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新格局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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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

2009年以来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的特点

延续“资本双向流动”格局,但结构出现微调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失衡的日益严重,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形成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双向流动格局:新兴市场在大量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私人资本流入的同时也通过各种形式(主要以购买美国国债的证券投资方式)向发达国家回流资本,且整体上表现出资本净流出态势。其中,亚洲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地区,美国则是最大的资本输入地。

自1999年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整体呈现高额的经常项目逆差,从而改变了此前资本净输出的地位,转为资本净输入国。其中,美国长期保持最大的资本净输入地位,全球绝大部分的资本均流向美国。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资本净输入的地位虽然得以保持,但其占全球资本净输入的比重已从2007年的49.2%降至2009年的41.7%。

在资本净输出国方面,此前日本一直高居榜首,1999年占全球资本净输出的比重曾高达73.9%,之后则逐步下降。到2006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中国和日本净输出资本占全球比重分别达到13.5%和12.2%。到2009年末,中国这一比重已上升至23.4%(见图1)。

新兴市场私人资本流入复苏但不强劲

2009年以来,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新兴市场良好的前景促使私人资本更多地流向了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股票市场的涨幅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在2009年9月初至11月末期间,亚洲股票市场平均涨幅接近5%,其中中国股市涨幅超过了15%。欧洲新兴市场股票市场涨幅接近10%,其中俄罗斯股票市场上涨了15%以上。拉丁美洲股票市场上涨超过17%。许多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升值、资产价格上涨,巴西等国不得不采取措施抑制外资流入。

尽管如此,新兴市场私人资本流入的复苏势头并不强劲,无论规模还是比重均未回复到危机前(2006年和2007年)的水平(见图2)。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2010年4月的估计,2009年新兴市场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为5308亿美元,预计2010年和2011年这一规模将达到7090亿美元和7460亿美元,低于其在2010年1月的预测值(该数据分别为7220亿美元和7980亿美元)(见表1)。其中,亚洲新兴市场是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最大的地区。与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0年和2011年,该地区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将持续下降,低于2009年的水平。

从私人资本流入的构成来看,其中国际直接投资仍未复苏。根据IIF的估计,2009年新兴市场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仅3467亿美元,同比2008年下降31.4%,其中跨境并购交易为377亿美元,同比2008年下降64%。2010年和2011年,新兴市场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虽然将分别上升至4350亿美元和4703亿美元,但仍无法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见表2)。所以危机期间,在全球直接投资规模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尽管新兴市场所获得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在全球的比重可能上升,但其绝对量却在下降。

2009年,新兴市场的跨境贷款、债券发行逐步向正常回归。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截至2009年四季度末,全球银行业对新兴市场的跨境贷款余额为4.4万亿美元,较2009年一季度增长了10.3%,但仍低于2008年三季度(4.5万元美元)的水平,表明信贷市场尚未完全恢复(见图3)。同期,新兴市场整体债券净发行量达到419亿美元,接近2007年二季度的水平(见图4)。

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微调的主要原因

全球经济再平衡下的短期效应

随着危机损失的逐渐消化,世界经济开始进入再平衡阶段,主要表现在作为逆差方的发达经济体削减支出、增加储蓄和作为顺差方的新兴经济体扩大内需、减少出口。目前美国家庭消费支出不断下滑,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9年的大约5%升至6%左右。而中国经济在政府扩大内需政策的刺激下出现居民消费需求和基础原材料需求的大幅增长,2010年3月贸易逆差达72.4亿美元,连续70个月贸易顺差的局面被终止。与此同时,中国自2009年11月起连续4个月累计减持608亿美元美国国债。

然而,我们也应深刻地认识到,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并不会因金融危机而得以解决。因为从根本上看,这是当前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所决定的。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作为中心国家主导着新兴市场的分工格局:一方面,美国通过世界货币发行国的独特地位,源源不断地对外输出美元和资本,将许多产品或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市场,从而降低国内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新兴市场通过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换取美元,同时又以购买美国证券的形式回流美国,支撑着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增长模式。

这种全球分工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虽然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居民消费率有所下降、贸易逆差减少,但这种趋势不会持续太久。美国在1989年已是消费型经济,总需求中个人消费所占比例达65%。然而,个人消费的膨胀(主要由服务消费所推动)速度超过其他形式的国内需求,导致总需求中个人消费所占比例持续上升,到2008年已经高达69%。而对于产业结构而言,从1989年到2008年,美国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得到强化,制造业则进一步萎缩。美国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扭转。随着美国经济重新步入稳定增长轨道,就业率回升和收入再度增长将会继续刺激消费需求的升温,美国又将出现贸易逆差。尽管这一数额可能会较以往有所缩小,但新兴市场总体上出口盈余的局面仍然难以改变。

同时,在短期内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也无法动摇。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贸易结算货币和外汇交易货币,占据着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而新兴市场由于自身金融发展水平不高,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往往更加脆弱。多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使得新兴市场普遍增加了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因而形成了对美元的强烈需求,进而不断通过资本项目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融资,形成对美国的资本净输出。因此,美国与新兴市场之间的“资本双向流动”格局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发生转变。

但是近期内,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作用下,新兴市场向美国输出资本的意愿会有所减弱。一方面,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新兴市场进口需求被动增加,经常项目顺差水平下降,外汇储备增加的幅度明显减少。另一方面,美国“零利率”政策的延续,造成美元贬值和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市场对美国金融产品价值下跌的预期不断增加,新兴市场所持有的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巨额外汇储备也面临贬值风险,它们为美国提供融资的意愿有所下降。因此,虽然上述“资本双向流动”的格局仍将延续,但结构和规模上将出现微调。

欧洲债务危机拖累市场信心,削弱资本流动

2009年四季度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各项经济指标明显好转,新兴市场持续发挥引导作用,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强劲。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得以增强,美国经济在2009年四季度至2010年一季度增长稳定,库存水平和私人需求有所增强,尤其是设备投资和居民消费。美国2010年4月制造业活动指数(ISM)为60.4,为2004年7月以来的最好表现。日本经济指标也好于预期,其工业部门反弹非常明显,消费者支出也在好转。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元区经济继续疲软。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以前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和国内信贷供给减弱,欧元区内需大幅下降,失业率也大幅上升,总体上经济增长毫无起色。危机中,欧洲各国大幅增加财政预算以应对经济衰退,政府财政赤字水平飙升,使很多国家在今后几年必须面对紧缩财政政策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断累积,市场对欧洲债务风险的担忧也日益加剧(见表3)。近几个月来,希腊危机的走向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

5月2日,希腊政府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1100亿欧元(约合1460亿美元)的三年期联合救助方案达成一致,成为欧元区有史以来采取的首个成员国救助行动。为获得援助贷款,希腊政府需要实施更加严厉的紧缩政策,通过调高增值税、削减公务员福利待遇和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在未来3年内削减财政预算300亿欧元,以便在2014年将财政赤字控制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内。

对于希腊债务危机,全球金融市场反应相当剧烈。欧元连续五个月下滑,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连跌时间最长的一次。目前,希腊信用评级已被降至“垃圾级”,葡萄牙信用评级前景“负面”,而且投资者开始担心希腊债务是否越滚越大以致最终不得不进行重组,并扩散至西班牙。一旦西班牙爆发债务危机,这对欧元区将是致命打击。因为对于欧元区而言,西班牙才是“大而不能倒”的国家。葡萄牙、希腊及爱尔兰等国GDP占欧元区比重约为6%,但加上西班牙的话,这一比例将升至近20%。因此,欧元及欧元区经济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班牙的偿债能力。

在欧元区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国际私人资本流动受到很大削弱,不少资金又重新流向美国寻求避险,使得资本流向新兴市场的规模下降。

全球加强金融监管,限制银行信贷扩张

迄今为止,欧美银行业的“去杠杆化”过程尚未结束,限制了银行信贷扩张的能力。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纷纷开始反思原有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颁布了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例如,2009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出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2010年又提出“沃克尔法则”,要求禁止银行机构进行自营交易,禁止它们拥有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同时,英国、欧盟也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巴塞尔协议的新框架(“巴塞尔资本协议Ⅲ”),要求对银行资本与流动性标准进行一次全面综合的修正。

可以预见,伴随着银行资本准备金的提高、最大杠杆率以及最低流动性水平的设置、政府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管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措施的实施,将对银行业务经营、盈利能力、融资等方面产生显著影响,从而也意味着新兴市场的外部融资环境将有所恶化,外部资金供给的短缺以及借贷成本的不断上升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加以维持。尤其是对欧洲新兴市场而言,外部融资环境的恶化将成为影响其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不利因素。

亚洲新兴市场流动性充裕,对外融资需求减弱

亚洲新兴市场是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最大的地区。然而,与其他地区相反,2009年亚洲多个国家均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降低基准利率,同时扩大银行信贷对私人部门的支持力度,区内流动性紧缺局面得到缓解。其中中国全年新增货币供应量(M2)就达13.1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达9.6万亿元,为支持企业生产、扩大投资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在亚洲新兴市场信贷规模急剧扩张的情况下,由于本地区银行业拥有充足的流动性,企业可以在本地获得廉价的融资,其对外融资需求必然有所减弱,可能使得未来两年内该地区私人资本流入规模出现下滑。

中国须关注两大风险

全球经济再平衡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创造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因素成为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最令人关注的热点。然而,应该看到,在未来一段时期中,中国仍然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发达经济体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可能引发的资本流动逆转是最主要的风险。

发达经济体外部环境恶化

目前发达经济体日益庞大的政府债务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经济逐渐好转,2011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可能同步转向紧缩性财政政策,美国、英国、欧元区、日本均须大幅度削减财政开支或减少刺激规模,从而不可避免地将抑制经济活动,使得经济增长放缓,削弱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在此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可能面临持续恶化。2010年3月,中国已出现72.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4月的外贸形势也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影响下,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8%,出口占全球9.6%,而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占全球40%左右,反补贴调查占全球75%。2009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116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额126亿美元。2010年一季度,又有10个国家对中国发起19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直接涉及中国出口金额12亿美元,中国外贸环境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发达经济体可能引发资本流动逆转

2009年,在新兴市场货币大幅升值的情况下,大量热钱曾涌入巴西,迫使巴西对外资购买巴西股票和债券征收2%的税(简称“IOF税”),以限制外资流入。而今年以来,印度、马来西亚等国也遭遇热钱汹涌流入。据统计,2009年12月至2010年4月流入印度的海外资金,已相当于2000〜2005年的总流入资金。2010年以来卢比兑美元已升值5%,兑英镑升值9%,兑欧元更升达11%。印度当局表示,若资本流入继续剧增,可能会采用类似巴西的积极管制措施。对于中国来说,大量热钱流入也使人民币面临不小的升值压力。对此相关部门已经提高警惕,加强对跨境投资和融资活动的监控。

第2篇：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

 

应该说，宁波之所以是国际上重要的港口城市却不是国际化的都市，是因为宁波是外向型经济而不是开放型经济。而宁波近年来的尴尬与失落，根本上是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外部需求拉力减弱，对以传统工业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造成冲击，导致动能不足的结果。在我国现代治理及全球战略内外交困的格局下，宁波的价值、位势与未来，应该是需要抓住创新全球化战略机遇，以开放式协同创新全面转向开放型创新经济，通过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进而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打破“老二不好当”的魔咒。

 

开放型创新经济的背景意义

 

一是伴随全球化从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到创新全球化，开放型经济的内涵及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充分把握新一轮全球化规律及机遇，将有望成为全球创新地图上的新兴尖峰。自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步入了创新全球化新阶段。过去以跨国公司为主体、追逐价格红利，遵循梯度转移的制造业全球化逐渐式微，以物质资本、低成本制造、大宗商品贸易、国民待遇为主的全球化，逐步转向以人的流动、创新思想和商业模式的传播方式为核心，体现高端辐射的创新全球化转变。这其中，伴随人脉网络、创业资本、专利技术、创意想法、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及优化配置，使得开放型经济从拘泥于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的港口经济发展及其与临港工业的互动外向型经济，到了加快全球链接、高技术服务、跨区域创业、国际科技合作、国际资本流动等经济活动形式为主的开放式创新经济发展阶段。

 

二是伴随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及经济重心向中国双重位移，美国等发达国家加紧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进行战略围堵;以开放型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及国际产业价值链，有利于区域突围支撑大国崛起。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及经济重心加速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双重位移，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构及结构变迁。在此背景下，美国实施战略东移，加快重返亚太的脚步，并谋求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等，加紧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进行战略围堵。着眼建立完善的开放型经济，加快从商品输出主导到资本输出主导、从外资及产业要素输入到人才及创新资源输入、从承接产业转移到强化高端链接、从被动适应参与全球游戏规则到积极主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仅有利于局部地区通过加快建设扩大开放、参与竞争的前台实现区域崛起，还有利于沿海开放城市通过率先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及国际产业价值链找到新兴经济体打破战略围堵的出口。

 

三是伴随“一带一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对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加快建设发展开放型经济，有利于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抢占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先机。着眼增强内部的统筹协调发展张力、缓解外部的战略围堵压力，我国加强全球战略、地缘政治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部署，先后实施“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力求通过打破空间距离、地域分割以及体制束缚，以区域经济一体化抢占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在新形势条件下加快建立完善开放型经济，不仅有利于突破县域经济发展局限，加快发展城市经济;还有利于突破跨区域合作体制的机制障碍，形成区域的错位分工和联动发展;更有利于以区域集群参与国际竞争，以狼群效应实现群体突围。

 

四是伴随宁波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以及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宁波的经济形态加快多重系统转换;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有利于率先形成开放式协同创新格局，建立开放型的创新经济。在过去发展过程中，宁波形成以创业经济、民营经济为根本动力，以外向经济、港口经济为基本特征，以工业经济、传统产业为基本形态，以县域经济、块状经济为基本格局的发展模式。未来，将由外向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由传统工业经济向创新经济方向转变、由封闭跟随创新向开放协同创新转变、由传统临港经济向现代海洋经济转变等。

 

五是伴随社交化趋势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外向型经济基于物理空间创新的格局;基于虚拟空间创新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将为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更广阔的天地。伴随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出现了社交化、社交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之相适应的便是互联网经济的崛起。这种社交化变革，打破了原来生产方式变革导致生活方式变革的态势，使得生活方式转变导致生产方式转变。基于虚拟空间的开放式创新，不仅使得线上与线下闭环，还使得境内境外交互，不仅打通了人才、资本、项目等高端创新资源流动的通道，还进一步扩大了人类活动及生产的疆域，成为开放性的重要内涵。

 

开放型创新经济的方向趋势

 

应该说，未来的开放，不仅仅是投资的开放、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还要有产权的开放、治理的开放，更要有心态的开放、视野的开放;未来的创新，不仅仅是适应性创新、集成性创新、跟随式创新，还要有颠覆性创新、原始性创新、引领性创新。而“开放型创新经济”，需要以结构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以开放扩大强化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增进产业原创，全面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与国际竞争力，营造开放式协同创新格局，尤其是实现从商品输出主导到资本输出主导、从要素资源输入到高端人才输入、从承接产业转移到强化高端链接、从跟随适应创新到原创引领创新、从资源条块分割到全球资源配置、从被动适应参与到积极主导组织、从封闭狭隘拘谨到开放包容融合。

 

这其中，于宁波而言的五个关键问题或者发展趋势是：

 

一是超越制造业全球化的局限;

 

二是着眼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结合;

 

三是依托产业组织创新;

 

四是着眼拓展区域创新网络;

 

五是打破“小富即安、单打独斗、闷声发财、窝里横”的文化魔咒，营造社交化的文化氛围。

第3篇：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

2010年，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再配合以史上最密集的权威媒体舆论轰炸，当时谁敢料想吓得晕头转向惶恐不安的开发商，居然还能在2010年赚个盆盈钵满?

2010年的楼市为什么会坐了次过山车，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境地，在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措施下，开发商为什么能够成功逃过一劫，原因究竟在哪里?这其中不乏国际大环境的影响，2010年西方发达经济体遇到了麻烦，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央行实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开发商借此成功实现了“咸鱼大翻身”。

自2001年加入WTO后，我们凭借近乎白送的工业用地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可以忽略不计的环境污染代价等比较优势，在同第三世界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球第―大外汇储备国。

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民币已正式融入到全球以美元这一“中心货币”为主导，其他“非中心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并且构建了“中国生产”与“美国消费”的全球经济新格局。

只要我们真正懂得这个大背景大格局，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自2001年起，我国外汇储备会进入大幅增长阶段，国家通过外汇占款渠道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规模会越来越大，自2001年始房价为什么会一路高歌狂飙不已。

2010年全球经济最大特点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是“失控的货币”。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推出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了全球流动性的泛滥。而泛滥流动性的最爱去处是新兴经济体，中国房地产市场则是其中的首选。

房地产的核心是土地，而影响地价的核心是资金。2010年，全国各地居住用地供应虽然增长明显，但远不及进入房地产市场资金的大幅增长。于是，土地市场频频出现“地王”，住房市场“限购令”变身成了“抢购令”。

2011年，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是否推出，美联储现在尚在纠结之中。而全球经济格局的改变，又绝非在一年之内可以扭转。因此，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讲，2011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变化现在很难预料。而从房地产市场的供应来讲，房地产市场的源头供应是土地供应，土地供应虽由地方政府垄断掌控，但也并非可以随心所欲。

土地财政不可持续，现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然而，这个共识难免让人想起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现实的困境是，一方面大家争先恐后地大批特批土地财政，另一方面一旦遇到资金缺口，大家首先想到的恰恰是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出让金早已成为大家瞎记的“唐僧肉”。

第4篇：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

“旧的世界经济格局”将成为过去？

目前，由于美元是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和贮备货币，因此美联储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的角色，因此其货币政策不但倍受瞩目，而且对世界各国的影响都很大。

例如，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开始执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主要新兴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输入性通胀现象――由于其中一些新兴经济体的通胀是如此严重，不但造成这些国家汇率波动，还使得这些国家在去年一度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迹象，从而导致“滞涨”局面产生――“脆弱五兄弟”也因此闻名。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国内的物价指数十分平稳，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这说明，增发的美元几乎全部流入了美国以外的国家，在使得这些国家的社会性融资成本大幅度降低的同时，也输出了通胀。

因此，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所谓“旧的世界经济格局”，就是在美元主导下，如何进行世界范围内产业分工（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国家都要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节奏而“起舞”。

不过经济学家也指出，这个格局是建立在美元是全球主要交易和储备货币的基础之上的，而且，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经济研究机构就认为，不但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会越来越倾向于通过使用货币互换或其他形式抛弃美元，而且即使这些国家继续使用美元，也会因美元的不断流入而推高其国内的资产价格，产生“泡沫”――一旦这些国家的泡沫破裂，美元资本就会流回美国国内，从而引起美国通胀。

他们还指出，一旦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美联储很有可能陷于无法使用加息手段来限制流动性过剩的被动局面――因为美国的债务规模实在太庞大，贷款利率每加息一个百分点，光美国国债利息就要多付出近2000亿美元――这显然是美国经济难以承受的负担。

因此，这些经济学家强调，美联储之所以在去年年底宣布逐步退出量化宽松，其原因也正源于此。但这也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社会融资成本将大幅提高，从而对世界经济复苏将带来负面影响。

甚至有经济学家据此认为，这一“旧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走入死胡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将逐步抛弃美元，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其起始标志就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退出量化宽松。

新格局将充满“不确定性”

不过，也有人指出，且不说上述预测是否正确，而且即使真的出现了“旧格局”被打破的情况，也很难说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新格局，因为很难在短期内出现一种能取代美元地位的货币――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产业分工格局并没有被打破。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未来也许是一个“混乱”的情况。例如英国就有经济学家就对野村证券所说的，中国自四年前允许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后，人民币交易量大涨，甚至接近世界货币总交易量的10%，人民币将取代美元的观点表示反对――他认为，人民币所对应的交易范围还很狭窄，大部分集中在能源或者与特定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范围内，还没体现出有替代美元的潜力。

而对于欧洲一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期货货币买卖今后将允许各地区就欧元和人民币进行更多的贸易和投资――通过把中间人（美元）赶到一边的方法减少金融风险”的观点，他则表示，“效果还有待观察，要看是停留在口头上还是落实在行动上”。

事实上，持此类观点的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不在少数――他们大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旧的格局”或许将被打破，但其影响仍将长期存在。世界经济也许会形成新的格局，不过这将充满不确定性，其具体走向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WTO的缔约国，美国，正欲抛弃其一手创建的世界贸易体系，转而倾力打造TPP和TPIP这种对其更为有利的贸易体系，以降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对手的竞争力――这一举措的成功与否，是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后，是否仍能保持经济活力的重要前提。

――欧洲的情况是好转还是恶化。欧洲经济学家大都认为，若欧洲能顺利走出泥潭，则欧洲会靠近美国，反之，欧洲可能因为“现实”转而选择“中国”，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安倍经济学”是否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除中国以外的金砖国家和新兴国家能否有效抑制通胀，走出去年的经济困境。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结果。

对中国投资者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内部

虽然很多人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化和发展持“不确定”的看法，但是在具体谈到中国经济时，他们却基本持相同看法，即中国经济的挑战几乎全部来自内部。

例如英国《金融时报》曾就“在全球经济风险是未知数的情况下，您觉得新兴市场面临的发展瓶颈是什么？或者最大的新的增长点来自哪里？”这一问题，采访了包括中国经济学家在内的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结果他们给出的答案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例如被采访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外部经济格局对中国只能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出口的影响，一个资本输入量大小的影响。不过他们均表示，这两个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很小，甚至有经济学家用“微不足道”来形容。

对于前者，经济学家认为即使在2008年，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处于谷底的时候，也没能对中国出口造成太大影响，更何况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逐年走低，因此很难形成大的影响。

不过对于后者，虽然经济学家的意见不能说完全统一，但他们仍普遍认为，国际资本输入的多寡，很难在中国形成类似巴西、印度那样的影响――其主要原因不光是中国经济总量比较大，外汇储备也比较多，而且，2013年的两次“钱荒”事实上都是中国央行技术操作的结果――这说明中国国内的资本是比较充足的，并不缺乏流动性，对外资的依赖较小。

被采访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的挑战来自内部，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益，一个是地方债务规模的控制，最后一个政治改革最终是否能形成要素的市场化结果。

第5篇：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

■未来几年，以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转型的突破，对企业、地区、国家来说，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总的看，未来几年的经济转型，将释放出新的动力，不仅对我国的中长期增长有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对全球经济增长和推进世界经济治理格局调整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要解决结构性矛盾，不仅需要结构调整，更需要结构性改革；不仅需要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更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阶段的转型改革，涉及面广，触及到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和发展理念问题，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估计。

进入发展新阶段，无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企业，主要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未来几年，以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转型的突破，对企业、地区、国家来说，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当前，各方高度关注经济增长前景。要预测一个13亿多人大国的经济增长前景，离不开对经济转型趋势的客观判断。今天，我国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经济转型的时代性趋势明显、阶段性特点突出；经济转型蕴藏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经济转型的内外环境、约束条件、动力机制等发生明显变化；经济转型面临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这就需要用新的眼光、新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来分析预测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需要以结构性改革破题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

经济转型具有历史性新趋势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转型大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有如下几大趋势：

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预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有可能由2015年的50.5%提高到58%―60%，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城镇化结构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预计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由2015年的56.1%提高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望由2015年的39.9%提高到50%左右，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预计到2020年，我国消费规模有可能由目前的32万亿元扩大到50万亿元以上，服务型消费比重稳步提升，消费贡献率基本稳定在65%左右，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开放结构正由货物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型。预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有望由2015年的15.4%提高到20%以上，初步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经济转型呈现阶段性新特点

当前，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特点比较突出。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与此同时，经济转型也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增长与转型高度融合，增长直接依赖于转型。当下，人们对经济增长比较担心，把“稳增长”看得比较重。从实际情况看，“稳增长”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打破增长的掣肘因素，通过经济转型有效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就是说，主要不是在现有的旧结构下寻找“稳增长”的药方，而是在经济转型新趋势、新结构下挖掘“新增长”的源泉。

经济、社会、治理转型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牵动转型发展全局。首先，经济转型对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有重要促进作用，没有经济转型的突破，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就很难突破。其次，社会转型对经济转型的影响日益增大。某些社会问题，例如养老保险改革，已经直接掣肘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不到位将制约经济转型，并且有可能增大经济风险。第三，治理转型成为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保障。我国正处于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治理转型不到位，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就难以有效理顺，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阻力将明显加大。

经济转型与新一轮技术革命交织在一起，转型的技术影响明显增强。未来几年，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将给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在科技革命新趋势下，我国经济转型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在一起，既需要在转型中解决现有的体制机制问题，也需要在转型中积极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经济转型与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交织在一起，双向影响明显增强。一方面，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很有可能仍将处于弱增长态势，世界经济格局还在寻找新的平衡之中，这给我国经济转型带来多重影响和冲击；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与经济格局的影响日益增大。这种双向影响相互交织，加大了经济转型的复杂性。

经济转型决定中长期增长前景

总的看，未来几年的经济转型将释放出新的动力，不仅对我国中长期增长有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对全球经济增长和推进世界经济治理格局调整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经济转型将释放中长期增长的动力。例如，产业结构升级蕴藏巨大潜力。过去10年，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经济增长0.43个百分点。如果服务业保持年均两位数的增长，将带动经济年均增长3.8―4.3个百分点，为中长期的中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

我国开放转型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重要推动力。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我国要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双边、多边自贸谈判进程，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由此，我国成为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重要力量。

以结构性改革化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经济转型既面临历史性机遇，也面临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的核心表现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需求引导供给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面对结构性矛盾，再用传统的扩大投资规模的办法刺激经济，不仅投资边际效应和对增长的拉动效应将明显递减，而且会恶化经济矛盾和问题，甚至错过化解风险的最佳时期。要解决结构性矛盾，不仅需要结构调整，更需要结构性改革；不仅需要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更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来说，是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着力实现结构性改革的重大突破。首先，推进服务业市场的全面开放，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新阶段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其次，改善企业发展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第三，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深化农村改革，把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落到实处。

二是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我国新阶段的开放战略是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即由以工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一次开放”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转型。以“一带一路”为总抓手，扩大自由贸易网络，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国内自贸区转型发展，以尽快建立中欧自贸区为重点，推进双边、多边自贸区建设，这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也是扩大开放的重大选择。

经济转型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经济转型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增长方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与新阶段的经济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在某些方面甚至形成了掣肘。经济转型实质上是对传统增长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

经济转型是行政体制的深刻变革。经济转型的最大困难，是体制掣肘和体制束缚。体制的变革，大都与利益结构调整、行政权力结构调整相关联。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

经济转型是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要实现经济转型的突破，需要打破自觉或不自觉的思想禁锢，理顺五大关系，即处理好速度与结构的关系、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政策与体制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关系。

第6篇：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

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

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

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

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

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参与

第7篇：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

关键词：世界经济 经济全球化 竞合格局

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的有利环境

人们在探讨2003～2006年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时，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综合起来，大家都同意的看法是：一是美国经济增长平稳，二是欧元区、日本经济增长趋势良好，三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同时，有利的世界经济环境也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条件。

1、世界经济三大支柱与金砖四国

世界经济三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一半以上，体量极大。他们的经济增长块，则世界经济增速快，他们的经济平稳，则世界经济平稳，如果他们的经济下滑，世界经济则必然滑落。

笔者认为，美国经济总体仍处于健康状况，制造业生产仍保持适度增长，就业增加，企业赢利状况基本良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仍有空间，目前并未出现衰退的迹象。美国近年进行的高科技研究以及生产方式转换，如将服务业，尤其是IT外包，形成新的全球配置，正逐渐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可能会在传统产业面临竞争滑落时，推进美国经济的继续增长。

另外，2003～2006年欧元区、日本经济表现基本良好，欧元区经济在欧元走高、油价高企、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面前，表现出了较好的适应能力，日本经济则走出了谷底，利率走高，呈现较好增长势头，将有助于企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和保持利润增长。三大国的经济维持平稳增长势头，有助于世界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

2003～2006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受益于全球经济，“金砖四国”，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增长表现出色，保持了旺盛的经济增长势头，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愈来愈重要，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笔者认为，尽管世界经济各种潜在风险向新兴市场经济体提出了新挑战，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具有脆弱的一面，但从总体看“金砖四国”占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比重较大，只要他们的经济趋势向好，则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总体的经济状况就会很好。

国际社会普通看好印度未来的经济发展，印度是世界石油和某些原料的进口大国，如果国际油价能够回落，国际原材料价格增速趋缓，将有利于印度减少贸易逆差，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另外，印度已有的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高速发展的势头不会发生根本逆转，这对于印度吸引外资具有推进作用，2007年上半年的国际资本在印度投资的增长，表明了外资流入印度的速度正在加快。

巴西是拉美第一大国，2001至2003年，巴西经济陷入停滞，2004年后经济逐步开始恢复。今天，在生产乙醇汽油、再生能源的利用等方面，巴西位于世界前列，巴西拥有丰富的矿产和农业资源。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近年来年巴西进一步推进改革，降低利率、加快投资、减少公共开支、降低公共债务、优化出口结构，使得人们对于巴西经济发展的前景看法比较乐观。

21世纪头5年，国际油价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俄经济欣欣向荣，有人甚至认为2006年的俄罗斯经济已经恢复到了前苏联的水平。尽管人们批评俄罗斯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石油出口，导致工业竞争能力不强，同时，俄卢布升值、物价增长速度加快、失业率也较高，经济增长有潜在经济风险。但如果近期世界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不出现大幅下降，俄国内消费需求继续旺盛、投资增长速度加快，则经济增长前景良好，笔者认为俄罗斯经济增长将会保持在7％左右甚至更高。

2、经济全球化对于世界经济的助推

今天，各国约35％的国内生产总值直接参与了世界经济各个层面的交流，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广泛流动，资本、信息、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在全球范围实现着优化配置，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笔者认为这一进程可以从两个层面对21世纪头10年中期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给予解释：第一个层面是“统一市场”在全球的逐步形成，即世界范围内各个经济体的经济活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形成统一整体的过程。第二个层面是“市场游戏规则”在全球的逐渐形成，即世界范围内规范经济行为的一般规则以及规范经济活动普遍机制的建立。世界经济进入，21世纪头10年中期后，正是在这样两个有利条件下，才能够得到较好的发展。例如，世界经济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显现出严重失衡，人们概括为，美国过度消费与中国的过度生产，美国的零储蓄率与中国的超高储蓄、投资并存(2006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为负1％，低于2005年的负0.4％，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来的最低储蓄水平)。这种世界经济失衡，在中国或美国，都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困惑。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二者的生产与消费的结合却形成了一种“正负为零”的全新格局，成为推进世界经济的两大引。美国的消费使之成为世界商品的最终实现者，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之一，作用日益明显。美国消费者和中国生产者对全球高达36万亿美元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起了推动作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美中两国对2001～2006年间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度达43％，明显高于两国在全球GDP总额中35％的份额。没有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全球竞合格局的新变化

21世纪头10年中期之后，伴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全球市场体系下竞合活动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并体现出了一些重要的新特点：

1、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改变了全球生产格局

21世纪头10年中期之后，全球产业的调整，不仅是某些传统产业的转移，更多的是新兴产业的转移；不仅是产业结构的国内调整，而且是产业结构的全球调整。这次调整中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转移，包括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转移。这意味着高新技术条件下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涉及到一些产业的整体跨国转移，更为重要的是同一产业的部分生产环节的跨国转移，输出方在经营中侧重于关键技术，掌握核心业务，而将其他环节，哪怕具有科技含量和较高附加价值的生产和服务环节，以委托加工等方式转移出去，产生新类型的外包

加工贸易，这种通过经济全球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大量的产业内贸易活动，形成新的世界生产体系。

2、世界经济核心竞争力呈现多元化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同经济体参与世界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经济体大多以高科技的产业优势为核心竞争力，如利用国家信息化，即有效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21世纪的头10年中，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现象产生了：有些国家的高新技术水平并不居世界前列，但能够形成很好的后发优势，利用产品生命周期，对于生产流程和工艺标准化的产品实行大规模生产，取得成本优势，如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IT工业，或以低成本，或以遍及天下的营销网络为核心竞争力，将其它国家的产品行销天下。它们甚至在世界产业分工链中，抓住几个环节，形成专业化规模生产，也能够呈现出很强的经济增长势头。总之，结合本国资源约束条件，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中便能够形成本地区具有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3、全球化条件下经济体的强大体现为控制力

21世纪头10年，全球经济中强国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控制力。全球化中谁能够真正地控制住全球资源的流向(如重要的石油资源的流向，决定未来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高智力人才和资金的流向)，以及控制住全球经济产出的流向(如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品，对未来有重要主导作用的高科技产品的销售流向)，并能够以产品标准和全新的商业游戏规则为核心，控制、整合全球的资源为自己所用，才是真正的强大。21世纪头10年，谁能够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控制世界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的流向为手段，以游戏规则的制定保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利益，才是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近年来，各大经济体在全球化中对于控制力的培养与追求，成了大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战略选择，某些经济体实行所谓“单边主义”的基础就在于具备了相应的控制力。

4、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

21世纪头10年中，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产业与贸易结构的竞争性、区域贸易集团的排它性、贸易利益分配的矛盾性以及经贸问题政治化等，造成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今天国际经贸的保护主义主要表现为：在公正贸易的旗号下，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手段不断翻新。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实施特殊保障措施被充分利用，各种技术壁垒如产品质量标准、技术性能标准和卫生检验与动植物检验标准等，正成为贸易保护的新手段，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也在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重要方面。另外，贸易摩擦日益波及更多经济与社会领域，环境保护标准、社会保障、汇率制度等已开始成为摩擦的起因，而围绕资源的贸易矛盾正在逐渐显现。从地域结构上看，贸易摩擦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之间，也发生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内部相互之间。这反映了国际经济利益矛盾的错综复杂性，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在国际贸易领域的表现。

5、区域合作兴起，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自启动以来进展缓慢，2003年坎昆会议失败后，曾一度陷入停顿状态。2004年8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就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达成框架协议，但内容不仅原则笼统，各成员在农业、非农市场准入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在2006年又暂时中断了多哈回合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以区域贸易安排(RTA)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贸合作得到发展，呈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截至2005年1月，签署的类似安排有300多个，实际有效的区域贸易安排达到了162个，其中80％是近10年内建立的，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矛盾正在逐渐转化为区域集团之间的矛盾，近年来发展中的大国形成的，以南南合作为基础的贸易谈判集体(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影响正在逐渐加大。以上做法正在成为各国争取市场、扩大发展空间、提升国际经济地位的战略安排，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

6、发展中世界正在逐渐形成二元结构

第8篇：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

【关键词】“逆全球化” 理论架构 “一带一路”倡议 推进路径

【中图分类号】F712.9 【文献标识码】A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种不确定因素加剧了经济复苏的y度和风险，加之地区冲突、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等问题的不断出现，国际社会个别成员开始对全球化发展提出了质疑和反对。近年来，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日益重视，并明确提出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继续将更多实惠惠及沿线国家和民众，共同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当前全球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持续稳步推进，表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

“逆全球化”是指在全球经济发展不景气，全球范围内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现针对全球化发展的不同论调，将地区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作为价值思想。这些不同论调一方面源于全球利益分配不均衡，困难群众与社会精英阶层在收入层面差距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利益分配格局下，地方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企业效益下降就业岗位减少，失业人员增多，很多国家企业员工都因为担心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对国内企业造成严重影响，失去工作岗位成为就业大军中的一员，从而反对全球化推进。

从国际视野来看，影响国家关系最为重要因素就是利益关系，提倡“逆全球化”的观点认为，更应该强调民族主义，加强国家保护。这些观点对很多普通民众会产生一定影响，并认同这种观点，将善于打“民粹牌”的政治人物，视作“救命天子”。经济全球化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把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并存，而“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引起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应该进一步矫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而“逆全球化”则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对制度和政策进行反思，探究更好的发展方式来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

综合多方面关于“逆全球化”原因分析，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一是公共政策缺失，经济复苏缓慢。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主要指标都呈现出大幅下降趋势，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不同阶层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风险加剧。虽然各国都在经济危机之后进行了大范围的政策调整，但很多国家政策缺乏创新性和实效性，公共政策缺失和失灵问题导致国家经济衰退加剧，社会底层生活受到的影响更加严重，很多底层民众开始对政府表现出不满，并开始反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二是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从全球范围看，在价格剪刀差的作用下，经济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很多发展中国家本身就对全球化持消极态度。发达国家是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全球贸易最大受益者。虽然，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稳步提升，但在实际利益获得上，发达国家仍是最大利益获得者，这种客观存在的红利分配不均问题，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现象。三是收入分配不均，导致利益分配难以平衡。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同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社会精英阶层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作为主要价值创造者的中低阶层收入正在逐渐下降。此外，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产业发生转移，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部分劳动者失业。因此，发达国家中低收入阶层支持“逆全球化”。

“逆全球化”现象对经济发展影响。“逆全球化”一方面导致多边贸易体制改革难以顺利进行，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贸易自由化之中，但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各方核心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很难针对多边贸易体制改革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在自由贸易理念指导下进行的多边谈判所涉及的技术性保护条款不断增加，这也对建立多边贸易体系提出了更大挑战。另一方面，“逆全球化”让自由贸易理念难以发挥作用，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势必会受到影响。 科学地看待“逆全球化”思潮，坚定不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十三五”期间重点实施战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的情况，我们应该反思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同呼声，科学地看待“逆全球化”思潮，认清国内外形势，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实施对于深化我国对外开放，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发展合作，促进经济全球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促进各国经济繁荣，加强世界文化交流的重大举措。现阶段正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关键期，为此应该将其作为“十三五”规划重点实施内容，采取多种措施强力务实推进。

一是综合协调各方力量，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关键环节，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在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要综合协调各方力量，通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国企与民企关系，来提升战略实施的综合实力。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合作模式，将国企和民企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对外贸易和参与国家化竞争等方法，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力支撑作用，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及时提出意见，对“逆全球化”现象进行积极研究，掌握未来“逆全球化”发展方向，为“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提供政策依据。

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肯定会面对不同地区发展差异问题，各个国家基本国情、经济特征和发展方向都各具特点。但在发展差异背后我们还是能够通过分析，寻找到共同的利益诉求，这就是各个国家都想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进国家现代化水平，通过现代化带动经济发展，从而提升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因此，应该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构建沟通协调机制，深入了解各国核心诉求，最大限度的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搁置对抗。从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景出发，将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共同目标，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合力促进区域合作不断深化。

三是陆海系统，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是两条腿走路，既要有效推动海上“一路”发展，又要统筹路上“一带”协同共进，形成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逆全球化”现象提醒我们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定要注重中低阶层的利益问题。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将维护各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网络信息普及，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产业技术深度合作等多种措施，为区域市场发展提供基础保障，为各国人民获得改革红利而创造有利条件。此外，“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不能一蹴而就，而应该通过先行试点，积累经验，之后再稳步推广的方式推进战略实施。要进一步加强文化、教育、旅游层面的合作交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不断提升各国“软件”合作水平。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多极化和多元化正在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方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正是顺应世界格局变化，对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作者为汉江师范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肖耿：《逆全球化冲击下如何培育中国增长新动能》，《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第12期。

第9篇：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

新世纪伊始，世界经济虽然经历过一次短暂而轻微的衰退，但是从2003年开始全面复苏，迄今已经持续了四年，预计2007年将延续增长态势，只是增速有所减缓。根据IMF统计，2001-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4%、3.0%、4.0%、5.3%、4.8%、5.1%和4.9%(2006和2007年为预测数)。这就是说，2003--2007年世界经济5年累计增幅将达24.1%，年均增速为4.82%，超过了1996-2000年5年累计22.7%的增幅和4.54%的年均递速，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近三十多年中最好的增长期，其中2004和2006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5.3%和5.1%，是继1976年增长5.2%之后出现的最近三十年两个增幅超过5%的年份。

与此同时，从2002年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到2005年IMF总裁拉脱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全球失衡”(globalimbalance)的概念，这已成为当前被普遍关注的世界经济重大热点。国际和国内的权威经济机构及经济学家一再呼吁和警告要关注和重视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譬如，2005年10月16日第七届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及其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膨胀将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的脆弱性；IMF2006年4月的春季例会的议题就是“全球贸易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的运行常态和基本规律之一，不同时期的失衡有着不同的表现，不平衡的循环积累严重化和风险化便是失衡，就可能危及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而当前“全球失衡”的集中表现，拉脱强调的是全球贸易失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强调许多国家对美国市场出口的“持续性依赖”，实质是一回事。我国国内有学者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集中依靠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但美中经济同时存在内部失衡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全球的经济金融结构失衡。

二、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与“全球失衡”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全球失衡总是与世界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变化相生相伴，总是与世界首强之国的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密切相联。换言之，没有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就没有全球失衡，而没有全球失衡就没有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当前“全球失衡”，从根本上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加快发展和不断深入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经济结构巨大而深刻变化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首先是发展中与转轨中大国的)本土经济国际化三股潮流时空交汇互动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进程带来的是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世界经济第一次得以真正地按照“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市场化”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来运行和发展了。这主要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发生的那场世界格局变化推动的结果。原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大国，如中国、越南、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等先后确立了市场化、开放化和国际化的基本国策，扩大市场和产业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主动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其中，一系列中东欧国家还加入了欧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赖空前紧密而深化了。

第二，信息技术产业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革命性地改变和创新了全球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空间、方式和形式，跨国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而效率及可遥控性大幅度提高，跨国公司地位和作用空前凸现，推动和加快了国际产业的重组和转移，深化和创新了国际分工格局，世界进入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以工业化支撑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三，各国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尤其是发展中大国、转轨经济大国和资源丰腴大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整体上增强了世界经济的耐冲击能力，从2003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始终伴随着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的飙升和剧烈波动，但增势未衰而持续走强。另一方面，它也加剧了各国和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而不平衡发展的循环积累必然导致上面提及的“全球失衡”现象。

但是，与历史上的失衡相比，当前“全球失衡”有新的特点，矫正失衡必须走出新路径。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曾发生过两次严重的“全球失衡”。

第一次在上世纪70年代。最初是美元危机频繁，导致以美元与黄金、其它国家货币与美元“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为基本特征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这促成了欧共体／欧盟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一条从货币合作到货币一体化的成功之路，孕生出了世界经济格局由美国“一柱擎天”到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历史转折性变化，以及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由“美元独霸”到“(美元、欧元)双元争雄”格局的演化。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源因此而扩大拓宽了。随后，1973／74年和1978／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宣告了廉价石油时代结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也结束了增长的黄金时代，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滞胀危机”。OPEC取得了国际油价升降的主导权，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进一步扩充。但是，美国不是失衡的净受损者，“石油美元”回流使美元地位很快重新得以恢复。

第二次“全球失衡”发生在80年代中期，突出表现为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先是压日本“自动限制出口”和“出口有序安排”，继而1985年9月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急剧升值。“亚洲四小”尤其是其中的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利用日元升值和日本推进东亚“雁行”战略的机遇，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吸引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变成为日本对美的加工出口贸易生产基地，实现了经济腾飞，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提升了分工地位，世界经济增长面进一步扩大了。

而当前“全球失衡”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第一，与前两次失衡相伴随的是美国全球地位的相对下降，而当前“全球失衡”则是美国超级大国和全球经济“火车头”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和增强(不考虑“9.11”袭击后美国“反恐”战略失误导致的国际形象等“软实力”的下降)。美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新经济”，提升了引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地位和能力。欧元问世后，无论兑美元汇率是升是降，还没有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世界基础货币地位和作用，比如全球国际收支盈余构成1999年时美元、欧洲货币和日元比重为71%、17.9%和6.4%，到2005年时变成为66.4%、24.3%和3.7%，变化不是太大。

第二，当前的“全球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本土经济国际化的条件下，世界主要经济体比较优势更加充分发挥的结果。比如，美国的科技和产业、美元和金融市场的优势，使之成为世界吸纳FDI最多的发达国家，从居民私人消费、政府公共支出和企业跨国经营都能借贷和举债运行。欧盟以其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势在全球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上拥有极大的话语权。OPEC和资源丰腴国家把世界推进了“能源和资源优势时代”。中国劳动资源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加土地和税收政策优惠，吸引FDI而成为全球制造业加工贸易基地(世界加工工厂)，创造就业和保持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以致了世界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涨趋势。印度以其智力人才优势在IT软件出口和承接服务业外包领域独树一帜(世界办公室)，等等。当今世界经济真正进入了一个增长动力多元化的时代。

第三，当前的“全球失衡”与过去的失衡相比。具有更长久的可延续性，“利害关系者”具有了更大程度的可承受能力和可以接受性。

美国巨额“双赤字”久已存在，但并未影响其经济持续增长和技术创新，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规模持续扩大，其占GDP的比重1984年达到3.4%，到2004年上升到5.7%。据IMF统计，2005年全球经常账户逆差1.2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以8050亿美元的逆差独占了64.4%的比重。但是，美国窟窿的填补者前赴后继，源源不断。继“石油美元”和欧洲资本之后，近年来亚洲经济体成为主要的填补者。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0-2004年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库券由603亿美元增加到1938亿美元，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到8189亿美元，其中300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库券。这与亚洲与美国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密切相联。从中美双边贸易看，中国以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地，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国对美出口1653.8亿美元，占全部出口额的21.2%，对美贸易顺差1162.4亿美元，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的93%。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最大的贸易逆差生成国，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2016亿美元，占其7670亿美元贸易逆差总额的26%。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但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比重仅略高于5%。购买美国金融资产是缓冲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保值的不得已的痛苦选择。中国贸易出口和顺差对过度集中和依赖于美国，而美国对华进出口差额过大，确实是严重失衡，且面临美元大幅贬值的巨大风险。

但是，中国对美贸易出口包含了相当大比重的东亚经济体对美出口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转移。截至2005年底，美国公司在华投资累计额510.89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利用FDI总额6624亿美元的8.2%；2004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收入750亿美元，当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802亿美元，两项相抵中国实际所得为52亿美元。这是货物贸易，而服务贸易中国是逆差大国，美国是全球顺差冠军。截至2006年9月，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和贸易J顷差的比重分别达到57.85%和的52.1%；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贸易的比重为52.4%，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主体，加工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导形式。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入世5年来，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年均13%和20%，200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的综合贡献率即达15%QD。国际机构称中国为继美国后的全球经济第二引擎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抑制甚至逆转了国际市场多年来工业制成品价格上涨和资源产品下跌的走势。据摩根斯坦利公司估计，1996-2003年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累计6087亿美元，同期来自中国的价廉物美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开支为6000多亿美元，同时还大大降低了美国制造商的零部件生产成本。中国还从“流汗经济”积累的官方储备中拿出相当部分来购买美国国库券回馈美国，支撑美国的“举债经济”。这是中美处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国际分工不同地位所决定的，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支配劳动、要素稀缺度决定收益分配规则的体现和实现，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视角看，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基于不同资源禀赋优势的合理选择，由于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很难界定谁赢谁亏。相反，各有所需、互有所求，虽不平衡，但互补互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持续和能接受的。

三、调整世界经济结构与矫正“全球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