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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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采茶戏；表演艺术；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J8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3-0043-01

看过采茶戏的人们都说采茶戏是表演欢快，幽默诙谐风趣，载歌载舞，戏剧性强，乡土气息浓郁的特点。这种广泛吸纳了本地的民歌、民间舞蹈以及民间戏曲，成为了带有浓郁当地习俗和风情的地方性戏曲。

采茶戏是贴近生活、反映现实的。由于采茶戏发源于赣南安远，信丰一带，而且与茶叶有关，这种一边采茶一边唱山歌来鼓励劳动的歌曲，慢慢才变成这个有人物，有故事情节的民间戏曲。这种融了东南西北中这五大流派，每个流派又有不同的本地唱腔，使得这种来源于生活、反映了现实的戏曲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从早期的采茶歌来看，大多数是描写各地的茶地风光，是茶农们劳作的真实写照。从旋律来说，也吸收了当地的山歌、小调，所以在演唱时朗朗上口。在结构上简单明了，曲调上优美动听，节奏上轻松活泼。

赣南采茶戏的传统剧目主要是通过形象化的语言，将大量的地方语言、歇后语、谚语，来演出。表演艺术是通过人的演唱、演奏或者是人体动作和表情，来塑造形象，传达情绪，情感从而表现生活的艺术，所以我们要从采茶戏的语言、音乐、演唱、表演形式上进行分析，为将采茶戏更好的进行传承发展。

一、语言艺术

采茶戏的舞台语言是当地的客家方言，这个语言是源于我国的江南、江西以及广东等地区的语言。但是由于人们广泛使用普通话，南北语言差异较大，使得这些客家话在许多地区并不试用。但是客家话保留了许多中原汉语的发音，它本身是民族多语言融合的产物，所以这种语言是代表了客家人的独特语言，这种具有特殊语言、特殊文化、特殊民俗和感情的民族，我们不能让他们失去原有的民族特征。

二、音乐艺术

采茶戏是属于载歌载舞的民间戏曲，题材上多是日常生活的展现，采茶戏的音乐唱腔属于曲牌体，是以茶腔和灯腔为主，并且兼有路腔和杂调，俗称为“三腔一调”。

采茶腔是根据特定语言所发展而成的唱腔，主要是与戏曲搭配演出。采茶腔的音乐结构为板腔体，其歌词是以上、下句成对的诗体组成，音乐特色是旋律的进行要配合歌词的声调。采茶腔源自大陆，属于采茶歌系统，目前采茶腔系统的唱腔已在戏曲中穿插使用，再经艺人的改编、加工后，现已成为三脚采茶戏基本唱腔系统之一，演唱风格独特。灯腔节奏鲜明、舞蹈性强。路腔相传来自湖南，这是一种打击乐的点子，具有很强的节奏感，路腔的曲调风趣轻松，欢快幽默，适合载歌载舞的剧种使用。这种融合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唱腔伴奏均为民间乐器，主要是二胡、唢呐、锣、鼓、钹和笛子等。

三、舞蹈艺术

采茶戏中无论男女老少，手中必拿一物：彩扇。小小的一把扇子表演起来代替了劳动时的道具，代替了写作时的书写绘画，代替了采茶时的茶篮，运用收放自如，变幻无穷，表演时有“五指花头朝天，四指花头超前，三指花打四边，二指花摇胸前。这种常用的扇子花是采茶戏的特色的表演。

戏曲中我们经常见到甩袖，是在舞台上表达人物情绪时放大和延长的手势。在采茶戏中，相传的是一个人被困在了山上，突然来了一条狗，狗就在前面带路，引导这个迷路的人走下了山，这个人感激不尽，特意将左袖加长，模仿了狗尾摇摆的姿态，编出了水秀的动作。

矮子步是采茶戏中，男子的基本舞蹈舞步，这种动作都是在双腿保持半蹲或者全蹲的姿态中进行。每个动作都是从现实的劳动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由于男性比女性高，茶树矮小，不能直身采摘，所以茶郎必须半蹲让采茶女将茶叶倒入茶篓。这种具有茶乡特色的采茶文化经过这种夸张、风趣的表演，使采茶戏这个戏曲深得当地人的喜爱。

四、角色艺术

第2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为了更深入了解闽籍商人的精神内核，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曾在福建省多家大型民营企业集团高层管理岗位任职、对福建省企业历史、现状与发展有着深入研究的方池雄先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企业家无疑是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之一，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区域经济圈的逐步形成（如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经济圈等），中国也已形成一大批企业家群体。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方池雄（以下简称“方”）：“企业家才能”是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四要素”之一。它对其他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进行“组织”，以形成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所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总体上，可将中国目前企业家群体分布状况概括为“四四四”，即三个“四”。第一个“四”指得是具有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四大流派的企业家群体。具体而言，我认为目前中国已形成四类比较成熟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家群体：一、燕赵派。以联想的柳传志、方正的王选、四通的段永基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其基本特征为颇具古代“燕赵”之风，“皇城根子”味较浓，善于从理念层面演绎日常的企业管理经验。如柳传志提出的管理三要素——“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等。二、川蜀派。以长虹倪润峰、希望的刘氏四兄弟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其基本特征为颇具“一代枭雄”之风，霸气十足，企业管理风格极为细腻，宛如三国时的诸葛亮，事无巨细。三、齐鲁派。以海尔的张瑞敏、海信的周厚健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其基本特征以儒家、道家哲学理念为根基，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独成一派，善于从古代哲学的视野高屋建瓴概括企业基本管理经验。如张瑞敏的“海尔是海”、“日日清、日日毕”、“激活休克鱼”、“赛马不相马”等。四、岭南派。以TCL的李东生、华为的任正非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其基本特征以“岭南商业文化”为底蕴，大量借鉴港澳华人企业经营中形成的“华企文化”优势，刚柔相济，进退自如，不愠不火、静中有动，独具一格。

记：那另外两个“四”呢？

方：第二个“四”指得是代表中国四大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企业家群体。一、珠江模式。其典型代表如创维的黄宏生，格兰仕的梁庆德、华帝的黄启均等。二、苏南模式。其典型代表如万向的鲁冠球、红豆的周耀庭、华西的吴仁宝等。三、温州模式。其典型代表如正泰的南存辉、均瑶的王均瑶等。四、晋江模式。其典型代表如恒安的许连捷、安踏的丁志忠、七匹狼的周少雄等。第三个“四”指得是代表中国四大区域经济圈的企业家群体，即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和闽东南经济圈企业家群体。其中我们所熟悉的建发的王宪榕、万利达的吴惠天、金鹿的张华安、惠泉的程汉川都是闽东南经济圈企业家群体的代表。

记：您的“四四四”架构非常清晰完整的描述了中国目前企业家的群体状况。那么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模式下的企业家群体有着哪些普遍的共性呢？

方：共性是很明显的：他们普遍都具有中国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特质，那就是要（“要”字请删除）敢于冒风险但又不是盲目冒风险，勇于创新，对事业执著追求，对外部反应非常敏捷、深刻的忧患意识等。我记得前几年华为任正非先生深刻反映忧患意识的名篇《华为的冬天》曾经是那样深深感染着我周围的每一个企业家。从更广义的中国大文化的角度看，以儒家伦理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及行为层面上均能为企业家精神提供其所需要的文化源泉。如儒家伦理中蕴涵的崇德重义、修身自律、勤俭节制等精神品格都是孕育以苦为乐、甘冒风险、积极进取、追求成就的企业家精神取之不尽的宝藏，它与市场经济伦理相融合，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找到与企业家精神一致的契合点。历史上著名的“晋商”和“徽商”便是所谓“儒商”早期的代表。

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同当地的地域文化、环境等因素更应该是息息相关的。

方：的确是这样。严格来讲，我所阐述的“四四四”架构下的企业家群体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你比如：代表中国四大企业文化流派的企业家群体总体的学历水平较高，富有科学远见；从事的一般都是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公司总部一般设在北京、深圳等大都市；所领导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大等。而中国四大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企业家群体总体的出身很苦，学历水平较低；从事的一般都是传统性的行业；公司总部一般设在中国三、四线地县市；所领导的企业虽然很多是行业老大，但企业总体规模一般都较小等。从深层次的角度看，不同地域企业家群体体现的更多是个性。你比如就算地域比较靠近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企业家群体，差异也是很大的。

记：请您具体展开谈一下。

方：这里面内容就很多啦！你比如它们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浙东文化，前者精巧纤细，温柔敦厚，而后者则开拓解放，豪迈大气；前者强调均衡集体、等级制度，而后者则强调个性、能力。显然，吴文化有利于工厂制度的产生。目前，大量的加工制造业产业群积聚苏州、昆山一带便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浙东文化则更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因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创新精神，而创新精神说到底是一种个人主义精神。民间所谓的“吴中多管家”、“绍兴出师爷”指得就是这个意思。此外，还有很多别的方面的差异，如自然地理环境、工商业历史传统和农村工业化的历史起点等。这里就不展开谈了。

记：我注意到您前面所谈的“四四四”架构所提到的企业家群体有两处涉及“闽籍商人”，一处是“晋江模式”，另一处是“闽东南模式”。那么同其他企业家群体相比，“闽籍商人”的成长具有哪些方面的特点呢？

方：“闽籍商人”可分为海外“闽籍商人”和国内“闽籍商人”。海外“闽籍商人”主要是由于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到海外“求生存，谋发展”所形成的企业家群体。如遍布全球的近4000万的闽南人（包括台湾、南洋等地）和460多万客家人中所产生的企业家群体。海外“闽籍商人”典型代表如祖籍福清的印尼林绍良、林文镜兄弟，祖籍泉州的新加坡黄亦聪、黄鸿年父子，祖籍永定的胡文虎、胡仙父女，祖籍安溪的香港施子清等，他们对世界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圈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这里重点探讨国内的“闽籍商人”。国内闽籍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这里有两种主要发展途径。其一，依靠自己的人力资本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依靠敢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通过从事贸易、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慢慢完成资本积累的同时形成企业家能力。这一过程中，农民出身的很多。如恒安的许连捷、柒牌的洪肇设、浔兴的施能坑等。其二，在承包或同国有企业、乡镇集体企业合作过程中，积累经验的同时，完成资本的积累。如才子蔡宗美，福耀的曹德旺等。

第二阶段：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以后，开始投资办企业，进行工厂制或公司制运作。这一阶段，大部分“闽籍商人”主要靠的是经验来选择拟进入的行业。因此他们的知识结构、资金实力及历史惯性决定他们只能进入一些传统产业。如“闽籍晋江商人”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纺织服装、陶瓷建材、制鞋业、塑料玩具、食品饮料、电子机械六大传统产业。

第三阶段：在实业投资以后，“闽籍商人”又进一步积累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真正能力强的一批企业家逐渐冒出来，他们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运作能力，同时又有能力实施行业上的整合，甚至进行跨国资本运作。如世茂的许荣茂、灿坤的吴灿坤、金源的黄如论、侨兴的吴瑞林、新大陆的胡钢、利嘉的陈隆基、超大的郭浩等。

记：能否举一个详细的例子让我们感受一下。

方：那我就谈谈大家都熟悉的恒安许连捷的创业史和发展史吧。许连捷的创业史和发展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5年——1985年。和许多贫苦的农村孩子一样，许连捷在12岁时就开始了创业的征程。在晋江他拎着篮子叫卖自家产的鸡蛋，从货郎倌做起，为此还进过“学习班”。逐渐的手头上有了一些原始积累，1979年，他联合几个乡亲在老家办起了“后林”服装厂。1983年，在服装加工厂的基础上，头脑灵活的许连捷又搞起了尼龙拉链。

第二阶段：1985年——1998年。1985年许连捷挣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50万元。挖掘到“第一桶金”后，一般商人也就“小富即安”了，但许连捷却信奉“人生难得几回搏”，顶着市场和别人讥笑的双重压力，决定正式上马。女卫生巾项目。刚开始，做得很苦，一个月的产量要花一年去销售。但到了1986年，企业就有了转机，产销在上半年就平衡了，到下半年就开始供不应求。应该说从1989年以后，恒安就是中国最大的妇女卫生巾、婴儿纸尿裤供应商了。

第三阶段：1998年——现在。1998年12月8日，这是许连捷永远难以忘记的日子——“恒安国际”正式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恒安为什么去上市，而且到香港？一句话：为了建立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要造就百年不衰的企业，靠什么？技术、设备、人才至关重要，但体制创新是企业保持不衰的法宝。许连捷逐步实现了由普通商人向企业家的转变。1999年上半年，许连捷开始实施变革计划，对整个集团厂长以上的管理人员大调整；2001年9月，美国咨询公司汤姆斯集团携手恒安倾心打造“恒安TCT行动”；2004年“恒安国际”全资收购非上市产业——恒安纸业，“恒安国际”朝“蓝筹股”目标推进；同年，恒安控股收购“香港威信药业公司”，不仅延伸了企业多元经营的触角，并为恒安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建立了通道，预示着恒安朝世界级企业稳步迈进。

许连捷创业史和发展史无疑是“闽籍商人”的一个典型范例。

记：无论是海外的“闽籍商人”还是国内的“闽籍商人”，他们的成长过程都是相当艰辛的，而其中所折射出来的企业家精神更让人钦佩。您能否总结一下“闽籍商人”企业家精神的主要特征？

方：可以。同其它地方的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内涵相比，“闽籍商人”具有很强的个性特色，我认为主要有三条：

一、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的浓厚的企业家意识。由于闽籍企业大部分为个私经济体，因而“闽籍商人”“求生存，谋发展”的市场意识比其他地方的商人更早，也更为强烈。如改革开放初期，侨乡晋江商人利用“三闲”（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多）优势，选择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联户集资兴办乡镇企业，闯出一条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独具特色的“晋江模式”经济发展道路。

二、以朱熹“理学”为文化导向的企业家文化精神。从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角度来看，“闽籍商人”同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如新儒学中的濂、洛、关、闽四大派中，闽学的代表就是朱熹；而新儒学即为理学，其主要精神在修身养性和爱人爱国。“闽籍商人”深受此理学的影响与传承，养成节俭、勤劳、守信、尚义等理性行为，这对于“闽籍商人”均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闽籍商人”又与时俱进，发扬“爱拼才会赢”的拼搏精神，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前面所提到的遍布全球的闽南人和客家人对东南亚经济圈崛起所作的巨大贡献就是这种精神的明证。

三、以“坚持福建本地优势，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为导向的企业家发展战略思路。如以曹德旺为代表的福耀集团所走的国际化道路便是一个典型范例。福耀集团早期国际化所走的“生产基地福清化，营销渠道直销化、品牌模式国际化”，同海尔的“国际化就是本土化”的思路有着较大差异，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特色。而近来媒体所报道的“福建企业群体出走”的现象，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应该把它看成是“闽籍商人”为在更大地域范围内谋求企业发展的一种表现。

记：外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福建省企业长不大；而且其根源在于福建地方文化的封闭性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您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第3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现代景观设计；乡土景观；现状；作用

乡土景观有着乡村质朴、自然的气息，是我国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差异外来文化的输入使得我国现代景观设计越来越缺少中国元素，失去了地域性与传统性的特征，不利于展现地域与地域之间不同的文化特征。我国乡土景观多种多样，不同地区的景观特点有着较大的区别。

一、乡土景观的特点

首先，乡土景观都是在长期的历史中探索、改造得来的，是人们物质需求与精神世界的一种集合反映，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本土元素，因此具有历史性。其次，许多乡土景观都具备一定的社会功能，是为了当地人们生产生活而服务的，例如客家土楼、陕西窑洞等，其存在是为人们提供一个生存与居住的功能，具备了功能性的基本特征。再次，我国幅员辽阔，地域与地域之间有着既然不同的文化特征。而许多乡土景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地域人文或自然特征的影响，例如云梯田这一乡土景观等，主要是受到了地势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景观本身的独特性。最后，乡土景观可以分为人文乡土景观与自然乡土景观这两大类，其中自然乡土景观包含了耕地、山林、池塘等，许多都是自然形成的景观，天然淳朴，因此具有自然性。除此之外，许多人文景观也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例如木桥、石刻等，同样具备自然性的特征。[1]

二、现代景观设计中乡土景观应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乡土材料的缺失。乡土景观的建造大多都是直接从自然中取材，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当地的自然特征，因此材料价格低廉，经济性较强。但正是由于乡土景观的造价不高，因此部分城市居民对其存在着偏见，再加上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始终认为乡土景观不符合城市人的审美，这就使得乡土材料在城市景观中的应用较少。例如在现代景观设计中，草木绿化建设选择的往往是国外培育的名花、名树，而中国本土的花草较为少见。[2]

（二）乡土文化的遗失。乡土景观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特征与精神本质就是“乡土文化”。乡土文化并非单纯地是指出自农村的文化，还包括了乡土情结或者对大自然最本真的依恋之情。在现代城市中，高楼大厦占据了大量的城市空间，而在城市景观中，同样也存在着大量欧美风格雕像、建筑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已经很少看到，乡土文化遗失。（三）乡土景观的刻意性。尽管当前有部分现代景观设计中融入了乡土元素或者本土元素，但往往存在着刻意性。例如在一种西方风格的雕像中出现一座简陋的木桥，尽管能够引起部分游客的乡土情结，但是却影响了景观的整体美感，改变了设计师原有的设计出发点，甚至可能会带来负面的评价。

三、乡土景观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作用

（一）能够激发设计师的灵感。首先，乡土景观具有较强的历史特征，许多乡土元素是经过长时间传承下来的。在现代景观设计中，设计师通过对乡土景观的人文特征与精神内涵进行分析，更能够体会到地方情感，从而产生新的解读方式，并将之以新颖的角度融入到现代景观中，相得益彰，并不会让人产生突兀的感觉。其次，通过乡土元素的应用，设计师往往能够感受到其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别，并利用一定的方法将这一差距最大程度缩小，使之符合当地居民的审美特征，同时体现出地域文化色彩。最后，在对乡土景观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设计师能够感知到地域性的地理知识，例如气候、水文等特征，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包含了园林绿化设计，通过对气候水文特征的掌握，能够让设计师选择最适宜栽种的植物类型，以提高绿化效果，降低植物死亡率。[3]

（二）能够引起民众的乡土情结。乡土景观大多经过数百年乃至于数千年的流传，其最早的功能往往是为人们的生产生活而服务的。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些传承下来的乡土景观会被赋予一定的艺术特征，观赏性更强。在现代景观设计中融入具有当地地域性特征的乡土元素，能够让民众在观赏的过程中产生共鸣，使其更好的体会到地域文化，产生一定的乡土情结，并唤起对大自然的向往之情。

（三）能够体现城市特色文化。乡土景观代表了一个地域的自然特征与人文特征，而现代景观设计往往是为城市建设服务的，在设计中融入具有地域性的乡土元素，这与城市特色文化的打造在本质上有着一致性。城市特色文化建设不但是城市文化底蕴的凸显，更能够吸引更多的外来游客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城市特色文化打造的过程中，应当重视乡土景观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的应用。[4]

结束语

乡土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是我国文化底蕴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当前我国的现代景观设计，对于西方元素的应用越来越常见，对我国本土文化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因此，在城市景观设计中，应当加强对乡土景观的应用，通过分析乡土景观的特点深化对其认识，并剖析当前我国在乡土景观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明确其对城市景观建设的重要作用，在尊重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对乡土景观加以改造并应用，使之融入到现代文化中，成为传播本土文化的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石永婷.浅析乡土景观及其对现代地域性景观设计的意义[J].艺术品鉴,2017,01:95.

[2]张玥.乡土景观及其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分析[J].明日风尚,2016,22:398.

[3]赵宇,陈欢欢.乡土景观在现代设计中的延续[J].环球人文地理,2014,20:65.

第4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以所在地府县进行冠名的乡村

1.以泉州府县冠名的乡村

明清时期，福建泉州府先民移居台湾后，多以“泉州”为村镇名。直接称“泉州”的在彰化县和美乡，称“泉州厝”的分别在苗栗县的卓兰镇、新北市的淡水镇、桃园县的新屋乡、台中市的清水镇和大甲镇。南投县竹山镇有“泉州寮”，彰化县最北端的伸港乡有“泉州社”，云林县台西乡有“泉州村”，彰化县线西乡有“泉州里”，台北市有“泉州街”。云林县刺桐乡，早期称“刺桐巷庄”，是移居台湾的泉州先民以泉州刺桐古城名称来冠名。

高雄市鼓山区惠安里、台北市信义区惠安里，是泉州府惠安县的先民所冠名。屏东县潮州镇永春里、里港乡永春村，台北市信义区永春里，新北市松山区的永春里，宜兰县苏澳镇永春里地名，均为来自泉州府永春县先民冠名。

台南市麻豆镇名为晋江里的地方，早期是泉州府晋江县陈姓开垦地，称晋江宅，后为晋江里。高雄市田寮乡的南安村，是泉州府南安县的移民所冠名的。新北市三峡镇安溪里、彰化市的安溪里，早期因来自泉州府安溪县的移民在此形成聚落，称安溪寮，后成为里名。台中市大甲镇的德化里，是泉州府德化县先民初到台湾的立足之地，故以德化进行冠名。

明清时期泉州府辖同安县。1661年，同安县大批先民随郑成功部队来台湾垦荒。清康熙至雍正年问，官府又不断招募同安乡亲赴台开垦，一起垦殖的场所或聚落按闽南人习惯叫“寮”，冠以故里名称叫同安寮；有的建成居住群形成聚落就改称同安厝，其中发展为行政村的称同安村。在台湾，称同安、同安村、同安里、同安寮、同安厝、同安新村的地名有十二处，分布在台北、台中、台南、彰化、屏东、云林等县市；桃园县辖的桃园市还有一条同安街。台湾的“同安”乡村地名，均是同安先民移居台湾后所冠名的。

台南市南区同安里，是祖籍地为泉州府同安县鼎尾乡积善里十八都鸳鸯保的姓林先祖，随郑成功部队来台湾，奉祀玄天上帝，后建宫庙，为纪念家乡取名为同安宫，并以同安冠村名；后裔繁衍形成聚落，大部分居民姓林。新北市三重市的同安里、屏东县南州乡的同安村、南投县东势乡的同安村、高雄市梓官乡的同安村、台中市大甲镇铜安里，均是来自清代泉州府同安县先民创建的。同安也写作铜安，大甲镇铜安里形成聚落后以原乡命名为铜安厝庄，1945年后为铜安里。彰化县有一处地名为同安寮，包括同安、中化两个行政村。据史料记载，雍正年间同安陈姓先民来此开垦，经多年发展繁衍，遂成为同安人的聚居地。而今社区保存的庙宇如学甲慈济宫、中州惠济宫、将军金兴宫等供奉的信仰主神，香火多来自同安白礁慈济西宫，奉祀同安移民虔诚信仰的保生大帝。

2.以漳州府县冠名的乡村

福建漳州府县的先民移居台湾后，不忘祖居地，同样多以家乡地名命名开基地。台南市佳里镇漳洲里（“洲”为“州”之误）、海澄里，源于漳州府海澄县三都霞阳杨文科随郑成功入台，为当地开基祖，定居台南。海澄县今为龙海市。台湾移用漳州府县的地名，已知有台南市佳里区海澄里，高雄市小港区海澄里，新北市林口乡的漳州寮、小港区海澄里等。

闽南龙溪县1985年与漳州市合并改称漳州市。在台湾，与漳州龙溪同名的有台中市乌日乡的龙溪村、桃园县大溪镇的龙溪花园。高雄市仁武乡的漳浦寮、南投县南投镇的樟普寮，均为漳州府漳浦县的先民所冠名。

台南市白河镇的诏安里，彰化县鹿港镇诏安里（原称诏安厝）、和美镇的诏安厝、和关镇的诏安里，均是早期在此建立聚落的漳州府诏安县的先民所冠名的。

台北市莺歌镇的南靖里，嘉义县梅山乡的“南靖寮”及水上乡的靖和、南和、南靖、美源等村统称为“南靖”等，为来自漳州南靖县的先民所冠名；台中市南区平和里、西区平和里、北屯区平和里，云林县虎尾镇的平和里，均为来自漳州平和县的先民所冠名；新北市芦州乡的长泰村，为来自长泰县的先民所冠名；嘉义市新东区的云雷厝，为来自漳州府云雷县的先民所冠名。

3.以汀州府县冠名的乡村

福建汀州府和龙岩州是客家人的祖籍地。历史上永定、上杭、连城等县有许多客家人迁徙台湾。云林县二仑乡的永定村原称永定厝，台中市的永定厝、南屯区永定里、石碇乡永定村，均是早期在此建立聚落的永定县先民所冠名的。

中和市的连城里，是汀州府的先民所冠名。褒忠乡龙岩村和南投县元长乡龙岩村，为早期在此建立聚落的龙岩县先民所冠名。

4.以福建府县冠名的街市

在台湾，以福建祖籍地府县名称进行街市冠名的有：台北市的泉州街、福州街、厦门街、漳州街、同安街、晋江街、惠安街、永春街、永安街、长泰街、汀州街、平和街、明溪街、金门街等。

类似上述情况的还有台中市龙井乡的福州厝，为福州府的先民所冠名。

5.以广东省府县冠名的乡村

在台湾，来自广东的移民多属客家籍，以广东府县命名的有：潮州镇、潮州寮、潮州村、大埔乡、大埔厝、饶平厝、程海厝、海丰厝等。

屏东县潮州镇位于屏东县中部，为屏东县的第一大镇。明清时期，许多来自广东潮州府的移民在台湾南部的屏东开垦发展。早期潮州府移民直接以原乡的名称来命名，所以屏东也有多处以潮州命名的乡村。清乾隆中期，“潮州庄”形成繁华街区，并成为邻近乡村的中心市集，民众也称“潮州街”。这里一派南国情调、风景优美、民众富足。

惠州府的早期居民多来自靠海的陆丰和海丰，因此台湾有4个海丰村庄以及海丰崙、海丰坡与陆丰村。以大埔为地名的有20个，包括嘉义县的大埔乡，多数是来自广东客家大埔县的移民冠名的。台中县神冈乡是清初蕉岭县神冈乡张姓移民台湾垦荒开发的，抗日志士丘逢甲的祖籍地就是在粤东蕉岭县的神冈乡。台中市西屯区的惠来厝，与潮州府惠来县移民应有直接关系。

两岸同根、地名同源，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我们从人类文化遗产看人类社会迁移的轨迹，可以更清晰地探索出海峡两岸极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台湾以祖籍地名冠名的乡村

台南市安平区，是以郑成功故乡安平进行冠名的。这种“地名搬家”，始于郑成功把荷兰人在台南所建古堡所在地以故里作为地名。郑成功后，因怀念祖籍福建泉州府晋江县的安平镇（今安海镇），就把这座城改名为安平。后郑成功故里安平镇改为安海镇，而台南市的安平地名则保留下来，今为安平区。

嘉义县东石乡，位于牛稠溪下游。清康熙年问，主要由东石的吴、黄姓氏移民来台聚居在这里开垦拓展。在嘉义的嘉应庙前，就是古老的布袋港；东石乡包括布袋和东石的这一带乡亲，大部分是从泉州府晋江县东石来的。他们想念家乡，所以把这个地方称为东石乡。始建于宋末的晋江东石镇嘉应庙，源于蔡姓乡亲将魏天忠尊奉为神，供奉的是地方神祗九龙三公，是晋江东石乡亲每年都要前来祭拜的地方。明清时期，随着大批东石乡亲前往台湾定居，九龙三公的香火也随之跨海来到了嘉义的东石，并且数百年绵延不绝。因此在嘉义的东石地区也有同样的嘉应庙，供奉神像同样也是九龙三公。目前，台湾有23座宫奉祀“九龙三公”，均源于晋江东石的嘉应庙。

花莲县枫树村，是来自南安市码头镇枫树村的林姓移民所冠名的。清雍正年问，泉州府南安枫树村的林姓宗亲到台湾花莲开基创业，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家乡，先民把花莲聚居村落也称枫树村，至今海峡两岸的枫树村居民也多为林姓。虽然台湾花莲枫树村已是个2000多人口的大村落，但是这里的林氏宗亲数百年来一直沿用南安码头的枫树村传世辈字序列：“孝友昭世德，敦仁念乃祖，文礼笃吾宗，习业于书斋。”并沿用相同的林姓堂号：“九牧传芳。”

台北市士林区的芝山岩、中山区的圆山等，是移居台湾的漳州府先民以明清时龙溪县属地的冠籍地名。明末清初，漳州人黄澄清落脚台北近郊，便以漳州芝山作为新辟居地的名字，让世代不忘大陆祖籍地。位于台北市士林区岩山、芝山境内的芝山岩，俗名圆山仔，乃附近漳州籍人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由吴庆三等捐资在岩顶建惠济宫祀开漳圣王陈元光之神明，并以漳州府西部的名胜“芝山”为地名。

台南市北门区的锦湖里，位于东北端八掌溪南岸，原属渡仔头庄，为郭姓开漳的开垦之庄。锦湖里是以漳州府龙溪县石保乡锦湖社（现龙海市角美镇桥头村和西边村一带的锦湖社旧地名）冠村名，后设村。明末清初，锦湖郭姓先民随郑成功军队迁台，其后裔传衍台南、澎湖。清顺治八年（1651年），漳州龙溪二十九都锦湖乡石尾堡寮西社，即今龙海市角美镇西边村寮西郭姓先民开基台南麻豆，形成龙溪锦湖西社的渡台聚落；下营区贺建里意为郭贺所建之村，为纪念龙海市角美镇锦湖社寮西郭贺最早入垦而命名。锦湖西即龙溪县寮西社现为西边村，锦湖东现为桥头村，均为郭姓聚居地。龙海市角美的锦湖旧地名现已消失，但锦湖郭姓现已传至20多世。

南投县草屯镇的月眉厝，是来自漳州市南靖县和溪镇林坂村月眉厝的林姓移民所冠名的。明末清初，南靖县和溪镇麟野社龙德楼林姓居民为求生存，结伴背井离乡前往台湾，在南投县草屯镇月眉厝垦殖。他们带去了祖地信奉的神祗保生大帝、观音菩萨，在当地兴建庙宇奉祀，命名为龙德庙以示不忘故土。如今龙德庙已是台湾第三级文化古迹。

彰化县的田中镇和车田村，分别是来自漳州市南靖县书洋乡田中村和车田村的先民所冠名的。彰化县田中镇顶潭里有座“书山祠”，供奉书山派萧姓肇基始祖，它的坐向、建筑形式与祖籍地的书山祠完全一样。彰化县田中镇有两座萧氏宗祠，“龙山祠”与祖籍地书洋乡田中上平厝的“龙潭祠”一样，“团武公祠”与祖籍地书洋山下村的“乾元祠”也一样。

新北市上港的双溪村，是来自漳州市南靖县和溪镇双溪村的简姓移民所冠名的。从南靖迁去台湾的简氏后裔，有十分强烈的宗亲观念，他们在居住地普遍仿照祖籍地梅林长教各房亲的宗祠形式和名称，建筑台湾简氏宗祠。

高雄市嘉义县（原诸罗县）的六斗厝，是来自漳州市南靖县和溪镇乐土村（古村名为六斗村）的黄姓移民所冠名的。福建平和县大溪镇和台湾桃园县大溪镇，嘉义县布袋镇九龙里、龙江里等，移用旧龙溪县（今华安县）的旧地名。基隆市头南境村，是来自漳浦县深土乡南境村的陈姓移民所冠名的。

彰化县福兴乡顶粘村和头粘村，是来自晋江市衙口镇粘厝埔的粘姓移民所冠名的。新北市林口乡的林口村，是来自晋江市罗山镇林口村的柯姓移民所冠名的。彰化县鹿港镇的院里村，是来自南安市石井镇院里村李姓移民所冠名的。基隆市窑子底的大乍村，是来自惠安县崇武镇大乍村的移民所冠名的。

台湾早期移民创建新聚落命名时，是基于深切怀念对闽粤故乡的情，始终铭记在闽粤原乡的根。

台湾以同宗族同宗姓冠名的乡村

在中国农耕社会，不断强化宗族意识和宗亲观念，是封建社会宗法制度文化的重要内容；漂泊万里不忘归宗，是闽粤先民根深蒂固的故乡情结。因而移居到台湾的闽粤先民，形成同乡同宗聚居，共同从事垦荒。这种传统的宗亲观念不断传承，最终形成了一个个具备密切血缘关系的宗族群体，以姓氏冠名聚落或村落，并使之代代相传。

据台湾出版的《唐山过台湾》一书记载：台湾现有的百余个主要姓氏中，有40多个进行村庄冠名，主要分布于台北、彰化、台中、台南、高雄、基隆、屏东等22个县市的乡村，共100多个聚居地或聚落地。其中大多数是明清时期来自福建的闽南人。这充分说明闽南先民对于同宗一脉关系、宗亲血缘关系和同乡地缘关系，一向是极为重视的。据统计，台湾以同宗同族姓氏在聚居地冠名的村庄如下：

台北市有林厝、陈厝、黄厝、洪厝、颜厝、施厝、李厝街、朱厝巷等。

台南市有刘厝、张厝、蔡厝、谢厝寮、胡厝寮、何厝庄等。台南归仁乡公所附近有杨厝、李厝、许厝、湾厝、辜厝、黄厝等。

台中市有杨厝、吴厝、陈厝、林厝、张厝、吴厝、孙厝、何厝、许家村、吴厝寮、陈厝坑、江厝店、许厝港等。

台湾还有赖厝、郑厝、彭厝、柯厝、林厝、吴寮、苏寮、宋寮、杨厝寮、刘厝埔、赖厝廓、廖厝、胡厝寮、施寮厝等。

此外，在台湾还有7个许厝、9个刘厝等聚落。

海峡两岸的郡望堂号，都是姓氏和家族发祥地的别称。在台湾，闽粤先民在完成乡村聚落冠名的同时，把祖籍地祖祠堂姓氏郡望堂号，原样搬到台湾的聚居地：陈姓的“颍川堂”、林姓的“西河堂”、黄姓的“江夏堂”、蔡姓的“济阳堂”、刘姓的“彭城堂”、王姓的“太原堂”、李姓的“陇西堂”等等，海峡两岸同样的姓氏与同样的郡望堂号，构建了一个彰显中华民族血缘关系的社会网络；海峡两岸的祖祠堂，也基本保持了祖籍地的建筑风格和布局。

在台湾，以同宗同姓冠乡村地名，是闽粤先民移居聚落地与血缘结合的基本特征；而以闽粤祖籍地进行冠名，是闽粤先民移居台湾以地缘结合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台湾，采用冠有聚居地姓氏之地名，以充分展示其浓浓的血缘关系，并对聚居地的开垦也具有积极意义。

第5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 社交礼仪 口才训练 学生

礼仪是人们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人们可以根据各式各样的礼仪规范,正确把握与外界的人及交往尺度,会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交谈讲究礼仪,可以变得文明;举止讲究礼仪可以变得高雅;穿着讲究礼仪,可以变得大方;行为讲究礼仪,可以变得美好……总之,一个人讲究礼仪,就可以变得充满魅力。

一、科学安排程序,明确训练目标

训练学生突破心理障碍,能在正式场合当众表达自己的见解。通过气息控制训练、“吐字归音”训练、语音规范训练、语调纯正训练,要求学生做到声音洪亮、口齿清楚、四声准确。向学生传授头部动作、面部表情、眼睛动作、四肢动作等态势语言知识,及坐、立、行、走等方面的身体姿势知识。做到不仅会控制自己的态势语言,而且会根据别人的态势语言判断传达的情感。通过训练形象思维、比较思维和创意思维等,要求学生的思维有一定的广度、深度、精确度、敏捷度。针对听众心理,进行口才话题选择训练、口才集中性训练、口才应变性训练等,要求表达内容符合听众的判断标准。

给出一个熟悉的话题,稍许准备,让学生进行发言。要求学生大方得体的走到台上,与台下进行目光交流,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掌握演讲稿的写作技能,学会确定演讲基调的风格、控制语调、营造等技巧,能够自然地运用手势和表情,初步进行有效的演讲。在了解辩论的基本特征、作用及分类的基础上,重点掌握辩论赛的战略设计和实践战术技巧,组织学生观看辩论赛并进行模拟,体验赛前、赛后的每一个环节,逐渐领悟辩论的精髓。

二、优化训练方法,调控训练过程

社交中受人欢迎、具有魅力的人,一定是掌握社交口才技巧的人。社交口才的基本技巧表现在适时、适量、适度三个方面。一要适时。说在该说时,止在该止处,这才叫适时。可有的人在社交场上该说时不说,他们见面时不及时问候;分手时不及时告别;失礼时不及时道歉;对请教不及时解答;对求助不及时答复……反之,有的人该止时不止。他们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中唠唠叨叨诉说自己的不幸;在别人悲伤忧愁时嘻嘻哈哈开玩笑;在主人心绪不安时仍滔滔不绝发表宏论;在长辈家里乐不可支地详谈“马路新闻”。请设想一下,假如你在社交中遇见了上面这种人,你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二要适量。捷克讽刺作家哈谢克的名著《好兵帅克》里有一个克劳斯上校。此人以说话罗嗦闻名。他有一段对军官的“精彩”讲话:“诸位,我刚才提到那里有一个窗户。你们知道窗户是个什么东西,对吗?一条夹在两道沟之间的路叫公路。对了,诸位,那么你们知道什么叫沟吗?沟就是一批工人所挖的一种凹而长的坑,对,那就叫沟。沟就是用铁锨挖成的。你知道铁锨是什么吗?铁作的工具,诸位,不错吧,你们都知道吗?”克劳斯上校的这番话,虽然是作家加工过的,但生活中、社交场上说话罗嗦,也不乏其人。

三、突出举止礼仪训练

要塑造良好的交际形象,必须讲究礼貌礼节,为此,就必须注意你的行为举止。举止礼仪是自我心诚的表现,一个人的外在举止行动可直接表明他的态度。做到彬彬有礼,落落大方,遵守一般的进退礼节,尽量避免各种不礼貌、不文明习惯。到顾客办公室或家中访问,进门之前先按门铃或轻轻敲门,然后站在门口等候。按门铃或敲门的时间不要过长,无人或未经主人允许,不要擅自进入室内。在顾客面前的行为举止,当看见顾客时,应该点头微笑致礼,如无事先预约应先向顾客表示歉意,然后再说明来意。同时,要主动向在场人都表示问候或点头示意。在顾客家中,未经邀请,不能参观住房,即使较为熟悉的,也不要任意抚摸和玩弄顾客桌上的东西,更不能玩顾客名片,不要触动室内的书籍、花草及其它陈设物品。在别人(主人)未坐定之前,不易先坐下,坐姿要端正,身体微往前倾,不要跷“二郎腿”。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克服各种不雅举止。不要当着顾客的面,擤鼻涕、掏耳朵、剔牙齿、修指甲、打哈欠、咳嗽、打喷嚏,实在忍不住,要用手拍捂住口鼻,面朝一旁,尽量不要出现在场,不要乱丢果皮纸屑等。这虽然是一些细节,但它们组合起来构成顾客对你的总印象。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人前化妆是男士们最讨厌的女性习惯。关于这一点,惯例放宽了。女性在餐馆就餐后,让人见到补口红,轻轻补粉,谁也不再大惊小怪。不过,也只能就这么一点,不能太过分。需要梳头,磨指甲,涂口红和化妆时,或者用毛刷涂口红时,请到化妆室,或盥洗室进行。在人前修容,是女性使男性最气恼的一个习惯。同样,在人前整理头发,衣服,照镜子等行为应该尽量节制。

四、优化训练谈吐礼仪,达到理想境界

礼貌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往中,相互表示尊重和友好的行为规范,它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风格和道德品质。礼节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交际场合中,相互问候、致意、祝愿、慰问以及必要的协助形式。礼节是礼貌的具体体现。社交是一门技术,同时它也是一门艺术。人如果不懂一些礼节的话,会闹一些笑话,这还是小事。就是怕你无意做出的事,对别人来说,是一种侮辱,怕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礼仪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和规范是约定熟成的,这是各民族礼仪文化的一个共性。

一般来说,访问某人,应事先选择好时间,不宜选择对方较忙或三餐时间,晚上不宜太迟。节假日和周末,本是访问的好时机,但如果没有预约,也不要冒然前往,这些时间主人往往另有安排。预先约定时间,最符合礼貌。尽量不做不速之客,不请自到。预约好的拜访,宾主都要守时、守约、守信。客人应准时或稍提前一点儿到达,因特殊情况不能赴约,应想办法通知对方,无声无息地取消预约是极不礼貌的。注意服装的选择。一般的访问,整洁、朴素、大方即可,不必太过华丽。虚掩着或开着的门也不可破门而入,给主人一个措手不及则很失礼,进室后最好等要拜访的人来后才落座。如果需要较长时间等候,可先落座与接待者交谈或看些报纸书刊杂志之类的读物,要拜访的人来后应起立寒暄。对于约好的正式拜访,无论事情多急,拜访的时间很紧,在门口也只能寒暄问候,不要谈正题,入室落座后再谈,否则会给对方留下不成熟的印象。要穿拖鞋的在门口就换好,见到其家人应问好致意,不打招呼是失礼。对主人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

在人际交往中,摆正你和他人的位置,交往以对方为中心,请你注意端正自己的态度,善于接受别人,做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不断地完善自己,充实自己。

参考文献:

[1]方位津.实用口才训练教程[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2]艾华.思维训练与口才训练同步进行尝试[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4,20(6).

第6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项先尧是上海电视台的导演，他的最新作品十集纪录片《石库门前》即将登上荧屏。但此时，他却选择重拍部分内容。

《石库门前》讲述的是石库门的起源，在石库门申遗大热的当下，关于其起源的研究却引发了新的争议。

被遗忘的祖先

《上海地方志》“里弄住宅”一节所赋予石库门的定义为：“上海里弄住宅建筑起源于19世纪中叶，是在中国江南传统住宅建筑的基础上，受到西方城市联列式住宅布局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这个定义阐述了两点：首先，江南传统住宅是石库门的“父亲”；其次，石库门是中西合璧式建筑。

但近几年“绞圈房子”这种建筑形式的重新发现，让高级建筑师徐大纬对石库门起源的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

徐大纬的质疑有二：一是江南传统建筑种类繁多，石库门到底由哪个特定分支演变而来？二是石库门联排式布局真的来自西方吗？

在徐大纬看来，作为上海民居的特有形态，“绞圈房子”在石库门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可遗忘，它也是石库门的祖先。

“上海测绘院的‘天地图’可以查阅上海地区历年的航拍图。1948年的航拍图中，‘绞圈房子’比比皆是，布满城区，直到2006年的图中还能在七宝和三林地区找到一些分布。然而它却莫名地在学界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几十年。”徐大纬告诉《t望东方周刊》。

曾任上海大学建筑学系系主任的王海松教授告诉徐大纬，在其主编的《中国古建筑丛书》上海分册中，就“遗漏了这种建筑形式。”

这样的遗忘可能与“绞圈房子”的屋主人多是社会下层的农民和商人有关。

徐大纬告诉本刊记者，“绞圈房子”脱胎于江南古民居中的厅堂式建筑，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作为通道的避廊演变成了家中次子们即“爷叔和娘舅”所居住的东西厢房，而其他部分的建筑特征几近相同。

与江浙相比，上海位于平原，当厅堂式建筑传入地广人稀的上海时，也就有了东西两厢房产生的建筑和土地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客堂间和东西厢房正是石库门建筑的基本特征之一。《上海弄堂》中写道：它虽然无法跟过去传统民居的层层进进、庭院深深相比，也无法凿池叠石、赏花折柳，但它毕竟还保留着正当中规整的客堂，有楼上安静的内室，还有常见的两厢。

徐大纬认为：“绞圈房子”是近代上海民居的根，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演进、脱胎成为上海早期石库门。

较真的徐大纬找到了项先尧，对他讲述了自己的观点。

“拍摄之前，我就知道‘绞圈房子’，”项先尧告诉《t望东方周刊》，“我特地向石库门研究中心的专家咨询，他们认为还是原来的界定较为正确。徐大纬的新论点在石库门研究界依然争议颇多，但我被徐老师的论据说服了。”

于是，就有了这部纪录片部分内容的重拍。

中国基因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资深总建筑师蔡镇钰博士说：“上海石库门仅是在山花及门檐上被欧洲投资者洒了一些外国的花饰而已。”这句话指明了石库门建筑中，中国基因是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部分。

“无论是石库门建筑本身，还是它的布局方式，都是很中国的产物，”徐大纬说，“我丈量过很多‘绞圈房子’和石库门建筑的大门尺寸，它们都是相同的。”

传统汉民居的门宽、高在1.44米和2.80米左右，仔细琢磨的话，会发现这个尺寸“只能右不能左”。

展开鲁班尺便可看见，每一个长度刻度下，都标有这个尺寸所指应的凶吉。1.40米到1.44米中指应的是：离乡、死别、死、退丁、失财，1.45米至1.48米则指应：登科、贵子、兴、添丁等，所以门宽只会在这些吉利的尺寸间细微调整；门高更是不能矮一厘米，2.79米对应的就是灾至。

老木匠口耳相传的建筑法则在这里成为建筑血统的佐证。

于中国汉民居而言，“四”是最主要的血统密码。

四合院是北京重要的城市名片。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四合院这种“合”字结构的民居，在中国很多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延续方式。

明初经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往全国各地的移民曾达百万人之多，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对于当时的明王朝以及后来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也是随着这次人口大迁徙，流传到大江南北。

现今留存在各地的古民居有北京老舍故居四合院，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四川李家大四合院，扬州汪鲁门四合院，客家族厅堂组合府邸式民居，大理白族张家花园四合院，苏州东山春在楼四合院，福建西部古民居四合院，等等。

专家认为，“合”字结构证明了石库门与中国传统汉民居的血统一脉相承。

当“合”字结构的院落成片出现时，连接一个个院落的通道也变成了建筑的一部分。在北方，它被称为胡同，而到了上海，则被称为里弄。

中文中“里”有着古老的解释，它的一个含义为街坊，中国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弄在方言中指小巷。“里弄”又称“弄堂”。

“堂”字出于何处呢？

弄堂里大户人家的客堂间是聚会、待客、祭祖之处，往往有着别致的名字，这些名字源于传承。古代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祠堂，每个祠堂都有堂号，如王氏“三槐堂”、赵氏“半部堂”等。家族在城市中分散而居，宗族文化的渗透，让客堂间也有了自己的堂号。

石库门弄堂中，每户人家的大门两旁，有“堂”字界碑石，堂、主人的姓氏被刻在界碑石上，在上海的新天地，现在还能找到一块刻有“三省堂朱界”的碑石。

弄堂里那些排列整齐的界碑，如今或湮没于角落，或被破坏，也有被作为铺路石垫于青石板上的，但它们存在的痕迹仍依稀可寻。

联排式建筑源自西方？

出版于1997年的《上海弄堂》一书中写道：从整体看，一个个“石库门”单元被联排在一起，呈西方联立式住宅的布局方式。

这或许是石库门“受到西方城市联列式住宅布局的影响而发展起来”一说的起源。

《雾都孤儿》描绘了英国伦敦东部贫民窟的景象，那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英国贫民窟由“背靠背”的工人排屋所组成。

同样的阴暗和封闭，使人联想起上海弄堂的封闭结构。“这种住宅基本保持了中国传统住宅建筑对外较为封闭的特征，虽身居闹市，但关起门来却也可以自成一统。”《上海弄堂》中如是说。

但英国在1846年出台了《卫生条例》，在1864年出台了相关的《修正条例》，禁止这种封闭式联排屋的存续，当时工人的排屋和贫民窟全部拆除，封闭式院子不再允许被建造，新建的工人住宅必须是开放式的。

学术界公认1870年是上海石库门出现的时间，它的诞生晚于英国禁令近三十年。徐大纬说，消失三十年的英国贫民窟不会影响到上海弄堂的布局。

相关史料记载：1843年上海的英商及鹘淌抗26人，他们是最早的一批来沪外侨。英国侨民中，主要是从事大宗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其中不乏在海外已有产业根基的望族。徐大纬认为，早期英商不属于贫民阶层，没有关于贫民窟的记忆，他们将这种布局引入中国的可能性较低。

联排式建筑的确存在于欧美，而类似石库门“天井”这样封闭的内部结构，在欧美却无迹可寻。

石库门里弄排列格局和欧洲联排格局的不同之处在于：石库门是封闭式的，且户户朝南；而欧洲则为开放式，户户面街，忽略朝向。

联排式建筑在中国自古有之，传统江南民居沿街、临河的联排格局，那种“非”字型或“鱼骨状”布局，均与石库门血脉相连。

狗肉弄里卖狗肉，花衣街上做衣裳

董家渡地区是上海最早建造石库门的区域之一，随着市政动迁，糖弄坊、引线弄、狗肉弄、篾竹路、花衣街、咸瓜街、芦席街等弄堂早已消失。

不过，从其命名来看，就可知晓这些消失的石库门里，曾经住着什么人，操持着怎样的营生。

和小刀会起事，给上海带来了江浙一带的富商。上海租界的房产成为难民居住、经商和储存财物的刚需，富商们原本住惯了的传统二层三合院绞圈房，遂成为房产投资商的不二选择。

总体而言，上海石库门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木结构――白色外立面；水泥结构――灰色外立面；清水红砖――红色外立面。

罗小未是第一个提出二层合院建筑即为石库门起源的学者。她曾介绍：简易木板房被取缔后，上海租界内开始出现用中国传统的“立帖式”木结构加砖墙承重的方式建造起来的新式住宅。它的“平面和空间更接近于江南传统的二层楼的三合院或四合院形式，更适合于中国居民的永久性居住”。

徐大纬的研究则论证了二层三合院绞圈房与一层三合院绞圈房的关系：富农迁入古镇，谋生方式从农耕转为经商。住宅拔高，满足了家庭作坊的商住两用需求。

“卖狗肉的乡绅到了租界还需靠着老营生过活，原有房屋的功能，一样都不能少”，徐大纬说。

第7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一，南南宋江南的移民特征

移民具有不同类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经济环境中移民的形态及其作用迥异。移民经济可能出现边缘化、或主流化、或有机融合三种趋势②。在历史上，移民及其后裔容易形成自我封闭性群体，东晋的南迁家族与侨州郡县是其极至。客家人在闽粤赣地区，筑土楼自保，在语言、习俗等方面自我延续。在近代的东南亚穆斯林社会，华侨华人相对独立地发展，强烈地表现于移民及其后裔的内部网络化联系。南宋移民形态与社会经济的制约表现如何呢?

两浙路是宋代经济最为发达之域，形成以杭州为中心的区域市场体系。随着宋廷南迁临安，成为最大的移民接收地，“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③。南宋江南的北方移民为数之巨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移民的迁入不是一次性，而是源源不断的连续现象。这一基本特征已为学术成果所证实。本文要强调的是，与以往的移民潮相比，南宋移民的政府强制色彩较弱，家族共同体在移民中的作用也不强，由此形成自身的特色，进而发挥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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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松弟在《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的辽宋金元时期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全面论述了南宋北方移民及其对南方经济与文化的影响，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则强调了北方文化尤其是开封文化向南方的传播。

② 西方殖民者在美洲，将土著印第安人赶向山林，反客为主，移民经济主流化。欧美唐人街则是一种典型的边缘经济形态，海外华族作为少数民族相对独立于主流社会之中。泰国等地的华族则与当地居民有机融合，华族经济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分割。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

政府强制性迁徙与家族举族而迁，定居后往往形成凝固性与封闭性的经济单位。历史上曾多次迁徙豪强，唐代长安尤为突出。这是一种政府的制度性安排。两晋之交的移民南迁，则往往是举族而迁，筑坞堡自固，东晋政府实行侨州郡县制，以集中安置大部分北方移民。世家大族作为汉魏以来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在迁徙过程中及定居后进一步加强，宗主、豪族与所谓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等逐渐结成不可分割的牢固整体“乡族集团”①。

南宋江南的移民，虽然史载多称“扈从南迁”，但大多不是政府强制性的统一安排；虽然也有举族而迁，但不复为主流形态，移民多以个体与小家庭为单位。白话小说中，南迁者多是小家庭，常见者二三口而已②。这与个体小农家庭经济的成熟与独立性增强相关，同时也与市场的发展相关。个体小农家庭经济体至宋代已趋于成熟，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于个体小农家庭经济体在北方的成熟，家族与庄园的经济功能弱化，已经不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也不再成为移民单位。另一方面表现于个体小农家庭恢复和重建经济体的能力增强，江南现有的经济基础已足以容纳小家庭单位的开发，甚至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不像东晋时期必须以乡族集团为单位才足以进行经济开发。移民抵达后，通过租佃或购买小块土地，就能较快恢复个体农耕经营。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移民的迁徙与谋生。水陆交通与运输工具，沿途市场补给，使小家庭能完成迁徙行为。依靠江南市场的机会与潜力，在城镇内外或交通要冲处启店谋生，或做点小生意，像《夷坚志》中不少此类事例一样，以小本经营也能迅速在城镇市场获得谋生之资。小家庭容易为城市接纳，大家族成员统一在城中安插则要困难得多，因而他们往往选择市镇定居。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除了北方移民之外，来自其他地区的商业移民、谋生移民，以及江南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为数也很可观，尤其是临安等大城市。市场的发展过程，不仅是商品流通的过程，也是劳动力、资本及其所有者的流动与配置的过程，在南宋人口分布、市场格局的大变动中，南方和江南区域内的人口迁移与资源空间配置加强。农业人口中分离出一批工商业者和非体力劳动者，流转各地，寻求谋生之资。例如福建，“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唯闽为多。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阛阓有闽之技艺”③。许多福建技艺人员与商人就来到了江南，特别是临安，发达的市场为他们谋生与营利提供了机会。明清时期引人注目的商业移民，实际上宋代就已开始。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同时与城市化进程相伴随，就是一个农村人口迁居城市的过程，所谓“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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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地理分布》，《历史地理》第八、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第十章第二节。

② 话本《冯玉梅团圆》、《卖油郎独占花魁》、《西湖三塔记》、《错斩崔宁》、《沈小官一鸟害七命》、《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乐小舍拼生觅偶》等，主人公家庭，少则二三口，多则三四口。本文所引话本，出自《宋人小说七种》、《古今小说》等，经考证多源出宋代。

③ 曾丰《缘督集》卷17“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

④ 《宋会要．食货》70之106。

北方移民迁入江南后没有形成家族或政府控制下自我封闭的社群，数量之巨使移民没有边缘化，没有形成与原住民相对隔绝地或相对独立地发展，而是迅速融人当地社会，相当部分进入城乡市场，仰赖原有的市场体系为生，并扩大了市场规模。南方和区域内的流动人口与工商业移民更是如此。在江南，南北习俗与各地文化相互融汇，商品生产与技术共同发展，市场获得进一步发育。流动人口和移民似乎与工商业有着天然的联系①，侨居异地，唯求迅速谋生致富，不惧市场风险，善于捕捉市场机会。还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移民，脱离了原居地的人际氛围与文化环境，脱离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这种环境的观念约束与人际约束，因而有可能自由开放一些，有可能突破传统的制约而形成开拓创新意识②。移民容易突破旧有的框框，生存的压力使他们更具开拓意识与创新精神。

移民的特性及其外部环境与历史条件，决定了移民经济的作用。江南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体系基础，为移民提供了生存空间。江南遭金兵血洗，人口剧减，移民填补空白，迅速恢复了江南经战乱破坏而中断的市场体系。不仅如此，移民的需求与市场活动，宋廷驻跸临安所形成的新的机遇，促进了江南市场的发展，临安城市市场表现尤为突出。 二，移民特性与临安城市市场

南宋江南的移民特性及其作用，在临安的成长进程中表现最为突出。临安堪称为一大移民城市，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都会中，可能最具移民特性。这一重要因素推动了临安经济在战后的迅速恢复，城市市场与市民阶层的发展，并形成独有的特色。临安“建炎及绍兴间三经兵烬，城之内外所向墟落，不复井邑。继大驾巡幸，驻跸吴会，以临浙江之潮，于是士民稍稍来归，商旅复业，通衢舍屋，渐就伦序。”③有人估计移民在临安总户口中的比例甚至高达六七成④。更重要的是，南宋临安移民与上文所论历史上建都或迁都的移民现象有所不同。北方移民之外，其他地区的工商业者与流民及周边农民都涌向这个中心市场来谋生。短期流动人口，包括官员升降，游走商贩，以至行僧道士等，为数亦不少。三年一次的会试。尤为壮观⑤，《夷坚志》与话本中记录着不少应考秀才的趣闻韵事。数量巨大的移民迅速融人杭州市民社会，并且绝大多数都仰赖市场为生，促进了临安市民社会的进一步成长，城市市场进一步发育。

其一，消费需求格局的变化。宋廷驻跸临安，吸引了南下移民汇聚⑥，移民的涌人，填补了战乱人口锐减形成的需求缺失，更重要的是，人口构成的变化形成需求格局的改变，表现于需求层次的提升与需求结构的多元化。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官僚贵族迁居临安，形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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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庆元府象山县市户胡三十太等，“各系经纪小民，赁屋居住开店”。他们显然是外来人口，有趣的是，房东也和房客一样不是本地人，“本县乡里屋主，皆系寄居官户”。(《许国公奏议》卷4“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间钱”)客寓他地的寄居官户，宋人文献中时可见之。

② 话本《计押番金鳗产祸》有一则事例，庆奴和张彬逃亡至镇江，无以为生，庆奴道：“我会有一身本事，唱得好曲，到这里不怕羞，何不买个锣儿，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宜黄人詹度，“业伶伦”，在城外只能“行丐而前”，到城市后，其吹笛技艺获人赏识，有了市场，“白是以技得名，渐亦温饱”。(洪迈《夷坚三志壬》卷4“陶氏疫鬼条”)

③ 曹勋《松隐集》卷3l“仙林寺记”。

④ 吴松弟(20001 577)。吴氏据《系年要录》“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之二三”，推断十之六七为移民，恐难成立。一则史料显系夸张，一则战乱后有相当部分应为原居民回归。

⑤ “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俗语云‘赶试官生活’，应一时之需耳。”混补年更多，据称达十万之众，还不包括几乎同等数量的随从。(《梦粱录》卷2“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

⑥ 话本《单符郎全州佳偶》说，百姓从高宗南渡者，不计其数，皆散处吴下。闻．临安建都，多有搬到杭州人籍守插。

水平消费需求。除了皇室之外，移民中“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①，周边地区迁入临安的一般也都是各地的富有家庭，这些富有阶层，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尤其是高消费，从而推动奢侈品、高档商品和娱乐享受服务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各地不同消费习俗的人口，形成不同的消费需求结构，最为明显的就是，为数巨大的南迁北人，带动了面食消费的剧增。消费需求格局的这些变化，推动了商品市场、服务市场的发展，也吸引了商人资本的流入。

其二，商品市场与服务市场的多样化发展。商品市场的多样化，除了原来稀见的面食类商品成为大宗商品之外，其他北方的风味产品与特色商品也为数不少。牛羊乳及制品出现，丝织品、服饰、陶瓷、肉、酒等品种都有所增加。临安还有北方移民以其特有技术，卖冰为生的事例，“北人冰雪作生涯，冰雪一窖活一家”②。

服务市场的多样化表现更为明显，因南北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而多姿多彩。大量的北方移民，使得北方尤其是东京的文化娱乐成果南传，成为移民带给杭州的文化大餐，大大丰富了文化娱乐与服务市场③。饮食业最为人津津乐道，开封的名食名店，各地的小吃名点，在临安随处可见。街头吆喝，小贩叫卖，勾栏表演，瓦舍娱乐，汴京话声声入耳。北方移民传来的神祠庙宇④，带动了相应的祭祀活动与庙会交易。除了北方风俗南传，移民在杭州也兴起一些新的文化习俗。如杭州中元节有接祖之举，就是因为移民无从到祖宗坟茔祭祀，逐渐相沿成习。移民本身的悲欢离合与谋生创业，成为临安瓦舍勾栏中说话等曲艺表演道不尽的题材。话本《冯玉梅团圆》中徐信与刘俊卿在战乱中的“交互因缘”的悲喜剧，《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汴梁六陈铺主莘善父女的曲折经历，等等，无不使人一洒同情之泪，与主人公共悲欢，尤其吸引众多的移民成为忠实的听众。北方移民之外，其他地区的移民也带来了各自的社会风俗与文化。地方曲艺汇聚临安，如福建鲍老达三百人、四川鲍老亦有一百人。源自温州等地的南戏，也流传临安。深受杭州市民喜爱的济公和尚，就是一名来自天台山的外来和尚⑤。杭州成为其各地文化之集大成者，南北混杂，斑斓多姿，异彩纷呈，娱乐服务市场富有生机。

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也引人注目。为数众多的移民，辗转来到临安后，一贫如洗，除了出卖劳动之外，他们无以为生，从而为临安市场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动力，为外来的商业资本提供了充沛的雇佣对象，并降低经营成本⑥。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之兴盛尤赖于此。在杭州，人力婢仆、歌童舞女都有专门的官私牙嫂中介雇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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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辛巳条”。叶适亦谓“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叶适集．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

② 吴松弟(1997)，诗出杨万里《诚斋集》卷18“荔枝歌”。

③ 建康府城亦类似，“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衒)讴歌，尚传京城故事，……习气大率有近中原”。(至正《金陵新志》卷8)

④ 临安东岳庙就有3处，东岳诞辰节庆热闹非凡；二郎祠就是东京的清源真君祠；惠应庙，在城中者4所，即东京显仁坊皮场土地神祠。见咸淳《临安志》卷73“外郡行祠”。东岳诞辰节庆还见于周密、吴自牧诸书。

⑤ 许尚枢《济公生平考略》，《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

⑥ 雇工稍有不慎，就会面临解雇。如面食店中的“行菜”，“或有差错，坐客白之店主，必致叱骂罚工，甚至逐之”。(《梦粱录》卷16“面食店”)

其三，商业移民与商人资本的注入。商业移民十分突出，北方移民中富商大贾不少，许多的汴京著名店铺，都以旧名在临安重新开业①。南方其他地区的商业移民与流动人口更为可观。临安凤凰山因客商云集，习称“客山”：“杭州富室多是外郡寄寓者，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②仰山二王庙，祀神出自江西袁州，它是随着江西至杭州的木材贸易传播而来的。徽州商人、福建商人是杭州人数最多的两大外地客商，徽州婺源灵祠，在杭州有7个行祠；福建自南宋流行的天后信仰很快传播到杭州，并设有顺济圣妃庙及其行祠③。这位外来的海洋女神林氏，其影响后来似乎超过了本地的海洋(男)神冯氏(同样有顺济庙)，反映了外来的福建商人在临安尤其是在海洋运输贸易中的影响之大④。商人资本伴随商业移民流人，促进了临安市场的兴盛，尤其是临安与外地的经济联系。

移民迅速融人杭州市民社会，并且绝大多数都仰赖市场为生。他们离乡背井，渴求文化娱乐生活，其旺盛的需求促进了杭州文化娱乐市场的发展。除了富豪显宦外，一大批工商业主(店主)和经纪(小生意人)等商业移民，为临安市场的繁荣提供了资金、技艺和从业人口，丰富了娱乐市场的消费需求与服务供给。杭州继承北方文化尤其是开封文化，兼容各地移民带来的文化成果，成为其各地文化之集大成者，南北混杂，斑斓多姿，异彩纷呈，服务市场富有生机。可见，与移民相伴随，临安消费需求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商业资本流人，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活跃，廉价的劳动力降低营运成本，商品市场与服务市场都有显著的发展。 三、移民与南宋江南市镇的发展

移民对江南城镇市场的影响，论深刻以临安最为突出，论广泛则辐射及相当多的市镇。以断代研究之所囿，宋代文献资料之不足，宋代市镇的时代特征与发展历程的研究仍不够清晰，遑论移民的作用。所幸明清江南地方志文献丰富，包含了不少今存宋代文献所佚的珍贵史料，对宋史研究而言值得深入挖掘，而且从宋代开始延续到明清的通贯性记载，有助于把握市镇演进的历史脉络与宋代市镇的历史地位。笔者翻检明清方志，特别是乡镇志，不惮繁复加以论列，或于同仁有益焉。

移民对江南市镇发展的作用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移民在村落或市镇落脚后，利用原有的市场基础，个体经营迅速恢复，市镇随之获得新的成长契机。濮院镇，北宋为一草市，高宗时，曲阜濮氏扈从南下卜居于此。南宋时“农桑、机杼之利， 日生万金，四方商贾云集，遂置镇”⑤。湖州新市镇，周围物产丰富，原有陆市，后为交通更为便利的水边新市取代。宋廷南渡，衣冠鳞集，继而建镇⑥。明清时地据两省三府七县的乌青镇，其繁盛始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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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自牧、周密诸书均有记载，白话小说中亦有反映。其他城市亦然，如话本《碾玉观音》述，潭州有人挂上“行在崔待招碾玉生活”的招牌。

② 吴自牧《梦粱录》卷30。

③ 咸淳《临安志》卷73“外郡行祠”。《梦粱录》卷14亦录之。

④ 祭祀冯氏的顺济庙，事见咸淳《临安志》卷71“山川诸神”。

⑤ 《濮川所闻记》卷1、卷4。又据《桐乡濮院镇志》，濮院镇之成为丝绸名镇，肇始于高宗时驸马濮风迁居于此，经营蚕织。

⑥ 正德《新市镇志》卷1；嘉靖《德清县志》卷1。

民的经营，“青镇与湖郡之乌镇夹溪相对，民物蕃阜，第宅园池盛于他镇，宋南渡后士大夫多卜居其地”。南宋时渐由草市发展成市镇，“市逵纵横，尤称富丽”①。因“江淮流民避地，税物经过，偶有增羡”，额定商税由年1．57万贯，增至4。4万贯(后减额仍达3．1万贯)②，成为南宋最大市镇之一。商业移民对商道市镇的作用亦可见诸记载，港口澉浦镇在南宋盛极一时，就与福建商人的活动相关③。

第二，移民大量定居，人口增多，市场需求增加，开张或扩建交易设施，推动了新的市镇的建立。苏州元和县周庄，南宋时北人侨居，人烟渐密，元末沈氏自南镇徙人，始辟为镇。湖州更为突出，同治府志所载就有：菱湖，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双林，“宋南渡时聚商，名商林”。还有几个聚落也是在南宋开始了作为镇的阶段性发展，连市，又称练市、或琏市，宋南渡设酒坊以课税。长兴县和平乡，宋设税务及犒赏酒库一所。该县四安镇，“宋设监镇一员，以京官为之。又犒赏酒库一所”。南浔，宋高宗时止称浔溪，理宗淳祐末立为镇④。设置税收机构，或派出官员，表明此类乡村都因移民的开发而开始或已经具备置镇要素。

尤其是一些大家族迁居后，在扩建市场设施、发展市场交易方面更具优势，更有效地利用江南发达的市场网络。马陆里自宋陆秀夫长子南大与马氏共居于此后，“市廛渐以稠密，元明以来由邨成镇”⑤。杨行，宋时“有杨(垕)从高宗南渡，卜居于斯，工于会计，代客卖买，诚一无伪，商民共信而咸集，就成市焉”⑥。鄞县小溪镇，“宋绍兴中，北客多乐居之。魏文节公结圃墅，与大粱张武子为诗友，其他如安仪同、孙、王尚书相继卜筑”⑦。

第三，江南市场格局在宋廷驻跸临安后政府需求的刺激下有所变化，一些聚落获得新的发展契机，特别是运河的地位与功能加强，沿线一批交通运输型市镇成长起来。杭州临平镇与秀州崇德县之间有座长河堰，为行旅羁留之所，在其附近，北宋有修川市，筑长安堰，南宋其地理位置更为显要，遂置镇，因堰以名。常州奔牛镇，“白天子驻跸临安，牧贡戎贽，四方之赋输，与邮置往来，军旅征戍，商贾贸迁，途出于此者，居天下十七，其所系不愈重哉”⑧。奔牛镇和附近的吕城镇，仅“脚船、脚夫平生靠运米以谋食者”，就逾数百家⑨。临安府的长安镇、汤村、临平等镇市，都因南渡人口的迁入而繁荣。《梦粱录》说：“临平、汤村等镇市，因南渡以来伉为行都，二百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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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乌青镇志》卷2；《乌青文献》卷1。

② 《宋会要．食货》卷19“商税”，“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臣僚言”。

③ 澉镇百医灵祠，奉闽中吴真君，开禧三年“闽商绘像传塑，俱祈病者，甚验，匹方咸集”。该镇另有广福庙，所祈之神，亦有泉州之风。(海盐《澉水志》卷5“寺庙门”)

④ 同治《湖州府志》卷22之1“舆地略村镇”。

⑤ 嘉庆《马陆里志》卷1“疆域”。

⑥ 嘉庆《杨行志》卷4“凡例”。

⑦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鄞县小溪巡检司记”。

⑧ 陆游《渭南文集》卷20“常州奔牛闸记”。

⑨ 黄震《黄氏日抄》卷72“回申再据总所欲监钱状”。

南宋成长的江南市镇，大多数至明清延续着南宋奠定的市场基础与发展势头，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历史演进脉络，显示出经济地理布局上较强的合理性，表明市镇演进的历史连贯性和持久的生命力。但也有不少明清时衰落下去，因为南宋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不再具备。大多为自然地理的沧桑变化所致，水陆变迁，亦或由天灾人祸造成，有的则是因为市场格局的变动，凡此都显示出市镇发展的曲折性与脆弱性。吴江县(庉)村市较典型，据村志载，宋时因移民定居而兴，明时则因居民移出而衰。该村市唐时即盛，宋“南渡寄居于此地者千余家”。明初居民迁徙，地多闲旷，乃易市为村，有前后二村。有的市镇则在竞争中被淘汰。厂头镇，“在宋元时代亦一巨镇。……父老传言，当时商埠之广袤较胜于真如。迄如今不过四五百年间，仅存二三店肆，无异村落。”明清时被附近的真如镇所代替①。有的宋代名镇，虽然不完全是因移民而兴，但显然不无关联，明以后亦趋于衰退。青浦大蒸镇“宋元时人烟稠密，明时遭倭寇，市遂衰落”。小蒸镇“自宋元以来人文蔚起，为一邑望。铺户毗接，商贩交通。国朝道咸以来，河道淤塞，市廛日衰。粤贼焚掠，更非昔比矣”②。月浦“相传建于宋，盛于明，衰于倭变”。由于自然地理变迁，一些商道市镇特别是海港市镇凋敝。与月浦相隔六里有黄姚镇，为宋之名港，“已没人海，亦不知没于何时”③。嘉定县钱门塘，宋嘉定十年设嘉定县后即为一大镇，人烟稠密，街巷纷歧，元明两代时规模渐小，改称市④。澉浦镇，“自南宋以来，为吾国重要之海口”，明代，“人情与前代大异，盖自禁筑城，官兵守御，利源既绝，往迹俱非，不见异物，也无外慕”。水道湮塞，缺少疏浚而淤浅。⑤这些市镇的沧桑变化，显示出南宋移民作用与市场环境的特殊性，某些市场促进因素明清时期不复存在，或者格局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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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国七年《真如里志》“真如商业概况”。

② 宣统二年《蒸里志略》卷1“镇市”。

③ 《月浦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