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的理解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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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闻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一、新闻传播进入大传播时代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与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介相互融合，新闻传播进入了媒介融合时代；随着个人掌握媒介技术的快捷，自媒体成为了时代的新宠；社会化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最具影响的新闻源。这些变革，将新闻传播推入到大传播时代。

1.新闻传播进入媒介融合时代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媒介发展就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融合媒介”趋势，这种媒介被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媒介融合是一场基于信息技术创新和社会话语重组的媒介整合，这样一种整合带来了新闻业的融合，给新闻传播带来了五类变革：一是新闻表述方式的融合，即新闻表达运用了多种媒介和互动技能来完成；二是新闻采集的融合，记者需要运用多媒体技术对新闻进行信息的采集；三是新闻制作流程的融合，主要是对新闻制作模式的改变；四是媒介间融合，指不同媒体之间的合作，包括内容和新闻资源共享；五是所有权融合，指不同类型的媒介如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其所有权可以融合为一家传媒集团，实现资源共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媒介融合成为我国新闻媒体发展的指导方针。这些变革将新闻传播推入了大传播时代。

2.新闻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

自媒体，被称为“WeMedia”，2003年7月由美国新闻学会提出，指“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的途径。”硅谷著名的IT专栏作家，《圣何塞水星报》专栏作家丹•吉尔默2004年出版了专著《自媒体》，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草根新闻，源于大众，为了大众”，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个人博客、网络聊天组、邮件和其他工具制作新闻。网络时代自媒体使新闻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就是“你”，是互联网使用自媒体的“你”。自媒体时代，社会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是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大新闻媒体已经失去了它的垄断地位，现在可以实时消息的全球观众就是新一代的草根记者，新闻在他们自己的手中。通过配备笔记本电脑、手机、数码相机,这些从读者转变而来的报道者将来自身边的消息转换为新闻，这一转变深刻揭示了我们消费新闻过程的改变。

3.新闻传播进入社会化时代

网络的基本特征是连接，而越来越持久和扩大的连接使网络社会化成为必然。特别是今天的Web2.0时代，互联网的重心正在转向社会化媒体。社会化媒体是网络社会覆盖面最广最具代表性的传播媒介。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平台上，新闻传播的主角是用户，用户需要是新闻传播的起点和目标。同时，社会化媒体中的新闻内容生产与社交是相互结合的，社会关系与新闻生产两者相互融合在一起。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新闻内容是连结人们关系的纽带。因此，不难理解，在争夺用户的竞争中，从Facebook到Linkedln，各大社交网络纷纷推出了新闻媒体产品。新闻服务成为保持用户黏性的竞争焦点。同时，社交网络也成为了最有影响的新闻源。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发表的报告显示，美国63%的用户通过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会化媒体获取新闻，成逐年上升趋势，社交网络正日益成为有影响力的新闻源，新闻传播已经进入了社会化时代。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理念变革

新闻传播从“小新闻”进入到“大传播”时代，随之带来的是新闻传播学科教学理念的变革。新闻传播学科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同时又是一门发展日新月异的学科，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理念也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新闻传播进入“大传播”时代，新闻传播学应从新兴媒介技术的掌握、增加社会科学课程和新媒体媒介素养三方面变革教学理念。

1.新兴媒介技术课程的拓展

媒体融合指的是不同类型的媒体的合作，包括手机和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媒体内容的数字化，再加上无处不在的高速宽带连接和上网设备的扩散，正在改变新闻传播内容的和流通方式。传统媒体平台和产业结构，需要大幅革新才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当今社会的新闻传播人才不仅需要多种掌握新兴媒介技术，还需要培养在新媒体、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融合贯通的能力，即跨媒介思维的能力。因此，无论是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还是自媒体的新闻传播，抑或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新闻，新兴的媒介技术是一道跨不过的门槛。在美国，根据对美国15家顶级新闻学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各家新闻学院近十年来增加了大量的新媒体技术课程以适应新闻业变革，包括计算机编程、社交媒体新闻学、大数据新闻学、数字受众分析以及新技术（如无人机、谷歌眼镜）应用等。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中，新媒体技术的教学往往落后于业界实践。从教学课程的设置中，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亟需建立较为完整和先进的新媒体技术课程，并且依据各大高校自身的特色培育优势课程。传统媒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专业性、权威性和高质量的新闻内容，而新媒体吸引年轻受众，有更高层次的互动。新媒体和旧媒体的融合是一种“化学反应”，因此，贯通各种媒介的思维能力非常重要。当新闻发生时，能迅速判断，选择多种媒体手段进行报道。并能运用多种媒介手段制作出打动受众的新闻产品，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引发关注。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建立跨媒体课程培养这种跨媒介的整合思维。

2.增加社会科学课程

在我国的学科划分中，新闻学属于人文科学，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但归根结底，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在新闻传播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新闻传播学科应该增加社会科学的课程，以应对新闻传播学的大传播时代。从历史的源流来看，传播学的产生、发展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有密切的联系，新闻学的采访构思等也遵循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可以说，新闻传播学发展至今，与社会科学联系紧密，譬如新闻媒体与其赖以生存的权力和控制力之间保持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还反过来曲解、改变，甚至挑战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新闻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在大传播时代变得日益复杂，数字媒介重构了权力关系和社会秩序。为了厘清媒介如何推进了社会和世界，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增加社会理论的课程与实践，以廓清这个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媒介化世界。数字媒介社会中的媒介实践、网络化社会、网络化政治、媒介与资本、媒介与权力、媒介文化、媒介伦理与正义等方面的研究都需要社会理论的支撑。西方主流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社会学科课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的新闻本科课程设置中，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而其余大部分是社会科学的内容，试图用社会理论课程教学启发学生发现与考察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40年代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在爱荷华大学任新闻学院院长时，也增设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课程。60年代，美国主流的新闻教育已经确立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和新闻专业技能融合的课程结构。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发轫于新闻学的创立，一开始是沿袭美国早期的新闻学专业教学模式，重专业技能轻人文社科素养，导致大量的新闻专业学生走上媒体岗位，难以胜任迅速变革的媒体格局。尽管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科已经由新闻学拓展到新闻传播学，逐渐增加了社会学科的课程，但面对新闻传播学与社会日益紧密的局面，学科的课程设置还应加大社会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结合的课程类别。

3.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

第2篇：新闻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1.1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情况以及社会需求

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的学术界的地位是“一级学科”，其下面还有5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这些专业人才的培养目的都是为了是我国在传媒行业有专业的技术人才。传媒行业发展的越来越好，需要有专业人才对新闻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所以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学校也需要有对该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教学者和研究者以便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为社会所用。

1.2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现状

由上文所述可知，中国社会对于新闻传播学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学校对于人才的培养模式太过单一，培养出的人才与社会需要的人才存在冲突。早期，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是独立存在，传统的新闻性实践性更强，对于理论的界定研究不强，自从传播学被应用到新闻学后，经过双方经过近二十年的磨合，彼此间进行了融合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比如，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包括批判学派的）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经验主义传播学的量化分析方法，已经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现在的新闻传播学所涉及的内容也更为广泛，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所以新闻传播学需要的人才是复合型人才，而像我们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人才结构形式较为单一，而且理念较为落后。教师经验缺乏，培养人才观念传统。现在的高校教师专业化不强，学校经常资源利用，认为只要将课本内容了解并教授给学生们理解就可以了，所以很多其他的专业的老师也会教非所学专业的课程，这不利于专业化人才的培养。现在学校的老师缺乏社会实践经验，部分老师是毕业后就直接到学校任教，缺乏对专业知识实践性的理解在知识的传授过程中不利于学生理解学习。所以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改革创新。

2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过程中取得的经验

2.1教学课程安排需要不断完善

学生毕业后是要进入社会的，所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合理安排适合社会需要的课程。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市场调研，了解社会上新闻传播人才的发展需要，然后有针对性的培养，帮助学生毕业后更好找工作同时满足社会的需求。到现在为止我国关于新闻传播学的理论课程教材经过不断的改版已经很完善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所欠缺的就是教学设施、师资力量、教学模式的改变。高校的教学模式分为三个阶段：文化基础知识的学习；专业课知识的学习；专业课和实践相结合阶段。每个学校根据自己实际情况的不同安排课程学习时间段不同，笔者认为在轮科学习中要提供完整的设备使学生获得最好的资源快速理解并掌握知识，缩短理论知识的学习时间，使得学生有足够长的时间将所学知识通过实践的方式运用起来。可以增加校企合作，鼓励学生们积极的参加实习。

2.2增强对学科专业性的控制

学校的新闻传播学方面是否具有较强的学科专业性，在该校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知识运用能力上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针对各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性发展上都增设了新闻转播学专业的硕士，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就是重理论轻实践。然而社会上需要的人才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可以快速轻松的上手工作，所以要根据不同的岗位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使其专业化更强，同时进行全面化教育，新闻传播学所涉及的内容本身就是社会的各行各业所以人才的全面化培养也是至关重要的。设有新闻传播专业的高校应该尽其所能引进完备的设施使学生可以专业系统化的学习。

2.3改变教学观念，创新教育模式

传统的教育模式就是“一讲一听”的模式，缺乏交流。新闻传播学需要的是知识的摄取、提炼、表达能力这些能力都需要和人不断的交流实践来收获，师生间的交流可以使教师快速的了解学生存在的问题具有针对性的指导，使学生提升速度更快。加强校企合作增加实践的指导，不仅可以提升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还可以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课堂的教授多数是课本上的内容最多增加一些老师的经验，但是学生们不能切身体会，如果是在实践中教学就会使学生们及早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并可及时得到老师的指导，进行改正。老师是学生的领路人，所以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过程中，老师的职业素养、态度以及专业化都对学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教师要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库，与社会发展接轨，将时展与教育事业很好的结合做好领路人。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全面化的国际型人才，这种人才的培养，要彻底改变思想，进行开放式课堂教学，师生平等共处，这样便于同学间、师生间的交流，大家可以放开思想大胆提问，结合自己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交流，提升集体对知识的见解。注重对第二语言的培养，社会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转变，在将来的发展中需要的语言只有英语和中文是不够的，所以要加强语言的学习。

3结束语

第3篇：新闻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 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 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 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 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第4篇：新闻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认为别人该知道传播学的想法是霸道的，因为即使学了传播学的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完全是一头雾水。曾经有学生在毕业论文答辩完毕的当天，诚实地对我说：“老师，您别看我要毕业了，那个传播学我就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对一个学科来说，这不算好状况。外界对传播学很生分也就罢了，传播学内部人士对传播学是什么不太明了也无兴趣，让人不得不深思。造成生分状况的根本原因来自本学科建设的缓慢。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都是很现实的基本问题，而在我国目前更突出一些。从传播学的学生到传播学的教师，我积累了很多的感触。传播学教育，尤其针对本科生的传播学教育，目前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教材建设。教材的改变需要从三点入手：第一点，全面消化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的现有研究成果。第一点是前提，打个不贴切的比喻，好比是动物过冬储备的脂肪。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传播思想各种文化都有论及，但不是每种文化都生长了传播学，传播学所探讨的问题又是每种走入现代的文化所共同面对的。所以我们必须引进先行者的成果。第二点，教材的编写宜体现这样的目标：推动学生思考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价值，思考自己生活其中的历史和文化，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第三点，教材要有很强的中国味道。这种味道是从教材内容里清清淡淡散发出来的，没有堆砌的痕迹。如果本科生传播学教材在这三点上真正做到了突破，所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在学科素养上会得到很大改观，传播学的本土化可以说是落到它该落的地方了。假以时日，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所传授的知识为学生高度接受之后，按传播学原理，它的效应可以放大，以一及十，能够为传播学营造继续生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传播学教师可以参照的教材很多。国外译介的传播学教材偏重欧美，其中又以美国为多，其他国家的很少。这些教材基本上是大众传播的著作。而大众传播只是传播学的最醒目领域，不是唯一的，甚至可能不是对人类的命运来说最至关重要的领域。这种局面与我国的新闻学教育现状有关系。我国的传播学学科都作为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科目，不可能像国外有严格区分的新闻学专业和传播学专业，传播学作为新闻学学生的理论课而存在。

即便大众传播学，所译介和本国编写的教材也多有偏颇，重在美国，忽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果。近两三年所翻译的美国传播学教材中增加了欧洲学者们的理论成果部分，但篇幅不是很多。欧洲国家中英国的教材因对通俗文化的研究被介绍进来，但不像美国那样系统且更新及时。美国传播学教材中小约翰的《传播理论》，功底扎实、理论高屋建瓴，鲜有别人能超越，不过，那本书本来不是本科生教材。这种局面造成了即便在大众传播学方面，也是缺胳膊少腿的：大众传播学教育基本上在用经验学派这一条腿走路。联系到传播学的费廷斯格的认知不和谐理论，一个瘸子走路的样子在人的心里引起的感觉是不舒服的。这里没有笑话残疾人的意思，但一条腿的现状会让学生们不理解：美国的月亮真的那么圆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从头到尾都在讲美国？

我国编著的传播学教材目前体现了译介的两大缺陷：第一，狭隘地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第二，消化了大众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一派的理论，对批判学派的理论还处于初步整合的阶段。不过，老师们都普遍意识到了这两大缺陷，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和健康传播的国外专著和教材都陆续译介了进来，同时许多人都在致力于消化批判学派的成果，相信高度整合的传播学教材不久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由于不同的理论取向，英国和美国的传播学教材非常不同。英国教材重在揭示我们所经历的但不常深思的另外一面，把传播问题放到宏观的社会结构和人类历史、文化之中，又高又远，庞大壮观，眼光却是怀疑和批判的。这样的教材接受起来肯定艰涩一些。美国的本科生教材编写的都很浅显，但并不意味着不教给学生另外一种看待日常生活的眼光，它们也会给人“原来可以这样想”的感觉，但它们往往集中挖掘一个问题而略了其他，好比挖井，上了瘾一般挖得深了又深。这样，两个国家的教材视野都能激发联想，启发学生思考许多问题。这些教材在体例上没有像我国那样分割成第一节、第二节和各节中的一二三四，在许多我们看来很关键的问题，甚至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而是给学生很宽泛的一个概念，论述也很灵活。我很长时间很奇怪，事后回想起所读过的教材，印象深刻的观点和事例为什么是这些教材里的，而不是来自体例严格用语严谨的国内教材？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归功于这些教材所体现的教育价值观，而这价值本是人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所应该拥有的，它理当是所有学科所共同追求的，带有一定普适性。众所周知，今天大学生的培养和10年前相比，社会环境都大不相同了。10年前我们可以毕业之后选择另一个行业就业，一切重新开始都来得及。如今学生们在填写高考志愿时，往往意味着选择了今后从事的行业。现在的毕业生规模和国家的产业结构导致学生们在填写志愿时要非常慎重：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否则不仅读书时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毕业后还要从事自己不感兴趣的职业。新闻专业的学生们少不了无奈之余放弃了心爱的专业而来的，但很多都是本着自己的兴趣而做出的选择。前面说过，我国的传播学理论基本上是给新闻专业的学生讲授，如果认为新闻学不需要太多理论，实在是谬见大矣。新闻学教育重在传授给学生新闻的制作细节和制作过程，它的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新闻媒介组织输送采编人才。而这种技巧的培养是有前提的：它也必须遵循教育的基本目标――培养能够完整认识自己的人，明白自己活在世上的价值在哪里。这个教育目标对新闻专业的学生很重要。搞新闻的尤其特殊，因为每个新闻人较之其他职业的人，所经历的乃是双重的人生：他/她自己的和他/她每次采访所构成的人生。他/她总要经历显著的、异常的、紧迫的、重要的那些人和事，还要体会时间爆炸的感觉：仿佛历史的旁边就站着自己。新闻人的职业人生和他/她的自我之间存在着紧张，这紧张交集在一个个体之内，本身就是一个传播学问题。传播学需要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充实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内容，并且要和学生们以后要经历的职场生涯密切联系起来讲授。这些内容不仅帮助学生们看清自己，也深入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这合乎传播学的社会科学性质，它所要求的审视的眼光，首先就是审视自己。其次，激发学生思考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许多传播问题说到底是文化的问题，而文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植根于历史之中，充溢在吃喝拉撒的行为里。再往深里讲，传播问题是我们的心灵问题。文化里隐藏着和再生着我们的心灵问题。历史和文化中免不了让人伤心的教训和让人击掌叫好的经验，有时一则小消息的采写蕴含的意味就很多。就大众传播来说，自旧上海《申报》以来，媒介领域有太多东西可以为传播学教材所用。晚清以来，我国跌宕的历史也能为大众传播提供足够多的旁证素材。传播学更是一门积极观照现实社会的学科。网络普及开来后，整个社会在对新一轮信息革命的适应中，遭遇到许多问题，至今仍然在摸索中。传播学教材必须体现本学科对新传播阶段的摸索，这有一定前沿性，对学生来说是必须的，教师必须帮助学生仔细地观察这个社会上与本学科有关的主导领域。

我读美国的传播学教材，发现一向称“我们地球”而非“我们美国”的美国学者们在编写教材时，除了跨文化传播，大众传播教材都相当地“我们美国”。拿电影的发明来说，对爱迪生的贡献写得很仔细，对欧洲发明家的贡献一句带过。对本国的传播理论条分缕析，其他国家包括欧洲那些国家的简单介绍完事。我们的日常生活本来已经被高度美国化了，课堂也要被美国化吗？从穿的衣服、吃的食品、看的电影、听的歌曲到图书馆里能够借阅的传播学教材，学生们还能看到另外的世界吗？我国本来有丰富的传播资源，目前缺乏的是传播学的本土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课堂上动辄“美国”。韩剧之热并非韩国文化在热，而是韩剧中体现的价值观和国人的心灵构成了共通的意义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国丰富的传统传播资源。传播学没有在我国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传播思想。中国的传播学教材必须散发中国的味道，而不是动辄“美国”。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传播学教材的编写目标以激发学生思考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的缘故，这样的目标与传播学本土化不仅没有冲突，且是必须的。

第5篇：新闻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而这两个学科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论争的对象。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在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界掀起的一场大辩论。大辩论的主题主要涉及：传播学、传播教育会不会、要不要完全取代新闻学、新闻教育？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新闻学、新闻教育向何处去？这场大辩论的集中表现在1995 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上。在这次大会的“课程改革”分会场上，多次响起了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要为传播学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和广告学，培养所有的人才；如果继续为特定的行业特别是新闻业办教育，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应当承认，要科学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很难的。但是总结他们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对于解决关于这两个学科关系的迷思很有意义。而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文娱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因此， 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

如前面所言，关于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关系曾一度众说纷纭，现在比较被接受的观点是：新闻和传播这两个学科定位大不相同，但它们之间亟须互补。就我国的情形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当下总体看来， 还是合的态势大于分的趋向。

如果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大趋势是合，那么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能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为三大学科之中的两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异：

第一，学科研究目标不同。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对象的尽可能普遍的知识，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等问题。与此不同，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及其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当然，人文学科也要研究物、研究各种事实性存在的性质和规律；但它决不满足于、决不止于发现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而总是要进一步追问如此这般的对象、对象如此这般的性质和规律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人的价值及其实现有何意义。

第二，致思方向不同。对于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致思方向上的区别，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凯尔特曾作过说明。李凯尔特曾分析过文化科学（大体上相当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他认为，因为要发现一般规律，所以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时总是致力于“抽象化”或“普遍化”，也就是说，它总是致力于把个别事实归结为某种规律的作用和表现，并把特殊规律提升为一般规律，从而抽象出越来越普遍的规律。因此，用科学的眼光来看人，人必然被抽象为无差等的“类”。与此不同，文化学科在研究对象时则总是致力于“具体化”或“个别化”，它强调和珍视各种个别的东西、富有个性特色的东西、独特的东西的价值，并借此来开掘人的生存的丰富意义。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都莫不如此，它们都是只有在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价值时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

第6篇：新闻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改革路径

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关于较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积极推动英语等外语进行双语教学的要求，将全国高校双语教学工作由自发、无序推向主动、规范的阶段。即使如此，我国大多高等院校双语教学仍处于试行阶段，各院校也在对双语教学进行不断探索，还需不断完善、改革与创新。因此，本文就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的必要性、教学模式、改革的路径等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对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

一、新闻传播学进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双语教学，根据英国朗曼出版社出版的《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的所给的定义：Theuseofasecondorforeignlanguageinschoolfortheteachingofcontentsubjects，意指在学校中能够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各学科的教学工作。在我国，双语教学的专业主要集中在理、工、农、医及经济等学科，文科相对涉及较少。但在社会学科的部分学科中，新闻传播进行双语教学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双语教学是新闻传播媒介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要求。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演进，新闻报道的同步性以及无边界化使得“地球村”成为现实。而在新闻传播学教学中，双语教学已成为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在实践过程中，无论是新闻采访、现场直播或新闻写作，新闻从业人员能够掌握国际语言已成为基本的职业生存能力。更深一步来说，开展双语教学可以使学生加强新闻敏感度，及时掌握并分析外文资料，随时了解信息的最新变动情况。其次，开展双语教学是提高新闻传播学教育水平的手段之一。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新闻传媒业提供优质的后备人才，而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外语能力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提高外语能力不仅指语言能力，也非普通意义上的听、说、读、写，而是以提高外语能力为基础，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以《英语新闻阅读》这门课程为例，“新闻阅读”是这门课程的重点，语言媒介不再是我们所熟用的汉语，而是英语。前提是我们需熟用此种语言技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新闻“阅读”，通过此门课程我们不仅能提升阅读能力，也是对跨语言领域、跨文化领域的一次次新闻解读、分析。最后，在新闻传播专业开展双语教学，也符合我国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目的。现今，中国各个方面都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不论是经济实力、社会文化，还是政治的民主化进程都在不断向前推进，但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分歧，信息传递的不到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全面甚至有误解，而这些声音大多来自西方媒体。那么想要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与态度，就需要增强自身国际传播的能力，培养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运用常用的国际语言适时进行新闻报道、新闻写作、发表评论等，从而传达真正的中国声音、中国态度，逐渐改变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被动的局面。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出可以纯熟运用常用国际语言的能力，树立跨领域文化思维的意识，高质地实现国际传播的工作者。

二、新闻传播学进行双语教学的模式

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开展的前提是选择恰当的教学模式，并能够根据自身条件、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根据《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来看双语教学的模式大概有以下几种：其一，沉浸型教学模式，即课程的教学过程完全使用汉语以外的语言开展，此种教学模式对教师和学生的语言水平要求都较高；其二，渗透型，即在教学工作中以汉语为主，适当穿插使用英语，主要体现在关键词和关键问题的非汉语言的讲解与背景解读，或者对一些外文词语的中文含义进行解读；其三，交替型，即交替使用中文与外文两种语言，在两种语言的运用上不分主次，在理解中文内容时适当使用英文进行补充，在讲解外文内容时适当使用中文进行解释；其四，演示型，即在专业内容授课过程中，主要以中文教学为主，针对一定的内容选择相应的时间用外文进行教学；其五，选择型，即通过开设选修课，结合学生的个人兴趣进行外文双语教学。这五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在开设双语教学时，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师资力量、所处环境等，选择相应的一种或几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充分运用自己所具备的优势力量，使大多数学生能在双语教学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三、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改革路径的探索

（一）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授课时间

何时开展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一直是人们探索的重要问题。很多人都赞成应该从大二或大三开展双语教学，认为此阶段的学生有了一定专业知识的积累，也经过了英语四六级的打磨，较为适合开展双语教学。其实不然，不同地区的学生应选择不同的时间点，应该结合实际来开展。例如，贵州地区的学生，一部分学生英语基础较为薄弱，高考之后是这些学生英语能力较强的一个时间段，如若此阶段不开展双语教学，而且外语学习方面的督促相对减少，到了大二或大三英语能力有可能不增反减，如若能在进入大学之后适当地开展双语教学，既是对英语学习的督促，也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专业基础知识是每个新闻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当中都能用到的，所以针对此类学生，开展一贯而终的英语教学模式较为合适。当然，从大一开始进行双语教学并不是所有课程都合适，应选择新闻传播学的基础教育专业课程，从一开始建立学生对课程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与国际接轨。

（二）授课内容的选择

授课内容应系统化、模块化，与实践相结合。就《英语新闻阅读》这门课程而言，更应该与实践紧密结合。新闻具有时效性，所以英语新闻阅读在进行授课时，在不失双语授课根本的同时，应以当下发生的新闻事件为例，对学生进行引导，激发学生的新闻热情，将英语与新闻专业知识良好地结合在一起。另外，在允许的情况下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授课内容，变被动为主动，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三）对教材的选用

适当地进行本土化的改革现今，很多院校的新闻传播学双语授课仍然选择的是英文原版教材，对学生学习最根源与最前沿的专业知识十分有利。但英文原版教材授课并不适用所有学生，比如偏离我们的现实情况、费用高昂、知识架构相对于国内的教材较为分散，不利于学生掌握等。面对此种情况，必须对教材进行本土化的改革。但我们在进行教材本土化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教材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对英文原版教材进行“修改”，而是在不改变知识体系的前提下，遵循作者原本授课意图的同时，将教材调整为适合当下学生使用的教材；其二，教材本土化可以适当选择当下环境的案例，让教材与实际联系更紧密；其三，将中西文化进行更好的融合，在教材本土化过程中注意对不同文化的注解。

（四）将多媒体教学更好地运用到双语授课过程中

当下，很多院校的授课过程都采用多媒体教学，那么针对授课难度较大的双语教学更应该有效地利用多媒体教学。由于英语并不是我们的母语，难以避免出现授课发音不准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用多媒体课件与面对面授课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多媒体课件集声音、图片、文字、动画、图像于一体，可以将学生带到情境当中，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第一时间将原汁原味的内容传递给学生。但仅凭多媒体教学是不够的，缺少反馈与互动，此时更需要老师来面对面地进行答疑解惑，将发现的问题一起进行讨论，才能最大限度地收获知识。很多专业课程的授课过程也是如此，那么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授课更应如此。

不难看出，我国很多院校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的授课还处于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与各个院校已形成的精品课还有一段距离，因此需要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最适合自己的授课模式、方法、手段，将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发挥出最大效果，与国际接轨，培养出更多满足当下国际形势的新闻工作者。

参考文献：

［1］李慧娟.新闻传播学双语课程教学改革实践谈［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7）：29-31.

［2］章骏斌.大学化学双语教学浅析［J］.高等函授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02）：21-23.

第7篇：新闻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 中国化；自觉性；传播政治经济学；范式；批判

中图分类号 G20 文献标识码 A

从《传播学引论》到《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从《全球新闻传播史》到《中国新闻社会史》，李彬教授的学术著述二十年来影响了一批批新闻传播学子，而其文恣肆、气势滂沱，又娓娓道来，深入浅出，也一向为人称道。至今犹记得自己十年前读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中那个坐在田埂上击缶而歌“帝力与我有何哉”的老农，而今第三版《传播学引论》又是这样为“全球化”破题：

全球化是仁慈的福音，还是阴谋的陷阱？是发展的过程，还是既成的事实？是自然趋势，还是人为操纵？是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还是旃裘之君长南下而牧马？一个概念转瞬间繁衍铺排成一片话语的，既显示现代传播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也表明信息时代令人生畏的控制潜力。

学生常常评价很少见到这样的著述，原来学术专著还可以这样写！诚然，这是李彬文字的魅力，但学者如果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

一、从中国化到自觉性

1993年，《传播学引论》第一版出版。1995年，他在《现代传播》发表文章反思传播学中国化，“一方面要走自己的路去追索真知实理，另一方面又必得遵循别人的章法……以独立独行相标举的本土化，本质上也许恰恰显示出西方话语的支配性”。他已经认识到号称本土化的传播学，其立场、方法、框架可能陷入“学术的盲从”而非“学术的自觉”。

2003年，《传播学引论》增补版出版。2002年，他又发表文章指出：“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可以在他山之石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化已经、正在和必将构成我们传播学研究的底色。”

2013年，《传播学引论》第三版出版。此时，他更多关注的问题是，中国传播学是否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生命力，归根结底在于能否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作出自己的思想建树，将丰厚的专业遗产化解为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学理与学统，并在世界确立自己的地位与影响，为人类学术共同体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是局限于、满足于国际接轨与理论旅行，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他乡作故乡，乃至等而下之的张冠李戴、指鹿为马、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传播学引论》是李彬教授的处女作，“从酝酿到写作，从初版到修订，本书绵延近三十年”。本书前后三版（1993年第一版，2003年增补版），不仅见证了作者的学术生涯，同时也见证了中国传播学科及传播思潮从无到有，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今日之李彬对自己的处女作《传播学引论》增补了什么？又删除了什么？须知，正是在这几番删改之中，1995年“何去何从”的问题在2012年得到了一定应答。笔者认为，也许从中国化到自觉性，可以概括作者二十年来学术思想变化的主要脉络。

二十年前，作者致力于推广传播学，用充满激情的笔触向年轻学子介绍传播学理，“初版大多为经验学派的内容，对批判学派涉猎较少”；至增补版，作者坦言，“这十年间我的研究兴趣也主要在批判学派上”，因而增补版增补的“主要部分”是第四讲“批判学派”；及至2013年第三版，前面三讲共占240余页，而第四讲单独占到160余页，亦可一目了然作者的学术倾向。

从初版介绍传播理论，不无讲义意味；到新版具有主体性的诠释理论，走向专著，并注重中国性与自觉性等问题，作者加入了大量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的内容，让读者在读到理论的同时，了解这些理论是如何生产的，如何在广袤而肥沃的社会土壤中生成的，而不仅仅是一些理论标签和工具，读者通过案例亦可了解传播与文学、与社会结构、与历史等相互关系，进而运用理论理解和批判现实。如对施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的介绍与反思，以及从传播学控制观的高度总结和批判。再如，作家格非、韩少功等新作选段，则试图探讨西方传播理论与中国历史、现状的碰撞与融合，如何在更高层面“理解与接受”，而不是就事论事的讨论现成理论。在此基础上，是对读者的期待：“更具有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更具有历史意识与批判意识；更兼顾新闻与传播、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的会通。……相信中国传播学终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并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超越传播学：自觉性与新范式

笔者因研究农村戏剧及戏班的传播实践，在学习生涯中常常被问及：你这是传播学研究吗？我想：农民的聆听与表达为何不是传播？进而言之，传播学为什么一定与现代媒介（广播、报纸、电影、电视等）相关，传播研究为什么只能是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受众及效果研究？换言之，传播学可以摆脱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的影响，以及媒介中心主义观念束缚。诚然，即便在《传播学引论》（第三版）中，亦保留了对施拉姆“传播学集大成者”之地位的认可，但如何超越施拉姆？在大众媒介出现之前，人与人如何交流？对话、表达与交流不是人类的本能和生存方式嘛。跳出5W的框架，摆脱言必称“受众”和“传播效果”的研究思路，对于拓展传播学的学理和研究空间均大有裨益。比如，传播学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视角来解释世间万象，即对于同一个社会、现象，或事件，可以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亦可从传播的角度展开。

对于《传播学引论》（第三版），笔者认为作者首先试图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传播学。在其“批判学派”一讲中，反复强调政治经济学视角，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将政治视为被纷繁复杂的现象所掩盖的关键词，并将较多篇幅放在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批判之上，剖析“全球化”与“现代传播”的“文化帝国主义”本质。

在此基础上，作者试图以自觉性为关键词，进行范式探索。那么，什么是自觉？先生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此启发之下，李彬在书中借赵汀阳的观点，提出传播学的“以天下观天下”（老子）的“天下观”，这种世界观与传播观包含着“多元化、多样性意识，体现着对不同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发自内心的尊重。……只有从天下视角才可能虑及世界性问题，并理解和关注全人类福祉。”当世界观确立以后，便是方法论，在方法论层面，李彬也认同赵汀阳的“理解与接受”，既然“一切传播症结均在‘传而不通’的环节，包括媒介与社会的理解障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障碍。”那么，如何从“理解”并进而“接受”呢？需要在“天下观”的指导之下，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换言之，从“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最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以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传播学，不得不谓是一种新的视角与范式与思路。

具体而言，首先是问题意识，包括问题与立场。出发点是为了谁研究，为什么传播。是否是“立足中国土”（甘惜分语）的大学问和真问题，是否有对自身历史与实践的真切关注与深切认识？其次是研究方法，书中批评了“方法论拜物教”的桎梏，希望“破解‘兵马未动，方法先行’‘悠悠万世，科学唯大’‘何以研究，唯有量化’等方法论教条”，而将方法回归到工具层面，“结合各种研究对象因地制宜”。总之，从格局上，心怀天下，尊重文明；具体工作坚持一切从实践中来，而不是“从人脑到人脑”。

三、结语

第8篇：新闻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创新教育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个性为主要目标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传播学专业的教学改革必须紧密围绕创新教育的四个目标，在课程结构构建、改革教学和考试方法方面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传播学专业课程结构要适应媒介技术发展对传播人才的要求不断完善，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打好基础。传播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可以采用讲授法与讨论法相结合、案例教学和情境教学、理论教学与实训相结合等教学方法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考试方法可以从建立课程题库、将课程作业与期末考试相结合、注重阶段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引导学生形成创新人格。

关键词：

创新教育；传播学专业；课程结构；教学方法；考试方法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战略要求。所谓创新教育，就是根据创新原理，以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以及创新个性为主要目标的教育理论和方法，重在学生牢固、系统地掌握学科知识的同时发展他们的创新能力。[1]以创新教育理念为指导，传播学专业的教学改革必须紧密围绕“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个性”四个目标，在教学方式与考试方法方面双管齐下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一、应对媒介技术发展优化课程结构，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打好基础

传播学专业主干课程主要由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史和新闻传播实务三大类课程构成，其中前两者主要属于理论类课程，新闻传播实务类课程因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又可分为新闻传播业务类课程和计算机技术类课程。新闻传播史论类课程，在课程建构中不能仅强调大众传播类课程，需要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等课程根据本科生的实际情况适当规划在课程体系当中，课程性质可分为必修和选修。计算机技术类课程是媒介融合时代传播学专业课程构成的一个新要素，掌握计算机技术是学生从事新闻传播活动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应适当提高此类课程在传播学课程体系中的比例，使学生有较充分的机会学习和掌握传媒技术，提高应用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新闻传播业务类课程的整体构成变化不大，主要应该在教学内容方面不断更新和调整，增加一些适应媒介发展变化的新内容，引导学生关注学科发展动态，体会到技术创新的影响，特别要指导学生在掌握基本媒体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新闻传播实践，使他们能够学以致用，创新意识和能力得到充分培养和锻炼，培养他们成为真正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全媒体新闻传播人才。

二、根据课程性质选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传播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的探索主要从理论类课程、业务类课程、计算机技术类课程三大类课程入手，根据课程性质特点选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创新能力的训练，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1.在新闻传播史论类课程中将讲授法与讨论法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新闻传播史论类课程主要包括传播理论、新闻理论、新闻传播史、网络传播、人际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等，这些课程的共同特点就是理论性很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势必较多地采用讲授法向学生讲解基本的新闻传播学理论知识。为使基本理论教学深入浅出、简明易懂，教师要选用大量的教学案例进行阐释和分析，使学生能真正理解基本理论的内涵。此外，还要引导学生在媒介变化的新形势下对新闻传播理论进行反思和置疑，这就可以适当抛给学生一些当前有争论的观点、话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在争论的过程中使真理越辩越明，并且使学生学会多角度分析问题，学会思考，学会理据充分地阐述个人观点。将讲授法与讨论法相结合，不仅有利于活跃新闻传播史论类课程的课堂教学气氛，而且有利于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培养学生敢于置疑的精神，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2.在新闻传播业务类课程中选用案例教学和情境教学，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新闻采访、写作、评论、编辑、舆论调查原理与方法、公共危机传播管理等课程属于新闻传播业务类课程，这类课程理论与实务联系密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讲清楚基本原理与方法，更要给学生提供较多的课内外实训机会，锻炼他们的新闻业务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通过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新闻采、写、编、评、舆论调查、公共危机处理典型案例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分析这些案例的优缺点，向业界前辈学习实务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采用情境式教学为学生营造一些虚拟或真实的大众传播现场情境，利用学生在理论学习和案例分析中获取的相关知识，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策划新闻报道、舆论调查、危机处理，并鼓励学生超越案例的局限，大胆思考与众不同但又合理有效的报道、调查与处理方式，使学生不仅仅能够将专业知识学以致用，更能够超越条框限制，运用新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训练。

3.在计算机技术类课程中将理论教学与实训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不能只在“纸上”谈兵，还必须掌握Photoshop、Illustrator、Premiere、Dreamweaver、Flash等多种计算机软件技术来适应电子媒介时代的要求。计算机技术类课程的教学需要讲练结合，提供给学生更多实际操作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先是对基本的操作技术进行示范，之后通过指导学生进行大量的反复操作和训练提高他们的熟练程度。但作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掌握软件的基本使用方法还未达到教学目标，能运用基本的计算机软件技术并结合新闻传播的理论知识，进行平面、影视、网络媒体的编辑与制作才能达到学习计算机技术类课程的目的。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当学生的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选取优秀的行业作品与学生一起进行分析、评价，并通过布置阶段性和综合性作业的方式，指导学生在作品鉴赏的基础之上完成自己的、具有一定创意的作品，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根据课程特点选择灵活的考核方式，引导学生形成创新人格

教育对象具有优越的创新情感和良好的个性特征是形成和发挥创新能力的底蕴。创新个性一般来说主要包括勇敢、富有幽默感、独立性强、有恒心以及一丝不苟等良好的人格特征。[1]为引导学生形成创新人格，需要改革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的考核方式，充分肯定学生的创新成果，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进而将创新意识不断内化在自己的人格当中。

1.建立新闻传播史论类课程的题库，考察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从创新教育的内涵可见，牢固、系统地掌握学科知识是具备创新能力的基础，任何创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需要大量的“原型启发”，这些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就是诱发学生产生创意的“原型”，因此对于新闻传播史论类课程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考核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不断提高考核内容的深度和考核范围的广度，全面、综合考察学生对新闻传播学科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此类课程，可以通过建立考试题库的方式，使学生对新闻传播学基本理论内容进行全面复习，教师通过勾画本门课程的教学内容系统图示指导学生牢固、系统地掌握基本专业知识。但在题型设计方面可以多样化，通过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等方式考核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同时也可以通过案例分析、观点述评等方法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与应用情况。

2.新闻传播业务类课程将课程作业与期末考试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独立性。新闻传播业务类课程需要教师在讲授清楚基本理论之后，根据章节特点适当进行实训。学生的实训作品质量反映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情况，此类课程应根据教学内容和进度安排给学生布置实训作业，采用个人独立完成或小组协作的方式提交课程作业。教师在习题课中，选择部分学生的作品给予点评、或组织学生进行互评，在作品评价过程中提高学生的新闻业务水平，并将课程作业的成绩按一定比例计入学生总评成绩中，提高学生对实训作业的重视程度，使学生在独立和协作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大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独立分析与处理新闻实务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另外，这类课程的理论知识也不容忽视，期末考试也是必要的环节，通过综合性考试考察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并适当采用应用性的题目来考核学生在有限时间内应对问题的能力。

3.计算机辅助设计类课程注重阶段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肯定学生的创新成果。计算机辅助设计类课程是教学内容与学生实践结合最为密切的一类课程，此类课程不能只以期末考试为主，而应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安排，适时给学生布置阶段性作业来考察学生对基本软件技术的掌握情况。因此，此类课程适合采用阶段性作业与期末综合性作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考核。阶段性作业重点考察学生对软件技术中的某个知识点的掌握与应用情况，期末综合性作品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中大部分软件技术的整体把握与应用情况，并在综合性作业中将学生的创意水平作为评价标准之一，肯定他们的创新成果，使他们获得良好的创新情感体验。这种考核方式对于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具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第9篇：新闻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献综述；理论构建；历史发展；学科前景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首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相关概念。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此后，美国不少大学的传播学院系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学课程，也涌现出了大量经典著作，如《跨文化传播读本》（Larry A.Samovar and Richard E.Porter，1972）、《跨文化传播学》（L.S.Harms，1973）、《跨文化传播学入门》（John C.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跨文化传播学这一领域，早期研究重点为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后期扩展至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在我国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著作也相继出版，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与《国际传播学》，还有胡文仲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本文将对2000年至2011年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梳理，以理清我国跨文化传播这一学科的发展脉络并试图探寻该学科未来的发展路径。

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

我国跨文化传播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借鉴和初创期（1990-1995年）。这一阶段开始引入西方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理论成果，多为译著型文献，如高一虹的《文化定型与跨文化交际悖论》、刘燕南的《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分析与因应探讨》等。（2）提升和拓展期（1996-1999年），这一阶段开始对西方跨文化传播学进行拓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拓宽本土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学者从偏重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关系研究转向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的融合研究，代表作有胡正荣的《卫星电视的影响与控制——一种跨文化传播研究》、聂小华的《文化差异与传播规范——如何把握引进电视节目跨文化交流的特性》等。（3）深化期（2000年以后），该阶段以横向拓展与学科交叉为主，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学科构建意识，大量的学科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介入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包括新闻类、语言类、文学类、心理学、教育学等。国内研究者逐步认识到跨文化传播中具体存在的误读与障碍性问题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交流中的影响，并着重开展如何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如吴予敏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与现实关切》、张咏华的《试析2005年中国大陆的国际传播研究》、刘阳的《试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以2000-2008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为背景》、姜飞的《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童兵先生商榷》。

本文将以200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着重探讨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学的交叉与融合研究，大致可以细分为以下四类：

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此类研究成果主要对比中西方在新闻报道过程中的差异性特点，着重分析双方在不同语境下的新闻理念、信息解读以及写作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如张大卫的《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程曼丽的《将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新华社国际新闻报道的历史沿革探析》、单波的《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张昆的《国家形象传播》、王祎的《对国家形象研究的反思》等。这些研究一致认为：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成为东西方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最主要的沟通障碍，这也是导致双方彼此误读甚至产生敌意的最根本要素。程曼丽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在境外创建我国新闻部门驻外分社以及提高记者的英文采编能力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途径，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倾听来自西方世界以外的声音，构建一种更加客观更加平衡的信息秩序。

跨文化影视传播研究。此类研究成果包括麻争旗的《翻译二度编码论——对媒介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之思考》、尹鸿的《中国电影与国家软形象》、郭镇之的《试论改进中国电视的国际形象》、李京盛的《电视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徐明华的《跨文化传播的传媒区域化分析》等。大量文献均指出，我国影视节目的海外传播一直存在明显的“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现象，即我国文化产品内蕴含的东方审美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等文化信息难以被西方民族所理解和接受，直接导致我国影视节目在海外市场吸引力下降的结果。研究指出，若要促成我国影视节目“编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得到良好的“解码”过程，我国影视的海外传播必须尽量减少跨文化传播的各种影响要素，如减少文化产品中过强的本土民族意识，弱化政治意识形态，增加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亲和力，大量植入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