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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森林资源,保护策略
众所周知,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日益发展,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被提上了日程。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我国颁布了《森林法》,明确提出将森林资源保护纳入政绩工作考核之中,通过发挥森林资源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特殊作用来达到缓解气候变化的目的,从而进一步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一、基于气候变化的森林资源保护策略研究的现状
当今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了全球性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因为由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不但改变了自然生物的生存环境,也影响着人类的日常生活。为此各国多次进行研讨,并联合出台法律政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国也不例外,目前我国颁布了《森林法》,通过发挥森林资源可以大量吸收二氧化碳以及防风固沙、调节气温的作用来进一步控制温室效应,缓解气候变化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森林资源保护政策的不断出台,我国在控制气候变化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客观来讲我国的森林资源保护政策还不够健全,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且我国有些地区并没有严格贯彻执行相关的政策,使得保护森林资源有名无实。
二、基于气候变化的森林资源保护策略研究的意义
据调查研究显示,自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生物灭亡种类不计其数,最典型的例子,由于气候变暖,冰雪融化,北极熊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同时气候变化还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比如引起瘟疫、海平面上升导致的国度消失、引发自然灾害等等,这些严重的影响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然而森林资源恰恰可以缓解气候变暖的问题,有利于为人类营造合适的生存环境。森林生态系统是调节地球生态平衡的关键环节,森林资源在调节气温、改善环境、保护生物物种、降低自然灾害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可以通过森林资源吸收二氧化碳的特殊功效来控制温室效应,从而进一步缓解气候变化,维护人类生存的家园,因此森林资源保护策略研究的意义十分重大。
三、我国基于气候变化的森林资源保护策略存在的具体问题
通过上文我们了解到森林资源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积极颁布了《森林法》,旨在进一步控制气候变化,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但是不能否认我国的森林资源保护策略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严重的影响了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步伐,为此下文将针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
1、森林资源的质量不高。据调查研究显示我国的森林资源总量虽然较多,但是整体的质量却不高,而且林地的生产力也日益降低。比如我国西北部地区由于过度放牧、滥砍滥伐造成森林资源总量直线下降。这使得地下水蒸发严重,而且也会使气候变得干燥,造成地区气温的上升,这样会间接地带来气候变化问题,严重破坏了地区的生态环境,也不利于进一步控制气候变化、维护生态平衡、改善人类的居住环境。
2、政策得不到有力贯彻。我国固然非常重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但是奈何我国地方政府和单位在贯彻落实森林资源保护政策时总是走过场,看上去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贯彻落实,这样使得我国推出的森林资源保护政策收效甚微,不利于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3、森林资源管理不科学。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起步晚,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保护环境的意识不断提高,但是我国环境保护的理念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比如我国在森林资源保护政策上虽然是主张管护与发展兼顾,但是实际上是重造轻管,有些地方对森林资源采取“七分造,三分管”的态度,还有些地方甚至是没人管。这样的管理方式造成了造林的速度赶不上毁林的速度,严重的影响了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进一步控制。
四、进一步贯彻落实我国森林资源保护政策的具体措施
近年来我国在森林资源保护方面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并且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依然存在上述问题,下面将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旨在进一步缓解气候变化问题。
1、提高社会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意识。我国森林资源质量差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的森林资源保护意识不强,这就带来了对森林的乱砍乱伐。所以我国务必提高社会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意识,这样有利于全民环保,共同构建生态文明社会。
2、强化森林资源的管理的基础设施。我国应该进一步强化森林资源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通过完善森林资源林政管理机构、健全工作队伍、完善基础设施、加大执法力度、提高员工素质等等来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从而进一步促进森林资源保护政策的贯彻与落实。
3、应制定科学的森林资源管理政策。我国应该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森林资源管理理念,并结合本国国情加以吸收利用,并进行创新与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森林资源管理政策,这样有利于进一步把提高森林资源的质量,从而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4、加大政府对森林资源的监督力度。我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森林资源的监督力度,对于滥砍滥伐的现象实行严厉的惩罚制度,同时对于地方政府部门不切实保护森林资源、无视党和国家政策的现象也要严厉打击,从而使国家的森林资源保护政策得到贯彻。
五、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国积极采取了应对措施,推出了一系列的森林资源保护策略,并且在环节气候变化问题上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不能否认我国在森林资源保护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国必须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森林资源管理理念,并吸收利用,为进一步控制气候变化而努力。
参考文献:
[1]周训芳.诸江.应对气候变化视域下森林资源保护红线管制立法.《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期
关键词:气候变化 科普教育 素质教育 途径
中图分类号:G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6-001-02
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性的全球问题,对青少年的影响最大,青少年有理由关心这个问题,并为之付出努力。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近50年变暖尤其明显,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2008年一份在中国七所高校的1500多名学生中开展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大学生对当前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有高度的关注,愿意为节能减排身体力行。2007年国家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包括家庭社区行动、青少年行动、企业行动、学校行动、军营行动、政府机构行动、科技行动、科普行动、媒体行动等九个专项行动。其中青少年行动和学校行动主要内容是积极开展以节能减排为内容的学校主题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树立节能环保意识。因此,加强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科普教育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如何加强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科普教育?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下工夫。
1 加大气候课堂教育项目的推广力度
学科课程渗透是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教育的主要渠道。
(1)结合学科教学特点,依据课程标准的有关要求,充分挖掘现行教材中有利于气候变化的渗透点,开展气候变化教育。目前全国不少中学都以地理、生物、化学、社会课程教学为主,同时在各学科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和节约教育。一些地方,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知识纳入中小学校有关课程和课外教育内容,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2)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课堂教育项目在我国的实践。2010年11月17日至19日,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举办了“中英国际气候课堂教育论坛”。本次论坛主要围绕“青少年与气候变化”、“如何在学校成功开展气候课堂项目”、“气候变化教育教学方法”、“本土资源的开发”、“利用社会资源加强学校的气候变化教育”等五个议题开展专家讲座、经验分享及分组讨论,并对当地两所学校进行考察。专家详细介绍了气候课堂项目及其实施细则,阐述了气候课堂项目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北京、天津、重庆等地的三位老师在实践层面,从课内资源、课外资源以及网络资源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学校开展气侯变化教育的情况,用真实的案例阐述了学生社会实践中所做的工作,介绍了学生在推进气候课堂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解决办法。论坛最后签署并宣读了《气候课堂中国宣言》。
如何积极参与气候课堂项目,真正把气候变化教育落到实处?1)积极与全国气候课堂项目中心联系,成立组织,制定计划,建立资源库,为教师提供气候课堂的素材、方案。并积极开发本土资源。2)在各级中小学校本课程上、社会实践、研究性学习上打开思路,进行落实,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友好学校联系,交流经验。加强校际交流,积极推广并培养示范校、重点校。3)结合教学工作,进行气候变化访谈,尽可能利用课余时间、假期进行教学设计、活动设计。4)成立学校气候变化协会,以起始年段为主要成员,开展社区活动,向学校、社区提供建设性意见、建议。
(3)积极配合气象部门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进校园活动。科协、教育局编印《应对气候变化》普及读本,将该读本纳入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必修课程,介绍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各方面基础知识,作为中小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全国、全省范围内各中小学的课外读物中,必须有相当部分指定书目是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科普类读物。应对气候变化也具有丰富的国情教育内容,应由科技局、科协、教育局牵头,会同有关宣传主管部门和气象部门,开展协调规划和安排,整合有关信息资源,将应对气候变化知识转化为教师、学生和普通大众容易获得和应用的形式,达到普及和宣传的目的。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自然、地理和生物课教学中加重应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教育;编制应对气候变化教育系列丛书作为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课外必读物;在各大院校普遍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学科的选修课,加大对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教育的力度。
2 充分发挥科普基地的独特作用
科技场馆在科普教育中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它的教育对象主要是青少年。我们要充分发挥科技馆在应对气候变化科普教育的作用。目前,我国有300多座科技馆,据了解,大多数科技馆在展示内容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科普教育展项设置不多,缺少这方面科普知识的教育。为此,笔者建议在科技馆的展示内容方面要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科普教育的展项内容,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和公众到科技馆接受应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的教育。
探索整合社会资源兴办专业化的科普基地。如充分开发利用气象科普资源和基础设施,提高科普基地的科普服务能力及全民的防灾减灾意识,更好地发挥在科普宣传教育方面的示范作用。规范科普基地建设的管理,每年年初制定计划,明确工作任务,主动接受科普基地主管部门的工作指导,参加科普工作的经验研讨会和培训等活动。落实开展的项目经费和人员,争取纳入本单位的年度工作任务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普法》明确规定了气象等部门开展科普工作,《全国气象科普基地标准》及《全国气象科普基地管理办法》为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基地建设规划提供了政策依据。要将科普基地建设纳入第十二个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加强科普基地建设经费维持经费投入,实现科普基地建设健康发展。
3 加大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科普教育体验活动组织参与力度
要使中小学的科学教育真正体现出“主渠道”的作用,除了制定科学的课程标准外,还要求教育主管部门、校长和教师要具备大教育、大科普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中小学科学教育不仅局限于学校内,而是学校、社区和家庭共同参与,消除障碍和隔阂,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定位,注意相互衔接,形成完善的中小学科学教育的社会体系,也即是科普的社会体系。这对于从多元化的途径培养青少年的科技素质,最终实现人才培养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提供青少年体验模式。在这方面,美国科学教师鼓励学生进行研究全球变化等科学实验的一些做法给了我们启示。在向中小学传播过程中,通过课程讲授、校外辅导、参观实验等方法可以传播气候变化科普知识。传统的讲授式也被小组讨论、角色扮演、个案研究、实验、野外考察、参观博物馆 (科技馆)等方式所取代。也就是说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体现在科普知识的学习与宣传,更体现在积极参与宣传环保理念,践行低碳生活方式,使青少年受到影响,在未来从事与环保有关的工作,让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和行动落实到更广泛、更深入的层面。
(2)探索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俱乐部和创新竞赛等系列活动,抓好青少年科技活动站活动。共同构建一个青少年科普的社会体系,从而能够提供多元化的科普途径和学习机会,以满足不同类型对象的科普需求,促进青少年科学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提高。
关键词:石笋 Heinrich事件 YD 驱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P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3(b)-0121-01
近年来,全球变暖问题及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气候的变化导致了地球表层的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如海平面的变化,植被的更替,地形地貌的变化等。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一系列气候会议在全球各地就行。2012年11月27号到12月7号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卡塔尔多哈举行。2013年4月29号联合国气候变化新协议在德国波恩开始实质性谈判,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了工作。全球变暖、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对人类的生活环境及生产生活产生的影响很大。过去几十年来,许多科学家分别利用沉积岩、深海沉积物、冰川、冰芯、洞穴石笋等载体来研究全新世气候与环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了解过去的气候变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以及讨论其机制,对于我们认识气候的变化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更新世以来,气候突变事件时有发生,如HeinriCh事件、BA暖期、D-O旋回、YD事件、8.2 ka冷事件、中世纪暖期与小冰期以及20世纪变暖等等。洞穴沉积物由于对外部气候环境变化非常敏感,能有效地记录古气候变化,时间跨度较大,代用指标丰富等优势,成为近十几年来最有价值的气候历史载体,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国内外学者都利用洞穴沉(堆)积物及其所含化石恢复古气候变迁,例如利用石笋的同位素组成重建古环境、利用洞穴土壤中富含的孢子花粉来恢复古气候等。
1 石笋石笋古环境重建的原理
不同的地质载体采用不同的测年方法:对新冰芯采用数年层方法,对较老冰芯则采取冰流动模型方法计算年龄,但误差较大;对黄土和深海沉积物则通过古地磁测年;对珊瑚采用U系绝对年龄测试等。在石笋古气候重建中,主要是运用地球化学的知识。石笋是洞穴碳酸钙滴石类的一种典型形态,主要是含有饱和CaCO3的溶液渗入洞穴后,经洞顶裂隙渗水滴落在洞底或其他沉积物上形成极薄水膜,由于溶液中CO2分压远高于洞内大气CO2分压,溶液中的CO2逸出或水分蒸发导致CaCO3过饱和而析出沉淀:2HCO3-+Ca2+CaCO3+CO2+H2O。在这个过程中,气候、环境变化作为信号输入端,石笋气候、环境替代指标的变化作为信号输出端,滴水是整个信号传输过程的载体和动力。对石笋的气候、环境替代指标进行分析可以还原气候、环境的变化。即石笋在同位素平衡分馏状态下沉积,可以作为反映气候和环境变化的指标。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几年来,人们对于是笋的研究越来越多,利用了很多的代用指标,如温层,稳定同位素,微层等等,研究出了很多成果。但是利用石笋重建古气候主要是通过对其中所含的同位素进行分析即对碳氧同位素进行研究,其中碳同位素研究由于受区域因素的影响很大,其指代意义至今争议很大。然而你氧同位素研究最为最为成熟。
但现在关于氧同位素的指代意义也是有争议的,主要的争议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认为氧同位素指示意义是降水量效应,即季风强势是,降水量越大,氧同位素的值越偏负;季风减弱时,降水量越大,氧同位素的值越偏负。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种说法。另一种说法认为氧同位素的环境指代意义为水汽来源的反应,以亚洲季风区为例,亚洲季风区主要受印度洋水汽和西太平洋水汽的影响,一般认为氧同位素越偏负,指示的水汽来源很远子,在长距离的运移过程中发现多次的蒸发,下降,因此,重的氧同位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下降,轻的氧同位素不断的聚集;氧同位素越偏正,指示的水汽来源很近,因此,重的氧同位素在这个过程中下降的并不多就到达了目的地。近十几年来,多数学者对对中国季风区研究,一般认为氧同位素指示意义是季风的强弱及降水量效应。
Winograd对魔鬼洞石笋研究认为,MIS5开始的时间与海洋和南极冰芯纪录不同,认为时间为147±3ka;依此,更新世气候的变化主要驱动机制与轨道因素无关(2001)。McDermott通过对Crag洞石笋,表明早全新世时段,气候的变化在北大西洋和GRIP冰芯记录具有区域一致性的特点。Fleitmann研究Q5石笋认为在全新世期间,季风区的降水量与格陵兰冰芯记录变化相似,认为该时间段内,季风的强弱与格陵兰冰盖的变化有关,冰盖变大时,反射率加大,气候变冷,季风随之减弱;冰盖变小时,气候变暖,季风随之增强;wang等研究巴西石笋认为自210 ka来,该区的湿润气候记录与其他气候记录一致,认为是热带复合带的南北移动影响,向南移动导致海洋大气系统快速重新组合有关(2004)。杨琰(2009)等通过对贵州衙门洞Y1石笋研究,重建了西南地区末次冰消期至全新世早期(16.2~7.3 ka BP)平均分辨率达9a的亚洲夏季风演化特征。Yuan研究董哥洞与葫芦洞石笋认为16万年以来亚洲季风变化一致,反映了气候系统间的关联(2004)。Wang等(2010)根据6根来自湖北山宝洞的石笋探讨全新世东亚季风的变化过程,指出全新世季风变化分为4个明显阶段,支持ITCZ的变化改变了地位地区季风强弱的变化。
本文着重sofula cave石笋记录与冰芯记录进行对比,分析2.5万年以来气候变化及驱动机制。
3 更新世以来石笋记录研究
Wang研究葫芦洞石笋认为δ18O 与GRIP冰芯中氧同位素记录的D-O事件有关。研究结果与覃嘉铭研究结果相同,认为氧同位素响应了降水量的变化,即冬/夏降水比率的变化。这为亚洲季风区降水强弱和格陵兰温度的变化之间见了联系。
汪永进等人探究南京汤山的石笋,建立了末次冰期中晚期(5.4~1.9 kaBP)中国东部古气候变化序列,发现了在该时段内,亚洲季风活动区域气候变化具有D-O旋回,记录与格陵兰冰芯相似,不同主要表现在,干冷的变化趋势上,中国季风区干冷的变化比它们明显,且相位差在1~2ka,认为可能主要与青藏高原季风强弱有关。
通过对比(图2)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石笋记录与冰芯记录有着很好的相关性和同步性,最典型的就是在10~11.5ka之间δ18O出现了明显的偏负情况,说明这一段时期气候急剧转冷,虽然九仙洞的石笋记录有所中断,但是从其变化趋势和他两根石笋的变化趋势有一定的相似性,再从GISP2的记录来看,在此期间冰心的δ18O也出现了急剧的偏负状况。初步分析,可能是此期间气候转冷,而对应的地质历史时期,在11~10kaBP之间发生了一次气候急剧转冷的事件,被称作新仙女木事件(YD),所以,石笋和冰芯记录也恰恰显示出了这一纪录。YD是末次冰期向全新世过渡的急剧升温过程中最后一次快速降温变冷事件,以北大西洋和格陵兰地区表现最为强烈。但是对于新仙女木的驱动机制之间有很多的说法,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Mercer认为由于北极冰盖坍塌的冰块汇聚到一起影响产生的,这个说法被许多学者的证明,其中Ruddiman利用深海岩心数据证明了该说法。杨怀仁研究发现,YD时期欧洲北美地区急剧降温与大陆冰盖在消融过程中却出现了短暂的扩张有关。Broecker认为是由于北极地区冰川融化,大量的淡水进入海洋,导致了北大西洋环流发生变化,即温盐环流发生了变化,循环的减慢甚至是停止导致该事件发生。目前对新仙女木事件比较流行的解释认为与北大西洋温盐环流变化有关。
图2显示,在15~17ka之间,三个石笋的记录再一次出现偏负的趋势,其中九仙洞的C996-1石笋,δ18O记录表现的最为强烈;sofular cave的δ18O记录也呈现出了一定的偏负状况,但没有九仙洞表现的明显,可能是由于该洞穴位于亚洲中部地区,受北大西洋环流的影响比较弱;Jerusalem West Cave 位于31。47’N,35。9’E,靠近地中海,其δ18O记录也偏负,分析可能是由于在冷期受西风带的控制再加上地中海的影响。从冰芯记录也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一时段,其后明显转冷,而对应的地质历史时期中,在距今16.8kaB.P.发生了H1事件。Heinrich事件以北大西洋发生大规模冰川漂移事件为标志,代表大规模冰山涌进的气候效应而产生的快速变冷事件.总共分为了六次,而本文所探讨的这一时段刚好处于H1时间的时间区间。在中国黄土和北美湖泊岩心等北半球的地质记录中均发现了该时期记录,说明该事件是北半球普遍发生的气候振荡事件。
对于Heinrich事件的控制因素的解释与YD事件产生的驱动机制相同,认为冰盖融化,淡水涌入海洋,海水温度和盐度均发生了大的改变,致使环流变化,致使北大西洋地区变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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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哈尼梯田;生态系统;水循环
【Abstract】Recently, extreme climate changes events have important effect on natural ecological system and social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especially on the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productions and water resources. But Hani terraced fields has caused wide public concern for it’s successfully cope with the extreme drought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China. Through the field study of Hani terraced fields in Ailao Mountains, Yunnan,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Hani terraced fields and perfected the subsystems of complex ecosystem. The interreaction of complex ecosystem and water circulation process were analyzed too. Furthermore, identify the unique role of Hani terraced fields will confer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steering minority regions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effectively
【Key words】Hani terraced fields;Ecosystem;Water circulation
0 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挑战之一,也是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1]。《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将继续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农牧业生产、水资源供需等影响较为显著[2-3]。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生态环境脆弱,农业生产更易受到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2010年春天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生了60年未遇的特大干旱,西南地区五省与多年同期相比,降雨总量偏少50%以上,部分地区降雨总量偏少甚至达70%以上,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西南地区五省共计5.03×106公顷农作物受灾,绝收面积1.12×106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236.6亿元[4]。在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灭顶之灾的同时,云南省元阳县的哈尼梯田受旱灾影响却很小,始终保持着充足的蓄水量,成为全国瞩目的一枝独秀。哈尼梯田成功应对极端干旱主要得益于完备的生态系统、有效的水资源管理与利用、良好的森林保护与管理以及哈尼人在千百年劳动生产中积累的适宜山区农业的传统知识。在全球气候变化、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的大背景下,哈尼梯田复合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对于全球生态农业建设、稳定农业生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揭示以哈尼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在应对极端气候事件方面的特殊作用,对于指导我国民族地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具有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和传承。
1 哈尼梯田概述
哈尼梯田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南部、东南部的哀牢山脉、元江流域地区,面积4万余公顷,由世居于此的哈尼族以及其它民族人民群众共同创造,距今已有1300年历史。哈尼梯田主要分布于海拔144~2000m、坡度在15~75°的山坡上,森林、梯田、村寨、江河依次分布,具有显著的垂直特征[5]。森林―村寨―梯田―江河“四素共构”所形成的复合农业生态系统[6],可以保持良好的水、土条件,有利于耕作和提高作物产量。研究表明,哈尼梯田稻作农业是传统山地农业中效率最高的农业模式[7]。哈尼梯田是全人类共享的文化与景观遗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典范,它为人类适应全球变化、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应对战略与资源基础[6]。
2 哈尼梯田完备的生态系统
哈尼梯田复合生态系统主要由森林、村寨、梯田和江河四部分组成,具有显著的垂直特征,形成森林―村寨―梯田―江河沿等高线分布的空间结构(如图1所示)。这种空间上的垂直分布模式,对于保持水土、维持系统稳定具有重要作用[8-9],另外,各部分间相互作用、有机结合,确保了复合生态系统始终维持着良好的生态功能,为适应气候变化提供了前提保障。
2.1 森林生态子系统
森林生态子系统在整个哈尼梯田生态系统中发挥着核心功能,一方面为哈尼梯田提供了大部分水源,另一方面为其提供了大量腐殖质。其主要功能包括:(1)涵养水源。森林通过截留、吸收天然降水和地表径流,有效调节了地表水的时空分布,充当“绿色水库”的角色。(2)保护土壤。森林通过对降雨和地表水的截留,有效减弱土壤所遭受的冲刷,减少水土流失,有效防止了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发生。(3)天然仓库。森林为村寨子系统提供了饮用水源、薪柴、各种动植物食物及各种生产生活用品,被誉为哈尼人的“天然仓库”。
2.2 村寨生态子系统
哈尼族村寨大多位于森林和梯田之间的半山腰,这里气候温和,适于居住,既便于上山采集狩猎,又利于梯田的灌溉施肥等管理。哈尼村寨选址具有严格的条件,首先必须选择朝阳而平缓的山梁、山坡或散布其间的小凹地;其次是必须有水源;再次是上方必须分布着茂密的原始森林[10]。哈尼族在建寨时要选择水源丰富的地方,任何一个哈尼村寨都会修建蓄水池或水井,然后搭建水渠竹管引入高山溪流,为日常取水、洗菜、洗衣服所用。村寨生态子系统具有控制和影响其他子系统的功能,对于整个复合系统的维持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2.3 梯田生态子系统
哈尼梯田是在哈尼人影响和控制下达到动态平衡的农业生态系统,是人工湿地的杰作,梯田中的典范[11]。梯田生态子系统是以梯田为基础,以水稻作物群落为中心的半人工生态系统。作为一个输入和输出均开放的生产系统,梯田生态子系统与其他三个子系统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互作用关系,其主要功能包括保持水土和物质能量输出两个方面。哈尼梯田沿山坡而筑,对于山地水土流失具有较强的控制作用,还通过截留径流中的腐殖质发挥保肥作用。梯田生态子系统具有向村寨子系统提供食物和能量的功能,它为村寨子系统提供了最主要的食物――稻米,并提供了作为重要菜肴的梯田动植物,也提供了一定的生活资料――稻草。
2.4 江河生态子系统
江河生态子系统的主要作用为通过强烈的蒸发、蒸腾作用为高山森林区提供充足的水分,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哈尼梯田集中分布的哀牢山、无量山地区,分布有红河(又称元江)、把边江(又称李仙江)和澜沧江三条主要河流及众多支流,单红河州境内长度超过10千米的支流便有17条之多[12]。众多江河分布的河谷地带终年干燥炎热,蒸发量和蒸腾量极高,大量蒸发、蒸腾的水汽上升至高山森林位置时遇冷凝聚,形成降水。研究表明,哀牢山地区降水量无论在旱季还是雨季都有随海拔增高而增加的趋势[13]。以哈尼梯田核心区元阳县为例,该县全年雾天多达180天,相对湿度达85%[14]。水分蒸发形成的绵绵雾雨滋润着其它生态子系统,极大地减弱了极端干旱的影响。
3 哈尼梯田复合生态系统的水循环
哈尼梯田复合生态系统的灌溉水源以降雨经森林截留之后形成的地表径流及泉水出露为主。溪水流出森林后,经沟渠自上而下流经村寨,进入梯田。梯田上丘和下丘均有出入水口,上满下流,终年不息。在灌溉层层梯田后,最终汇入位于干热河谷地区的红河等江河。江河水网密布的河谷地区,由于常年高温而蒸发强烈。水分蒸发形成的热气团上升至高山低温区时形成绵绵雾雨,重新滋润高山区的原始森林,在林海山间汇集成无数水潭和溪流,进行下一次水循环。整个水循环过程如图2所示。正是在这一周而复始的水循环过程作用下,整个哀牢山区形成了“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到处泉水叮咚响”的独特地理环境[15]。
哈尼人充分利用这一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凭借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从海拔1900米的森林边缘修筑数千条沟渠,将溪水引入海拔1600米左右的村落分布地带,并从村寨周边往河谷山脚开垦出层层梯田,引导溪水泉流终年顺着层层梯田下流汇入河流水系。密集的沟渠将四个子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森林―村寨―梯田―江河有序分布、和谐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哈尼梯田复合生态系统的水循环过程实现了水资源的重复利用,在极端干旱条件下为生态系统提供了充足的水分。
4 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
哈尼梯田复合生态系统四个子系统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四个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图3所示。森林生态子系统为村寨子系统提供水源、薪柴、动植物产品及建材等生产生活用品,为整个复合系统提供水源;梯田生态子系统为村寨子系统提供稻米、鱼虾、水芹菜等食物,同时是畜禽饲料的主要来源;村寨生态子系统通过输出人力、畜力等辅助能及各种技术调节和控制着整个复合生态系统,维持自身的稳定和发展[5];河谷生态子系统汇集水资源后,通过蒸发形成降雨,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在以上一系列复杂关系作用下,整个生态系统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成功抵御了极端干旱等外界干扰。
5 结语
哈尼梯田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对于如何在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频发背景下稳定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哈尼梯田复合生态系统四个子系统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后续将深入研究哈尼梯田复合生态系统能够成功应对极端干旱气候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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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恢复气候;重建生境;气候正义;生境利益;协作减排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1-0017-15
气候引来伦理关注,不在于气候变化,而在于气候失律及其造成的日益恶化的生态后果。为此,笔者尝试这方面的思考,首先撰写了《气候伦理:恢复失律气候的社会方法》,考察气候失律如何造成灾疫失律,论证气候伦理何以可能构成人类恢复气候的社会方法;其次通过《气候伦理研究的依据与视野》,辨析“气候变化”概念,澄清“气候争论”误识,论证并确立“气候失律”这一气候伦理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考察气候伦理研究的客观依据,展示气候伦理研究的基本视野。本文是在前两文的基础上,比较气候伦理研究与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灾疫伦理学的区别,明晰气候伦理研究的范围,并尝试构建气候伦理研究的学科话语,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性规范的应有疆界和话语平台。
一、气候伦理的学科指向
以气候失律为认知出发点,围绕如何恢复失律的气候而展开深入的伦理检讨与实践方案设计,抛弃感觉经验描述方式,走理性规范探索的学科化道路,来构建气候伦理学。
构建气候伦理学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从其研究的特定对象看,气候伦理学应该属于一门新型的综合性应用人文科学。
(一)气候伦理学是新型的应用人文科学
气候伦理学的“新型”性,首先指气候被意识和关注而得以进入伦理学的研究视域,也指它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其诞生展示了完全不同的新视野、新理念、新认知、新方法,这种新视野、新理念、新认知、新方法承载了当代人类存在和生存所萌发的新向往、新追求,并最终需要创建一套新的话语方式予以表达,以引导当代人类生存朝生态理性方向展开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
气候伦理学关注气候失律,是为解决灾疫失律这一世界性难题,实现生境重建,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气候伦理研究探讨的主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恢复失律的气候,重建气候生境;二是探索创建人类生态幸福的宇观方法。气候伦理学之所以最终要以人的生态幸福为主题,是因为人与生命世界相连,人与自然宇宙相通,人与过去和未来相依相生,人与群或他者不得分离。人作为世界性存在者的历史与现实,使得气候伦理学的人文价值取向,既是古典意义的,也是当代意义的,更具有指向未来的前瞻性。因而,气候伦理学的人文特质,既呈现出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又为人类在新的存在条件下追求人与自然相统一以及人与生命世界相协调提供新的路径与方法。
(二)气候伦理学是综合性的新型人文科学
基于如上“人文”要求,气候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人文科学,必然是综合性的。
气候伦理学的综合性,首先表现为认知视野的综合,它必须超越性地统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资源,形成一种全景视域的整合视野。具体地讲,气候伦理学必须在考察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律动规律、生成法则和人类社会的律动规律、生变法则,以及人性敞开的可能性趋向的前提下,寻求三者的共生曲线,找到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人类社会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最终法则、依据、公理、方法,这是气候伦理学为陷入灾疫之难的当代人类提供其谋求解决之道的绝对前提。
气候伦理学的综合性,还表现为对学科的综合化。从研究对象及其关注重心的角度来看,气象学、气候学的研究对象是气候,主题是气候变化,重心是气候变化的自然动力;而气候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气候失律,主题是如何恢复失律的气候。其关注重心有二:一是揭示导致气候失律的复杂机理和人类因素;二是探求恢复失律气候的人类之道。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使气候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人文科学,不仅获得了应用的性质定位,还获得了跨越学科的整合功能。
客观地看,气候失律既是自然现象,也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恢复失律的气候,不仅要遵循自然之道,更需要重构人类方式,包括存在方式、生存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等,所以,气候伦理学不仅要充分运用自然科学,如气候学、气象学、物候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学、地球科学、宇宙学等学科资源和方法,更要整合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公共政策、国际政策、财政学、福利社会学、灾害学、疫病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灾疫伦理学、环境哲学等学科资源。所以,气候伦理学是一门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三大领域进行多元科际整合的大综合的应用人文科学。
二、气候伦理的学科特征
要全面彰显气候伦理学的学科特征,需分析与其相近的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灾疫伦理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一)气候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区别
【关键词】气候变化;人口控制;生育权
一、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缺失
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多起历史罕见的极端气候事件,1974年联合国第六次大会要求世界气象组织对此展开研究,气候变化问题开始进入国际视野。目前国际社会主要是采取技术措施、经济措施从减缓和适应两方面应对气候变化,人口数量因素完全未被提及。但事实上,人口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重大因素之一,全球人口从今天的约68.0亿人增至2050年91.5亿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温室效应的显著增加,进而影响气候变化。
首先,人口增长有助于增“源”减“汇”,从而削弱了目前应对气候变化减缓措施的实施效果。因为要满足人类快速增长的需求,人类就必须向大气层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赵白鸽博士 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介绍了两组数据,一组是近百年来世界人口每增长十亿人所需的时间,另一组是同一时间里全球人类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动态变化,指出这两组数据呈现了极大的相关性,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的频繁,温室气体排放也大幅增加。又因为,人口增长意味着粮食需求的加大,这必然会引起农牧业生产的扩大,也就需要更多的耕地。而这些新耕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开垦森林和草地,进而就会导致森林碳汇的减少。同时,人口增加还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废弃物被排放到海洋中,特别是一些废油漂浮在海面上,抑制海水蒸发,使海上大气变得干燥,从而减少海面潜势的转移,导致海水温度变化增大,使海洋失去了调节气温的作用。森林和海洋作为地球上最主要的碳汇,它们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的下降,也增强了地球的温室效应。
第二,人口增长使各个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减弱。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休耕期正在缩短,加剧了土壤退化和沙漠化,粮食产量下降,于是迁移在所难免。例如,卢旺达在其应对气候国家方案中就提到,人口数量增长使适应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加剧。由于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人口区过度开发土地,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土地侵蚀和滑坡。于是,人们开始从北方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向东南亚人口最少的省份迁徙。这些迁移人口使得新的区域土地荒漠化的风险增加。同时,淡水短缺也是伴随人口增长的典型情况,通常由于气候变暖淡水供应减少,污染水平上升也会影响淡水供应,但人口增长会日益增加对淡水的需求,所以人口增长使得人类对淡水供应的适应能力减弱。比如孟加拉国在应对气候国家方案中就强调了海平面上升和人口增长对淡水供应的双重影响: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和地面下沉,在河口海水入侵合并进入地下水使得淡水供应能力下降。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由于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需求压力,将进一步降低淡水供应相对可能性。所以,人口增长加剧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所致的自然灾害的脆弱性。
综上,可以看出其实在气候科学界已经普遍承认人口变化的规模和速度以及增长结构是气候变化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也指出:“在20世纪最后30年里,单位GDP和人口增长是全球排放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为什么在国际法律文件或气候变化谈判中一直没有将控制人口数量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呢?西方世界的质疑声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二、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的理论之争
2009年11月18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了主题为“人口与气候变化”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该报告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探讨气候变化与人口稳定、性别和年龄构成、人均收入等因素的关系。同年12月10日,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主任在哥本哈根建议,将人口问题写进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文件。以上两事件合在一起被认为是国际社会首次将气候变化和人口数量联系起来,但这却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推崇,反而迎来了西方世界的广泛质疑。原因很简单,因为控制人口增长被认为是一个困难并负有争议的措施。主要的批评观点如下:
(一)缺乏科学上的确定性
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家Frank Furedi,他在英国著名网络杂志《刺》上发表文章 阐明两点主张:第一,人口规模和气候变化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举例说越多人使用土地其结果往往是土地被更好的管理,而土地破坏严重的地区却是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如萨赫勒地区);第二,人类不是简单地排放二氧化碳,制造污染,消耗资源,他们也创造和改变生存环境,把目光局限在“自然限制”人口增长上,社会将脱离继续寻求创造性的方法解决贫穷、饥饿、资源不足等问题的轨道。
实际上,主张一是指人口数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根据人类目前的认识水平,科学上确实不能证明人口数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承认,人口增长对排放的影响是复杂的,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提高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但是,国际环境法公认的风险预防原则正是专门针对科学上尚未得到最终明确证实,且如果等到科学证实时才采取防范措施为时已晚的环境风险而制定的。根据风险预防原则的要求,即使目前不能确定人口增长直接导致气候变化也应该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积极应对。主张二则是人口与资源关系乐观派的翻版。古典经济学家西蒙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中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必然增加,这将迫使人们推动技术进步,寻找更多的、更廉价的资源,借此消除人口增加所带来的资源压力。而新的资源往往比老的资源更便宜也更丰富。所以,在人类历史上,人口增长是同资源增长而不是资源减少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观点初看似乎有点道理,其实则不然。因为,技术创新的原动力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不是或主要不是由人口因素所引起的资源短缺,而是由其它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的。所以,人口的增长、资源的短缺并不一定导致技术创新,相反很有可能阻碍技术创新。这是由于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创新是以节省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特点的,这点与利用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不同,它难于由人口众多产生出来。因此,在解决资源危机的技术进步和减少人口增长率这两种方式中,更方便、有效的是后者。英国“理想人口” 智囊团组织就提出,应对气候变化――一个简单的被认为是比科技发明更好的投资。
(二)对人权的侵害
该观点是目前西方世界的主流观点,也是控制人口数量一直不能被接受为应对气候变化良方的根本原因。在西方,生育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神圣的权利和义务,很少有人敢于公开支持运用法律政策等国家权力控制人口增长。而中国的人口政策是最常被抨击的对象。西方某些人以20世纪60、70年代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些负面失实报导为依据,强调以国家强制力控制人口数量,就是在没有得到孕妇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为其进行绝育手术等违反人权的手段。2009年12月12日,Maurice Vellacott在加拿大《金融邮报》发表了题为“应担忧人口减少,不要担忧人口过多”的文章,他认为中国当初根本不需要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是一项以减少中国人口为目的的国际战略阴谋。文章说包括中国在内,面临的不是人口过多,而是人口太少,人口太少将引发很多经济问题。
以上这些以人权为借口,攻击、指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实属不切实际之言论,是对人权的片面理解和对我国国情的认识不足,也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误解和偏见。我国计划生育是通过控制人们的生育行为消除和缓解利益冲突,反映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就是消除和缓解人们享有的生育权自由与人口增长导致气候变化加剧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我国,一家多生育一个孩子,就会多占一份基本的生存资料,获得比其他家庭更多的利益。但一国总的资源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每个公民的份额就会相应减少。该原理推广到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是一样的,一国人口数量越多就意味着越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更多的人口红利,也就相应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利益,于是每个国家都想获利而不愿控制人口,导致气候变化加剧。可地球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放任人口增加,终有一天会超过地球承载能力,导致人类的灭顶之灾。所以,避免人口增长导致气候变化加剧是人类生存权的需要。生存权作为首要人权,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与凭借本性是同义的。而生育权是公民权的一种,是生存权的具体应用,所以当公民生育权利与基本生存权相冲突时,政府有责任在整体上对个人生育行为加以引导和适度控制,进而从根本上保障人权。所以,中国通过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不是对人权的践踏,反而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
三、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的现行法律政策及其完善
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以外,印度、巴西也都有控制人口的法律政策,另外,世界上40个最不发达国家在向全球环境基金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方案中,有37个国家确认了人口迅速增长或加剧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或阻碍了适应的能力,这些都为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层面以及发达国家却一直没有将控制人口数量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在法律政策层面几乎呈现空白状态。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从国内、国外两方面努力,逐步实现控制人口增长应对气候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我国于2007年6月4日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详尽阐述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原则、成就、目标及相关政策和措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文件。根据该方案,我国将实施计划生育,把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中国实施30年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出生了4亿人口,按照目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4.57吨计算,中国如今每年减少1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也必须承认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居于世界首位,人口总量大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只要有人,就会有温室气体排放。 因此,今后我国应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力度,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解决流动人口、富人名人、涉外婚姻的计生工作难题,同时也要配合其他有效手段,如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完善生殖健康服务体系和其他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农村,要让老百姓永远不再为养老、看病担心。这样,农民养儿防老的观念自然就会发生转变。计划生育工作要以人为本、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重点,逐步改变群众理念,最终从国家控制转变为群众自愿优生优育。
在国际层面,今后我国应该充分利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等重要场合,反复重申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并且建议将以下具体内容写进气候变化会议的成果文件:关注气候变化和人口发展的相互作用;优先开展对相关数据的研究和收集,以提高对于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人口动态的全面系统理解;对各国政府的建议性措施,如自愿计划生育,加强对妇女教育,完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推广现代避孕手段避免意外怀孕等等;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要求各国政府逐步在本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其他国内立法中体现控制人口数量的法律政策规定等。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成员国,尽管他们人口总数不大而且增长速度不快,但是他们的温室气体高人均排放量决定了,其每减少一个人,温室气体减排量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减少5至6个人。因此,强调发达国家控制人口数量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由于和法律传统不同,我国并不会要求发达国家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或基于义务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可以变通为基于权利的方法实行人口控制,如利用各种宣传教育、经济刺激的手段传导:这是对人民福利需求的反应,而不是对全球人口过剩国际关注的反映。
总之,没有人是真正的“碳中性”,因此,每一个人都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全人类需要在每一个温室气体影响因素方面共同努力,这当然应该包括对于人口数量的控制。对于欠发达地区,人口数量已经占到目前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控制人口增长是其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对于发达国家,“应该对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百分之五十负责”,所以,也没有借口拒绝控制人口数量。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必须采取计划生育政策,不论这些政策是基于义务还是权利、强制还是自愿,但是必须有所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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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9日,世界银行在最新《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上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复苏强劲,但现在必须把注意力转向管理好新出现的风险,因为这些风险可能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以《复苏强劲,风险上升》为题目的东亚经济半年报指出,在东亚各发展中国家,产出已普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其中一些国家正以接近危机前的速度增长。东亚地区2010年实际GDP增长有望升至8.9%(如果不包括中国则为6.7%),高于2009年的7.3%,与2000~2008年的年平均增速持平。私营部门投资再度成为增长动力,信心上扬,贸易量已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然而,对东亚地区增长前景的信心增大以及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疲弱的担忧,使决策者有必要注意掌握好平衡,尤其是在大量资本流入回归和货币升值的情况下。
在大量全球流动性追逐收益的驱动下,加之对东亚地区的增长预期超过其他地区,致使今年资本流人大幅上升。尽管各国央行采取了对汇市的干预措施,但资本流入增加仍推动了汇率大幅升值。资本流入也造成资产价格暴涨。多数国家的货币当局迄今尚未出台资本控制措施。在经济复苏已较为稳固的情况下,东亚多数国家的当局开始谨慎地撤出其刺激措施。财政赤字将保持在高于危机前的水平,至少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政府需要弥补基础设施建设缺口,维持旨在保护贫困人口的社会安全网,并对发达经济体增长前景乏力提供适当的防范。
东亚地区许多国家也在着眼于应对中期的增长挑战。中国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和投资方式以实现再平衡,这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显得愈发重要。蒙古、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老挝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必须建立一个透明的框架,以确保将资源的出口收益用于促进发展。除中国外,东亚地区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要想最终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则需要增加物质及人力资本投资,鼓励创新。
敦促采取集体行动减少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对亚洲经济体的影响
2010年10月26日,世界银行宣布将与韩国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亚洲国家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领域加强合作,共享知识。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可持续发展局局长约翰・鲁姆表示:“鉴于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议程的日益趋同,这是非常及时和有意义的。”他在此地召开的第四届亚洲减灾部长级会议的一场高级别全体会议上,承诺世界银行将为实施仁川路线图提供支持。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9年全世界受自然灾害影响造成GDP损失最大的10个国家里有6个在亚太地区,1997年以来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82%也在亚太地区(根据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盟的统计)。亚太地区的贫困国家和人民在生命、生计和财产损失方面受害最深。例如,低收入国家承受着全球热带风暴风险的八分之一,而死亡风险却高居五分之四。
鉴于受灾总人数的85%集中在亚太地区,因此缓解该地区存在的一系列特殊的脆弱性因素至关重要,这些脆弱性因素包括城市化速度空前、制度安排薄弱、缺乏适当的风险监测和灾害准备,加上趋于上升的地震和气候事件。世界银行新的研究成果显示,适应2050年全球气温上升摄氏2度的成本约为每年750亿至1000亿美元,其中亚太地区所占比例最高。这是出版世界银行报告《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的内容之一,该报告指出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需要用于改善排水和公共建筑、海岸带、供水和防洪等基础设施使之适应气候变化,约占适应成本的54%,而道路约占23%。这就凸显出12月在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取得实质性成果的重要性。虽然世界银行集团不是谈判方,但令世界银行十分担忧的是,如果在气候变化领域不能取得进展,全球减贫进程就会受到影响。世界银行积极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世行借款国合作,支持推动最终达成全球协议,采取实际行动。
世界银行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约有15亿美元的灾害风险管理投资,其中大部分用于中国和印尼地震后的可持续重建,新项目包括越南和印尼的气候变化发展政策贷款、湄公河三角洲风险模型和拟议中的太平洋群岛灾害风险融资框架。目前,有3亿多美元的投资用于开展试点和扩大帮助贫困社区更好地应对灾害的成功项目规模、灾害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和预警系统。灾害的跨国影响日益增大,凸显出在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领域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世界银行通过“全球减灾与恢复基金”及其捐款国,成为构建中的全球气候变化适应融资架构的组成部分。
为中国发展生物质发电项目提供燃料供应指南
2010年10月27日,世界银行在中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背景下,最近出版了《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燃料供应手册》,为生物质项目投资者提供在项目规划与准备阶段燃料供应风险管理的行业指导。
用于发电的生物质燃料来源广泛,包括林业废弃物、能源作物、农业废弃物、食品垃圾和工业废弃物与副产品。中国拥有大量生物质资源,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激励政策鼓励发展生物质能。2009年底中国的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兆瓦。中国政府今年7月宣布将生物质发电的上网电价调高为每千瓦时0.75元,进一步提升了生物质发电的经济性。中国目前的目标是到2020年生物质能发电装机达到30兆瓦,新的能源规划在考虑对目标进行调整。
该手册旨在帮助读者全面了解生物质能电厂投资规划与准备方面的有关问题,其内容包括对相关专题的详尽介绍;中国及国外的最佳实践与案例研究;以及针对有投资生物质电厂意向的投资者提供的经验教训、实用指南和建议。报告特别介绍了北欧国家的经验,将其作为最佳实践的例证。丹麦是世界上利用农作物秸秆进行大规模能源生产的领先国家,而芬兰和瑞典是世界上利用林业废弃物进行大规模能源生产的领先国家。
该手册还涵盖了在生物质电厂规划与准备阶段中与生物质燃料供应风险相关的各方面问题。手册第二章主要介绍了作为能源来源的生物质,包括燃料选择所应考虑的因素、与燃料供应相关的燃料标准和技术规范以及发电系统适用性。第三章论述了项目规划阶段的生物质资源评估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介绍了农作物秸秆和林业废弃物的生物质燃料供应。第六章阐述了燃料供应管理,包括电厂规划阶段与运作阶段所需考虑的问题,燃料检测与质量控制的方式方法,以及燃料供应风险评估与风险规避的策略方法。
世界银行称今年流向发展中国家汇款预计增6%
世界银行11月8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2010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汇款预计为3250亿美元,比2009年的3070亿美元增长6%,其中,中国是最大的汇款接受国之一。
世界银行说,从全球范围看,2010年的汇款总额将达4400亿美元。预计2011年和2012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汇款还将继续增长,分别可达3460亿美元和3740亿美元。移民汇款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导语)2003年12月―2004年4月,黄河源头鄂陵湖出水口出现历史上首次断流。随后,黄河源头雪线上升、冰川退化、湖泊干涸、草场退化……所有问题几乎一同涌现出来。人们惊觉,黄河病了,黄河源更是重症病患者!究竟是什么致使它命悬一线?经过科学家反复勘测研究得出结论,虽然大自然不可逆转的因素让黄河源走向枯竭,人为的影响更是给这个过程安上了“马达”――淘金、过度放牧、生物链的破坏是一个都不能少,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及全球性气候变暖带来的恶果来得凶猛!
20年的巨变
黄河源自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曲,经星宿海,受巴颜郎玛山和错尔朵则山所阻,形成了黄河源头第一大湖――扎陵湖。河水在扎陵湖稍作回旋,从湖东南的草滩上散乱地流出,中间经过一条长约20千米,宽约300多米的黄河峡谷,承汇多曲、邹玛曲、勒那曲等多条支流,分9股注入第二个湖泊――鄂陵湖。两湖海拔4300米。之后,黄河自西向东,横穿中国内陆9省,最终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
人们常说的黄河源是指龙羊峡水库以上的黄河流域范围。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涉及青海、四川、甘肃三省的6个州、18个县,总面积约13.2万平方公里。与横贯中国的黄河流域比起来,源头的面积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然而它的影响却是不容小觑的,一举一动都足以牵动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发展。谁都知道,那是黄河的根本。对此,摄影师老郑更是有着切身的体会。
老郑生长在古城徐州,黄河故道就穿城而过。涓涓河水在宽敞的河道中翻滚而过,虽然多了些自在,却少了黄河往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霸气。从小就对黄河有着异样的感觉的老郑,每每在教科书上看到“黄河”这两字就觉得亲切。“黄河远上白云间”的诗词更是让他对黄河充满了遐想,憧憬无限。终于在1985年的7月作为摄影师的郑云峰有机会一探黄河源。
初行河源,高寒缺氧所带来的头痛与失眠几乎让他寸步难行。不过为了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老郑还是克服了种种不适反应,到达了目的地――黄河源。
这里没有想象中的高大冰川,也没有设想中的奔流咆哮,有的只是一片宁静、悠远、平和……巴颜喀拉山下的丝丝细流经星宿海进入扎陵湖,由鄂陵湖东出继续向东,续成了河流。自强不息、涌出地壳的潺潺流水汇成了黄河中下游的滔天巨浪、奔腾咆哮。这让人觉得真是不可思议。黄河源的那种大气与含蓄,给人更多的是一种系出名门的骄傲与含蓄。被藏民们视为神山的巴颜郎玛山雄踞在扎陵湖和鄂陵湖之间,牛头造型的纪念碑高高地竖立在山顶上。纪念碑上,汉藏两种文字书写而成的“黄河源头”4个大字,仿佛在昭示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就是从这里开始向华夏大地走去的。
如果说那一次探源黄河,带给老郑更多的是骄傲,那么20年后当郑云峰再一次涉足黄河源,带给他的不只是震惊还有心痛。那种感觉就像是当头棒喝――茂盛的草场变成了“癍秃”,雪山冰川化了,湖泊干了,湿地消失了。
面对这残酷的现实,老郑和他的伙伴开始了在黄河源头更多的探访和考察,到底是谁糟蹋了黄河的河源呢?科学家给出的答案更让人不安:虽然大自然不可逆转的因素让黄河源走向枯竭,人为的影响更是给这个过程安上了“马达”――淘金、过度放牧、生物链的破坏是一个都不能少,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及全球性气候变暖带来的恶果来得凶猛!
当然,造成全球性气候变暖的也是人类自己。
当气候成为问题
2004年2月22日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了美国的一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预测的“重要”报告――《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
关键词:低碳经济;战略规划;国家立法;政策推动;低碳社会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2-0050-04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性条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主要发达国家在2012年前温室气体减排的种类、时间表和额度等。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巴厘岛路线图”。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被宣称为“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在此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寻求“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旨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获取清洁能源,转变经济结构,实现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可以说,低碳时代已经来临,这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在发展模式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和突破。[1]而发达国家依借其在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的优势,在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和举措上成就显著,很值得中国的借鉴和学习。
一、从战略高度部署低碳经济发展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从战略高度部署低碳经济发展的规划。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战略规划,2009年,又公布《低碳转型发展规划》白皮书,旨在实现低碳经济战略规划的实质性拓展。2006年,美国公布新的气候变化技术计划(CCTP),旨在占领绿色技术制高点,开拓低碳经济战略新格局。2007年,布什政府开始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博弈中积极谋求主导地位。奥巴马政府则将绿色能源技术的开发、低碳经济的战略布局、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与经济振兴进行战略对接。[2]2009年,欧盟决定在2013年前斥巨资打造“绿色知识经济体”的战略构想。2009年,日本公布《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方案,强化低碳经济发展规模。[3]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规划可谓高瞻远瞩,步步推进,而且形成整体规模,对全球低碳经济发展具有前导性影响。按照生态足迹理论(ecological footprint EFP)①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规划是他们认识到自身生态足迹已经大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大生态安全出现种种危机景象,生态环境具有了不可持续性发展的态势,而且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结果。这些战略规划是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环境危机、发展危机、资源危机的应对举措,是对目前全球生态问题深刻和全面认识的必然选择。
二、以国家立法规划低碳经济发展
从1991―2001年,日本先后制定《合理用能及再生资源利用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学物质排出管理促进法》以及《2010年能源供应和需求的长期展望》等法案,大力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2005年,美国通过新的综合性能源政策法案,确立美国未来能源政策的法律基础。2007年,美国通过《低碳经济法案》,明确促进零碳和低碳能源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目标。同年,美国通过《美国气候安全法》,实施超标排放额的购买制度。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以立法形式把低碳经济的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4]2007年,英国出台全球第一部《气候变化法》,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立法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始征收气候变化税的国家,[5]英国的低碳经济发展走在全世界的前列。[6]2009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和规划“碳预算”的国家,确立了碳排放目标和低碳发展计划。[7]
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初期,物质消耗总量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同比增长甚至更高,但在工业化实现转轨后的特定阶段,经济增长时物质消耗呈略低甚至下降趋势,出现倒U型结构模式,这是脱钩理论分析的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之间的相应关系。正是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由耦合走向脱钩的最终发展态势,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先后采纳完善系统的立法规划推动低碳经济的战略发展。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最终途径。因此,从日本的系列能源法规到英国的《气候变化法》,再到美国的《气候安全法》,都显示出发达国家意图把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的战略选择。
三、借强力政策刺激低碳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非常注重以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1999年,欧盟国家开始推行节能减排的低碳税制政策。2000年前后,欧盟开始实施碳交易政策,[8]通过排放量交易政策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北欧国家先后在高排放行业开始征收“地球变暖对策税”。英国通过气候变化税、碳基金、资金补贴、碳交易、减排监测报告和独立认证等一整套政策实现低碳经济战略规划和立法规定。[9]2009年,美国开始贯彻绿色能源政策,明确可再生能源在发电量中所占的比例;对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实施排放权交易等。[10] 2007年,日本开始实施环境税收政策,对环境污染重户课以重税,对节能减排效应好的高排放用户实施减税。2009年,日本重启“太阳能鼓励政策”,制定“领跑者制度”,推广节能建筑。
实践证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基本遵循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曲线规律,即从碳排放强度到人均碳排放量再到碳排放总量的倒U型曲线规律过程。这三个曲线过程形成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高峰期到碳排放总量下降期四个阶段。而低碳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借助的技术手段截然不同,第一阶段主要借助能源和碳密集型技术进步,第二阶段主要借助经济增长驱动,第三、四阶段主要借助碳减排技术。[11]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走过第一个发展阶段,正在由二、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所以,从英国的碳基金政策到欧盟的碳交易政策,从美国的绿色能源政策到日本的领跑者计划,发达国家都借助各种碳减排政策推动本国低碳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与环境污染脱钩的战略规划。
四、建设低碳社会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建设低碳社会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发达国家中日本最为突出。日本国内能源匮乏,一贯大力倡导建立“低碳型社会”。福田康夫时代,日本就开始着手以能源和环境的高新技术开发和运用打造世界上第一个“低碳社会”。2008年,日本《面向低碳社会的十二大行动》,提出了建设低碳社会的重大举措,通过“低碳社会行动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建设低碳社会。生活领域让消费者全部消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视化,推行绿色积分制度;家电领域推行“领跑者计划”,对低碳排放量家电购置进行补贴;住宅和办公领域制定“低碳化住宅建设标准”,推进绿色信息通信系统;交通运输领域确定二氧化碳排放量课税标准。[12]丹麦为建设“低碳生活”倡导低碳出行的自行车运动,首都哥本哈根成为世界首座“自行车之城”,自行车代步已成为丹麦建设低碳社会的文化符号。[13]2009年,韩国在全国实施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二氧化碳储值卡”计划,鼓舞民众参与低碳社会建设。
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证明,低碳经济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不可能一次实现。所以,高碳经济到低碳经济的转型轨迹绝不是坦荡通途的线型道路,而是人类环境质量的“过山车”。而要削减过山车轨迹的峰度和上坡路的里程,低碳社会建设无疑是最佳选择。因为低碳社会的整体建设是建设生态文明最有力的突破口,是控制过山车的峰顶不高于人类持续生存的生态阀值,是削减过山车低谷路线尽早经过拐点的不二选择,[14]这也是发达国家不遗余力推进低碳社会建设的终极原由。
五、对中国实施低碳经济战略的启示
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能脱离世界的大环境来实现自身经济的发展。发展低碳经济,中国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不断引进、消化、汲取国外先进的低碳技术,展开多层面、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不断提升低碳经济的战略层次和水平。[15]
1. 战略布局。发展低碳经济关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规划,必须进行战略性布局。[16]2003年,国务院颁布《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2007年,中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同年,《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提出能源发展战略,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列为战略重点。2011年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至45%。”这些规划对推行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全局性的部署和规划作用。[17]
和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规划相比较,中国的战略布局必须解决好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中碳排放权的界定和分配问题。只有清晰地界定了排放权限,才能最终实现总量控制、减量排放的战略目的。2009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炮制多个全球二氧化碳减排方案,完全忽视发达国家历史上二氧化碳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的历史事实,而且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6.7倍的人均未来排放权限。这严重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直接违反国际信守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减排原则。[18]而《京都议定书》碳排放预算分时段、临时性的缺陷,对发展中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这对碳排放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来说更是设置了层层壁垒。所以,碳排放责任多少和权限大小直接决定了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布局,对未来国际间的低碳经济交流合作关涉重大。
2. 健全法规。我国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通过健全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从制度上确保低碳经济战略规划的实施,使低碳经济发展走上法制化建设的轨道。为此,我国先后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规。[19]健全低碳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影响因素繁杂。就中国而言,人均GDP的大幅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倍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而中国现有的能源使用效率和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型。可见,健全低碳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促进低碳经济战略发展,重心不在能源效率和结构的抑制作用,而在于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促进产业结构多元化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技术进步,依此实现中国产业转型与节能减排的双赢发展。
3. 落实政策。我国必须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构建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经验,全面贯彻落实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发达国家认为碳税和碳关税是最经济的节能减排措施,所以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上几乎不遗余力。但对中国来说,碳税和碳关税政策对GDP增长产生较大影响,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有所下降,长远看碳税和碳关税征收的负面影响将不断弱化。发达国家的碳金融政策是金融机制的创新,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协调金融制度和碳交易金融活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推行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发达国家的碳汇政策在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中扮演关键角色,对我国利用土地调整和推动林业发展举措储存温室气体于生物碳库的政策制定具有前导性的价值。在碳捕获技术政策的推广领域,发达国家的政策标准和尺度与我国相差较远,对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只具有启示效应。而地方政府则应充分利用好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政策优势[20]。
4. 全民参与。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确保低碳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又不重复走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旧路,这是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正值发达国家低碳社会建设如火如荼之际,我国应鼓励全民走低碳型生活之路。这就要加强低碳宣传教育,转变消费观念。要让全体国民了解节能减排的意义,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熟知低碳生活的基本要义,并能积极参与低碳生活建设,努力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21]
5. 国际合作。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活动,这既有助于确保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又能及时表达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环境利益诉求,并积极地参与到建设低碳经济的时代洪流中,实现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转变,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全球性变革。
注释:
①也称生态占用理论,是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命支持和服务功能的理论。就是指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特定的单位人口需要的生物生产力地域空间,以生产人自身所需的资源和吸纳所衍生的废物,生态足迹理论可以定量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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