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经济含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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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资经济含义范文

“民营经济”，其内涵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其焦点主要在于对集体性质的企业怎么看。在改革开放之前，许多集体企业“官办”的味道很足，有的被人们称为“二全民”、“二国营”、“大集体”。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在对原有的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的时候，出现了“公有民营”的称谓，这里所指的“公有”，既有“国有”的含义，也有“集体”的含义。这一界定把“民营”与“集体”分离开了，自然就缩小了“民营”的含义和范围，这是狭义的理解。

“民”的含义还与“公民”、“国民”、“居民”、“民间”、“民族”等词义相联系，这些含义又往往与人们的居住场所、生活地域、国籍待遇、文化和政治类别等因素相联系。按照这样的含义，“民营经济”又可以理解为，具有本国国籍的公民兴办或经营的经济实体的总和。鉴于此，有人把目前我国境内经济分为三大部分，即：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值得商榷的观点：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同志《在中国首次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演讲》把民营经济的范围界定为：广义的民营经济是对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资投资企业。狭义的民营经济则不包括含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民营”和“民有”也有区别。“民营”与经营方式相联系，具有经营管理的属性。“民有”与产权关系相联系，具有产权归属的属性。一般说来，“民营”的未必就是“民有”的，我国目前还存在“国有民营”的企业；而“民有”的绝大多数是“民营”的。换言之，“民营”包括的范围要大于“民有”，所以用“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比用“民有经济”和“民有企业”更为合适。

“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还有区别。“民营经济”应该是民营意义上的各种经济成分和要素的总和，“民营企业”是民营意义上的一种企业形态，是“民营经济”的主体部分或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民营企业”之外，还有具有“民营经济”属性，而非以盈利为目的的、从事非经济活动的、非企业的单位或部门。比如：一些从事社会福利、从事社会救助、从事慈善事业的民营单位或组织。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民营经济”试做如下定义：民营经济是以反映投资主体或经营主体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成分，是在一个国度里由本国居民投资创办、经营或控股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经济要素的总和。“民营企业”是由本国公民出资兴办或经营的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法人实体和非经济法人实体，具有自行组建、自行筹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谋发展的特征。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近几年来，为了及时了解民营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和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辽宁等省市都对当地民营经济运行情况建立了统计分析制度。比如辽宁省对民营经济的统计范围是，不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外商和港澳台商独资及其控股的经济组织，而前者之外的经济组织都在统计范围，即：它包括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也包括乡镇企业的全部，还包括城镇集体、股份合作制等等企业组织。这样界定的实质等于换个角度给民营经济下了定义。

但无论怎样说，“民营经济”其概念必将约定俗成，其理由有四：

第一，民营经济的发展态势，客观上需要带有总括性的词汇对其进行总体描述。包括个体、私营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及其他非国有、非外资的经济组织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著，是必须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社会经济现象。

2004年，辽宁省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实，按照上述统计口径，辽宁省民营企业创造的增加值达到了全省社会总产值的51％，民营经济在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显现。辽宁在全国以“国有企业大省”著称，因此，辽宁经济运行的重大变化不仅在辽宁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全国也有重要意义。

我们来看看令中国乃至世界惊叹的“温州模式”。改革开放之后，在浙东南的温州依托民间资本，兴办民营企业，100万农民由农村转移到城市，220万温州人走到全国各地经商，276万外地人员到温州去工作。温州迅速致富，跻身于全国城市竞争力24强之一，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称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温州人创造了中国脱贫致富的成功模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最先反叛传统的所有制结构，与传统的所有制结构形成鲜明的对照，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实践证明，这种选择符合温州的实际，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温州成功模式的内在动力在于：民营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产权约束更为严谨，机制运行更为灵活，追求利益的欲望和发展的欲望更为强烈。温州的崛起依赖于千家万户，经历了千方百计的筹划，历经千辛万苦，积累了千言万语的体会，显示了民营经济旺盛的生命力。

从全国而言，按照黄孟复同志的界定，2002年全国民营经济在城镇中的就业比重已经超过70％，2004年民营经济在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超过82％，2003年广义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国GDP的65％(其中外资经济约占15％左右)，广义民营经济缴纳税收占全社会税收收入的比重2003年为66．5％，2004年1至9月为71％(见黄孟复《在中国首次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演讲》、《在第二届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演讲》)。而且，民营经济的发展在稳定社会，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民营经济的基本内涵看，它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大特征。这种称谓把它涵盖的经济成分与国有经济，与外资经济区别开来，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令人关注的重要经济力量，它的发展壮大记录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

第二，民营经济的表述基本符合科学分类方法。对事物进行归类表述是科学方法之一，也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良好习惯和重要传统，这种习惯和传统甚至是不可抗拒的。几十年来，我国对经济组织、经济成分的分类表述错综复杂。比如，从工商注册看，现行的企业类型就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17个类型，其中还没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外资企业。从地域上划分，有乡镇企业，还有城镇集体企业。从所有制大的框架划分，有国有的或全民的，有集体的，还有私营的，其中还有在世界尚未有定论的，到底属于公有，还是属于私有的企业――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伙制企业。而民营经济的表述，把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作为两种特有的经济类型独立起来，把两种类型之外的本质相近的经济成分结集在一起，既有内在合理性，又有表述便捷的特点。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在总体经济构成中它是对本质相近经济成分的分述；下延一个层次，它又是对本质相近经济成分的概括。

第三，这种称谓在全国大多数省市得到了基本认同。据考证，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我国一个叫王春圃的学者就曾在一本书中用过“民营”的概念。1942年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也曾使用这个概念，他把民营经济看成是老百姓办的经济，其中包括合作社。(见宋宝全、王生发编著的《托起明天的太阳》沈阳出版社)使用这个概念真正频繁起来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而且它是来自基层，来自群众的。这种来自群众，来自基层的认同，往往是一种称谓得以确定的基础和前提。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93年国家科委和国家体改委联合拟发了《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若干问题的决议》，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使用了“民营科技企业”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有众多的地方民营经济报刊，有中国民营经济研究院，还有众多的地方民营经济研究会。2003年11月和2004年12月，全国工商联牵头连续召开两个年度的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会后全国工商联又组织连续编写了2003年、2004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两个年度报告和2004年《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可见，尽管目前人们对这种称谓内涵的界定还不尽相同，但它不会，也不能因此而影响这种称谓的认同趋势。

第2篇：外资经济含义范文

如何在原有的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上谋求较高的投资水平，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所需解决的首要问题。FDI通过弥补“双缺口”(Dual―Gap)直接促进了东道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可以讲，双缺口模型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吸引外资大规模流入的重要理论依据。事实也是，资本的流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王小鲁和樊纲在2000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在1980―1997年总共18年间，我国国内储蓄减国内投资的实际缺口有13年出现正值，其中最高的1997年名义缺口为2745亿元，实际缺口为898.5亿元，占GDP的3.01％。一方面是国内储蓄的过剩，另一方面又是国外资本的流入。这种绝无仅有的现象向经济学界提出了挑战。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给出一个解释，并从中引伸出一定的政策含义。

二、 改革时期的FDI与国内储蓄变动分析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FDI迅速增长，增速达到两位数。1983年，中国实际利用FDI为9.16亿美元，1992年突破100亿美元，1996年又突破400亿美元，之后虽然有波动，但一直维持在400亿美元以上。加入WTO以后，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2002年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2004年又突破600亿美元大关，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695亿美元，2007年又增长到747亿美元。

我们不能否认, 中国引进FDI可以弥补国内的储蓄不足, 增加就业岗位, 引入先进的技术、管理、规则和国际市场等等。然而, 无论引进外资有多少好处, 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始终构成其最基本的因素。

从1952年以来，中国贷款大于存款成为常态。这种状况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实际状态,也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范式。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源短缺( 储蓄缺口) 是我们的主要矛盾, 因此,引进国外资源( 相应地出现贸易赤字) 是我国谋求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但是,从1978年开始的近30 年经济转型中, 这个最基本的因素却是在变化着的。1978- 2004 年间的中国存款-贷款格局大致经历了两个趋势相反的阶段。1978- 1994 年为第一阶段。此间, 储蓄不足是中国经济的常态。引进FDI是中国谋求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1994- 2007 年为第二阶段。此间,存贷款差额转为存差，且存差的规模巨大，这成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常态。相应地, 资本外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现象。简言之, 如果从存款-贷款的对比关系来分析引进FDI, 其合理性已经基本丧失。也就是说, 如果国内存在使储蓄资源转化为投资的有效的金融体制, 引进FDI 的合理性就会丧失, 但现实并非如此。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我国银行体系存差大量增加，国内储蓄难以转化为有效投资；另一方面，FDI大量流入，这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但现实是两者并存。有学者将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由过剩国内储蓄(内资)和在此条件下依然大规模进入的国外储蓄(外资)所表现的那些资金称为“迷失的资金”。

三、 国内储蓄过剩与外资大量进入并存的成因分析

如果说1994年之前FDI的涌入填补了国内投资资金的不足，那么，1994年之后国内银行体系存差的大量增加则说明在国内储蓄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外资仍然大量流入，并在中国获得大量利润。为什么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迷失的资金”这个谜团呢？

对这一金融谜团, 国内学者的解释大都认为，这是由于国内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 形成了储蓄过剩和资金不足并存的矛盾。但是，国内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的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个大背景的关系是什么呢？本文试图探究背后的原因，给出一个逻辑自洽、符合事实的解释。

1、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内生的金融控制导致国内储蓄无法有效的转化为投资

肇始於1978年的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在经济增长与社会主义的双重约束下进行的。这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变迁。它要求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稳定中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这样的目标和难度内在的要求一个强政府。一段时期内这个政府拥有强大的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能力，而实现这种能力的手段有二：一是财政，二是金融。在1978年后，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是下降的。这说明国家通过财政手段控制经济是不可行的。即当政府财政能力虚弱，强政府不可能以“强”财政来支持体制内系统本身运转，迫使国家采用金融控制来支撑旧的体制。这是由于经济转型的约束和目标而内生的国家金融控制。

政府意识到“强”国家金融控制有利于储蓄动员和租金创造, 提升国家金融能力, 因此, 政府就会想方设法来集中和控制这些储蓄和租金, 进一步做出一些维护和扩展这种制度的具体安排。一旦做出以后,这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又会由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而自我强化。这些具体安排包括垄断性的国有银行体制, 早期限制金融投机需求及资产替代选择而不发展证券市场, 1992 年后发展证券市场又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政府通过控制国有银行为主、控制证券市场为辅, 来动员储蓄并集中金融资源。这样, 中国在国家财政能力迅速下降的同时, 迅速实施了强金融控制, 主要依托金融营业网点的行政化分布, 重建了收集民间财富的能力, 为实现储蓄动员及集中金融资源奠定了良好的体制基础。

内生的国家金融控制对体制内企业提供了持续的金融支持。从银行来看,中国金融机构绝大部分的短期贷款都贷给了国有企业, 国有银行对国有经济的贷款比重长期以来平均高达85%以上, 而中长期贷款贷给国有企业的比率不会比短期贷款的低。而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是内生国家金融控制在20世纪90年代的逻辑延伸。此外，国家对体制内企业还进行金融补贴。据世界银行1996年统计, 中国在1985年至1994年间, 以低利率信贷和未归还本金形式统计的金融补贴占GDP 比例平均为1.72%, 1992 年曾达到3.6%。因而，我国的改革在体制内企业产出没有大幅度下降的同时，更多地体现为“体制外增长”。

内生的国家金融控制还是以计划的逻辑在分配资金，根本无法保障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制度安排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进一步得到强化，金融领域本身难以摆脱旧体制的影响。同时,体制内企业改革的复杂性与迟缓恶化了我国金融发展，反过来迫使国家迟迟无法进行全面系统的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来有效配置资源。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是以金融改革的滞后与巨大的金融风险的积累为代价的。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 都假定社会中的储蓄能够自动转换为投资。实际上, 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假定是不符合实际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是加速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但是, 由于内生的国家金融控制导致了金融体制的缺陷或相对低效率的国内金融体系, 这造成在中国不仅缺乏促成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的健全、完善、发达的证券市场, 而且缺乏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的发达金融机构和丰富的金融工具, 导致中国国内储蓄资源的闲置。

2、 地方政府在引资方面进行恶性竞争，扭曲了中国对外资的实际需求

另一方面，内生金融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在体制内获得资源的格局短期无法打破，国内金融体系不能满足其投资和增长冲动，地方政府只好更多地从境外获得支持本地GDP增长的融资来源。

而在分税制和以GDP作为政绩考察主要指标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不恰当地成为以本地GDP增长为目标的市场投资主体。政府边界的模糊导致了投资冲动的无限释放。通过吸引外资并使之本币化,地方政府就可以从国内相对固定的资源总量中占有和使用更大的份额。吸引外资越多,地方经济实际利用的资源就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地方政府的政绩也越突出。地方政府经济活动的软预算约束和目标短期化特征激发了其不计成本吸引外资的强烈冲动。

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

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引资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这种扭曲的引资政策直接增加了引入外资的成本,降低了外资的利用效益。外资企业由于“超国民待遇”而获得较高的报酬，扭曲了中国对外资的实际需求，在当前国内资金过剩的情况下，还进一步诱使外资大规模进入。

经济转型过程中内生的国家金融控制导致了金融体制的缺陷，即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处于“低效运行”状态，实际上是让渡了利益给外资。

由此可见，渐进式改革内生的金融控制和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 使得一方面FDI大量流入中国，而另一方面国内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每年都有大幅增加。

四、 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在经济增长与社会主义的双重约束下进行的。在政府不可能以财政来支持体制内系统本身运转时，迫使内生的国家金融控制来支撑旧体制。同时体制内企业改革的复杂性反过来迫使国家迟迟无法进行全面系统的金融改革，使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处于低效运行状态。而且，内生金融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国内金融体系不能满足其投资和增长冲动，地方政府只好更多地从吸收FDI来支持本地GDP增长的融资来源。这扭曲了中国对外资的实际需求，在当前国内资金过剩的情况下，还进一步诱使外资大规模进入。

因此，我们要重视渐进式改革中FDI、国内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着手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政策的思考：

第一，要重视从储蓄角度来观察失衡问题，提高国内资金的使用效率，努力促成国内储蓄向有效投资的转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为提高国内储蓄的利用效率，要稳步推进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和直接融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减少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国内融资和对外借贷等方面受到的限制，培育高效的市场投资主体。一旦我国金融发展有序和健康，内外资的矛盾也就会迎刃而解。

第3篇：外资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美国的直接投资制造业吸收外资比例中国俄罗斯

中国和俄罗斯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状况比较

俄罗斯(前苏联)和中国过去是两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大国。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于1978年,远远早于俄罗斯。1992年正式确定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济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近20年来,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俄罗斯的改革开始于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解体后的激进改革,导致俄罗斯在一段时期内经济大幅下降,经济总量甚至只及改革前的三分之一。直到20世纪末,俄罗斯的经济才止跌回稳。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达6%多,经济总量增加了70%。同时,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

中俄两国的改革,都是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实行市场经济就势必融入世界经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俄两国存在着很大差别。

中国FDI流入量远远多于俄罗斯。1990年中国FDI流入量为35亿美元,2003年达到535亿美元,是1990年的15倍。2005年的金额是790亿美元,2006年是870亿美元。同时,2003年俄罗斯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仅仅10亿美元,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低谷,随后大幅增长,2005年是150亿美元左右,2006年达284亿美元。尽管如此,俄罗斯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仍远远低于中国。

DeMello(1997)指出,FDI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产的私有化和全球化。其他因素还包括政治稳定、政府政策的性质、贸易和投资的制度安排、接受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接受国的市场规模等。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定位于“改革和开放”,吸收外资是改革开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俄罗斯实行的是激进的改革,私有化力度很大,但政府没有特别提倡诸如中国“对外开放”那样的政策导向或“引进外资”的政绩考核指标。

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在吸收外资方面,无论是金额还是政策导向上,都存在不小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些差异,使得对两国吸收的外资在行业间的分布特点进行比较才有意义。

本文拟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制造业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变化状况进行比较。这一比较是基于计量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诸如中国和俄罗斯那样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主要产业,其他众多的“非制造业”部门尚居于次要的地位。俄国是制造业强国,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制造业也一直占50%以上。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直接投资输出国,中俄两国制造业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状况基本可以反映两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在行业间的分布状况,从而反映出两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

对中国和俄罗斯制造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全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历年公布的资料。美国商务部公布它们时,已对数据根据历史成本进行过调整,可比性更好。美国对中国制造业及俄罗斯制造业直接投资金额占美国对它们直接投资总额的百分比是笔者根据两者的数据计算的。

首先研究美国向中国制造业投资的金额对美国向中国直接投资总金额的弹性。计量模型如下:

lnMANt=α+βlnFDIt+μt(1)

其中,ln是自然对数符号,MAN是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直接投资的金额,FDI是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总金额,u是误差项,t是时间序列的符号,α、β是参数。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非常高,自变量前面的参数非常显著。回归结果说明,在1982到2004年的23年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每增长1%,其中对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约1.22%。对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比直接投资总金额的增长速度快22%。这就导致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金额在投资总金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由于俄罗斯的数据是从1993年到2004年的,为了与这一时间段相匹配,以期更好地进行比较,本文从表1中截取1993到2004期间的相关数据来考察美国对中国制造业投资的金额对美国投资总金额的弹性。仍用计量模型(1),这时的时间段是1993到2004,其他符号的含义不变。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也非常高,自变量前面的参数非常显著。在1993到2004年的12年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每增长1%,其中对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约1.09%。对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比直接投资总金额的增长速度快9%。虽然制造业吸收的直接投资金额的增长速度没有23年间的总体速度快,但制造业吸收投资金额的增速仍比投资总金额的增速快。

最后再来看看1993年到2004年间美国对俄国制造业投资金额和投资总金额之间的关系。仍用计量模型(1),这时MAN是美国对俄罗斯制造业直接投资的金额,FDI是美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总金额,其他符号的含义不变,时间序列的长度是1993到2004。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较差,自变量前面的参数也通不过5%条件下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说明,美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总额的增长,和其对制造业的投资金额的变动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结论与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及计量回归的结果,本文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在1982-2004年间,中国吸收美国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而中国制造业吸收的美国直接投资增长更快。基本上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金额每增长1%,投向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金额就增长约1.22%,制造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占美国总投资的比例从1982年的22.45%增长到2004年的55.67%。仅制造业一个行业,吸收的美国直接投资就占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从1993-2004的12年间,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金额每增长1%,投向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金额就增长约1.09%。而在俄罗斯独立后的1993年到2004年,俄国制造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金额变动与美国对俄国投资总金额的变动基本上没有相关性。美国是世界主要的直接投资输出国,对外投资的行业也很齐全。一国的不同行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比例基本上反映了该国经济结构的真实情况。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的制造业接受的外国投资不断提速,成为“世界工厂”的趋势非常明显。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政府倡导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吸收外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二是中国较低的工业水平和庞大的劳动力使得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能与外资的投向一拍即合。

俄罗斯的情况较之中国大为不同。在实证研究所涉及的12年中,俄国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总额也有8倍的增长,但制造业吸收的投资金额上下变动很大,没有明显增加。直接投资总额的增加大多落实到了“非制造业”。因为俄国比较彻底的私有化使得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政府没有明显地提倡诸如“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之类的发展经济的政策取向(即使提倡也未必被私有化了的企业所认可);再者,俄罗斯的制造业水平远较中国为高,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未必比俄罗斯本地的制造业有优势。这就限制了制造业向俄罗斯的转移。

如第一部分所述,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产的私有化和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在政府的开放政策倡导下以开放促发展,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主要是以彻底的私有化促发展。俄罗斯的私有化经历了私有化股权证时期(1993-1994年)、债转股时期(1995-1996年)和个案私有化时期(1997年以后)三个阶段,其中虽多有缺陷,对私有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其最终的彻底私有化目的还是达到了。可以说,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因素来自大力对外开放,俄罗斯吸收外资的因素来自经济的彻底私有化。外资流入两国制造业的重大区别是否是由于两国吸收外资的因素不同所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俄罗斯的制造业吸收外资的比重不随吸收外资总金额的增加而增加,从一个方面说明俄国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制造业并未挤压其他行业—特别是代表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的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差别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的两份报告,.2007.1.29

2.唐以今.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之比较研究[J].现代财经,2005(5)

3.中国证券网,.2007.1.11

第4篇：外资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 外资并购 国家安全 安全审查

一、国家安全的含义,以及我国对其保护的现状

很多学者认为，国家安全就是指经济安全。笔者认为，当今社会的构成要素融合已经相当集中，外资并购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仅仅只是过去对经济的冲击，其范围已经扩张到更加广泛的国家安全，主要包括国防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等重要内容。

文化安全，就是文化的保护做的不到位。

环境安全，指与人类生存、发展活动相关的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处于良好的状况或未遭受不可恢复的破坏。一方面是生产、生活、技术层面的环境安全；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国际层面的环境安全。

能源安全，笔者的理解就是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大量消耗我国本土的能源为自身企业谋利益，同时，由于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够发达，在原料加工、能源利用等方面都不够完全，加速了我们的能源危机。

对于经济安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核心就是和利益问题。

我国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正在不断更新，其中：2006年2月23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中就明确，“大型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企业控股权向外资转让时应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表明了国家管理层对于外资并购重点行业的骨干企业不得危害国家安全的底线。

2006年8月8日，商务部、国资委、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证监会和外汇管理局等6部委颁布了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该规定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显得格外突出，为外资并购我国境内企业划定了一条“安全底线”。

2006年11月出台的《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对外资并购给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加强对外资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重点企业的审查和监管，确保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重点企业的控制力和发展主导权。”

2007年6月，反垄断法二审稿又增加规定：“对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审查。”

然而，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还极不完善，只是明确了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应当进行审查，但由谁审查，如何审查都没有规定。现有的行业准入审查和反垄断审查并不能替代国家安全审查最多只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审查，外资并购有可能对广泛的国家安全，甚至包括对国防安全构成威胁，我国在这方面的审查制度基本缺失，目前，迫切需要建立全面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二、外资并购对国家安全造成的主要威胁

1.抑制我国某些行业的龙头企业，甚至阻断其发展，控制国内企业，直至达到控制某些行业的目的。

2.国有资产流失，同时逐渐消灭我国的民族自主品牌。

3．收编我国一些自主研发力量，使国内多年积累的技术进步的基础受到严重削弱。

4.带来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外资并购后，为了企业自身的利益，采取各种迂回方式解雇工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三、国外的相关立法

对外资并购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的制度。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跨国并购门槛的国家，对外资并购的审查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和程序,对外国公司并购本国企业的国家安全审查也由来已久。其主要构成为：

1.审查机关。外国投资委员会是其负责国家安全审查的机构（CFIUS），是隶属于财政部、但跨部门运作的政府机构，主要负责评估和监控外国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CFIUS在实际运作中发展出一整套衡量和评估体系，各成员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在财政部以外，国防部和商务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于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并不限制在经济安全的范畴内，而是整个的国家安全，包括国防安全。

2.审查程序。CFIUS的国家安全审查分为4个阶段：申报或通报、审查阶段、调查阶段、总统决定。

3.审查标准。CFIUS的审查标准从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比较原则笼统，为具体执行预留了很大的空间。主要是看是否有充分证据表明该并购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美国现有法律规定能否提供足够的权限来保护国家安全。

四、对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建议

1.对外资并购设立统一的审查机构。即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审查机构，建立透明、规范的审查程序和流程，切实把住国家安全的审查。在目前统一的审查机构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可以建立临时的联合审查会议之类的机构，作为过渡性机制。

2.明确审查的对象。比如制定国家管制的战略性产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与技术名单，对外资购并进行规制，根据不同情况分为禁入、禁控和禁购几个层次。

3.确立审查的标准。如对于我国的一些“幼稚性产业”，要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做出限制或禁止的规定，对于我国的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如军工产业等，则禁止外资并购。

第5篇：外资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 民族地区;外资投资;原因分析;对策思考

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大量扶持政策使得我国民族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外商投资规模也不断的加大,但是我国民族地区在利用外资方面与中东部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地区对外资的使用不合理直接阻碍了民族外资使用增长率的提高,进而影响了我国民族地区自身经济的发展。解决民族地区利用外资发展本地区经济,是影响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和社会和谐,民族地区稳定的重要问题。

一、民族地区外资利用的理论分析

1966年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两缺口”模式。他们在开放经济的框架上分析决定经济能否增长否定增长的四种因素,即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

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宏观分析,得出以下恒等式:

I-S=M-X (1-1)

由公式(1-1),(I-S)表示储蓄缺口,(M-X)表示外汇缺口,在既定的核算阶段,储蓄缺口应与外汇缺口相等。当出现储蓄缺口的时候,需要靠外汇缺口来弥补,而要保持外汇缺口,主动的做法就是引入外资。

他们认为大部分不发达国家国内资金缺乏,主要依赖外部资源来提高人均收入,外部资源的利用不仅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也大大加强了运用自己资源取得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两缺口”模式从理论上强调了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我国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落后,储蓄缺口大,但是由于民族地区自身的经济实力不能内部解决其资金问题,因此,需要靠外来资金的注入解决其资金形成困难的局面。

二、民族地区利用外资现状与特点

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以及国际产业、资金的转移速度加快,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也不断大幅度上升。2008年吸引外资水平继续提升,实际利用外资923.95亿美元,同比增长23.58%,其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79.84%。虽然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国今年1～6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0.09亿美元,同比下降17.9%。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各国经济的复苏以及国际间经济合作的加强,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也将不断攀升。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我国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发展水平低,在外资利用方面仍落后于我国其他地区。由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在外资利用方面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点。

1.利用外资总额小。民族地区利用外资总额与中部,东部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根据西部实际利用外资额和结构数据显示:2002年西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200517万美元,占全国外资利用总额的3.82%;2003年西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169738万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3.11%。2005年江苏、广东和山东三省实际利用外资都超过100亿美元,而民族地区大部分实际利用外资都低于10亿美元。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利用外资的总额仅占到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3%左右。

2.利用外资的质量不高、效率低。外资投入的产业分布不平衡,目前,东部地区外商投资的产业分布情况为: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3:70:27。而西部地区的外资有90%投资于第二产业上,农业项目比重仅为0.07%,第三产业投入比重也很少。外资投入在第二产业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而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较少,投资于基础设施,高新产业较少。

3.资金来源单一。资金主要来源于港澳台的中小投资商,欧美日等国大财团投资较少。

4.利用外资的地区分布不均衡。西部地区,外资主要集中于四川、广西、陕西、内蒙古、云南、重庆6省市。无论是从各省市实际利用外资情况,还是东西部储蓄缺口与引资状况来看都呈现出“二八规律”。6省市年实际利用外资占西部12省市区实际利用外资的80%左右,其他省市仅占20%左右;6省市的外商企业投资总额占西部12省市区总额的80%左右,其他省市仅占20%左右。

三、民族地区引用外资困难的原因分析

1.基础设施条件落后,是民族地区吸引外资困难的硬件屏障。基础设施建设的好坏与外资投资有很大的关联性,基础设施条件是外商投资考虑的主要因素。外商在投资与于某一地区时不仅考虑投资回报率而且在立足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上,分析其基础设施条件的好坏。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阻碍了信息的传播,影响了外商的收益率,从而也大大的降低了外资进入民族地区投资的积极性。

2.劳动力素质较低影响外资投资。劳动力的素质高低、技术水平的先进与否、管理才能及相应管理经验、相关的投资法规等要素,影响经济发展中外资吸收能力的大小。其中,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对外资吸引能力的制约尤为最甚。

我国民族地区教育水平落后,劳动力素质不高。西部民族地区小学入学率低,初中教育薄弱,九年义务教育很难普及。文盲、半文盲人数较多。据统计,2004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0.32%,而我国的文盲绝大部分又集中在西部民族地区。因此,我国民族地区人口数量较多的优势与较高素质和熟练劳动力的相对不足的矛盾,这势必会影响对外资的吸纳能力。

3.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是影响投资收益,影响外资吸纳能力的重要因素。民族地区的生产要素在各地区,各行业之间的流动不通畅,市场信息传播不灵通,商品得不到充分的交换;民族地区贫困,对商品的消费欲望低,同时由于民族地区政府更多的干预,价格缺乏弹性,从而市场不能出清,投资商的利益也会受损。民族地区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极大的约束了外资的吸收能力。

4.民族地区投资利润低,投资风险大,才是外资投入较少民族地区的根本原因。资本的逐利性质决定了资本只会向利润率较高的地方移动。综合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教育水平落后,劳动力素质低,投资环境差的综合原因致使外资投资于民族地区的利润率较低,这才是民族地区外资吸收困难的根本。

四、民族地区外资利用对策探讨

“两缺口”模式为不发达地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外资发展本地区经济提供了理论指导。制定妥善的外资利用计划,进行经济改革,积极利用外部资源正是“两缺口”模式的政策含义。

1.引用适当规模的外资。根据“两缺口”模式理论与东部10省的实际利用外资经验,吸引外资的规模应以稍微大于储蓄缺口为宜。规模太小不能弥补储蓄缺口,也不能发挥外资的技术效应,就业效应和效率效应;规模太大,超过地方的偿债能力,反而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负担。一国或一地区使用外资的规模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地区的经济规模、地区的生产总值、财政收支状况、进出口贸易总额、地区的储蓄情况、外债结构以及管理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等,所以,民族地区在引用外资时应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合理的引进外资规模。

2.合理分配外资,使其产生最大经济效益。民族地区百业待兴,很多产业和方面都可以利用外资来弥补。但是根据资源的稀缺性,外资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引进,也不可能全方位的投入,只有产生最大经济效益,才算实际利用外资的成功。如何分配外资,才能达到最大经济效益?

事实上,法国发展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发展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落后地区发展经济提供了理论指导,佩鲁的发展理论已经成为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解决地区经济优先发展的理论依据。在民族地区利用外资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扩展“发展极”理论,重点将外资引入这些“发展极”产业,使得某些地区产业,企业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通过不断其吸引力和扩散力扩展自身规模,在带动效应的作用下,带动其他部门的共同发展。作为“发展极”应该具有吸引作用和扩散作用,其具有技术的创新和扩散、资本的集聚和输出、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形成“团块经济效果”四方面的表现。

(1)结合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优势的特色产业。民族地区可以依靠本地区的自然资源发展相关产业,从本地区获得资源和原始材料有利于节约成本,同时在引资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应注意产业的布局和产业链的发展。通过利用外资扩大特色产业规模,使其发挥规模效应和带动作用,延长产业链,发展深加工,充分利用资源。所以,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集中分布和深加工是引用外资时应注意的问题和发展方向。

(2)结合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廉价且技术水平低的特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民族地区的教育不发达,技术缺乏,利用外资的时间晚于东部,所以在引用外资时资金的利用更倾向于资源密集型,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农业、采掘业、食品加工、纺织业等,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高新技术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

3.根据民族地区原有工业,引进外资。在引进外资时,必须和民族地区现有的国有企业相结合,以现有国有企业为依托,通过引资带动产品的开发,活跃市场,引进先进管理经验推动国有企业管理,促进技术和经营机制的提高,增强竞争能力,使之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也使得在外资的帮助下国有企业进一步发展。

4.营造利用外资的良好环境。民族地区利用外资的环境远不如东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里的“环境”不仅指客观的地理环境,而且指民族地区的硬件环境(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也指民族地区的软件环境(教育、素质、技术、文化习俗等)。民族地区要获得更多的外资就必须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做好规划,为引用外资清除硬件屏障。民族地区一方面要实施好义务教育,发展好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民族地区的技术水平,同时给下岗工人提供专门的职业教育提高整体劳动力素质机会。

为了更好的吸引外资,民族地区还应更进一步的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如:(1)加强法制建设,打击各种违法经营行为,营造一个公平,透明的市场体系;(2)改变思想,与时俱进,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民族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引进外资是民族地区弥补自身缺口,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和必要途径。但是在强调资金重要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对本地区内在潜力和资源的开发。在利用外资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过程中优先将外资用于“发展极“产业是有效利用外资的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3)

第6篇：外资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改革；税收优惠；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033-04

引言

2008年1月1日开始全面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制的统一。长期以来，由于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名义税率上的不统一，加上众多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外资企业的实际平均税负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获得了投资和经营的良好政策支持，税收优惠政策在吸引外商投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出于为内外资企业创造一个稳定、公平和透明的税收环境的考虑，企业所得税改革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进行“两税合一”。“两税合一”，是指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的统一。对原来享受众多税收优惠的外资企业来说，这一政策在客观上将导致这些企业整体税负增加。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这一规定将直接影响各行业、各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现有格局，单纯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不再成为特定行业或地区进行招商引资的最重要手段。

在这个背景下，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之后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就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广东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试图通过本文的有关研究，对广东省在两税合并之后如何更好地吸引和利用外资提出建议。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作为最早开放的省份之一，已经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积累了优质的投资环境资源，并形成了良好的区位优势。同时，得益于税收优惠的政策支持，广东省在吸引外商投资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研究两税合并对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对两税合并之后中国其他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招商引资也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相关文献回顾

本文所指的外商直接投资，即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现代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FDI作了如下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是指在投资人以外的国家所经营的企业拥有持续利益的一种投资。FDI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众多研究表明，FDI的流入与当地经济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在涉及FDI的文献中，不乏与税收优惠政策有关的研究。孙江明等（2008）以中国的制造行业为例，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税收政策对中国吸引FDI的影响。该研究指出，现阶段中国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FDI的流入存在正向影响作用，因此涉外税收优惠的波动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对FDI的吸收。但该研究并没有考虑到中国不同省份之间对吸引FDI的区位因素，只是重点考虑行业差异带来的影响。傅元海（2007）选取了税收优惠政策对FDI质量的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傅元海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FDI虽然在总量上保持增长，但是所吸收的FDI在质量上并没有得到持续改善。改革开放以来依靠税收优惠政策吸引的FDI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相对较少，中小企业投资比重较高，FDI的平均质量不断下降；中国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所吸引的外资大部分集中于对政策更为敏感的中小企业，历年FDI的平均规模不断缩小，即FDI的质量也不断下降。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后，有学者对内外资企业税负变化的有关影响进行了研究。张燕生、张岸元等（2006）分析了“两税合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的主要结论指出：外资企业投资的主要动机已逐渐从成本驱动为主向市场驱动为主的方向转变，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在吸引外资过程中的作用已明显减弱，但该研究并没有针对这一论断进行实证分析。莫晓芳（2007）研究了“两税合一”对广东省外资企业税负与利用外资的影响。该研究利用2000―2005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以此为依据预测未来五年内税率变动对广东外资企业的税负影响，分析结果认为，“两税合一”政策通过规范化的税收优惠政策导致外资企业的收入有所减少，因而“两税合一”在客观上会增加广东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引资格局将发生一定变化；该研究在实证分析部分对影响FDI流入因素的考虑并不全面，只是对相关的涉税数据进行了简单的时间序列回归分析，结果难免出现偏差。其他学者对有关“两税合一”政策和FDI的关系也进行了不同角度研究，如龙笔锋（2007）研究了“两税合一”后中国FDI流入水平的稳定性。

以上有关文献的研究表明，“两税合一”的所得税政策在税收优惠上的调整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借鉴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采集了1994年税改之后（1995年为本文采集样本数据的起点）至2007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两税合一”政策对广东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分析部分将以税收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其他影响FDI流入的控制变量，通过分析1995―2007年外资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对两税合并之后广东省如何改善税收和非税收因素从而创造更好的招商引资环境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研究设计

本文将通过建立含税收因素的统计模型对广东省历年吸引FDI的总量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企业所得税改革的直接效应。企业所得税改革（主要是所得税方面的优惠）的直接作用是降低享受优惠企业的涉税支出，使其税后经营利润增加，增大投资回报率，从而达到促进受惠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类似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商投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因为有关优惠政策所带来的税收成本节省，使得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特区等地区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与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相关关系。

但税收优惠政策并不是影响FDI流入的唯一因素。FDI的主体――国外投资者不仅仅看重税收优惠所带来的成本节省，其他一些非税收因素也同样能够影响国外投资者的决策。国内外有关FDI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本文选取了以下几个非税收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即：该地区的市场发展前景，投资环境因素，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外商投资的人力资源成本，该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等。市场发展前景、投资环境、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水平等几个因素与跟FDI的回报率直接相关，对于广东而言，虽然近年来全省一直致力于发展技术密集型经济，但受限于国内总体技术水平不高等因素，劳动密集型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人力资源成本也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

基于有关文献研究和以上分析，本文建立了如下假设：

H0：企业所得税改革所带来的税收成本节省对广东省FDI的流入有显著影响。

本文选取下列变量建立统计模型进行时间序列的多元回归分析：以广东省每年流入的FDI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应的统计数据则采用每年的协议利用外资额；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单位税收支出作为解释变量，由于无法获得外资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直接数据，采用“外资投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替代。从理论上来说，税收负担越轻，FDI的流入越多，因此，被解释变量FDI对解释变量“单位投资的税收负担”反应较为敏感，预计符号为负；控制变量则包括：（1）广东省GDP的年增长率，表示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或市场规模增长速度，作为市场前景的替代变量，与FDI正相关，预计符号为正；（2）广东历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表示邮电、通信、金融、信息等设施和服务的便利程度，作为投资环境的替代变量，与FDI正相关，预计符号为正；（3）广东历年进出口总额，作为经济开放程度的替代变量，与FDI正相关，预计符号为正；（4）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作为外商投资的人力资源成本的替代变量，与FDI负相关，预计符号为负；（5）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全部工业企业产值的比重，作为市场化水平的替代变量，与FDI负相关，预计符号为负。综上所述，建立模型如下：

lnFDI=α+βTax+λ1GDP+λ2Teri+λ3lnInt+λ4lnWage+λ5Mkt+ε

式中，α为常数项，代表无税收因素下的FDI流入量；ε为随机误差项；其他各变量的含义（如表1所示）：

表1各变量含义

三、实证分析

根据前面所建立的模型，本文选取1995―2008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除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额来自广东省国税局网站有关统计数据外，其余均来自《2009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对所有样本数据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时间序列的多元回归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对部分原始数据先进行处理，如将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除以每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计算得出解释变量Tax对应的值；对控制变量Mkt也进行相应的计算，再输入SPSS统计软件。

本文所选取的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如全省历年GDP总额，进出口贸易总总额等，均为对应当年年末时点的数据。而在实际的经济决策中，外商投资企业通常根据以往的经济运行情况来进行投资决策，换言之，一个地区本年度所吸引的FDI总量受到上一年度外资企业税收负担和有关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影响。因此，在统计分析过程中，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即被解释变量lnFDI选取1996―2008年的数据，其他变量所选取的区间为1995―2007年。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如下：

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表明统计模型基本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将有关数据输入并运行SPSS统计软件后，得到的有关回归结果显示R2=0.95，调整后的R2=0.889，F统计量的值为15.738（显著性水平小于0.5％），说明模型总体拟合程度较好；DW统计量的值为2.156，接近于2，模型通过“杜宾―瓦尔逊”检验，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其他各项回归系数值和t统计量的值（如表3所示）：

表3 回归系数结果

注：t值对应的显著性水平由“*”表示：***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显著；*表示在0.1水平显著。

根据回归结果得到：

lnFDI=19.57-2.583Tax+5.281GDP+6.738Teri+0.289lnInt-

0.321lnWage-0.637Mkt+ε

在不超过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各控制变量的系数均通过t检验，但作为解释变量的Tax并未通过检验，显著性水平低于30％，对应的值为0.349，从而拒绝原假设H0。这个结果表明，在观察期间内，实际利用外资的税收负担水平对吸引FDI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而经济和市场开放度、投资环境的完善程度、人力资源成本的高低等因素对吸引FDI的流入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力。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由税收负担减轻所带来的成本节省对FDI的吸引力正在不断下降。

研究结论与展望

实证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近年来随着影响外商投资的非税收因素得到逐步改善，税收优惠政策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减弱。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以港、澳、台中小投资企业为主，占外商投资企业总额的75％左右，其中绝大多数在沿海地区设立，从事加工贸易。以最早开放的广东为例，广东省内的加工贸易均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外资，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广东廉价的资源禀赋以降低成本，因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对其投资区位选择有较大的影响。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省外资企业的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型跨国投资项目迅速增加，FDI的质量比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众多跨国投资以抢占中国市场作为其长期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因素成为FDI流入的最主要诱因，而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等政策因素的吸引力则相对下降。

莫晓芳在《“两税合一”对广东省外资企业税负与利用外资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利用2000―2005年的有关数据测算，“十一五”期间新企业所得税法将使广东省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整体税负增加17.52亿元。本文认为，尽管在新税法的政策环境下，由税收因素给外资企业带来的成本节省减少，但广东从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区位优势和近年来投资环境趋于优化，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一并不会造成FDI流入数量的大幅度下降。

综上所述，企业所得税改革后，新税法规定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较名义税率提高之前略有增加。在此背景下，得益于区位优势和投资积累，广东省吸引和利用FDI的总量不会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之后，有利于为内外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之后，珠三角地区和省内相对落后地区的税收优惠差距在客观上也会缩小，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成本低廉的区位优势。据此，本文认为，企业所得税改革之后，广东省应该进一步改善非税收因素，促进外资分布在全省的地区分布结构优化；对粤北地区和东西两翼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以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山区发展劳动密集型等加工贸易项目。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利用FDI的质量，通过新税法的宏观调控，淘汰仅依赖税收成本优势生存的中小型外商投资企业，推动大规模、高技术含量的外商投资进入广东，在此基础上发展战略型外商直接投资，从而提高所引入FDI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孙江明，郭怀照，张玉娥.税收政策对中国吸引FDI影响实证分析――以制造业行业为例[J].市场周刊，2008，(5)：122-123.

[2]傅元海.税收优惠政策对FDI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2007，(7)：32-36.

[3]张燕生，张岸元，曲凤杰，张哲人.“两税合一”的宏观基础及利弊影响[J].宏观经济研究，2006，(5)：5-9.

[4]莫晓芳.“两税合一”对广东省外资企业税负与利用外资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94-98.

[5]龙笔锋.“两税合一”后FDI稳定状态水平与测度[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7，(12):38-41.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form to The Influence of Attracting FDI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I Yong-ping

（Guangzhou Auto Colleg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800,China）

第7篇：外资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利用外资 国外直接投资(FDI) 产业结构

广东利用外资总体状况

自1979年以来的20年中,广东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1108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相当于同期广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充分利用外资既为广东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也促进了广东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还为省内外创造了上千万的就业机会。

2004年上半年，全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6.15亿美元，下降14.3%；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继去年被江苏省超过之后，今年又被山东省超过。

从绝对数量来看，广东省已不再是利用外资的龙头老大，而且其地位有不断弱化的趋势，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同时对其他省份利用外资也许能起到借鉴的作用。

广东利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FDI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

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在经济增长率、人均GDP、产业结构、投资规模、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外向型经济、市场发育、居民收入等方面，欠发达地区都远落后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有些经济指标甚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总量看，2002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前7名的地区仍是深圳、广州、东莞、惠州、佛山、珠海、江门，都属于珠三角地区，整个珠三角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150.21亿美元，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90.55％；东西两翼为8.98亿美元，占全省的5.41％；山区为6.7亿美元，占全省的4.04％。从人均利用外资来看，2001年珠三角为401.31美元，东西两翼为26.75美元，山区为34.78美元，珠三角分别是东西两翼和山区的15倍和11.54倍。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弱化了广东整体经济发展的能力和现代化的效果，并将继续制约广东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不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广东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利用外资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广东利用外资改善欠发达地区投资环境应做到以下几点：

政策倾斜与优惠，引导外资流向欠发达地区。尽快健全和完善欠发达地区利用外资的法规和政策。在遵循全国利用外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根据欠发达地区的实际，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在充分考虑WTO公平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的基础上，制定出既符合欠发达地区实际，又不损害国家整体利益的优惠政策。

改善欠发达地区的投资环境，增强其引资能力。目前，欠发达地区投资环境不尽人意，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促使外资流向欠发达地区的工作重点就是要改善欠发达地区投资环境。

开辟欠发达地区利用外资新渠道。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支持跨国公司对欠发达地区国有企业进行收购、兼并或联合。

加强对外资流向的引导， 提高欠发达地区利用外资的质量。欠发达地区引进和利用外资应当由过去的全面吸收转变为有选择、有重点的吸收，促使外资与资源的结合，推动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广东外资来源和投向

广东外资来源过于集中，其中1990年和1998年广东省域外直接投资（FDI）情况如表1。

从表1看出广东省外资来源地区高度集中的特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港、澳与广东的地缘关系和人民之间的血缘关系,而且开放后三地人民相互往来频繁,资源互补、相对利益日益增长和经营环境的逐步接轨,是目前广东仍然保持以港、澳资本为主的重要因素。由于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FDI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港澳台资金以资本小、科技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特点,不利于广东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使得广东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处于低水平状态。

所以，我们一定要扩大引资区域和出口范围。在巩固原有东南亚和港澳台地区投资基础上，应加大对北美、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地区的引资招商力度，避免引资区域的单一化，有效地规避某个地区金融危机的风险。通过外资扩大对外贸易范围，扩大出口市场，更好地促进广东对外贸易的发展，提升广东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产业结构不合理

从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上看,以工业部门为主。外商投资主要分布在工业部门和房地产业这两大部门。其工业产业结构的特征表现为轻型化、外向化,轻纺工业项目占主要地位,轻型加工工业发展很快,基础工业建设相对滞后,同时其生产性产品70%以上出口的占很大比例,有的产品甚至全部出口。这种结构鲜明地体现了外资追求利润的特征。从广东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来说,这是合理的,但从外资在工业内部的产业分布来看,则显现出不合理性。在工业内部的35个部门中产值超过100亿元的有14个,这些部门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我国利用外资的目的之一就是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须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已逐渐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只适应于紧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的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短缺经济变成大部分产品供求平衡甚至供过于求,轻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很难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要求;支柱产业不强,高技术产业对整个产业的带动、渗透力不够;第三产业发展不快。所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因此，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调整利用外资的产业战略，鼓励外资投向第一、三产业。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及其进出口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广东也是如此，虽然加快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但使其同第一、三产业的距离差越来越大，三者的不协调发展势必会延缓广东工业化发展的进程。广东省一年四季气候宜人均适合农作物生长，但由于相关政策措施的不完善不配套，使得农业利用外资的数量极低，从而影响农产品出口。因此，我们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外资投资农业。同时，应加大对第三产业的引资力度，但在引进外资时应注意遵循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原则，不能一哄而上。

同时应注重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只有这样广东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而不是“加工中心”。FDI尽管带来了我们所需要的先进技术，但其产品的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外商手中，转移来的只不过是已经进入“成本竞争”阶段，也就是对我们来说的相对先进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很强的竞争力。因此，一方面，我们通过使用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发展其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在很多根本性产业技术上加大投资，注重自身技术创新，特别是通过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与开发，建立起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

最后，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忘记民族经济是根本，外资只是一国经济的补充，我们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民族企业，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对内开发，主要是对我国民营经济的开放，包括融资渠道、市场准入等方面，不应搞国内歧视政策和地方保护协议，让外资、内资有一个公平的环境。

参考文献：

1.王长琼.国外逆向物流的经济价值及管理策略初探.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8)

2.褚大建.循环经济：21世纪的新经济.探索与争鸣，2003(9)

3.顾巧论.陈秋双.面向循环经济的制造业系统模式.制造业自动化，2004(1)

第8篇：外资经济含义范文

一、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拉美化”危险倾向逐渐显现

在英文中，拉美化这个概念大致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比较相对固定的用法，除将之比喻为两极分化以外，主要指由于墨西哥等其他拉美国家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导致的包括音乐等美国文化艺术的拉美化倾向和就业结构的种族分层化现象；另一类是用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或指经济发展模式甚至某一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所指问题的范围比较宽泛，仅是一种或多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现象的描述。本文中所探讨的经济拉美化问题的含义主要也取决于后一种意思，即指所谓“拉美化”，是指国际垄断资本（通常是通过跨国企业）控制着受资国的经济，并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国际垄断资本把大量利润“刮走”，令受资国只有受剥削而无法分享成果，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七、八十年代拉美国家很多都是个中受害者，而经济拉美化的名称亦由此而来。

如今的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但同时世界上也涌现出了一些比中国更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此时中国面临的环境与九十年代初的拉美所面临的如出一辙。简单地把中国和拉美比附是草率的，但在拉美的前鉴之下，这种担忧显得不无道理：在新的战略机遇时期，如果外资企业在中国继续享受着优越于本土企业的政策优惠，这种不公平的竞争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中国的企业很难有机会成为本国经济的主导力量。

二、如何彻底扭转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拉美化”倾向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国际经验显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另一种是出现以上所说的“拉美化现象”，即面对各种矛盾处理不当，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因而，在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应该通过各个层面的努力，避免经济的“拉美化”趋势。

（一）加强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改变单纯的世界工厂地位。我们应在WTO规则的框架下,依照独立自主的原则，立足东亚,通过同东盟、APEC、亚欧会议等经济组织的广泛合作,建立一个“圈中套圈”，即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和增长三角相互重叠的、多层次多方位多种方式的对外经济合作格局,从使而我国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当中去,形成与经济全球化、区域化潮流相适应的与全球各国合作的依托体系。通过签订各种协议，降低以我国为原产地的产品进入他国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还应努力改变单纯的世界工厂地位，从一个大国的现实出发，以多元化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沿海发达地区应当致力于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实现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分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则应在扩大开放和与沿海合作中承担起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工厂的职能。

（二）避免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加快扶持民族企业的成长。2003年我国的外贸经济达8000多亿元，其中有60％以上是加工制造产业。如果这些经济主要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形成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就有可能导致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受制于人。因此，在开放中，一方面，吸引外资更好的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配置资源要素的权力，对各级政府所追求的目进行调整，弱化GDP、外资、出口增长率等指标的地位，强化税收、就业、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分配平等水平程度等指标的作用。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一定要避免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加快扶持民族企业的成长，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

（三）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掌握改革开放的主导权。世纪之交拉美频繁爆发经济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按照垄断资本设置的标准去调整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丧失的是改革的主导权，得到的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开放市场与保护市场是市场经济内在的、相互依托的两个方面。片面强调哪个方面都会导致经济生活失常。因此，我国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力度，转变观念，决不能为实现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而以出让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主导权为代价。同时，积极引导内源型经济的发展，尽管其周期长、见效慢，但风险低，且一旦成长起来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同时，在金融开放和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学会如何趋利避害，防止潜在风险，维护本国经济和金融，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这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第9篇：外资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如何；学习理解；掌握运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4.有利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

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是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公共财政的建立依赖于各项具体财政制度的建设，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就是其中之一。该制度不仅构成公共财政框架下一项高效、规范的政府预算执行制度，也是其他一些公共财政制度得以顺利、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如建立国库单一账户后，全面压缩了所有在途财政资金，并大大减少了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的阻力。从这个角度理解，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不仅仅是一项管理技术的革新，它同时也体现了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改革传统的分散收付制度，推行适合国情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对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和完善是极为必要的。

三、国库单一账户体系

1.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由下列银行账户构成：

（1）财政部门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国库单一账户，简称国库单一账户。

（2）财政部门在商业银行开设零余额账户，简称财政部门零余额账户。

（3）财政部门在商业银行开设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简称预算外资金专户。

（4）财政部门在商业银行为预算单位开设零余额账户，简称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

（5）经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或授权财政部门批准为预算单位在商业银行开设的特殊过渡专户，简称特设专户。

2.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的管理

财政部门是持有和管理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的职能部门，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擅自设立，变更或撤销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中的各类银行账户。中国人民银行按照有关规定，对国库单一账户和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这里所指的银行，是指由财政部门确定的，具体办理财政性资金支付业务的商业银行。

预算单位使用财政资金，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向财政部门提出设立零余额账户、特设专户等银行账户的申请，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书面通知银行，为预算单位开设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但需要开设特设专户的预算单位，需经财政部门审核并报国务院批准或经国务院授权财政部批准后，由财政部在银行为预算单位开设。一个基层预算单位开设一个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

3.国库单一账户的功能

（1）国库单一账户。国库单一账户用于记录、核算、反应财政预算资金和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的收入和支出。银行应当按日将支付的财政预算内资金和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与国库单一账户进行清算。国库单一账户在财政总预算会计中使用，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会计中不设置该账户。

（2）财政部门零余额账户。财政部门零余额账户用于财政直接支付和国库单一账户清算。该账户每日发生的支付，于当日营业终了前与国库单一账户清算；营业中单笔支付额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含5000万元），应当及时与国库单一账户清算。财政部门零余额账户在国库会计中使用，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会计中不设置该账户。

（3）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用于财政授权支付和清算。该账户每日发生的支付，于当日营业终了前由银行在财政部门批准的用款额度内与国库单一账户清算；营业中单笔支付额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含5000万元），应当及时与国库单一账户清算。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可以办理转账、提取现金等结算业务，可以向本单位按账户管理规定保留的相应账户划拨工会经费、住房公积金及提租补贴以及经财政部门批准的特殊款项，不得违反规定向本单位其他账户和上级主管单位、所属下级单位账户划拨资金。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在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会计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