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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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
Abstra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haoxing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ause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evolution trend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re forecasted， the research show that long-term population density of Shaoxing city will show a slow growth trend， an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household population. Especially， Yuecheng district and Keqiao district become the major migrants gathering. Meanwhile， we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consider the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city services conducive to scientifically control population size and structure，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关键词： 人口流动；空间分布；人口密度；演变趋势
Key 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the spatial distribution；population density；the evolution trend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2-0019-03
0 引言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开始向中心城市迁移，城市人口的空间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流动人口分布反映了空间上的迁移动态与迁移规律，研究其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对于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现实意义。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许多学者对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原因、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李若建（2003）通过分析广州流动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发现职业结构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1]。由于城市能提供“综合机会”，边际报酬递增以及生活质量提高将成为人口流动的拉动因素，人口流动规模逐年扩大（孙峰华，2006；于涛方，2012；）[2，3]。对于人口流动空间变化的特征，包书月（2012）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北京的人口空间演变特征，认为北京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集聚性并呈逐年分散趋势[4]。同为大都市的上海，流动人口呈现“西高东低”格局，郊区人口空间集聚明显，且其人口分布的演变存在明显的空间排斥效应（高向东，2013；刘乃全，2015）[5，6]。本文在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搜集了绍兴六个区、市、县的人口统计资料，分析其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并试图揭示人口空间演变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1 绍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1.1 绍兴市人口空间分布现状特征
1.1.1 各区域人口数量分布差异较大
绍兴市包括六个区、市、县，分别为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其中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属于绍兴市区。从表1来看，在2013年中六个区域的出生率均在7%以上，最高的是新昌县，达到了8.15%；死亡率在6%～7.5%内波动。人口自然增长最大的是越城区，达到了1377人，而嵊州市出现了负增长（-207人）。就人口总量而言，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分别为744647人、642922人、779484人、1046467人、733667人、439415人，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列是诸暨市、上虞区、越城区、嵊州市、柯桥区、新昌县。绍兴市人口总体分布态势集中在以越城区为中心，柯桥区、上虞区为的市区。市区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诸暨市人口数在六个区域中排行首位，占据总人数的1/4左右。而新昌县人口最少，只有43万多，约占总人数的1/10。由此可见，各个区域的人口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1.1.2 人口流动较为活跃，人口密度总体呈现北高南低
绍兴市人口流动总体上较为频繁，2013年绍兴市六个区域（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流动人口数分别为342932人、858888人、197520人、384664人、90740人、44963人（见表2）。特别是柯桥区流动人口超过了85万，占了该区总人数的57.19%。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的规模逐渐扩大，人口流动的活跃程度显著提高，人口密度随之发生了变化。从表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3年绍兴市六个区域人口密度分别为2206、1409、695、619、461、399人/km2，人口密度极不均衡，密度最大的越城区达到了2206人/km2，而最小的新昌县仅为399人/km2，人口密度区域级差达到了1807人/km2。另外根据图1与表2对照可以得出，绍兴市人口密度以越城区为中心，向不断降低，明显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点。
1.2 绍兴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原因分析
1.2.1 区域经济发展
就绍兴市而言，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主要源于外来流动人口，而各县域经济水平则是影响人口流动走向的重要因素。其中以柯桥区的经济发展最为迅猛，柯桥区拥有全球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轻纺产品销售额占全国三成，2014年实现生产总值1137.6亿元，增长6.3%，财政总收入145.1亿元，增长9.4%；在册流动人口60.87万人，登记发证85.59万人，流动人口总量居全市第一。由此可见，柯桥区的人口密度仅次于越城区，与其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使该区域人口密度的大幅度增加，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支撑力量。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提供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其它地区也越强。
1.2.2 城市服务功能
相对密集的人口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丰富的劳动力有利于提升服务业竞争力；而服务业又对人口集聚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是吸纳大量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在六个区域中，越城区的工业型企业已基本外迁，服务业呈领先增长的态势。根据2014年越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244.97亿元，占GDP比重达75.8%，三产对越城区GDP增长贡献率高达83.5%。随着，第三产业的支柱作用日趋显现，越城区的服务功能也不断增强，特别是世茂广场、金帝银泰城等重点服务业项目的相继建成，不但丰富了周边居民的休闲娱乐生活，而且提升了全区商贸服务业的规模，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1.2.3 公共资源配置
公共资源配置同样影响着人口空间分布，主要表现在教育、医疗、交通等优质资源对人口移动的强大吸引力。从全市范围来看，绍兴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区域、城乡、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以越城区的基础教育为例，鲁迅小学、北海小学、建工中学、元培中学等名校多集中在老城区，这些学校在师资力量以及教学硬件设施各方面都具有优势，为了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不少家长纷纷购置名校学区房。尽管，这几年绍兴也在郊区组建一些名牌小学的分校，然而，分校升学率以及教育综合质量还有待考证，公众认可度偏低，进而影响人口空间的分布。
2 绍兴人口流动的演变趋势预测分析
2.1 绍兴市人口总量与人口密度预测分析
绍兴市户籍人口总量增长较为缓慢。2005年户籍人口总数为435.09万，至2014年底增加至443.04万，平均每年增长不到0.2%。不过流动人口数量较多，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几个区，人口密度比较高。下面将绍兴市2005-2014年的人口总数以及人口密度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法进行预测，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绍兴户籍人口数未来增长较为缓慢，但是流动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这主要是柯桥、越城区、诸暨等地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人口密度随之逐年增加，由2015年的807人/ km2增到到2020年的912人/ km2。
2.2 绍兴市各区域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变化趋势预测分析
绍兴户籍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平缓，从2005-2014年绍兴各区、市、县的人口统计资料中也不难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非常低，这与我国当前的人口政策有关。下面我们对绍兴各区域的人口运用多重线性回归方法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不难得出，在未来六年中，绍兴各区域人口增长速度极其缓慢，并且分布是不均衡的。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嵊州人口数量相差不大，在65万-80万之间。诸暨人口总数超过108万，而新昌不到46万，只是诸暨总人口数的42.5%。
从人口密度来看，绍兴越城区、柯桥区人口密度较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流动人口不断增加，未来这些区域的人口密度还将持续增加。我们针对这种增长趋势，通过拟合曲线进行密度趋势预测，其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绍兴各个区域的人口密度未来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绍兴柯桥区流动人口的数量逐年增加，但增幅有所下降，人口密度增长速度也有所下降。上虞区和诸暨市是工业发达地区，外来人口流入较多，人口密度增速较快。而嵊州、新昌离中心区较远，外来人口流入不多，所以人口密度较低，基本上处于一种稳定状态。总而言之，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持续增长与增长停滞并存，中心地带几乎都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越城区、柯桥区在未来的几年里，人口密度还将持续增加。上虞、诸暨、新昌则呈现出“增长-放缓-增长”的态势。而嵊州的人口密度表现出“负增长-增长-负增长”的人口密度变化规律。
3 结论与建议
从绍兴市人口流动的空间演变来看，各地区人口密度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增速逐渐放缓，其中流动人口的增长速率高于户籍人口的增长速率。由此可见，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是绍兴市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剧，经济发展、城市服务功能、公共资源配置等因素对人口空间分布影响越来越大，为了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加大对薄弱区县在教育、医疗、基本公共设施等领域的投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以信息化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绍兴市的产业大多集中在纺织服装、装备制造、医药化工等传统行业。在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要以信息技术突破口，把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元素植入到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与信息化的融合。三是，发展金融、物流、信息、商贸等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中心城区要加快工业型企业向郊区的转移，通过现代服务业，发挥中心城区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李若建.广州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73-80.
[2]孙峰华，李世泰，杨爱荣，黄丽萍.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经济地理，2006（11）：974-977.
[3]于涛方.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2012（4）：47-58.
[4]包书月，张宝秀.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74-78.
第2篇：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
一、引言
自2000年中国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快速人口老龄化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2016年末，中国6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达到1500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0.8%，比2000年提高了3.8个百分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深化，其带来的影响将更加广泛、突出以及深远，不仅会加重全社会的养老负担，而且会通过影响生产格局对整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大影响[1]。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进入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探究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步深化的，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呈现高度的线性正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0.99。但从截面上看，2014年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呈现出的相关性较弱，相关系数只有0.24，也没有表现出某种非线性的规律性，经济增长快速的省份老龄化程度并不高，反而一些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省份老龄化程度更高。2014年，上海的实际人均GDP最高，达到93289.96元① ，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9.68%，全国排名第12名；重庆的老龄化率最高，达到14.12%，但其实际人均GDP只有33537.35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相对矛盾的现象？难道是因为经济增长与区域人口老龄化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它们之间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复杂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
要理解这种整体与局部表现不一致的现象，就必须考虑中国各省份之间存在的大量人口流动。人口流动不仅直接影响各省份老年人口的比重，而且会对各省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4]。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末，中国流动人口数达2.21亿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数0.86亿人；在跨省流动人口中，0-14岁人口数达705.72万人，占总流动人口比重8.22%，65岁及以上人口数达113.34万人，占总流动人口比重1.32%。到2015年末，全国流动人口已高达2.47亿人。如此多的人口流动，特别是跨省流动，必然会对各省份的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使得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因此，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分析其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的影响，探究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省际人口流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根据近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格局发生显著的变化，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详见国家统计局。2000年，老龄化率高的省份主要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老龄化率紧随其后，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率最低，即人口老龄化程度呈现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梯次分布。到2010年，西部地?^的老龄化率迅速提高，重庆（11.72%）、四川（10.95%）分别位于第一、第二，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率的增长放缓，上海（10.13%）甚至出现降低，中部地区的老龄化率平稳上升，即人口老龄化程度呈现西部崛起、东部回缓的分布。2014年，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率进一步提高，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率的增长进一步回落，中部地区的老龄化率进一步平稳提升，即人口老龄化程度呈现与2010年保持相近的分布。为什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格局会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影响各省份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发生了变化――人口进行跨省流动。由于大量省际流动人口的存在，使得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不再按原来的趋势发展，改变了区域人口老龄化的分布特征。
从省际流动人口的规模上看，2000年跨省流动人口数为4241.86万人，占年末总人口数比重3.41%，2010年跨省流动人口数为8587.63万人，占年末总人口比重6.44%，十年间跨省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了约2倍，比重上升了3.03个百分点。分省份来看，除山西和云南外，各省份的净流入率2010年的绝对值均大于2000年的绝对值，其中两次人口普查净流入率的绝对值都是最大的上海2010年的净流入率达到37.91%。而山西与云南的净流入率绝对值没有增加，主要是因为它们由人口净流入省变成了净流出省。因此，省际流动人口的规模在逐年增大，各省份间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其影响程度也在逐步加大，省际流动人口的增长必然对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从省际流动人口的流动区域上看，2000年到2010年大部分各省份净流入率的正负方向保持不变，只有山西和云南的净流入率由正号转变为负号。人口净流入的省份主要在东部地区，2010年净流入率①较大的依次是上海（37.91%）、北京（34.52%）、天津（21.01%）、广东（19.76%）、浙江（18.32%），这五省份的净流入率在2000年也是名列前茅。人口净流出的省份主要在中西部地区，2010年净流出率②较大的依次是安徽（14.97%）、江西（11.64%）、湖南（9.90%）、四川（9.67%）、贵州（9.45%）、重庆（8.88%），这些省份的净流出率在2000年也都较大。因此，省际流动人口主要从中西部地区流出，流入东部地区，大量的流入人口使得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率的增长放缓，而大量的流出人口使得中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率的上升加快，改变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从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上看，2010年14-64岁人口数达7768.57万人，占总流动人口比重90.46%，其中超过1000万人的四组分别是20-24岁（19.43%）、25-29岁（15.04%）、30-34岁（12.56%）、35-39岁（12.82%）③，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只有1.32%。因此，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轻，跨省流动的绝大多数是劳动力人口，年轻人口比重高，老年人口比重非常低，大量的劳动力人口跨省流入通过增加东部地区的常住人口数从而降低流入地的老龄化率增长，大量的劳动力跨省流出通过减少中西部地区的常住人口数从而加快流出地的老龄化率增长，使得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
三、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若没有省际人口流动，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也将呈现简单的线性相关，但实际上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不同步导致人口进行跨省流动，改变了各省份的人口结构，使得经济增长与区域人口老龄化的关系复杂化。参照宋健（2006）、张航空（2015）的分类方法，根据各省份2000、2010年的人口净流入率的数值，可以把31个省份分为三类地区：净流入区、净流出区和零流动区，如表1所示。净流入区是指人口净流入率为正的省份，包含14个省份；净流出区是指人口净流入率为负的省份，包含15个省份；零流动区是指人口相对流动较少的地区，只包含2个省份。接下来分别分析各类区域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省际流动人口零流动区
省际流动人口零流动区只包括山西和云南两省，把它们归于零流动区主要是因为2010年其净流入率的绝对值最小，2000年的值也相对较小，其次是因为其净流入率由2000年正值转变为2010年负值。在省际流动人口零流动区，由于省际流动人口较少，可以近似忽略省际流动人口对零流动区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产生的影响，即认为省际流动人口对零流动区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不产生影响。由于不存在省际流动人口，零流动区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可以作为其他两类区域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准，通过对比其他两类区域与零流动区的差别，考察省际流动人口的流入与流出分别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
首先收集山西、云南1990-2014年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老龄化率用65周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表示，经济增长用实际人均GDP表示（2000=100），其他省份的数据收集也同样如此。基于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计量估计，经豪斯曼检验发现F统计量为11.5530，P值为0.0007，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得到如下的估计方程：
在估计方程式（1）中，LnPGDP表示实际人均GDP的对数，OLD表示人口老龄化率。式（1）表明，老年人口比重与实际人均GDP对数的关系是显著的，且呈正相关关系。判定系数为0.8855，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是较高的。常数项的T值也较大，通过1%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在省际流动人口零流动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对数线性关系。
（二）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
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包括东部大部分省份、中部的内蒙古和西部4省份，它们都是人口净流入率为正且2010年的值至少大于1%的省份。在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由于大量以劳动力为主的省外人口的流入，造成当地省份常住人口总数得到显著增加，而老年人口只增加了非常少的一部分，?亩?减缓该区域内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率的增长。人口净流入率越大，对当地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率产生的影响越大，有的省份甚至导致其人口老龄化率出现不升反降的现象。那什么时候人口老龄化会出现下降呢？
在收集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14省份数据的基础上，基于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计量估计，经豪斯曼检验发现F统计量为10.0337，P值为0.0015，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得到如下的估计方程：
估计方程式（2）表明，人口老龄化率对数与实际人均GDP对数的关系是显著的，且呈正相关关系。判定系数为0.6673，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是相对较高的。但比式（1）的判定系数要小，说明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拟合程度不及省际流动人口零流动区的这两者的拟合程度。但是，由于本文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探究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判定系数的大小并不是很重要。因此，在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双对数关系。
（三）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出区
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出区包含东部的河北与山东、中西部的大部分省份，它们都是人口净流入率为负且2010年的绝对值大于1%的省份。在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出区，由于大量以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从该区域流出，不仅使得当地省份常住人口总数的增长缓慢，更重要的是造成该区域内各省份的人口结构呈现中老年人口比重偏高的倾向，从而加速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深化。人口净流出率越大，对该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率产生的影响越大，不少省份表现出人口老龄化率快速上升的现象。
在收集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出区15省份数据的基础上，基于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计量估计，经豪斯曼检验发现F统计量为18.5706，P值为0.0000，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得到如下的估计方程：
估计方程式（3）表明，人口老龄化率与实际人均GDP对数的关系是显著的，且呈正相关关系。判定系数为0.8900，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是较高的。比式（1）的判定系数要大，常数项和人口老龄化率的系数的T值也都比式（1）较大，说明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出区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拟合程度要高于省际流动人口零流动区的这两者的拟合程度。因此，在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也呈显著的对数线性关系。
四、结论
本文从人口流动的视角试图探究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两者的关系在中国总体上与在分省市上表现出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结论：
（一）由于大量省际流动人口的存在，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深化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省际流动人口不仅在规模上逐年增大，而且在年龄结构上也以劳动力为主体，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地区，减缓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增长，加快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上升，改变了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二）省际人口大量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务工经商。省际人口的流动，不仅解决人口净流出区的剩余劳动力问题，还为人口净流入区提供其所需的劳动力，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数据分析也表明人口净流入率与实际人均GD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第3篇：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
高技能劳动者向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集聚是城市发展的原动力。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者获得的学习机会就越多，其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就越快，大城市正是因为这种“人力资本外部性”而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引擎。改革开放以来的几轮人口普查数据均显示，一开始大学生比例高的城市，后面大学生比例增长更快。
收入和就业机会是吸收劳动力集聚大城市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获取公共服务也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因素。夏怡然和我最近的一项研究证实，公共服务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小于工资和就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此，即使公共服务在不同城市间的均等化能够促使人口的空间分布适度分散，仍无法改变劳动力向大城市集聚的大趋势。
在高技能者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也将带来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种现象是因为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之间存在互补性。高虹、佐藤宏和我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在大城市更有机会找到工作，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都在城市人口的规模效应中获益。因此，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对效率与公平均无益处。 现有制度要调整
在市场经济下，人们通过劳动力流动来最大程度地获取教育投资回报。当前中国城市的教育回报显著高于农村的教育回报，具有更高平均教育水平的大城市的教育回报显著高于教育水平较低的小城市的教育回报。因此，劳动力向城市的集聚是经济力量使然。
但当前中国存在的户籍制度和分权的财政制度扭曲了劳动力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配置。邢春冰的研究显示，全国的教育回报率出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化，高等教育回报率也是城乡有别、区域有差。各城市间教育回报的巨大差异性意味着高技能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不能充分地对区域间的需求差异作出反应。
户籍制度看上去是在保护大城市，实际上却可能伤害大城市。由于不同的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互补性，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进入会引起这部分劳动力的短缺，再体现为这部分劳动力的价格上涨，进一步地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城市的生活质量和国际竞争力。梁文泉和我的研究证实，大城市的户籍制度会削弱高、低技能者间的互补性，不利于提高大城市企业的生产率。
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已经大规模跨地区流动的情况下，各级政府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不适应人力资本跨地区配置带来的挑战。人才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积累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地产生回报和人力资本外部性，地方政府本应该鼓励受高等教育者在本地落户。当前我国一些特大城市对大学生落户也多加限制，显然不利于高技能人才的创新和创业。
与此同时，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从乡镇转向城市、内陆转向沿海，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主力军。低技能劳动力在家乡接受的中小学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在城里和沿海地区产生回报，而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经费主要是由县和乡两级政府负担，就相当于老家培训他乡获益。这样，人口流出地政府就缺乏激励进行教育投入。而在劳动力流入城市，地方政府不仅不愿意为流入的低技能者增加教育投入，反而在教育上歧视农民工随迁子女，阻碍劳动力流入。何其荒谬。
共创多赢之策
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当前及未来潜在的跨地区移民群体是不是获得了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及回报。现在农村的6000多万留守儿童和在城市的3000多万随迁儿童都是未来的劳动供给，他们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不容忽视。
第一，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于基础教育的投入，实现基础教育资源可随人口流动而携带，促进人口流入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财政应统一划拨各地基础教育经费，各地的基础教育经费、校舍、配备教师数等教育资源应按照常住人口中的适龄儿童数量统一划拨，考虑到教育的规模经济效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应适当增加人均经费。
针对劳动力已经大量跨地区流动，农村存在大量留守儿童的现实，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人口流出地的教育转移支付力度，并尽快实现教育资源可跨地区携带。在人口流入地，应以宪法和义务教育法为依据，推进流动人口子女在其父母就业地享受当地的教育资源。在特大城市，由于各区县的经济规模和财政状况不同，应加强市财政对各区县教育资源的统筹配置，实现市域内中心城区和郊区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
第二，通过多种渠道，增加教育资源总量，促进流动人口子女在父母工作地平等就学。减少教育资源供求矛盾的正确做法是增加供给，而不是减少需求。在资金筹措上，采取移民自付一部分，现有学校吸纳一部分，中央财政转移和地方财政增量投入支持一部分，社会其他渠道筹措一部分，共同增加教育资源总量。其中，中央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与城市吸纳的外来人口数量挂钩，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向大型居住区和外来人口导入区倾斜。
在供给方式上，降低办学的进入门槛，设置合理的办学标准，让各种资金、各种投资主体提供差别化、多层次的教育服务，借助市场的力量满足不同孩子的不同需求。只要学校容纳能力允许，对于有入学需求的孩子，除了居住证、缴纳社会保障和按居住地就近入学之外，不应采取其他限制性条件。
第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促进其人力资本投资。中国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无法适应人口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的现实，为此户籍制度改革应加快进度，降低门槛，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突破口。为此，对于已经长期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工作的外来常住人口，除就业与社会保障缴纳状况，应取消所有其他落户限制。特别地，应对已经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缩短其落户的工作年限要求。与此同时，当下盛行的教育水平和技术职称门槛不应继续作为落户标准，促进低技能劳动力在就业所在地落户和融入社会。
第4篇：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在分析城市化进程与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基础上，结合宁夏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及现状，运用2000年至2010年宁夏的相关数据对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动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进而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对宁夏产业结构变动对城市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针对宁夏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城市化 产业结构 相关性分析
宁夏地处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地区，是我国回族聚居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宁夏经济社会取得了快速而又全面的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化建设稳步推进，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为宁夏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伴随着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产业结构演进推动了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发展又促进了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与优化，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变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本文重点研究宁夏产业结构变动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演变
（一）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它表现为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孙久文、叶裕民，2010）。表示城市化水平的指标通常有非农产业产值比重、非农业人口比重、城镇人口比重等。本文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为城镇人口比重，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
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互为促进，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大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按城市化水平由低到高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起步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前期，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发展阶段：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进程迅速加快，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城市化水平由30%上升到60%；成熟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到工业化后期，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开始减缓，城市化水平最终大体稳定在70%-80%（孙久文、叶裕民，2010）。
根据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按三次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大小的顺序，可以将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一、二、三”；第二阶段为“二、一、三”；第三阶段为“二、三、一”；第四阶段为“三、二、一”（李悦、李平、孔令丞，2008）。可见，整个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是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不断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顺次增加的过程。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将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将增加。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流动的原因在于不同产业间收入水平的相对差异（李悦、李平、孔令丞，2008）。这一研究成果就是从劳动力产业间转移角度解释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著名理论—“配第-克拉克定理”。
产业结构由“一、二、三”向“三、二、一”的转变是三次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一方面反映在三次产业产值的变化上，另一方面反映在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上（李悦、李平、孔令丞，2008）。
（二）产业结构变动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城市化的实质是由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它表现在生产方式上，就是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各非农产业部门转移，而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引起城市化的发展。在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各产业的附加值也在发生变化，劳动力会对各产业的预期收益率进行比较，由附加值低的产业部门向附加值高的产业部门转移。劳动力脱离了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中，在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会使城市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进而吸引大量人口向城市迁移，这一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见，产业结构演进是城市化发展的前提、动力和基础。
宁夏城市化发展进程及现状
宁夏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见图1）。1953年，宁夏城市化水平为8%，1982年上升到14.3%。30年间城市化水平只提高了6.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仅增长0.21个百分点，城市化速度保持在一个极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受到国家政策的限制，国家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改革开放后，随着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城乡间壁垒的逐步打破，宁夏城市化速度加快。
2000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宁夏抓住发展机遇，适时提出各种促进城市化发展的战略和目标，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2002年，宁夏提出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壮大中心城市银川的城市规模，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2005年，提出以银川等中心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建设沿黄城市带，带动整个宁夏区域经济健康发展；2007年，又正式提出了打造“黄河金岸”的宏伟目标，这一切都有利于推动和加快城市化进程。截至2011年末，全区常住人口639.4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18.55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49.8%。2000年以来，城市化年平均发展速度达到1.57%，这一阶段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健全，城市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宁夏城市化进程步入快速、平稳而又全面的发展阶段，城市化成为促进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第5篇：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长期都存在着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总规模很大，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中西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比率远远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的劳动力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及收入水平，大量自发的流入东部地区，生产要素在各地之间流动，改变了生产要素占有水平不平衡的状况，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地区性的劳动力流动在客观上加剧了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但同时也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是造成地区之间的工资收入增长呈收敛趋势的主要原因。
二、利用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增长
1.优化产业结构
劳动力归根结底是趋向于流动到收入较高、发展较快的部门或地区，所以，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核心，就是要创造条件，使劳动力流动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为达到这一目的，有必要强调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农村劳动力、注重农业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加强对流动劳动力的教育培训
大量的流动人口受教育的水平低下，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职业技术教育应该为劳动力流动提供支持，为此，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农村教育体系，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加强城乡职业教育的统筹，发展新形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使劳动者具有自主保护自我合法权益的意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及其专业的职业技能水平，发挥社区在劳动力教育和培训中的作用，共同服务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增强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推动经济的增长。
3.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
第6篇：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
[关键词]重庆;人口分布;产业结构
一、重庆市主城区的行政区划
根据重庆市行政区划设置，重庆市区划分为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九个区, 历年来该市城区人口变化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在经济得以良性运行和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重庆城区的城镇化率逐步提高，核心六区之外的北碚、渝北、巴南三区的产业结构得到很大提升，分别从2000年的53.07%、41.11%、49.70%上升到71.24%、66.44%、69.39%，城市化进程迅速。
第二，人口流动符合“毛细血管”理论，但人们为了更高品位的物质生活等其他因素，都有向经济发达地方流动的趋势。反映在重庆则是市中心渝中区人口密度越来越高，核心六区之外的其他几区人口也日趋密集，同时，尽管北碚、渝北、巴南三区城市化效果显著，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各区还有较大差距，人们自发选择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主城其他各区流动。
第三，流向辖区外省市的人口规模有增加的趋势，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各区人口应该呈持续上升势头，而根据上述数据却显示，2008年重庆市区总人口较之2000年少近12万人，对这一反常现象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人口外流。据重庆市统计局公布数据， 2000―2006年间，2000年全市流出人口为396.82万人，到2006年增加到680.61万人，增长了71.5%。
二、人口分布
城市各功能区的人口分布状况是反映该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程度要高，结合全国第五次普查数据、第二次人口单位基本普查资料和重庆市政府公布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计算各区的人口密度、人口分布重心等指标，进一步分析各区的人口分布状况。
第一，主城各区的人口密度。人口密度是衡量人口分布最一般的指标之一，人口密度的计算是以人口总量作分子，以该人口总量所对应的区域面积作为计算而来，各功能区的人口密度（见表1-1），表中准确的反映了了重庆各区的状况，其一，重庆市的核心功能区是渝中区，渝中区的人口密度远高于其他各区，根据2008年公布数据计算为32 345人/平方公里，而实际上，渝中区正是重庆的政治、经济、涉外交流中心，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五区人口密度均在2 000~3 000，这五区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处于同一层次；在重庆城市整体规划中，北碚、渝北、巴南三区作为重庆城郊接合部，人口密度不升反降，主要原因受经济原因刺激，大量原本从事低端产业的农民等劳动者，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其他各区或者外省市流动，因而，导致人口密度降低；从城市构造角度看，重庆各区的分布完全符合同心圆地带构造，按照美国城市社会学家拜杰斯（burgress.E.W）的同心圆构造理论城市的不断发展，表现为由城市核心区逐渐向外扩散，扩散过程中人口密度逐渐降低，产业结构也越低。表中数据说明重庆城区正是以渝中区为“圆心”向外发散的过程，最内层为渝中区，中间是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五区组成的圆环，最外层是北碚、渝北、巴南三区，由内至外，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依次降低。
第二，城区的人口重心。人口分布是假设一个地区为质地均匀的平面，区内每个居民的重量均相等的条件下，人口分布在该地区空间平面上力矩达到平衡的一点，然后求出人口重心位置地理坐标，人口重心位置一般用经纬度表示。以上述理论为前提，结合有关数据，便可分别计算出各年人口重心地理坐标（如表1-2所示），通过地理坐标找出具体地理位置，可知重庆城区人口分布重心位于江北区松龙宾馆华新店西南方向400余米处，尽管近年来人口重心的变化并不是很显著，但是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城区人口重心向东北方移动，由下表数据计算可知，2007年人口分布重心较之于1999年往东北方移动了200余米，这是了近10余年来，渝北区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速的结果，较快的城市化进程是人口流动的风向标，人口重心随之发生变化。
三、主城区产业结构
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人口作为劳动主体参与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同时，各行各业的发展变化也反作用于人口本身，引导人口流动，进而影响人口地域分布，以下是对当前各区的产业分布的实际情况做一个简要概述。
以下是以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为依据，对各区产业结构现状进行简要的介绍：
渝中区。渝中区作为重庆城区最密集的地方，产业分布较为均衡。零售批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建筑业、制造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发展相当，同时，今年来金融业发展势头迅猛；渝中区集重庆城区政治中心与重庆辖区政治中心为一体，而公共管理和组织机构、科教文卫也占据一定的比例。
大渡口区。产业布局特征鲜明，是重庆的重要的冶金、建材和仓储基地。制造业占据总产业结构一半以上，重钢集团设在大渡口；此外建筑业也较为发达，其次为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其他产业则相对发展薄弱，所占份额加起来不过20%。
江北区。江北区产业格局与大渡口区较为相似，制造也和建筑业颇为发达，占据总体产业格局半壁江山；同时，江北区水陆交通便捷，也是重要的商贸区和物资集散地，有全国著名的观音桥农贸市场和盘溪无公害蔬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等大型农副产品市场，各类商场网点万余个；近年来，区内国际商务、金融业在不断发展。市外贸、海关、边检、商贸、邮电、通讯、民航、市信息中心等等公共管理机构均设于本区内。
沙坪坝区。沙坪坝产业层次也是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重心，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二者占据产业比例高达70%；此外，沙区科教文卫也占据一定份额，区内有重庆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值得一提的是，沙坪坝区还是重庆精神文化的发源地，渣滓洞、白公馆均在区域内。
九龙坡区。九龙坡区产业分布也和其他区域一样，产业结构主要是制造业、建筑业所占比例很大，而其他各类行业贡献则相对较低，此外，得益于发达的交通网络，九龙坡区批发零售业也较为发达，沃尔玛，家乐福、富安、新世纪、立丹百货、国美电器均在此设有分店。
南岸区。南岸去产业格局与重庆城区传统工业格局一脉相承，制造业于建筑业占据很大比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业较之其他产业也相对发达；随着近年来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形成以机械制造、汽车、摩托车、电子仪表、医药化工、皮革制品、轻纺、建材、服装等为支柱，综合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
北碚、渝北、巴南三区产业结构分布层次明晰，由于产业结构相对较低，三区主要还是以第一产业为主轴，二、三产业不断发展，其中支柱产业仍然是制造业和建筑业，其他产业也随经济的发展稳步前进。
四、结语
本文立足重庆城区行政区划分析人口分布，所用数据可靠、翔实，能保证结论的科学性；然而，由于文中所援用数据的时效性并不能与现如今高速发展的重庆相匹配，尽管具体计算时采用多种方法对数据进行校正，但仍难免当中有疏漏之处，这正是本文的不足所在；尽管如此，对重庆城九区的人口分布所做的基本分析，对宏观上引导城区人口分布合理规划仍不乏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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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
摘 要：目前，我国出现了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生大规模的向城市流动的现象，本文针对这种大规模的流动现象以及分析其其消极影响，找出了政府职能缺失、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家长教育观念的改变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且提出了政府干预、加强对农村教育资源的刚性投入、搞好农村师资队伍建设和农村中小学校的合理布局是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生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的现象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生；流动；原因；措施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农村义务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主阵地，要办好中国的教育，就必须办好农村的教育。近年来，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较以前也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与城市基础教育相比，农村基础教育现状仍不容乐观，越来越多的农村中小学生流入城市学校上学，这种流动现象正呈蔓延之势，这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深思。
一、农村中小学生流动的现象和消极影响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在我国的人口总量中一直都是占据主体地位。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义务教育阶段生农村中小学流入城市。据调察我国农村小学在校就读书人数逐年减少。2005年、2007年、2009年分别为69478246人、，62507310人和56555439人，相对而言，城市小学在校人数呈明显增加的趋势，2005年、2007年和2009年分别为21858606人、25521904人和26371538人。
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生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有着以下的消极影响。第一，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教育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基石，是因为教育能够显著的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增进社会公平，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生的大量流动的现象导致城乡义务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将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第二，不利于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目前，城乡教育的教育资源配置已经处于不均衡状态，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生的大量流动对于教育资源的配置又是一个全新挑战。对城市教育资源而言，由于学校学生数量骤然增多使原本富足的教育资源接受严峻的考验；对于农村教育资源而言，农村学生的大量流失，很容易使得原本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严重的浪费。第三，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农村学校教育与城市学校教育有较大的差距，所以农村学生进入城市学校不可避免会面临巨大的学习压力和心理压力。城乡经济与教育发展种种差异也可能会导致城市学校的很多学生会戴着“有色眼镜”去对待流入的农村学生，这样很容易对农村学生造成身心伤害。
二、农村中小学生流动的现象之因
1.政府职能缺失
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但不能盲目市场化。政府该做的、政府该管的，不能推向社会、推给市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要向所有公民提供教育服务，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职能缺失也是导致目前农村中小学生大规模的流入城市现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对于农村办学条件薄弱等问题以及优惠政策倾斜城市学校从而导致城市与农村义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教育政策的制定往往是以农村教育发展为基点，而广大农村却遭到忽视。从而导致城乡资源配置失衡，农村学校经费匮乏，教学设备和教学手段落后。目前，农村学校经费普遍匮乏，一些学校连正常运作所需要的办公经费也难以得到保证，尤其是那些贫困偏僻的地区。从教育资源的硬件配置来看，教学设施和城市学校相比远远不达标，没有图书馆、实验室、活动室，更不用说电教室和微机室；从教育资源的软件配置来看，农村教师师资数量明显不足，贫穷的地区教师缺编严重；农村教师整体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以及农村教师队伍不稳定。
3.家长教育观念的改变
当前农民的普遍收人水平并不高，很多农村家庭靠农田收人和打工挣钱。一年几千元钱的学费对于多数普通农村家庭来说是比较沉重的负担，甚至有些家庭为了孩子进城读书而举债。其主要原因归于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告诉人们，人力资本比传统的物质资本更有生命力，教育投资是最有价值的投资。目前“知识改变命运”、“再穷不能穷孩子”等理念深人人心。广大农村家长认为，教育是改变家庭和孩子命运的唯一途径，为了能够让子女接受优质教育，把家庭有限的收人尽数投人其中，甚至因教致贫也在所不惜。
三、农村中小学生流动的现象之解
1.政府干预
政府是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最有力的杠杆。基于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生大量流向城市，政府作为国家教育意志的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必须担此重任，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实行强有力的干预手段才能扭转和改变这一现象。首先，要严格控制城市学校择生。努力控制城市学校的在校规模和班额人数，缓解生源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其次，加大对农村中小学的教育投入力度以及教育经费。对于农村中小学学生给予经济上的补助和政策上的保护，使家长和学生意识到在农村上学也有希望和出路。
2.加强对农村教育资源的刚性投入
农村教育是不可放弃的教育阵地，挽救农村教育必须从教育资源抓起，彻底扭转目前农村学校义务教育的尴尬局面。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巨大，这是导致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生向城市流动的一大原因。所以说加强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是相当有必要的，其表现为加大基本建设的投入，改新建的改扩建的该保留的要区别对待，把钱用在刀刃上，绝对不能出现学校危房等影响学生安全的因素。其次要加强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添置教学设备及仪器，大力改善办学条件，最大限度的将学生留下。
3.搞好农村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主体。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要留住教师，需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尊重教师劳动价值，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导致农村中小学教师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待遇太低。教育行政部门应适当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实行农村教师特殊岗位津贴制度并及时发放。第二，建立教师激励机制，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改革校内分配制度，建立农村教师激励机制，充分的调动广大农村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外，应当加强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和师德教育，增强广大农村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4.农村中小学校的合理布局
农村中小学点多、面广，地域分散，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深入开展调研，根据各地实际，合理调整学校布局，整合教育资源，优化办学条件，根据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生源摸底调查，制定科学的农村中小学网点布局规划方案。因此，各地政府应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建好标准的农村示范学校，撤掉办学条件差、效益差的学校。对于边远的贫困山区，建议国家采取扶贫倾斜政策，帮助这些地区建好寄宿制学校，从而合理地利用有效的教育资源。实现农村中小学布局由“分散-低效”型向“集约-高效”型的办学模式转变。（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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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
关键词：特殊群体；教育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3）-10-0147-01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随着这一迁移，大量的流动人口子女也随父母来到城市读书，但是，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难、入学贵等问题就成了目前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由于居住地不稳定，人户分离、社会地位的不确定等，许多流动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动人口家庭那样抚养与教育自己的子女，从而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长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由于民工在社会甚至在流动人口中的弱势、边缘地位，经济收入，文化水平等各方面的限制，使得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在入学上受到更多的限制。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问题是当今社会追求公平必须解决的命题之一，“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2003年教师节总理在视察北京市接受务工农民子弟学校时写下这句话。如何能保证这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并使之接受良好教育，已经成为全社会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原因分析
1.多种制度的不合理结合造成的。现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子女城市就学难的主要原因。虽然国家近年来出台多项政策，然而现实生活中，没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不能享受划片招生待遇。另外，一些公办学校千方百计设置门槛，甚至暗中强迫交纳“赞助费”，这些现象的存在将一些农民工子女挡在了校门外。
2.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教育资源的地区性差异十分明显，有的城市的学校已经饱和，入学机会很小，因为涌入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迅速增多，教育资源不足导致很多公办学校难以敞开接受全部前来报名的农民工子女
3.农民工社会地位问题。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经济收入微薄，社会地位较低，是一个社会弱势群体。其所处的社会地位限制了子女方便就学及选择优质资源学校的权利。
二、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途径
1.正确认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首先，要认识到教育是“全民教育”，农民工子女享有受教育权利，而且是平等的教育权利。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我们在教育领域内坚持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关心身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子女的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才能达到教育平等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正成千上万地递增，搞好农民工子女教育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今天的流动儿童就是城市将来的主人，从长远来看，帮助这些儿童和谐融入城市生活，认同城市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对于城市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这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
2.为农民工子女创造入学条件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指出：“要重视解决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全社会都应该尽力为农民工子女创造平等、宽松、优越的教育环境。首先政府应当发挥自身的公共管理职能，以主动探索的姿态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不断增强服务的职能。
教育的均衡化问题，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教育公平的实质，就是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应该对全国范围内的教育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大致确保各阶层受教育群体和个体的受教育权利相对平等。针对弱势人群，国家应遵循将公共教育资源从富裕流向贫困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公共教育资源应向处境不利的儿童倾斜，这是公平观的现实表现。
3.做好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关爱工作。
第9篇：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由于耐药结核菌的产生与发展，结核菌与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的双重感染以及许多国家结核病控制措施的不完善，使得全球结核病疫情呈明显上升趋势。我国属于全球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可能导致结核病疫情进一步恶化。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147亿。该人群流动性大、传染源多，病例发现和监测困难，不规则治疗比例高，容易导致耐药结核菌的产生，如果控制措施不当，很有可能引起人口输入地区的结核病流行。本文借鉴国外迁移人口结核病研究成果，总结近几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结核病防制经验，探讨适合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流动人口结核病控制策略。
1国外迁移人口结核病流行与防制研究国外迁移人口结核病研究主要涉及国际移民与难民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移民和难民的结核病感染率和患病率往往高于当地人群，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人口输入地区的结核病疫情控制。VandenBrandeP等
〔1〕对比利时庇护寻求者(asylumseekers)的结核病研究结果显示，庇护寻求者的结核病报告率大约是本土人群的30倍；对庇护寻求者首次筛检后随访的不足，增大了社区内结核病传播的危险。TalbotEA等
〔2〕对美国1993～1998年结核病监测资料的分析，得出从1993年到1998年美国国外出生者结核病例数量增加了26%，占全人群病例的比例从298%增加到416%；国外出生者每10万人口的结核病例数为329例，而美国本土出生人群为每10万人口58例。InigoJ等〔3〕对西班牙马德里1994～2003年的结核病发病趋势进行研究，发现从1994～2003年，马德里的结核病报告率从每10万人口485例降到每10万人口233例，但其中移民病例所占的百分比却从26%增长到337%。同时针对国际移民和难民的结核病控制措施，国外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TruongDH等〔4〕对美国明尼苏达州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藏族移民的结核病研究表明，单次筛检并不能发现该人群的大部分病例，对于具有活动性结核病史者即使初次结核杆菌培养阴性，也需要对其进行密切的随访。MarksGB等〔5〕对1984～1994年间进入澳大利亚悉尼的24?610名难民(主要来自东南亚)的研究发现，在10年的随访研究中该人群的结核病发病率为每10万人年749例，其中由常规随访措施确诊的只占296%，提示在难民的结核病疫情控制中强化结核病被动发现策略可能比主动发现措施更有效。DeRiemerK等〔6〕对从1992年7月1日～1993年12月31日到达美国的893名移民和难民的研究发现，对移民和难民进行及时、充分的医学检查和随访可及时发现活动性和可预防的结核病例，应成为结核病预防和控制项目的首选。
2我国流动人口结核病流行现状和特征
有关文献表明，我国流动人口结核病新登记率和涂阳新登记率往往高于本地人群，登记的结核病患者中男性多于女性，以青壮年为主，从事体力劳动者较多，可能与流动人口本身的性别、年龄和职业构成有关；病人发现途径以因症就诊为主，就诊延迟和诊断延迟也往往高于本地人群，不规则治疗的比例高。钟静等〔7〕对广州市海珠区2002～2003年流动人口新登记肺结核患者的调查显示，在225例新发活动性肺结核病人中男女之比为2∶1，平均年龄(308±169)岁，涂阳比例为418%；劳动工人占病人总数的489%，年收入低于10?000元者占751%；因症就诊发现者占病人总数的831%，健康检查发现者占138%。杨石波等〔8〕对浙江省2001～2002年外来人口肺结核监测报表的研究显示，2001年、2002年外来人口肺结核涂阳新登记率分别为3116/10万和3127/10万，分别是本地人口的203倍和162倍；2年新登记涂阳病人共1024例，男女之比为212∶1，20～39岁年龄段占758%；各种职业中从事建筑、种植及其他无固定职业者占896%；2年新登记涂阳病人中因症求诊发现比例为959%；病人发现延误比例外来病人明显高于本地病人，分别为419%和200%，2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黄起烈等〔9〕对深圳市罗湖区1998年度外来人口组和常住人口组肺结核登记资料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肺结核登记率外来人口为1092/10万，明显高于常住人口792/10万(P<005)，涂阳肺结核登记率2组分别为336/10万和302/10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组人群就诊延迟和确诊延迟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外来人口多为劳务工，无收入或月收入400～1?200元人数占总病人数的811%，有社会保险和可报销医疗费用的病人仅占337%。3我国流动人口结核病控制策略目前，我国部分城市已经将流动人口肺结核病人纳入区域结核病控制规划中，并采用WHO推荐的(DirectlyObservedTreatmentShort-Ecourses,DOTS)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杜雨华等〔10〕对广州市胸科医院一分所1997～2001年登记的891例外来人口肺结核病人的调查显示，初治涂阳肺结核病人接受DOTS管理治愈率为9430%，要求自服药管理治愈率为7345%，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张锡萍〔1〕对东莞市结防所2001年8月～2004年6月暂住人口结核病登记资料的研究表明，3年共发现肺结核病人1?171例，均纳入DOTS管理，提供免费的抗结核药物；805例初治涂阳病人2月末痰菌转阴率为943%，3月末痰菌转阴率为991%，疗程结束治愈率为985%，失败12例的主要原因是服用抗结核药物出现肝损害及病人怕暴露病情影响工作和收入，不敢请假复诊所致不规则治疗。谭卫国等〔12〕对深圳市1993～1999年外来人口结核病登记资料的分析显示，7年间共登记肺结核病人7?368例，所有新发涂阳病人均实施DOTS，治愈率达97%；随着管治经验的不断积累，治愈率从1993年的897%提高到1998年的986%，与常住人口的管理治疗效果保持一致。赵晓春等〔3〕对温州市2004年结防门诊新登记外来人口涂阳肺结核病人的调查结果显示，登记的208例患者均纳入DOTS管理，初治涂阳治愈率为860%，复治涂阳治愈率为760%，与全省常住人口初治治愈率856%一致，但明显高于全省流动人口治愈率平均值615%。上海市闵行区2003年1月正式启动针对流动人口和本地贫困人口的结核病治疗费用减免方案，即对支付治疗费用困难的肺结核病人减免抗痨的药费及检查化验费。倪政等〔14〕的研究表明，该方案实施1年多来已初显成效，2003年底新登记外来人口结核病病人数较2002年增加199%，其中外报病人比例下降290%，定点医疗治疗的外来人口结核病病人则增加37倍，其化疗覆盖率达956%，化疗督导管理率达841%，外来人口结核病病人失访率下降为35%，实际治愈率已达788%。综上所述，流动人口的结核病控制应当引起人口输入地区政府的重视。结合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和卫生现状，出如下策略：(1)将流动人口的结核病控制纳入区域结核病控制规划，保证流动人口结核病管理经费，这是做好流动人口结核病控制的根本保证；(2)针对我国流动人口不断流动的特点建立灵活的结核病报告、诊治和管理机制，实行属地化管理并加强地区间结核病控制的联系与合作；(3)深化医疗改革，扩大医保覆盖面，先解决结核病治疗中的患者经济困难问题，以后逐步解决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4)因地制宜，制定并实施流动人口结核病控制项目。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