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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我昨天在微信上见到周有光先生诞辰112岁的报道,见到他老人家红光M面的照片,心想仁者长寿。殊不知今天下午又从微信上得知周先生走了,顿感生死一刹那。
周有光老先生,这位享誉华夏的汉语拼音之父睿智、勇敢,他不断以自己三个朝代的沧桑经历告诫后人:背离民主潮流不会有前途。要以世界看中国,不要以中国看世界!周先生的离去,使我景仰的老一代学贯中西、服膺“用知识改造社会,用文化重塑社会”的智者、学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不禁黯然神伤。
周有光是在民国年代就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他在海外留学后,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以知识报国。周先生与合肥大家闺秀四姐妹之一的才女张充和联姻,他与文学家沈从文、汉学家骱核剂襟,一直传为佳话。他们那一代的学识人品、情感生活,谱写了时代的传奇。
这些年,像周先生这样心怀天下,开启民智,力主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如陈乐民先生、高华先生的辞世,不仅对中国学术界、知识界是巨大损失,更使广大读者痛失良师益友。周有光先生这样具有国际视野,又有家国情怀,将中国置于全球的历史发展中来开展启蒙,明是非、讲道理、反暴力、主改良的学者,是我们的社会难得的国宝级人物。
我拜读过周有光先生的《浪花集》、《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岁口述》、《朝闻道集》等。百岁知识老人阅历太丰富,所叙所言涉猎之广,从中东地区阿以冲突一直到全球化问题,无所不包,可以说是一部当代版的历史、人文科学百科全书。周老所道所论,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周老说:西方在哪里?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西方”。对中国来说,主要有三个“西方”:第一个是汉代的“西域”,第二个是唐代的“西天”,第三个是近代的“西洋”。从这些“西方”取得知识、技术和经世济民的丹方,就是 “西化”。从他的著述中随手拈来的这些精辟见解,使人折服,读其文,如饮甘泉。
周老曾言,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在变,中国会跟着变,即使慢一点,但是不能不变。哲人已萎,思想永在。周老对国家未来的乐观精神在激励着我们!
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汉字英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以及《中华好诗词》等节目的热播,继央视的《百家讲坛》之后,国学忽然再一次成为荧屏的香饽饽。不过,与《百家讲坛》的专家学者讲国学不同,现在这些节目开始将国学知识娱乐化、趣味化了。
中国文化内蕴深厚,源远流长,足可成为电视节目取之不尽的素材源泉。数年前,央视的《百家讲坛》成为传播国学知识的园地,也因此捧红了一批明星学者。虽然这里的荧屏学术讲座内容并不是原生态的国学,但因为主讲人都是专家学者,所以与国学的菁华并没有太大的偏离,顶多是专家的有些观点可能会引起商榷。
但是,本文开头所提到的这些电视节目则完全不同,其关注的只是国学中的某一方面的知识。更具颠覆性的是,这些节目不再是讲座节目,而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综艺节目。在这里,国学知识看似主角,其实是配角或者说是工具,是电视秀场上一群人PK、联欢的工具。不管是哪一个节目,当观众看过节目之后,除了对获胜的选手、众人PK中的欢乐场景还有印象之外,关于国学知识基本上记不住什么。
非但如此,在这类节目当中,汉字基本上成了选手们用来比拼晋级的手段,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名次,选手们拼命记、背词典字典上的汉字,考官出的题也越来越难,到了最后的比拼阶段,哪一个选手能写出并不常用的冷僻字、难认字,这个选手最后胜出的概率就越高。难怪前几天108岁“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我考汉字书写会得零分。在周有光看来,《中国汉字听写大会》里的有些字不好写,也不常用。“原来规定有7000个通用汉字,现在把通用汉字增加到8000多个,这个数量超过了人们的承受力,实在有点太多了。”周有光老先生说,即使是大学生,需要掌握的汉字量也超不过6000个。所以,在这样的电视节目中,无论是选手还是观众都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生冷偏怪的字上,没人会关注汉字本身所被赋予的国学价值,因此有掉书袋的嫌疑。笔者不禁要问,那些在参加节目前拼命背字典的孩子们,他们有谁能熟练运用这些汉字?一段时间以后,又有谁还能记起曾经背过的这些汉字,哪怕只记住了一多半?还有谁会从学习并运用这些难写的汉字过程中体会到了国学的美妙?
借用电视节目来弘扬国学,这是那些对国学抱有深厚感情的观众和有识之士的期盼,但是,如果把国学知识当做电视综艺节目中选手PK的手段乃至工具,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因为弄得不好不但于弘扬国学无益,而且有将国学碎片化、庸俗化的嫌疑。笔者前一段时间得知,因为开办《汉字英雄》节目而取得高收视率的河南卫视尝到了甜头,他们接下来马上开播其姐妹篇《成语英雄》,请来了名嘴崔永元、文化学者钱文忠、漫画家蔡志忠助阵。据说这三位“成语先生”将在节目中与选手互动,讲解成语典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知这个节目对弘扬国学菁华是否有帮助?抑或又是一个貌似普及国学知识,实则把国学菁华边缘化的节目?我们拭目以待。
关键词:读者反应论 《边城》译本 翻译策略
《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以20世纪30年代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描绘了独具特色的湘西风土人情,通过翠翠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从其面世开始,就吸引了众多学者专家的目光,虽然对《边城》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有着非常高的地位。本文中文文本及戴乃迭版英文文本选取译林出版社2011年英汉双语对照版本,金介甫版英文文本选取2009年HarperCollins出版社出版《Border Town》。
一、读者反应论
20世纪60年代, 读者反应批评兴起于美国,当时的读者反应批评主张:(1)文学作品本身所蕴含的含义是确定的,但实际上,其含意又是读者个人的“产品”或“创造”;(2)文学批评所注重的应不仅是作品文本,更应注重读者的反应、注重读者对作品文本的反应;(3)作品文本本身并不具有“唯一正确”的含义,因而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解读; (4)着重分析读者反应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及文本与读者 “主观”反应之间的关系。(5)用精神分析学理论、概念分析读者的反应。
尤金・奈达,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现代翻译理论之父”,第一次真正将读者反应批评引入了翻译领域,“动态对等”与“功能对等”是其核心翻译观。在《翻译的科学探索》一文中,奈达对动态对等进行了解释,即:重视读者的反应,用自然流畅的语言使译文读起来一目了然,甚至可根据读者层次的不同而对同一文本给出不同译本,使译语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阅读效果(奈达,1964)。在这一解释中,奈达第一次提出了“读者反应论”。奈达认为,翻译过程就是一个交际过程,因而,翻译质量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译文读者阅读译文时的反应,以及阅读译文产生的反应与读原文产生的反应是否一致。
二、读者反应论与文化翻译
文化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不同的民族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这些不同文化的交流传播需要语言的作用。为了文化的顺利传播,译介活动就变得尤为重要,并且在译介过程中,要注意表现异域文化的特色。文化的定义多达160多种,其中最为权威的是人类学家泰勒给出的定义: 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由此可见,文化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复合体,同时掌握源语与的语文化是一名译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读者反应论的反对者认为,译介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传播文化,过于强调读者反应是将源语文化置于被动地位,会导致译文失去源语文化的特色,不利于源语文化的传播。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文本中的比喻与句法层面,强调文化之所以迷人便是在于其“异域特色”,而为了保留这一特色,应该直接将这些成分移植到目的语中,不仅有利于完整传播源语文化的“异域情调”,也有利于的语文化的丰富与发展。因而他们认为,在文化翻译时应尽量采用异化的方法,保留源语特色,为的语注入新鲜血液;而归化是非常不利于源语文化的传播的。但是,如果更深层次地审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便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文化之所以为文化,其根本在于人,因而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世界观才是构成文化特征的最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也是读者真正想了解,译者要努力传达的东西。其次,所谓的奇特的表达方式和句法结构只是不同语言层面上的表现,并不是构成文化特异性的根本所在。
从读者反应论的角度来说,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了解相对较少,如果完全采用异化译法不利于读者对译文的理解,而适当采用归化译法可以使读者较准确地把握原作者思想。由此可见,读者反应论强调的是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即译文的可接受性,因此,在翻译具有文化特色的内容时将归化与异化相结合,有利于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也有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
三、从读者反应论分析《边城》英译本
(一)词汇层面
1.称谓语英译
称谓语是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语言现象,也是社会、文化现象。对于《边城》中的称谓语,戴乃迭和金介甫两位译者有着不同的译法。戴乃迭多是根据汉语拼音直接进行音译,如“傩送”译为“Nuosong”,“天保”译为“Tianbao”,熟悉汉语的读者都能够根据拼音分辨其中人物,并且理解此称谓语中含有的特殊含义;也有少量称谓语戴采用了意译,如“翠翠”译为“Emerald”,“emerald”意为“翠绿色”,这与沈从文描写翠翠名字的由来时给出的解释相对应;金介甫也是根据拼音进行音译的,但是在音译后他又对名字的含义进行了解释,如“傩送”译为“Nuosong(Sent by the Nuo Gods)”,“天保”译为“Tianbao(Heaven-Protected)”,“翠翠”译为“Cuicui,or ‘Jade Green’”,这样的翻译方式使得英语读者即使不了解拼音所表示的含义,也能通过金的解释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即使是名字也包含了深刻的含义,金介甫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译法既传播了中国文化,也使得译文更明白易懂。
2.文化负载词英译
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用来表达某种文化当中所特有的事物的词、词组或习语。中国文学作品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独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这类词在英文中很难找到对应词。从读者反应论来看,尽管不同译者处理这类词的方法不同,但大致原则是一致的,即在保留源语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使得译文接近的语读者的习惯及思维方式。
《边城》作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其中也有文化负载词,如“吊脚楼”,这是中国苗族、壮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特有之物,是依山傍河而建的悬空的房屋。戴将“吊脚楼”译为“houses built on stilts overhanging the water”,该译文清晰明了地解释了“吊脚楼”的特色,即使是不了解吊脚楼为何物的读者在读了戴的译本后也能明白吊脚楼的特点:立在柱子上,悬于水上;而金则译为“dangling-foot houses”,并且未进行注解。金在此处采取了直译法,读者很难从金的译本理解究竟何为“dangling-foot houses”,此处金的版本略显欠缺。再如“烧酒”,烧酒又称“白酒”,是指通过蒸馏法制成的酒。戴将“烧酒”译为“rice wine”,这是符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时代特色的,中国历来是通过粮食发酵制酒;而金将其译为“clear liquor”,这更符合西方人的认知理解。
3.禁忌语英译
禁忌词是指会引起听者情感、心理不适因而在交际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使用的词汇,不同的文化也有各自不同的禁忌语。在翻译这类词汇时,戴和金也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戴多采用相对委婉的方式,如“”译为“these girls”,“”译为“girl”,“死”译为“his life has guttered out”。“”和“”在中文中是非常具有贬义色彩的词汇,也是人们不愿意提及的词汇,而通过原文上下文也可得知沈并不是意欲贬低,相反,在他的笔下,即使是“”、“”也是讲情份的、善良的女子,因而戴使用了中性词汇“girl”来代替,虽然如此,读者在阅读了上下文之后还是能够理解此处的“girl”代表的是何含义。死亡也是中国人的禁忌,此处戴用“生命的渐渐消逝”这一委婉说法,更易于读者接受。相反,金是采用相对直接的方式来翻译这些词汇的,如“”译为“prostitutes”,“”译为“whore”,“死”译为“die”,金意在直接传达原文想要传达的东西。
(二)句法层面
汉英两种语言的基本差异在于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所谓意和,是指“汉语造句少用甚至不用形式连接手段,注重隐性连贯,注重逻辑事理顺序,注重功能和意义,注重以神统形”,所谓形合,是指“英语造句常用各种形式手段连接词、短语 、分句或从句,注重显性接应,注重句子形式,注重结构完整, 注重以形显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句式选择会受到母语的影响。
如:“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一面,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
Chatong stands wedged between the river and mountains, its walls in the rear coiling like a snake on the hillside. (戴乃迭)
Chadong was built between the river and the mountains. On the landside, the city wall crept along the mountain contours like a snake. (Kinkley)
戴将这句描写茶峒所处地势的话处理为一句话,用一个分句连接,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而金的版本稍有不同,他将这句话处理为两句独立的话,更贴近 中文意和的特点。
再如:“祖父上城买办过节的东西,戴了个粽粑叶“斗篷”,携带了一个篮子,一个装酒的大葫芦,肩头上挂了个褡裢,其中放了一吊六百制钱,就走了。”
In a palm-fiber cape the ferryman leaves for town with his shopping basket, his big gourd for wine and a pouch holding six hundred coins over his shoulder.(戴乃迭)
Grandpa was on his way to town to buy goods for the festival, with a coolie hat made of phrynium fiber on his head and a bag containing a string of six hundred old imperial copper coins slung across his shoulder. he carried a basket and a big gourd full of wine. (Kinkley)
戴用几个名词,简短连贯地描L了祖父上城买办携带的东西,句式更符合英语读者的语言习惯。而金抓住了原文中的每一个细节,如“粽粑叶‘斗篷’”、“一吊六百制钱”,都进行了细致的解释,并且将这个句子处理为两个句子,但是略显遗憾的是此处这一处理方式并不是很符合英文表达习惯,并且金将“装酒的大葫芦”译为“a big gourd full of wine”显然是不妥的。根据上下文很明显可以看出祖父是上城买办,那他携带的酒葫芦必然是空的,为了买酒而带的,而金的这一译法会使读者误以为祖父携带的酒葫芦是装满了酒的。
(三)译者翻译策略简析
通过对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的比较分析,金译本和戴译本略有差异。戴和金均采用了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方法,不同的是戴更多的是采用异化法,针对一些英语母语读者较为难以理解的采用归化法;而金也是较多采用异化法,针对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金采用异化法翻译,归化法补充翻译的方式,在传播中国文化特色的同时也考虑到了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与认知习惯。这两个译本对于英语国家读者来说都是上乘之选。
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归化与异化究竟何为上选尚无一种统一的说法,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都不是万能的,只有根据文本特色选择才是上选。奈达曾经说过:“要判断某个译作是否译的正确,必须以译文服务对象为衡量标准。翻译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一般读者能在何种程度上正确的理解译文。”这一点与读者反应论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只有立足于读者接受与理解能力的译文才是符合标准的。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边城》词汇与句法两个层面的比较分析发现,好的译作必须是以读者反应为依据的。从读者反应论分析,金译本与戴译本归化与异化兼而有之,既传递了中国文化特色,也考虑到英语国家读者的接受理解能力。读者反应论为评判译文“好”与“不好”提供了新的标准,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要在考虑读者反应的基础上尽可能保留源语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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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听说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教育专家做了一项测试,他先来到幼儿园,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问孩子们:“这是什么?”孩子们的答案五花八门,有的说是月亮,有的说是皮球,有的说是纽扣,有的说是饼干,有的说是盘子,甚至还有的孩子说是小壁虎画的画;专家又来到小学,问了同样的问题,低年级的孩子答案有两三种:圆、月亮、太阳;高年级的孩子们只有一个答案: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知识造成的差距吗?不,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的想象力随着年龄增长而衰退。这不得不让我想起重庆市人大副主任、总工会主席胡健康的一番感慨:“在全球21个受调查的国家中,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教育者面对这一现状,应该积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应该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首先,教师要从思想上认识学生想象力的重要性。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教育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对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并不重视。其实,从很多伟人身上不难看出想象力的重要性:伟大的马克思曾经把想象力称为“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指出:“想象力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发现新的事实,而且激发我们做出新的努力,因为它使我们看到有可能产生的后果。事实和设想本身是死的东西,是想象力赋予它们生命。”创造学之父奥斯本说:“想象力是人类能力的试金石,人类正是依靠想象力征服世界。”科学史上的不少发明都源于发明者的想象: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提出“太阳中心说”之前,曾想象“太阳坐在宝座上率领着它周围的行星家族”;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在分子结构理论研究中,把原子设想为一条条首尾相连的环形蛇,并由此提出苯分子的环状结构理论。由此可见,想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只能墨守成规,社会就不能进步。作为基层的教育者,我们的责任不仅是传授知识,还要重视孩子们想象力的培养,也许,在你的学生中正蕴藏着牛顿、爱迪生,他们的头脑中正隐藏着某个伟大的发明,正等待你去发掘。
其次,教师要在行动中尊重学生想象力的积极性。在传统教学中,奉行的是老师教,学生学的模式,老师教的是一成不变的公式、方法、套路,学生在解决问题时只能按照老师的思路走,如果有其他方法就会被视为“歪门邪道”,这大大限制了学生想象力的发挥。小学生由于身心各方面发展水平的约束,产生一些离奇甚至荒谬的想法是难免的,就像“雪化了是春天!”就像爱迪生孵小鸡一样很正常。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他是班里的尖子生,可是,有一次他竟然得意洋洋地对我说:“老师,我知道什么时候1+1不等于2。”我没有斥责他胡闹,而是耐心听他说:“妈妈在烤蛋糕时,一个鸡蛋加一杯面粉,做出来的就是一块蛋糕。老师,你说我的发现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认真分析了孩子的思维过程,对其进行了耐心的引导与纠正,也鼓励其大胆想象的精神,我告诉他:“今后你可以当科学家,因为你是个爱观察、爱思考、爱想象的孩子。”看着他喜滋滋的表情,我知道想象的种子开始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了。对于小学生来讲,错误的想法可以纠正,但想象的积极性一旦被打击消失,思路就会越来越窄,直至走到独木桥、死胡同。因此,教师在看到学生的奇怪举动或者是听到学生的荒谬想法时,不要忙着呵斥、禁止,而要动脑筋想一想,学会换位思考,看看学生的思考方式,再做出正确的引导教育。
最后,教师要掌握培养学生想象力的方法。想象力不是生来就有的先天素质,而是后天开拓的结果,它是完全能够培养的一种能力。如何培养小学生的想象力呢?这就要求教师首先掌握有关想象力的知识,多阅读相关的书籍资料,使教学实施有一个系统的指导。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是核心问题,结合教学实践和学习经验,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创设情境。学生拥有了宽松自由的空间,才敢于尽情想象。所以,教师要多营造这样的情境与氛围。比如跟学生讲话时,要尽可能使用他们的语言,缩短与学生的距离;讲课时要面带微笑,使孩子们感到亲切,没有拘束感;注意留给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的时间,杜绝教师的“一言堂”;对于学生的想象给予及时的肯定与表扬,等等。(2)丰富知识。学生具备了想象的知识基础,才能天马行空地想象。教师要注意教给学生课本上没有的知识,使儿童的知识范围在课本的基础上有所丰富和扩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产生丰富的想象。比如在语文教学中在讲《春天》一课时,引导学生根据春天的特点放飞想象的翅膀,想象春天的小草,想象春天的绿树,想象春天的野花,甚至可以想象春天的太阳、春天的月亮、春天的地球,只要和春天有关,就可以得到老师的肯定。当然,知识的积累是一点一滴完成的,教师不能对学生要求过高,而要循序渐进,慢慢积淀。(3)引导方向。小学生想象的自觉性与目的性差,发散思维比较强,还不能做到为某一任务的实现而循着一个方向进行想象。因此,教师要教会学生沿正确方向想象的方法。比如教学汉语拼音“c”,要引导学生从它的形状想象,从而引出弯月,引出小船,引出镰刀等,这样既加强了对知识的掌握,又规范了学生想象的目的性。(4)激发表达。小学生的许多想象活动是各具特色、因人而异的。有的学生擅长语言表达,有的学生擅长动作表演,有的学生擅长绘画,有的学生擅长写作,教师要鼓励学生用喜欢的方式表达,体验想象的乐趣,从而更加乐于想象。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让我们重视孩子的想象力,认真倾听孩子的想法,别轻易对孩子的想法说“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