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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艺生态学 电影《可可西里》 《阿凡达》(Avata)
在全球文化研究中,生态学已成为一门广受瞩目、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学科。生态学(EcologY)一词由德国动物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海因里希・菲利普・奥古斯特・海克尔(Ernst Hein rich PhiIipp AugustHaeckel,1834-1919)于1869年首先提出,简单的讲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科学。在我国远古时代的人们已具有了生态意识,但生态学理论的形成及其研究却是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虽然只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但其速度之快,影响范围相当之广。如今,在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美学和文艺学等多种学科领域中都有其应用和渗透,并为各学科的理论延深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生态学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更加紧密。在艺术界,艺术家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创作着大量珍贵的作品。作品以自然环境的恶化、稀有物种濒临灭绝、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等等这些表象,进入到生态学这一深层面,即最终表现出“人文关怀”这一主题思想。
一、文艺生态学
“文艺生态学”名称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学者鲍昌于1987年,在《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一书中指出:“文艺生态学是研究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其他各种因素同文学艺术进行交互作用的科学”。但当时“文艺生态学”未能受到广泛的关注。到90年代以后,全球生态危机让人们不得不去深思生态学问题,与此同时,在艺术界也掀起了表现生态观念的艺术作品狂潮。从此,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界中。文艺生态学”也就诞生了。2000年。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和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相继出版,使“文艺生态学”这一概念在我国文艺界初步具规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质疑声中与生态危机日渐凸显时,西方社会的文艺生态批评应运而生。生态学理念在电影中的应用,极大地表现在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同时也体现了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及人与自然的不协调。文艺工作者运用文艺蕴含的丰富精神资源,可望警示人类人与自然的这种对立关系。随着生态危机给人当代人带来的极其严峻的现状,大批的艺术界的工作者便将这纷繁严峻的生态现象。透过各种表现手法呈现给大众,透过影像的表面去揭示问题的实质,尽最大地努力去警示人类关注生态问题、提高全民的生态意识。
文艺生态学中的电影生态学,其研究方法也是系统、动态、开放和跨学科的,体现着和谐理念和人文关怀的思想。近三十年的努力,国内艺术理论界人士对文艺生态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极大地推动了文艺生态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在当下中国的电影界不少的批评家,对中国电影现象已经开始运用文艺生态学理论及方法进行评论了。余纪的《论电影的生态及其环境兼说电影观念之一种》一文中,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电影是“一种城市的艺术”、“审美主体主是要市民”等观念,即说明了中国电影所处的“生态环境”。还有曹霁的《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生态描述》、李景富的《保护国产电影的“生态环境”》和刘藩的《期待产业竞争力――从文化创意产业理论看我国电影生态》等文章中,都从生态学视角来进行阐释电影这门艺术的,使得生态学观念在电影中的运用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二、中国电影中的生态学表现
1895年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AugusteMarle Louis Nicholas,1862-1954;LouisJean,1864-1948),第一次公开售票,用活动电影机放映《工厂的大门》(Sortie des usinesLumi 6 re.La)和《水浇园丁》(Arroseur arros 6,L‘),从此以后,电影正式成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媒介、艺术和娱乐形式。电影艺术与其它的艺术门类相比,具有更宽泛和深刻的内涵。因而电影艺术具有商品、艺术、文化等多种属性。中国电影已历经一百多年历史巨变,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进程中,我国的电影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电影人始终遵循着“靠近群众、贴近生活、实际”的原则,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把握社会与时展的脉搏,深入生活创作了一大批思想深远、艺术精湛的优秀影片。
在众多的优秀影片中,以陆川的《可可西里》(2003年作品)为例;试析中国电影中的生态学观念。
【关键词】学生事务管理工作 台湾高校 特点 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0-0005-03
学生事务管理工作是高校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成为一个与“学术事务”相对应的概念。在中国大陆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被称为学生工作,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由学校党委集中领导,团委(学生处)、院(系)、年级、班级的纵向管理运作模式。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形势、高等教育格局的不断变化,高校传统的学生管理理念、制度、模式和手段日益显现出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需要用新的思路加以改革和创新。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一衣带水,同宗同源,学生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有很大的相似性,其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在借鉴西方高校做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完善,形成了一些自身独特的特点。因此,介绍和探讨台湾致理技术学院学生事务管理的做法和经验,可以对大陆高校学生工作提供良好的借鉴。
一 台湾致理技术学院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基本情况
台湾致理技术学院成立于1965年,原名为台湾致理商业专科学校。2000年8月,升格为台湾致理技术学院。现有学生近万人,共有1个整合性研究所及14个系(科),分属于商业管理学群、资讯学群、人文与生活应用学群。目前该校在台湾私立大学中口碑较好,有“三高学府”之称——证照总张数高、毕业生就业率高、雇主满意度高。
台湾致理技术学院学生事务管理工作成效显著,多次获得台湾“教育部”的表彰。如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三年中,连续被台湾“教育部”授予“推动品德教育成效卓越绩优学校”、“推动生命教育与自我伤害三级预防绩优学校”、“大专院校办理志愿服务、服务学习绩优学校”和“推动服务学习课程绩优学校”等荣誉称号。学校的学生事务管理工作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政策制度和运作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组织机构
台湾致理技术学院专门成立了学务处,负责学校的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它是学校的二级行政单位,不是一个短期的功能性单位,自我定位为“服务型”单位。学务处以“诚信养品德、宽柔利人际、服务兼行善、健康启活力、创新求发展”为工作目标,通过规划研究、课程实施、举办活动、提供咨询等方式,以让学生成为身心健康、拥有良好品德、优质、自信的青年。
2.人员构成
台湾致理技术学院学务处(以下简称为学务处)共有44名专兼职人员。有学务长1人,全面负责全校学生事务工作,副学务长兼军训室主任1人。下设军训室、生活辅导组、课外活动指导组、学生辅导中心、服务学习中心、卫生保健组和体育运动组六个科室。军训室由副学务长和生活辅
导组组长兼任。生活辅导组有组长和办事员各1人。课外活动指导组有组长1人,办事员3人。学生辅导中心由专兼职人员构成,专职人员中有组长1人,办事员9人,兼职人员6人。服务学习中心有组长1人,办事员3人。卫生保健组有组长1人,办事员4人。体育运动组有组长1人,工作人员10人。其工作结构见下图所示:
3.工作职责
学务处高度重视工作职责分工,从组织层面上看,学务处及其下属科室,均有制定的工作职责,明确职责范围。从个体上看,上至学务长,下至每个科室的组长和工作人员,都制定自己的工作职责,分工明确,层层负责。
4.制度建设
学务处注重制度建设,在学务处网页中,提供学生学务工作制度下载专区,供学生下载和学习。所制定的制度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有《学务通则》、《学生操行成绩考查办法》、《学生奖惩办法》、《学生改过、销过辅导要点》、《学生服装、仪容辅导要点》、《学生禁(戒)烟辅导实施要点》、《延休学业辅导要点》、《学生请假办法》等30多个有关学生日常生活、学习、奖惩的规章制度,内容翔实,操作性强。同时,很多制度在工作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修订、完善。如《学生申诉处理办法》,从2000年6月16日校务会通过以来,到 2012年7月10日,已修订了9次,而且每次修订以后,都要由台湾“教育部”核准。
5.特色活动
第一,产学合作项目。学校通过开展体育活动、小太阳儿童电脑暨英语体验营、两岸大学生联合志愿服务和圆孩子读书梦等活动,让学生了解社会实际,筹募资金,以发展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据不完全统计,从2008~2011年,台湾致理技术学院学生从台湾各企业共筹募资金571万台币。
第二,跨校性研讨会。从2008~2011年,台湾致理技术学院共举办了《构建多元优质校园——促进品德提升方案》、《学生权益申诉》、《学生自治组织财务知能》、《学务与辅导工作创新之规划与实施》等多场研讨会。
第三,开设通识课程。台湾致理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开设的通识课程,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其通识教育提出旨在建构文化、资讯、关怀与创意的博雅知识的发展目标,以“通识3C”(Culture文化品味、Character伦理品德、Ecology生态品质)规划教学行动方案,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开设了品德教育、服务学习、文化关怀等课程,深受学生的喜爱。
【关键词】人;自然;和谐;发展;生态;伦理观
生态伦理观是现代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过程的重要基石。生态伦理学的研究逐渐由理论上升到现实的高度,这在不同程度上催生了人与自然全面和谐发展的观念。
一、西方生态学主要派别及观点
西方生态主义哲学是当今世界解决环境问题中颇负盛名的研究学派。包括环境伦理学、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等具有代表性的伦理学在内,为世界范围内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生态伦理学的流派主要有: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和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生态整体主义。自然主义生态伦理观的核心概念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对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的确认,是自然主义生态伦理观的价值论基础,自然界固有自然之价值。后三种派别普遍认同以生态伦理学由人的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领域,最终形成道德的共同体。这派别都是西方生态学后现代主义的具体体现。
以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环境伦理学派,主要观点是:依靠人性的自我规范和道德关系的进步,可以成功冲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误区。环境伦理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起一种以自然价值为主的生态价值内在价值论。他阐明维护神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是人对环境伦理必须担负的责任。他认为:“原野是产生生命的根源,也是其本身内在价值的显现,历史和生态学方面的价值都是靠其内在价值来实现的”。生态伦理的普遍化就是强调承认物类之间的内在价值,在大自然进化的生态系统之间,人类是期间的一份子,人类在加入之前,其他物种的生态价值就已然各就各位。大自然的客观存在性,使得人的加入并不能完全改观其客观存在的价值性,人类的存在,是要对自然富有义务的存在。
以诺顿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倡导者,主要观点就是环境伦理学,以谨慎理智的思考,协调人类欲望与世界观之间的关系。以伦理道德,将任何破坏自然的行为都视为不道德和必须斥责的行为,不必将内在价值赋予非人类的存在物。另一人物墨迪认为:人类不独有比自然界其他事物更高的价值,肯定了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的价值,把更多的价值赋予自然物。
西方后现代生态伦理观,倡导自然界合适些发展,主要以规整和协调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和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和协调关系。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人是大自然和宇宙的一份子,对人而言,生态自然体现着某种生态伦理价值。主要观点为:人与世界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包含在社会中和自然中。整个生态伦理观世界,就是“人—社会—自然”之间符合系统观点的具体体现。在这个特定的系统之中,包括地球上一切生命在内,都是以生态学的模式以网络状向外延伸。在这一系统之中,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元尊重。生态环境的建设,始终是人类追寻的最终目标。
二、中国生态伦理学
中国生态学有丰富的人文和系统内涵。古代学问以“天道”和“人道”作为社会制度和伦理规范。“天人合一”生态理论体系,就是在中国古代学说体系中寻求最终支柱的概念性内涵。
(一)传统资源
中国文化的根本的特性就是关注生态。珍惜生命。从东汉时期,许慎以“观鸟兽之迹”解说仓颉造字汉字体系的来源就是生态伦理学。在长期的生态伦理学观察中,汉语生态学基本结构从“阴阳”、“道理”、“乾坤”、“天地”、“国家”、“社稷”的等词汇中,衍生出对生物和环境关系之间的深度内涵。在中国文化的生态艺术之中,甚至还有“师法自然”、“巧夺天工”的等个性艺术,甚至中国传统化的称谓中,以“山水画”的生态景观,都自成中国资源体系构建中风,富有生态哲学的完整系统。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渊源流长在传统资源中,有深刻鲜明的体现。
(二)生态伦理观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发展趋势和现状
必要性:中国生态学体系的创立,是因为中国生态学的思想爱你个内涵中,包含着特殊的概念和理论,无论是思想方法还是观点,与现代科学之中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现代生态伦理和中国传统伦理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兼容情形。现代生态研究学者要想循着中国古代的生态学思想和生态学理论的发展轨迹,及必须系统性的对生态学予以直接的了解。生态伦理系统的创立看,需在有具中国化特殊意蕴的生态学向之中产生,将中华文化的生态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还必须对中国古代生态学的思想和理进行批判性继承。这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时,就能更客观更迎合时展潮流。它是关系到中国生态学发展前途的大事,也是推动现代生态学全面发展的大事。
发展趋势和现状:从中国现存古代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成就证实,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发展从远古时代就已开始。从墓葬出土的文化遗迹显示,传说中伏羲女娲时代和神农炎帝时代就已经诞生了中国生态学。我国两大河流(长江黄河)流域文明,也见证了文化艺术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而在《周礼》记载的科学文化发展中,就已经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生态理论体系,此后的两千年封建文明时期,国家统一和强大刺激中国生态学的迅捷发展。在江河治理、城市建设、园林和园陵建设方面,“风水”的理论体系就已经初步系统化。中国唐宋诗歌的鼎盛时期,“山水田园”诗派和唐宋时期的“山水画,都使得生态学应用原理与时俱进。清朝的“京剧”舞台艺术之中,也衍生出了优秀的品种,甚至在中国举世闻名的中医疗法理论体系中,环境医学的影响不容小觑。中国提出建立生态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已经焕发出时代的魅力。
中国生态学现代系统理论,融合古代的阴阳理论和五行理论,衍生了“气数理论”和“形势理论”,全球生态学模型,中国生态学等中国人类生态学。在理论提出上,有“生态因子对”,假说“生态奇点”和“生命理想常数”,积极从理论和实践上尝试完善和发展中国生态学的理论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正在向世界靠拢,以对人类幸福生活贡献力量,尤其是在基本的生命特征面前,中国生态学的观念和内容都在朝着质的方向迈进,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中国生态学科学价值和伦理意义,正在朝着完好的方向发挥它的作用。
(三)争论及主要观点
“敬畏自然之争”有人强调“灾难可能是一种来自上苍的警示,灾难也可能是一种提示人类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预警系统,地震监测网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对大自然心存敬畏。”这在直接程度上,是在争论的前奏。以自然灾害为契机,界定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这与负面影响渗透融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场敬畏自然之争,是两种不同的生态伦理之争,是两种文明理念之争。反敬畏派依然延续工业文明的思路,强调发展,对自然的征服;而敬畏派则已经指向了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渗透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是现代科学必须予以重视的议题。“克隆人”,转基因,使得生态和生命之间的争论愈加明显,环境污染已经扩散到太空,核污染、化学污染、地球污染,化学污染……长此以往,人类已经再无立足之地,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刻不容缓。
中国在生态学的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这是人类对社会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支柱,也是日新其德,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人与自然融合的生态学,是和谐的生态学,也是生态伦理学实践的结果
我们在挖掘和整理时,不考虑时间因素的生态学研究是一个“天”大的失误。如鸟类的迁徙、鱼类的洄游,演替现象、冬眠现象和流行性传染病,都必须在完整的时空体系中进行研究。地球生态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基因流、物种流、资金流……都是大的时空体系中的生态学现象,不了解这一基本生态背景,就不能够正确认识任何生态学问题。在争论中西方生态伦理观之间的相关冲突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偏坡面,以道德劝说实现改变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成效和价值多大,还需要长期的检验。
在中国生态伦理观点中,内部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除了由生态伦理观的多元复合性质决定外,还因中国多民族的民间生态观念差异和现代社会以“治理”替代“统治”的时期。中国古代经营文化的浸润和现代生态伦理观点的耦合,期间也涵盖着许多相悖的因素。民族之间风俗习惯和道德禁制的不同以及“神论”观点的混杂,使得伦理道德在宗教面前相对淡化了生存的土壤。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时,现代许多国家由单方面统治向以法律法规治理国家的局面,以便于以法制性强制手段,组集中实现社会经济和文化中民间的强制规制。甚至在国家政策之中,民间的生态与资源保护自发的吸纳民间生态保护,共同致力于国家生态文明的建设。
人类文明的高度发达,自以为将自然命运握于手中的错误认识,是生态伦理观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2003年的“非典”疫情开始,中华民族大道上,产生了破坏性的力量。在自然这股难以挽回且无法把握的毁灭性力量面前,危机的消除不是靠技术能力就能轻易消解的,缺乏必要的伦理意识,不能从根源上杜绝自然带个人类生存生活环境的破坏。
(四)理性研究与反思
仔细商椎自然的内在价值,遵循自然规律,重塑人类在人类道德中的地位,是现实世界中思考生态伦理观中必须关注的问题。认为,自然界都是在任的实践活动之后改造成的自然界,其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与恶化关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道德伦理观念中,生态主义哲学和人的道德义务整个发展都要归结到生态发展的具体哲学之中。环境伦理学的整个生态系统都是要以纠正“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性而存在的。
在日益激增的人与自然矛盾之中,要想获得生态伦理学的良方,必须遵循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规律增进人的智力。在道德层面上,将自然价值凌驾于自然事实之上,将自然教育渗入到自然生活之中。人类要顺应自然运行,相对意义上改造结合控制自然,以道德诉求来应对自然。
生态伦理学倡导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生活方式”,主张提高生活质量来提升生存质量,这种发展是“持续生存的发展”,是对传统伦理学理论的创新。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伦理思想,生态伦理学正在朝着深层次方向发展,在社会范围内要引起广泛的关注。中国的生态伦理学尽管在理论上处于高度发达的状态,但是在现实应用面前,还不能实现同澳大利亚国家一样的状况。构建正确的生态伦理观,是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寻求人类的和谐创新,进而形成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道德理论前提的建构。
澳大利亚能以一个高度文明的生态建设,实现国内污染浪费的最低值,最终使苍蝇改变生活习性,成为采蜜造福国民的益虫,这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绝不是一句空话。以坚持节约用水、保护环境为国策的生态伦理建设,实现节约能源、保护水土、保护物种。共创和谐的文明国度。
在关于生态伦理观的激烈争论中,不仅仅是对自然的态度,更折射出对人类文明本身的反思。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只会换来自然肆无忌惮的报复,人类顺应自然,遵循生态伦理观,也相应的得到了自然的馈赠。再度审视人与自然关系,依靠人的先进觉悟和观念提升突破生态伦理建构难题。在生态伦理发展中,必须在以实践和“公正”,实现真正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生态发展观,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却忽视生态建构实践内涵。
三、结语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必须了解世界范围内生态伦理观研究现状,根据具体的情形实施合理化构建。科学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营建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地球。无论是自然发展,还是人类历史变迁,都要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而后才能更好地发展,无论是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一个民族而言,都是一件至关重要大事,摒弃“以人为中心”的生态理论,找出发展中的难点和重点,可以更客观的在世界范围内实践科学发展,实践具体的生态伦理观。
参考文献
[1] 李霞.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5.
关键词:福斯特;辩证的自然主义;生态学;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4 ― 0040 ― 03
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要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生态理论,特别是自然辩证法为指导思想,而辩证的自然主义是福斯特所阐释的生态学思想的核心,是其生态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提出了辩证的自然主义这一思想。〔1〕他围绕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发展轴心,在批判传统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和批判西方社会与自然辩证关系基础上形成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即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笔者对福斯特著作的翻译及解读研究、福斯特与其他西方生态学者思想的比较研究、福斯特生态学思想主要理论研究、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的评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剖析,以期展示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研究的理论动态,为今后对福斯特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系统化研究做出新的探讨,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镜鉴。
一、福斯特著作的翻译及解读方面的研究
《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脆弱的行星》、《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是福斯特主要的著作。其中《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对福斯特如何挖掘马克思唯物主义当中蕴含的生态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做了介绍,提出了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为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在《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中,福斯特对造成当今生态危机的诸多因素进行了分析,对主要因素做了讨论介绍。《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一书向人们道出了经济和h境的两种疾病,“如果环境遭到污染,经济出现疾病,那么,造成以上两者的疾病均可在生产制度中找到。”〔2〕目前国内对《脆弱的行星》一书专门研究的成果还较少见,该著作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的历程。
福斯特生态学哲学思想把理论中的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到了一起,经过福斯特重新构建成为哲学的新形态。〔3〕胡莹认为,福斯特为生态学的思想的哲学基础,即生态学唯物主义的确立做出了贡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社会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福斯特正是在马克思这一有机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引下从生态学的维度重新构建了生态学唯物主义,建立起了生态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为从生态学的角度认识提供了新的视野。〔4〕
目前,国内有关福斯特著作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原著内容的翻译和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内容和主要理论的阐述上,而对其思想体系构建方面的研究还很少涉及到,特别是对其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的研究还较少。
二、福斯特与其他西方生态学者思想的比较
福斯特生态学思想与其他西方生态学者思想比较的研究是国内研究的热点。施密特生态学思想与福斯特生态学思想比较研究方面,郭剑仁认为,在自然概念解释上施密特与福斯特都坚持了马克思自然概念或主题,同时二者也在自然哲学、唯物主义和物质变换这三个研究主题上的思想的不同。〔5〕在福斯特和奥康纳生态学思想比较方面,侯子峰指出二者在对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阐述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辩证法的理解忽视了辩证法中存在的丰富内容及其作用,过于简单地追求自然解放。〔6〕
唐正东从生态维度的视角出发,对福斯特、奥康纳和利比兹的生态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从而指出三者在生态学思想学术路径上存在的差异。唐正东认为,福斯特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与奥康纳和利比兹不同的是,他的生态学思想着重从道德的层面来理解生态危机,寻求消除生态危机的出路。〔7〕蔡丽丽认为,福斯特是通过理论中有关生态和生产方面的主要理论来解释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8〕田世锭对哈维和福斯特在生态学观点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哈维的生态学思想与福斯特生态学思想是相反的观点。〔9〕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福斯特和奥康纳生态学思想都是对构建理论新形态的探索,也是对解决当今生态环境问题探索。
三、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研究
福斯特生态学思想总体性研究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郭剑仁认为,福斯特生态学思想不同于以往西方生态学思想,特别是福斯特关于生态学思想中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阐释上,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方面都反映出福斯特对自然辩证法的新认识、新思想。〔10〕福斯特生态学思想是生态学思想的重新构建,〔11〕是理论新的发展,是对理论在当今社会生态危机方面的应用,向人们有力说明没有过时。〔12〕
概括起来,以上这些研究仍然是对福斯特生态学思想进行梳理、论证和发掘,对福斯特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的专门研究还很少提到,对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哲学基础的探讨还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在福斯特生态学研究上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四、福斯特生态学思想主要理论研究
福斯特在物质变换裂缝论基础上实现了对生态学的重建,以独特的视角将生态学延伸至理论与生态学理论之中,实现了生态学的新发展。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全部理论的核心就是物质变换裂缝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为生态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3〕
曹立华认为,福斯特生态思想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反生态的批判和反思,是对的一种生态学解读,它丰富了马克思生态W思想,拓宽了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领域。但是他又指出福斯特生态学思想中新陈代谢理论的不彻底性、生态社会主义目标的“乌托邦”性以及生态社会革命条件的欠缺性。〔14〕余金龙指出,福斯特生态学理论的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生态观,通过这种生态分析当代环境和生态问题进而将社会变革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变革联系在一起。〔15〕
由以上对福斯特主要生态学思想理论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些研究是对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相关内容和理论来源及其形成背景的研究,依然存在对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和贯穿其中的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研究薄弱的问题,在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也较少。
五、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的评析
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对其思想的评析也存在很大差异。在西方,福斯特被誉为“生态学复兴的主要建筑师之一。”〔16〕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高度评价他说:“在这个生态危机不断增长的时代,福斯特的声音那样引人注目,无人能与之相比。”安伦・鲁帝认为,福斯特把生态学同“物质裂缝分析”等同起来,拒绝西方的传统是不对的。美国生态学者奥康纳否定了福斯特自然唯物主义生态学的观点,构建了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哲学。
在国内,郭剑仁认为,福斯特生态学思想是对理论从生态学视角地重新建构,〔17〕是马克思生态学理论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意义的再现。王雨辰认为,福斯特的生态学理论是对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重建,是一种生态政治学。〔18〕陈学明指出,福斯特对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批判就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只要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革资本积累规则,就不能真正构建和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19〕他从研究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出发,通过研究福斯特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的阐释展示了福斯特生态学思想内容。〔20〕还有一些研究者分析了福斯特是如何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出发解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的,得出了福斯特生态学思想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福斯特的生态学思想是一种生态文明思想。
综上所述,有关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这些成果对福斯特生态思想进行研究的文本来源还比较少,研究领域还存在片面性,福斯特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等领域还需要拓展。其次,研究框架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对福斯特生态思想的研究基本都是从其思想的某一方面进行的,而对福斯特生态思想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不同时期福斯特生态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最后,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的真正含义及其当代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形成统一认识。笔者认为,辩证的自然主义思想是福斯特生态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核心内容,学术界应该增加对这一思想的研究,因为这有利于把握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的内在逻辑,有利于领会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的精髓,也有利于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进行探索。
〔参 考 文 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锋,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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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生态理性;生态翻译学;整体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广义的生态理性指一种行为模式的理性,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翻译生态理性,是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生态翻译学由胡庚申教授提出,是根植于我国本土的译学理论,其哲学基础深厚、体现中国文化元素,紧跟时代脉搏,为翻译学诸多方面提供了崭新的范式。胡庚申认为“以生态理性为宏观指导的生态翻译学,表现为一种整体性思维、有机思维、关联思维和过程思维,既注重分析与综合的结合与统一,又注重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行为的影响与制约,既强调‘译学’、‘译论’、‘译本’的贯通整合,又追求翻译生态宏观、中观、微观的整体协调。①”他将翻译生态理性归纳为:注重整体/关联、讲求动态/平衡、体现生态美学、关照“翻译群落”、提倡多样/统一。为方便陈述,笔者将其称之为翻译生态理性“五原则”。
本文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生态哲学观点、文化生态翻译观点解读生态翻译理性的理论基础、概念,并探讨生态翻译理性“整体性思维”在译学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
二、翻译生态理性与“整体性思维”
生态理性是较为抽象的哲学概念,将理性的思维方式纳入到生态学的研究中,体现出“生态―整体”观,是一种“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特别推重整体精神②”。
世界是运动的,是关联的,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生态系统作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形式,包含了抽象和具体的概念、是生物体存在的各种形态、物质和精神的整体,“精神结构的整体,不独限于人类,而普遍存在于物种生命,人之为人在于他能有意识和目的地构建世界精神意蕴和万物生命意向。①”
翻译活动是人类跨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的人们以各种希望、意愿、诉求为终极目标,通过意义的转换、传递,被异国文化所接收、认知、接受。这个过程中,人的活动带有意识和目的性,翻译的过程体现出人们精神世界的构建和形成。因此,将翻译活动纳入生态系统整体性的探讨,完全符合其自身规律和性质。如下图:
生态是指“悬搁人事”、“自然”地看待人与世界存在,“摆脱旁观者态度”,“行为地把握动态流变的世界”,“生态根植于整体关联,历史地把握世界与生命存在。①”人在生态理性中具有重要作用,只有人才能具有高级的思维、理性的行为模式、历史的视角、继承的观点。
人类的翻译活动自古有之,从译者的隐身到译者主体,从原文本凸现到译者的创造性翻译,从语言对等到功能主义、目的论主宰,从翻译研究语言学中心到文化转向,从美国文化霸权到多元系统论、后殖民主义, 从父权主导到女性主义翻译,纵贯中外翻译研究发展史,每一次变革都离不开人们的意识,离不开人类的诉求和参与。因此,语言、文化、社会无不打上人类思维活动的烙印,翻译活动不是孤立的,无法与语言、文化、社会系统割裂开来。因此,若将翻译视为生态系统,毋庸置疑,人的因素应该置于最核心位置。
在生态理性下的“翻译生态”可定义为:“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这里的主体是广义的,即参与翻译活动的一切生命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而外界环境可包括与翻译活动有关的自然经济环境、语言文化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①。” 胡庚申所指出的翻译生态理性“五原则”在翻译生态系统中具体表现为:“注重整体/关联,即不能孤立局限于某子生态系统或某一相关利益者”;“讲求动态/平衡,即关注翻译活动主客体之间、翻译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体现生态美学,即在翻译学研究过程中,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一直追求美,讲求‘对称’、‘均衡’、‘对比’、‘秩序’、‘节奏’、‘韵律’等审美要素和生态审美原则”;“关照翻译群落,即生态翻译学研究重视译者、重视人的因素”;“提倡多样/统一,对于实现多样统一的宏观译学系统架构和中观理论体系构建都有统领的意义。②”
此“五原则”处于较为宏观的论述,但其体现的整体性、辩证性的思维方式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下面笔者将探讨生态翻译理性在翻译生态系统微观行为中的作用。
三、翻译生态理性与“文化生态翻译观”
翻译生态系统指“由特定空间内翻译链中个元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翻译生态学单位。翻译生态系统由诸多不同层次的子系统构成,纵向无限可分, 横向互为环境。 [1]”从翻译本体系统角度划分,翻译生态系统包括: 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翻译标准等子系统。
众多翻译理论对以上子系统的研究层出不穷,关于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翻译是语言活动还是文化活动、翻译是技术还是艺术再创造等争论不绝于耳。生态翻译学抛开以上观点,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得到启发,另辟蹊径,将翻译过程视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提出“确立译者为中心翻译适应选择论” “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翻译观” [2]此观点大胆创新,为生态翻译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人与其它生物虽然都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将精神世界纳入的生态理性亦适用于翻译生态环境,但这里的前提是,带有意识性的生态理性,这一点是人与其它物种的差异,因此,也是翻译生态系统的突出特点。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单纯从进化论推导出“确立译者为中心翻译适应选择论”略显单薄。
同样是提出“适译”论,吴志杰认为“‘适译’的文化生态翻译观,提倡适量、适宜、适度的吸收型翻译,其目的便是使翻译适合文化生态发展之‘道’,促进全球文化生态系统的多元性与创生性。③”该观点站在文化、历史的角度,强调“人作为一种文化动因(cultural agent),在到达一定历史阶段时,必然也必须理解生态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的‘大道’,超越个体甚至种族的狭隘利益而成为推动文化多元与创生的超级存在者。正是人的这种超越性使得文化生态从根本上与普通生态学区别开来。⑤”笔者认为,这里“人的超越性”和生态理性关照下的“人的意识性”是同质的。“文化生态学虽然接受了生态学的一些思想,尤其是推崇多元与创生的价值观,但从根本上讲还是与生态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文化的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人。”也论证了此观点,即人的主体性,人在文化中的主体性,在翻译中的主体性。翻译生态理性所强调的“整体性思维”,亦是以人的翻译活动为中心的整体性思考,这其中包括了“翻译群落”、“翻译生态环境”的所有因素。而胡庚申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总和,‘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论把译者推向译论的前台,使翻译理论建立在真实的、具体的译者基础上,对译者的自重、自律及自身素质的提高有促进作用。④”冷育宏质疑“生态翻译理论下译者真的是‘中心’吗?”,尖锐的指出“生态意识下的译者不应作为‘中心’出现,而应成为翻译生态环境中的普通成员,和环境中的其他成员进行平等对话④”。我们不难看
① 方梦之. 论翻译生态环境[J]. 上海翻译, 2011(1): 1-5.
②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 2011(2): 5-9.
关键词:教育生态学;课堂生态系统;信息技术
作者简介:杨易(1988-),女,湖北孝感人,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贵州 贵阳 550000)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34-0044-02
信息化课堂教学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整合的实施路径,也是当前我国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随着生态学观念在教育学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国内外很多学者也曾用生态学的规律和原理来分析、研究教育学系统中的各类问题。教育学和生态学融合的结果使产生了教育生态学这门边缘性的交叉学科。它的出现为更好地解决教育教学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当今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将信息技术与课程进行深层整合,完善信息化课堂教学这一目标。本文运用生态学的规律来解释和分析信息化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实际教学起到一些指导作用。
一、生态学规律在课堂教学中的体现
生态学与教育学的融合形成了教育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由此定义为交叉学科。而在教育系统中,课堂是它的一个子系统。因此,教育生态学理论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就形成了教育生态学的微观研究领域——课堂生态学。它基于教育生态学的规律来研究课堂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从而对课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进行调整、优化。
1.生态学规律对教学内容的影响
对于课堂教学的生态规律研究,就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解释课堂教学现象的成因,找到促进课堂教学的效率最大化、学生知识增长最大化的方法。那么如何安排教学内容显得尤为重要。生态学的“多样性和主导性原理”认为:一个成熟的系统必须有多元化的结构和多样性的要素才能增加稳定性;必须有优势的要素主导才有发展的潜力。[1]可以得出,应该改变以往陈旧死板的教学内容,安排和设计多元共生的教学内容,积极吸收符合时代和社会进步趋势的先进知识,充分地融合社会环境中的经济、科技、价值观等多元化知识,为课堂教学这个微观生态系统创造多元化知识环境。“多元化和主导性兼顾”给人们在具体教学内容上的启示是教学虽以教材为本,但应不拘泥于教材。教师在现实教学中要敢于脱离教材的局限,引入新理论和内容,丰富教学内容。把所有有利于学生发展的知识引入教学,传授多元化知识可满足学生的多元化知识需求,但鼓励多元化知识融入课堂并不是让教师弃用教材,还是要让教师认识到教材知识的主导作用、课本知识体系较为系统的优点,是有助于学生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的。[2]
2.生态学规律对教学方法的影响
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统一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会表现出协同与竞争、一致与矛盾、平衡与失调等状态。课堂生态系统作为教育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包括教师、学生、课程、环境等多个生物和非生物因子。当这些生态因子之间融洽和谐发展,课堂生态就达到一种平衡;当其中一些因子改变而打破原有平衡,则必须引起其他因子的调整,甚至是系统的调整来适应这种改变,从而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生态学联系、动态、平衡、和谐的基本观点。[3]在课堂教学中,课程内容的改革以及师生关系的全新定位都属于教学系统中生态因子的改变,保持平衡的对应方法就是教学方法上的创新。好的教学方法就是让系统重归平衡的生态因子,是能有效调动学生学习动机的途径和办法。教师使用生动有效的教学方法的目的是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让学生愉快地完成学习任务,促进学生主动地学习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应用互动性教学方式、开放式地教学授课,为学生创设教学情境,并继续探索调动学生积极性的途径。这种在方法层面的创新,其目的就是创造开放的、积极的、动态的课堂,使学生真正乐于学习,并能从中获益,实现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
3.生态学规律对师生关系的影响
课堂生态中既有进行教和学活动的生物环境——教师和学生,也有非生物环境——课程、教室环境等。无论生物环境还是非生物环境,每个构成该生态系统的因子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只有这些因子相互依存、互惠互利、和谐共处才是教育领域努力追寻的理想状态——共生关系。那么作为教育主阵地的课堂,必然也该确立共生的观念,以求课堂系统中各个生态因子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4]因为教师和学生是课堂生态系统的能源,是教与学活动的主体,所以师生间的关系对整个课堂生态系统的影响更为突出,师生间也应该建立共生的生态意识。师生关系主要指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发展并逐步稳定的一种人际关系,近似等同于教育学的关系。如果师生间的关系是机械的“教-学”关系,那会让学生丧失对知识自主探究的精神,教师主导一切使得教育生态系统面临失衡的危机。生态学的“反馈原理”说明生态因子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当两因子之间作用相互放大,彼此促进,系统会朝正方向增长;当相互作用互相抵消,彼此抑制,系统会稳定现状或者徘徊不前。[5]教师和学生作为教学系统中的生物因子,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因子,两者应该有合理的生态位。教师要转变角色,做“平等中的首席”,完成应有任务:组织、引导和参与学生学习活动。同时,教师应该提炼自身的人格修养,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转变旧有的教学意识,成为学生的榜样、向导、朋友。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需要教师和学生之间互相理解尊重。教师和学生是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关键性和决定性因子,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助、和谐共生的关系是教育生态系统持续平衡发展的重要前提。[6]
二、生态学规律在信息化课堂中的体现
1.生态位原理与信息技术滥用
生态位原理是指系统中每个因子(或物种)都有不同于其他物种的地位和功能。与生态位原理相反的是使资源无法共生的竞争排斥原理。从课堂生态系统的角度看,每种教学手段和工具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有自己的生态位。这种生态位不可被取代也不能被消除,它们共同决定着教学的成效。客观上讲,就是传统的教学手段(如板书)和现代化教育技术在课堂中的应用(如幻灯片)都应占有一席之地,切不可因为大力宣传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而全盘否定传统教学手段的地位。如果彻底否定传统的教学方式而使信息技术使用过于泛化,不仅会造成教师教学的懒惰行为,也会让学生接收知识的节奏过快而没有反应和思考的时间。因此,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过程中,要确保每个生态因子的生态位,避免造成偏激的教学局面。
2.信息技术的竞争和协同进化规律
生态学的观点告诉人们,每当某个生态系统中出现一个新的物种后,这个物种就会和该系统中原有物种以及整个系统发生相互作用。比如新旧物种对生存资源的竞争,或者原有物种之间争夺新的物种而发生竞争。结合生态学进化论的观点,竞争的最终后果是协同进化。这就是生态学中的竞争与协同进化规律。
在教育生态系统的内外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竞争。竞争既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只要是为共同利益,彼此促进和鼓励,积极进取带来效益的都是良性竞争;只要是相互压制、彼此破坏的往往是恶性竞争。信息化课堂教学中的竞争机制存在于多个方面,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信息技术与传统技术间的竞争以及不同信息技术形式间的竞争。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过程中,由于信息技术的进入,就产生了课堂中新旧技术,即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手段之间的竞争。信息化课堂教学如果实施不恰当,新旧技术竞争不当的情况下会对教学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在竞争的同时取长补短、相互合作、相互促进,就能给课堂带来正面影响。不同的信息技术形式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目的是为能够在课堂教学中多占有一席之地。长此以往,技术竞争的结果必定是优胜劣汰。决定的关键在于技术是否合适教学,是否能有效提高教学效率。
3.信息化课堂的平衡与失调规律
因为课堂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处于动态平衡的、开放的生态系统,新事物的加入会打破这种生态系统的平衡。信息技术整合进课堂教学是一种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迁移,系统内部的稳定机制就会发挥作用来达到新的平衡,如自身适应、协作共生等方式,让系统最终回归到新的平衡。这种变化会引起课堂结构、教学效果的平衡与失调。
首先,信息技术融入课程相当于新物种进入课堂,改变了原本课堂结构,成为课堂生态的一个新因子,教师和学生会因为不熟悉而无法驾驭,也造成了信息技术在引进初期是无法得到教师的正确应用,这就使之前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信息技术课堂流于形式,毫无效果。为了改变这一课堂的失衡状态,有关部门要采取措施对教师进行信息技术能力的培训,使教师能力提高、态度转变,能够在教学中有效应用信息技术手段,使课堂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其次,在新物质新能量的输入与教学效果之间也有在平衡和失调彼此转换的状态。能量和物质输入与人才培养的输出表现失衡时,就要提高整合策略,使整合效果不断提高,让二者达到新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不是生态循环的终点。新的平衡又会在新的技术或新的理念制度的进入下失调,再经系统中各因子的相互作用达到下一个平衡的状态。
三、基于生态学规律优化信息课堂教学
1.尊重每个生态因子的生态位
在课堂教学生态系统中,每个物种,无论生物因子还是非生物因子,都在为共同构建和谐生态起作用。若要维持平衡,哪一种也不能取代其他而独占鳌头。生态位的问题存在于整个教育生态中,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过程来看,尽管信息技术与传统技术、不同信息技术之间呈现出竞争态势,但每种新技术与传统教学工具都有自己的功能和地位,并不是一定要以其中一方消失为代价。切不可因为信息技术的引入而全盘否定传统的教学工具,也不能因为不接受新技术而排斥信息化教学工具和手段。因此,在信息化课堂中应该合理而有效地分配使用教学方法。
2.处理好信息技术间的竞争关系
信息化课堂教学中主要是不同信息技术的竞争问题,其结果可能有良性的也可能有恶性的。为了处理好技术竞争的关系,更好地推进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应建立起完善的教育技术理念,以最有效率促进学生的学习,促进教学工作的顺利展开为目标,真正对信息化教学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推进不同技术间的协同共进、技术共存。在正确的指导下,这种良性竞争和相互帮助将不断推进信息化课堂教学的展开。
3.处理好平衡与失调的关系
在日常课堂教学中融入信息技术,课堂生态系统会出现失衡,在教学部门和教师等的共同努力下课堂可以逐渐回归到一个新的平衡。新的平衡会因为技术间的磨合、地位的改变或者新的信息技术的进入而再次失衡,由此课堂生态系统就在平衡与失调之间循环往复,这将贯穿于整合过程的始终。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学研究人员应该明确信息技术进课堂的这种“平衡与失调”规律,理性有效地处理课堂的失衡状态。这也是信息化教学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是确保教育技术用到实处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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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案例教学;环境生态学;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51-0163-02
案例教学法于1870年由美国波士顿法学院开创后,在世界各地快速传播。该教学法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并得到了广泛认可。相比传统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主要由教师采用案例引导来讲授理论知识,更加注重学生通过深入讨论增加对知识的感性认知和理解,具有启发性、自主性、`活性等特点,目前在大学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已被越来越多的成功应用。环境生态学作为环境科学的组成部分,是应用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研究人为干扰下生态系统内在的变化机理、规律和对人类的反效应,阐明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生态途径的一门学科。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内容尚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中。大学教学过程中则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与实际应用的结合为主,在介绍生态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人为干扰对生态系统的损伤、生态修复、生态系统管理进而可持续发展等内容。该课程已在国内外多个高等学校中开设,不仅是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程,也是多个相关专业的自主发展课程。目前,环境生态学课程教学方法以传统的课堂教授为主。基于案例教学法在其他大学课程中的广泛开展及成功应用,本文在简要分析案例教学法的特点后,重点探讨该教学方法在环境生态学教学活动中的应用,从而为该课程和其他相关课程教学活动的更好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案例教学的特点
1.鼓励独立思考。传统的教学方式是教师为主导,按照教师设计的教学方案,“填鸭式”地教学生怎么去学习。学生也只需要被动地接受和学习,缺乏独立思考的空间。课堂教学活动往往索然寡味,学生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习效果不甚理想。而案例教学法通过一些典型案例的引入,可帮助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融会贯通,将理论知识与案例相结合,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学习,锻炼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和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2.注重能力培养。案例教学注重的是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传统教学方法注重传授知识,目的是让学生知道“是什么”,而案例教学注重的是培养能力,目的是让学生探究“为什么”、“怎么办”。在案例教学中,学生会经历分析、归纳、思考、总结等一系列学习过程,可锻炼其逻辑思维能力,鼓励学生对问题现象持有“为什么”的态度,对案例本身拥有独特的见解,并将书本知识与实际案例相结合,学以致用,活学活用。通过这种长期有效的锻炼和积累,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对科学问题的好奇及科研能力。
3.重视双向交流。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老师讲、学生听,知识的传播方向是单向的,即教师―学生,缺乏双向交流。课堂上,教师很难知道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无法及时查漏补缺。而学生本身学习和接受知识的能力存在差异,传统的教学方法无法做到因材施教。在案例教学中,学生拿到案例后,需要进行研究,通过查阅资料,并结合理论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寻找解决之策,这些都是主动的学习过程。通过在课堂上对研究的过程和结论进行展示,让教师和其他学生了解他们所掌握知识的程度;另一方面,教师要对学生对案例的认知进行分析、思考,按照其不同的认知程度进行有效合理的补充和引导,从而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
二、环境生态学教学中案例教学的应用
1.案例准备。案例教学前,教师需要结合教学方案和重点,精选合适的案例作为教学素材。这些案例内容应在环境生态学的理论框架内,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启发性和科学完整性。同时,可以结合当前理论研究的前沿和热点,或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案例,这些内容由于更贴近生活,更容易引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讲解富营养化现象及内在机制时,可通过收集身边湖泊富营养化的案例,展示相关富营养化的基本概念和影响,然后让学生以“富营养化对环境生态安全的影响”为主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进一步探讨富营养化的原因、影响、对策等方面的内容,并在课堂上对所研究的内容进行展示。通过教师和学生的探讨,加深对富营养化现象的全面了解。其他关于环境生态学的案例,如“全球变暖与地球环境生态安全”、“臭氧层破坏对地球环境生态的影响”、“酸雨对地球环境生态的影响”、“城市化对城市环境及区域气候的影响”等,都是很好的教学案例素材。
2.案例分析。在讲完某一部分的基础知识或理论后,收集该部分知识的相关理论前沿,以现实案例、参考书或者已经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为案例,给学生一定时间进行研读。在研读过程中,应主要对案例中的内容和观点进行归纳,并通过查阅相应资料总结该案例中环境生态现象的原理、影响、原因、对策等,形成自己对该案例独有的认知和观点,并在课堂上加以展示。在展示的过程中,可让其他同学参与讨论,对讲解的内容进行补充和修正,以加深学生对课程基本理论和知识的理解。
3.小组讨论。小组讨论是案例教学中应用最广泛、最典型的方法,一般放在基础理论课程讲完之后集中进行。因为基础理论讲完之后,学生虽然对该部分知识点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但对该部分内容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通过让学生研究、讲解案例,并开展小组讨论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巩固理论知识。在小组讨论过程中,应当要求学生围绕课堂初期确定的主题进行案例分析准备,课堂讨论时进行案例展示。展示形式可多样化,如可制作成ppt或者以视频方式进行讲解。实施过程中,可将课堂分成三个时间段,第一阶段为学生或小组展示阶段,该阶段要求学生或是小组通过幻灯片的展示和现场的讲解,让大家知道参与的学生对该案例的理解程度;第二、三阶段为讨论阶段,在讲解完毕后,首先由其他学生对讲解内容进行讨论,针对里面的知识点、观点充分发表看法,畅所欲言,在此基础上讲解同学或小组可根据自身对案例的认知和理解对其他学生的观点和看法进行回复、解答,对不确定性问题进行探讨,这样不仅能够加深对案例的认识,更能促进学生之间的沟通,提高学生参与的广泛性和积极性。
4.总结与反馈。为了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在案例的小组讨论结束后,需要对案例进行讲评。案例的讲评过程实际上是对学生知识点掌握、案例分析、观点论证等情况的反馈。教师进行案例讲评时可对整个案例教学的过程进行回顾,从案例背景、关键问题、主要原因及相应对策等方面入手,对所有涉及的理论知识进行梳理和总结,使学生对案例教学过程中的知识有更加直观和深入的认识。此外,通过案例讲评可及时指出学生们在整个案例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并加以引导,使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进一步提高,为今后的学习和科研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结语
随着案例教学法在高校专业课程教学中被越来越多的成功应用,案例教学法不仅受到高校教师的青睐,更受到高校学生的普遍欢迎。环境生态学课程以环境污染生态学原理和规律、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废弃物的能源化和资源化技术等与现实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研究为主要教学内容,其教学过程可充分融合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教学的合理运用可切实提升学生对该学科的认识和掌握,同时也可了解社会发展中与环境生态学息息相关的研究热点,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当然,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其本身也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案例教学的成功实施离不开教师对整个过程的精准把控,从案例的选择到案例的实施以及总结反馈,都对教师个人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理论修养,才能保证案例教学的成功实施。其次,案例教学的适用性存在一定局限,并不是每一门课程都完全适合案例教学,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将案例教学与传统教学进行有机的结合,因材施教,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各个课程的教学目标,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课程教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在教学中积极探索,在实践中完善和优化教学方法,切实提高案例教学的效果适切度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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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Case Teaching in the Teaching of Environmental Ecology
HUANG Yuan
(College of Life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23,China)
[摘要]本文着重考察媒介生态学的起源和发展,对媒介生态系统等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界定,提出了媒介生态系统结构的“六界”说。并对媒介生态学的建构和发展提出提出来一些具有启发性和前瞻性的观点。 [关键词]媒介生态,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环境,媒介生态学 Abstract: This paper emphasizes on the orig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a ecology, and deeply studies and defines the concepts of media ecosystem, and then advances the “six-boundary” theory on media ecosystem structure.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everal enlightening and forecasting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a ecology. Key words: Media Ecology; Media Ecosystem; Media Environment; Media Ecology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一、为什么“媒介是条鱼” 媒介是什么?是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书籍、杂志;是通讯、网络、计算机;是手机、是信纸、是工具、是机器、是CCTV、是新闻集团、是时代-华纳……是信息传播的中介。不!媒介是条鱼。 当我们把媒介放在社会大环境下观察的时候,媒介更像是条鱼。这条鱼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庄子《逍遥游》中所描述的鲲鹏:“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小可以小得置于掌上,甚至让你肉眼看不见。我在给学生讲解传播学时,常常把媒介比作鱼,信息资源比作水。信息的传播就好比鱼把水和养分从嘴里吸入,经过传播者的选择加工成为信息内容产品,再经过不同的传输渠道传给受众,最终形成的反馈和影响还又回到水里。 按照孔德划分社会学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把信息传播的研究划分为传播静学和传播动学。传播静学是指对传播现象的结构性分析,一个传播现象的静态分析就象剖析一条鱼的解剖图;传播动学则是把传播现象放到社会大背景中去动态地观察,就象一条静态的鱼又突然动起来,活蹦乱跳地游弋在江河湖海中。社会中有无数的媒介,象无数条鱼,每天在吸进呼出,循环往复地做着信息处理与信息传播的工作,在维持社会信息系统的大环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有大鱼,有小鱼,有大鱼吃小鱼,也有小鱼吃大鱼。 媒介和自然环境一样成为一个庞大的环境系统,由媒介系统每天提供的信息,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成为像水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媒介这条鱼也与其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生死相关。生态环境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如同大自然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环境一样,媒体的生态环境也存在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系统。媒介生态学是借助于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延伸和发展。 以往的传播学理论说到底还是对传播现象的一个静态分析,至于对传播的动态研究,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我们国内都是一块尚待开掘的研究领域。正如邵培仁教授所指出的“当代大众传播学关注的是微观的传播过程及其各传播要素之间的工作关系﹐而不太注重大众传播中微观﹑中观﹑宏观系统之间和它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态关系﹐更没有积极探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 [1]。”媒介生态学这个概念的提出,给了我们研究当代传播现象和动态传播的规律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似乎给面对瞬息万变的媒介陷入困惑的大众传播研究投来一道曙光。 为什么我们把媒介看作是条鱼,这里面有几层意义: 首先,我们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生命有许多为无生命物质所不具备的特性。能以极高的效率储存信息和传递信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自我复制能力;以不可逆的方式进行着个体发育和物种的演化等等。 其次,媒介是始终处在一种运动状态的事物。媒介传播现象就是在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信息系统中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综合运动与传递。 最重要的是,我们既然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就要以生态的观念来看媒介,就要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要保护媒介生态。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媒介的大量死亡,就像漂在水面的死鱼。实际上,很多媒介已经死掉了,只不过是在某些外力的作用下死而不僵而已。 那么,既然我们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的生态环境下进行考察,媒介生态的研究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我们展开媒介生态研究的时候,对媒介生态研究的渊源和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应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确认。比如:最早开展研究的学者有哪些?有什么观点?用什么研究方法?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还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生态与环境这两个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媒介生态系统是怎样的构造?什么是媒介生态平衡?什么是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研究有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下面我们着重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二、媒介生态学的起源与发展 1、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 应该说,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国内传播学界的有识之士似乎有不谋而合的共识,邵培仁教授最早发表了媒介生态研究的论文“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等论文开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张国良教授也开展了媒介生态方面的课题研究;童兵教授在论及中国传媒市场格局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媒介生态的概念 [2],张立伟等的“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 [3],表现出媒介实物研究方面的专家也对媒介生态问题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媒介生态颇有见地的观点和研究。这种研究意向和研究意识,与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似乎有一种默契。但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需要深入探讨。 2、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 从全球来看,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在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又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提起媒介生态学,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多伦多学派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当然,不可否认由一群多伦多大学的媒介学者们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多伦多学派在媒介生态学理论的早期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和著名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是这个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也应该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当然其代表人物还包括Eric Havelock 以及Edmund Carpenter 等人。但是,美国的媒介生态学者却把芒福德看作是比英尼斯等更早的先驱者。美国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有关“媒介生态”理论的第一部著述是美国学者尼斯卓姆(Nystrom)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 [4]。在这本书中,尼斯卓姆将刘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技术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同样地,另一位美国学者昆斯(Kuhns)也将芒福德(Mumford)作为他编篡的“主要媒介生态学者名录”的第一位。因此,他们倾向于将芒福德看作是整个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芒福德也被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这两位学者提到,被称为是最早介绍媒介生态的概念和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影响的人。 刘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看作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并不象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生态学者的群体。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纽约大学的奈尔.波斯特曼(Neil Postman)和尼斯卓姆(C. Nystrom)、哥伦比亚大学的Louis 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 库克(John Culkin)、皇后学院的Gary Gumpert 和 Charles Weingartner、曼哈顿的Tony Schwartz等等。纽约大学的奈尔 波斯特曼(Neil Postman)是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建设成纽约大学一门课程的学者 [5]。虽然芒福德的确将媒介与传播学、文化、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研究,但实际上,他无论是在媒介研究领域还是在传播学领域都没有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先驱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众传播和城市化是大众社会研究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谈到技术,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对多伦多学派的媒介技术理论是有影响和关系的。 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研究范围包括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圈等层次。“生态学”一词是德国媒介学家E.海克尔1869年提出的;eco-源自希腊文,意思是“家”或“生活场所”,-logy意思是“学问”。海克尔在其动物学著作中定义生态学是: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后来,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观点,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动及能量交换;20世纪70年代以来则进一步概括为物质流、能量流及信息流。20世纪30年代,已有不少生态学著作和教科书阐述了一些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论点,如食物链、生态位、生物量、生态系统等 [6]。至此,生态学已基本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 芒福德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仅仅只是将生态学作为了一种隐喻,但芒福德却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为了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而在芒福德之前把生态与人类文化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学者是戈德斯(Geddes)。戈德斯的思想对于芒福德和英尼斯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戈德斯(Geddes)是一位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到了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城市学等等诸多领域。戈德斯的“人类生态”的观念在芒福德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兴趣范围的确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7]。“人类生态学”是戈德斯(Geddes)思想中被人们常常提及的一个。 多伦多学派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同样也受到了戈德斯的影响,戈德斯对那些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人物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戈德斯(Geddes)也通常被看作是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之间联系的桥梁。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论题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反复出现 [8],并且成为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一书的中心主题 [9]。甚至有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是戈德斯而不是芒福德或英尼斯 [10]。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英尼斯和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环境的概念都已经产生并且明确了。 不少学者往往对媒介生态学的一些论点有所误解,草率地以科技决定论一词来作否定。例如,传媒生态学创始人之一的麦克卢汉的理论,从六十年代起,就一直受到西方马克斯主义学派学者的抨击,不断的攻击其理论没有考虑到传媒的政治经济背景,缺乏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认识媒介。当然,这些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之批评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这些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是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不是传播的问题。 3、国际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进展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研究各种媒介的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性,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媒介生态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大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例如﹕在人类还没有文字之前,他们是如何处理信息的?对当时的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信息?基于什么理由他们会如此定义?当时的人是如何去建立其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什么是他们的历史观和知识论?文字的产生、新媒介的产生对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有什么样的冲击? 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与凯萨.曼孔卢姆(Casey Man Kong Lum中文名:林文刚)是现在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Lance)的研究着重在媒介生态思想的研究;凯萨(Casey)的研究着重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并且他的研究以中华传媒与文化研究为中心,以各种传媒的发展和其符号、信息特性为依据,来分析历史、政治、社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们在2002年4月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上主编了一本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该专辑中的七位学者主要围绕媒介生态学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11]。 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日本也很早就受到关注,六十年代,最早提出“信息产业”的梅倬忠夫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展开对信息社会的研究的。不过,日本学者倒是一直没有准确地使用“媒介生态”这个概念,而更多地用的是“媒介环境”,由于信息科学和社会信息学在日本比较盛行,使得日本的媒介研究也多少带有信息科学的色彩。在媒介环境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的社会情报研究所和在九十年代末成立的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其中,2001年出版的由月尾嘉男和滨野保树、武邑光裕合编的《媒介环境原典1851-2000》 [12]一书是比较有价值和份量的媒介环境研究著作。 三、 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1、媒介生态系统(media ecosystem)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系统。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生态系统一词是由英国植物生态学家坦斯利(A.G.Tansley)提出的 [13]。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围或区域内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种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组成。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生物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并处于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的动态平衡之中。这样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就是生态系统 [14]。 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媒介与经济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媒介的广告资源环境。媒介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和区域也在变化,变得移动化和虚拟化。媒介变了,环境变了,媒介与社会、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也将发生变化。媒介生态系统的变化会影响到媒介的工作方式和受众的接受方式。媒介生态系统变化也会导致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系列变化。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大小不一,多种多样。小如一滴湖水、培养着细菌的瓶皿、小沟、小池、花丛、草地,大至湖泊、海洋、森林、草原以至包罗地球上一切生态系统的生物圈。媒介生态系统具有多种层次,多种结构,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划分。按照人类活动范围可分为村落、城市、区域、全球、宇宙等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单位一般以城市或区域来划分。应该是基于某个区域或城市范围内的媒介个体、媒介种群以及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我们经常把“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概念混淆在一起,难以分辨。那么,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媒介环境则是一个相对中观的概念,有时这两个概念又是交叉的,我们采用“媒介生态环境”这个概念也许更恰当。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环境科学研究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媒介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生活环境和传播环境。对于媒介自身的生存发展来说则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它在宏观上研究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研究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的区别是:前者着眼于媒介环境的整体,而后者侧重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很相近,但前者突出人类在媒介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2、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 媒介是多样化的和大量的,媒介生态系统的划分方法也是多样的。地球上的媒介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书籍、通讯、网络、计算机等;每天运行在邮电系统中的邮件有数以千亿计;每天发行的报纸也数以亿计;人类拥有的电话有数十亿部;更有数十亿台电视供人们收拾节目;数亿台电脑连着因特网在不停地进行着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媒介的种类则更多,它们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结构,它们的传播方式也变化多端。 由于媒介变化太快,媒介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我们可以按照媒介的发展分为早期的“新闻媒介”到“大众媒介”,到“传播媒介”,再到“信息媒介”的概念,还可以按内容分为新闻媒介、娱乐媒介、通讯媒介和网络媒介;也可以简单地分为纸质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报社是媒介,报纸也是媒介;电视台是媒介,电视机也是媒介;到底哪个是媒介呢?看来,每种媒介的分类方法都有不周全之处。 在媒介生态学中,我们可以参照生物学家的办法来划分媒介系统。生物学家根据生物的发展历史、形态结构特征、营养方式以及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等,将生物分为若干界。当前比较通行的是美国R.H.惠特克于1969年提出的5界系统。中国生物学家陈世骧于1979年提出6界系统 [15]。 在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媒介系统划分法是:我们可以按照媒介在社会信息系统的传播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把媒介生态系统划分为六界: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储存媒介系统、信息传播媒介系统和信息接收媒介系统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有时会使这六界媒介系统之间相互转变和融合。 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 一界 二界 三界 四界 五界 六界 媒介系统 媒介符号系统 媒介资源系统 媒介管理与规范系统 信息处理媒介系统 信息传输媒介系统 信息接收和储存媒介系统 科技 数字化 网络化 宣传部 硬件、软件 光纤、卫星 芯片、纳米 文字、图片 广告、读者 新闻出版署 报社 发行网 新闻纸 语音 广告、听者 广电局 广播电台 电波 收音机、磁带 图、声、文 广告、收视 广电局 电视台 微波 电视机 图、声、文 广告、收视 广电局 有线电视台 光纤电缆 电视机 图、声 广告、观众 广电局 制片机构 发行网 录像机、VCD 图、声、文、数字 广告、使用者、消费者 电讯局 计算机 因特网 计算机、芯片 图、声、文 广告、收视 广电局、电讯局 卫星电视台 卫星折射器 电视机、芯片 图、声、文 广告、观众 文化部 制片厂 电影院 胶片、VCD 图、文 购者、读者 新闻出版署 出版社 书店 书
3、媒介生态学的主要任务 第一,探索全球范围内媒介生态变化的规律。媒介生态环境总是不断演化的,媒介形态变异也随时随地发生。为使媒介生态环境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避免向不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就必须了解媒介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基本特性、结构形式和演化规律等。 第二,揭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同媒介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信息系统,媒介系统为这个巨大的信息系统的运转提供了支持和保障的子系统,其中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内容资源的生产等。人类通过生产和消费信息的活动,不断影响社会环境也不断影响媒介系统。环境既是媒介的产品的消费者,又是媒介的资源。正如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L.DeFleur and Ball─Rokeach)指出的:媒介生态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在于目标﹐另一方面在于资源。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它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16] 人类生产和消费信息资源的过程是异常复杂的,但必须使社会的信息资源足够丰富和信息传输渠道保证畅通,整体的社会环境才能保持相对平衡。因此,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必须列入媒介环境发展的内容,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必须考虑传播规律和媒介生态环境的要求,以求得人类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探索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媒介生态环境变化是由媒介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以及它们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因此,必须研究信息媒介技术的发展变化以及进媒介形态的各种变化。同时,还必须研究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同社会信息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可为人类提供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环境、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生态危机。 第四,研究媒介生态危机和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发达国家对应信息危机和媒介生态问题的研究包括几个方面:60-70年代主要是信息爆炸和信息污染的治理;80年代侧重研究信息安全和信息犯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媒介产业的数字化和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媒介生态环境问题。引起媒介生态环境问题的因素很多,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措施和管理手段,从区域媒介生态环境的整体出发,利用信息系统分析和媒介生态的规律寻找解决媒介生态问题的最优方案。 任何媒介的生存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同类媒介之间有互助有竞争,不同媒介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竞争关系。媒介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资源与社会环境。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对周围环境和条件的各种需要,如受众资源、传播技术、广告资源和传播制度等。各种媒介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这种特性表现为媒介的特性。因此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范围,除媒介系统与媒介种类外,已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种类型的社会信息系统。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问题都成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四、关于媒介生态学发展的思考 2002年11月,笔者去美国参加全美传播学大会,并应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会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学术活动,与几位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学者兰斯(Lance Strate)和凯萨(Casey Man Kong Lum)等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我发现我们与美国学者之间对媒介生态研究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他们的立足点是从人出发,研究方法上以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但丰富多彩且多元化,研究的面也很广很杂;而我们国家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目前的切入点,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以下是笔者关于媒介生态学研究地发展和趋势的一些思考。 1、 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如果我们需要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范围进行确认的话,是否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studies)是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媒介生态学研究媒介的种类、系统结构、功能、行为以及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媒介生态学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类:一个部类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可能把这类研究称为媒介环境学更恰当。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人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运作规律以及人与它的相互关系;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的研究则是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研究媒介与此之间的互动问题。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接近于前一种研究,日本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也侧重于这种研究;而我国学者对媒介生态学关注和研究则更倾向于后一种研究。 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分支学科的展开有多种架构。比如,按所研究的媒介类别分,有报业生态学、电视生态学、网络生态学等。也可以按媒介所处的环境类别分,有国内媒介生态学和国际媒介生态学,美国媒介生态学、欧洲媒介生态学、亚洲媒介生态等。还可以按媒介生态发展的历史分,有古代媒介生态研究和当代媒介生态研究等。还有一些应用性分支学科:如媒介经营生态、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环境管理、农村媒介生态、城市媒介生态等。 2、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媒介生态学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数学、信息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精确定量方向前进。媒介研究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观察描述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法等是在媒介研究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在媒介研究的发展史上,这些方法成为一定时期的主要研究手段。 现在,这些研究方法与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综合而成现代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呈现出由定性研究趋向定量研究,由静态描述趋向动态分析。统计调查和计算机的应用,使媒介生态学者有可能更广泛、深入地探索媒介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对复杂的传播现象进行定量分析,从中找出规律。 3、媒介生态学的创新与拓展 媒介生态学研究逐渐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发展,一方面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进入微观领域,涉及个体媒介的传播、经营、管理等各个层次;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系统又越来越全球化,研究也在走向宏观;微观和宏观各层次之间又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具有综合性。 研究深度在不断加深。我们对西方媒介生态学理论的了解也不断深入。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观点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熟悉的了,而芒福德的“技术就是容器(container)”的观点对于我们则比较陌生 [17]。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与工具和武器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不同,技术即容器的观点与媒介环境和技术系统这些观点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工具、武器和机器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是女性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容器”的特征,从而扩展为建筑和城市的特征。这种理论在芒福德对女性器官延伸的论述中得到体现。芒福德将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拥抱”、“容器的容器” [18]。 4、关于学科的交叉 媒介生态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日益显著。例如,由媒介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看,媒介生态学是传播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交汇点;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来看,媒介生态学又是心理学与统计学的交汇点;在方法论方面,研究环境因素的作用机制离不开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更离不开数学的方法和信息技术;在理论方面,生态系统的概念基本是借鉴生物学,而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研究角度则可说是社会学、经济学等共同交叉的研究。 在《艺术与技术》 [19]这本书中,芒福德提到了科技和生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人类的技术发明与其他生物的有组织活动之间存在着很多的类似之处:蜜蜂按照工程学的原理来筑巢,电鳗能够产生电压很高的电击,蝙蝠早在人类之前就懂得使用它们的雷达在夜间飞行”。在《技术和人类发展》这本书中,他表达了一种更深层的观点,认为科技是生物器官的一个部分。芒福德认为科技和生物学的融合在后现代文化中既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提出来的,科技和生物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是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结果。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不是工具、工业或劳动,而是语言、艺术和游戏 [20]。 5、媒介生态系统的保护 世界上的媒介生态系统都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社会经济生产系统与媒介生态系统相互交织,实际形成了庞大的复合系统。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它在大众传播中的任何生态失控或失衡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造成破坏。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保护媒介生态,否则我们将会受到惩罚。 媒介生态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保持媒介生态平衡的方法和规律。综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整体概念,就像系统论所提到的那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象是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控制论却是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通过传播和反馈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加强对社会信息系统的认识,搞清媒介生态系统结构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从生态整体出发,对媒介生态系统“人为地施加有益的影响,调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达到系统最优结构和最高功能,以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最大的生态效益。[21]” 6、确立我们的媒介生态观那么,我们怎样对待媒介生态呢?确立怎样的媒介生态观呢。媒介生态的基本观念有一些是人类共通的,比如生态系统的理念,互动的理念,生态平衡的理念等。确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念,对于化解媒介生态危机,正确而科学地管理媒介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邵培仁教授曾提倡要树立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资源观。他认为,不这样就会破坏媒介的生态资源,进而危害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最终也使媒介失去了自身的奋斗目标和用来与社会进行交换的资源。[22] 芒福德在他的颇有争议的“庞大机器”理论也提到媒介生态的观念问题。“现代的权力国家实际上仅仅只是古代“庞大机器”政权——军队系统的升级和放大而已,只是一部完全由人组成的劳动机器而已,只是组织人力去修筑金字塔的埃及法老而已”。芒福德指出古代与现代庞大机器最为重要共同特征是“隐藏在古代和现代庞大机器之下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加强权力的规模与扩大控制范围,而毫不顾及生命的需要与意义”[23] 。芒福德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反抗着这种意识形态。 在我国,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前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已经积累了一批成果,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借鉴和启发。但是,我们未必一定要走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路子,北美的研究思路与理念和我们之间有不小的差距,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媒介生态学研究正在探索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媒介市场正企盼着文明的媒介生态。童兵教授对我国媒介生态状况的改变充满了乐观:“随着入世后保护期的缩短,政府角色的逐步转换,中国新闻法制同国际法的接轨,受众对传媒需求的变化,一个文明的媒介生态和更为开放的传媒市场的新格局必将在人们的期盼中呈现。目前这种前景已端倪初现” [24]。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要有保护媒介生态的意识。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要以生态的观念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总之,媒介是条鱼,是有生命的东西,很神奇,也很脆弱。不是木头,不是石头,不是机器,不是工具,你记住了:媒介是条鱼! 注释: [1] 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5期。 [2] 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a.com.cn/ 2003-1-6 [3] 张立伟 李之侠 杨飚 邓斌:“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chinese.mediachina.net/index [4] Nystrom, C. (1973). 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viersity. [5] Lance Strate and Casey Man Kong Lum, Lewis Mumford and Ecology of Technics,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8, Number 1, Spring 2000. [6] R.达若著,张绅等译:《生态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1。 [7] Novak, F. G., Jr. (Ed) (1995). Lewis Mumford and Patrick Geddes: The correspondence. London, EnglandL Routledge. [8] Mumford, L.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9]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10] Kierk, G. S. (1983). The nature of Greek myth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11] Lance Strate and Casey Man Kong Lum, Lewis Mumford and Ecology of Technics,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8, Number 1, Spring 2000. [12] 月尾嘉男和滨野保树、武邑光裕 编:《媒介环境原典1851-2000》,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4月。 [13] 蔡晓明、尚玉昌 编著:《普通生态学》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4] 涂长晟:“生态系统”,《中国大百科全书》2002年版。 [15] 陈阅增 葛明德:“生物学”,《中国大百科全书》2002年版。 [16] [美]德弗勒﹑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339-340页。 [17] Mumford, L. (1967).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18] Mumford, L.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19] Mumford, L. (1952). Art and technics. p.17,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 Mumford, L. (1967).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21] 孙彦泉﹑蒋洪华:《生态文明的生态科学基础》,《山东农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22]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23] Mumford, L. (1970).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I: The pentagon of power.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24] 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a.com.cn/ 2003-1-6
你院关于季素梅、张勇诉泰兴县人民医院确认血亲关系一案执行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意见。即根据医院发生的错换手牌的事实以及血液足印鉴定结论,可以认定季素梅现抚养的孩子是马兆霞的,而马兆霞现抚养之子不是马兆霞的,所以马兆霞应当将她抚养的孩子交出来。如果马兆霞不交出孩子,对其拒不交出孩子的行为,则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如果有刑法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行为,也可适用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但要充分做好当地党政等有关部门的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以防矛盾激化。
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季素梅、张勇诉泰兴县人民医院(第三人马兆霞、生炳林)确认血亲关系一案执行问题的请示报告
〔1988〕苏法民字第189号
最高人民法院: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季素梅诉泰兴县人民医院(第三人马兆霞、生炳林)确认血亲关系一案的执行问题已多次向我院请示。该案在当地影响很大,拖得时间久。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提出了倾向性的处理意见,但政策上没有把握,特向你院请示。现将案情及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案情事实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兆霞,女,28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十里甸乡三太村二队农民。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生炳林(系马兆霞之夫),男,33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十里甸乡三太村二队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季素梅,女,28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邮电局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勇(系季素梅之夫),男,29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生资服务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兴县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程建民,院长。
1985年1月24日,马兆霞、季素梅先后于2时45分和15时40分在泰兴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各生一男婴。同年1月28日上午9时许季素梅在医院给小孩喂奶时发现露在襁褓外的小孩左手腕上,系着“马兆霞之子”字样的布牌,当即向医院提出。当班的助产士周红珠未按医院的规定认真查对,错误地作出了判断,并换了小孩手牌。季素梅出院后一直有质疑,便向泰兴县人民医院领导作了反映,并于1986年9月20日向泰兴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血亲关系。县法院受理后于1986年12月9日,委托泰兴县工农兵医院对季素梅、张勇夫妇及其所抚养的小孩的血型进行检验。结论是:季素梅、张勇夫妇的血型均为B型,小孩则为A型。同年12月17日,县法院委托泰兴县公安局提取了季素梅现抚养之小孩的左足印,连同县人民医院所存马兆霞、季素梅所生小孩出生时的左足印,送江苏省公安厅进行痕迹鉴定,鉴定结论是:季素梅现抚养的小孩左足印与马兆霞分娩时住院病历中的新生儿左足印同一。
审理中由于马兆霞、生炳林未配合法院对其所抚养的小孩提取血液、足迹进行鉴定,第一审法院虽做了大量工作,马兆霞夫妇也不肯承认小孩领错,使问题处于僵局。其间,季素梅夫妇及其家人多次上访县法院、县人民医院及县委,以致影响了县法院和县人民医院的正常工作。针对此情,第一审法院经向上级法院请示后,于1987年1月26日去马兆霞家准备强行取证,又因马兆霞有意逃避而未成功,反而致前去的承办人受围攻,三人受轻伤,棉大衣、照相机、帽子等物被抢(后经县委组织了调查组,追回了所抢去的东西,但未能查出为首肇事者)。
1987年3月4日,第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的规定,公开了审理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一、季素梅、张勇现抚养的小孩系马兆霞、生炳林亲生。马兆霞、生炳林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将小孩领回抚养,不得虐待、遗弃。二、马兆霞、生炳林应将现抚养的小孩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送交泰兴县人民医院代为抚养,直至全案审理终结。在此期间的抚养费用由人民医院负担。三、诉讼费30元由泰兴县人民医院负担。马兆霞、生炳林不服,以双方所生小孩未有错牌之事。小孩没有搞错,现作出的检验、鉴定依据不足为由提起上诉。第二审法院于1987年9月3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如何执行终审判决后,由于马兆霞、生炳林未能自动履行,季素梅、张勇夫妇便于1987年9月18日向第一审法院申请执行。1988年3月26日泰兴县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提出咨询,督促第一审法院尽快执行。群众对此案至今没能执行也很关注。第一审法院于1988年6月上旬曾试图请所在乡党委、政府负责同志出面作马兆霞、生炳林的疏导工作。但马、生坚持无理要求,一要保留小孩居民户口;二要赔偿其人民币一万元。对此,第一审法院认为,再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做马兆霞、生炳林夫妇及其亲属的思想疏导工作,敦促被执行人自动履行。若经多层次思想教育无效,即依法发出执行通知书和张贴执行公告,限定时间,责令马兆霞、生炳林夫妇接受亲生小孩,同时交出身边抚养的小孩。若马兆霞、生炳林夫妇在公告限定的期限内拒不交出小孩,甚至将小孩藏匿起来,将首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对马兆霞、生炳林实行司法拘留,在拘留期满后,马兆霞、生炳林若仍不交出小孩,就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审法院审判委员会同意第一审法院的意见。
三、我院审判委员会意见该案自立案迄今已两年之久,为了避免孩子越大越难执行,在审理过程中,承办人已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均无效,以致法院干警被打,东西被抢。现原审第三人马兆霞、生炳林在法院终审判决后,不仅没主动交出身边他人的孩子,亦没领回自己亲生子,甚至还提出无理要求,拒不执行已生效的法院判决。鉴于该案影响之大,同时还涉及到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参照全国法院业大民诉法教材关于子女抚育的执行问题的精神,为使本案判决切实得到执行,我们将继续会同县、乡、村的有关部门,充分做好第三人的思想工作,让其主动执行判决;如第三人仍拒不执行判决,同意第一、二审人民法院倾向性的意见,按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强制执行。若拘留后仍不执行判决,可按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