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贡献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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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

世界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环境和外部条件。目前，在71.3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总量中，美国经济总量15.7万亿元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0%；欧元区经济总量12.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9%，两者合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8.9%。数据表明，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大经济体，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欧元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也有重要影响，两大经济体通过世界经济间接影响中国经济。

2013年12月《中国经济雷达月报》数据显示（见图2），当月美国经济增长率从上月1.6179%下降到1.6095%，下降0.0084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则从上月的-0.5045%变为-0.4013%，上升0.1032个百分点，降速放缓。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从上月2.2881%上升到2.3351%，上升0.0470个百分点，尽管美国经济有所下滑，世界经济增长继续上升。

在生产供给方面，当月中国农业增长率3.3926%，环比上升0.0056个百分点；工业增长率为7.7830%，环比上升0.0128个百分点；服务产业增长率为8.3817%，环比上升0.0138个百分点，农业、工业、服务产业全部上升，中国经济增长因此同步上升。

在消费需求方面，当月中国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率13.5695%，环比上升0.3910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239%，环比下降0.0176个百分点；出口增长率为6.9364%，环比上升3.2625个百分点；进口增长率为6.6574%，环比下降0.6812个百分点，消费、出口出现上升，投资、进口出现下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有升有降。

在货币政策方面，当月人民币利率保持不变。货币增长率为14.2054%，环比上升0.0613个百分点，远远低于18%的正常水平，货币政策动力远远不足。

在财政政策方面，当月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2.4035%，环比下降1.4525个百分点，财政政策远未达到经济稳定或持续增长的政策力度。

在税收政策方面，当月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5.3983%，环比上升1.9277个百分点，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当月中国农业增长率3.3926%，环比上升0.0056个百分点，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6901%，环比上升0.4168个百分点；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7376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0321个百分点，农业贡献率、贡献度双双上升。

当月中国工业增长率为7.7830%，环比上升0.0128个百分点，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5.3868%，环比下降1.9999个百分点；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3.4547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504个百分点，工业贡献率、贡献度双双下降。

第2篇：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

――摘自中国国务院总理2015年9月10日在第九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特别致辞

“分化”是世界经济形势的重要特征

任琳：我先来列举一些数据，由此可以看出“分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大基本特征。从增长面看，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是3.3%，维持了一个相对不错的水平。发达国家整体只有1.8%，其中美国是2.3%，欧洲是1%。新兴市场国家总体取得了4.4%的增长，较2010年的7.5%有较大幅度回落，其中巴西为-1.5%，俄罗斯是-2.4%，但印度和中国继续充当着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高地，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两驾马车。从失业率角度看，2014年全球总体水平还可以，但各国数据落差太大，南非高达25.4%，欧洲为11.1%，美国是5.3%，巴西4.8%，日本3.5%。贸易形势令人失望，2014年全球增长率仅有2%左右，美国是-2.3%，欧盟和中国都为2.3%，德国却高达7.3%。

总体来看，世界经济处在缓慢复苏的过程中，如无大的意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保持中低速的增长，这是一种各方都需要适应的“新常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缘自器物和制度层面的相互影响，当然也要归因于贸易、投资领域多边谈判的举步维艰。此外，经济增长不能只看增量而不看质量。一个略低增速的“新常态”期有助于世界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向注重环境保护、技术进步等全方位的发展状态看齐。

张建平：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大特点的确是“分化”。这里面，有东、西方利益和诉求的分化，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短期内恐怕不会告一段落，在美国甚至出现了制裁中国的论调;有增长速度的分化，发达国家阵营内部有增长的和衰退的，新兴市场国家阵营内部也有增长的和衰退的;有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分化，原油、铁矿石价格在下跌，部分贵金属却在上涨;还有汇率的分化，不同货币升贬不一。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匀速增长的“新常态”，对外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国内消费指数等均呈现明显的下行、回落态势，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10%以上，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非国家转移。未来中国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的出路在于产业调整与升级，在于健全国内消费市场，在于建立生态文明，在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尽管国家已经喊出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但鼓励创新的机制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个典型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必须拥有能吸引全球优秀人才的教育和就业制度、大规模的科技研发能力、完善的全球资本市场和国内信用体系，以及成熟、高效的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PE）模式。外界反复渲染中国的所谓“过度投资”问题，这个现象有，但同时还有“浪费投资”现象，也就是过去政府主导的竞争性项目投资过多，相关项目随意性强，重复建设问题突出，投资效率也比较低。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很不健全，竞争性严重不足，国内泡沫比较大，资金成本高，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层面。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改革开放道路要走，需要耐心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2015年9月16日，北京某证券营业大厅里，一位股民边吃午饭边看股市电子交易板。

由于中国经济保增长的压力显著增大，“中国经济崩溃论”在国际上再度甚嚣尘上。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处于合理区间，并没有像某些人评论的那么坏。这样讲的主要根据，一是中国政府可用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还很多，财政、货币政策仍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二是中国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出现恶化，劳动力成本还在继续攀升，而一旦失业率高企，劳动力成本就应停止上升。而且，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没有结束。目前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中，45至49岁的人占最高比例，第二高的是25至29岁的人，第三高是40至44岁的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虽然已过最高点，但仍是相当高的。三是中国经济仍然拥有不少增长亮点，比如，外商直接投资（FDI）仍是正增长，显示国际资本仍然看好中国市场。服务业、高科技领域吸引的FDI数额更是保持着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中国的集装箱吞吐量仍然比较旺盛，粮食、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仍然比较旺盛，全国用电量也已在2015年8月转为正增长。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持续上升，消费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增强。这些都说明，经过前一阶段连串的保增长措施，中国经济的企稳迹象在不断增多。正如总理所说，“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业不兴那业兴”，“一旦超出合理区间的迹象出现，将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这不是空话”。2013年我与美国经济学家、有“末日博士”之称（因早早预言国际金融危机而得此称）的鲁比尼对话，那时他就断言中国经济要下滑。今年，他却调整了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将保持稳定。

中国仍不失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

张建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降速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没那么高了，今后仍要靠美国，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实力积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3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独家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当之无愧的最重要火车头，而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13年起已经超过50%。当然这也意味着，一旦中国经济减速，世界经济肯定也要减速。目前中国每年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突破10万亿美元规模，即便是经济增长率降到7%左右的水平，每年也能确保大约7000亿美元的增量。而美国的年GDP约为16万亿美元，201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是2.3%，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就是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水平。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火车头。

不过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弱于中国是大趋势。另一个潜在的增长引擎是印度。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个国家的GDP正在逼近2万亿美元的水平，去年的增长率高达7%（世界银行评估为5%），但印度经济总量与中国、美国仍然相去甚远，所创造的增量无法与中美相提并论。此外，印度的高增长与其GDP核算方法调整有很大关系，能否持续下去仍有很大不确定性。而另一个经济大国日本已多年零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然为零。

判断各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最主要指标，还是要看国际分工。模型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主要发挥着“生产者”作用，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目前，制造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仍然高达41%，服务业是52%，农业为7%～8%。全球体系中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提供者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中东、非洲国家，消费的主力军则是西欧、美国和日本。在这样一个结构中，消费是最终拉动力，欧美日的消费需求一旦熄火，中国的生产就会失去动力，而中国能源资源消耗的三分之一都是用于制造出口产品的，有关降速效应形成了，必然会进一步传导至那些充当着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提供者的国家，这是全球经济波动的总体格局。而其中最深层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过去几年，从美债危机到欧债危机，再到日本经济停滞，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经济模式难以长久支撑世界经济的稳健增长。

第3篇：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

当前，全球经济温和复苏遭遇两极分化，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被西方一些媒体和机构渲染和放大，令世界忧虑未来形势将雪上加霜。

汇率波动、长期低通胀、持续内外部失衡、公共债务居高不下和地缘政治紧张等风险，正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大挑战。上周，道琼斯指数遭遇了自2008年以来最快速下跌；过去一月内，有1万亿美元流出了新兴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称，中国经济放缓及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相关一些指标已经接近过去危机水平，提高全球增长所面临的风险。

人民币汇率能够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在金融领域的作为表明其不是世界经济风险之源，其经济平稳向上则意味着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

“形有波动，势仍向好。”中国经济的支撑并非独木一根，而是“四梁八柱”，具有很强的抗冲击能力和韧性。

中国地域幅员辽阔且产业类型多样，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处在深入推进阶段，蕴含着扩大内需的强劲需求。

事实上，中国经济仍在平稳健康发展，并惠及世界。2015年上半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在30%左右。

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总量在10万亿美元基础上增长7%，比过去两位数的绝对量还要大。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4%，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0%，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工业，信息、文化、健康、旅游等消费需求旺盛。

“我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是客观的乐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说，相信在整个“十三五”规划期间，只要中国把回旋的余地用好，保持7%左右的增长应该没有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当前的确面临一些困难。国际市场疲软令中国难以独善其身，前期刺激政策需要逐步消化，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需牺牲一定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加快、工资待遇提高意味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持续徘徊在荣枯线附近，进出口总值连连同比负增长，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累计增长不断回落。

需要注意的是，2015年1至7月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速高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26.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工业技术改造投资、消费品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中民间投资增速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继续回暖。

一系列“阴转晴”的经济指标意味着，中国经济积极因素正积聚增多。

尽管中国面临较大经济下行压力，但坚持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不超发货币、不搞大规模强刺激，主要依靠改革增强经济活力。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指出，中国经济不需要大量的刺激，经济转型中需要“扎针灸”的刺激，用“针灸”的方法来扎关键的神经节点。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在于结构性改革，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第4篇：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

博鳌亚洲论坛的高端人士认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论遭受空前挑战；新兴经济体或可抓住机遇，引领世界经济率先走出衰退，从而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在旧有经济模式被挑战的境况下，亚洲应该跳出经济看经济。

发达经济体比重逐步下降

尽管目前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然而危机发源于美国，发达经济体遭受的冲击仍然最大。这不仅导致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而且其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也受到普遍质疑，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将被削弱。

首先，发达经济体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经济实力大为削弱。金融市场陷入混乱，汽车等产业面临重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目前，发达经济体已几乎全体陷入衰退，而且步入萧条的可能性仍在增加，导致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世界银行3月31日的《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更新版预测，2009年发达经济体仍是经济重灾区，其经济今年将整体下滑2.9%，其中美国经济下滑2.4%，欧元区经济下滑2.7%，日本经济下滑5.3%。而且随着金融危机不断恶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衰退程度还在加深。

其次，金融危机导致长期崇尚自由市场的西方资本主义理念受到严峻挑战，其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受到普遍质疑。政府干预、国有化等手段再次成为经济理论中的主导。在本轮金融危机大救援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一改往日崇尚自由市场理论的作风，对金融市场积极进行干预，除了向金融机构大举注资外，还接管了多家金融机构。

再次，发达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也在不断下降。曾被誉为“富国俱乐部”的G7如今已被称作“没落贵族俱乐部”。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正在取代G7，成为全球共同寻找对策、协调应对危机的平台。

在4月初的G20伦敦峰会上，一开始就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日本为代表的救市派侧重恢复经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主张改革加强监管，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张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这场在发达经济体国家陷入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背景下举行的重要会议，明显发出了有史以来发展中国家对改革国际金融格局的最强音。

全球实力将呈现新的平衡

经过本轮金融危机的洗礼，南北力量此消彼长，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独大主导世界经济的秩序被打破，世界经济加强区域合作，朝着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首先，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平衡。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表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的消费、投资、贸易、生产、就业都出现了萎缩，世界经济仍在衰退，今年全年可能出现负增长。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低迷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却已显露出复苏的势头。

其次，金融危机还改变了世界产业格局。危机已经导致金融、汽车等众多领域大洗牌。作为发达经济体支柱产业的金融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金融机构或破产或被国有化；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遭受冲击，其相对实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在全球银行市值排名中，中国的银行占据了前十位中的四席，而美国、瑞士等发达经济体的银行排名则大幅滑落。

再次，美元的霸主地位将被打破。尽管当前货币市场“一主多元”格局仍然存在，但金融危机已经导致美元地位大大削弱，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据香港媒体报道，英国首相布朗已经宣布，今年9月将在纽约举行G20第三次金融峰会，讨论超国际储备货币议题。

不过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建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的工作才刚刚起步。发达经济体在研发能力、高新技术、生产效率、管理经验、产业体系、人才储备等方面仍然拥有明显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也仍然享有较高的话语权，在危机过后重拾国际地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新兴经济体只有抓住当前机遇，在国际组织及其他领域尽量争取更多的发言权，才能保证世界经济新秩序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亚洲新兴经济体崛起

近十年来，亚洲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对世界经济都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遭受的一次最为严重的冲击。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增长的空间相对较大。博鳌亚洲论坛的与会者认为，一些主要国家若能率先复苏，并引领新兴经济体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的轨道，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在博鳌亚洲论坛“世界经济何处去”的主题演讲会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指出，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经济到2030年将占据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之多。仅从经济规模来看，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并且是日本的4-5倍。印度也将达到日本的2倍。

首先，新兴经济体由于金融市场尚未成熟，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在本轮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然而，国际资本的迅速撤离以及欧美市场疲软也连累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世界银行最新预测认为，新兴经济体经济今年增幅只有2.1%，尽管大大低于去年底世行预测的5.8%的增幅，但相对于世界经济下滑1.7%而言，优势仍十分明显。世行4月7日的《东亚经济半年报》预测，东亚新兴经济体2009年GDP增幅仍将达到5.4%。

其次，由于经济增速明显快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中国、印度和俄罗斯3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一半。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0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鉴于当前发达经济体普遍处于负增长，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将进一步提高。日本的经济研究中心预测，到202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达到70%左右。

再次，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也在不断提升。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指出，4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G20金融峰会开启了世界经济新秩序。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之际，世界主要经济体选择了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G20而非此前“主宰”全球事务的“富国俱乐部”――G7，这本身就是经济格局改变的重要标志。

亚洲应跳出经济看经济

对于如何寻找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新动力，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的专家表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亚洲经济制胜之道应该跳出经济看经济，既要调整经济政策，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也要改进社会政策，注重以积极的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压力，同时积极参与亚洲次区域合作，实现亚洲经济内部循环。

――“去杠杆化”挑战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旧有经济发展模式

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并不一致，日本、韩国受到的影响较大，今年经济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但中国、东盟大多新兴市场国家，其经济的基本面尚未受到影响，金融行业遭受的直接损失有限。

专家表示，由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均较独立，特别是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大都采取较为谨慎的金融政策，从而为抵御金融危机设置了“防火墙”。

然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压力。过去10多年中，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经济形成了一种循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向美国出口赚取美元外汇储备，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吸引美元回流，并通过“杠杆化”转化为美国居民持续消费的动力，于是可以继续维持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维持高增长势头。

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增长与美国市场的“杠杆化”直接相关，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给亚洲带来的“双红利”太多，亚洲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都没有经济模式转型的压力，一直是以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而目前西方国家的“去杠杆化”，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导向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去杠杆化”具体表现在：从个人消费领域转向公司生产领域，西方工业企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公司贷款问题暴露；从传统的资本市场开始转向信贷市场，很多大银行的信贷问题开始暴露；从美国发展到欧洲，尤其是东欧，由于东欧问题的严重化，使欧洲腹背受敌，欧元和欧盟面临新的挑战；“去消费化”显现，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两年前的负值变成现在的3.8%。西方“去杠杆化”意味着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模式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经济增速放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蓝皮书中指出，2009年，亚洲的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不排除某些新兴经济体出现负增长的可能，对于韩国、印度等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也应有充分的估计。随着经济衰退，亚洲新兴经济体内的社会问题也会严重，突出表现在企业生存困难，失业率上升。

据越南有关调查，2009年，近40%的企业可能破产或停产，31%的企业表示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但仍能克服；17%的企业将仍有发展，但利润会降低。企业发展困难直接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截至2008年末，越南大约有35万人失业，这一数字估计到2009年会增加到100万。

――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双管齐下实现发展模式转型

为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几乎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在短期内大幅下滑。但从中长期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最终的出路在于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实现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央行行长周小川18日表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干好自己的事情，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对其影响，并且能利用经济危机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而不是在经济复苏后简单重复经济周期。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指出，能否有效扩大内需，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能否战胜这场危机的关键，也是未来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

亚洲新兴经济国家要有效应对危机，需要“两手”抓：一手抓政策调整，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加大投资力度；一手抓体制改革，以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释放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专家表示，走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道路，需要通过基本社会保障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未来预期，解决扩大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扭转“高储蓄、低消费”的倾向。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制度安排，防止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转化为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

另外，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要为新消费模式的形成创造制度性与结构性条件。例如，相应的城市化过程；消费信贷等金融支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中产阶层逐步发育等条件。

亚洲新兴经济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既要防止经济全面下滑，又要防止社会问题加剧。与会专家认为，一方面，经济危机通过失业、市场价格波动等环节，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社会问题也会通过降低收入、抑制消费以及不稳定的社会心理等机制反向传导给经济，导致危机加重。因此，要尽快建立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双向传导的“防火墙”，防止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或“内生型金融危机”。

失业是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秩序稳定，必须把“保就业”置于应对经济压力的突出位置。

其次，防止经济波动对城乡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过度冲击，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力度。

第三，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会专家认为，进入发展型的新阶段，消费处于关键的转型阶段，公共需求呈现全面快速上升的趋势。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是这个阶段最基本的制度条件。但目前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完善，这种状况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掣肘了消费结构的转型。

――亚洲经济体应该加强区域合作应对危机

“合作，合作，再合作”是此次博鳌亚洲论坛参会专家表达的共同心声。他们认为，当前亚洲新兴经济体无论是解决短期还是中长期问题，都有赖于区域内经济合作。

周小川表示，区域合作条件下，出现经济问题的时候，如果措施在区域内协调管理会更加成功。

需要处理的主要是亚洲内部的合作，如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的设定、货币合作机制，用特别提款权代替美元促进国际金融贸易等。

一般来说区域的一体化会促进贸易投资和资本的流动，会导致更多的经济增长，使区域不再只依赖外部世界，这个区域更加具有活力和弹性。

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尤其重要，因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可以避免地区的储蓄投资转向，然后贷给这个地区的用户，需要发展区域内的债券市场，并且在区域内进行储蓄。

另外，区域合作会影响全球化。虽然我们目前在全球化方面遭受了暂时的挫折，但亚洲要在全球化当中起到一个重要作用，欧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疏导全球化，让它有利于自己。亚洲经济也应该这样，亚洲地区的命运不能由其他地方来决定，所以在国际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亚洲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基础，东盟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领导着东南亚地区，但是东盟的这些成员国并没有包括亚洲最大和最强大的经济体。还有其他的一些平台，包括东盟＋3、东亚峰会。其中，东亚峰会包括20国集团当中的6个国家。

专家表示，不管使用哪一个平台，最重要是建立一种机制，能够及时的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起到经济检测，危机管理，在20国集团和其他领域共同发出一个有效的亚洲声音作用。

第5篇：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

(1)中美贸易情况。中国加入WTO至今，中美贸易迅猛发展，自2001年到2013年，中美两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50%。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力军，已经确立了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2005年，中国继续保持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市场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但中美贸易额与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墨西哥相比仅少49．5亿美元。据美国海关统计，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规模较上年增长23．3%。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20．4%;从中国进口增长23．8%;美方逆差进一步扩大，达到2016．3亿美元，增长24．5%。到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美国国内经济影响世界经济的效果有所下降。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下降10．2%。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0．2%;自中国进口下降12．3%。美方贸易逆差、下降15．4%。中国依然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10年以后，中美贸易额恢复增长。在美国，公众普遍认为如此飞快增长的中美贸易逆差已经开始威胁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的生活水平了。虽然中美贸易摩擦的数量和范围不断扩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美两国都在中美贸易的快速发展中获得了大规模的经济利益。

(2)中美贸易互补性。中国和美国现阶段正处于不同的发展时期: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两个国家经济上存在很强的互补性。第一，美国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较强的创新能力，在科学、技术和管理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国;另外，两国科技对各国的经济增长贡献也不同:中美两国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分别是45%和70%。第二，从产业结构上看，美国通过对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对外产业转移使国内产业结构一直领先，而中国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大量生产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转移的对象。第三，中国在制造业和劳动力成本上存在竞争优势，而美国在技术和资本上存在竞争优势。美国通过产业转移与直接对中国投资发挥其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而中国吸引外国资本，利用较低的人力成本和丰富资源，通过加工贸易等主要形式对外出口以发挥其比较优势。

(3)中美贸易依存度。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且波动较大，外贸依存度指标从2002年的6．68%变化到2013年的6．24%，2005年高达9．38%。美国对中国贸易依存度除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之外几乎逐年上升，从2002年的1．38%增长到2013年的3．35%。很显然，这表明中美贸易对双方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对美国贸易依存度明显大于美国对中国贸易依存度，这说明中美贸易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影响是巨大的，即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美国市场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依赖性，很容易受到美国紧急波动的影响。

二、总结

第6篇：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

关键词：世界主要国家；系统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9-0064-03

1模型设计

1.1系统聚类法分析模型的基本思想

首先，把每个变量（每个样品）看作一类，并规定变量间的相似性测度换算成的距离（d2ij=1-c2ij，其中，表示变量i和变量j之间的相关系数，或样品i和样品j之间的相似系数）（或样品之间的距离）看作类与类之间的距离，然后将距离最近的两类合成新的一类，每次减少一类，重新计算新类和其他各类的距离，重复进行最近类的合并，直至所有的变量（或样品）合并成一类。

1.2因子分析模型的基本思想

因子分析是一种降维、简化数据的技术，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中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抽象”的变量来表示其基本的数据结构。这几个抽象的变量被称作“因子”，能反映原来众多变量的主要信息。原始变量是可观测的显在变量，而因子一般是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

2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处理

2.1指标选取

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综合水平的指标很多很复杂，本文依据科学性、合理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兼顾统计年鉴所能提供的统计资料，选取了比较主要和常见的10个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从树状图可见，可以将20个国家分为4类：

第一类：美国，是发达国家，不仅是经济强国，而且还是科技和军事强国。

第二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国家。

第三类：日本、荷兰、韩国、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以色列、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均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第四类：俄罗斯联邦、土耳其、巴西、南非、埃及、印度、越南和泰国，这些国家中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有很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3.2因子分析

（1）KMO和Bartlett检验。

由表1可知，KMO的值为0.700（大于0.6），近似卡方值为193.257，自由度为45，球形检验的结果表明，在相关系数矩阵是一个单位矩阵的原假设下，观测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故拒绝原假设，说明这些变量各自不全独立，它们之间有简单线性相关关系，因此，原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

（2）特征根和方差贡献率分析。

表2给出了各因子的初始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以及三个公因子旋转后的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根据特征值大于1，累积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提取了三个公共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6.184%，说明前三个公共因子可以反映原来10个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旋转前的因子载荷由于每个因子在不同原始变量上的载荷没有明显的差别，为了便于对因子进行命名，需要对因子载荷阵进行旋转。

（3）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分析。

表4列出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的因子得分、综合得分和排名。从该表可以看出，综合得分排名前五位的是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和英国，排名后五位的是印度、泰国、越南、埃及和南非。总体来看，中国是唯一一个排名跻身前五的发展中国家，其他的都是发达国家，排名靠后的都是发展中国家。

3.3存在问题

（1）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世界20个主要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整体趋势为发达国家的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但是中国和巴西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突出，在因子得分综合排名中，中国排在第三位，巴西排在第十位。因此，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正发挥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不断地发展壮大，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2）从国民生活水平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国民生活水平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活的水平。发达国家的国民生活水平因子F1的得分均大于0，其中，得分最大的是美国，为2.0278，得分最小的是意大利，为0.175；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活水平因子F1的得分均小于0，其中，得分最大的是俄罗斯联邦，为-0.4316，得分最小的是印度，为-1.4458，国民生活水平因子F1的得分极差为3.4736。由此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

（3）从经济发展潜力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经济发展潜力综合了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三个因素，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十分迅速，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之间的资本可以自由流通，发达国家的投资商看好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将大量的资本投入发展国家，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给国外投资商带来的利润，但像美国和日本等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的国家也吸引了大批投资者。

（4）从经济发展速度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最大，而美国的相对较小，主要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巨额的外汇储备致使其在F3中排名第一位，相反，美国的人均GDP增长空间较小且其外汇储备较低，导致美国在F3中的排名最低。

4政策建议

（1）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发展，进一步的国际分工使得各国间优势互补，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发展中国家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加强国际贸易，以开放的心态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提高本国的生产力水平，发挥本国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拓展海外市场，加速本国的经济增长，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加强防范国际风险，防止自身被其他国家越来越“边缘化”。

（2）中国虽然是世界经济大国，但并非经济强国，仍需各方面的努力。首先，经济要保持稳步增长，中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中国人口总量却是世界第一，国民人均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其次，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严重失衡，应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最后，促进国际贸易协调发展，一般来说，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而且可以抵御金融风暴，方便本国国民出行，但是，外汇储备并非多多益善，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急剧扩大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王金英.基于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的辽宁省区域经济综合评价[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1（3）.

[2]蒋志华，顾振海.西部12省经济发展状况对比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7，（5）.

[3]李海舰.世界经济国际化与中国的对策[J].开放导报（世界经贸实务），1993，（6）.

[4]邵光田，刘珠，许昌东，刘勇.综合国力评定方法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1996，（3）.

[5]张幼文.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实力[J].国际经济评论，2005，（9）.

第7篇：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对外贸易；收入分配差距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6－0014-06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连续5年GDP都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已呈现出经济快速增长转向经济过热的现象。然而，自2007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骤然增加，在这种经济发展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不能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一时间众说纷纭，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经济不仅不会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而且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有的专家则对此抱有较为谨慎的看法，认为中国必然会受其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将会放缓。那么中国经济能不能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独善其身呢？就此，笔者试从几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来进行分析。

一、中国经济近年来高速发展的原因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国有企业的改制、人口红利的获取、生产效率的提高等等。在这里，笔者重点从需求的角度进行分析。GDP用支出法来测算，其由居民消费（C）、政府购买（G）、投资（I）和净出口（N）四部分组成。政府购买（G）从动态的再生产的角度可以分解为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在此，我们把政府购买的消费性支出并入居民消费支出作为整个社会最终的总消费支出（亦用C表示），把政府购买的投资性支出并入投资作为整个社会的总投资，以便数据分析的前后一致。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

1. 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并呈加速增长趋势。10年来，中国社会总消费不断增长，自2000年始，其增长速度（除2003年外）均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且在2004年后呈加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2007年，比2006年增加3.3个百分点，实现10年来最大增幅（见表1）。

2. 固定资产投资高位持续快速增长。2003年至今，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始终保持在23%以上的增长速度（见表2）。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 239亿元，比上年增长24.8%。

3. 外需旺盛，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不断攀升。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国外居民需求的旺盛，加上中国加入WTO后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使得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自2001-2006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以年均46.17%的较高速度增长，其中，2005年更是高达150.6%（见表3）。2007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1 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其中，货物出口12 180亿美元，增长25.7%；货物进口9 558亿美元，增长20.8%。出口大于进口2 62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847亿美元。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3%；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68亿美元，增长26.0%。可以说，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这“三驾马车”的快速驱动。

二、经济高速发展中的问题

虽然三大需求快速增长，但是比较三者占GDP的比率及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过分依靠出口和投资，而对消费偏弱的问题，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内外失衡显著，出口飙升，对外贸易依存度急剧增大

由图1可见，自1997-2006年，中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字形走势。1997年贡献率高达44.4%，高于消费和投资的贡献，可以说当年GDP有接近一半是靠外需来带动，以后几年逐步降低，但是2003年又开始急速上升，2003-2005年两年间从1%骤升至24.1%，2006年虽略有下降，但是仍接近20%。

就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出口额与进口额之和在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看，自2001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呈直线上升态势，由2001年的38.7%上升到2007年的67%。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出其他国家，以2004年为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59.8%，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的19.99%和23.37%，甚至比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外贸依存度也高出近1.7倍。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表明中国的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同时，我们从图1还可以看到，1999-2003年，社会最终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74.7%急降至35.3%，从2003-2006年虽又稍有回升，拉至39.2%，但是涨幅很小，且远低于当代国际上70%~80%的水平。

按照宏观经济的基本原理，净出口可以大体由公式NX=q-ry+nEPf / P来测度。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用于购买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的支出会增加，净出口会相对减少以满足国内需求的增长。然而，中国目前的情况却显然与此原理相悖，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这是相当不合理的。

（二）内部失衡依旧，投资扩张过快，消费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

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最终消费率由1992年的62.4%下降到2006年的49.9%，下降了12.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也从1992年的47.2%下降到2006年的36.2%，下降了11个百分点，均达历史最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消费率的国际水平为：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最终消费率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2000年，全球平均居民消费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高收入国家为62%。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明显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投资率（指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却出现逐步上涨的趋势，投资率由1997年的36.7%上升到2006年的42.5%。尤其是从2000年起，社会总投资贡献率开始飙升，2003年第一季度达到63.7%，后又开始下降，2005年与社会总消费的贡献率持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0年投资率的国际水平为：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可见中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

三、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一）居民消费方面：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差距拉大，消费结构升级速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是36.3%和43.1%，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中国目前处于小康向富裕过渡的阶段。但是，中国居民消费倾向却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2000年的79.6%下降到2006年的74%，下降速度明显。

中国在消费结构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消费结构失衡，消费差距不断拉大，以致出现消费断层。一方面，中国奢侈品消费突飞猛进（相当一部分奢侈品为进口产品）。世界奢侈品协会近日报告称，2007年中国人在首饰、服装、皮具、香水等奢侈品（不包括私人飞机和游艇）上的消费达80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份额的18%，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大部分居民、农民的消费品仍徘徊在中低端产品上，中高级产品的消费量扩容不快。同时，消费结构的升级速度缓慢，虽然不时有消费亮点闪现，但还难以成为持久发展的、成为大众普遍追逐的主力消费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种波浪式的消费热潮和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至今没有再次出现。

（二）净出口方面：加工贸易比重过高，贸易对象过于集中

据统计，中国加工贸易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由1991年的16.7%上升到2004年的47.6%。加工贸易最突出的特点是“两头在外”和“大进大出”，在中国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即使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加工贸易，也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处于产业链的下游，附加值普遍不高，大部分收益被外国采购商所赚取。同时还因为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屡屡成为外国贸易制裁的对象。而“大出大进”的方式又加剧了中国资源与环保的压力，使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目前，虽然中国已与世界上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关系，但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欧盟、美国、日本、香港、东盟、韩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对这些国家（地区）的进出口额占到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6%（2006年），其中对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更是达42.2%（2006年），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对欧盟、美国、日本市场的依赖程度之高。如此集中的贸易对象在不确定事件发生的时候势必会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冲击。

（三）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粗放式投资经营没有得到彻底改变，投资产业结构不均衡

运用Solow新古典增长模型对中国1985-2004年20年来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发现，资本投入的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其贡献率达到57.85%，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小，贡献率仅为8.58%，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略显不足，贡献率为34.27%。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0%以上。可见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量的增长，靠铺摊子、上项目来带动，是一种靠投资带动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近两年来，虽然国家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

中国的投资产业结构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均衡，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投资热度不减，而第一、第三产业投资增长缓慢，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内部不均衡问题也较为突出。2006年中国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3%，第二产业增长24.8%，第三产业增长23.4%，三大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分别是2.5%、44.1%、53.4%。第三产业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升反降，由2002年的64.2%下降到2006年的53.4%，这与中国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要求不相适应。相比之下，第二产业近年来增长速度较快，传统工业、基础行业投资出现暴发式增长，且过度集中在煤炭、冶金、有色金属、化工、机械等行业，使得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矛盾重现。同时高能耗行业增长偏快，一般加工工业产能扩张过快，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升级类投资比重偏低。

四、原因分析

中国经济出现上述问题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有经济发展规律的因素、历史的因素、财税体制的因素、政治制度的因素和收入分配的因素等等。

（一）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原因分析

（1）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长期以来，中国为增加外汇储备，在贸易方面采取了以鼓励出口为核心的政策体系，如出口退税制度的实施、汇率的长期管制等。（2）劳动力成本低。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明显，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3）对外贸易结构中加工贸易比重较大。2005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6 905亿美元，在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上升到48.6%，几乎占到贸易总额的50%。（4）利用外资政策的实施。2001-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率依次为50.1%、52.2%、54.8%和57.1%。中国巨额外贸的一大部分实际上是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所创造的。

（二）居民消费不旺的原因分析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长期低于GDP的增长，职工工资增长长期低于企业利润增长。如2006年中国GDP增长11.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31%，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实际增长7.4%和10.4%，比GDP增长率分别低了3.3个百分点和0.3个百分点。同时，工资占GDP的比例，则由从1990年的15.8%下降到2006年的11.03%。收入增长缓慢，直接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严重不足，间接地影响了人力资本的投入，致使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缓慢，而劳动生产率低恰恰又是工资水平不能较快提高的原因之一，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5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71∶1，2007年扩大到3.32∶1。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也连续多年不断上升，目前已达到0.46以上，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由于高收入者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使总消费水平下降。同时，收入差距扩大使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出现一个巨大的收入断层，产生购买力脱节，进而形成消费断层。

体制不完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住房制度、医疗制度、高校收费制度的改革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结构，造成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支出迅速增加。据有关部门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居民用于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的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66.5%。体制上的不完善一方面提高了居民的预期支出而压缩现期支出，增加储蓄；另一方面由于居民对这些大宗产品的消费，削弱了对其他生活耐用品消费的能力。综合来看，这些体制的不完善造成了对家庭消费的挤占，大大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同时，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失业、养老、医疗保险保障覆盖面不广、保障水平低，某些企业因为经济效益不好或企业主只顾及私利而恶意拖欠职工保险）也使得公众对未来信心不足，防范意识加强，谨慎消费导致消费倾向进一步降低。

传统消费理念的影响。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居民消费一直受“量入为出”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制约，即遵循“储蓄-消费-再储蓄”的消费理念，而这种理念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所倡导的“消费、储蓄、再消费”的消费模式格格不入，这势必对消费需求的增长及消费结构的提升产生影响。

（三）固定资产投资过高、投资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分析

价格体制没有理顺，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水、电、气、成品油等基本生产要素价格体制没有完全放开，价格仍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远低于市场均衡水平；土地、矿产等资源在出让的过程中，竞争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没有充分考虑资源的稀缺性，价格被严重低估。据有关专家估算，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通过非法和非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比正常条件下至少节省了20%~40%的投资成本。生产要素价格低估，造成资源不能进行有效配置：一方面使投资成本降低、投资回报率和企业盈利水平过高，诱导投资的过度增长；另一方面还会降低产品的出口价格，增加出口，引起外贸顺差持续扩大。同时，也降低了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进行集约式发展的动力。

地方政府错误的发展理念和政绩观致使地方政府职能长期错位。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地方上被扭曲为以GDP增长为核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扭曲为效率惟一。战略扭曲直接造成财税体制、官员激励机制的扭曲和政府职能的错位。在社会监督约束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部分地方政府及官员为追求政绩，打着“发展经济”、“政府调节”、“招商引资”的旗号，将政府俨然打造成一个经济发展实体。为加快GDP增长，地方政府往往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如很低的土地出让价格、税收返还等）来刺激企业发展和吸引外来投资。当面临与其他地区竞争的时候，其优惠更甚，形成恶性竞争的现象。同时，在环境保护、劳工保护、安全生产等社会性管制领域执法不严，甚至行政不作为，人为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

价格的扭曲、政府职能的错位一方面导致了投资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也是投资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由环境污染等引起的外部不经济往往会使企业内部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导致这种企业的投资生产活动高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加重了这种外部不经济，直接助长了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过度发展。

以上这些问题及其原因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互为因果、环环相扣、相互影响的。第一，通过图1我们发现自2003年开始，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40%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投资贡献率开始高位下降，但是投资贡献率下降的时刻却是对外净出口贡献率急剧上涨的时刻。也就是说，体制的原因导致居民收入增长不快、收入差距扩大和消费倾向的减小，致使居民消费不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为保持经济发展就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固定资产投资，而高投资形成的巨大产能由于低消费在国内找不到市场后，被迫寻找外部出口，从而形成了低消费―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恶性循环。第二，政府职能错位的影响则更加深远。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过度扶持，如招商引资中搞“零地价”、“以租代征”等政策的实施，在没有相关合理赔偿机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使收益过度流向了资本所有者，而损害侵蚀了失地农民和百姓的利益，直接导致了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和贫富的悬殊。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大部分地方政府财力紧张，相当一部分区县财政仍属于“吃饭财政”，在给予投资企业大量优惠之后，必然导致无力提供足够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造成公共服务的缺失。而居民必须用个人消费弥补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如有些农村居民自己集资修路等），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消费倾向下降。

五、经济出现问题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经济近几年来虽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却面临着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投资过高和巨额的贸易顺差等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而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却是复杂的，既有经济的原因，又有政治的原因，既有理念上的偏差，也有体制上的弊病，而这些因素又相互缠绕，相互影响。解决理顺这些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循序渐进地进行。

影响之一。如果经济出现问题，如美国经济开始衰退，中国是否能够不受其影响？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首先就是内外结构的失衡，对出口过度依赖，如2007年外贸依存度高达67%。而中国贸易对象又过于集中，对欧盟、美国、日本市场的依赖程度相当高，2006年对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2.2%，一旦这几个国家经济出现滑坡，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的净出口。影响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外国居民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二是外国政府的外贸政策。一方面，在外国居民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进口会降低，从而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会有所减少，这是收入效应。同时由于中国产品具有价格优势，随着外国居民收入的减少，会减少国内高价或奢侈产品的消费，转而消费进口的廉价商品，这又会增加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是价格效应。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共同作用会最终影响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是增加还是减少，最终要看收入效应大还是价格效应大；另一方面，如果外国经济衰退的比较严重，衰退的时间比较长，外国政府出于保护国内企业、增加就业的需求，可能会出台强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减少产品进口（其实，这种倾向已经显现，中国与外国的贸易摩擦越来越严重，已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中国货物出口必将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如果中国居民消费不能加快增长，前期高投资带来产能过剩现象将会暴露无疑，经济的滑坡将不可避免。

影响之二。如果经济出现问题，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吗？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可能达到16%，从而第一次超过美国。但是一个对世界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大国，不但体现在它能给这个世界提供多少产品，更重要的是其能对这个世界的产品有多大的需求。根据瑞士信贷集团2006年3月份的报告，目前占全球总人口22%的中国人的日常家庭消费只占全球的3.8%。中国的家庭消费水平与其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其必要条件就是居民需求的旺盛。然而中国短期内需求会急剧增加吗？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如果居民收入不增加，收入差距不缩小，制约居民消费的体制不改变，居民消费水平就会难以在短时间内提升。

六、政策建议

1. 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当前来看，一是要尽快提高工资报酬占GDP的比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改善职工工资和企业利润间的分配关系，建立与CPI实行联动的工资增长机制，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建立均衡协调的增长机制。二是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在初次分配环节就要强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二次分配过程中进一步利用税收、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等再分配手段减小收入差距。如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降低低收入段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提高高收入段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贴，改进补贴方法等。三是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消除二元化经济结构。加快制度（如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市和农村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壁垒，为全国人民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2. 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一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扩展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平，加大对保障金的征缴力度，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同时，逐步提升保障金的社会统筹层次，增强流动人口的参保意愿，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二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关系，逐步改变因“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带来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现象。加大对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农村基建等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切实减轻居民在这方面的负担。三是完善住房、医疗和教育体制。在住房方面，变居民住房的完全商品化为商品房与保障房相结合，对低收入者提供保障房和廉租房，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在医疗体制方面，改变目前“以药养医”的局面，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彻底改善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在教育方面①，加大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居民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公共服务投入的增多，会减轻居民的自身负担，从而增加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倾向。

3. 加快价格机制改革。放松对水、电、气、成品油、土地、矿产品等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管制，逐步建立完善的市场化竞争机制，让价格能够真实地反应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供需情况。

4. 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和绩效考核机制。打破地方政府官员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局面，在进行干部绩效考核时，将反映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科教文卫、收入差距等社会发展方面的指标切实纳入考核机制。同时，加大社会监督，畅通百姓参政议政的渠道，以尽快形成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促进和制约的机制。

注释：

①自2002年起，中国公共教育经费没有达到占GDP比例4%的既定目标，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率连续三年下滑，分别为3.41%、3.28%、2.79%，到2005年微增至2.82%。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4.1%。

参考文献:

［1］【美】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

［2］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第8篇：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

    发达经济体被迫改变负债消费模式。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其中,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经济总量的2/3以上。今后这种基本格局虽然不会改变,但以住房次级按揭贷款形式为标志的负债消费和过度消费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美国消费信贷2010年连续7个月放缓,美国民众的消费习惯有所改变,倾向于更为谨慎。在欧元区,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居民消费的低迷。而且,欧元区各国为了遏制主权债务危机所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如增加税收、减少补贴等,又对居民消费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在日本,2010年前三季度的数据表明,民间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民间企业投资和货物劳务出口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仍然疲软。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的缓慢复苏更多得益于投资与出口。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美元贬值,加上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恢复并弱化了经济增长对消费拉动的依赖。新兴经济体开始更多转向扩大内需。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额从2008年的16099.6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2419.1亿美元,下降了22.9%。2006年和2007年中国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18.3%和15.4%,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1个和2.0个百分点;而2008年至2010年,净出口的贡献率依次下降为1.7%、-41.8%和-3.2%,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2、-3.8和-0.3个百分点。相反,内需特别是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增加。其他新兴市场国家2009年货物出口也都大幅度下降,如韩国下降13.7%、新加坡下降20.2%、印度尼西亚下降14.4%、印度下降15.3%、巴西下降22.7%、墨西哥下降21.1%、南非下降22.7%、俄罗斯下降35.7%。进入2010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内需出现增长势头,如俄罗斯1月—10月固定资本投资同比增长4.7%;巴西依靠内需拉动,前三季度实现了GDP同比增长8.4%。资源输出国开始调整过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最明显的是俄罗斯。2010年1月—10月,俄罗斯以美元计价的商品进口同比增长30%,出现了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以及经常项目顺差逆转的趋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不少资源输出国提高了本国固定资本形成额在GDP中的比重,如沙特从2008年的19.6%提高到2009年的24.8%,印度尼西亚从27.7%提高到31.1%。这表明,资源输出国的发展模式开始发生以增强内生动力为目标的转型。

    挑战

    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各国纷纷根据本国实际进行政策调整。这些调整有的将使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对我国发展形成新的挑战。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不振使外需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减弱。这主要表现为全球贸易增长势头减缓。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量第一季度环比增长5.2%,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分别放缓至3.2%和0.9%。因而,我们对外需快速回升不应寄予过高期望,仍然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从2010年8月以来,美国已经启动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开始酝酿2011年的宽松货币政策。这导致美元对日元等西方货币一路下跌,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2010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已接近3%。人民币汇率上升,使我国出口贸易企业经营困难,贸易顺差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扩大内需更具有现实意义。国际初级商品价格出现上升趋势,对我国稳定物价形成新的压力。由于美元贬值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上升,国际初级商品价格大幅度上升。2010年,全球石油需求大幅上升,已恢复到衰退之前的峰值水平。世界市场谷物如小麦、玉米和大米的价格都出现上涨势头。受国际粮价上涨的压力,巴西主要粮食产品的价格2010年以来上涨了6.59%,豆类价格翻了一番。2010年10月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CPI涨幅分别达到4.4%、5.2%、7.5%和9.8%。国际资本加速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加大了这些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由于美元流动性泛滥,促使国际资本转向大宗商品,转向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基础坚实的发展中国家,即出现了软货币向硬资产的转移。2010年三季度,约有115亿美元外资流向印度、印尼、韩国、菲律宾、我国台湾、泰国和越南等地的股市,是2010年二季度净流入20亿美元的5倍多。2010年前9个月,投资者已向新兴市场国家债券基金投入395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增速。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流动性过大、推高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处境。这不仅增加了宏观调控的成本,而且压缩了宏观调控的空间。

    机遇

第9篇：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

关键词：消费 投资 净出口 国内生产总值

我国历年GDP中三大构成要素经济数据的描述

为了能从总体上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及其变化发展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本文根据1978-2012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中支出法GDP数据，首先进行描述性分析。图1用曲线来表示历年来三大要素在GDP中构成比重的变化情况，分析如下：

（一）投资需求情况

从投资即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结构来看，1978年以来，总体呈现出提高的态势，投资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从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8.1%，年均资本形成率为38.78%。尤其是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高居47%以上，基本和最终消费率持平，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少见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短期内存在着正向联系的特征，即高投资促进高增长，这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也为这些年来我国惊人增长所印证。2008年底，为了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政府启动了4万亿的直接投资方案，短期内对抑制经济下滑，带动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格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会由于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而影响投资回报率的水平，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以及整个经济的停滞。

（二）消费需求情况

从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来看，与投资率相比较，我国的消费率则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并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消费支出率中居民消费支出率下滑趋势明显。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62.1%，其中居民消费支出率为48.8%；然而到2012年，消费支出率下降到49.2，%，其中居民消费支出率仅为35.7%，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居民消费率一般维持在70%，投资率一般为20%左右，结构构成差异惊人。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突出问题是高投资、低消费的矛盾局面。消费增长速度，尤其是居民消费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率，容易导致的明显后果是高投资率所形成的产能与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局面，生产与消费严重脱节，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不一致，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难以在长期持续下去，必然会造成将来经济的波动。

（三）出口需求情况

从净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来看，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净出口率具有非常明显的波动性，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我国持续实现了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大，2006-2008年这三年净出口占GDP比率达到了历年水平的峰值，平均为8.0%。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方式使得我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一直保持顺差，外汇储备规模逐年扩大，到200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2万亿美元左右。但是在2008年进出口率达到峰值以后，逐年开始明显下滑，从2009年4.3%，到2012年仅为2.7%，相对波动幅度较大。说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度越来越高，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增长减缓的情况下，想依靠出口拉动中国持续稳定增长不太实际，从长远来看，我国不宜走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

综上分析可见，我国政府在2012年年底的十报告中指出的宏观战略目标是正确的，一国经济是一个完整体系，它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运行的，生产是基础，交换是条件，分配是结果，消费是最终目的。投资的提高要求相应的消费提高或者出口的提高，经济才能顺畅的运转循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各有各自的作用，其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国际上大多数都主要是以消费带动经济循环，消费所占的贡献率最大，有的高达 90%以上，走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道路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大要素拉动经济增长轨迹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各个要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程度，对宏观经济理论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意义的参考，本文再计算各个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提高的贡献和拉动率指标，用以测量出GDP增长量和增长率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要素各自的贡献和拉动程度。计算整理得出我国1978-2012年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统计数据，见图2。

对上述图2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可见：1978年以来，消费需求对我国GDP的年均贡献率为54.78%，年均标准差为16.13%，平均拉动率为5.39个百分点；投资需求对我国GDP的年均贡献率为39.45%，年均标准差为20.84%，平均拉动率为4.22个百分点；净出口需求对我国GDP的年均贡献率为5.77%，年均标准差为22.72%，平均拉动率为0.31个百分点。

从图2上看，整个35年期间，三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时有交替。资本形成有时与最终消费对应互补，有时与最终消费合起来一起与净出口对应互补。应该说，消费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贡献率和拉动率最大，同时数据和图形也显示，其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程度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也是各要素中波动幅度最小的部分。如果分阶段来进行分析，2000年其贡献率基本一直低于投资的贡献率，反映我国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特征十分明显。尤其在2009年这个极端的年份，资本形成于净出口之间呈现非常显著的对应互补关系，国外市场需求疲软给国内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依赖国内加大投资弥补，资本形成对GDP增加的贡献率接近了90%，拉动程度为8.1个百分点。郑学工（2007）曾对中国和国际上多个其他国家的投资贡献率和消费贡献率进行了比较，文中指出“我国投资的贡献率比其它国家高，而消费的贡献率比其它国家低”，“1979-2005年，全球的投资贡献率为23.15%，消费贡献率为77.14%，几个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20%、18.16%、

10.19%和26%，消费贡献率分别为 89.17%、73.16%、69.12%和91.18%；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13.19%、24%、20.11%和27.15%，消费贡献率分别为82.16%、75%、70.13%和 69.11%。形成对照的是，我国的投资贡献率为35%，消费贡献率为57%左右，投资的贡献显然高于其它国家， 而消费的贡献则低于别国”。因此，如何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国内消费是我们将来发展的重要问题。

此外，关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国外需求）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进出口一向被视为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受到高度重视，然而经济运行指标显示，净出口贡献率和GDP的增长非强度相关。究其原因，我们知道净出口反映的是国外市场对本国产品的净需求，它是出口和进口两部分的差额，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调节资源的合理配置，应综合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首先，高投资、低消费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过度以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对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有限，并且可能会造成不良的恶果，尤其是在面临着挤占需求情况下，会产生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利润下降、失业增加局面。此外，投资激增可能会带来经济过热的问题，一般说来，投资源于储蓄，但我国实际是高投资与高储蓄并存。近年来居高不下的投资并非来自储蓄，而是源于央行货币的超额投放。需要补充的是，大量依靠投资拉动还会使目前已经很严重的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

其次，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最有效果的手段，消费不足严重限制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和协调。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它们之间的比例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效益和效率。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以消费为支柱，消费要素所占的贡献率远大于其它要素，2012 年全球最终消费率平均接近85%，我国只有49%，相差巨大。在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最小，是经济增长中最为稳定的因素，而我国消费率偏低则严重削弱了这一稳定器的作用。消费率太低也反映国民福利水平低下，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会加剧消费与投资比例进一步失调，增强对出口贸易的依赖，使经济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最后，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最大，出口导向的模式难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出口受到外部的不可控因素较多，过度依赖出口，经常项目一直保持顺差容易导致我国外部经济严重失衡。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中国对外贸易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出口产品受阻，出口数量金额急剧下滑，外向型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失业增加，就业形势严峻。在目前全球经济恢复形势尚不明朗的局面下，想要依靠出口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已不太可能。

（二）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理性选择应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主导型、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走以消费为主的发展道路，形成消费、投资、投资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首先，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非常广阔，而且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阶段，消费潜力惊人，为坚持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我们应分析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局面，提高中低层的收入水平；扩展农村消费能力和消费渠道；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健全金融体系，建立现代消费文化消费观点等等，形成围绕扩大消费需求发展经济的良性增长形式。第二，降低投资率，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长期的高投资必然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造成投资与消费关系的不平衡。从国际情况和我国国情来看，投资率应该控制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以下为宜，才能提高消费率，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要注重对投资结构的优化，政府投资的重点应转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卫生医疗制度，住房保障制度，从而既能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增加消费支出。第三，加快出口商品结构调整，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过去我国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尤其是廉价劳动力优势基础上的外贸格局将不复存在，当务之急是促进出口结构的升级，加强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的能力，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开拓新兴市场，借助市场多元化来规避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1.郑学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需求走势分析[J].统计研究，2007（9）

2.张需松.三大需求要素对我国GDP的贡献[J].宏观经济研究，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