户籍上所附加的各种福利政策人为地加大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和收入差距。要剥离与户籍捆绑的社会福利，关键在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户籍观念。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离不开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镇和农村地区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等。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提供了制度保证：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盲目流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调动那些有能力转变为城镇“市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性；同时对于解决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有重要作用。

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而这些人的收入比城镇居民的收入要低很多。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全国12个省份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小时工资只有城镇人口的61.67%），但比农村居民的收入高很多。虽然这些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会降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但在边际上降低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幅度会更大，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比原来的更大。因此，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成为城镇居民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丁守海（2006）通过测算认为，当前的农民工工资要提高1/3左右才是合理的=。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措施包括消除农民工在城镇所受到的就业、工资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增加他们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等。

（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根据前文的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重要影响，越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城乡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流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仍然很低。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仅能矫正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还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促进劳动力流动就要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最主要表现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具有城市户籍的本地人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外来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就业岗位大多数是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的岗位。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它城乡分割制度，如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这些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就业部门的自由转移。户籍制度一方面使得城镇劳动者优先获得就业机会，而农村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福利制度的机会。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的自由流动，首要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此外，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还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包括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在就业工种方面所受到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对劳动者的身份歧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网络和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行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的相互衔接，以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衔接和转换。政府部门还应该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点从户籍制度改革向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转变，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所受到的各种政策、制度因素的限制，以此来促进和吸引农村劳动力从流动状态向城镇永久性居民转变。

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培育还离不开劳动力市场制度、各种规制和协调机制的建立、健全，如加快劳动立法、加强工会作用、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等等。此外，政府职能要从以经济干预为主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保护劳动者权益、降低劳动者所承受的就业风险，加大政府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力度，同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建立、健全旨在保护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护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来源于2010年12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②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④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⑤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公报。

⑥进城农民工数据来源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城镇就业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⑦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科学经济社会》2000年第1期，第38～42页。

⑧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年。

⑨来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⑩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10期，第4～12页。

！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指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来的。

^来源于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Yaohui Zhao. “Labor Mobility and Earnings Differe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9， p. 767～78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来源于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2， 2007， p.8～16.

_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1来源于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3Cai Fang and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 February200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5Thijs ten Raa and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35， 2005， p.671～699.

6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43.9%。

7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Beijing， 2006 August.

8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9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6， 1978， p.749～775.

0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40页。

-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经济师》2013年第3期，第38页。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4期，第56～62页。

参考文献：

[1]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7（10）：4-12.

[4]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5]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J].经济师，2013（3）：38.

[6]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6（4）：56-62.

[7]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8]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 （1）：35-40.

[9]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

[10]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J].科学经济社会，2000（1）：38-42.

[11]Cai Fang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J].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3， 3（2）.

[12]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J].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7 （2）：8-16.

[13]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749-775.

[14]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C].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2006.

第5篇：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GIS） 人口 流动 管理 应用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3-029-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益加深的全球化，使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同时也出现了资源紧缺、大学生就业难、人口老龄化等严峻的社会问题，这注定了我国正面临着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转型过程。从整体来看，我国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那么，如何研究和管理人口，意义非常重大。单一地研究人口并不能全面综合地反映人口状况，人是社会以及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所以要深入地研究人口就必须把人口信息、经济信息和地理信息这三种信息整合起来，才能得到全面、准确、有价值的人口信息，并为政府各部门制定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对提高职能部门管理服务水平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近年来，GIS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加强，人口、经济等统计信息所具有的空间特征，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可以进行空间可视化，从而得到人口在空间中的直观的分布变化规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精度更高、更加灵活有效的表示和统计人口数据的新方法，人口数据空间化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之一，而GIS技术在空间分析上具有突出的优势。总之，结合地理信息系统，能够更科学、高效地管理人口数据，提高人口管理信息化的技术水平，实现人口信息服务的有效增值。

一、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GIS）的创立与发展是与地理空间信息的表示、处理、分析和应用手段的不断发展紧密联系的。地理信息系统起源于北美。有时又被称为“地学信息系统”或“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它是一种特定的十分重要的空间信息系统。是在计算机硬、软件系统支持下，对整个或部分地球表层（包括大气层）空间中的有关地理分布数据进行采集、储存、管理、运算、分析、显示和描述的技术系统。空间分析能力是GIS的主要功能，也是GIS与计算机制图软件相区别的主要特征。它还具有输入、管理、转换、可视化、组织、查询、分析等功能。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80%以上的信息都与地理空间位置有关。

地理信息系统作为获取、处理、管理和分析地理空间数据的重要工具、技术和学科，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关注和迅猛发展。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城市规划、智能交通、人口管理、人口统计与分布、房地产，公共卫生、运输物流、防震减灾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二、人口地理信息系统

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简称人口GIS）是MIS与GIS结合的一种新技术，具有强大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功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是针对人口空间信息特点的GIS，是GIS的一个重要分支。国内人口GIS真正兴起，始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随着各地海量人口信息数据库的建立与数据挖掘技术在各个行业中的广泛应用，为在人口GIS中挖掘出可信的、有效的人口信息提供了方便{1}。

基于GIS的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将人口信息与空间信息相结合。充分运用GIS技术将人口的属性数据、空间数据、时间数据“三位一体化”，实现了人口普查、日常管理、统计与分析的数字化和可视化。与传统的管理信息系统相比.该系统具有时效性强、可视化效果好等优点.能更快地为各级决策部门提供直观明了的各项人口信息。

三、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社会正在由过去那种高度统一和集中、社会连带性极强的社会，转变为更多带有局部性、碎片化特征的社会（魏立华、阎小培，2005）。由此看来，转型期大城市的空间发展已不单是经济、产业、物质空间的问题，社会中人的问题已成为大城市空间发展中的核心要素。

人类的社会活动和自然界的发展变化都是在时空框架下进行的，地球空间信息是它们的载体和数学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市场化体制环境促进了资源的流动与配置，经济要素、人口、职业等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有利于城市空间资源经济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一些社会负面效应，造成阶层间社会距离拉大（张京祥，2007）。由此看来，大城市的空间发展已不单是经济、产业、物质空间的问题，人的问题已成为大城市空间发展中的核心要素。

人是社会以及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口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解决人口问题迫在眉睫。要解决好人口问题，首先要全面掌握人口信息，不仅需要掌握人口的结构、受教育程度、老龄化等情况，也需要掌握人口的空间分布、流动迁移等信息资料，以利于科学制定人口政策，合理利用人力资源。

人口管理的特点是数据量大，流动性强、地域区别明显，复杂度高，而将“人口信息”与“地理”相结合进行管理，结合数字地图，运用Arcgis等技术，就可以较好地处理、解决上述问题。将人口管理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就能更好地实现对人口数据的采集、查询、管理、显示、分析、等功能。

对于人口的多种行为而言，人口赖以存在的地域空间同样具有多重属性。因此，人口地理信息系统是一个很好的直观而又形象地表达人口地域情况的工具。具体的实现途径是，利用地理编码将空间信息和非空间信息联系起来，并将这些信息集成到不同的空间域中（Grayson 2000； Jiang and Li 2003）。这样便实现了人口信息与地理信息的结合，我们便可以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分析方法反映出人口规律。

因为有着强大而充分的数据支持，再加上地理信息系统特有的功能和分析技术，人口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2}。

第一，城市规划。例如：教育设施、生活服务设施、政府公共设施的规划与选址分析等。

第二，商业机构市场前景与客户分析的信息咨询。例如：快餐店、商场等的选址，以及潜在的客户群规模、分布和特征分析，特定区域内的竞争对手分析等。

第三，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工具。利用人口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将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数据结合在一起，通过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手段得出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现状分布情况，进一步对现状进行分析和评价，为政府相关部门作出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

第四，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目前，随着各地经济发展需求及市场竞争机制推动，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政府各部门工作面对人口大流动的挑战，原有的人口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由于现行的管理方式无法满足对实有人口的动态管理，无法规范租赁房屋的管理行为，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较低，难以满足为社会管理和经济建设服务的需要。因此，建设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在目前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第五，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多元化需求描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从静态的老龄人口规模和空间需求研究逐渐转向动态的老龄人口结构变化、空间分布演变研究，构建人口空间分布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发展研究理论框架，对完善城市规划理论及方法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六，人口经济压力的研究分析。人口压力主要是指社会、经济和环境等系统能力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从而形成人地关系的不协调。从GIS角度出发，对人口经济压力空间分布进行描述，分别从人口增长压力、人口生活质量压力、人口素质压力、人口就业压力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提供参考依据。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口地理信息系统有着美好的应用前景。将人口信息与空间信息相结合，将人口信息展布于地域空间之上，实现了人口分布、统计分析、日常管理的数字化和可视化。与传统的管理信息系统相比，能更快更好地为各级决策部门提供直观明了的各项人口信息。

参考文献：

1.吴春阳，何友全.数据挖掘技术及其在旅游线路规划系统的应用[J].计算机技术与发展，2008，18（9）：234—237.

2.刘建华，叶文振.我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及其应用.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4）

3.侯雪，张文新，胡志丁，米文宝.基于GIS的宁夏人口经济压力空问分布研究.西北人口，2012（3）

4.赵伟华，黄晓，章复嘉.基于GIS的人口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计算机工程与设计，2004（1）

5.于增强.关于现代人口管理系统的构想.山东社会科学，2003（2）

6.蒙映人口地理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桂林工学院学报，2008，28（1）

7.陈楠，王钦敏，林宗坚.基于GIS的人口压力空间分布模式研究.2007（4）

8.Longley P A，Goodchild M F.地理信息系统（上卷）：原理与技术第2版[M].唐中实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9.叶枫（导师：伏玉琛.）基于CIS的人口统计数据分析.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4

10.王新洲，柳宗伟，陈顺清.城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模式探讨[J].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01（3）：226—231.

11.罗宇琦.集成GIS的人口统计数据分析.西北人口，2006（7）

12.李成名，印洁，王继周等.人口地理信息系统[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3.马腾.浅谈地理信息系统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湖北社会科学，2007（7）

第6篇：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一、切实加强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继续坚持党政一把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有关部门配合抓，形成齐抓共管，坚持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做到同部署、同考核。认真开展创建计划生育“合格单位”活动，切实加强本系统、本部门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强化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努力提高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自身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进一步规范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队伍的管理行为和服务行为。同时，各股室、所、中心要把本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认真抓好、抓到实处，要定期组织本单位已婚育龄妇女接受“三查”服务，要每季度组织本单位职工认真学习计划生育政策和法律法规一次，切实保证元早婚早育、非婚生育、违法生育（含流动人口生育）、非法捡（抱）养孩子和大月份引产等，不得利用各种关系对自己或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签定或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施行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等情况发生。还要对外来人口在本单位或本单位出租的房屋内违法怀孕的事件进行及时的举报，并协助有关单位做好工作，促进我局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稳步、健康发展。

二、加大宣传力度，强化优质服务

大力加强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各股室、所、中心要充分利用各种科技活动，特别是科技三下乡，科技活动周及计划生育“三结合”等多种形式，着实加强对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和舆论氛围，特别是要把计生工作宣传的重点放到我局联系的乡镇，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广泛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三、继续抓好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

今年，我局的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重点是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落实帮扶和提高帮扶效果上下功夫。一是要进一步加大领导力度，真正把“三结合”工作作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来抓，纳入综合目标考核，坚持与经济工作一起研究，一起安排部署、一起检查考核，签好责任书和协议书，明确具体的帮扶任务，真正做到帮扶人员到位，帮扶责任落实；二是加大帮扶任务，真正做到帮扶上来，结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搞好制定和落实和计划生育户倾斜的政策措施，把政策帮扶、规模帮扶、生产生活生育一体化帮扶作为深化“三结合”工作的重点，在局帮扶对象----江阳新学村形成一个以规范化帮扶、产业化经营、市场化导向、一体化服务、规范化管理为主要特征的“三结合”工作新格局。要着重在政策、技术、信息方面进行帮扶，大力提高帮扶效果。把“三结合”工作与计划生育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坚持帮扶措施与计划生育工作措施一起落实，做到帮扶效果与计划生育工作质量一起提高。

四、完善依法治理机构

第7篇：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论文摘要：建立于传统孝文化基础之上，家庭养老保障方式曾经在中国养老保障事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养老保障成本极大提高，社会化养老成为现代养老保障的应然之势。同时，要分清传统孝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发展社会主义新孝道文化，作为社会化养老机制的补充，最终促进中国养老问题的解决。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实现“老有所养”。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传统孝文化发达，整个社会具有尊老敬老的传统，并推崇反哺式传承模式。因此家庭养老保障方式对解决中国的养老保障问题曾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加之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时期，建立于传统孝文化基础之上的家庭养老保障方式的可持续发展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养老保障机制函待创新。借鉴世界各国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社会化养老是现代养老保障的应然之势。但其中我们不能忽视孝文化的作用，而应该理智对待和分析传统孝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发展社会主义新孝道文化，作为对强制性社会保障制度的补充，促进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

一、传统孝文化解读

人有生老病死，在不同生理周期，个体的收人状况和抗风险能力是有差异的。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理性的个体会在自己丧失劳动能力之前，考虑年老之后的生活问题，通过某种机制来平滑收人与消费的矛盾。在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社会，中国形成了“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并通过传统孝文化的约束来解决中国人的养老难题。

孝文化是涵盖一切关于孝的思想观念、理论制度、行为规范、文艺作品及相关民风民俗的社会现象和客观存在。传统孝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之一，甚至对中国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产生根本性影响。

传统孝文化是维系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国家的主流思想价值和精神追求，这对保障中国农业文明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建立于忠、礼基础之上的传统孝文化包含着诸多含义:养亲、敬亲、谏亲、全体、贵生等等。“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子女成人后应该尽心尽力供养和照料父母，满足父母在物质生活上的需求，这是传统孝文化的基本要求。建立于忠心敬爱的血缘情感之上，“敬亲”是“养亲”的伦理尺度，“敬亲”基础上的“养亲”才是合乎人伦孝道的。

以忠爱之心奉养双亲，让老人安享人生晚年，这是传统孝文化的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精神财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孝文化在养老保障事业中的局限也日益凸显。首先，农业文明社会中，孝被过多地赋予了政治功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道成为要求子女对父母逆来顺受，绝对服从的精神栓桔，事实上造成了父子关系的人格不平等。随着人们追求民主与平等意识的增强，过分强调传统孝文化，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极易导致子女在父母养老问题上的不合作。其次，孝文化的种种特殊要求已经不适应时代和潮流发展，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因素。如“父母在，不远游”，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显然无法满足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要求。又如，父母过世，子女应守孝三年，也难以满足市场经济对瞬时万变的讯息应及时应对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讲，传统孝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养老问题解决的障碍。

二、建立于传统孝文化基础之上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

中国的传统家庭是一个绵延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亲子关系之间。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之间事实上形成这样一种“契约”关系:父辈将剩余产品的一部分用于抚养子女，以换取自己年老时从子女那里获取生活资料的权利，即父母抚育子女，子女长大后赡养父母。在这种一种养老机制中，当父母在抚养子女成长和分配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也相应地将养老的风险转嫁给子女，这样财富和风险就在家庭内部实现了代际转移，而维系和稳固这种经济“交易”关系的文化价值观基础就是传统孝文化。而几千年农业文明社会对传统孝文化的推崇和强化，也为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的合理性予以了回答。

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的维系基础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从经济基础来看，农业文明生产技术来源于生产实践中日积月累形成的经验，土地和家庭财产是公认的财富标志。老人因为经验丰富而成为生产生活活动的核心，取得了生产的领导地位和家庭经济的支配地位，进而在社会中得到了备受尊重的崇高地位。子女成年后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来源于父母，因此必须赡养并尊敬父母。

从家庭结构和户籍制度来看，农业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个体生产生活的风险很大，而且对风险的抵抗能力较低。一种相对经济而合理的制度安排便是家庭扩大化，通过几代人共同组建一个庞大的家庭，来提高风险抵御能力。而且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儿孙绕膝、四世同堂为美，因此家庭的人口规模一直比较大。而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从血缘关系和资源察赋来看，年老的长辈自然而然就成为家庭的管理者，统一调配家庭内部资源。同时，农业社会户籍制度较为严格，人口流动不便，具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往往居住在相近的地域，这为庞大家庭的组建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条件。

从社会文化来看，孝文化成为主流价值导向，社会组织结构也为家庭养老保障提供强大的支撑。“百善孝为先”，封建统治者出于加强社会控制，稳定统治秩序的目的，大力宣扬“忠孝”文化，使得孝道成为个人安身立命，获取外界认可的重要评价指标。家庭之外，宗法制度和宗族组织是监督孝道执行的重要机制，不认尊长和不尽孝道的行为会遭到族长和同族族众的严厉处罚。再加上社会伦理道德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使得孝文化根深蒂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这使得传统的养老保障机制得到了极好的保证和延续。

三、家庭养老保障功效的弱化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建立于传统孝文化基础之上的家庭养老保障方式的交易成本很低，老人预期寿命短，家庭子女人数多，生活成本低廉保证了传统孝文化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解决中国养老间题。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传统孝文化的实践基础经受着擅变和萎缩导致了家庭养老保障的功能的弱化和后退。

(一)财富标志的变迁和工农业剪刀差的存在加剧了人口的“乡一城”迁移。

改革开放以来，象征财富的标志从土地转变为货币，农民对土地的追求转变为对货币的追求。再加上工农业之间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利润日益微薄，引发了人口的“乡一城”迁移浪潮。据《中国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统计:1990年，全国农民工仅有1500万人，到2003年激增至9800万人，而到2007年底，就猛增至2.26亿。由于农民工多为青壮年，农村留守人群以老弱病残为主，导致了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失衡，老年抚养系数急剧增大。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近年来严格的户籍制度已经大幅松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开始迁人城镇，加速了农村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9月进行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专项调查》表明，40岁以下(不包括40岁)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90%。

(二)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养老需求多样化提高了养老保障的成本。

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加上年轻人与老年人生活方式的差异，促进了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增长。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和家庭模式多样化，成为中国现代家庭的主要特征。据统计，1990年一代户占13.52%，核心家庭户67.27%，二代户67.5% ; 2000年一代户占22.28%，核心家庭户55.86%，二代户56.83%。”很多家庭呈现出4-2-1的“倒金字塔”结构，即两个成年人不仅要抚养一个孩子，还必须赡养4位老人，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见图一)另一方面，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养老的风险因素增多。人们开始关注如何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和质量，养老的内容已经突破收人保障的传统范畴，开始涉及老年人口医疗及护理等项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事实上子女所承担的养老保障的经济成本和精力投人都是上升的。

说明:1、少年儿童抚养比:CDR=

老年人口抚养比:CDR=

总抚养比:CDR=

2、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6-2008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年)》。 转贴于 (三)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导致了孝遗观念的淡澳。

伴随着社会成员人口流动的加速，土地和家庭财产不再成为父母约束子女的工具，离家的子女也不需要继承父母的土地和财产，也不会受到家族成员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指责。因此，通过尽孝道来实现家庭养老保障的组织基础已经遭到挑战。而且，由于子女长期不在父母身边，难尽赔养义务，就算双方能维持经济上的联系，也难以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独立意识在增强，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在变化，代际之间的地域距离的扩大也导致了代际之间交换困难，使得家庭难以继续承载养老保障的责任。

四、社会化养老是现代养老保障的必然之势

由上可知，建立于孝文化基础之上的单纯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是通过纵向代际转移的方式将财富从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进行实物转移，它将整个社会的老年人养老的风险分散于千千万万个“碎片化”的封闭的小单元—家庭之内，并通过内部资源分配和外部舆论文化监督保证机制的实施和延续。但这种保证是非正式的“契约”，而且单个家庭抗风险能力往往很低。这种财富的代际转移方式尤其在资本市场缺失、工业化没有出现之前是唯一可行的养老保障机制。在进人工业化社会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养老项目内容多样化，风险因素的增多提高了养老的成本，时代呼唤养老保障机制的创新。1889年，德国《老年和残障社会保险法》的颁布拉开了社会化养老的序幕。

社会化养老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养老保险制度，它通过强制性制度安排保障老年人因退休而引起的收人减灭的风险。其中以近期横向收支平衡为指导原则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通过代内收人再分配和代际收人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而以远期纵向平衡为原则的基金积累制则是通过参保职工个人缴费与养老金待遇直接关联的方式增强个人缴费激励性，并通过工作期养老基金投资运营使参保职工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自德国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以来，工业化国家纷纷效仿，掀起了养老保险制度世界性立法的潮流。(表一)

资料来源:李洁明、许晓菌:(养老保险改革与资本市场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转引自刘昌平:《养老金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以德国模式为蓝本的现收现付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遭受了人口老龄化和制度可持续的冲击，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以社会养老保险主题的老年保障模式向“三支柱”(社会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方案发展。在美国养老保险制度实践基础上，世界银行提出了由社会公共养老保险、私营养老保险、互助共济养老保险等共同组成的养老保障“多支柱模式”。而同处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分别在20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实施强制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国民养老保险和厚生养老年金构成。国民养老保险又称为基础养老保险，凡年满20岁以上，65岁以下的公民必须参加人保。厚生养老年金是在国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设定的一种附加年金，投保对象限定工薪阶层，强制性要求加人厚生养老年金，保费分别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负担。而韩国的养老金制度则包括两大类:一是以公务员、军人、私立学校教职员为对象的养老金;另一种是以一般劳动人民为对象的国民养老金。韩国国民养老保险制度由保健和福扯部主管，参加者须18岁以上60岁以下，原则上需加人至少10年才能领取养老金。从日、韩的经验可看出，建立一个覆盖尽可能多社会成员的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无疑有助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发展。

但养老保险制度并不是社会化养老机制的全部，要妥善解决中国社会的养老保障问题，还必须走全方位社会化养老的道路。所谓社会化养老，是指区别于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的.通过社会途径、以社会制度保证的养老方式.其范围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服务、机构养老等。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添加了很多新的内容，养老保障不再仅仅局限于收人保障(养老保险制度)，更要求能够对老人的日常生活进行护理照料，同时保证老人的精神慰藉的需求。社会化养老实质上是多种正式制度安排(如养老保险制度和老年社会福利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如社区养老)的结合。

五、社会主义新孝道文化是社会化养老的必要补充

第8篇：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西部地区；人口迁移；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117-07

一、 西部地区人口迁移的规律和特征

（一） 全国人口的整体迁移特征

据不完全统计，1950―1982年间，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约为3 000万人，年均约90万人[1]。从总体来看，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城乡人口迁移的规模不大。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发了我国各地区的人口迁移，人口迁移活性显著增强，迁移规模不断扩大。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1987、1995年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82―1987年、1985―1990年以及1990―1995年三个时期，中国的人口迁移规模分别达到3 053．3、3 412．8及3 642．2万人，年均迁移人数分别为610．7、682．6及728．2万人，其中省际人口迁移规模分别为126．3、221．3及239．7万人。在上述三个时期，农村迁出人口累计达2 076、2 131．1及2 176．2万人，年均规模为415．2、426及435．2万人。在上述三个时期,虽然全国的人口迁移的整体规模呈持续增大趋势,但迁移强度却有不同变化。表示人口迁移强度的人口迁移率分别为2．86%、3．02%和3．02% ,省际人口迁移率分别为0．59%、0．98%和0．99% ,显示出在20世纪80 年代全国的总迁移(包括省内、外迁移)强度呈明显增强趋势,而进入20世纪90 年代后有所转缓, 省际迁移强度和总迁移强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从以上三个时期之间人口迁移规模增幅的减小,已可看出中国进入90 年代以来人口迁移强度转缓、渐显钝化的变动趋势[2]。然而，我国省际人口迁移虽然在1990 年代前期出现钝化态势, 但经过数年的能量累积以后, 到90年代后期, 人口迁移规模又开始急剧扩张。与上三个时期的省际迁移水平相比, 几乎呈指数函数陡增[3]。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95―2000年，全国迁移人口总量达到 12 466万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了2．65倍，其中省际迁移人口规模达3 398．12万人, 年平均迁移规模约为679．6万人(注:虽然历次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存在一定差别，即可能存在1990年人口普查调查的迁移人数较其他几次调查口径的迁移人数可能偏少的情况，但从总体上看，人口迁移规律未受到较大影响。)

（二） 三大地区的人口迁移特征

从区域人口迁移来看，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主要表现为两种：第一，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迁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成为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迁出地区,两地区迁出人口分别占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46．95%和34．54%,二者合计达到八成以上。中、西部地区的迁出人口,又主要选择迁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使东部地区的省际迁入人口达2 596．5万人,约占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76．4%。而在20世纪80年代，三大地区迁出人口比例大致相当，各占三成左右，大约五成多选择迁入东部地区。这说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省际迁移人口的流向表现出更显著的东迁特征，迁移人口向东部地区聚集的趋势明显。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西部地区迁移人口的规律也发生了逆转,90年代后期，迁出人口比例，中部地区已明显超过西部地区，迁入人口比例，西部地区又明显超过中部地区。第二，迁出人口主要以农村人口为主，基本占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六成以上，其中几乎有七成以上选择迁入城市[3]。

由此可知，改革开放以来，三大地区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带的农村地区迁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带的城市地区。同时，随着西部地区逐渐成为新的人口净迁入地，“中部塌陷”趋势非常明显[4]。三大地区迁移人口的地区分布变化、流向及迁移人口规模见表1和表2。

（三） 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特征

由上可知，自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人口迁移的整体特征发生了“逆转”。此外，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可以看出，西部各省区之间的迁移特征也不尽相同。全国省际迁出人口比例在5%以上的7个省区中，西部地区就有四川和广西两个省区，与此同时，新疆却已成为了全国七大人口迁入中心地之一。因此，近年来整个西部扮演着人口分散与聚集的双重角色。鉴于这种双重角色的重要性，有必要对该地区内部各省区间人口迁移的特征展开更进一步的分析。

由表3可知，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西部各省区的人口迁移特征发生了如下变化：第一，除青海和新疆外，其余省区的人口迁出率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增加，特别是四川、贵州和广西的人口迁出率增长很快。第二，除青海略有下降外，其余各省区的人口迁入率也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增加，其中新疆和云南的增幅较大。第三，如果根据净迁移率（迁入率－迁出率）指标进行观察，则能更清楚地对各省区的人口迁移状况做出判断。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人口净迁移率增加的省区有云南、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特别是云南和新疆增幅较大，而且云南和内蒙古由人口净迁出省变为人口净迁入省。除以上省区外，其余省区的净迁移率都有程度不同的减少。综合来看，整个西北地区正在由人口净迁出地变为人口净迁入地，而西南地区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但由表4可知，自2000年以后，西南地区人口净流出的局面有所改善，多数省区开始成为人口净迁入省，与此同时，西北地区也继续保持着对净迁入人口的吸纳。由此可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带动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省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活水平和自然环境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有所增强。

上文对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情况进行了简要分析，从中可以发现该地区人口迁移的基本规律，但这种规律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或者说各省区的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下面将就此展开分析。

二、 模型选择与变量说明

巴罗和萨拉－I－马丁（Barro、Sala-I-Martin，1995）曾将经典的索罗模型进行了扩展，在引入人口迁移因素后，构建了含有国际间人口迁移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国内与此有关的文献并不多见，其中蔡东汉[5]利用巴罗的模型构建了一个具有内生人口迁移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换、乡村居民向城镇居民转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张明如[6] 在罗默[7]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具有内生劳动力迁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框架，以此解释了不同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产生差异的原因，并研究了最优的劳动力迁移数量。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展开进一步分析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和方法。

（一） 假设条件

（1）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以相同的比率μ折旧，μ、人口增长率n以及技术进步率g不变且外生；

（2）假设物质资本投资率sK和人力资本投资率sH固定不变；

（3）迁移人口都具有劳动能力，且具备相同的人力资本水平；

（4）人口迁移是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且人口迁移只在省际间发生。

曼昆、罗默和威尔在索罗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含有人力资本因素的增长方程，运用这一方程可以考查人力资本因素对增长的内生影响，而且拟合结果很好。此外，更重要的是，对这一模型进行扩展，可以加入人口迁移因子，因此很符合本章分析的需要。以下我们采用这一模型对人口迁移条件下西部各省区的经济增长绩效进行考查。

该产出模型是以“哈罗德（Horrod）中性技术进步”为特征的，要素投入的规模报酬不变。Y为总产出水平，K为总投资量，H为人力资本积累存量，A为技术水平，AL为有效劳动人数。（1）式表明，产出是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劳动力三要素共同决定的。另外，考虑到动态过程中的要素数量变化，则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的动态方程为：

在考虑劳动力迁移时，受统计数据的限制，本章采用人口迁移率作为衡量指标。设某一地区人口增长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本地区的自然人口增长率n，另一部分是区域外人口迁入带来的机械人口增长率m。考虑到人口迁出因素，故这里将机械人口增长率m定义为人口净迁移率，即人口迁入率与迁出率之差。一般情况下，人口净迁移率越高，人力资本水平也越高，总人力资本投资量也就越高。据此引入下式：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在资本深化停止，经济达到平衡增长路径时,有k・（t）=0、h・(t)=0，此时迁入地经济增长达到平衡增长状态，投资只能满足用于新增人口（包括迁移人口）的人力资本以及折旧和技术创新；总产量以不变速率n+m+g+μ增长。由（12）式和（13）式可知，即便地区间其它条件相同，如果m不同，人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增量也是不同的，由此导致经济增长率会存在差别。因此，不同的净人口迁移率会产生不同的增长效应，这样为理解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也为如下展开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可行的依据。

三、 实证及结果分析

（19）式表明了人均产出是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及产出弹性、人口增长率、人口迁移率、技术增长率以及资本折旧率这几个因素的，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会带来人均产出的变化。

由该式就可求出平衡增长路径上人均产出量与人口迁移率之间确切关系。为估计（19）式的定量含义，需要先确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α和β的值，而在α、β和其它参数值已知时，就可估算区域间人口迁移率的产出差异。进一步观察可知，在其它参数都一定时，人口净迁移率m如果发生变化，则人均产出就会相应发生变化。

（一）模拟计算

为了在实际运用前检验（19）式的可操作性和应用的可行性，我们不妨先假设一些参数值，以便根据其模拟的结果对该式的意义做出判断。这里选用的模拟数据来自罗默原文中的数据，只是在这里我们还必须设定其它参数的值。

假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两个时期A和B进行生产，两时期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和技术进步率，α＝0．35，β＝0．4，两时期的物质资本投资率相等，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以及折旧率的和n+ g+μ＝0．1，也相等且不变，即影响产出水平的只有人口净迁移率m。同时，B时期和A时期的人口迁移弹性系数se也相等，净人口迁移率分别为0．2%和0．1%。在上述假定下有：

将各参数值带入（20）式可得：lny*(B)-lny*(A)≈1．07，则y*(B)y*(A)≈2．92。因此可知，在不考虑其它因素影响的条件下，如果两时期存在净人口迁移率的差异，如B时期的净人口迁移率是A的两倍，则在达到均衡增长路径时，B时期的人均产出是A时期的2．92倍。由此可见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

（二） 实证及结果分析

上述分析不但可以确切地说明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且为进一步展开实证分析提供了方法。这里产出弹性值还是选用罗默原文中的数据，即α＝0．35，β＝0．4。其余假定也与上述模拟计算相同，做如上假定主要的目的在于屏蔽其它干扰，从而单独考查人口迁移的影响。下面利用表4人口净迁移率数据展开实证计算，计算的目的是衡量不同时期，各省区人口迁移对其自身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结果见表5，表中的数据分别以每两个相邻最近的年度对比得到。

表5对西部各省区四个时点的人均收入和净迁移率之间的关系按序进行了测算，观察表中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排除不可计算数据外（表中“”为无法应用于（20）式进行计算的数据），从已知结果看，各省区的人均产出与人口净迁移率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即如果先后两个时点的人口净迁移率之差为正，则人均产出之比必然大于1。这表明，只要后一时点的人口迁移率比前一时点高，则后一时点的人均产出必定大于前一时点。反之，则相反。

第二，从整个西部看，各省区人口净迁移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从西南地区看，四川、特别是贵州和人口净迁移的作用较为显著；而云南由于净人口迁移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比值也显得较为平稳；此外由于广西的人口净迁移率呈不断下降之势，因此其人均产出之比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从西北地区看，陕西、宁夏和新疆人口净迁移的作用较为显著，但除陕西省外，其他省区都表现为人口净迁移的作用逐渐递减。从这点来看，只能说明虽然西北已成为人口净迁移的中心地之一，但迁移率的增长幅度有限，因此其对人均收入的影响也有限。从整体来看，西南地区净迁移人口的作用更大一些。

第三，上述分析并未有任何迹象表明省际人口迁移伴随有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趋同），相反，正是因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扩大，才会形成以四川、新疆、陕西等为流入中心的省际迁移人口聚集地。而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两个相邻的省区――甘肃和宁夏，前期研究成果表明，宁夏人均GDP要远高于甘肃。因此，即便甘肃的经济规模要远大于宁夏，但宁夏人均“更富有一些”。由此一来，人均收入的差距导致宁夏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明显要高于甘肃，这点可以一目了然地从各自省际净人口迁移率指标得到验证。因此，本章的结论也与缪尔达尔和赫西曼以及巴罗和萨拉－I－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8]等人研究成果相类似，即人口流动不论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其并不能完全作为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解释变量，只是可以作为一个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变量而存在，至少在现阶段的西北地区是这样。

四、 讨 论

本文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人口迁移因素后，以一种全新的方法得出了明确的、符合西部地区发展规律的实证结论，但上述分析也有所不足。

首先，实证的假设条件太严格，特别是弹性系数值假定为相同，由此得出的实证结论可能不太准确。表5的结果只能说明一个概括性趋势，但人口迁移是否存在如此之强的增长效应还需要做出更深入的研究。因此，逐步放宽假定条件，以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探讨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方向。其次，本文分析的侧重点在于省际间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人口迁移一般总会伴随户籍的变动，然而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严格控制，使得大多数流动人口无法改变其户籍地，而从事短期的、临时性的工作，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无法得到核算。实际上，由于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巨大，他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肯定不能被忽略，目前作者已展开的初步研究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今后在这一方面还需展开进一步实际调查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邓文胜．我国人口迁移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J］．江汉论坛，2000，(9)：91－93．

［2］ 王桂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及其变化［J］．人口与经济，2003，(3)：8－16．

［3］ 王桂新，等．1990年代后期我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4)：19－28．

［4］ 丁金宏．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差异与流场特征［J］．地理学报，2005，(1)：106－114．

［5］ 蔡东汉．具有内生人口迁移的经济增长模型［J］．应用数学学报，2002，(3)：547－553．

［6］ 张明如．具有内生劳动力迁移的经济增长模型 ［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2)：11－15．

［7］ Romer，Paul M．Ind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1002－37．

［8］ Barro,R and X．Ssla-I-Matin．Regional Growth and Migration: A Japan-United Comparison［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2,(6)：312-346．

［9］ Mankiw, N．Gergory, David Romer, and David Weil．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2）：407-437．

［10］ 查尔斯・I・琼斯．经济增长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 逯进，李霞．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J］．财经科学,2007,(8):111－117．

［12］ 郭志仪，逯进．教育、人力资本积累与外溢对西北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6,(2)：72－80．

［13］ 戴维・罗墨．高级宏观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14］ 邓翔．经济趋同理论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实证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15］ 巴罗，萨拉-I-马丁．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6］ 张艳，钱振伟．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比较研究［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5，（6）．

An Evolutional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est China

LU Jin,PIAO Ming-gen

(College of Economic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071, China)

Abstract:Firstly, the paper makes analysis and judgement with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rule and character of the west reg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uses the endogenous population migration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it is actually calculates the impact intensity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of west region in the past 10 years．The results shows that between the per capita output and the net migration rate of population of each province exists 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 but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of each province has a different influence intensity to the economy, overall the net effect of it in the southwest is greater．In addition, there is not any sign to indicate that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regional convergence o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contrary, exactly because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tinuous expansioned, it is just formed the central region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such as Sichuan, Xinjiang, Shanxi etc．

第9篇：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为了掌握我区域内来京务工青年的基本状况，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区来京务工青年的特点、社会影响，找出相应的教育管理办法，团区委于9月初至10月上旬对全区来京务工青年进行了普查，完成了回收调查问卷、信息录入工作，并对系统数据进行了整理分析。召集各乡镇、街道相关人员召开了专题会议，对全区流动人口来京务工青年教育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进一步加强来京务工青年教育管理工作提出了可行性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此报告。

一、全区来京务工青年的基本情况

（一）本文中来京务工青年的界定

离开户籍所在地，在__区域内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居住30日以上的18至35周岁青年。

（二）主要组成人群

1、从事管理、研究、设计等职业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

2、在企业、工厂以打工为主的打工族

3、个体经营者

4、无工作、无居所人员

（三）数量及分布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我区共有来京务工青年199194人（根据各乡镇、街道提供的数据统计），分布在各个乡镇、各个街道。就街道而言，前三种类型的来京务工青年占大多数，在农村，二、三类型的来京务工青年占大多数。

（四）主要特征

1、来源广泛，成份复杂。全区来京务工青年来源省份主要集中在河南、安徽、河北、四川、山东、湖北、江西、吉林等地区；

2、居住时间短，流动快。来京务工青年居住周期较短，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以于家务乡为例，居住一年的外来务工青年占53.08%，居住二年的占22.18%，居住二年以上的占24.74%；

3、从事职业多样，就业途径狭窄。外来务工青年主要从事建筑、餐饮、服务、制造、加工等职业，大多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苦、脏、累、险行业工作。在谋取就业渠道方面，大部分来京务工青年是通过老乡朋友介绍、自荐或企业直招就任目前的工作，以张家湾镇为例，经劳动部门正规途径就业的外来务工青年仅占29%；

4、文化程度偏低，缺乏劳动技能。通过调查显示，来京务工青年大学以上学历27504人，小学以下学历2467人，其余多集中在中专、高中学历，占总人口84.95%。据了解，大多数流动青工未受过专门技术培训，专业技能十分缺乏；

5、性别比率基本持平。来京务工青年男女比例约为1.13：1（男105651，女93543），男女比率基本持平，男青年较女青年略多。

6、组织归属度较低。来京务工青年政治面貌以群众居多，以马驹桥镇为例，党团员占4.76%，普通群众占95.24%，普通群众是党团员人数的20倍，明显呈失衡状态。

二、近年来我区加强流动青年教育管理工作的具体举措及成效

（一）完善体系，搭建框架，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初步形成。

在全区各乡镇、街道均设立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组织，兼管流动青年的教育管理工作，达到城乡完全覆盖，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建立了工作联系会议制度、联络员例会制度、信息通报制度、工作考评制度等一系列规范化工作制度，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工作机制逐步形成。

（二）吸纳资源，整合队伍、建立了一支稳定、社会化的工作队伍。

在完善组织建设的同时，强化了队伍建设，建立了三层人员组成体系，第一层是委员，由各乡镇街道、职能部门主管领导担任；第二层是联络员，由各乡镇街道团委书记或职能部门相关科室负责人担任；第三层是社会兼职人员，吸纳社会热心人士担任。共聘请法律宣讲员20名，维权咨询员20名，招募网吧监督员150名，禁毒志愿者540名，形成了一支稳定、专兼职相结合的工作队伍，在流动青年教育管理工作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三）大胆探索，创新模式，对流动青年实现有效覆盖。

在新经济组织团建中，我们积极创新新经济组织团建，推行“联谊”模式，通过成立“非公企业青年联谊会”，凝聚和覆盖非公企业团员青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新经济组织中，已建团组织92家，覆盖团员青年近万人。全区新经济组织建团率近50%。同时，为不断适应新时期青年工作新形势和青年群体新特点，我们在流动青年团建中，推行“联网”模式，通过加强与“八通网”等青年自组织的联系，把互联网作为联系青年的新的重要平台。

（四）建立阵地，联合互动，流动青年法制安全教育进一步深化。

在各乡镇、街道、打工子弟

学校共建立法制教育基地45个，成立社区、村级维权工作站50余个，设立区、市、全国级青少年维权岗29家，为打工子弟小学筹建普法多媒体教室1个，同时，积极创新青少年宣传教育阵地建设，把“两法一条例”等法律条文，青春教育、交通、消防等知识搬进了楼道，形成了青少年法制教育楼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知识楼门等独具特色的楼门法制教育阵地，为基层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提供了新的阵地和舞台。多年来在广大流动青年中持续开展“6.26远离宣传周”、“青春红丝带行动”、“12?4普法宣传月”、《公开信》发表纪念日宣传活动等多项宣教活动，共深入乡镇、街道开展大型普法宣传活动20余场，印制发放各类普法宣传品10余万份。

（五）多措并举，解决困难，流动青年权益得到切实维护。

以关爱流动青少年为主题，开展了多项教育活动，成立了流动青少年法律学校，加强了对流动青年的教育和管理。共接待青少年权益侵害投诉30余件，配合区公安分局、区法院审理青少年案件10余起。协调各委员单位集中开展文化市场、校园周边环境、上网经营场所集中整治行动10余次，进一步优化了流动青年成长环境，减少了流动青年违法犯罪的诱因。

同时，团区委依托希望工程捐助中心，积极争取市希望工程支持，整合社会资源，着力服务困难家庭子女，维护流动青少年合法权益。

20__年，团区委以扶助弱势青少年群体、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进一步加大了“希望工程”吸纳社会捐助和宣传工作力度， 联合各新闻媒体发起了“爱心在__慈善公益活动”，全年捐助贫困来京务工人员子女870人次，发放各类奖助学金241000元；20__年，团区委持续推进“爱心市场”、“爱心之旅”等服务流动青少年工作项目，全区723人次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来京务工人员子女得到了资助，发放各类奖助学金216900元，得到了青少年以及社会的广泛认可；今年1月，团区委启动了“温暖1+公益行动”，并接受了青年企业家捐赠60万元，成立了“温暖1+”公益基金，用于帮助困难家庭青少年就读、就业和就医。截至目前，已为83名来京务工人员子女发放各类奖助学金24900元。

三、在流动青年教育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和问题

（一） 人口流动性大，掌握情况难度增大。

来京务工青年教育管理难，根本原因在于人员流动性强。在许多地方，务工青年数量庞大，因工作、生活的不稳定性而引起的小范围流动及跨区域流动的情况发生频繁，导致对来京务工青年青年的动态信息掌握不全面、不准确，来京务工青年“人户不一致”现象较为严重。

（二） 高危来京务工青年人群管控效率低。

高危来京务工青年人群相对于普通流动青年更加难以管理和控制，主要在于高危人群通常刻意逃避管理并且其流动性较普通流动青年更强。由于高危流动青年人群大多潜藏着违法犯罪的冲动，加上在受打击处理中积累起来的一些反侦察经验，驱使他们在流动时有意识的逃避管理；同时，有些有已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危群体，为逃避打击，流窜性显著增强。加大了公安机关对高危流动人群管控的难度。

（三） 出租房、中小旅馆等流动人口集中地点控制难度大。

出租房、中小旅馆数量多、分布广，许多高危流动青年人群藏身其中。部分出租房主和中小旅馆主为偷逃税费获取利益而逃避管理，不向有关部门登记申报；部分按照有关规定登记申报的房主和店主，在提供住宿服务时疏于管理，甚至根本没有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不按规定登记、了解和上报住宿人员的相关信息，导致许多出租房、中小旅馆成了流动青年教育管理的盲区、死角，因而成了滋生违法犯罪的温床。

（四）团组织对流动青年覆盖有限，服务管理水平亟待提升。由于我区流动青年的管理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管理措施不完善、管理方法单一、管理力量不足等问题。虽然各级团组织从自身职能出发，研究制定出多项流动青年教育管理可行性办法，但从实践中看，工作中出现“空档”的现象依然十分普遍。从流出地看，相当一部分青年外出往往是不辞而别，外出后又很少甚至从不与流出地团组织联系，导致团组织对他们的去向及从业情况一无所知。同时，由于工作单位与组织关系两分离，青年流动性较大，使团组织对流动青年教育管理工作出现滞后现象。特别是一些新经济组织领导存有“经济唯一”观念，不希望更不支持“打工仔”与外界有太多的接触和交往，导致新经济组织团建出现了不少“空白点”，相当一部分青年没有及时有效的得到团组织的帮助，久而久之自行流失。

五、进一步加强流动青年教育管理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一）健全工作机制，加强队伍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首先应尽快建立起相应的工作机制，形成市、区、镇（乡）、村（社区）四级联动的工作体系，建立由劳动部门、公安司法部门、工青妇组织、教育部门等相关单位各司其职、整体联动的教育管理机制。其次应建立健全工作队伍，明确职责分工，确立专兼职人员对来京务工青年事务进行管理，维护来京务工青年的合法权益。另外应由同级政府列入财政预算划拨专项资金，对来京务工青年的教育管理、技能培训、法律援助等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二）创新团建模式，加大管理力度，把流动青工纳入团组织管理之中。

新经济组织中聚集着大量青年，如何更好的凝聚和服务这些青年，已经成为当前各级团组织亟待研究解决的新课题。下一阶段，团区委将进一步加强团组织建设，在全区新经济组织中继续推行“联谊”模式，通过发展“非公企业青年联谊会”来更广泛的覆盖流动青年，根据流动青工的实际需求设计活动载体，以活动凝聚

青年，切实把流动青工纳入团组织管理之中，更好服务流动青年成长成才。

（三）加强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增加流动青年就业率。

争取相关培训资源，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资格认证培训，提高流动青年的综合素质，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联合中等、高等院校在流动青年中开展学历教育培训，帮助他们参加自学考试、成人高考和网络教育，接受基础教育，为流动青年获得学历证书提供方便。

（四）强化维权工作，保障合法权益，服务流动青年成长成才。

联合有关部门，制定有关来京务工青年劳动、教育、就业和福利等方面的制度，通过司法监督和法律援助，保障来京务工青年不受歧视，与本地务工人员同工同酬的平等待遇；充分发挥各类青少年维权机构的作用，受理来京务工青年的维权事务的咨询、投诉，为他们提供形式多样的法律援助服务。同时，联合有关部门加强监督，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来京务工青年劳动安全、人身伤害、工资拖欠等问题。

（五）加强普法宣教，开展多种活动，丰富来京务工青年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