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机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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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发展机遇范文

应对错综复杂的形势金融改革刻不容缓

面对这次中央經济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错综复杂的世界經济的动荡格局，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梳理清楚三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症下药。否则，不尊重市场經济规律，盲目行事，不仅事倍功半，而且事与愿违，得不偿失。首先是结构性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全球化红利、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开始出现程度不同的单边衰竭趋势时，中国现有产业结构和制度安排下的外需主导增长方式是否会面临巨大的阻力？而跳跃客观的发展阶段和无视禀赋约束下的比较优势原理来推进企业自律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否能如愿以偿？其次是周期性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实体經济部门企业利润下滑，融资困难，投资意愿不足；而在虚拟經济部门却出现流动性泛滥，价格扭曲，投机行为加剧的现象。虽然这里提到的流动性泛滥是前期泡沫經济膨胀和事后政府大规模救市所产生的后遗症，但是，脱离經济基本面支撑却被大量“激活”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今天一起绕开了正在不断“去库存”和“去杠杆化”的实体經济部门，而奔向稀缺的全球资源市场，或去波动的国际金融市场与脆弱的新兴市场寻求短期套利的机会，这种投机现象给各国生产部门的复苏造成了成本上升和销售环境恶化的不良后果，尤其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中国，更是出现了让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的“钱流”和“钱荒”并存的状况。为此，中央經济工作会议确立了2013年“宽财政、稳货币、压投机”的宏观调控基调：即通过给企业减税和增加解决民生后顾之忧的财政支出，来释放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潜力。同时，再利用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控制资产泡沫的做法，来引导虚拟經济部门过度膨胀的资金进入到因“钱荒”而投资不足的实体經济部门（这次中央經济工作会议又再次强调“要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的“价值观”取向！）。最后是外部性的矛盾。由于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各国消费、投资、贸易和政府支出之间的“相互平衡机制”被打破，于是针对自己不同性质的經济结构失衡所带来的尖锐的矛盾，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程度不同的救市干预政策，甚至很多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货币救市政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拥有货币主导权的发达国家。而且，欧美发达国家更是利用他们在国际金融和世界經济舞台中的“话语权”，而不顾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阶段对现有“一刀切”的平衡调整思路的消化能力，一味强化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和国外利己性的市场开放要求，以达到缓解他们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和經济硬着陆风险上升的效果。这种只站在自己国家利益至上的立场上所推进的缺乏“共赢”的国际政策协调方式，确实增添了世界經济利益不断分化的复杂性，给中国这个“务实型”发展模式所造就的世界經济第二大国来说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挑战。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来自于大宗商品市场的输入型通胀与通缩压力，以及海外游资短进短出所产生的外汇占款的大幅波动，从而导致既要保持币值和价格稳定又要确保經济增长和就业目标的我国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全球“失衡发展”的格局一旦破裂，上述各种矛盾的叠加效应就会接踵而来，从而不能抱有幻想，心存侥幸，消极应对，而是应该抓紧时间，抓住机遇，从制度改革着手去打造市场活力，化解矛盾，消除矛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发展规律，选好调整时机，谋求共赢的国际合作方式。

事实上，2012年中央經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以提高經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进，开拓创新”的要求就是主动应对外部严峻的挑战、改变内在增长方式的具体表现。这里我们把經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一要求作为重中之重、刻不容缓的改革任务拿出来深入讨论是基于以下几大关键的因素。一是发达国家抗衡經济硬着陆的救市政策所造成的“流动性泛滥”的后遗症，需要由金融部门大力扶持而形成的新一轮充满活力的实体經济的发展才能加以吸收。二是只有金融体系健全发展，才能化解全球资产价格大幅波动、融资环境日益恶化的金融风险，才能抗衡在阶段性的周期下行调整过程中投机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挤出效应。否则，改革开放30多年所积累起来的中国經济的硬实力会因为暂时性的周期调整而出现不可逆转的产业空心化趋势，甚至有可能落入当前学术界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三是处理好“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之间、“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在当前日益活跃的国际货币体系“重组”和全球资产和货币价值“重构”以及国际金融资本投资组合“重置”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要努力提高中国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中国财富管理的稳健性，以避免因中国金融的脆弱性和“实质不对等”的对外开放要求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对中国产生的、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效果——它可以以没有战争硝烟的“套利形式”来实现，也可以以不公平的“交易条件”来转移，更可以让中国經济付出“单边硬着陆”的代价来获取。一句话，“稳中求进”才是我们金融改革应该坚持的总基调。

金融改革方案的选择要继续立足服务于实体經济

中国金融的发展从规模和结构上看今非昔比，随着改革开放30年所创造的丰硕成果的日益积累和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的不对称冲击，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和股市的市值水平等，和中国經济的生产总值一起都跃居到了世界的前列，尤其是中国加入WTO融入到了全球化体系之后，中国银行业和资产市场的多元化结构，以及金融产品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都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不仅如此，大量为了分享中国全球化红利的外资金融机构都纷纷汇聚到中国，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經济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但是，尽管如此，和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定位一样，我们创造高附加价值的金融服务能力和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欧美国家爆发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创新滥用”，我们受到牵连则是因为“金融创新不足”！正像2012中央經济工作会议所指出那样，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要为中国經济的转型（即降低对外依存度）和产业链定位的优化（即增加靠要素回报创造财富的软实力）做出应有的贡献。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是发挥一线城市金融人才和专业技术的比较优势，大力培育像美国硅谷那样的“企业家金融”的发展模式，即靠创新企业自身的高收益回报来作为金融服务的收益来源，而不是基于这类企业利润潜在增长预期来推动的市场中资本利得的膨胀来索取纯粹靠“前期概念”支撑的金融服务的“高收益”！何况欧美真正靠无形资产打造企业价值、处在创新期的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上市的策略，而这类企业的专业化金融服务恰恰最为需要也最为关键。但诸如“私募基金”和“纳斯达克”之类提供的“金融服务”，只有到了企业开始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产权，愿意寻找上市机会进一步进行产业孵化的时候，它们才介入进来分担风险牟求收益。所以“企业家金融”这样的模式，才能真正达到扶持“人才主导”的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成长，实现产业升级的宏伟目标；可是，不少中国的PE和现在低迷不振的创业板恰恰是在缺失“企业家金融”模式的情况下去开展IPO服务来牟求高回报，结果出现了让一般投资者承担了劣质机构和企业圈钱的“过度风险”，进而导致了无辜的百姓对这类“金融创新服务”失去了信任的恶果！

二是加快中国产业组织的优化调整，强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间金融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努力塑造像中韩银行业那样的“供应链金融”和像德国银行业那样的“关系型金融”的商业运作模式，解决中国企业的投资渠道和大量中小型民间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有利于解决正规金融体系外的资产泡沫问题，促进产业资本重新回到实体經济的舞台。今天成本压力比我们更重的德国、日韩企业，都还在不断摸索创新之道来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压力，坚持自己擅长的制造业，那中国就更没有懈怠的理由放弃制造业去寻找自己没有国际竞争力也不不擅长的其他谋生之道！

三是充分利用一线城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集聚一身的明显优势，在确保优质企业团队稳定主板市场价值以及完善和规范各种激励与风险防范的制度基础上，营造专业化机构为民理财、协调和造福的现代“财富金融”（2008年之前美国的高消费现象，也是因为房价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才能让美国全民“随心所欲”地透支和消费；现在美联储推行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是期待房价回暖来推动各州人口的流动，通过就业机会的增加和资产价格的修复来提升美国經济的市场活力。中国今天人均收入水平只有5000美金左右，即使不考虑贫富差距因素，也达不到曾經支撑中国出口市场的那些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所以，今天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带动的不是消费而是追求财富收入增长的投资，M2/GDP达到近200%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只有强化金融改革来不断提升财富效应，我们才能真正看到中国消费时代的到来。而目前中国“消费贡献率”的上升则是由于投资和净出口的明显下滑引起的經济增长放慢所致，而不能乐观地把它们看成是“中国内需已經形成”的指标）和“消费金融”模式（要强化“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能力来分散这类高收益高风险的“差异化金融服务”所带来的对金融体系造成的不稳定冲击；尤其要注意在今天中国的发展阶段，如果财富金融没有发展到位，那么消费者很有可能会滥用“消费金融”的服务平台去完成他们渴望的“财富金融”平台上投资需求。比如，透支信用卡套现买房子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消费金融业务风险管理要求会变得更高！），从而让日益增长的财富效应和顾客需求导向的专业化服务来推动中国内地市场的消费水平健康成长。

第2篇：金融发展机遇范文

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及经济质量的有效提高，中国加入世贸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同时，它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其中最严重的很可能关系到中国金融行业的稳定和发展。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会对社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性的危害，在经济方面尤为明显。

近来的金融不稳定带来的经济损害有多种形式，比如银行倒闭、企业破产、职工失业、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外汇储备的损失、GDP下降等等。计算发现，日本在1992—1998年间和韩国在1997—2000年间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分别达到各国年GDP的21.5％和14.7％。北欧国家自1990年以来的三四年里因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达到其年GDP的10％—30％。这样的事实向我们深刻的说明了金融危机带给经济发展的巨大危害，甚至是经济倒退。

从经济发展来看，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出现混乱动荡，对银行信用体系、货币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及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可称之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金融安全是对立的，靠的是国家金融竞争力、国家的金融系统抵御能力、国家金融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面对这样一个不稳定的金融环境，如何使经济的发展减少影响或者拉升经济发展就成为了我们所面对的必然问题。

二、经济发展的机遇

危机，从经济上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解释：危机是危险和机遇并存的一种特殊现象。经济结构的进步完善中，寻找机遇并抓住机遇就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在金融危机下，本文从经济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究。

1.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危机下银行、企业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时这些行业也严重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妨可以提升对其他行业的投入比例，如农业、小商品、轻工业等。根据金融危机的危机空白时段拉升这些行业，存储资金等待金融的回升。

2.利用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金融危机常常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失业问题。这也是大部分人所担心的事情，然而这时也正是我们促进人力资源素质提升的机遇，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往往人力资源的素质也是一大问题。在金融危机时，面对这方面的压力人们不得不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以便保障生存，这样也就给危机时的人才质量带来了很大的保证，当金融危机度过后，优秀的人力资源带给经济发展的贡献将是非常巨大的。

3.技术发展，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现代化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都能深刻的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技术进步不断改变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技术进步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在金融危机时，一切和金融有关的行业都可能崩溃，但技术却是一个例外，任何时刻先进的技术都会给经济发展的提升产生很大影响，促进经济的提高。

4.发展区域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注定是要先以农业为主要部门转为以工业为主，进而转为以贸易及服务等产业部门为主。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金融危机下的过渡时期不妨把视线转入区域经济，投入区域经济，带动区域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进步。新晨

三、金融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的金融市场，融合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资金，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将是十分严重的。

例：2003年，爆发了SARS疫情，其具有突发性、预知性很低、求援依赖性高、后果严重等特征。在SARS疫情中，全国人民度过了“五一”长假，然而因为SARS，银行闭门休假、企业调整等给金融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SARS人们不得不取消原定的假期消费、旅游一系列活动，国民经济同比去年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

评析：上述例中SARS的爆发，把人类逼到了危机的面前。这里的危机就是指具有严重威胁，并具有不确定性和有紧迫感的情绪。危机是几乎来不及反应的，在这次SARS疫情中，对我国的金融也有很大影响，银行的闭门休假每天将产生的不便、人们出行的不便、社会各行业的结构等紊乱同样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从SARS看金融危机，当信息混乱、事态扩大、特别是用来弥补和恢复危机的资源供不应求时，只有当人们有了明确、真实的信息，看到解决危机的资源供应充足，才会感到危机的规模在缩小，个人和社会的危机恢复力就会增强。金融经济危机也是一样，当金融危机来临时，人们往往会有消极的心理，经济发展就需要从不同位置全面的解决这一问题。

国际银行不良资产重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证券化及金融并购都会对金融危机的解决起到一定作用。信息公开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都可以很好的促进公司企业的发展，危险和机遇并存的金融危机同样也可以带给我们发展的契机。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时，就需要我们不断的提升自己，在金融经济中灵敏的把握住机遇，那么即便是金融危机也同样会带给我们经济发展的机遇。

参考文献：

[1]欧永生:金融危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第3篇：金融发展机遇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型酒店；机遇

中图分类号：F047.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118－02

一、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美国次级债抵押贷款危机在全球的“辐射效应”日益显现。美国是一个典型的高消费低储蓄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对债务存在高度的依赖性，次贷危机必将导致其国内市场信用级别下降，而这会减少流向美国的国际资本，于是，建立在国际资本流入基础上的美国国内需求将因此下降。与美国相反，中国目前处于高储蓄状态，外部需求的增长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内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较高,据有关数据显示，出口占GDP的比重接近40％，贸易依存度（进出口之和与GDP之比）接近70％。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总量高达中国出口贸易总量近50%，当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国内需求下降发生后，其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增速也将下降，这将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造成抑制作用，从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型贸易企业存在较大的冲击，从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出口企业的经营分析来看，其影响表现颇为明显。相反，金融危机对以内销为主的企业来说，影响不是很明显。因此，中国国内GDP的增长，必须得依赖国内消费指数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这也正符合“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的需要。作为占据国民经济重要地位的第三产业中的旅游酒店行业，正好可以借此契机发展品牌、整合市场、完善布局。

二、我国旅游市场现状分析

（一）金融危机，国际入境旅游业受阻滑坡

首先，入境旅游可能滑坡。作为我国第一大入境客源国，韩国的经济也受到显著影响――韩国财政部10月6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此次金融危机可能使韩国2008年经济增长率降至4.5%～4.9%以下。我国第二大入境客源国日本的景气指数也持续恶化，股市暴跌，经济下滑。在远程市场方面，我国入境客源的主体是“西方七国集团”中的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和法国等国。目前这些国家股市低迷，企业投资缺乏信心，私人消费普遍缩减。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公务旅游还是消遣旅游都将受到影响，而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奥运给我国旅游业带来的拉动效应，从而使得入境旅游增长放缓，甚至出现绝对量的减少。

其次，价格优势受到削弱。在国内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大量发行美元借以刺激经济，从而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使信贷紧缩问题严重危及欧洲，并拖累各国经济步入衰退，欧元、英镑贬值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加速。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人民币兑英镑汇率中间价继2008年8月14日首次升破1比13整数关口之后，于9月11日再破1比12关口，并在10月10日创出11.63新高；人民币兑欧元也在不断升值，10月7日创出汇改以来的新高，达到1比9.328。此外，人民币兑日元、港元等其他货币也呈现不断升值态势。尽管我国的金融体系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人民币对美元及其他货币的持续升值，将削弱我国入境旅游长期以来所保持的价格优势。

（二）旅游理念深入人心，国内旅游市场相对平稳

中国旅游方式正由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变。此次“五一”小长假，以亲近自然、体验农家生活、踏青赏花和采摘为主要目的休闲游、乡村游更是受到了青睐。如北京市十个远郊区县共接待乡村旅游94.4万人次，旅游收入6,273万元，分别比2007年同期增长37.3%和67.3%。预计随着中国旅游行业正逐步由纯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转化升级，以及在先前“清明”和此次“五一”小长假所呈现火爆的休闲游、乡村游现实示范作用下，旅行社、景点、酒店等营销、服务跟进和改善，未来中国休闲游、乡村游仍将继续火爆。

（三）商务交流频繁，也促进了国内酒店业的发展

2008年度，举行了大大小小的商品交易会，涉及服装、鞋类、旅游、饲料、机器、农产品等行业，参展商来自国内各大城市和国际众多国家。这些大大小小的商品交易会的举办，必将带动国内酒店业的发展。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大公司、企业缩减开支，所以理所当然地将住宿的目光转向经济实惠的经济型酒店。

三、经济型酒店良好发展契机

（一）经济型酒店吸引资金显优势

1.酒店业产权结构。近年来，饭店集团为了迅速扩大市场范围，抢占优势地位，纷纷采用了众多的经营方式，较为常见的有直接租赁、盈利分享租赁、管理合同形式、特许经营权、合作联营形式、时权经营形式，绝大多数情况下，使得饭店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开来。

从对我国酒店市场的相关资料分析显示，我国酒店市场的经营也采用了上述常见的形式，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开来。在我国，高星级酒店市场主要的投资方以房地产集团为主，经济型酒店相对多样化，锦江集团下的“锦江之星”、“如家”酒店、“汉庭”酒店等主要采用的是连锁经营的方式，自筹资金、自我经营，基本上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一致；IBIS、Days Inn、速8等主要采用的是特许经营或者管理合同的形式，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虽然经营方式多样，但是存在产权关系不清楚、资金结构不合理、缺乏资金、市场定位狭窄或单一等现象，经济型酒店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撑和市场的调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型酒店在融资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经济型酒店融资优势分析。根据HVS分类，饭店被分成deluxe、luxury、upscale、midscale with F&B、limited service等五种类型，而Limited Service类型饭店下又分为midscale without F&B、Economy和budget等三种类型。每种饭店建立所需的资金量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讲，deluxe、luxury、upscale类别的酒店所需的资金是以亿为单位来进行计算的，投资资金量大，投资回报期就相应变长，增加资金链的运转周期。Midscale with F&B、limited service（midscale without F&B、Economy和budget）类别的酒店所需的资金相对高星级酒店而言，投资资金量小，投资回报期短，降低资金链的运转周期。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市场低迷，国际热钱处于观望和等待状态；国内金融市场也受其影响，投资速度变缓，投资行为更加谨慎。在此背景下，经济型酒店所具备的投资资金量小，投资回报期短，降低资金链的运转周期的优势，会大量吸引金融市场资金向其倾斜，为经济型酒店的扩张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准备。

（二）经济型酒店吸引客源显优势

所谓“经济型酒店”，是指一种低价位、品牌化的住宿产品，既保证顾客住宿的安全性、舒适性、温馨性，又保证顾客入住的优惠性和较好的性价比。通过对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型酒店的客源以商务型客人和团队旅游客人为主，针对商务型客人的经济型酒店定价一般位于200―300元之间，以团队旅游客人为主的经济型酒店定价一般位于100―200元之间。

1.商务型客人市场。金融危机的到来，经济活动频度降低，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经济活动，于是，公司、企业削减开支，选择一种相对廉价的方式继续相应的经济活动。经济型酒店较好的性价比，正好成为这些公司、企业的新宠。

第4篇：金融发展机遇范文

[关键词]金融发展；制度演进；经济增长；单位根；协整

[中图分类号] F830.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3－0083－04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20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部分在于对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作了全面且又规范的解释。一些新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如内生增长理论为建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联系奠定了基础。学者们放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途径，寻找和分析金融体系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新途径。Pagano(1993)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发展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金融因素通过影响资本社会边际效率、投资储蓄比率以及私人储蓄率三个因素影响实际增长率。类似的研究还有：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Bencivenga和Smith(1991)、Saint-Paul(1992)、King和Levine(1993a)、Murinde(1994)等。而Levine(1997)则认为金融体系所具备的基本功能①使其能够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渠道促进了经济增长。

对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机制的实证分析作出突出贡献的是King和Levine(1993a,1993b)，他们使用80个国家的1960年～1989年数据，研究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是否有稳定的正相关以及金融中介通过何种渠道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不仅和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关系，而且金融中介通过提高资本积累和经济效率增进来提高经济增长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迅速发展，有力支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开始关注金融发展能否以及怎样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王广谦(1997)采用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近500年间金融成长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因素的过程和作用机理得出了：金融通过促进资本存量提高等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韩廷春(2002)在分析中国储蓄与投资的基础上，研究得出：金融发展促进储蓄增加以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投资增加加快资本积累与产出增长，产出增长导致储蓄的进一步增加，再通过金融发展促使投资进一步增加及经济的更快增长。张荔(2003)认为：依赖金融中介对储蓄率的提高，而增加总体经济中的总投资量，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传导机制在金融发展初期的作用效果非常明显。

现有的关于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研究基本上是理论上的描述，一些研究则直接把金融指标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还没有实证研究考察金融发展对制度演进的作用，并以此来揭示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演进途径。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吸收了内生增长模型与结构模型实证的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合理的改进，采用中国1978年～2007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水平量角度入手，考察中国金融发展、制度演进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二、理论基础与实证模型

（一）经济增长模型的确立

舒元和徐现祥(2002)运用Jones(1995)实证检验新增长理论的方法，针对各类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特征，采用1952年～1998年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结果发现：这些典型事实明显拒绝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R&D类型增长理论，相对而言，比较支持AK类型增长理论。因此，本文就采用AK类型增长模型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

考察最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其中，y为总产出，k为总资本存量，A为一常数。如果考虑一个相对复杂的两部门模型②：资本分为人力资本(h)和物资资本(k)。由于不存在资本调整成本，则h/k是一个常数，令h/k＝B。相应地生产函数就可以表述为标准的AK生产函数：

上式也是Barro和Sala-i-Martin(1995)曾经描述过的一个对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呈现出不变规模报酬的CD生产函数。把上式变量改写成劳均形式，再对其两边同时求对数，得出：

LnY =LnA +αLnK +(1-α)LnH（5）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进程实际上是一种“边学边干”的探索过程，采取不同的制度形式，即采用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体制等会影响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影响产出，因而必须把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以便使其能够更为准确地刻画中国经济增长的进程。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设定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③：

LnYt =c0+c1LnKt+c2LnHt +c3SYSt+ut（6）

LnY表示劳均产出的自然对数，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其余均为解释变量。LnK表示劳均物资资本的自然对数，LnH表示劳均人力资本的自然对数，SYS表示制度因素，它们应该与劳均产出呈正相关。ut为随机误差项，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上述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对劳均产出的影响。

（二）金融发展与制度演进

由于金融发展主要包括金融中介体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高鸿业，1999)④，再加上本文主要关注金融发展传导主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⑤，因此，结合中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研究数据的可得性与准确性，我们采用了下列指标来反映金融发展：金融中介指标(FB)和金融市场指标(FM)，具体涵义在下面部分说明。

为了剖析中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演进渠道，我们就得考察金融中介、金融市场指标变量与模型(6)中SYSt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建立下列计量模型：

SYSt＝α0＋α1Ln(FBt)＋α2Ln(FMt)＋εt（7）

其中，α0、α1、α2是系数，α1、α2应该为正，表示金融发展对制度演进有正向作用；εt是随机误差项，在一定程度上表示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以外的其他因素对SYSt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研究的样本区间为1978年～2007年，基本包含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完整过程。变量的数据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均取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年鉴》相关各期。

一般而言，制度变量的衡量可以采用非国有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来测定。但是，就目前可以利用的统计资料而言，没有各种经济类型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因此，只能借用通常的做法，以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制度变量的替代指标。

金融中介指标⑥是指广义货币(M2)与当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表示银行金融中介相对于国民经济的规模。金融市场指标是指债券和股票这两类非货币金融资产在狭义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代表金融市场在全社会资本资源配置中的相对地位。

（二）单位根检验

格兰杰、纽博尔德(1974)以及菲利普(1986)指出当使用非平稳序列建立回归模型时，将会导致“伪回归”，并且沃森(1989)证明了，当变量存在单位根时，传统的回归统计量（t值、F值、D-W值以及R2等）将会出现偏差。因此，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无偏性、有效性和最佳性，我们必须首先对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本文采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是ADF检验法，检验过程按照带趋势和截矩项模型、带截矩项模型、不带趋势和截矩项模型三种模型逐步进行检验。我们将模型（7）中的三个研究变量进行ADF检验，得出结论（见表1）。

说明：1、Ln表示对变量取自然对数，Δ表示对变量的一阶差分。2、在检验类型 (t，c，n) 中，t表示带有趋势项；c表示带有截矩项；n表示滞后阶数。3、Mackinnon临界值代表10%的显著性水平。4、所使用的计量统计软件是EViews 3.1。

从表1可以看出，SYS、LnFB和LnFM都是非平稳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研究变量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三）协整检验

当每个变量都是不平稳的，如果变量之间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那么这些变量之间就具有协整关系；也就是说，每个变量就其本身而言都有分离的趋势，但是多个变量相联系组合起来时，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长期的、稳定的均衡关系。这是Johanson和Juselius(1990)所提出的迹统计量检验（通常称为Johansen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因此，为了考察所研究的各组变量是否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从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SYS、与LnFB、LnFM之间仅仅存在一个协整向量，也就是三个变量之间仅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长期正规化方程（8）和经过自相关过程与移动平均过程校正后的长期正规化方程（9）如下：

SYS＝－0.562＋0.196LnFB＋0.09LnFM（8）

(-1.639) (1.958)* (1.903)*

R2=0.948 Adj.-R2= 0.943D-W=0.743F =193.03

SYS＝－0.812＋0.252LnFB＋0.089LnFM

＋1.1AR(1)－0.64AR(2)－0.99MA(1)（9）

(-3.3)*** (3.512)***(2.612)***

(5.93)*** (-4.18)***(-1864.6)***

R2=0.985 Adj.-R2= 0.98D-W=1.946 F =203.98

括号内列出的数据是系数的t统计值； *、***分别表示10%、1%的水平上显著。

从统计量的检验结果来看，长期方程（9）中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指标的系数都显著。因此，在本文的样本区间内，制度演进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一条显著的传导途径。从长期方程（9）来看，金融中介、金融市场和制度因素呈正相关，这理论的设定是一致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各种各样非国有性质的经济行为主体不断涌现，与此同时，面临着国内外金融同业的激烈竞争，银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也加强了对那些优质的非国有经济主体服务与支持，从而在推进制度演进的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金融中介对制度演进的影响(0.252)要远远大于金融市场的影响(0.089)。中国金融体系一直以来都是银行主导型的(谈儒勇，1999)，而且经过多年改革，银行金融中介体系初步完善，效率得到了提高；而股票市场改革缓慢，效率低下，因此银行金融中介对制度演进的推进作用要大于金融市场。

（四）误差修正模型

上面分析的仅是制度演进与金融中介、金融市场的长期关系，为了研究金融发展对制度演进的动态影响过程，我们还需要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将长期方程（9）计算出来的残差项作为误差修正项Ect，利用一般误差修正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并且逐步剔除不显著项，最终得出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ΔSYSt=0.018+0.062ΔLnFMt-1－0.469Ectt-1（10）

（2.929)*** (2.577)** (-2.114)**

R2=0.429 Adj-R2=0.362D-W=1.989 S.E.=0.021

F=6.39

括号内列出的数据是系数的t统计值； **、***分别表示5%、1%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10）中的各差分项反映了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误差修正项反映了长期均衡的影响。这样，被解释变量的波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短期波动，另一部分为长期均衡。根据模型估计的结果，资本存量主要受到自身滞后项、金融发展指标变量以及长期均衡的影响。误差修正项(Ect)系数为负，正好符合误差修正机制，并且从系数的大小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制度因素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比较大。由此可见，无论在长期内还是短期内，金融中介对制度演进有较大的影响，不过短期的影响效果要明显的大于长期的调整效果；金融中介所起的影响作用要远大于金融市场。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水平量角度，借助协整分析方法和结构模型方法，剖析了金融发展、制度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关系，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1.对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关系的计量分析表明：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内，制度演进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显著渠道，这是Pagano(1993)、Levine(1997)、王广谦(1997)、韩廷春(2002)等学者们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时所忽视的。

2.金融中介对制度演进的作用要大于金融市场。中国金融体系一直以来是银行主导型的，因此银行金融中介所起的作用较大。而金融市场发展不久，还有许多方面亟待完善，其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

本文对中国金融发展、制度演进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经验研究还可以为中国经济改革实践提供三点启示：

（1）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情况，坚持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体系，努力提高银行体系的运营效率和质量，促进制度演进，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具体来说，在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既要坚持银行业的开放方向，又要重视金融安全，在开放中求安全，在改革中求稳定；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重点应坚持市场化方向，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从而积极构建一个稳健合理的银行体系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结构，形成结构合理、竞争有序的金融体系，增强我国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金融安全奠定坚实的基础。

（2）积极推动金融市场的规范发展，使其在促进制度演进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要继续把握发展机遇，坚持“创新、发展、规范、协调”，继续推动产品创新和对外开放。要以金融产品创新为重点，依靠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继续大力推动金融创新，并建立金融创新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要加强市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巩固市场发展成果，制定相关的办法或规则，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行业自律组织的功能，充分发挥证券、期货、会计师、律师和信用评级机构等行业协会或自律组织的自律管理作用，协助监管部门履行职能，维护市场秩序；处理好市场发展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切实强化市场监管和市场风险防范；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促进金融市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金融发展通过制度演进等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政府还应该通过法律以及产业政策等促进制度演进。完善我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一是进一步完善与金融相关的基础法律制度，改善公司治理；二是强化金融机构资本监管，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三是建立场外金融衍生品法律规则；四是完善金融市场法律制度，大力发展金融市场。

[注 释]

①Levine(1997)指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在于：促进（证券）交易、保值，分散和共担风险，配置资源，监督管理者、实施公司控制，动员储蓄，促进产品和服务的交换。

②对该模型具体的过程参见舒元、徐现祥，“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设立：1952－1998”，《经济研究》，2002，第11期，p.6。

③此模型参考了沈坤荣、李剑，“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03，第5期，p.34。

④谈儒勇，2000，《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序第3页。

⑤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传导机制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之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金融传导主体的范围扩大了，也就是由原来单一的依靠金融中介作为传导主体发展到以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作为传导主体牵动经济增长。（张荔，2003），p.14。

⑥金融中介指标和金融市场指标及数据资料主要来自杜佳、蓝海荣，《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研究（1978～2001）》，2003年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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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谈儒勇. 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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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荷)尼尔斯・赫米斯，罗伯特・伦辛克.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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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aint-Paul, Gilles.Technological Choice, Financial Marke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2,(39):763-781.

[12]King, Robert G. & Levine, Ross.Finance and growth: Shumpeter might be righ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a, 108(3):717-737.

[13]King, Robert G. & Levine, Ross.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b, 32(3):513-542.

[14]Pagano, Marco.Financial Markets and Growth:An Overview[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3, 37(2-3):613-622.

[15]Harris, R. F.Stock Market and Development: Are-assessment [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7,41(2):13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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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Levine, Ross & Zervos, Sara.Stock market, 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4):537-558.

Financial Development, System Advance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Wang Fei1，2

（1.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210097, China; 2.PBC Shanghai Head Office, Shanghai200127，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and the re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e find out the factors that mainly cause our economy grow, and then, build the regression model between system advancement and variable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So we can further analyze the system advancement channel from financial development to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works much on system advancement in both the long term and the short term. And, it is the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that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the financial markets.

第5篇：金融发展机遇范文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流派；关系；探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起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不仅关乎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流派

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算起，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在这场长期论争中，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直备受关注：一是货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对这两种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大体上可以把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流派分为金融无关论、金融促进论和金融从属论三种论文。

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论。古典经济学家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抽象成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分法”。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货币中性论，强调货币数量的改变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对生产供给、实际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只不过是经济运行的剂。使得商品交换更加容易和顺畅，而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极其稳定的，短期内由于存在适应性预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影响产量和物价；但从长期看，产出量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变动能够影响短期真实变量。从长期看，由于货币政策是可预期的，货币变动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而对真实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尽管理性预期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货币面纱”论，但仍坚信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论。有关货币流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慎重的商业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进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早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古典货币中性论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条件下，货币对经济活动起着积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的状态下，货币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则从信用创造的视角突出了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创新，而功能健全的银行可以对企业家进行筛选，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通过利率对投资的诱导作用，货币就能影响国民收入的产出水平。凯恩斯还通过总量分析，把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不足，实现了对早期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20世纪50年代，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渐在经济理论中得到重视，并凸显成为同土地、资本、劳动同样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级证券和次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改善了经济运行，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分析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起来，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之后，卡普尔等人把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进一步阐明了金融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金融理论强调，资本效率的改进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把资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金融从属于经济增长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琼·罗宾逊反对熊彼特关于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强调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从而否认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多恩布什认为，金融储蓄与真实利率并不相关。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同视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后来的研究(包括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或通过证明两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存在性、或通过分析两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或通过研究两变量间的传导机制，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近年来，国外学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有建树；而许多国内学者也基于中国数据、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检验。

综述以上研究，学者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间的相关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供给拉动性”(supply—leading)观点，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根据这种观点，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渠道有：(1)通过提升资本积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Goldsmith，1969)；(2)通过提高储蓄率进而带动投资率(McKinnon，1973；Shaw，1973)。换句话说，通过增加储蓄规模和改进投资效率，金融发展将拉动更高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关大量实证研究的证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种视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发展“追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观点。该种观点认为，实体经济的扩张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产业的发展，对这种观点的实证支持可参见近年来的一些相关文献(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种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是互为因果的，即金融发展和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联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种视角则缘于Lucas(1988)，他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而“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在中国的检验

众多理论分析与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标还呈现负面影响；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落后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体现在我国对金融体制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经济绩效，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对我国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间因果关系也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从侧面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匹配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及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考察其深层原因仍在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行的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企业扩张带来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加入WTO后的外来竞争压力也迫使企业和银行对融资机制做出新的调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发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让企业更多的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改善融资机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另一方面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发掘债券市场的潜力，为直接融资提供更大空间，并且积极推进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促成金融机构的合理竞争。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改革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四、对我国金融政策的启示

第6篇：金融发展机遇范文

【关键词】县域经济 县域支行 发展定位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石,决定和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是金融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自身长远发展的需要。而西部县域支行(指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辖县域分支机构,下同)由于网点收缩、信贷审批权限上收和门槛高企等原因对地方经济发展金融支持力度不断衰减。为此,十七届三中全会郑重提出:“县域金融机构新增存款应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部分县市已经把财政性存款与县域支行的贷款投放力度相挂钩,西部县域支行正面临着发展的两难境界。西部县域支行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变化,发掘新商机,把握新机遇,找准定位,融入县域经济发展,从而赢得未来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一、新形势下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西部县域经济面临着农业产业弱,客户层次低,工业基础薄弱、企业规模小、产业层次低,生命周期短等天然劣势。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危及县支行信贷资产安全,资产质量下滑,不良率高企就可能卷土重来。但是,对经济总量占西部地区GDP50%以上的县域经济不加支持或支持力度非常小,将会严重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大发展。金融危机在对我国东部外向经济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给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和历史机遇。

一是未来基础设施重点投资区域。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呈现出两大变动趋势:区位上从东部向西部推进,行政层级上从中心城市向县域推进。东部和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成型,未来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无疑是西部县域。金融危机则加快了这一进程,国家加大了对县域经济的投资力度,去年四季度以来中央2300亿投资中有130亿投向了县城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力度空前。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普遍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县域经济受到了重点倾斜,一些重点工程纷纷落户,部分工程提前开工,积极财政政策下县域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开始显现。

二是东部产业转移重要承接区域。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东部地区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弱化,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源开发型企业的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据测算,到2010年,仅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需要转出的产业,从产值上估计将达到14000亿元左右。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使得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开始出现。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西部县域经济将会承接更多的来自东南沿海的产业转移和大型资源开发类企业的直接投资,产业集群将会进一步形成。

三是消费型经济转型最大受益区域。目前我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差别较大。据《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6)》,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1980年西部人均收入相当于东部的70%,到2000年降到了54%。2006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是西部地区的1.5倍。新一届政府非常关注农民的增收问题,农业税的取消、种粮补贴的发放等惠农政策,西部县域农民收入同比增速明显加快。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政策,家电下乡等频频出台,西部县域经济受益最大。

二、把握机遇需要西部县域支行重新定位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照市场转轨的要求,连续撤并、收缩低效网点,加一步加大对中心城市的资源倾斜力度。西部地区尤甚。大多数西部县域支行的发展定位就是主抓负债业务,做上级行的“储蓄所”,只存不贷或多存少贷,资金运用主要是上存上级行获取利息收入。这一资金的转移现象被地方政府形象的将之称为“抽血机”。西部县域支行要突破游离于地方经济发展边缘的尴尬现状,把握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发展机遇,就必须确立新的发展定位,以定位引导行动,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

负债业务是根本。西部县域的优势在于负债业务,也是西部县域支行的立行之本。发展负债业务,必须把立足点放在储蓄存款,把挖潜的目光放在财政性存款和企业存款上,强本固基,打造立行之本。紧跟县域经济发展新方向,加大经济新兴区域网点布设,在未设机构的农村人口密集区设立自助银行,传统网点与电子渠道并行,富裕客户与普通客户分层服务,提升县域经济服务能力。加大财政性存款维护力度,强化上下级联动,做好国库集中支付和非税收入的日常服务工作,确保财政存款系统内循环。大力挖掘中小企业存款增长潜力,跟踪新项目,提供全程服务,寻找增长新源泉,不断做大负债规模,充分发挥县域支行资金聚集的基础功能。

资产业务是龙头。紧跟中央和省级财政在县域的重点项目,以财政资金为引导,优先配套信贷资金,重点支持。紧跟大型央企或省企最新投资动向,第一时间了解信息,强化上下级联动,做好服务延伸和信贷支持工作。紧跟产业承接项目,以工业园区为依托,以产业集群为主要支持对象,强化承接项目金融服务和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紧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放农户小额贷款和涉农企业贷款,提高对县域农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创新担保方式,积极探索农户合作联保、山、林、土地、水库经营权抵押担保。设计更加灵活的信贷方案。对周期长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农业项目,要设计有利于项目建设的长期用信方案;对常收常付的商业流通领域企业,要设计常还常贷的用信模式;对农副产品龙头加工企业,既要满足项目建设需要,又要满足其季节性收购资金需求。实施差别化的风险监管和责任追究机制。

新兴业务和产品是抓手。县域经济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按照经济发展的梯度理论,中国经济正处于发展热点由东向西的转移阶段,金融危机则加速了这一进程。西部县域经济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县域经济不同于城市经济,发展县域金融必须对城市金融发展理念进行扬弃,根据县域经济特点和客户群体量身定做产品,在交易中寻找风险和收益的平衡点,切实成为县域金融服务和创新的主力军。首先要结合县域经济特点,大力推广县域需求量大、接受程度高、潜力大的产品,重点可放在借记卡、理财产品、保险、基金等城市行已经普及的但县域正在兴起或还没有普遍接受的现代化金融产品,提升县域经济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水平。其次是把握县域经济发展新动向,以需求为导向,研发适合县域经济特点的新产品。要创新性加大对农村消费的支持力度,尽快研发与国家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相匹配的家电下乡、农机具下乡和汽车下乡的相关金融产品,发挥好产品的服务载体功能。再次,是加强与县域新型金融机构的合作力度。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县域新型金融机构正在蓬勃兴起,西部县域支行要积极探索合作开展业务的可能性,各取所长,发挥好大银行结算等方面的优势,延伸业务触角。

三、新发展定位急需加强外在环境建设

西部县域支行新的发展定位的确立,更需要政府、社会各界、县域支行及其上级行多方的共同努力。

西部县域政府:积极搭建产业基地、工业园区融资平台,依靠产业集群统一从银行争取信贷支持;对政府控股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进行整合,培育精品,壮大实力,争取创出几家获得国有大银行总行认可的担保公司;推动建立社会征信系统,实现银行、税务、工商、电力等部门的企业信息共享,使银行可能方便、全面了解企业的诚信状况;各级政府要大力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氛围,在中小企业贷款违约时,动员各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协助银行催收贷款,确保贷款安全;执法部门要及时满足银行采取法律手段催收贷款的诉求,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帮助银行保全资产,减少损失,全力打造借款人不敢违约、无法毁约的金融生态环境。

县域支行上级行:改变原有的对县域支行的发展定位,鼓励县域支行突破“单极式”发展,多条腿走路,支持县域支行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加大信贷投入,积极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在审批权限、信贷政策等方面给予西部县域支行以相应的倾斜,扩大个人消费贷款、助业贷款等个人、个体类贷款审批权限,满足县域富裕人群的消费和创业需求,扶持县域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尤其要在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问题上下大功夫,积极探索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多种担保方式并举,解决贷款难和难贷款的问题;强化县域支行人员培训,强化交流和岗位体验式培训,提高县域支行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

县域支行: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理念,积极转变服务观念,把客户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县域支行工作人员的唯一标准,改变“官商”作风;优化内部人力资源配置,改变机关人员和一线人员的不合理配比,压缩二线人员数量,充实一线营销力量;积极推进激励约束机制改革,面向市场确定收入,明确产品挂钩单价,严格落实产品买单制,做到激励明确,效果突出;打破原有的层级组织架构,发挥新型组织形式沟通链条短、市场反应快捷的特点,根据业务需要组建任务型营销团队,吸纳上级行和县支行的业务精英,加大县域基础设施、大型企业在县域投资、产业转移项目营销力度和服务质量,有选择型的介入资产业务;实行中小企业专业化经营,涉农贷款紧抓核心企业和核心农户,积极发展联贷联保等适合县域经济特点的担保方式,以持续创新和专业化经营化解经营风险,打造“品牌叫得响,客户认同度高,支持县域经济力度大”的新型西部县域支行。

【参考文献】

[1] 张光军等:关于农业大县支行内控问题的调研报告[J].湖北农村金融研究,2008(2).

第7篇：金融发展机遇范文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甘肃；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2.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145-03

1.引言

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是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对这个理论进行较多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早在1911年，熊彼特就指出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积极效应，并认为功能良好的银行通过甄别并向最有机会在创新产品和生产过程中成功的企业家提供融资而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1969年戈德史密斯通过对35个国家1860~1963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和研究后认为：在一个较长的分析期内，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大致平行，在一些国家，甚至还出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超出平均水平的金融发展关系这种情况。1973年肖和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中，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的信贷配给理论论述了金融市场的内生性缺陷，从而客观上对金融深化理论起到了补充作用。金和莱文在90年代中期提出了一系列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并利用实证方法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尽管不同的学者论述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积极的紧密关系。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探讨和研究。孟猛（2003）通过运用包含误差修正项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从实证的角度得出：长期看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深化之间存在供给导致的关系即发展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从长期角度看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史永东、武志（2002）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一种双向因果关系；沈坤荣、张成（2004）对金融的内生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发展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一部分，在调节经济促进发展上发挥正向作用，1991年证券市场的出现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反映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成熟和不规范。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学者利用各种方法和各种指标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分析大多是将中国金融业当作一个整体，很少注重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差距。本文以国内学者研究为基础，利用甘肃省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数据，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检验甘肃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据此得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2.指标和数据的选择

本文选取三个指标来衡量甘肃省的金融发展水平，第一个是金融相关率即C/GDP，其中C代表的是金融机构信贷总额，用它来反映经济金融化程度。根据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率的计算方法即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的比率。我们在此选取存、贷款总额即信贷总额来代替金融资产总额，这是因为对甘肃这样一个欠发达省份来说，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银行，而银行最主要的资产是存贷款，选取GDP来代替国民财富，这是因为GDP被通常认为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综合经济发展指标，金融相关率越大，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金融发展也就越快。第二个指标是证券化程度指标S/GDP。它指的是证券市场市价总额与GDP之比，它是反映证券市场经济化程度的指标。证券市值应包括股票、债券和基金的市值，由于股票市场在甘肃证券市场上占主导地位，同时我们所掌握的统计资料也难以查到全部证券的市值，所以我们把股票市场市值代替全部证券市值，而忽视了债券和基金市值的部分。第三个是保险经济化指标I/GDP，它指的是全部金融机构保费收入与GDP的比率。

除了三个金融发展指标以外，我们还需建立经济增长的指标，在本文里，我们以实际GDP作为衡量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用GDP*表示；以每年的GDP*环比增长作为衡量本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指标，用RGDP*表示。表1是我们收集到的各项指标从1990年到2004年的具体数据。

2.S（股票市值）是各上市公司当年的股本*该只股票当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累计之和

3.C为甘肃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

数据来源：《甘肃统计年鉴》、《甘肃年鉴》、《甘肃金融年鉴》各期，新浪网、证券之星

3.计量模型的建立

在建立模型之前，我们先以直观的图表表示甘肃省RGDP*、C/GDP、S/GDP、I/GDP的变动趋势，如图1：

从图中可以看出，甘肃省的RGDP*基本上保持不变，接近与一条平行与横轴的直线，但这也同时表明甘肃省的实际GDP保持着一个基本稳定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从1990年到2004年，甘肃省的实际GDP增长了3.5倍。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甘肃经济金融化程度、证券经济化程度、保险经济化程度也不断提高，经济金融化程度即金融相关率由1990年的151.10%提高到2004年的293.42%，净增142.32%；证券经济化程度有1994年的1.78%提高到2004年的16.43%，增长了9.2倍,保险经济化程度由1990年的0.84%提高到2004年的2.85%,增长了3.4倍。可见，在过去的15年中，经济和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根据图1所示，我们可以认为：

（1）甘肃省的经济金融化程度与实际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因为随着实际经济的逐步稳定增长，经济金融化率是大幅度提高的。这说明甘肃省金融发展迅速，金融资产总量不断增加，金融发展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2）甘肃证券经济化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关系。因为在1994~2004年，甘肃实际经济增长率呈不显著的上升趋势，而证券化程度先是快速上升，之后又大幅度地下跌。

（3）保险业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保险经济化程度是横轴上的一条水平线。这是因为甘肃地区保险市场起步较晚，保险业务规模小、保险公司数量少，居民对保险认同度不高。

根据图1，可以直观地看到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为了准确的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由于保险业务规模太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所以我们在模型中舍去了保险经济化程度这个变量，模型如下：

模型的Y表示经物价调整后的实际GDP也即GDP*，x1表示S/GDP，x2表示C/GDP，u表示随机扰动项。

4.相关检验与原因分析

按以上模型，利用甘肃省1990~2004年的相关数据，运用EVIEW3.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如表2：

从回归结果看,方程的拟合度R2为0.9522,调整后的R2为0.9402，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结果，这也说明了甘肃的金融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D.W＞du=1.36说明经广义差分变换后的模型已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关于t检验，模型中x2的t绝对值较大，通过的可能性很大，而x1的t绝对值较小，通过的可能性小，这说明x2与GDP*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而x1与GDP*的线性关系是非显著的，表明股票市场对当地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这一结论与哈尔锐斯的研究成果基本吻合，即“在欠发达国家，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非常弱的，而在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活动水平的确有助于解释实际GDP的增长率。”股票市场对甘肃经济增长没起到很大的作用，其深刻原因一方面是我国股票市场成立时间不长，甘肃省更短，直到1994年才有第一只股票“甘长风”上市，不规范的地方仍然很多；另一方面是股票交易与股票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很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股票市场上结构不合理，上市公司大多是国有企业，因此股票市场没能成为反映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此外，上市公司质量较低，投机性很强，资金大部分被大股东占用，未能把资金用来促进自身发展进而推动甘肃经济发展。在回归模型中x2的系数为正的3.09,这说明经济金融化程度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合的；同时系数值为3.09,意味经济金融化程度每深化3.09个百分点,才能使得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这说明甘肃的经济是靠高信贷增长为支撑的，金融的“高投入，低产出”问题突出，资金配置效率不高。

5.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经济金融化指标C/GDP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协调，金融存在“高投入，低产出”问题。②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有不显著的作用。③保险业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

针对以上结论, 我们提出了如下建议：

1. 调整信贷结构，优化投资方向，提高银行资金的运用效率

银行在信贷支持上最主要的是做好信贷的有效调节。一方面要在量上进行调节，保证信贷资金的适量供应，另一方面要在结构上进行调节，保证资金的合理投向，确保资金高效运用。甘肃省银行业和政府要积极协作，加强产业、行业信息的采集和分析，把握发展趋势，拓展项目范围，统筹制定技改项目支持重点，石油、化工、钢铁等重工业以及旅游业，它们既是甘肃省的传统产业，又是甘肃的优势产业，商业银行应增加对其支持。同时，在西部大开发的良好环境下，商业银行应在保证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对基础建设的资金支持，并对资金流向、运用情况要进行严格监控，防止投入资金的挪用和流失，使得甘肃金融高投入、低产出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

2. 积极发展、壮大、规范资本市场，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目前，甘肃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规模不大，市场体系不健全。目前，只有19家上市公司，仅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1.4%，且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不高，道德问题突出。因此要争取发展一些有潜力、运作良好的公司上市，并且积极推动本地区上市公司的重组，发挥其整合后的协同效应。同时要以主导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为基础，培育储备一定数量的准上市公司，争取上市融资或借壳、买壳上市，充实资本市场。积极利用债券这一手段，鼓励企业发行融资债券，吸引社会下闲散资金。通过不断寻求融资新渠道，整合内外各种资源，为甘肃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增强证券市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此外还须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制止上市公司、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

3. 促进保险市场快速发展

由于甘肃省保险业发展较慢，市场份额较小，因此甘肃省要有计划的批设一些新的保险公司，重点支持专业性养老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的设立，培育多元化的保险再市场，支持保险公司和其他各类投资主体参股后设立再保险公司。鼓励引导保险公司调整产品结构，拓展网上保险、远程理赔等新的服务方式，满足多层次的保险要求。同时要搞好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鼓励有经济能力的人参加保险，提高保险市场在甘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比重。

4. 建立中小企业投资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平台

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市场、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是目前甘肃省中小企业规模小、资信低，可供抵押的物品少，财务制度不健全，而且中小企业贷款单笔数量不大，频率又高，这样使得省内各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放款单位管理费用高于对大企业的相对费用，出于盈利性和风险性原则的考虑，各商业银行不愿向其贷款。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些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机构，为有条件、有效益、有市场的中小企业进行担保，提高其社会信用能力和向银行的融资能力。在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方面，尽管甘肃省已开始了有益的探索，成立了一些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但是目前从担保公司的运营情况看，其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还需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美] 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美]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 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 周翔等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1994.

[3]周立. 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4]沈坤荣,张成. 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跨地区动态数据的实证研究[J] . 管理世界,2004,(07).

[5]史永东,武志.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预测,2003,(04).

[6]王满,余锐怀,杨二保.陕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2005,(04).

[7]孟猛. 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对我国的实证分析[J] .2003,(01).

［作者简介］王晓鸿(1965-)，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金融理论与政策

程贵（1980-），男，兰州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第8篇：金融发展机遇范文

【关键词】金融深化 金融抑制 经济发展 房地产市场 税收制度 贸易自由化

一、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

（一）金融深化的概念

政府放弃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严格管制，使利率和汇率为反映资金供求和外汇供求对比变化的信号，从而有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金融领域的政府“管制”为“有效管理”，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优化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消除价格扭曲、市场分割、结构单一的现象，形成正的储蓄、投资、收入和结构优化的效应，建立起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金融抑制

1.概念。指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抑制的原因是政府为了刺激投资，要行政手段压低利率，抑制了储蓄的增长。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金融业远未达到成熟，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因而不能有效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2.结果。金融抑制的结果是金融浅化，即金融资产存量规模小、品种少、期限种类少。

抵押了各类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从而使金融资产的需求受到抑制。

二、当前中国金融深化的现状

（一）央行降息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21日晚间宣布，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央行称，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同时结合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其他各档次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并对基准利率期限档次作适当简并。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由3%下调至2.75%，而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由1.1倍基准利率扩大至1.2倍，公积金贷款利率跟进下调，利率市场化继续加速前行。过了“金九银十”的楼市暖季之后，经过11月份的央行降息，楼市也出现了小幅的回暖。只能说，楼市回暖是央行降息最好的反馈；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在其《2015年中国房地产前景报告》中写道，“包括最近降息在内的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公布后，抵押贷款申请将更加容易、房地产市场人气将改善，因此房屋销售量将开始企稳。”此次降息将进一步增强短期市场信心的确立，去库存增长，销售有望明显上升。不过，政策对市场的影响亦将根据市场情况存在明显的分化。降息等一系列政策短期来看，降息会让楼市迎来新一波行情，可能会集聚在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起作用，三四线城市仍不被看好，并且对于大多数二线、三四线城市来说，库存偏大、去化周期偏长的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

政府为了刺激投资，如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人为压低利率，虽然在短期内能够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改善部分房地产产出下滑带来的GDP增速减缓，但在房地产产能过剩，内在需求疲弱的背景下，同时也会加剧房地产市场泡沫经济的现象，一旦泡沫破裂，中国经济将遭受破坏性打击，不利于经济发展。

其次，人为压低利率，抑制了储蓄的，刺激了对实物资产的追求，而且由于借贷低廉，刺激了对边际收益很低的项目的投资，致使不合理投资增长，降低了储蓄使用效率。如房地产市场，在房地产产能过剩的情形下，央行降息，使对其的投资增加，储蓄减少，资本没能的到有效利用，不利于经济发展。

因此，如若政府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货币当局对控制名义利率乏力、反高利贷心理、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抱有怀疑等，而采取金融抑制战略，不仅会抑制储蓄的增长，降低资本利用效率，而且会刺激不合理投资的增长，如我国产能过剩的房地产市场，为了抵消部分GDP增速减缓，继续放任泡沫经济增长，可能会酝酿新的金融危机，阻碍了经济发展。

（二）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发展

中国是推动与各国、各地区进行自由贸易所付出努力最多的国家。目前，紧随APEC会议，中国在建自贸区20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在中国与韩国、澳大利亚自贸区谈判完成后，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有6个，涉及21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斯里兰卡和挪威的自贸协定，以及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协定和中国-东盟自贸协定（“10+1”）升级版。前不久，中国还再次提出推进亚太自贸区的设立。

中国这一举措引领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促进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为世界经济贸易上的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法。推动了亚太地区双边甚至自贸区的建设，这可能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其他持观望态度的国家纷纷效仿，有利于我国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与金融自由化相配合，有利于金融深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三）税收制度与经济发展

今年2月，税务总局公布了所有税务行政审批事项，自觉接受社会监督。4月份主动将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和就业创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程序，由事前审批改为事后备案，纳税人即时可享受税收优惠，小微企业受惠面因此增加30%以上。8月初税务总局取消和下放的审批项目，占国务院批准取消29项非行政许可中的33.3%。2013年至今，已取消和下放43项审批事项，并同步清理了与取消下放审批项目相抵触的文件和制度。今年国务院先后做出扩大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小微企业范围和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的决策，前三季度办理税务登记的小微企业有856.1万户，243.34万户盈利的小微企业中，有236.43万户享受所得税优惠，受惠面逾90%，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74.62亿元。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优惠政策惠及约2100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减免税款296.47亿元。这三个税种合计减免税371.09亿元。工商总局数据显示，3月至8月新登记市场主体同比增长61%，大多数为小微企业。税务总局积极落实贸易便利化措施，推动外贸稳定增长。在税收政策扶持和各部门协同配合下，外贸形势逐渐回暖。前三季度出口退税增长11%，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多项涉及税收政策和税务部门，因此，财政政策有可能会转向实质上的“积极”。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要体现在对中小企业的减税，对贫困人口的补助上，这些政策措施能够推进金融深化，促进经济的平衡、可持续的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

三、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第9篇：金融发展机遇范文

【关键词】碳金融；碳排放；碳市场；生态经济学

一、碳金融概述

随着全球气候问题的不断加剧，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低碳经济学兴起并不断发展。在这个低碳经济大背景大环境下，碳金融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兴金融工具，不仅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也为不断发展扩充金融体系。

二、碳金融发展路径研究

（一）碳金融研究基础

1.以科斯定理为基础

国外学者对碳金融的研究时是环境金融的延伸而来的。国外学者认为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且环境金融是环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对于碳金融的研究是从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特别是以科斯定理为基础。根据科斯定理的思想，学者大量研究了以界定产权的，具体来说是排放权的金融工具与市场体系，并将其应用于实践。京都议定书界定三种灵活机制就是科斯定理的一个应用。

2.环境金融的延伸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使环境的牺牲成本降到最低，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此基础上，环境经济学诞生。为了能够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实践，金融手段被广泛研究和使用。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越发的认识到气体温室效应的危害性，节能减排成为最重要的环保问题之一。当国际环境保护的重心转向以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为标志、以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这一议题时，环境金融便开辟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碳金融。为了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国际组织机构设计市场机制，使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转让。这些市场机制直接推动了全球碳市场与碳金融的形成与发展。

因此，就像刘丽巍（2010）所述，国外是从环境金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延伸出碳金融概念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揭示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融资作用以及环境风险管理作用，并用丰富的案例介绍碳金融的市场操作机制，把市场力量引进到解决气候问题的方法。

国外对碳金融的研究，是以国际碳市场为基础，重点关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和清洁发展机制（CDM）的运行机制与成效。

3.从低碳角度出发

除了从环境金融的角度出发。我国学者也从低碳经济的角度去研究碳金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减缓和适应国际气候变化，应该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需要金融支持并做出制度、产品、业务、市场等的创新性安排。即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高度，倡导在国内推行碳金融。

（二）碳金融工具发展路径研究

碳金融的产生与排放主要是由于许多实体经济部门的经济活动，通过何种手段与路径来控制实体经济的碳排放一直是碳金融的研究基础与研究热点。

最初，各国的减排手段是碳税，即采用征税的方式来提高企业排放成本。但是碳税这种方法有其固有的缺陷，一是政府很难获得有效的信息，进而制定有效地税率从而到达有效的减排量：二是，碳税容易通过价格被转嫁与消费者。

Sorrell and sijm（2003）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认为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和碳排放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地共存。只要有助于提高静态或动态效率的交易计划，这些政策工具的组合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共存的政策工具却提高整体减排成本，没有在进一步减少排放量作出贡献，因此在政策组合的目标和取舍必须是明确的。

三、碳排放权交易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市场化的碳减排手段，是碳金融体系以碳排放为基础和核心。国际碳交易市场在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干预下形成与发展，其中较为成功和成熟的的是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以碳排放市场为基础，金融机构创新衍生产品，促进了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与交易活跃程度。目前，碳交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基于配额的交易，买家在“总量管制与交易”（Cap-and-Trade）体制下购买减排配额，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就是基于配额的。二是基于项目的交易，买主向可证实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联合履行机制（Ⅱ）就是基于此的。

Rubin（1996）使用了连续均衡模型探了排放权的价格、银行与跨期借款。他运用最优控制理论分析框架下，探讨了分散的企业行为可以使联合成本最小，实现成本最小的方案。得出排放许可证价明确的解决方案的时间路径，讨论了当允许企业同时向银行借贷和只允许企业与银行的交易排放许可证的情况。同时排放权可以借贷的条件下的定价问题，表明减排的边际贴现成本应该不随时间变动，是固定的。由于均衡条件下，排放权应该等于边际成本，因此许可的价格应该随无风险贴现率增长。

我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也是积极参与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碳排放与碳金融的研究也成为了我国的学术热点。但是与国外相比，我国碳金融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碳金融实践程度也较弱。目前我国的碳金融研究多数为定性研究。

（一）我国碳金融研究方法

我国的碳金融研究主要从介绍我国目前碳金融的发展现状人手，指出当前发展碳金融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发展碳金融的对策建议。

初昌雄（2010）对我国碳金融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我国很早就开始着手通过政策引导信贷资源向节能环保领域配置的工作。2009年底，全行家分行全部开展了节能减排项目贷款业务，共支持全国34个节能减排项目，融资金额达到165亿，近几年注册成功的合作项目和签发量都得到了迅猛的增长，在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核证减排量一级市场上最大供应国。

（二）我国碳金融发展路径与对策

目前我国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均以开始着手发展碳金融市场与碳交易市场。但是相关制度与机制相对缺失。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发展我国碳金融市场。

1.完善碳金融的法律

碳金融的形成与发展不是自然而言形成的，是高度依赖制度与管制的。目前中国在国际碳市场上缺少话语权，碳市场制度与法规基本是由欧洲制定的。为了提高竞争力，保护我国利益，相关立法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国内市场，在碳排放上就没有有力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实体的碳排放的混乱，使得以其为基础的碳金融无法发展。目前并没有从立法上强制要求减排，近年来提出的减排目标也需要后续的额度分配、监测、考核、问责等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只有在统一的社会规范和协调的法律体系下，才能构建一个碳排放的约束环境，真正促进低碳经济与碳金融的发展。同时，健全的碳金融法律法规是确保中国碳金融业务规范发展的必要保障。

2.构建全国碳交易体系

目前我国已成立了四个碳排放交易所，包括成立于2008年的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组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体系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