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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粮食安全 粮食污染 质量监管 对策
1 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在新形势下,粮食质量的内涵已不再是普通产品质量的概念,它应是粮食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卫生、品质、营养状况的综合反映;是粮食的特征指标必须达到相关标准的合格水平、卫生指标必须达到国家强制标准的最低水平、品质指标必须满足国家规范中的安全性要求、营养指标必须符合正常国民健康水平的合理要求。“合格、卫生、有品质、有营养”这就是新时期的粮食质量安全的内涵[1]。
1.1 粮食安全是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保障
粮食不仅为人民提供了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而且是人们日常饮食中维生素、食用纤维等人体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所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粮食质量安全的一个基本目标。目前,由于粮食业的食物链变得越来越复杂,粮食质量安全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容易被放大。在粮食从“农田到餐桌”的诸多环节中,有物理性危害,如杂草籽、金属碎屑、渣瓦石等;有化学性危害,如农药和重金属及有机溶剂残留、滥用添加剂染污、脂类物质酸败等;有生物性危害,如细菌和真菌及毒素的污染、害虫及鼠类的危害、转基因种质的危害等等。这些突出问题,迫切要求我们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切实加强粮食质量安全工作,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2 粮食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自人类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农业就已经是人类抵御自然威胁和赖以生存的根本。农业是人类“母亲产业”,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而在农业生产的直接成果就是粮食,没有粮食就没有人类的一切,更不用说人类的现代文明。与粮食生产直接相关的就是农业,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粮食生产的农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所以,我们若想推动国民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首先要做好粮食安全工作。
1.3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本战略
我国仍是农业大国,13亿总人口中有7.4亿是农民。所以粮食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农业是安定天下的产业。农业是不是能够取得稳定的发展,这对于国家的安全以及社会的安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农业无法为社会供应充足的粮食时,就必然会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破坏社会的安定,使生产发展遇到阻碍,国家也就无法更好地实现自立。从这一角度来说,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因此,粮食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安全问题。当粮食安全有了保障,农民自然会有更多的收入,进而逐步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村繁荣,更顺利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2 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
我国目前在粮食种植、收割、加工、销售中存在如下危害:
2.1 物理因素
在收割粮食时,很可能将泥土、杂草或者是粪便带入到粮食中去;在对粮食进行加工时,粮食会比较容易受到附近烟尘的污染等等。
2.2 化学因素
2.2.1 重金属。粮食中之所以会混入有毒重金属(汞、镉、铅),其原因主要是使用了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和水,这样这些有毒的重金属就会在其生长过程中被慢慢侵蚀。当人们使用了这些被重金属污染过的粮食就很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中毒,损坏其神经系统、智力可能会变低、骨质疏松,甚至细胞癌变。
2.2.2 农药残留。农药残留指残存在植物体内、土壤和环境中的农药及其有毒代谢物的量。当人们食用了带有农药残毒的粮食,很可能会导致身体的不舒服,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严重的话会造成死亡。我国粮食在出口时,要对粮食中的近50项农药残留进行检测,包括:磷化铝、莠去津、敌菌灵、灭多威、久效磷、戊唑醇、氯化苦、甲基对硫磷、乙酰甲胺磷、艾氏剂、狄氏剂、甲草胺、敌草快、六六六、甲基毒死蜱、乐果、滴滴涕、敌敌畏、甲拌磷、百菌清、、敌百虫、克百威、杀螟硫磷、七氯、马拉硫磷、氯氰菊酯、甲萘威、矮壮素、百菌清、溴氰菊酯、二嗪磷、乙硫磷、溴甲烷、氯菊酯、磷胺[2]。
2.2.3 生物因素。生物因素主要指由微生物引起的粮食质量问题。土壤、空气和水中都有不少的微生物,他们将以种种不同的方式传播到粮食及其加工品上。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①粮食本身的传带寄附在粮食籽粒上的病原菌,随播种传到田间。②自然媒介的传播,主要是通过雨水、尘埃等传播给粮食。③在进行粮食加工时,机具、器材上的灰尘和粮食粉屑中附有大量腐生微生物会污染粮食[3]。
3 保证粮食安全要有硬措施
我们要在粮食生产、储藏、加工、运输、销售以及食用的整个过程中保证粮食安全。因此我们首先要熟悉在这整个过程中影响粮食质量安全的各个因素,进而做好预防措施,最终保证粮食质量安全。
3.1 技术对策
3.1.1 在面对物理因素导致的污染时:收割之后,要清洗粮食,还要对其进行分级、筛选;加工过程中,厂区要保持清洁,要做好对相关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工作,要在粮食中掺入其它杂物;贮藏的库房需要有良好的通风,保持库房的干燥、阴凉、卫生。
3.1.2 解决重金属污染的措施:农田不要靠近工业用地,使用符合各项标准规定的种植土壤和水。
关键词:粮食安全;经济法;市场;保障
1粮食安全概述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74年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是人类目前的一种基本生活权利,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1983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原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新概念,丰富了粮食安全的内涵,即“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国内学者对粮食安全的分析主要从粮食总产量波动指数、粮食自给率、粮食储备率、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低收入阶层的粮食保障水平等多项指标着手。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粮食安全是粮食供需平衡的延伸,一般用供需平衡分析后的粮食净进口(或粮食自给率)来测度。广义而言,粮食安全不仅包括全球、国家、家庭以及个人等多个层面上的粮食可获得能力,也包括营养安全。全球及国家的粮食安全与国际、国内的粮食生产及贸易息息相关,而家庭及个人的粮食可获得能力和营养安全则与家庭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存在密切联系[1]。本文所关注的粮食安全以粮食流通安全这一视角为重点,根据其效用价值分析,在从生产环节向消费领域转移的过程中,历经粮食的收购、储存、运输、加工、销售等环节,将这些环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就构成粮食流通[2]。粮食流通作为粮食生产与消费的联结点,在保证粮食有效供给和稳定粮食价格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2运用经济法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必要性
2.1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
粮食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主要问题。关于粮食的属性,理论界目前还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的本质属性就是商品属性,它与“其他一般商品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价值上同质并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另一种观点认为:粮食业是弱质产业,粮食是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因此,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买不到粮食安全,粮食市场容易失灵,政府必须矫治和弥补。本文认同第二种观点,粮食作为每个人每天所必需的商品,在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同时,其价格的涨跌和供需的变化对市场和社会稳定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一般商品,因此粮食安全需要国家运用法律对粮食市场进行干预。
2.2我国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法律体系尚不完善
首先,粮食安全立法严重滞后于保障粮食安全的现实需要。一是有关粮食安全的立法数量过于稀少。目前我国在粮食管理方面只有《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两部条例,而有关粮食安全整体的粮食生产、粮食流通和粮食消费方面的立法只见于少数法律具体条文之中。二是立法效力层次较低。《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属于法律效力体系中的行政法规范畴,在整个立法效力体系中属于第三级别,粮食安全立法效力层次不高,既不利于粮食安全法制的整体建设,也不利于粮食安全的整体法律保障。其次,粮食安全立法易受国家粮食政策变化的影响,稳定性较差。1998年,国务院为贯彻落实好“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加强粮食收购市场管理,规范粮食市场秩序,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但是随着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仅仅实施3年,《粮食收购条例》就因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而导致很多问题难以执行,2003年《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正式宣告了《粮食收购条例》的废止。1998年颁布的《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也同样没有摆脱被废止的命运。由此可见,我国粮食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讲已经占据决定我国粮食生产和市场流通方向的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对于我国粮食安全法制化进程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2.3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需要经济法加以引导
首先,由于国有粮食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在我国粮食市场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享受着其他主体无法享受的特殊优惠待遇,同时由于其存在政企不分、管理不善等问题,导致了粮食流通主体的单一性和缺乏竞争;其次,由于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明,地方之间封锁严重,加之市场体系不健全,导致宏观调控政策难以落实,从而出现宏观调控乏力的局面。而经济法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有其内在的优势:首先,经济法可以直接对市场主体的私权进行限制,通过强制性手段实现信息分布的均衡以及有效的市场竞争,国有粮食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之一也应当纳入经济法调整的范围,从而实现粮食国有企业与粮食私有企业的竞争公平;其次,经济法可以对市场主体的利益结构进行调整,从而使经济人在进行决策时做出既有利于自身又有利于社会的选择;最后,经济法所具有的公共利益优势和远视优势还可以抑制市场主体的盲目自利和“短视”弱点,从而使市场健康、有效地运行。
2.4市场调控有利于保障粮食市场流通体系平稳运行
列宁曾经说过:“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可见,粮食问题在一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关系到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粮食作为人们每天所必需的基础消费品,与国家经济安全紧密相连,保证必要的粮食产量和粮食储备,保证粮食在市场中的正常流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粮食流通体系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平稳运行,不仅事关市场体系运转的稳定高效,对我国经济安全也具有全局性影响。
3粮食安全在经济法维度上的保护
3.1健全粮食安全问题的立法
尽快制定粮食安全问题综合性立法,使保障粮食安全问题有法可依。目前,保障粮食安全的法律条文仅散见于《土地管理法》《农业法》《水利法》等单行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之中。2012年2月,我国首部《粮食法(征求意见稿)》面世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实行宏观调控下市场调节粮食生产、流通、消费活动的管理体制,粮食收购、储存、加工、运输、批发、零售等领域对社会开放,粮食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和服务,维护粮食市场秩序,这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粮食安全的综合性保障作用。《粮食法》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综合性立法,如获通过,将是我国在粮食安全法制化进程上迈出的重大一步,也是完善粮食安全法律保障体系、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的新契机。
3.2建立长期保障粮农利益的法律和政策体系
(1)完善耕地保护法律制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耕地面积决定了一国潜在的粮食生产能力。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城郊耕地被城市化浪潮淹没,成为工业用地或房地产用地。大量征用农业用地,无节制地蚕食不可再生的耕地资源,不仅将严重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最终也将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要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好耕地。从现行《土地管理法》出发,首先应当控制政府供地的总量,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违法使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商品房开发,严禁违法下放土地审批权,进一步完善土地储备制度,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能力;其次应当明确土地的所有权,改革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由于“农民集体”是一个虚幻概念,在实际工作中土地产权主体往往变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乡(镇)政府[3],从而使地方政府在征用土地的时候钻了法律的漏洞,导致土地强制征用的合法化。要改变这种现象,建议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人为农民集体,规定农民为具体受益人,同时把现行强制性的行政征收行为转变为市场购买行为。(2)完善粮食补贴机制。国际农业发展的规律表明,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粮食安全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关系问题是需要协调处理的重要问题[4]。粮食补贴在稳定和刺激农业发展、增加农产品产量和保障粮农利益方面具有促进作用。要确保粮农利益的实现,就必须完善粮食补贴机制:首先,应当稳定目前以综合性收入补贴、专项补贴和最低收购价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使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兼顾农民增收和保障粮食供给的双重要求;其次,逐步建立综合性收入补贴与农产品价格的联动机制,根据国家财力增加综合性收入补贴的资金规模,逐渐把补贴标准与粮食价格变化联系起来,提高补贴标准,缩小粮农与其他产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3)发展社会化服务,加强宏观调控,优化粮食生产流通环境。要保证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政府必须为农民排忧解难,提供社会化服务以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效益,包括及时提供可靠的市场服务信息,提供农用生产资料服务、科技服务、收购和销售服务以及加工、储运服务。同时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监管,加强宏观调控,杜绝各种乱涨价、乱收费行为,控制化肥、农产品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过度上涨,以优化粮食生产和流通环境。
3.3加大农业生产资金投入以促进农业产业升级转型
长期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方式限于农户单户个体运作模式,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抗风险能力较差,且无法实现规模效应。这一长期历史现实导致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一直未能达到完全满足我国粮食供求关系的状态。因此在我国耕地面积有限、气候条件多变的情况下,要改变这种状况、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只有从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入手,通过加大农业生产资金的投入来发展高科技的现代化农业,促进农业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的转变。
3.4健全粮食市场供销体系
(1)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挥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的作用。中国传统的国有粮食企业是为适应高度集中的统购统销体制的计划经济而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缺陷在于:企业行政机构化;产业封闭化;组织形式非法人化;外部管理非法制化;收入分配平均化[5]。建立现代化粮食企业,应当从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着手。(2)鼓励各种经济成分的粮食企业进入市场参与平等交易。无论是从资本量、社会关系或是市场运作能力上看,个体粮商、私营企业与大型国有粮食企业都存在很大差距,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政府应当在政策上对粮食市场体系的新参与者加以倾斜,以保障弱势企业的健康发展。(3)推进区域性粮食物流中心建设,提高粮食流通现代化水平。现行的粮食物流体系建设和物流管理办法缺乏市场化机制,制约了粮食流通的发展。改善粮食流通条件,提高粮食流通水平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①推进区域性物流中心建设,通过对现有的仓储、加工、批发和信息资源的整合和重组,加快区域性粮食物流中心的发展。在各大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间形成从中心粮食批发市场、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到连锁店的粮食流通体系,物流中心的形成将大幅度提升主销区粮食流通业的产业层次和资源配置效率。②提高粮食物流的技术水平,加大对粮食物流前沿技术的研发力度,注重引进先进的粮食物流技术以提高我国粮食物流技术水平。同时加强粮食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更好地应对可能出现的由灾害导致的粮食减产等粮食安全问题。
4结语
粮食安全问题作为事关我国经济安全的基础性问题,围绕其进行全面的法制化和政策性努力实属必要,不仅是保证我国社会稳定的要求,也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良好运行的法律和政策保障。而探讨以规范市场运作体系、克服市场失灵为主要目的经济法对粮食市场运行的规制,在粮食生产流通全面市场化的今天,也是粮食安全法律保障的一个新思考方向和新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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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有机农业;粮食安全;生态环境
粮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维持人们生存的基本必需品,更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因此中国一直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然而,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多,诸如耕地的数量以及质量的下降、农药化肥的使用,不仅会影响粮食的数量,也会通过生态环境等因素影响到粮食的质量,加大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在粮食安全的应对措施中,有机粮食生产因其独特的理念、管理体系和生产方式而成为非常有效的选择。有机粮食生产是一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它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标识与销售以及管理体系都有严格的监督措施。有机粮食生产不使用农药、化肥和化学添加剂等,对环境没有不利影响,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生产出高质量的粮食,因此有机农业是解决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
1粮食安全与影响因素分析
粮食安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完善,其内涵被完整地表述为:“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健康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1]”。这个表述对粮食安全做出了新的理解,即不仅在数量上要求获得足够的粮食,而且在质量上强调既安全又富有营养,把粮食安全从数量安全提升到质量安全。现代粮食安全包括四层含义: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图1)。粮食的数量安全,是粮食安全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为日益增长的人口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涉及到居民粮食安全(买得起和买得到)与国家粮食安全(总量供给与分配)。目前中国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耕地的数量质量、种子的品质、化肥农药等外部投入物质、农业基础设施、气候条件、国家对粮食种植的补贴政策等,这些因素都会对粮食的产量构成重要影响。耕地是生产粮食的必须生产要素,耕地的数量多少直接影响粮食的产量,为此中国制定了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以确保粮食生产的最低耕地要求。研究表明,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可使粮食增产0.88%[2];此外优质耕地的粮食产量明显高于贫瘠耕地的粮食产量;优质良种必然能够提高粮食产量,通常良种具备抗病、抗虫、高产等特征,因此能增加粮食产量。研究人员通过对杂交水稻和常规稻在区域试验中的平均产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杂交籼稻平均产量为7.720t/hm2,比常规籼稻高11.72%[3];就化肥而言,增施化肥是增加作物产量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学者经过相关分析发现,粮食的单产和总产与化肥用量的R2值分别达到0.9818和0.9591,均呈极显著相关性[4];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比如灌溉设施等也会增加粮食的产量;气候条件比如干旱、洪灾以及暴风雨等一些自然灾害都会对粮食的产量带来毁灭性的伤害;此外国家对粮食种植的补贴政策会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进而提高粮食产量。粮食的质量安全,是指生产的粮食要具有较高的营养质量和安全质量,必须是纯天然、无污染、高质量、安全营养的健康食品,涉及到粮食的品质。影响粮食质量安全的因素包括转基因种子、农药与化肥的超标使用造成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地下水污染及土壤、大气、生态环境的破坏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粮食的质量下降。中国对转基因产品持谨慎态度,长期食用转基因粮食可能导致人体基因突变、诱发癌症;农药化肥等化学投入物质的大量使用会导致湖泊水库的富营养化和地下水的污染、土壤的硝酸盐以及重金属含量加重、大气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最终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在一个污染的环境中生产出的粮食的质量肯定会含有各种农药残留,尤其是那些高毒高残留农药的施用致使粮食、蔬菜、水果和其他农副产品中的有毒成分增多,不仅影响食品安全,并危害着人体健康。粮食的经济安全,是指农民要通过从事粮食生产有较好的经济保障,即要使得粮食生产者有利可图,确保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影响粮食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农业政策扶持,即国家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要关注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对粮食生产者进行补贴以及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等,这些政策有利于改善农民收入,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使农民获得粮食生产的平均利润,最终真正确保粮食安全。粮食的生态安全,是指粮食本身没有污染和生产过程不造成污染,即在粮食的生产过程中不对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能够保证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粮食生态安全的因素有农药化肥等一些化学制品作为投入物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只有粮食本身没有被污染、生产过程也没有被污染、生态环境没有被破坏才能促进粮食的可持续生产。各因素对粮食生态安全的影响见图2.总之,全面意义上的粮食安全既有基于单产和一定种植规模的数量要求,也有基于安全的投入物质和健康土壤的质量要求,还有基于良好自然环境的生态要求以及基于对生产者充分激励的经济要求,只有充分理解粮食安全的真正内涵,才能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确保中国粮食安全战略。
2有机农业的基本理念与行为剖析
有机农业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通过化肥农药的禁用、作物间作轮作、物理和生物方法治理病虫害,施用有机肥料、禁用转基因品种以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完善质量保障体系以使产品可追溯,经由第三方认证等制度体系,不仅向人们提供了健康的食品,还传播了健康、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成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方式。有机农业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标识与销售以及管理体系都有严格要求,在整个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等过程中均实行清洁生产,走循环经济之路,强调采用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其过程遵循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准则,其中对于产地环境的要求、转换期、种子和种苗选择以及病虫草害的防治等都有明确的界定和方法,以此来约束和规范有机生产者、加工者以及从事有机经营或销售人员的行为,其建立的管理体系为检查、认证、监督提供了基本依据;最后,有机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强调产品从土地到餐桌的可追溯性,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确保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利益。
2.1有机理念的涵义分析
有机农业四大原则表述了它能为人类以及生态环境做出的贡献,充分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目标,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健康原则要求有机农业应当将土壤、动植物、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健康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加以维持,强调个体和群体的健康与生态系统的健康是密不可分的,健康的土壤可以生产出健康的粮食,而健康的粮食又是动物健康和人类健康的保障。生态原则要求有机农业应以生态系统和生态循环为基础,有机农业禁止使用化学合成肥料和农药,而以使用有机肥料取而代之和利用生物多样性如轮作、间作、建立缓冲带和减少耕作等措施,从而建立生态系统内稳态机制,提高生态系统的效率,保证了生态安全。公正原则要求有机农业以共享环境和生存机遇的公平为基础。应当对社会和生态环境公正,用一种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方式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公正”要求生产、分配和交易的系统都是公开透明、平等的,而且需要考虑到真正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关爱原则(谨慎原则)要求本着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来管理有机农业,以保护人类以及子孙后代的健康和福利,同时保护环境。有机农业对于新技术持一种谨慎负责任的态度,它拒绝一切不可预测的技术,避免可能带来的风险影响人的健康。
2.2有机行为分析
有机农业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以及利用生物多样性、轮作、间作、缓冲带和减少耕作等措施,建立生态系统内稳态机制,挖掘系统内部资源,帮助保持和提高生态系统的生产率,减少环境污染,保证生态安全。有机农业采取与自然融合的耕作方式,强调尽量减少外部物质的投入,主张本地资源的充分利用,此外主张通过轮作、机械除草等方法来防治病虫害;有机农业还协调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平衡,确保双方所需的能量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之中,即根据土地的承载力确定养殖的牲畜量,防止出现“公地的悲剧”,以充分有效利用自然资源。有机农业禁止使用人工合成的化学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和饲料添加剂等物质,它强调本地资源的充分利用、保持土壤的长期生产力、采取一些轮作套作等耕作方式以及人工防治病虫害的方法保护生态环境,保持了生产体系以及周围环境的生物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有机农业对粮食安全的保障机制研究
有机生产既有利于粮食的质量安全,也有利于粮食的生态安全,对粮食的经济安全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有机农业对粮食安全的保障见图3。
3.1有机生产对于粮食质量安全的保障作用
有机粮食生产禁止使用农药,避免了粮食直接与农药接触,从而保障了粮食的质量安全。当前中国农业生产中为了防治病虫害、提高农作物产量,大量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且农药残留严重超标,人类处于食物链的最末端,由于粮食中的农药残留很难被分解掉,最终会通过生态系统内的能量循环以及食物链进入人体,使农药残留富集在人体中,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相反,有机粮食种植推荐使用生物方法来防治病虫害,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粮食中农药残留量大大降低,从而提高了粮食的安全性。有机粮食生产要求特定的投入物质,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化肥,因此土壤中的硝酸盐、重金属等各种化学物质含量都会下降。研究表明,粮食中高含量的硝酸盐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变成致癌物质亚硝胺,硝酸盐也能削弱血液的携氧能力,长期食用这类食物会对人体产生不利影响[5];化肥中的重金属通常比土壤中重金属有较高的可溶性,容易被粮食吸收,因而危害更大,由于重金属不易被消化,长期食用这类水稻,重金属会在人体内积累最终引起中毒,危害人类健康[6]。有机农业禁止使用化学肥料,在常规农业生产中化肥的连年施用会造成土壤中重金属累积,从而影响食用者的身体健康,而有机粮食生产禁止使用化肥,可以降低这方面对粮食的污染。在对有机水稻和常规水稻的安全性研究中发现,有机稻米中所测得的6种重金属含量均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标准(除Cd),而常规稻米中As、Cr、Hg、Pb、Cu5种重金属平均值含量分别是有机稻米的10、1.8、6、2.9和1.2倍[6]。不难发现常规水稻的重金属含量均普遍高于有机水稻,因此从总体上来讲,有机稻米的安全性高于常规稻米。有机农业的关注焦点在于土壤,只有健康肥沃的土壤才能产出丰富健康的粮食。研究表明,每增加0.1个百分点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就可释放600~800kg/hm2的粮食生产潜力[7];常规农场在转换成有机农场后,同以前相比土壤中的有机质和碳储量明显增加了,有机农业比常规农业表现得更出色,同时有机农业也可以促进土壤中的生物活性,保持土壤质量。总之,使用有机肥不仅可以为土壤中的微生物提供营养,而且土壤中的微生物也可以将一些物质转化为农作物可利用的养分及有机质,此外,使用有机肥料还可以通过土壤生物的协同作用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提高粮食的产量以及质量。
3.2有机生产对于粮食生态安全的保障作用
有机粮食生产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投入品,从而减少氮素淋失以及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降低了对地下水以及土壤的污染,进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且有机农业可以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到了示范和促进作用,水土得到了保持,生物多样性得到了保护或恢复,使粮食能够吸收到清洁无污染的水分,生长在一个健康的没有被污染的土壤环境中,从而可以向人们提供无污染的健康环保型粮食。有机农业有利于减少化石燃料能源的消费,进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土壤侵蚀,增加碳的存量等。由于有机粮食生产禁止使用化学制品以及大型机械设备,因此温室气体排放明显降低,有利于环境的保护。Dalgaard等[8]估计,发展有机农业有助于降低农业源CO2的排放,在丹麦如果将常规农场全部转换成有机农场,那么农业生产中能源的消耗以及N2流通的减少可使该国家整个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13%~38%。有机农业能够改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和它们组成的系统总体的多样性和变异性,生物多样性具有保持水循环、稳定水文功能、维护集水区的植被调节和防止水分流失及促进土壤生成和保护、减少土壤肥力的损失、减少水土流失等多种经济价值[9]。李现华等[10]在内蒙古磴口县分别就常规农业和有机农业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发展有机农业能够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如益虫数量的增加,其中七星瓢虫最为明显,另外蚜虫的虫口密度降低,益鸟等生物的数量有所增加。总之,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能够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性能以及土壤的生产力。有机农业能够改善生态环境,它不使用农药、化肥和化学添加剂等,能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农产品,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并且对环境没有不利影响,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长期的粮食安全。一个健康的环境必然能生产出高质量的粮食,从这方面讲有机农业能够促进生态安全进而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3.3有机生产对粮食经济安全有重要作用
有机农业能够增加有机生产者的收入。这主要是因为有机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禁止使用化肥、农药、杀虫剂等手段防治病虫害,取而代之以人工劳动来完成诸如病虫草害防治等工作,而且在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等环节的专业分工上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从而为中国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特别是增加了农村老人与妇女的就业机会。有机农产品因为其生产过程禁止使用农药、化肥以及杀虫剂等化学投入物质,因此其产品也就避免了这方面的污染,不仅体现在其营养、安全、健康等方面都要高于普通农产品,而且也体现在其优良的品质和环境友好、社会公平等高的附加效用。有机食品的价格通常比常规食品高20%~50%,有的甚至可高出一倍以上,有机产品的需求人群主要为一些白领、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职员、教师以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这些人愿意以比普通农产品更高的价格去购买有机产品,主要是因为其具有较高的营养及安全价值。最后国家对有机生产者进行的补贴政策可以不同程度上降低生产者的投入成本,如中国对从事有机生产的人员或单位进行资金直接补贴和技术支持,大大降低了有机生产的投入成本,使粮食生产者获得了市场的平均利润。总之,发展有机农业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还可以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此外,发展有机产业还会带来生态旅游等附加值功能,为旅游树立良好的品牌效应,使有机产业同旅游产业良好地联系在一起,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到有机农业在转换期间可能出现亏损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在转换期间有机粮食种植虽然按有机标准进行规范操作,但是销售价格却低于有机价格以及转换期间产量的突然下降造成的,相信随着转换期的结束以及技术的成熟,这些弊端最终会被克服,有机粮食的生产会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
4结论
“我们的粮食怎么会不够吃呢,2014年,我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粮食总产量到达了12142亿斤,连续十一年实现丰产丰收,自给自足是绝对没问题的。”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潘文博表示“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讲,我们粮食连年增产增收,供应是充足的,国家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
虽然我国粮食充足,但农业牛产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潘文博介绍,目前我国的耕地、水资源等粮食牛产资源已很紧张,耕地土壤点位污染超标率接近1/5。过去那种资源消耗式的粮食增长方式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目前迫切需要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突破,需要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另辟蹊径。
根据世界银行的消息称,中国目前粮食总需求为6亿吨,粮食需求呈增艮态势。中国粮食产量的不断提升,确保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
潘文博认为,目前水稻、小麦、玉米的进口量仅占国内产量的2.4%,国内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然而,要维持这种平衡却殊为不易,因为到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增量将到达1000亿斤以上,但受耕地资源的约束和种植效益的影响,小麦、水稻等口粮品种继续增产的空间变小。“在这种情况下提出马铃薯主粮化开发,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十分重大。而且粮食安全的内涵,不仅包括粮食的供应和自足,也包罗着食物结构的多样性。”
潘文博说,马铃薯主粮化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是让老黎民吃得更好、更营养、更健康。
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副局长潘利兵介绍,马铃薯,耐寒、耐旱并且适应性强,种植起来更为容易,属于“省水、省肥、省药、省劲儿”的“四省”作物,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马铃薯不仅能正常生长,而且能减少水土的流失。我国的马铃薯平均产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左右,人均消耗土豆也只有14公斤,远低于发达国家。
相比较小麦、玉米和水稻,马铃薯有很多优势,本身有条件做主粮,但也有一些不足,比如小麦85%都是干货,但土豆70%都是水,同样制成全粉,用土豆做原料是小麦的5到6倍,成本下不来,售价高,就没有市场。而鲜薯含水量高,不耐存储、不方便运输,此外目前我国对土豆的加工成本太高,工业化的利用量只有20%,国外已达50%以上。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品牌;塑造
[中图分类号]F32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5-0020-03
1引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战略物资。粮食安全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关系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作为一个动态概念,粮食安全的内涵在数量问题也即“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粮食安全的内涵在当今中国的新形势下有待进一步发展。
一方面,我国粮食产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粮食市场的落后与消费者粮食需求的升级不相符合。目前,我国粮食企业数量多但大多规模偏小且市场化、现代化和商品化水平比较低,粮食仅仅是作为“物”而没有真正转化为“商品”。粮食市场的落后、粮食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粮食产品作为信任品的特性使得消费者升级了的粮食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随着诸如毒大米、染色粮食、霉变粮食和转基因粮食等粮食安全事件的频出,粮食污染和食物膳食结构的问题日渐突出。与之对应的是,消费者粮食安全感知能力的日渐增强加剧了消费者对粮食安全的担忧,这不仅会抑制粮食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粮食作为刚性需求的现实可能使矛盾从消费领域传导到粮食供应、流通和管理领域,引发更为严重的安全问题。
此时,粮食企业的品牌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品牌战略是解决粮食企业与消费者需求矛盾的最佳途径。一方面,实施品牌战略的企业须加快提高管理水平,进行设备改造和实现技术升级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营养结构来奠定品牌基础。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信息载体,粮食企业的品牌战略可有效降低粮食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实现粮食的安全保证。
目前,以益海嘉里、泰国香米为代表的外资粮食企业正以品牌为龙头加紧布局我国粮食市场,如今已渐成雏形,我国粮食企业不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重蹈食用油市场之覆辙,粮食品牌塑造刻不容缓。
2粮食品牌塑造的意义
消费行为上的品牌选择是消费升级的必然结果。对于粮食市场而言,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以散装消费和价格主导的消费模式必然会被品牌消费所替代。品牌可以有效降低粮食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给予消费者可靠地质量保证和个性的满足。对于粮食企业来说,品牌时代的到来可促进企业加快提高管理水平,通过进行设备改造和技术升级来实现战略升级,实现粮食价值的增值并能直接提高农民收入。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粮食品牌塑造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
粮食安全既包含粮食生产方面的数量和质量安全,也应包括粮食消费方面的市场安全。当消费者对粮食的消费升级为品牌消费时,市场的竞争也就意味着品牌的竞争,而品牌竞争的结果是个别品牌的胜出,造成品牌的垄断,即少数品牌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控制了行业和市场的优质和大部分资源。如我国的食用油市场,从最初的“拎着瓶子到粮店打油”到如今的品牌垄断时代,益海嘉里逐步成为中国小包装食用油寡头,嘉里集团1991年进入中国,先是塑造了金龙鱼品牌,之后迅速占领全国市场,又以投资入股方式塑造出胡姬花、鲤鱼、元宝等16个品牌,并靠这16个品牌在全国编织营销网络,目前益海嘉里已连续多年占据国内小包装食用油市场40%左右的市场份额,“嘉里系”稳坐市场头把交椅。益海嘉里的垄断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油脂产业,上至豆农油企,下至卖场超市,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甚至整个中国大豆及豆油产业链都深受其影响。
国外粮食品牌与我国粮食企业展开激烈竞争的时刻已然到来,以益海嘉里、泰国香米为代表的外资粮食企业正以品牌为龙头加紧布局我国粮食市场,我国粮食企业不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我们没有强有力的粮食品牌与之相抗衡,则无法抵挡外资粮食的冲击,我们一直关心的国家粮食安全将受到严重挑战。
2.2粮食品牌的塑造适应和满足了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从粮食市场来看,我国粮食产业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从企业角度来看,我国粮食企业数量多但大都规模偏小,市场化和商品化水平较低,品牌意识淡薄。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我国消费者的粮食消费正处于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期,消费者希望购买到更加健康安全和更有营养的粮食产品,但粮食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粮食的品类缺乏、粮食产品作为信任品(Credence Goods)的特性及粮食市场的落后使得消费者升级了的粮食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2.3粮食品牌的塑造是粮食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塑造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品牌战略是解决粮食企业战略升级与消费者需求矛盾的最佳途径,因为实施品牌战略的粮食企业须加快提高管理水平,通过进行设备改造和实现技术升级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营养结构来奠定品牌基础。品牌本身所代表的物质或情感利益,满足了目标顾客的内心需求,从而可以使目标顾客不假思索、愉快且持久的选择。品牌能为粮食企业提供大量可靠的忠诚消费者,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在现实市场中,消费者对质量和品牌的偏好同价格正相关,愿意为高质量的品牌支付高价。因此可以预期,粮食品牌产品能够以比同档次的粮食产品价格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进行销售,获取高额利润。此外,粮食品牌一旦塑造,可以有效遏制竞争,粮食品牌能够高筑行业壁垒,提高行业准入度,提升企业竞争力,而且能够通过品牌延伸战略推广多个品牌。
2.4粮食品牌塑造可以有效提高农民收入,保护其种粮积极性粮食品牌塑造对农民而言最直接的就是可以增加农民收入。粮食品牌一般是由粮食加工企业通过收购农民的粮食建立,所以本质上农民是跟粮食企业紧密相连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随着品牌时代的到来,粮食企业为了收购优质的粮食,不仅会在农民种植的选种、化肥的使用等方面给农民进行指导,而且粮食企业通过高价收购优质粮食,带动农民致富。而农民收入的提高,不仅调动了其生产积极性,还会为粮食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粮食资源,保证品牌持续发展。
3粮食品牌塑造的策略研究
由于受传统经济模式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粮食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品牌意识不强,缺少长远目光,许多企业不愿冒险尝试走品牌化道路,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缺少强势粮食品牌的一个重要原因。
3.1找准粮食品牌的定位
粮食品牌定位指的是粮食企业在市场定位和产品定位的基础上,对特定的品牌在文化取向及个性差异上的商业性决策。粮食定位的核心就是要让粮食品牌在消费者的心智中占有一席之地。一般而言,粮食品牌定位需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要明确市场细分,寻找粮食品牌的目标消费者。以不同口味、不同产地、不同定位为基础的粮食品牌需明确自己的目标消费者,目标消费者是粮食品牌的建设之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型商超也已取代粮油店成为城市消费者购粮的主要场所。粮食企业应从自身优势、品牌个性定位及消费者的年龄、性别、阶层、生活方式等方面分析和界定,找准目标人群。
第二,要明确粮食企业的竞争目标。粮食企业要明确自己的经营范围,是以经营大米为主还是兼有其他粮食产品,以自己经营的范围和优势来确定竞争目标;同时,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明确竞争目标,制定具体的竞争策略。对于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应努力创造条件以提高市场占有率,潜力一般的领域建议维持占有率,而对于进入衰退期的产品则应主动收缩,减少投入,对没有任何发展希望的要果断放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三,粮食企业应明确自己的竞争优势。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铁律。粮食企业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要时刻紧盯竞争对手,充分了解竞争对手的情况,通过对比定位,发现自身不足,及时进行改过或尽量避免劣势并将自身优势作为卖点吸引消费者。
第四,粮食企业应把竞争优势与消费者心理结合起来。消费者需要什么,我们就满足什么。消费者不需要什么,我们就避免什么,一定要充分考虑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趋势。
3.2塑造品牌形象
粮食品牌包括品牌的内在形象和外在形象。所谓内在形象主要指粮食产品的质量,这是品牌形象的核心,也是企业生存发展之本。优质的粮食产品会让消费者对品牌产生信任感,从而提高品牌忠诚度并重复购买此品牌产品。
品牌外在形象则主要包含品牌名称、标志和品牌包装,这些外在形象可直接给消费者较强的感觉冲击。名如其人,品牌名称犹如人的名字一样,讲究有意义,便于记忆和突出个性。统一的标志、标准字、标准色有利于企业形象的塑造,帮助品牌更好的推向市场。如中粮集团的“福临门”品牌正是考虑到中国人偏爱“福”字,借此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目前,我国粮食品牌多以品种命名或是原产地命名,这种命名法不利于商标保护。此外,大多品牌包装制作粗陋,不具吸引力,制约了产品的销售,粮食企业在品牌形象塑造中亟须在名称、标志和包装上进行改进,用设计构建品牌形象。
3.3加强品牌推广
酒香也怕巷子深,作为市场化刚刚起步的我国粮食市场,粮食企业更应树立传播意识,打造粮食品牌的媒介形象。首先,可以使用广告推广。广告是效率较高而相对成本较低的营销工具。粮食企业通过广告为产品做宣传时,一定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广告策略。在广告投放前,要根据目标市场和消费者特点以及不同媒体特征,结合产品生命周期进行广告投放。在创意策划和设计时统一调性。目前我国粮食企业在广告投放方面缺乏合理性,主要以传统媒体投放为主。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已进入寻常百姓家,网络广告相对传统媒体广告具有广告成本低、形式和平台多样化、信息迅速等特点,我省粮食企业可以借助网络对产品进行宣传,还可以与电子商务相结合,开辟一种新销售方式。
其次是销售促进。销售促进又称为营业推广,它是指企业运用各种短期诱因鼓励消费者和中间商购买、经销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促销活动,如赠品、优惠券、现金返还、免费试用、活动策划等。销售促进可以吸引消费者注意,提高购买率,扩大市场占有率。
再次是公共关系。公共关系是指某一组织为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促进公众对组织的认识、理解及支持,达到树立良好组织形象、促进商品销售的一系列公共活动。对内,它可以为组织决策层和各个职能部门提供服务并协调组织内部的各种关系服务。对外可以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协调组织外部各种关系,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如金龙鱼大米在2009年就联合深圳卫视《饭没了秀》栏目开展了一期“走进金龙鱼好米体验营”活动,现场除了让孩子跟主持人强子哥哥一起玩游戏外,还让孩子跟家长试吃金龙鱼大米,这种借助媒体推广的形式生动活泼,互动性强,大大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
3.4注重品牌保护
作为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品牌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企业应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自己的品牌。所为“品牌保护”就是对品牌的所有人、合法使用人的品牌实行资格保护措施,以防范来自各方面的侵害和侵权行为。品牌保护不仅仅是粮食企业自己的事情,而且是社会的事,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保护,包括法律保护、政府保护、企业保护、媒体保护等。但企业要以我为主,提前谋划,建立完善保护体系并制定一些预案以应对紧急状况。
对于一些侵害自己品牌的现象和企业,不能听之任之,姑息养奸。如果纵容,会从根基上损害品牌形象,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最终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因此,粮食企业在品牌保护方面应积极开发和应用防伪技术,严格管理,要运用法律武器,积极参与到打假活动中,保护自己品牌的合法权益。我们的政府也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粮食市场的监管力度和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力度。新闻媒体等各界力量也应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到打假活动中来,使粮食品牌这一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特殊品牌在健康的市场环境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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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60709.9万吨(12142亿斤),比2013年增长0.9%。这意味着,在去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6亿吨、实现“十连增”的基础上,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一年连续增产。
“连续7年稳产在万亿斤以上,
连续11年实现增长,可以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说。
产能跃升,为粮食安全作贡献
一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增减状况长期在“两年增收、一年减产、一年持平”的“两增一减、两增一平”间徘徊,但自2004年起,随着我国粮食稳产能力的明显提升,这一粮食增收的“魔咒”也随之打破。目前不但连续11年增产,而且粮食总产量连续7年突破万亿斤大关,2014年更是突破1.2万亿斤关口。
粮食连续稳产原因何在?专家指出,这些年来我国没有出现全国性的气候灾害,但更为重要的是,粮食产能在逐年提升,而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的不断提升,更是从根本上优化了生产关系,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质的释放。
科技进步也助推现代农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传统农业“牛耕马犁”、“扬鞭和号”,以及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如今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目前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1%,比10年前提高近30个百分点,其中,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超过75%。
事实上,中国粮食稳产也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称为三大经济安全。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对自身和世界都尤为重要。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曾发表《谁来养活中国人》的文章,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如今,随着中国粮食稳产能力的提升,中国用成功的实践向外界证明:用世界1/11的耕地,生产了世界1/4的粮食,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
经营成规模,农场主成新身份
与机械化水平逐年提高相对应的是目前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程度的不断提升。数据显示,全国承包耕地流转比例提高幅度逐年扩大,目前我国农村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3.8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8.8%。
“从种责任田,到承包大西关村80亩地,到目前流转承包土地3000多亩,我的身份也在不断变化,开始叫承包户,后来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被叫成种粮大户,去年春天又多了一个新身份―‘农场主’。”已连续5年荣获“全国种粮售粮大户”称号的富民家庭农场主人魏德东说。
魏德东是山东德州市第一个拥有家庭农场营业执照的“农场主”。他身份的每次升级,都伴随着种粮规模和效益的升级。截至2014年11月底,全国已有家庭农场87.7万家、农民合
作社126.7万家,龙头企业12万多家。
前景:实现粮食“绿色增长”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粮食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自立的重要基础,任何政府首先都要解决国民的吃饭问题。一句话,粮食安全极端重要,在中国是永恒的主题,任何时候
都不能掉以轻心。
“农业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内部动因已发生深刻变化,加快推进农村改革,推进农业现代化、走提质增效绿色增长方式变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通过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实现“科技兴粮”、加大政策资金投放力度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等举措,能更好解决谁来种粮、如何种粮等问题,提升新形势下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粮食单产能力、劳动生产率和机械化程度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之所以尚存在一定差距,其中一大原因是土地经营过于分散。
“确保新形势下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粮食安全,就要在稳定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培育和发展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副所长张晓山举例,目前每个农业从业人员只能经营5.2亩耕地,如果扣除成本后每亩耕地一年的净收益按500元计算,一个农业从业人员一年的纯收入也就2500元,还不如在外打工一个月的收入。显然,这样小规模的经营农户无法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的,也无法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
新形势下粮食安全的内涵也在发生改变。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步入中低速增长、提质增效的新常态。专家指出,今后我国粮食生产也必须由单纯关注产量的增长,转向更加注重粮食质量和农产品安全,实现粮食的“绿色增长”,确保新常态下的粮食安全。
“要从主要追求产量增长和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转变。从大农大肥的要素投入向科技投入转变,生产安全粮、放心粮。”中国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韩一军说。
近期从农业部获悉,我国将开展绿色增产模式攻关,着力实现可持续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力争到2020年,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努力提升土地产出率、投入品利用率、劳动生产率,让更多安全粮、放心粮从洁净的环境中生长出来。
挑战:保平衡,需年增三百亿斤
粮食总产量的“11连增”,成为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亮点,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继续保持粮食发展的好势头难上加难,挑战日趋增多。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指出,首先是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与资源硬约束趋紧并存。影响需求增长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人口增长。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每年新增人口仍在700万左右;另一个是消费升级,每年新增城镇人口1000多万。这两个因素使全国每年大体增加粮食需求200亿斤、肉类80万吨,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的趋势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时期。同时,耕地水资源约束持续加剧。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每年还要减少耕地600万-700万亩,城市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和生态用水还要挤压农业用水空间。特别要看到,耕地质量也在下降。据调查评估,目前我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仅为1.8%,比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降0.35个百分点。需求增长、资源减少,将使粮食等农产品供求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另外,农产品供求总量平衡与结构性紧缺并存。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粮食生产快速增长,而消费升级较慢,曾出现过短暂的总量平衡、丰年有余。但这种供求格局已成为过去时。从总量看,现在已经存在一定缺口,未来缺口还会继续扩大。根据权威部门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大约在1.4万亿斤左右,按照目前1.2万亿斤的产量基数,要保持年度产需基本平衡,每年粮食至少要增产300亿斤,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多年来,国家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解决粮食效益低的问题,但一直未走出成本上涨、效益下降的困境。从生产成本看,我国农业也日益显现“高成本”特征。从种植收入看,比较效益偏低并呈下降趋势。国家出台“四补贴”、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政策,着力稳定种粮效益。但总体上,粮食比较效益还是偏低。
1996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向世界宣示,中国粮食自给率至少维持95%(本文中的粮食概念是广义的,指供食用的谷物、豆类和薯类的统称),明确净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外汇盈余的加大,也有部分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中国应该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降低粮食自给率,从国外进口粮食。但最近的一个新动向是一些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是主要粮食供给国),采取生物能源战略,这将减少世界粮食市场供给,加大进口国的粮食安全风险。因此,中国必须严格保护现有耕地,提高其等级与生产能力,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是指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起又能买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
我们需要的粮食越来越多
虽然我国自从1978年以来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变缓,但是由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口的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3亿。各种方法都预测2020年人口总数将超过14.3亿。综合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等对粮食需求预测研究结果,到2010年、2020年,我国粮食总需求量分别为5.5亿吨、6.0亿吨。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1/4的人口。但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即使是1996年414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也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2,美国的1/3左右,尚处于基本解决粮食温饱的低保障能力水平。1999年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基本没有增加;2003年更是降低到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仅有334公斤。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计算的我国粮食消费总量分析,我国粮食需求量逐年提高,从1995年的4.53亿吨提高到了2005年的5.02亿吨。从粮食消费构成上看,直接的口粮占粮食消费总量的比重在减少,而饲料用粮、工业用粮所占比重明显增长。1995年到2005年,虽然口粮总体上逐渐减少,已经从1995年的2.80亿吨减少到2005年的2.64亿吨;但同期,饲料用粮、工业用粮总体上却逐年增加,分别从1995年的1.17亿吨、0.38亿吨增加到2005年的1.65亿吨、0.58亿吨。口粮消费量及其所占比重逐年下降,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及其所占比重明显增长,主要归因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导致的居民饮食结构的变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饮食结构变化必然是对农业初级产品――口粮的需求量减少,而对粮食转换产品――肉、蛋、奶等副食品以及酒类的需求量增大。所以,尽管口粮消费量在减少,但总的粮食消费量是不断提高的。并且,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二、三十年内,我国粮食消费总量增长的趋势不会逆转。
人均耕地愈少,粮食安全风险愈大
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自1998年达到创纪录的5.12亿吨以后,连续五年下滑,到2003年,粮食总产量降至4.31亿吨,与1998年相比,降幅达15.93%。
粮食总产量的下降虽然主要是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下降或机会成本加大而引发的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复种指数下降等原因造成,但耕地减少造成的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不可忽视。
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1996年~2004年的全国耕地面积呈逐年持续减少之势,从1996年的13003.92万公顷下降到2004年的12244.43万公顷,平均每年净减少近100万公顷,耕地流失形势严峻。
全国耕地数量减少的主要途径有四种,分别为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建设占用和灾害损毁。1996年~2004年间,因生态退耕减少耕地647.21万公顷,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174.40万公顷,建设占用耕地161.91万公顷,灾害损毁耕地60.41万公顷。生态退耕退掉的大多是不适宜耕种、对生态安全造成威胁的耕地。生态退耕虽然减少了耕地数量,但有益于土地休养生息,并未对耕地生产能力构成实质性威胁。农业结构调整虽然减少了一定数量的耕地,但农业结构内部的调整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既可以将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也可以将其他农用地转为耕地,这种转变也不会减少粮食生产能力。因此,粮食生产能力可以不计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所造成的减少。但与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不同,建设占用耕地却是耕地生产能力的永久丧失。因为,耕地向建设用地流转是容易的,而将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却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流转可以说是单向的。更为严峻的是,建设占用的耕地大多是城市周围、道路两侧有灌溉设施、等级较高的耕地,其生产能力基本上是区域最高的。粗略计算,全国由于建设占用耕地,1996年~2004年间,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减少1822万吨。虽然在这期间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和开发增加耕地245.64万公顷,但这些新增加的耕地质量不抵建设占用的耕地,因此,全国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是下降的。耕地减少将造成粮食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
中国粮食安全必须立足于自给
1972年~1974年,世界处于战后最严重的粮食危机,粮食短缺、价格飞涨、购买力严重缺乏的国家被挤出国际粮食市场。根据当时进行的第四次世界粮食普查,受20世纪70年代初期粮食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儿童,有1/4~1/2处于营养不良状态,整个发展中国家婴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5倍~8倍,幸存下来的儿童的寿命也只有发达国家的2/3。
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言,宏观层次的粮食安全的基本内涵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保障能力,包括粮食生产自给能力、进口能力和储备能力等;二是消费能力,包括粮食的有效需求总量以及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等。而物质保障能力或粮食供给能力是粮食安全的根本。
上面已经说明,我国自1998年达到历史上的最大粮食产量以来,粮食总产量持续下降。虽然1983年~2004年进、出口相抵后的净进口额基本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1997年以来,粮食进口量呈增加的趋势。2004年,我国粮食净进口数量突增,达到20年来的最高点―2484万吨。2004年粮食净进口数量的突增是因为1998年以后粮食生产持续下降,消费量不断增加,库存逐渐消耗到临界值的缘故。
近几年世界粮食年贸易总量2亿~3亿吨,不到我国年粮食消费总量的一半。全世界粮食库存大约4.5亿吨,不够我国一年的消费量。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生态保护政策将进一步减少耕地开发甚至退耕,也因环境保护将减少化肥投入,再加上不断增加的人口,必将减少世界粮食库存,影响世界粮食市场供给。
最近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世界开始将目光聚焦到可再生能源,特别是生物能源上,特别是西方经济大国,也是粮食出口大国的生物能源战略将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的供给,对发展中国家和粮食进口国的粮食安全带来更大风险。
生物能源主要指以淀粉质生物,如粮食、薯类、作物秸秆等为原料生产的石油替代油料,被公认是最重要的一种替代能源,包括燃料酒精、生物柴油、沼气、生物发电、生物制氢等,具有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特点。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关注这种洁净生物能源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将发展生物能源作为国家能源战略的重点。
在目前,开发利用纤维素、半纤维素水解、醣化、发酵制燃料乙醇的技术尚不成熟,促进生物能源替代石油主要利用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存在着与民争粮的问题。美国乙醇生产每年所消费的玉米目前约为254亿公斤,占美国玉米总产量的近10%;今后10年预计超过500亿公斤,这就意味着向世界粮食市场少供应250亿公斤粮食,正好相当于我国2004年的粮食净进口量。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柴油生产和消费地区,近年来欧盟生物柴油产量迅速增加,欧盟生产每吨生物柴油平均需消费2.7吨油菜子,生物柴油成为欧盟油菜子消费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虽然随着国力的增长,我们可能有足够的外汇进口粮食。但全世界每年的贸易粮仅2亿~3亿吨,还不到我国粮食需求量的一半,如果我们在世界上大量进购粮食,世界粮食价格肯定飘升;况且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而且世界上还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处在饥饿线上,中国大量进口粮食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都太大。因此,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能建立在大量进口的基础上,要立足本国。
耕地数量和质量是粮食安全的关键
耕地资源不仅是粮食生产的基本要素,而且是当前条件下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的主要限制因素,因此,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最根本的是维持一定数量、质量的耕地。
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人均耕地只有1.4亩。由于庞大的人口对食物需求的压力,已经开垦了许多生态脆弱区宜耕性差的土地和经济上的边际土地,后备耕地资源非常有限,而且质量差,因此,再增加耕地非常困难。中国现有的18.3亿亩是现有土地资源中可以用于粮食生产的精华,必须严加保护。
无疑,增加投入可以提高耕地的生产能力。诺贝尔奖获得者Norman E. Borlaug指出,本世纪全世界作物产量增加的一半是来自化肥的施用。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的调查结果也表明,施肥可以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55%~57%。但是,随着化肥施用水平的提高,施用化肥的增产效率在下降。1977年~2005年,我国化肥施用量由596万吨提高到4766万吨,增加了700%;而同期粮食总产量由28273万吨增加到48401万吨,仅增加71%。我国用世界30%的化肥,生产了世界20%的粮食。粮食单产是世界平均单产的1.5倍;高产田的产量是世界平均单产的2倍~3倍。报酬递减规律表明,在高产基础上再增加投入进一步提高产量难度更大。同时,再增加投入经济效益会明显下降,农民也不愿意再增加投入,近几年全国氮肥施用量的减少就是佐证。而且大量施用化肥引起的环境污染的问题也迫使我们不能为了单纯的粮食增产而不顾环境污染的风险。由于大量施用化肥,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地下水硝酸盐污染严重,京、津、唐地区的地下水的硝酸盐含量超标率达 55.1%;化肥造成江河湖泊的富营养化问题极为广泛、严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蓝藻水华最严重、水华蓝藻种类最多、分布最广泛的国家之一。
对水资源安全问题的研究需建立在对水资源安全问题概念的合理界定上。水资源安全更侧重从资源安全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不能简单等同于水安全。2000年在海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水论坛会议上,将水资源安全的界定为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取足够安全的水。贾绍凤认为水资源安全虽然可以如此定义,但是应包含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多个层次[3]。姜文来认为,水资源安全对一国的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和健康安全等产生影响,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郭安军等将水资源安全的内涵划分为“质”和“量”两个层面,认为水资源安全包括水质安全和水量安全两个方面[5]。因此,根据虚拟水贸易的思想和水资源安全的相关定义,虚拟水贸易更多的是侧重对水量安全的分析。荷兰的国际水文与环境工程研究所(IHE)、世界水资源委员会(WWC)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以及日本的一个研究小组对世界范围内的虚拟水贸易的定量分析开展了有代表性的研究,FAO推荐的彭曼公式、CROPWAT软件以及相关的数据库都为虚拟水贸易量的定量测算奠定了基础。笔者拟从虚拟水贸易的视角,在水量安全方面对水资源安全问题进行综述,据此初步探讨基于虚拟水贸易视角的我国水资源安全机制。
一、国内基于虚拟水贸易视角的水资源安全研究
虽然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水资源严重不足、水资源季节、空间分配不平衡以及污染严重等问题较为突出,由此使得水资源安全问题日益严重。2003年,程国栋最先将虚拟水的概念引入我国,并提出虚拟水是中国水资源安全的新思路[6],并于2004年提出了构筑全球化的我国水资源安全新战略的对策建议[7]。此后我国从虚拟水贸易的视角来进行水资源安全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
1.以水资源安全的区域研究为特色
国内从虚拟水贸易的视角来对我国水资源安全进行分析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国内区域间的虚拟水贸易,以虚拟水的定量计算为前提,以区域研究为特色。尤其是以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华北、西北等地区为代表[8]。邹君等以湖南省为例,在对湖南水资源安全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在虚拟水战略背景下,湖南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内外水资源市场竞争的挑战,并为该地区可能出现的水资源安全问题提出相应对策[9]。张斌等以连云港市为例建立了该区域水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从降低水足迹的角度提出了应对水紧缺状态的建议,提出依靠虚拟水贸易的形式来缓解区域内的水资源供应压力[10]。运用产品虚拟水的方法从虚拟水的视角,潘文俊等对九江流域、韩玉等对河北省的水资源安全进行了评价[11-12]。常慧丽等以西北干旱地区为例说明了虚拟水贸易在区域水资源安全方面是一种缓解区域性水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和保障区域水资源安全的一种新思路[13]。
2.以水资源安全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为重点
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产品,作为水资源密集型产品,其对水资源的消耗约占到我国国民经济总用水的70%左右。刘幸菡等通过对农产品虚拟水贸易的实证分析也指出,虚拟水贸易更多的是集中在农产品领域[14-15]。农产品虚拟水贸易连接了水资源、贸易、粮食的问题,对一国的水资源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内学者在分析水资源安全问题时很大程度上与农产品虚拟水贸易相联系。刘红梅等基于引力模型深入探究了我国农产品虚拟水贸易的影响因素并为更好地发挥农产品虚拟水贸易的作用提供了政策建议[16]。秦丽杰等从虚拟水贸易的视角分析了粮食贸易与水资源安全的关系。马静以粮食为载体分析虚拟水国际、区际流量关系,指出虚拟水贸易可作为跨流域调水的补充,在保障缺水地区水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7-18]。江贤武通过构建水资源压力指数,从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分析的角度,分析了农产品虚拟水贸易对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影响,并从虚拟水贸易的视角对各省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对策建议[19]。
3.虚拟水贸易在水资源安全方面的适应性研究
虚拟水贸易的实行对缓解水资源短缺和保障水资源安全的积极影响已经得到肯定,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学者开始分析虚拟水贸易在解决水资源安全方面的局限性。
一方面,纵观国内从虚拟水贸易的视角来进行水资源安全方面的研究,从程国栋的率先引入到后来研究的逐步深入,大多数学者肯定了虚拟水贸易对于保障我国水资源安全的积极意义。张士军等从资源战略的角度,结合水贸易结构分析出发,通过对虚拟水贸易实用价值的分析,来构筑全球化的我国水资源安全新战略[20]。郭梅等在对水资源安全的定义、水资源安全的度量和水资源安全对策等问题进行综述时也指出虚拟水贸易可作为实现我国或局部地区水资源安全的新思路[21]。郑芳基于PSR分析框架分析了影响水资源安全的因素并在探讨水资源安全保障机制中将虚拟水贸易作为构建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宏观层次[22 ]。
另一方面,虚拟水贸易将一国的水资源安全与区域、国际经济交往相联系,必然会涉及除水资源安全之外的社会、经济乃至国际关系等问题,因此,虚拟水贸易在保障水资源安全方面的局限性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何艳梅在当前水资源短缺的背景下分析指出虚拟水贸易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并不能作为解决全球水短缺问题的灵丹妙药,只能在局部地区发挥有限的作用[23]。纵观近年来的农产品虚拟水贸易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虚拟水一直处于净进口状态,虚拟水进口依赖程度显著增加表明我国农产品贸易伙伴国的多元化发展,并优化农产品贸易结构,在凭借虚拟水贸易的方式提高对国外水资源利用程度的同时,应避免对贸易伙伴国的过度依赖[14]。邹君等认为,实施虚拟水贸易会使中国的水资源安全形势在水资源对外依赖性、面临的国际压力、与粮食安全的关系以及国内水资源区域差异等方面发生变化[24]。常慧丽也指出若过分依赖虚拟水贸易来解决本区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可能会增加在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风险[13]。
二、国外基于虚拟水贸易视角的水资源安全研究
水资源安全对于一国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肯定,如Jennifer以巴基斯坦为例,阐释了水资源安全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并深入分析了水资源安全对经济发展、人类发展和国家能力的支撑作用[25]。Cindy以加拿大的南萨斯喀彻温河为例,分析水资源安全对该地区的重要价值并认为虚拟水的概念对于水资源安全来说是一个挑战[26]。因此,国际上从虚拟水贸易视角对水资源进行的研究仍主要是以国别或者区域为代表来阐释虚拟水贸易在水资源安全方面的重要价值。
1.水资源安全的国别、区域研究
虚拟水贸易提出之初就是以缓解水资源问题,保障水资源安全为目的,因此,纵观国际上对虚拟水贸易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所研究地区的水资源安全或粮食安全。Allan早在1998年就指出虚拟水的概念将会成为解决区域赤字的水资源方案[27]。Roberto等以地中海地区为例,Yasser以巴基斯坦为例,分别分析了虚拟水贸易在保障该地区水资源安全方面的作用[28-29]。Taleb以约旦为研究区域,El-Sadek以埃及为研究区域,Ermanno以北美为研究区域、Hong以地中海南部的国家为研究区域,分别测算了目标地区虚拟水的贸易流动方向及规模,并指出虚拟水贸易将会成为一种节约有限水资源的有效办法[30-33]。Stanley通过计算美国各州的虚拟水流动情况分析得出美国各州内部的虚拟水流动量非常可观,并且在财政支撑和环境压力的情况下,虚拟水贸易的施行会有助于美国各州之间水资源的合理流动,从而缓解水资源分配不均,保障水资源的安全[34]。Zeitoun等以尼罗河流域为例,基于1998-2004年的数据分析,从国家水资源安全角度分析了虚拟水贸易对该地区水资源安全的影响[35]。
2.水资源安全与粮食安全研究
虚拟水贸易对水资源安全的积极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以农产品贸易为载体,上述以国别或者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主要是建立在对该地区贸易产品虚拟水量的计算尤其是对粮食虚拟水贸易计算的基础之上。因此,国外从虚拟水贸易视角研究水资源安全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与粮食安全相联系。Chapagain分析了由于全球的农产品贸易而带来的水资源的节约[36]。Charloite分别预测了2025年全球主要谷物交易国在农作物用水和灌溉用水方面的虚拟水流动,并得出因贸易节水而形成的全球十大进口国和五大出口国,指出虚拟水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节水方面扮演着一个适中的角色,并预测从1995年至2025年间,用于农产品虚拟水的消耗将由4%上升到7%[37]。Wichelns以埃及为例,Allan以中东等一些国家农产品虚拟水贸易量历史数据为基础,指出通过虚拟水贸易,在保障该地区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间接缓解了该地区的水资源短缺状况[38-39]。Novo以西班牙为例,分析了虚拟水在谷物贸易中的流动与水资源短缺之间的关系,指出在1997-2005年间,其虚拟水贸易的流动与干旱年份国内水资源短缺的状况相符[40],但与此同时也指出其粮食出口的变化与国内水资源稀缺的变化不是完全相匹配。Taleb以虚拟水贸易进口量的度量为基础,指出继续进口粮食作物尤其是谷物、油、肉、活动物和糖,将会是一种节约有限水资源、保障水资源安全的有效方法[30]。
3.虚拟水贸易对水资源安全的局限性研究
虚拟水贸易作为一种缓解区域、全球水资源分配不均和保障水资源安全的政策建议有着积极影响[41]。上述通过区域、国别研究和从粮食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虚拟水贸易在保障水资源安全方面的作用。但是,虚拟水贸易由于涉及不同的交易方,并且紧紧与经济交往相联系,其在保障水资源方面的局限性也逐渐凸显。
Alaa肯定了虚拟水贸易可以作为缓解埃及地区水资源短缺,保障水资源安全的一种方法,与此同时也指出虚拟水贸易会提高进口国的外贸依赖度,对农业生产和外汇储备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甚至招致虚拟水出口国对进口国内政的干涉[31]。Hoekstra分析了国际贸易是如何影响一国的水资源安全,并指出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对虚拟水进口的依赖度甚至高达25%~30%,以及约旦严重依赖美国的虚拟水进口等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国水资源的自给率,不利于保障本国水资源安全[42]。Roth等以埃及和印度为例来阐释虚拟水在解决粮食短缺和水资源短缺方面存在的不稳定性[43]。Luke对农产品虚拟水贸易的实际效果进行了分析,Jorge以墨西哥为例进行分析,指出由于政府农业补贴政策、项目政策和国际贸易行为的影响,虚拟水贸易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这种扭曲也揭示了农业价格政策、国际贸易以及水资源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看出,农产品虚拟水贸易要想真正实现保障水资源安全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44-47]。在政策选择上,Oki等认为单独的虚拟水思想因未考虑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影响,而只是考虑了水资源这个单一要素,在政策选择中不能作为一种单独使用的决策[46-47]。甚至Kumar等认为从全球水资源利用效率来看,区域虚拟水贸易甚至是一个限制性因素,难以达到水资源稀缺性的合理分配和全球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48]。
4.水资源安全跨境关系研究
虚拟水贸易以交易的角度来保障水资源安全,为水资源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跨境水资源管理新思路。因而,国际上对 水资源安全问题的研究已经从一国内部拓展到国际水资源分配和管理领域,在保障水资源安全方面,以国际跨境水资源管理来保障水资源安全的研究颇丰,主要集中在跨境流域管理、跨境水资源治理的角度。从虚拟水贸易的视角来探究跨国水资源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局限在全球虚拟水贸易的流动方向、规模的测算以及虚拟水贸易对进口国外贸依赖的影响等方面[31,42]。从虚拟水贸易的视角进行水资源跨境关系的研究仍有待丰富。Islam在对全球水资源进行评估的分析中指出虚拟水贸易缓解了全球水资源空间分配不均的局面[49],Horlemann等也认为不同区域水资源之间的优势和劣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因虚拟水贸易得到平衡[50]。Chapagain等也以全球水文模型为基础对全球主要农作物和牲畜的虚拟水资源流动进行了估计[51-52]。Emily指出中国将面临水资源供给的巨大下降,进而会对全球的水资源安全造成威胁。因为中美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依存关系,美国可能会改变其外交政策,通过帮助加强中国在水资源方面的安全来保障其自身的权益[53]。Roger在虚拟水贸易和水足迹的概念之下,分析了水、粮食、能源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世界上水资源短缺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指出当今迫切需要各级层面的国际机构提高对全球水资源安全的重视[54]。通过上述研究不难发现,虚拟水贸易丰富了跨境水资源安全问题的研究,为更好地实现跨境水资源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从而也有助于更好地保障水资源安全。
三、基于虚拟水贸易视角的水资源安全研究展望
纵观国内外基于虚拟水贸易视角对水资源安全问题进行的研究,其研究主要是以虚拟水贸易带来的水资源流动的定量计算为分析前提。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虚拟水贸易对水资源安全方面的影响性研究,绝大多数肯定了虚拟水贸易的积极作用,也不同程度地分析了虚拟水贸易在保障水资源安全方面的局限性。在虚拟水贸易对水资源安全影响的局限性研究中,部分专家学者提到了虚拟水贸易将会增加一国水资源的对外依赖度以及会对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尚未形成一个基于虚拟水贸易视角的完整的水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缺少从虚拟水贸易的视角来建立相应的水资源安全机制。
以虚拟水贸易的视角来研究水资源安全的问题,需要在综合把握我国水资源状况的前提下,全面分析影响我国水资源安全的因素,并对我国当前水资源安全的状况做出合理评价。在水资源安全机制的建立上,主要从水资源安全的预警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建立两个角度出发。预警机制主要侧重于预警模型的建立以及相关指标体系的建立。保障机制则是在构建水资源储备机制的思想下,将法律保障机制、管理保障机制、科技保障机制和经济保障机制进行整合,做出不同机制下的制度安排。
首先,从虚拟水贸易的视角探讨我国水资源安全保障机制的建立需要建立在对虚拟水贸易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虚拟水贸易的规模、格局、趋势等数据的分析,将虚拟水贸易带来的我国水资源的变化进行量化处理,得出虚拟水贸易对于我国水资源安全的节约程度或者对国际市场水资源的依赖程度。以虚拟水贸易对水资源安全的影响性分析、虚拟水贸易外贸依赖系数、基于虚拟水贸易视角的水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国际市场上水资源的依赖度评价指标体系等来构建我国的水资源安全系数。采取将水资源安全系数与对外依赖警度相结合的方法构建水资源安全的预警指标体系。
其次,在水资源安全储备机制的建立上,要将水资源的供需关系融入社会产品贸易之中。将实体水资源的储备机制与产品和服务的储备结合起来,尤其是要建立与粮食储备相结合的水资源储备机制。调整和处理好主要 虚拟水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关系,并力争实现水资源储备来源上的市场多元化和产品结构多元化。在水资源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和技术保障能力提升的基础上,逐渐实现水资源储备机制的动态、稳健发展,以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水资源安全问题。
(一)深刻领会和自觉实践科学发展观有差距
具体表现在:一是如何深刻领会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把握其全面性和系统性,应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州粮食行业又好又快地发展的认识不足;二是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增强科学发展信心、凝聚科学发展共识上还存在差距;三是对改革改制后新成立的国有粮食企业如何树立做强做大的发展理念以及发挥真正意义上的主渠道作用的认识不足。
(二)落实工作职责有差距
具体表现在:一是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和跟踪问效意识还有差距,对工作落实的责任追究制度尚未有效落实,监督检查力度不够;二是认真落实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各项考核指标,确保楚雄州粮食安全方面的相关措施有差距;三是履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赋予的相关职责,积极争取成立粮食行政执法队伍,争取粮食监督检查及粮食流通统计经费不够,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权、粮食行政处罚权未能得到全面、及时履行。
(三)创新国有粮食企业机制有差距
具体表现在:一是研究改革改制后新企业运行机制、发展、经营管理模式等不够;二是部分新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公司之间,董事长、监事、经理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三是部分新企业人员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存在等待观望思想,制约了新企业的发展。
(四)服务群众的本领和能力有差距
具体表现在:一是机关工作效能有待加强,执行力、落实力不够强,为粮食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服务的思想有差距;二是为基层粮食部门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关心干部职工工作和生活还有差距;三是机关内部科室之间有时存在推诿、扯皮情况,机关少数职工工作紧迫感、责任感不强。
二、整改方案
(一)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已经整改的工作
1.进一步增强了确保楚雄州粮食安全的宏观调控基础。2008年,根据国际国内粮食形势,州政府同意配足2002年确定但尚未达到的州级储备粮规模,并在2008年秋粮收购期间完成入库。州粮食局在学习实践活动中,积极指导州级储备粮承储企业做好储备粮入库工作,并于2008年12月9日完成了增储粮食质量、数量的验收工作。
2.进一步完善了楚雄州粮食应急体系。根据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查摆出的问题,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州粮食局代州政府起草制定了《楚雄州粮食应急预案细则》,完善了楚雄州粮食应急工作的相关工作。同时,积极落实《楚雄州粮食应急预案》的各项要求,在对全州粮食应急加工网络建设情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下发了《楚雄州粮食局关于建立健全粮食应急加工网络的通知》,督促各县市粮食局落实粮食应急加工点共21个,并制作了“粮食应急加工点”标牌。“11•02”特大自然灾害中,被楚雄州粮食局认定粮食应急加工点的楚雄州志祥粮油有限公司,共加工救灾粮食63吨,保证了粮食应急工作有序开展。
3.进一步提高了国有粮食企业仓储设施功能。根据2008年3月州人大视察粮食工作的要求及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查摆出的问题,在学习实践活动期间中,州粮食局积极协调,争取州政府170万元资金用于全州国有粮食企业仓储设施改造,较大程度上提升了国有粮食企业仓储设施功能。在此期间,州粮食局加强对各县市国有粮食企业仓储设施改造工作的指导,确保了国有粮食企业用好这部分资金,目前已初步完成了仓储设施的改造提升工作。
(二)短期内可以整改的相关工作
1.进一步完善楚雄州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考核工作。根据云南省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考核工作的要求以及楚雄州粮食工作的实际,进一步完善考核内容,并加大奖励力度,实行行政问责。
整改时限:2009年2月末;责任领导:肖荣祥;责任科室:调控科;责任人:李建平。
2.制定完善州粮食局差旅费及加班工资补贴的管理办法。
整改时限:2009年2月15日前;责任领导:肖荣祥;责任科室:调控科、人事教育科;责任人:李建平、陈岚。
3.切实改善局机关职工住房条件。1991年首轮住房改革后,州粮食局职工住房一直未变动,相对来说,现有住房、环境都较为落后,干部职工迫切希望提高住房质量,现时机成熟,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职工团购房相关前期工作。
整改时限:2009年6月末;责任领导:刘祥;责任科室:局办公室;责任人:夏大强。
(三)需要一定时间整改的相关工作
1.积极争取调整州级储备粮管理费用补贴标准。现行储备粮从1992年开始建立至今,费用补贴标准一直未动。经过调查研究后,提出完善州级储备粮管理费用补贴标准的方案,报请州人民政府决策调整提高。
整改时限:2009年末;责任领导:肖荣祥;责任科室:调控科;责任人:李建平。
2.积极探索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后的粮食供求形势。围绕楚雄州委、州政府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提早谋划,探索、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后粮食种植面积减少,粮食总产降低所带来的市场粮食供求状况的变化所需要采取的保证全州市场粮食供应的对策,保障全州粮食安全。
整改时限:2009年末;责任领导:肖荣祥;责任科室:调控科;责任人:李建平。
3.争取政策和相关项目支持。把握国家扩大内需的重大机遇,进一步加强与省粮食局和州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的联系,提前做好项目储备,支持各类粮食企业做优做大做强,促进粮食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整改时限:2009年末;责任领导:肖荣祥;责任科室:调控科、储备军供科;责任人:李建平、段小平。
(四)需要长期坚持开展的工作
1.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坚持每月末一次的集中学习,通过不断学习并开展经常性的自学,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努力掌握科学发展所体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粮食工作。
责任领导:刘祥;责任科室:局办公室、人事教育科;责任人:夏大强、陈斌。
2.认真履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赋予的各项职责。继续学习、宣传、贯彻《粮食流通管理条例》;逐步健全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机构;做好粮食收购资格许可;搞好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认真开展粮食流通统计工作;加强市场粮油价格监控工作,维护全州粮油价格基本稳定;认真落实楚雄州州级储备粮管理办法,加强对州级储备粮的监督检查,确保州级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可靠;积极开展“放心粮油”工程,促进我州粮油食品安全;以部队放心满意为标准做好军粮供应工作;做好粮油产品质量检测工作,为全社会提供科学、准确的粮油产品质量检测数据。
责任领导:刘祥、肖荣祥、叶忠海;责任科室:相关科室;责任人:相关科室负责人。
3.继续指导各县市粮食局理顺与国有粮食储备有限公司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责、权利与义务,实现规范运;制定国有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发展的战略规划、工作目标;不断完善管理、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发展的能动性,千方百计推进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责任领导:肖荣祥;责任科室:调控科、储备军供科;责任人:李建平、段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