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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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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

第1篇: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 经济增长 能源消耗 脱钩

有专家指出: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起源表面上看是因为美联储运用货币工具不当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当前世界一次能源日渐枯竭,不能满足世界经济发展需要而引起的能源危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中期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能源管理等多方面遗留的痼疾,使中国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大的能源压力。

一、前言

“脱钩”理论来源于西方,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理论产物,其理论基础主要是包括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区域经济等现论。“脱钩”对应的英文单词是Decoupling。而英文中“decoupling”一词是缘于“coupling”(中文是 “耦合”)提出的。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及发展水平类似于60年代~7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脱钩”研究对于解决中国能源问题,推动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关联分析

1.能源消耗总量分析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快速增长速度。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也在迅速增长,2008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高达28.5亿吨标准煤,仅次于美国,成为为世界能源消耗第二大国。以90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中国GDP变化情况来看(图1):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整体稳步上升,但其增速低于中国GDP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差距并且越来越大,两条曲线呈现出喇叭口形状,表明中国已具备了“脱钩”理论图形的基本特征。

2.能源消耗弹性分析

根据西方学者“脱钩”研究经验来看,单纯以能源消耗总量作为“脱钩”研究的惟一指标显然不太科学,还需要另外一种或几种衡量指标来界定,本文还采用能源消耗弹性 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指标。从图2可以看出,1991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耗弹性数值位于-1与2之间,显现出震荡态势。其中1990年~1997年,1998年~2002年,能源消耗弹性位于0到1之间;1997年和1998年能源消耗弹性数值小于0,能源消耗弹性很好地反映了二者的脱钩情况。

综上说述:同时使用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耗弹性两个因子作为脱钩研究的衡量指标,更有利于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联和影响,更便于对“脱钩”类别和特点加以区分,GDP总量、能源消耗总量、能源消耗弹性和脱钩类型如表所示:

三、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脱钩”的具体措施

虽然中国经过20余年的努力,在调整产业结构、节约能源、循环利用、技术创新以及管理优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要实现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脱钩”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为此,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1.改革能源管理体制

目前,中国的能源管理采取的是低级别分散式的管理体制,能源管理机构众多,各部门分而治之,而且这些能源管理机构普遍属于低级别部门,宏观调控能力不够。因此,应将分散于各部门的多种能源行业管理权集中起来,从欧美国家能源管理的先进经验来看,在中国设立国家能源部,统筹电、石油、煤炭、核能等多种能源的管理和利用是实现中国能源脱钩的体制保障。

2.促进产业结构转变

不同产业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不同。一般来说,三大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耗普遍较低。因此,应大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减小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权重,鼓励和推动符合减量化和非物质化的第三产业发展;同时以推广绿色经济为契机,开发推广节能环保的绿色产品,用低碳生产、低碳生活替代现有的高能耗生产、生活方式。

3.调整能源消耗结构

中国的能源消耗主要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为主,相应水电、核电、风电比重较小,但相对欧美国家来说,中国能源消耗结构十分不合理,严重制约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需要对现行能源消耗结构加以调整,增加可再生能源比重,同时注重对新能源的开发和推广。

4.发挥技术创新作用

国内外众多理论均认为技术进步是解决资源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作用并非单向和无条件的。随着技术的进步,极有可能带来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也有可能带来更广泛的能源需求。针对具体的节能目标,开发有针对性的绿色技术,以减物质化和非物质化理念来引导技术创新。

5.普及节能减排教育

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宣传教育工作,不但要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节能减排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思路,而且要在全民个人生活中树立节能环保意识,养成珍惜能源、爱护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强化节能观念,树立环保意识,增强参与节能减排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总之,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只有充分认清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能源消耗特点,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最终达到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才能突破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相对脱钩”乃至“绝对脱钩”,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第2篇: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循环经济;循环工业园;DSD双元回收系统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首脑大会之后,发展循环经济便被各个国家认为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最重要、最现实的选择。以德国、日本、美国等为首的发达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循环经济的政策,并推出了一些成功的实践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国目前也面临着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严峻、资源相对匮乏的矛盾,发展循环经济是必然选择。因此,深入分析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和实践经验,为推动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

循环经济(Cyclic Economy)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法》将循环经济定义为“在生产、流动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循环经济能够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循环经济能够以最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小的污染物排放。因此,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实现环境保护由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和全过程的控制转变。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

二、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的基本模式

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形成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四种基本模式,使循环经济在社会、区域和企业几个层面扎实有效地展开。

1.丹麦的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模式

丹麦是循环经济的先行者,丹麦卡伦堡循环经济工业园是世界上最早和目前国际上运行最为成功的生态工业园,作为一种生产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形成良性循环的工业园区建设模式,它形成了一个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高效、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其基本特征是: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企业的废气、废水、废渣、废热成为另一家企业的原料和能源,所有企业通过彼此利用“废物”而获益。其中五个主要参与企业为:阿斯内斯火力发电厂(丹麦最大的燃煤火力发电厂);斯塔托伊尔炼油厂;济普洛克石膏墙板厂;诺沃诺迪斯克制药公司(生产医药和工业用酶,是丹麦最大的制药公司);一个土壤修复公司。该园区以发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制板厂四个厂为核心,通过贸易的方式把其它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本企业的生产原料,建立工业横生和代谢生态链关系,最终实现园区的污染“零排放”。卡伦堡工业园区通过以上循环经济的实践,使得工业污染降低了,水污染减少了,资源浪费减少了,但利润却得到了提高,取得了巨大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卡伦堡工业园的发展经验表明,循环经济工业园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环境保护和资源高效利用的基础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工业园是在具体制度安排下,在卡伦堡地区特定的资源背景下,在特定的企业技术经济关系下形成的以闭环物质流为特征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为世界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范式,

2.德国的社会层面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模式

德国是世界上发展循环经济最早、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环保运动中,从废弃物的治理过程中探索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的。当时,德、美等国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装备和精密化程度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其循环经济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都以回收利用废弃资源和发展可再生资源为重点。德国循环经济起源于垃圾处理,然后逐渐向生产和消费领域扩展与转移,因此又被称为“垃圾经济”。 德国的废弃物双元回收体系(DSD)是其典型代表,即包装废弃物收集和处理的“双元回收系统模式”。1990年9月,德国95家生产厂家、包装物生产厂家、商业企业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建立了双元回收系统,它接受企业的委托,组织回收者对废弃物进行分类,然后分送到相应的资源再利用厂家进行循环利用,能直接回收的则送返制造商,已1.6万家企业加入了DSD系统。政府只规定回收利用的任务指标,其他一切均按市场机制运行。该系统的建立大大促进了德国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不仅带来了资源的高效利用,产生了积极的生态效应,且为社会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

3.美国的循环消费模式

美国发展循环经济较早,国民的环保意识和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观念较强。

早在1976年,美国联邦政府就制定了专门的《固定垃圾处理方案》,并要求各州制定相应的法规和计划,加强对废旧物质的回收利用。目前,有近50%的州对固定废弃物的循环处理率超过了30%。各州还成立了再生物质利用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开设网站相关信息,鼓励人们购买使用再生物质产品。美国的旧货交易模式在循环消费方面更具有典型性,其主要形式有庭院甩卖、旧货市场、商业网站或政府支持的网站进行的旧货买卖,成为西方社会很典型的循环消费模式,对许多国家发展循环消费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循环消费和闭路多环生产是相得益彰的,闭路多环生产过程是尽量减少生产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在产品设计时,就考虑到消费之后便于回收和再生利用。然而,回收和再生利用的产品, 还必须通过消费者的自觉行动来实现, 消费者在排放废弃物时就应考虑到为回收和再生利用提供便利条件,比如将可回收的废弃物卖给废品收购站,或者对垃圾进行分类堆放, 便于再生资源部门分别处理和再利用。

4.日本的立法推进模式

日本根据本国国情选择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全面发展目标,原因是二战后日本实行“追赶型”和“赶超型”经济,但高增长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同时日本作为岛国,资源匮乏。为了谋求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有效解决,日本政府认为,应该抛弃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代之以抑制废物产生、废物处理与资源再利用一体化的物质循环链条,并构筑起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减轻环境负荷的循环型社会。日本在21世纪初提出了“环境立国”战略,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经济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循环经济法制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可分成三个层面:基础层面是一部基本法,即《促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二层面是综合性的两部法律:《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第三层面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专项法:《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等。在法律体系的推动下,日本致力于建立循环型社会,形成三大资源再生系统子系统,即废物回收系统、废物拆解、利用系统和无害化处理系统,通过这三大子系统实现了循环经济的“3R”原则。

三、国外循环经济模式的启示

1.结合国情,选择适合我国的循环经济切入点

发达国家多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选择发展循环经济的切人点和发展目标,并由此形成各自的特色和优势产业。总体来说,发达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道路,德国、美国等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环保运动中,从废弃物的治理过程中探索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的,其循环经济的发展都以回收利用废弃资源和发展可再生资源为重点。日本则根据本国国情选择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全面发展目标,日本政府认为,应该抛弃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代之以抑制废物产生、废物处理与资源再利用一体化的物质循环链条,并构筑起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减轻环境负荷的循环型社会。

我国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做法,必须认清当前自己的国情和经济现状,正确理解中央对循环经济的功能定位,选择适合的循环经济发展道路。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研究员石磊认为,基本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际环境不同,这都要求我国循环经济的推进与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加强废物的循环,更要注重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等前端因素。

2.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涉及企业的外部性和社会公平,因此,需要将强制的外部约束力和内在利益的驱动结合起来,因而,通过立法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德国采取先在个别领域逐步建立一些相关法规,随后才出台整体性循环经济法律的立法步骤,经过实践,不断进行修订完善,形成了合理的法律体系。日本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立法办法,三个层面的法律法规集中体现了“三个要素和一个目标”,即减少废弃物、旧物品再利用、资源再利用以及最终实现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目标。

3.构建激励机制,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也是污染的主要源头,循环经济应从企业抓起。从本质上说,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与企业的效益原则是一致的,尤其是减量化原则,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在经济活动的源头就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显然与企业的经营目标是统一的,企业是有动力开发新技术发展循环经济的。可以借鉴丹麦的工业园区模式,构建经济循环体,实现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赢。

4.倡导绿色消费,转变消费者意识

绿色消费实质上是指以可持续的、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进行消费。绿色消费在满足人们基本需求、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自然资源的消耗最少,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使消费的结果不致危及人类后代的需求。该制度鼓励适度消费,不铺张浪费,以减少生活废弃物的产生;使用包装简单、可重复使用的耐用产品,或以再生资源为原料的产品;限制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消费产品。通过绿色消费教育,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绿色消费运动,使循环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

第3篇: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建设世界城市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当前世界城市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占世界人口总数30%的青年是城市中富有升级和活力、敢于创新的创造性群体,是城市未来发展的主要中坚力量。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青年工作的问题,结合时代青年的特点,深入研究世界城市青年工作的成功经验,做好青年工作,激发青年在城市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论文笔者对主要世界城市青年工作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且未当前我国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如何做好青年工作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世界城市;青年工作;纽约;伦敦;东京;借鉴意义

作为此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推动社会创新的主要动力,青年在城市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当前主要的世界城市都对城市的青年工作进行了有效地管理,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我国要想将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就一定要结合时代特色,对重视青年问题的解决,关注青年的成长,为城市未来的发展做好人才准备工作。笔者搜集了几个世界城市的青年工作材料,对他们的成功或者问题进行了总结。

一、世界城市与青年工作的关系

1.世界城市的含义

世界城市主要是指一个城市不仅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化发展中心,还是世界性的、区域性的政治权力、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中心,比如纽约、东京以及香港;同时还能够为全球其他城市的发展以及社会福利、社会建设发展做出示范,通过自身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教育体系、社区服务体系、社会福利体系以及老人福利体系等,为城市的人性化建设做出表率;同时还是全球公民教育、公民参与及公民社会发展的示范城市。作为世界城市,具有全球性以及现代化这两个基本特征,能够引导其他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

2.青年工作

青年工作主要是针对青年而展开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都要结合青年在城市建设中作用,解决青年的各类问题,包括就业、教育以及心理健康问题。保障青年的健康成长,保障他们自身发展利益,以及保障他们的社会利益是青年城市工作的重要目标。

3.二者的关系

做好青年工作是世界城市建设的重要发展任务之一:青年发展在本质上与世界城市内涵要求是一致的,青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青年问题伴随着世界城市化问题而出现,作为社会最活跃的群体,世界城市进程中多样化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直接对青年的成长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青年群体的发展状况也会影响世界城市的发展; 青年事务与世界城市建设的特点趋同[1]。 青年发展的问题是全球性的,跨国际的,都需要政府的参与和协助。

二、 纽约市的青年工作

纽约作为排名第一的世界城市,在城市建设中,对青年工作的管理也独具特色。其主要的工作特点是:

1. 以政府为主导,各类社会机构广泛参与的青年工作体系。层次清晰、分工明确、保障有力的工作体系,是纽约青年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美国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在联邦政府各个行政部门的工作职能中,大部分都涉及到与之有关的青年事务,不同部门通过制定有关政策来发挥联邦政府在青年工作方面的主导作用。

2. 以社区为核心,构建覆盖全市的青年服务网络

社区是纽约青年工作开展的主阵地。纽约青年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密切社区、学校、家庭的联系,形成了对青年全方位覆盖的教育网络。在纽约,青年与社区发展局充分利用社区的特殊职能和完善的社区体制,形成了一个覆盖全面、层次清晰的青年工作阵地网络。通过这个网络。

3.以各类青年社团组织为载体,形成高效、有力的工作支撑体系。

在纽约,乃至美国的大多数州和市,政府的青年工作都不是直接面对青年的,一般是把服务青年的工作以项目招标的形式向社会,通过各类社团组织承接各个不同项目来实现。因此,各类青年社团组织是美国青少年工作的具体承接载体,众多这类青年社团组织构成了纽约青年工作的支撑体系[2]。

三、 伦敦的青年工作

当今欧美国家青年工作的内涵、理念、工作机制主要源于英国。笔者对英国首都伦敦的青年工作状况进行了总结。

1.市政在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把青年工作作为正规教育的补充部分,也就是非正规教育,主要由市教育就业部、政府(主要是社区教育部门)、民间社团、慈善团体共同参与,而各类公共或王室的基金组织、某些私营部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青年工作的对象比较广泛。包括残疾人、失业者、低学历者、单身母亲、流浪儿童等,青年工作主要围绕提高青年教育和培训水平、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能力、维护青年基本权益、帮助弱势青年回归主流社会而展开。

3.青年工作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性。阶级或阶层的概念在青年服务领域有着深刻的烙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就业培训、志愿者等项目比较平民化。随着青年人对自身利益关注的加剧,

伦敦市的青年工作正在积极地寻找新的思路。

四、 东京的青年工作

作为战后崛起的发达国家,日本东京的青年工作体制非常具有本国特色,其中有些内容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加以借鉴的。

1.政府为主导,建立完善的青年工作体系。政府主动承担了青年工作的主要部分,并且通过政府财政支持的方式,为解决青年问题提供实质的帮助。

2.以青年为本,以激发青年主观能动性为准则,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群体青年的现实需求。在对青年工作进行管理时,善于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致力于培养青年独立自主的能力。

3.注重培养青年的公民意识和促进日本的崛起。作为二战后崛起的国家,日本政府非常关注对于青年民族精神的培养,鼓励青年一代为日本的崛起做贡献[3]。

4.注重培养青年的科学意识和科技水平。日本的崛起与国民的科学素质密切相关,政府注重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对青年的教育中努力提高青年的科技素质。

五、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借鉴意义

青年发展与世界城市建设密切相关,青年是当前世界城市建设的积极力量。在建设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进程中,我们需要严肃对待青年的工作问题,积极借鉴其他世界城市在管理青年工作中的经验,为建设世界城市做好准备,打好基础。

当前,各类青年社团蓬勃兴起,依托互联网平台而建立的相对松散的青年组织较多, 其中展现出了特定青年群体的文化心态,为城市建设中了解青年的需求提供了渠道。

建设世界城市,要求的是城市全方位的发展,要求城市的创新意识以及发展动力,要求城市青年的朝气与活力。结合国外先进世界城市的青年工作经验,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推动青年工作发展,能够为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提供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1] 金元浦. 北京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发展之路研究[J]. 城市观察, 2011(2): 113-121.

第4篇: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60-1770(2009)03-08-04

2007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罕见。一是从时间看,这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又一次大规模、全球性的金融崩溃和经济衰退。二是从周期看,世界经济2002年进入上升周期,2006年达到顶峰,现在转向全面衰退和经济金融危机。三是从影响看,危机源头在美国,影响欧洲,波及亚洲,影响范围广、程度深。本文旨在对全球金融危机演变路径,传导机制和影响进行系统梳理,从理论层面深刻揭示危机的根源,并为中国恰当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加快经济转型,促进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政策性思路和建议。

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演变路径

总体来看,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是在金融创新不断加速、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危机经历了苗头初现、金融体系局部出现问题,逐步强化到集中全面爆发,迅速蔓延扩散的一系列演变过程。

(一)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次级贷款大量违约有关。从2000年开始,为了防止新经济泡沫破灭可能导致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多次下调联邦基准利率,从2001年1月的6.5%一直降至2003年6月的1%,直接推动了2001年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长达五年的繁荣。在房价大幅上涨的背景下,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放松了信用风险审核标准,开始向信用评级较低的中低收入者提供次级贷款。但是,从2004年开始,随着通胀压力的增大,美国经济进入加息周期,在一年半时间内基准利率从1%上升到5.25%。由此产生双重效应:一是次级贷款借款人的还款压力不断上升,二是房价持续下跌,甚至低于未偿还贷款金额,许多借款人只好选择违约。这导致了次贷危机在2007年夏季的集中爆发。

(二)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次级贷款大量违约只是危机爆发的必要条件,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还与美国以次级贷款为基础产品的证券化及其衍生品过度膨胀有关。资产证券化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以后大大加速,其核心是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的债券,使之具有流动性,而对这些债券的还本付息是以资产未来现金流为基础。通过证券化过程,资产所有人将特定资产对应的风险和收益转移给购买证券的投资者,实现了风险向外部的转移和分散。美国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资产的MBS在新世纪后快速发展,从2000年的81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7320亿美元,7年增长了9倍还多。不仅如此,以MBS、ABS、银行贷款、垃圾债券等各类资产组合为基础,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又开发出了新的债务抵押担保证券(CDO)。理论上,这种金融创新的链条可以无限延长,形成CDO的平方,立方乃至n次方。这种金融创新在推动美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被隐含和放大。一旦最底层资产即次级贷款出现问题,将导致相关CDO价值大量缩水,引发投资者对相关CDO的全面挤兑,减值,导致多层金融衍生品定价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三)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及影响

这场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一是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全球金融市场急剧波动震荡。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没,20多家商业银行破产倒闭,一大批对冲基金遭受毁灭性打击。2008年纽约、伦敦、日本等全球主要股票市场跌幅达到30%40%。二是金融危机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对实体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全面收缩,制造业指数跌至多年来新低,企业订单大幅减少。发达国家失业率迭创新高,美国高达7%,欧盟国家普遍在7%左右。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普遍放缓。三是国际市场资源,初级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给企业生产经营与经济运行造成严重冲击。大批企业高价时买入的原材料库存至今没有消化。市场需求明显减弱,产成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全球亏损行业,亏损企业持续增加。

(四)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评价

从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政策看,主要有三种应对模式:一是注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主要是通过贷款和购买金融机构股份等方式,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直接注资,从而激活金融市场。这种模式以增加金融机构流动性为主要目的,并非治本之策,对于提升市场信心作用较小。面对庞大的金融机构资金需求,以及更多的尚未暴露出来的信用卡、商业抵押贷款等信贷问题,一旦救市资金用尽,市场信心将再度受到重挫。二是信贷担保模式。以欧盟为代表,主要是由政府出面,为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担保,从而增强市场信心。这种模式不排除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甚至实施国有化,但更看重通过强大的政府信用来确保金融机构信用稳定。三是相机抉择模式。以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代表。比如,日本利用美国金融资产贬值机会购买部分美国资产,韩国实行韩元贬值以刺激出口,新加坡和香港提供全面存款担保以增强市场信心。中国则采取调高出口退税率,稳定人民币汇率、为出口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等方式稳定出口,出台扩内需政策。

二、新自由主义思想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目前,对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分析基本集中在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过度发放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上。但从更为深远的视角来看,危机的根源并不能从危机本身得到理解。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经济政策长期推行的结果,全球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美式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

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

在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根深蒂固。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金融家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强调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发力量。受这种思想影响,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放松了对金融创新的管制。美国国会在1980年-1982年立法解除

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后,1999年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的大部分条件,结束了金融分业经营的局面,拆除了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导致风险在两个体系之间可以蔓延和传递。金融机构在追逐利润的动机驱使下,不断研发出规模庞大、结构复杂,透明度低的金融衍生品,无节制放大杠杆效应,信用风险和监管责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问题最终在次级抵押贷款环节爆发,并迅速引发全球金融体系危机。这场危机标志着冷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从危机的根源入手,对美式金融资本主义进行彻底变革,从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减少市场的道德风险,以更有效地实现政府监管和市场力量的平衡。

三、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和我国战略抉择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本身尚未见底,仍在蔓延扩散。在痛苦而漫长的“去杠杆化”的进程中,危机对全球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将进一步加深,对我国的影响也将进一步加重。在深刻反思之余,我们更应从这场危机中得到有价值的启示,以此为鉴,指导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金融战略抉择。

(一)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

格林斯潘曾经在2002年称赞复杂衍生工具能够使风险得以分散。但这场危机证明,当金融衍生品成为逐利的手段时,它非但难以分散局部风险,反而会产生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风险。高收益率,高杠杆率从来都是和高风险相伴而生。但不能就此因噎废食,不能把金融创新作为导致危机爆发的“替罪羊”。要看到,和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相比,目前我国金融创新尚处于较低层次,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体系运作效率较低,运营体制和监管模式落后,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巨大而多样化的需求。要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为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创新,在创新中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对表外资产的监管,加强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警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金融必须根植和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其根本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因此,金融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其价值创造必须源于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这次危机已经证明,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这个元神,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虚拟的金融资产就会迅速膨胀,最终在肥皂泡破灭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要着眼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重点产业振兴,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当前形势下,要着力把金融资源配置到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行业,配置到真正具有成长价值的企业,配置到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领域,立足于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不断夯实经济发展的“实体基础”。

(三)大国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于内需主导

当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骤减,企业出口订单大量萎缩,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急剧下降,继续坚持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已经步履维艰。在这种大背景下,必须立足于内需主导,把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途径,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事实上,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是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既定途径。我国也已具备了内需拉动的充分条件,30年改革开放积累起强大的消费力,高储蓄率支撑,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居民消费、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有巨大发展空间,加上13亿人口的庞大需求,以及广阔的待开发的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潜力巨大。要立足于扩大消费需求,多渠道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对困难群体的补贴力度,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稳定发展住房、汽车消费,积极培育服务、旅游等消费热点,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推动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要立足于扩大投资需求,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加快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项目、社会事业和重大民生工程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四)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实行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政策,2008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4860亿美元,贸易赤字连续三年超过7000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进行资金回流,来弥补美国巨大的“双赤字”。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可以看做是对美国巨额双赤字,新兴市场国家巨额双顺差所导致的全球收支失衡的一次硬性调整。随着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逐渐开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更加重要,也更加复杂。当前,要抓住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调契机,加快进口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建立我国的战略要素储备体系;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技术、人才从发达国家大量溢出的机遇,加快引进我国亟需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端人才,进一步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要更加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政府贷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等多种方式加快资本输出步伐。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五)宏观调控必须加强国际协调,重建国际金融体系

经济金融全球化在带给人类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得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扩散迅速超越国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面对危机的肆虐,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各国必须联起手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世界金融体系和治理结构的缺陷,目前世界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把美元发行置于国际监管之下,促进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向多极化发展。要以这次危机为契机,以公平,公正,包容,有序为方向,以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为原则,推动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扩大监管覆盖面,提高金融市场运作的透明度,努力推动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形成。

(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集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为此,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

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加大重点领域、重点建设支出力度;实行结构性减税、退税或抵免,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救助力度,加大对“三农”,民生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保持银行体系充裕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加大对优质企业、中小企业、出口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支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稳定股票市场运行,推动期货市场稳步发展,扩大债券发行规模,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七)加快中国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经济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反映,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趋严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的内部失衡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导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国经济宏观失衡的基本特征,这种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相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过去的30年间,中国年均增长率达到9.8%,但主要建立在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上,依靠资源和要素的大量投入支撑经济增长。随着要素边际收益的下降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为此,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不断寻求新的报酬递增的源泉。要着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型发展模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不断增强经济的抗波动性。要深化改革,着力营造产业升级的制度环境和产业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缓解和消除发展瓶颈,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5篇: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行政垄断;经济;影响;规制

一、行政垄断概述

(一)行政垄断的含义和外延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企业的生产与经营主要受到市场规律的调整,市场的供求关系成为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主要因素。从这一点来看,是与我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显著区别的地方。行政垄断现象的产生不仅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权力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因素的原因,还有我国经济制度的历史原因。这主要受到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企业生产经营方式有关。并且,行政垄断概念的把握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权力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既有有利的一方面,又有不利的一方面。其中不利的一方面则构成了行政垄断对经济秩序以及经济规律的破坏,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主要是集中在行政垄断这经济干涉不当的情况下。

(二)行政垄断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及表现形式

对行政垄断问题的关注,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而进行的。行政垄断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经济转型而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随着改革的深入,各地方为追求本地经济的发展,促进本地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产生了行政垄断的新形式,即地方保护。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六种行政垄断行为,具体如下:1、强制买卖: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中者提供的商品。2、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封锁: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3、排斥或者限制招标、投标: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以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信息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投标活动。4、限制市场准入: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采取与本地经营者不平等待遇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5、行政强迫垄断:即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强制经营者从事法律规定的垄断行为。6、抽象行政行为垄断:即指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

二、行政垄断的理论分析

(一)行政垄断出现的一般原因

政府以及国家的形成其共同点,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事业的。在标准经济学中,有两个术语,一个是“政府垄断”,另一个是“政府授予垄断”。前者是政府直接行使垄断权力(比如酒类专卖、烟草专卖),后者是政府将垄断经营权授予某一个企业。中国所说的“行政垄断”实际上就是包括了经济学的“政府垄断”和“政府授予垄断”。政府在市场活动中,不仅能够通过各种手段促进和维护竞争,也会为了一定的目的在某些领域禁止或限制竞争。与此相关的是转型国家行政垄断的发展,由于在历史上没有自由对抗封建垄断的过程,转型国家行政垄断的普遍性主要由其政治特性和权利性共同决定的。转型国家的政治特性是从全局性的国家垄断到局部性行政垄断。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行政权力和经济力量紧密结合,成为严格制约企业的力量。从经济以及社会转型的国家行政垄断的根源的共性,就在于固有的权力理念深陷在社会经济干预中。

(二)我国行政论断的特征及特有原因

我国行政垄断的产生以及发展不仅有市场经济中垄断形成的一般原因的影响,还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政府权力与市场的关系有关。我国行政垄断的原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行政垄断的体制渊源。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被赋予了强大的经济职能,从物资分配,到劳动力的配置,以及各种商品的价格都由政府以计划的方式进行。市场的作用几乎完全被排除。长期的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灾难不仅仅是经济的萎缩,更重要的是这种体制在社会生活中的惯性,尤其使我们的政府职能迟迟不能实现转变,不能使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科学化。经过不断改革,我国最终也选择了市场经济这一实践证明能有效配置资源的体制。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但许多行政机关仍然屡屡违背市场规律,凭借自身拥有的权力进入市场。行政垄断就是计划经济之后政府部门仍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市场的表现,是计划经济的一种残留形式。

三、当前行政垄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正面的影响

行政垄断在我国的经济环境下,有着其特定的内涵。对这一点的认识主要是在任何的社会中,总会存在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法制的等各方面的因素所形成的为社会共同体所普遍认可的行为习惯或者法律规范。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近30年的事情。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进一步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并没有彻底的否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经济,政府组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随着当前世界经济危机蔓延全球,国家宏观调控呼之欲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也都在证明这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干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行政垄断与现时语境下的国家宏观调控,二者在本质上是共同的,即促使经济的有序发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行政垄断在集中资源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二)负面的影响

行政垄断对我国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本质上来讲,行政垄断就是利用行政权力压制自由竞争,颠覆了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与公平竞争理念相悖,其危害性远大于经济垄断。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市场的统一、开放,而行政垄断总是以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的利益为出发点,将该地区或该部门隔绝开来,形成地区封锁和部门经济封锁,从而直接阻碍和破坏全国性统一和开放市场的形成。受到保护的部门和地区,为了争取一个“正当的合法竞争”,不再把精力放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新学管理来提高竞争能力,而是将大量费用用于行贿,以取得相关部门的庇护,这也导致了、权钱交易等严重的社会腐败问题。

(三)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法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不断完善。在看到我国法治以及《反垄断法》取得的可喜进步的同时。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制度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行,不仅是制度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我国不得不进行的结果。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制度背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利益集团或者利益阶层。推进行政垄断的监管所面临的阻力越来越大。这就要求不仅要在立法层面上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制度要求的行政垄断制度,还要适时的引入社会力量对行政垄断行为进行监管。

四、完善我国行政垄断法律规制的对策建议

(一)严格限定豁免范围

在我国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适当的行政干预发挥着代替转型过程中的市场缺位的作用,避免市场机制的失控及经济波动,保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作用。《反垄断法》第七条:“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这就是我国《反垄断法》中的豁免制度。豁免制度,又称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指国家为了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反垄断法及相关法规中规定的某些垄断行为不适用反垄断法的法律制度。我国《反垄断法》之所以认可反垄断豁免是因为“‘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对我国行政垄断的规制,应该限缩我国反垄断法中的豁免制度。

(二)建立反垄断的私人执行制度

“破除行政垄断、消除市场的人为分割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垄断行为的规制不能单单靠政府的公共执行,因为在某些垄断事件中,政府行政部门本身就是利益关系者。在这样的一种利益关系中,就很难保证公共执行的积极性与有效性。

由此可知,此时的私人执行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私人执行不仅是一种权利救济的途径,也是反垄断法的实施方式之一,有助于弥补和矫正公共执行的不足”,更有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结语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这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显著区别的地方,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能够保持充足的动力、活力的原因所在。市场经济的规制需要不断完备的法制进行指引,同样,也只有完备、良好的法制才能真正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二者之间才能表现的相得益彰。“在市场经济中,法律平等地保护一切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平等地要求一切主体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对一切主体的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依法予以校正和制裁,不给任何市场主体以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规范就是这样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从而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行政垄断,随着我国法治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也越来越多的受到监管,并且接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整。

(作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曹士兵,《反垄断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陈佳贵,《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三十年》,中国财经出版社,2008年版。

[3]关保英,《行政法的私权文化与潜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蒋悟真,反垄断法的基本精神阐释,《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5]孔祥俊主编,《中国现行反垄断法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6]李昌麒,《经济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7]李国海,《反垄断法实施机制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

[8]李俊峰,《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9]迈克尔・考斯泰基著(英),刘平、洪晓东译,《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0]吕忠梅、陈虹,《经济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第6篇: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贸易条件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

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理论界有两种流派:一种是向来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我们称之为传统贸易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和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贸易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各国间进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它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各国都应该致力于自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作用空前加强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新贸易理论对前者进行了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

以上两种理论归结到国家外贸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对这两种政策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切实际;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下面笔者将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来分析着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一、主张传统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我国现阶段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不乐观

1、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应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重复生产,地理集中度偏低,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

2、战略性贸易政策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首先,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我国许多重要行业多属国有企业,企业在内部转制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扶持反倒会使其依赖性增强,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

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

4、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二)传统的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

1、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国出口额为11,036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2、我国出口商品更多地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控制能力差。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3、当前世界经济正趋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特别是WTO的加入,各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取消,顺应这股国际潮流,才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二、主张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许多假设与现实不符

1、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外贸条件恶化,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将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改变外贸条件。

2、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其次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后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新贸易理论恰恰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从而可以为我国外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二)新贸易理论、特别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挥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产业高度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国市场,开拓国外市场。首先,“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其次,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型产业的发展。

三、这两种贸易理论在我国目前都有其适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自身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就这方面而言不是新贸易理论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原因是一国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在不断逆转。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有相对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也不应该靠自身的贸易比较利益来改善自身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发地完成动态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对此,我国应该正确把握国际经济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运用国家干预力量扶植和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开发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国际投资及采取相关政策来促进自身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才是取得在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地位的必要条件。

(二)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效应,这对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确定,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政策意义。

1、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贸易自由化也是传统贸易理论所倡导的。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需求会增加,企业生产规模就会扩大。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使产品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增加了竞争能力。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不仅要看到国际贸易带来的直接利益,更应看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所能带来的技术外溢和边干边学的效应。不能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入世”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

2、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策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例如,我国有13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无论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主要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因此,我们不能妄加断言地说哪种理论好,哪种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应该切合我国自身的实际从不同的角度来选择、来组合。(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第7篇: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低碳能源;可持续发展;中国

中图分类号:F206

一、低碳能源:领先世界的机遇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能源类型的利用和开发的水平密切相关。能源既是“工业的粮食”甚或“现代工业的血液”,但却持续释放着巨大的外部性影响。能源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影响,远甚于其他产业。人类从19世纪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已经经历了两次能源构成的转型。图1 给出了世界能源构成变化的历史轨迹。第一次大转型开始于19世纪,由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应用所促成的由薪柴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向煤的转化。在图上,曲线是从1850年,再生能源占80%,煤炭占20%,油气为零的A点开始,一直朝煤炭比率增加的右方延伸的。第二次是在20世纪初的20年间;从煤转向石油,推动力是汽车和飞机的普遍使用。在图上可以看到曲线在1900和1920附近转折的B点;然后一直向上。到1990年至今的近20年间,在油气占60%多、煤炭占约30%、非化石能源占10%的区域徘徊。而从现在开始,人类间将开始第三次能源大转型,即重点转向可再生能源,并且化石能源内部结构重组。发展的大方向就是图上的两个直朝向右下方红色的箭头。2030年的目标是非化石能源占到40%、油气和煤炭各占30%左右;到2100年,非化石能源趋近60%、油气和煤炭各占20%左右。这次大转转型的推动力主要是气候变化。自开始工业化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自1990年开始的近20年来,由于化石能源加速消耗、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急剧增加而导致的气温上升、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和各种灾害性气象增加的频度和速度都大大增加了。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一两代人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加速了气候变化和地球表面升温人为的过程。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挑战之一,也是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重构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格局是推动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基础。高强度化石能源开发和利用在大大增加人类财富、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自然生态和环境,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on Climate Change,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指出,气候变暖已经是一个可以证明的事实。从2000年到2030年,根据一系列排放情景预测得出的结论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增长25%~90%,而每10年全球气温将增长0.2摄氏度。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促使人类社会加速由高碳能源向低碳和无碳能源转变的发展步伐。在2009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非常明确地要求地球长远目标温升不超过2度,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不超过450ppm,这就意味着,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相对于当前排放水平减排50%。应对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而从发展造成的气候变暖来说,实质上是能源选择问题。在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下, 世界各国纷纷把开发低碳能源作为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开启了世界走向低碳能源的新时代。低碳能源是一种含碳分子量少或无碳分子结构的能源,广义上是一种既节能又减排的能源。作为一种清洁能源, 低碳能源突出减少CO2 对全球性的排放污染,同时也兼顾对社会性污染排放的减少。它的基本特征是:可再生,可持续应用;高效且环境适应性能好;尽可能实现大规模化产业应用。

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高度重视发展低碳能源,普遍意识到谁能抢先发展好低碳能源,谁就能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动权,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对于中国这个人口众多而人均能源资源短缺的国度,高碳向低碳转型更为紧迫和意义重大。为此中国需要制定经济环境双赢的能源战略,那就是低碳能源战略。低碳经济是未来全球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博弈的焦点。中国能否从经济大国跃升为经济强国,与能否很好地把握低碳经济的机遇息息相关。

二、中国发展低碳能源的意义重大

能源低碳化是全球趋势,也是中国目标。能源的转型是国家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就举世瞩目。能源消费也随之增长,能源行业的一系列改革,使能源供应能力大幅提高。本世纪以来,能源供应紧跟需求拉动,出现超高速增长,中国会很快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国。如果中国能源消费保持前几年平均8.9%的增速,则2020年中国能源消耗将达79亿吨标煤,占目前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一半;即使能持续实现每五年GDP单耗下降20%,但继续保持9%的年经济增长,2020年中国能耗也将占目前世界能耗的三成。显然,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将受到能源资源的严重制约,能源发展趋势必须进行重大调整。

目前,中国高能耗产业已进入饱和期,可以满足相当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需求。现有产能可满足每年完成25亿~30亿平方米建筑竣工面积、10万公里公路、7000公里高速公路、6000公里铁路、1500公里高速铁路和改建新建20个机场,已经超出合理建设规模的需求。同时,建筑节能、交通节能等领域节能潜力明显,三大产业结构调整节能潜力大。高能耗产业不应也不可能持续高速增长。如果中国在2020年单产能耗比2005年下降44%,2030年单产能耗比2005年下降68%,那时,仍比日、欧的能耗强度高一倍,而今后发达国家的能源强度将继续明显下降。中国能源需求不应长期持续保持高增长。发展低碳能源,有利于严格控制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总量,推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和排放总量控制。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将在目前的基础上逐步下降,并将在2030年前显著解决能源大气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将逐步降低,首先在“十二五”期间使碳排放强度再降20%,大力发展低碳能源将确保中国已做出的主动承诺(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兑现,并力争使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估计峰值约90亿吨/年),然后逐步下降,在2050年显著回落到更低水平。这首先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也会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争得战略主动权。

发展低碳能源,是中国缓解能源与资源供需矛盾、遏制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必然选择,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富民强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尤其在当前国际经济尚未复苏的金融危机背景下,发展低碳能源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开发太阳能、光能、风能、潮汐能、水能、沼气等低碳能源,由此可形成许多新兴产业,并可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从而扩大就业面,提高就业率,这对克服经济衰退,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意义重大。

三、中国发展低碳能源的实现途径

今天,中国已经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日益面临挑战,以提高能源等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为核心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和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经济,已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实现低碳化的、有序的能源结构是中国能源战略定位的根本。

(一)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系统。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在不断扩大,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要研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各国都在做积极的努力。我们要跳出能源看能源,要立足国内、面向世界。未来能源的发展要多元化,发展大机组、大电网是需要的,但小的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发展也必不可少。所谓“分布式能源系统”(Distributed Energy System,简称 DES)是一种新型的能源综合利用系统。它以清洁燃料作为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以分布在用户端的发展热电冷联产为主,其他中央能源供应系统为辅,实现以直接满足用户多种需求的能源梯级利用,并通过中央能源供应系统提供支持和补充。分布式能源技术是未来世界能源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它具有提高能源综合利用率,降低中间输送环节损耗,减少碳硫等废弃物的排放,保障能源供应的可靠性等特点。分布式能源实际上是将一次能源发电以后余热来制热制冷,可以实现对能源进行一个温度对口的梯级利用。基本上不存在中间的输送环节的损耗,可以实现对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分布式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在75%~90%之间,而且避免了远距离的送电、送热带来的一种损失,比普通的天然气发电能源利用效率还要高出20%左右。

发达国家早在30年前就开始涉足分布式能源领域,现在已经普遍应用在工业与生活当中,发达国家已可以将分布式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提高90%以上。目前,丹麦和荷兰是分布式能源系统推广力度最大的两个国家,因此也成为各国效仿的榜样。在环保方面,与燃煤火电机组相比,分布式能源供能方式的二氧化硫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几乎为零,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0%以上,粉尘、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废水废渣等排放也大大减少。根据美国能源部2020纲领的描述,在美国部分新建建筑采用分布式能源系统后,全国二氧化碳可以减排19%。分布式能源在中国已经由理论探讨进入工程开发阶段。目前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已有一批以油、气为燃料的分布式热电冷工程项目投入运行,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环保和社会效益。目前,中国分布式能源系统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经济化的产业规模,但市场潜力大,发展非常快。从国家的支持力度上可以看出这一产业的前景。2010年4月,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国家能源局关于对〈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指导意见〉征求意见函》,明确提出:到2011年拟建设1000个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到2020年,在全国规模以上城市推广使用分布式能源系统,装机容量达到5000万千瓦,并拟建设10个具有各类典型特征的分布式能源示范区域。以热电冷联产为特色的分布式能源系统(DES)是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中国继续和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能源供应保障,也是促进天然气产业链上、中、下游均衡、快速、健康发展,推动中国加速一次能源结构转型的动力。

(二)重点加强建筑、交通两大消耗领域低碳能源利用。低碳的核心在建筑和交通领域。

1.低碳建筑。目前低碳建筑已逐渐成为国际建筑界的主流趋势。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建筑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几乎占到了50%,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运输和工业领域。长期以来,人们评判建筑只关注空间的大小、功能的布局、造型的美学效果,以及内外装修材料的档次等外显因素,而忽略室内空间的内涵品质,如热环境、声环境和空气品质等,这导致建筑后期使用、维护耗能很大。低碳建筑是指在建筑材料与设备制造、施工建造和建筑物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来说,低碳建筑首先在它的建造过程中低碳的概念,包括建筑材料的低碳,包括施工的低碳;到建筑物的使用过程中应该注重低碳,尽量的减少消耗能源的概念。目前中国的低碳建筑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是未来五年将是它飞速发展的黄金阶段,低碳建筑将会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被社会所关注、倡导、鼓励。从未来看,低碳建筑的发展重点主要有三个:一是新建建筑节能;二是现有建筑节能改造;三是北方地区城镇供热计量改革。发展低碳建筑需要树立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理念。一是建筑材料低碳。低碳建筑首先应在建筑材料上实现突破,包括屋顶技术、屋面技术、涂料技术等,这种突破应该通过技术革新来实现,为此需要加大相关低碳建筑材料和技术的研发力度。二是建筑施工低碳。据测算,与传统施工方式相比,绿色施工方式每平方米能耗可以减少约20%,水耗可以减少63%,木模板消耗量减少87%,产生的施工垃圾量减少91%。如果要在施工阶段大幅度减少能源消耗,最好的办法就是推动住宅产业化、工业化,采取装配式施工,推广全装修。三是建筑使用低碳,更加注重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

2.低碳交通。交通运输,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工具,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源。机动车碳排放已占到全社会碳排放的相当比重。在当前机动车快速增长的前提下,低碳交通运输是实现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低碳交通运输是一种以高能效、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交通运输发展方式,其核心在于提高交通运输的能源效率,改善交通运输的用能结构,优化交通运输的发展方式。目的在于使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运输系统最终减少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代表的高碳能源的高强度消耗。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低碳交通运输是达到交通领域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在中国,它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实现低碳交通运输的途径:一是,力求“减碳”。交通运输工具必须依赖能耗,除非使用洁净能源(如太阳能等),否则交通运输难以实现无碳化,只能是不断低碳化的发展过程。二是,节能减排。高度重视运输工具的尾气排放,“节能”和“减排”都是交通运输低碳化的重要途径,既要重视“节能”,更要把“减排”上升到应有的高度。三是,理念体系化。低碳交通运输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无论是交通运输系统的规划、建设、维护、运营、运输,还是交通工具的生产、使用、维护,乃至相关制度和技术保障措施,人们的出行方式或运输消费模式等,都需要用“低碳化”的理念予以改造和优化。四是,综合性减碳。一方面,低碳化的手段是多样的,既包含技术性减碳(如节能环保技术应用),也包括结构性减碳(如通过优化网络结构、运力结构等提高能效),还包括制度性减碳(如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另一方面,低碳化的途径是双向的,既包括“供给”或“生产”方面的减碳(如提供一个更低碳的交通运输服务系统),也包括“需求”或“消费”层面的减碳(如引导公众理性选择出行方式,鼓励乘用公交或骑自行车等)。五是,低碳系统化。完整的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应包括三个基本的系统:节能减排基础支撑系统,这是低碳体系建设的第一步,还需加大推进力度,把传统工作系统化提升;清洁能源优化利用系统,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交通运输低碳化的重要途径;公众出行社会引导系统,要运用一切法律、经济、技术乃至公德力量,正确引导公众的交通消费。

(三)尽最大可能促进生物质能源的有效利用。生物质是指通过光合作用而形成的各种有机体,包括所有的动植物和微生物。而所谓生物质能就是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在生物质中的能量形式,即以生物质为载体的能量。它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可转化为常规的固态、液态和气态燃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同时也是唯一一种可再生的碳源。生物质能按生物质资源可分为如下6个类别:1.木材及林业废弃物(如白杨、桉树等速生林种及其他林种、苜蓿、芦苇等草木类、木材废料、树皮、锯木等)。2.农作物及其废弃物(如可产生淀粉或糖类的玉米、薯类、甘蔗、甜菜等以及秸秆、谷壳等)。3.水生藻类(如马尾藻、海带等海藻和浮萍等淡水藻)。4.油料植物(如黄豆、向日葵和油菜等)。5.城市及工业有机废弃物(如城市垃圾、造纸工业的黑液、食品工业废弃物等)。6.动物粪便。从整个生命周期来说,生物质能对全球碳贡献基本上为“零”,生物质能利用对碳贡献来自于所有收集、运输和预处理过程中化石燃料利用造成的CO2排放,生物质能总体利用过程中相对于化石燃料CO2的减排是显著的,采用高效合理的利用方式(如纤维素乙醇),CO2减排率能够达到90%左右。生物质能替代化石能还能够减少SO2等污染物质排放。此外,生物质能的利用对生物多样性、水土流失、土壤肥力变化和水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都有重要影响,将对环境的改善做出巨大贡献。生物质能属于环境友好的清洁能源,是物质与能量的循环利用,是清洁的低碳能源。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生物质能源的可贮藏性及连续转化能源的特性,决定了生物质能源将会成为非常有前景的替代能源。

生物质能是世界第四大能源,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替代化石能源的主力军之一。根据生物学家估算,地球陆地每年生产1000~1250亿吨生物质;海洋年生产500亿吨生物质。生物质能源的年生产量远远超过全世界总能源需求量,相当于目前世界总能耗的10倍,而现在全世界能源的利用量还不到其总量的1%,因此,生物质能将成为21世纪主要的低碳能源之一。据预计,到2050年,采用新技术生产的各种生物质替代燃料将占全球总能耗的40%以上。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受到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能源委员会都将其列为可再生能源的首选。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生物质能有可能成为未来可持续能源系统的主要能源,扩大其利用是减排CO2的最重要途径,应大规模植树造林和种植能源作物,使生物质能源通过利用技术变成高品位的现代能源。

中国生物质能储量也很丰富,单就农林废弃物、能源林业和其他能源作物的储量就相当于每年9亿吨标准煤。可替代石油的生物质原料,如薯类、甜高粱、甘蔗、木本油料、秸秆和各种植物纤维素原料的储量可相当于年产2.7亿吨石油。目前,中国有机废弃物可转换为能源的潜力约5亿吨标准煤,预计将来潜力可达7亿~10亿吨标准煤,约为当时能耗的15%~20%。可见,中国生物质资源发展潜力巨大。无论出于经济因素,还是从能源安全、摆脱石油依赖、寻求石油替代品等角度来讲,发展生物质能已经成为中国不可避免的选择,生产和推广使用生物质能源是一项长期能源战略。

当然,在推动中国生物质能源产业化过程中要坚持“不与农争地,不与民争粮”的原则,分阶段稳步推进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近期,优先利用有机废弃物等生物质资源,推进生物质燃气、生物质发电技术的发展;中期,合理开发边际土地资源,积极稳妥发展能源农业和能源林业,扩大生物质能资源基础;推进纤维素液体燃料产业发展,显著增加生物质能在清洁能源和交通燃料供应中的比例;长期,利用近海、沙漠等海陆资源,开发藻类生物质资源,提高生物质液体燃料的贡献度,实现生物质能对化石燃料的规模化替代,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与此同时,我们应把大力发展生物质能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起来,形成以创新性生物经济为支撑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大限度地发挥生物质能产业的经济效益,提高整体的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最终达到有序开发生物质资源、增强经济发展能力、提高抵御化石能源供应风险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综合效果,加速中国从生物质资源大国向生物质资源强国的转变。

(四)全方位推进核能、风能和太阳能的安全利用。

1.核能。核能是指使原子核内部结构发生变化的核反应或核跃迁时释放的能量。核能的利用经历了50余年的发展,但核能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是由石油危机引发的传统能源危机之后。除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为一国能源安全提供保障外,大力发展核能对于降低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核能主要用于核能发电、核能海水淡化、核能产氢、核供热、舰船用动力源以及用于太空探索的反应堆等。核能在经济中最重要的用途就是核能发电。核能发电日益成为低碳能源供应的支柱,世界核电快速发展。2006 年世界核电发电量约2.7 万亿亿千瓦时,预计2030 年将上升到3.8 万千瓦时。如果以核电代替煤电,可减少18 亿吨/年的碳排放量。

发展核电可改善中国的能源供应结构,有利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也是电力工业减排污染物的有效途径,是减缓地球温室效应的重要措施。随着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产业规划的出台以及国家由过去的“适度发展核电”时期转而进入“加快推进核电发展”时期,中国核电发展势头强劲,发展力度和速度远远超出原先的预期。尽管如此,到2011年1月,全球在运行的核反应堆有441座,而中国现运行核电装置只有13台,装机容量约1082万千瓦,只提供了全国电力中的2%――在所有拥有核电国家中这个比例是最低的。

日本2011年3月发生大地震和海啸,导致该国的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泄漏事故。在此背景下,核能发展的前景成为牵动全世界神经的重要问题。日本核危机唤起全球范围内对核安全的关注。德国和法国已经出现针对核能利用的抗议活动。德国已经关闭了其全部17座核电厂中的7个。这些核电厂的恢复运营的时间目前尚不确定。欧盟内部已经就对成员国内的核电厂进行压力测试达成了统一意见。(法国目前80%的电力供应来自其运营的58座核电厂,是全球第二大核能利用国)。在中国,2011年3月16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立即停止建设。同时,要求调整完善2007年10月出台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在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中国在国际核工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位置使得这个决定更加具有国际意义,并且多花些时间仔细检查本国的核能管道,找出隐患,这都是非常值得的。

是不是核能出问题了,就放弃核能不用呢?似乎整个人类历史都在做危险的事。不管是使用火,还是研究各种细菌,或者核能。但似乎只要给出足够长的时间,人类总会去掌握它。现在我们绝不会因为会发生火灾就认为不要用火了。也许有一天真如科幻小说所言,“核能”成为可以放入一颗7号电池的能量时,那时的人们一定诧异于今天我们对核能的恐惧。核能是一把双刃剑。只要人类的发展离不开它,就必须去有效控制它,才能降低风险。人类应吸取核灾教训,用好核能双刃剑。期望这次日本福岛核事故能够成为核能科技发展的转折点,促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核电发展策略,同时重新评估核电的安全性,提升核电技术水平,和平使用核能。

和平利用核能,提高低碳能源比重,是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从中国能源政策和战略上看,核能是今后长期的发展重点。根据 “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中国计划新建40个机组,每年新上马的机组多达8个。根据《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到2020年中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4%,核电年发电量达到2600~2800亿千瓦时。《规划》指出“积极推进核电建设,是国家重要的能源战略,对于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实现能源、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升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中国政府肯定会根据日本发生核危机的具体情况和经验教训,重新评估国家未来能源政策,在核能发展方面会加强项目评估、论证和审批等程序,加快制度化建设和立法进程,强化对核能企业和项目运行的监管,但笔者认为,国家不会因此对能源政策的大方向进行根本性调整。也就是说,今后中国仍然会将优先发展核能作为国家能源政策的重点目标之一。铀资源不构成对中国核能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核电的安全性和洁净性可以保证,积极试验和掌握三代(核电)技术,将推动中国快堆技术加快发展。中国核能按照压水堆-快堆-聚变堆“三部曲”的基本路线图,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安全高效地发展核电,是实现未来低碳能源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2.风能。风能是指地球表面大量空气流动所产生的动能。由于地面各处受太阳辐照后气温变化不同和空气中水蒸气的含量不同,因而引起各地气压的差异,在水平方向高压空气向低压地区流动,即形成风。风能资源决定于风能密度和可利用的风能年累积小时数。风能密度是单位迎风面积可获得的风的功率,与风速的三次方和空气密度成正比关系。在自然界中,风是一种可再生、无污染而储存巨大的能源。风能的利用主要是以风能作动力和风力发电两种形式。以风能作动力,就是利用风来直接带动各种机械装置,如带动水泵提水等。风力发电,就是把风的动能转变为机械能,再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通过风力的清洁和安全发电方式,不消耗化石燃料以及用于冷却的珍贵淡水资源,并且不排放温室气体或有害的空气污染物,可以贡献清洁和安全的电力。随着国际上风电技术和装备水平的快速发展,风力发电已经成为目前技术最为成熟、最具规模化开发条件和商业化发展前景的新能源技术。据估算,全世界的风能总量约1300亿千瓦。德意志银行最新的研究报告预计,全球风电发展正在进入一个迅速扩张的阶段,风能产业将保持每年20%的增速,到2015年时,该行业总产值将增至目前水平的5倍。从目前的技术成熟度和经济可行性来看,风能最具竞争力。从中期来看,全球风能产业的前景相当乐观,各国政府不断出台的可再生能源鼓励政策,将为该产业未来几年的迅速发展提供巨大动力。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和环境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2010年10月12日在北京公布了《全球风能展望2010》报告,报告指出,风能到2020年可满足全球12%的电力需求,在2030年更可达至22%。风能能够在减少主要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满足全球日渐增长的能源需求。风能,作为一种无污染、可再生且运行成本低廉的新能源,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现在中国由于快速的发展出现了非常多的污染,作为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是需要有发展风能的。中国风能储量很大、分布面广,甚至比水能还要丰富。据《中国风能资源评价报告》测算,中国可开发的陆地风能资源大约为2.5亿千瓦,可利用的海洋风能资源大约为7.5千瓦,共计约10亿千瓦,远远超过可利用水能资源的3.78亿千瓦。在中国,全国约20%左右的国土面积具有比较丰富的风能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及其岛屿,西北、华北和东北“三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和内蒙古,风能资源极为丰富。在2009年,中国在能源市场上稳固了其作为一个高增长市场的地位,风能发电能力增加了一倍达到13.7 GW。相比2008年,这一数目增长了113%,使得全国的发电能力达到26GW,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力发电市场。根据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的目标,中国的风电装机到2010年400万千瓦,2015年1000万千瓦,2020年2000万千瓦,届时风电装机占全国电力装机的2%。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需要兆瓦级风力发电机4000~20000台,可见市场需求巨大。《全球风能展望2010》报告也称中国风能市场潜力巨大,并预测,中国国内的风电装机容量在2020年将达到现在的十倍。

3.太阳能。太阳能是人类拥有的最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是未来最清洁、安全和可靠的能源。发达国家正在把太阳能的开发利用作为能源革命主要内容长期规划。对太阳能的利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太阳能发电,通过转换装置把太阳辐射能转换成电能加以利用,由于通常是利用硅材料的光伏效应原理进行光电转换,所以又称为太阳能光伏发电;二是太阳能热利用,通过转换装置把太阳辐射能转换为热能加以利用,再利用热能进行发电的称为太阳能热发电。在太阳能的有效利用当中,大阳能光电利用是近些年来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是其中最受瞩目的项目之一。以硅材料的应用开发形成的产业链条称之为光伏产业,包括高纯多晶硅原材料生产、太阳能电池生产、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相关生产设备的制造等。国际上普遍认为,在长期的能源战略中,太阳能光伏发电在太阳能热发电、风力发电、海洋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许多可再生能源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当前,光伏发电正从补充能源向替代能源过渡。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光伏发电的成本大幅度下降。德国预测2017年光伏发电成本与常规发电成本相交,之后会比常规发电成本还低,美国则预测2015年前后光伏发电成本与常规发电成本相交。根据世界能源组织对未来光伏发电发展趋势的统计与预测,2000年,光伏发电大概占总发电量的万分之几;2010年,光伏发电大概占总发电量的千分之几;到2020年,光伏发电大概占总发电量的1%;到2030年,光伏发电大概占总发电量的9%左右;到了2040年,光伏发电大概会占总发电量的20%以上。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常规能源危机成为制约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光伏产业作为绿色、环保的新能源产业,在全球范围风起云涌,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阳光是光伏产业的依靠,也预示着光伏产业的未来。

中国的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理论储量达每年1.7万亿吨标准煤。过去10年来,中国在太阳能产业发展上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太阳能热利用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热水器生产和消费国。近几年来,中国光伏产业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已基本形成了涵盖多晶硅材料、铸锭、拉单晶、电池片、封装、平衡部件、系统集成、光伏应用产品和专用设备制造的较完整产业链。由于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历史短、基础研究工作薄弱,目前中国光伏技术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效率和质量水平仍然普遍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在新型高效的太阳能电池和高纯硅生产技术的研究开发方面也落后于欧美日发达国家,许多装备主要依赖国外引进。因此,目前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仍主要依靠市场驱动而非技术驱动,缺乏强大的内在竞争力。特别是目前国内大多数高纯多晶硅企业仍面临物料闭路循环和废液废气污染物回收处理等方面的技术瓶颈,存在四氯化硅副产品的环境污染风险,成为中国高纯硅行业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十二五”期间将是中国新能源产业从起步阶段步入大规模发展的关键转折时期。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提倡节能减排的背景下,光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将成为“十二五”期间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力量。光伏产业,对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也着重提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有序发展包括节能环保、新能源等在内的一批新兴产业。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也明确提出,开拓多元化的太阳能光伏光热发电市场。“十二五”时期,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能源结构的趋势,为光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利好消息。《“十二五”能源规划》提出,国家将在“十二五”期间建设100座新能源示范城市,在大多数新能源示范城市里,光伏发电都是一个重要的新能源利用方式。并进一步建设并网光伏发电站,在中西部等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微电网示范区,通过多种手段推动光伏发电在国内的应用。光伏产业的利润空间较大,发展前景也相当广阔。未来10年,亚洲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光伏市场,而中国作为亚洲最大市场,很可能是世界光伏产品最大的消费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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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杜祥琬,周大地.实施科学、绿色、低碳能源战略[N].学习时报,20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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