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成就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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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内经济成就范文

一、引言

旅游消费在全球发展很快，已成为各国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日益增加，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越来越高，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的主要休闲方式，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一直遵循“适度超前”的原则，立足于开发国内旅游市场，在国际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和国内旅游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国内旅游逐渐在中国的旅游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旅游产业也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旅游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4年的2.189%上升为2004年的3.45%，说明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和拉动国内需求的新机遇。在中国的旅游消费中，主要消费群体为城镇居民，研究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状况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二、模型建立

本文主要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国内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情况进行分析和预测。计量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一种经济预测方法，即把经济理论、数学公式和概率统计等相关理论知识结合起来，用以发现和总结实际经济活动中的数学规律，预测未来的发展情况和进行政策规划。计量经济模型就是应用计量经济方法建立起来的模型，对于单一方程，最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Y=a0+a1X1+a2X2+……+anXn （1）

这里：Y是因变量；X1，X2，……是自变量；a0，a1，……是相应的经济计量参数。

本文结合中国1995―2011年的实际旅游消费情况，试图建立一个回归模型来探讨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样本期选取1995―2011年，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版。

如果用Y表示人均旅游消费，X1、X2分别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a为常数，b、c表示回归系数，μ为扰动项，我们可以假设一般模型为：

Y=a+bX1+cX2+μ （2）

由下页表1可以看出：2003年的人均旅游消费明显低于2002年，这主要是由于2003年的“非典”使人们减少了外出旅游的机会。因此，为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先剔除2003年和2004年的数据，将1995―2011年国内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主要运用Eviews软件分析和OLS方法，具体的回归分析结果（见下页表1、图1）：

从下页表1和图1可知，在置信度为99%时R2=0.846425，调整后的R2 =0.820829，这说明模型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尚可。同时，t值也通过检验，国内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Y=1 317.317-7.803901X1+0.019764X2 （3）

三、关于模型的经济解释及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均旅游消费与价格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当价格上升或者下降时，人均旅游消费会相应地减少或者增加。而国内城镇居民的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或减少人均旅游消费会相应地增加或减少。

从式（3）中我们看出，国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长1元，其中近1.97%部分用于消费。由此看出，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长1元，一般会有2%左右的部分用于旅游消费。这说明中国城镇居民还没有将旅游消费看作是日常消费的固定组成部分，旅游消费倾向不明显。

因此，为了刺激国内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和培养他们的旅游消费观念，旅游管理部门可以适当地降低旅游景点门票的价格，吸引游客前来观光，带动周边旅游产品的消费，同时应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刺激旅游消费。

第2篇：国内经济成就范文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各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竞相引入外资的政策已经产生了相当的负面作用。本文拟分析利用外资政策中的内在矛盾，以希望能为政府外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1、“以政策换资本”导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失控

国内学术界对适度外资规模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将适度外资规模定义为“外资对内资只起补充而不起替代作用时，国内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具有偿还能力的外资规模”。另一种对适度外资规模的定义是“一国在其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外资对内资只起追加而不起替代作用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发展客观需要，能被经济发展所实际吸收且具有偿还能力时的利用外资规模”。这两个概念都明确揭示了适度外资规模与经济发展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包含三层内容，其一是外资与内资的关系是，外资对内资只起补充和追加作用，而不是替代作用；其二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所需、为经济发展所实际吸收的外资；其三是所吸收外资不能超出一国的偿还能力。这里，外资的概念显然是广义的，从偿还能力的角度看，它更多涉及外部贷款和债券形式的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不只是一定量的外来资本，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技术、知识、管理技能，以及有效组织这些资源的方式。因此，从效率角度衡量，外资可以替代内资，但不是简单的替代。简单替代有两种形式，一是外资本身并非全部用于生产投资，二是外资进入生产领域，但效率低下。外资对内资的有效替代表现为，外资的投入对国内的生产能力具有提升作用，外资的投入具有带动内资的刺激效应。当然，有效替代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东道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有效吸收能力，决定这一吸收能力的两大关键是：国内的配套投资能力，即每增加吸收一单位外商直接投资所需与之配套投入的国内投资；另一个则是国内的技术消化能力，即每吸收一单位外商直接投资后配套投入的国内投资中用于追加的技术投入。国内投资乏力、技术投入不足，就无法实现直接投资的最佳吸收效果。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初的动机来自于国内资金不足和出口能力低下，因此，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初政策目标就是加速资本形成和扩大出口创汇。在“以政策换资本”的口号下，以弥补资金不足为目标一度导致全国各地不计优劣、不计成本的招商引资热潮。尽管在1986年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时，直接投资应对国家的出口有所贡献，应对国家的技术提高有所贡献已受到重视，但是出口结构的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等具有战略发展的部分仍未提及，简单意义上的加工区仍是直接投资引入中主要的形式。

“以政策换资本”的思路导致对外资数量的追求超过了对外资作用的追求。盲目建立开发区，简单追求外商投资规模扩张(有时，甚至只是外商投资的合同规模)使我们付出了国内土地、人、财、物等资源的浪费、国内生产能力闲置、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的沉重代价。低层次技术的重复引进不仅浪费了资源，而且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外在压制效应，对于这类项目的优惠政策不仅浪费了政府的财政资源，还排挤了国内更有效率的投资。另一方面则是国内投资及技术改造投入不相匹配，无法充分吸收直接投资的积极效应，致使某些地区的外商投资规模远远超出有效吸收规模，政策收益无法真正转化为发展动能。

2、以“市场换资本”导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结构失控

市场结构失控是指外商已经在中国的多个行业，如洗涤用品，饮料、啤酒、轮胎制造、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设备、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家用电器等行业确立起市场垄断结构。市场结构失控不仅涉及个别竞争对手的生存，而且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发展游离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之外。当这个行业是主导国民经济的命脉时，还会从根本上削弱国家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

与“以政策换资本”相似，“以市场换资本”的策略也只是以追求外资流入为决策目标，忽视了长期不利的效果，假如缺乏对外资积极效应的利用，未能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中蓄积起自身的竞争能力，又如何能赢回被换走的市场呢。

外商在我国实现市场垄断的主要手段包括：

第一，通过对同一产业或同一地区内国有企业的兼并、收购、以及系列投资，实行产业或地区内一体化的控制。随着改革的推进，外商只能收购兼并小型或亏损国有企业的政策限制在不少地区被一再突破。外商从重点购并效益较好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进而向有目的地收购同一地区所有国有企业或不同地区同一行业的骨干企业，直至全行业收购。如1992年5月，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以60％的股权收购泉州市所有40家国有企业，成立“泉州中侨(集团)有限公司”。之后，香港中策还在全国范围内投资收购了多家行业骨干企业，包括太原、杭州等地的轮胎厂，并以“中国轮胎控股公司”的名义在百慕大注册并到美国上市，进而以所筹得的，1．037亿美元分别对重庆轮胎厂、烟台轮胎厂、银川轮胎厂控股51％以上，掌握了中国轮胎行业的控制权，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中策”现象。

1998年3月，美国柯达公司先是与厦门市福达感光材料有限公司、汕头市公元感光材料工业总公司合资组建柯达(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又与无锡阿尔梅感光化学公司合资组建柯达(无锡)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完成了对中国感光行业的全行业合资。

第二，通过产业关联特性，实施由一个行业辐射及相关行业的控制。自1995年4月4日，外经贸部颁布“关于外商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以来，已批准的外商投资控股公司已达140多家，这些控股公司既投资于上中下游的最终产品，也投资相关的零部件，既投资于生产性项目，也投资于销售、融资、保险、咨询、运输等相关项目，操纵和影响着一大批协作配套厂家。

第3篇：国内经济成就范文

关键词：对外贸易；开放战略；贸易摩擦；经济增长

对外开放可以加速经济发展，促进国家间的交流。首先，一国的资源有限，实行对外开放可以做到各取所需，互相弥补；其次，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学习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最后，利用国际分工可以节约社会劳动。因此，对外开放在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外开放的具体做法就是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曾被称之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国与国（地区）之间对外联系不断加深。我国当前实行的对外开放战略就是旨在增加与国外各个经济体的联系，最终实现本国发展的国家策略。因此，一国对外开放程度（贸易开放度）也成为经济学学者和各国政策制订者关注的重点之一。

我国当前的对外开放战略的成果可以通过可以测量的贸易开放度开观察分析，我国近几年来的贸易开放度大幅度提高，这反映了对外开放政策的巨大影响力和效果，伴随着我国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大幅度提高，这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离不开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笔者将其积极作用整理为以下几点：

1. 优化资源配置，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凯恩斯国民收入恒等式Y=C+I+G+X-M可知，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Y是由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 、出口额X和进口额M决定。由于政府管制和收入差异等因素的存在，中国国民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企业的利润减少，使企业缺乏扩大再生产资金和动力，进而降低未来投资，最终影响生产资料的进口。这种情况下，一个有效解决方法就是将国内过剩的需求转移到国际市场中去，这样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减少，同时企业的产能可以有效消化，使企业可以持续的投资和发展。

2.加速科技进步，提高经济竞争力排名

实行对外开放战略以来，我国引进的技术项目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工业的落后面貌，形成了较完备的工业技术体系，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先进技术的引进，使我国一些工业部门能在较高的技术起点上迅速发展起来，较快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此外，在引进项目的过程中培养出一大批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另外从国家竞争力来看，在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排名大幅提高。

3.有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随着中国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深化，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往的范围不断深入扩大。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农业向工业推进。随着国际产业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转移的范围和深度也不断扩大，由初始的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同时进行，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

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我国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家经济存在风险

贸易开放度的不断上升，一方面表现为进口和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也表现为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致使人民币不断升值。就经常项目看，中国进行贸易的产品多为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或中间品，产品的价格弹性大，产品价格上升，出口数量下降幅度大，最终导致收入减少。从资本项目看，过度的贸易不利于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和执行。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将增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难度，增大国际政治、经济风险。在不断开放的环境中，国际政治经济的波动将直接影响一国的外部经济平衡，进而传导至国内非贸易部门，导致国内经济失衡。

2.贸易摩擦形式多样，范围增大

近年来，中国贸易摩擦和争端日渐增多，中国成为世界上的贸易摩擦高发区之一。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占取全球市场份额，阻碍其他国家获利，因此世界上其他国家，以各种各样的技术、安全等方面的壁垒对中国进行限制。除了摩擦的形式不断增多外，贸易摩擦领域也不断延伸，从产品、企业等微观层面向宏观体制、制度层面延伸。

3.国际依赖性大，经济自主性减弱

在开放战略指导下，出口产品的产量不断扩大。但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的附加值低，供需弹性较大，当价格下降时，产量上升的幅度小于价格下降的幅度，最终导致利润减少，即我国的出口产品的国际依赖性较大。另外我国人口多，对能源类产品需求多，而需求弹性又小，价格上涨，我国的需求量不会下降太多，这就加大我国对于国际能源类产品的依赖，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

4.当前环境污染加剧

进入21世经以来，工业废气排放量明显增加，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快速发展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开放战略下，国与国之间互相投资建厂，西方发达国家将污染重，危害大的工厂、设施转移到中国，而投资利润却大部分被发达国家攫取，中国却付出了环境污染、人类健康受损的惨痛代价。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已不仅仅在于排污总量的增加、生态破坏范围的扩大和资源供需矛盾的严峻，而是资源、环境问题以及两者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世界经济不断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对外贸易是经济获得发展的重要工具。鉴于中国当前的国情，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

1.继续扩大我国开放程度

我国的对外贸易近几年来取得不错的发展成就，这也带动了国家经济等多方面的发展，但其开放程度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并不算高，针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来看，我国的贸易开放度还可以进一步稳步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宜过快，过高的贸易开放度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优化并非有利，会使各方面的经济关系绷得过紧，会使外贸无暇调整出口结构，只得维持那种靠缩减本己短缺的国内供给来支撑的挤出型出口模式，也不利提高外贸经济效益，同时还使外贸增长超过国家财政承受能力。另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因此，我国应在基本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贸易升放度。

2.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贸易质量

在稳步提高贸易开放度的同时，我们还应注重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增加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重，即优化我国商品的出口结构。优化出口结构的关键在于既要在劳动密集型领域继续保持竞争力，又要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创造出国际竞争力。

3.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减少环境污染

对外开放加速了中国碳排放的总量，这其中原因一方面与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环境保护监管制度不完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大、节能技术较为落后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这一时代背景有关。在中国境内，有较多的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中国为发达国家生产了大量碳含量高的产品。因此，政府必须充分考虑贸易开放的环境成本，采取综合措施转变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低效益的传统贸易发展方式，并把经济增长从过分依赖外贸逐步转移到主要依赖内需拉动的轨道上来，将开放战略的效益最大化，弊端最小化。（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徐文燕.论开放战略与中国经济发展.哈尔滨：哈尔滨商业大学，2002

[2]吴玮丽.中国贸易开放度研究：安徽大学，2007

第4篇：国内经济成就范文

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模式。

一种新的模式 四个基本要素

我首先要解释一下,中国为什么需要一种新模式。

中国之所以在过去20多年间取得如此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原来的经济模式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有新的经济学模型和新的对策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中国的经济政策与别的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拿到中国来一定要进行改造。这就是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为什么会取得比别的国家大的空前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大家知道，过去2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年平均10%左右的增长，已使3亿人摆脱了贫困，成就是巨大的。

今天我要讲的新的经济模式有4个不容忽视的基本要素：一是中国人越来越关注社会的不平等，二是更加关注环境，三是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四是从过去的出口导向型转向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型。

虽然经济发展模式是可以变化的，但主要目标是不变的。中国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要使GDP不断增长，同时还要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和谐。国际上也有一种情况：国内生产总值在增长，而人们的生活质量却在下降。所以，政府不能仅仅以GDP增长来评价市场经济。

比如美国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其经济很发达，但美国经济发展所增长的社会财富被集中到了最富的一群人手中。所以，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目前的生活状况都要比以往差。同样的情况可能出现在环境上。那就是经济增长了，但空气被污染、水变得混浊，环境受到破坏。

这就需要我们有一种新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同时也要考虑到环境和社会因素。这其中一个标准被称为“绿色GDP”或“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我们所说的“绿色GDP”，在经济发展中就不仅仅只考虑经济增长，还会考虑到环境，考虑到社会因素，比如绿化等等。

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我们普通的GDP的增长要远远高于“绿色GDP”增长。那么，我们之所以要有这样一个衡量GDP经济发展的标准，是因为这个标准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不言而喻，“绿色GDP”能保证我们的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即使普通国内生产总值在下降，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可能得到改善。

联合国有一个标准，即人类发展指数。这个人类发展指数，就不仅仅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不仅仅考虑人均GDP，还会考虑一些别的因素，如生活水平提高和环境的改善，同时也包括国民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状况等等。也就是说，这个综合指数反映的是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

总而言之，在考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时，我们就不能只追求单纯的GDP增长，还要追求整个社会和环境的改善。这就像中国现在所讲的要建立“和谐社会”。社会和谐，同样还包括生活质量与经济及环境之间的和谐。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需要一个新的经济学模型来解决。首先，要看到一些新情况。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惠及到所有的人，中国政府也正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但收入差距和城乡的差异还是在扩大。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城乡差别，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也有很大差异。当然，也有人说不用担心，经济增长会逐步扩大到其他经济领域和其他地区，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这不符合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因此，要制定一个经济政策，确保经济增长能惠及所有的人。这就需要关注这样一些问题：首先，要创造就业机会，即便有很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表示一定有很多的就业岗位能创造出来；其次，保证所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能不断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

实际上，生产力的提高并不一定能把满足需要的劳动力就业岗位创造出来。比如在印度，过去的几年间，其经济增长率是比较高的，有7%、8%、9%，但其失业率也是很高的，人们都在谈论印度的失业问题。在中国，问题更为特殊，因为有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样就给就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太重视环境，认为环境不是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我们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其GDP的增长主要来自第三产业，有2/3的劳动力在服务行业就业。服务业占这样大的比重，肯定会给环境带来非常大的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追求更宽敞的住房、更豪华的汽车和修建更宽阔的马路，这些必定要给环境造成压力。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开始追求西方国家的消费水平和模式，这也给环境带来了很大压力。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成为可持续性的。

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取得的成就，很大部分是由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本身是不可持续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出口市场已经变得饱和。以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无疑会带来很多外汇收入，但是出口市场集中的地区，也会出现巨大的政治反弹力，即便是自由市场的国家也是如此。大家都关注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世界上一些地区因此不断给中国施加压力。这种顺差同时也给中国带来高外汇储备，足以保护自己免受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到现在是不可持续的。我要指出，这种模式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中国过去的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由内需，即由中国的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来完成。

创新决定国富 观念优于资源

在我们探究了一种新模式的4个基本要素之后，下面我讲讲创新问题。创新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区别一个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不是在资源上的差别，而是在观念上的差异。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要缩小这种差异，关键是怎样缩小这种差异。如果这样，就可以在经济发展方面变得非常强大。但是西方经济发展的一些经验和政策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这也说明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提出创建自己的创新体系。事实上，创新可以使我们达到技术上的前沿水平。西方的这种体系比较注重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对环境的需求却特别高。在这一政策下，劳动力被看成是一种生产的成本，如果生产力提高5%，产出也必须提高5%，这才会有就业岗位的增长。对整个社会来讲，失业不是一种好现象，但从实业家和公司的角度来说，失业则会有一种好处，它能减轻公司的成本压力。我们知道，西方往往采取的是高工资政策，这对他们是较合适的。

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由于我们再分配的体制比较有限，社保体系也还不完善。加上我所讲的，西方模式减少对劳动力需求的同时，提高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对中国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要居住在有限的土地上。这集中体现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它的社会成本。中国也是一样的。举个例子，如在农业中有可能经济成本是支付了的，但社会成本却没有或不用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农业发展的前景让人担忧。再如，中国目前已公布《物权法》。任何一个国家，对产权问题都有很多规定，许多国家对产权还有很多限制。知识产权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只有当知识产权所引致的创新好处足够大时，知识产权的巨大成本才是可以被接受的。问题在于过分的或者不平衡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会减慢创新的速度。

还有一个“环境税”的问题，比如对排放的二氧化碳是要征税的。1995年有一个报告，警示全球气候变暖很危险，这方面的证据已经非常强了，但那时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低估了这种全球气候变暖的危险。今年2月，国际会议再一次确认了全球变暖的严重性。当时，我也在这个会上。在会上我遇见一个石油企业的老板，他认为我太悲观了，应乐观一点。大家都知道，情况其实并不是这样。全球冰层冰川的逐步融化，意味着海平面下降，其结果是开采石油更方便，但环境污染同样也更加严重。有一种办法，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征收“环境税”，采取这一措施对全球都是有好处的，这会部分阻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征税还可以对社会成本进行补偿。针对这个问题，国际上专门有一个《京都议定书》。

事实上，《京都议定书》是基于1990年的指标，在环境污染中其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对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其设置标准都一样，很不合理。

创新事实上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它包括一种发展的水平和方向，而政策既影响水平也影响方向。中国的创新，应该是这样一种方式，即这种创新可改变环境对社会的影响，并不断提高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创新可以保证经济的增长，达到一种技术的前沿水平，这些都应包括在中国的这种新的创新体系当中。

完善社保体系 政府与私人联合

更重要的一点，新的经济模型还有一个社会福利的问题。中国正在进行改革，以增加社会福利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增长非常快，但社会问题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里，在农村，医疗保险还做得不好。中国的这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之所以这样，完全是我所讲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造成的结果。我们知道，中国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消费能力的增长，高储蓄是因为要在社会保险、医疗、养老等方面有一种保障。事实上，通过政府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就可以不仅使中国的高储蓄率降低，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完善也很有意义。

通过政府部门与私人之间的联合，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改变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大有好处。我高兴地看到，对中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重大改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作出了承诺。

事实上，美国也没有一种单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在过去几年中，美国也有很激烈的争议，这就是部分私有化社会保障问题，但现在已有了一致的意见。政府提供退休福利保障比任何私有形式都更有效，我们也发现，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对美国是行之有效的。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风险比之私人提供的要小得多。所以，我们强烈反对社会福利制度的私有化。

我认为，中国可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那就是政府部门与私人之间实行联合。因为从全球来看，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比任何一种私人的体系都更加有效，但这个领域也需要创新。

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在探究中国的高经济增长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摸着石头过河”也已经过了一半，河对面有些什么已经很清楚了。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很有意义。

我也想讲讲农业问题，现在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贵州为例，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他们仍是农民，问题也很多；但我们也有很多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创新技术适应农业发展环境、增加给农民的贷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就市场经济来说，有很多不同的模式，例如日本模式、欧洲模式、美国模式等等。这些模式有很大的差异。没有一个唯一的“市场经济”的答案，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解决方式。

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已反映了新的经济模式所涵盖的内容。今天上午，我所阐述的，仅仅是用基本的经济学知识讲述了中国的这一新经济模式会是什么样的。

谢谢大家！

与经济学大师的对话

听众A：尊敬的斯蒂格利茨先生，我知道您是西方为数不多的敢于直言政府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您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我想问的问题是，与您一样，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H.Coase）因为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有关企业制度改革的理论，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发挥了作用。他在其理论中也没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您是反对科斯理论的，您认为他的理论误导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科斯其实是目前所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中对于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最为深刻的学者。一方面，因为科斯的理论所涉及的产权和经济制度等理念，对于正在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改革如同雪中送炭般地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因为科斯较少使用数学的研究模式，也易于被国内经济学者所接受。就目前来说，科斯对于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非常深远，特别是科斯的现代企业理论对中国很有帮助。对此，我想听听斯蒂格利茨先生您的看法。谢谢！

斯蒂格利茨：科斯是很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但他在其定理中有一个明显的重要缺陷。他的理论没有考虑外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吸烟，人们都在一个房间里。按照科斯理论，那好，我可通过贿赂房间里的所有人接受我吸烟。而事实上，他的理论核心，就是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干预，包括污染、创新和环境等。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观点，但这并不是正确的。

我们都知道，信息是不完美的，而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发达国家要比发达国家的这种信息不完美和交易成本都是大很多的。所以，科斯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的借鉴意义。

听众B：您的“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所作出的巨大成就使您在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民间也有一句俗话“买的没有卖的精”，是否也同样表达了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存在？

斯蒂格利茨：“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是我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经济贡献。大家都知道，在几百年前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最主要的理论就是认为信息是完美的。但是他们只是模糊地知道信息是完美的，这倒与你所提到的中国俗话不太一样；而在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分析的工具来真正分析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研究工作中会去创建一种分析方法来分析，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市场是怎样运作的。

我所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我们发现原来基于完美信息理论上的研究成果都是错误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科斯定理，它是错误的；另一个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认为市场可以自行调节，这也是错误的。

知识与信息既是紧密联系的，但又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发现，在信息不完美情况下，政府干预是非常必要的，政府干预可以实现创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政府干预是多么重要，以及政府干预下如何建立创新体系。

市场的作用是重要的，但同时也需要政府干预。

听众C：我想请问一下，中国的高储蓄率，还有资金的流动性过剩。这是中国比较突出的问题，您有什么合理的建议，中国下一步应采取什么措施来抑制这个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谢谢！

斯蒂格利茨：中国确实存在高储蓄率现象，也引起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羡慕。（掌声）这一年达到42％，最多的时候是50％，其中政府还低估了这一现象。

高储蓄率是好事，但太高了也不好。提到要降低高储蓄率，就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医疗、保险、卫生和养老等。正因为人们对这些没有信心，感觉没有保障，所以才会有高储蓄率。

听众D：最近，中国股市也出现了大跌，您认为原因是什么，今后将如何演变？

斯蒂格利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都是起伏不定的，但很多报社、杂志社的记者喜欢去找出股票市场波动的原因。这些答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信的。（掌声）

我们知道，在资本市场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如美国每天有20亿美元的市值，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预期有一种调整，那发展中国家股票就会下降。因此，市场波动永远是存在的。

听众E：欢迎您到贵州，斯蒂格利茨先生。我要提的问题非常简单，政府为什么要干预经济？政府和市场如何协调？

斯蒂格利茨：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市场是有效的。在政府干预经济方面，不但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同样有。最严重的是环境污染问题，这就必须要有政府的介入。

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自身不适应发展变化而需要政府干预更严重一些。提供市场也要有创新，但我们的政府往往提供的创新是不够的。那政府的另一个功能就必须体现。这就是政府要制定游戏规则，以使经济很好地运行。比如你在银行存钱，就要确保随时都能顺利地取钱，这就需要有监管措施。把钱留在公司，就是希望增值，对审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也希望是真实的。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中，提供的信息有大部分就是不真实的。这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所以，要想经济正常运行，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创新，而创新的基础是在大学完成的，大学又是政府支持的。私人部门则是要把创新的成果市场化。现在的经济运行模式，就是私人与大学、私人与政府多边联合。

你的问题简单，但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联合起来，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联合起来，我们的经济运行模式才会比较成功。

听众F：您在演讲中提到了“环境税”，现在联合国也正在推行“CDM”模式。您觉得这种模式和“环境税”是否适合贵州的发展？

斯蒂格利茨：清洁发展机制是联合国制定的，也是经济平衡的一部分。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污染排放上的价格相对要高一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污染排放上就要低一点，这能使全球的治理环境污染达到一种有效的形式。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关键性的问题是在于运用。

第5篇：国内经济成就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1]黄晓龙.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经济研究,2006,(2).

[4]宗良.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第6篇：国内经济成就范文

【关键词】 科技支撑 “中部金三角” 金融创新 新增长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的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资源环境压力逐年加大，既有的比较优势日益减弱，传统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尤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周边国家竞争力加剧的影响，沿海地区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步伐刻不容缓。与此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要素成本优势明显上升，其产业发展空间日益广阔。因此，大力推动“中部金三角”的跳跃式发展，加快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对优化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具有深远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中部金三角”的由来及其战略定位

近些年来，国内有部分经济学家将湘、鄂、赣三地界定为“中部金三角”地带。所谓“中部金三角”是指由中部地区地理位置接近的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同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参见图1。三者之间分工协作不仅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会产生强大的扩散效应，从而带动更大范围区域的集群发展。

从表1可以看出，“中部金三角”目前的gdp总量合计排名位居全国第五位，进一步集聚发展的潜力十分巨大。在全国主要经济区域中，目前“中部金三角”的经济总量仅略低于山东半岛城市群。

1、区位概况、经济社会状况

一般意义上，我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6个省区，面积为102.7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0.7%。2010年人口达3.56亿，占全国人口的26.6%。

本文所指中西部八省市，系指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包括西部地区的陕西、重庆、贵州等省市，以中西部地带八省市，加以统称。武汉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部地区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信息、科技、教育、制造业中心，也是以长江水系连接东部沿海的要冲。

2、“中部金三角”在全国经济振兴中的腰脊中枢地位与区位优势

（1）区位、交通中枢。中部具有独特的区位核心优势：中部地区位于中国的内陆腹地，承东启西，呼南应北。中部地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物产资源丰富，文明久远，人力富集，市场广阔。中部地区还具有强大的交通辐射力。

（2）产业梯度转移中的枢纽是支持西部大开发、向西辐射的最佳平台。独特的区位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对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决定了“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将成为21世纪支撑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前进基地和示范区。

3、政策短板与现实窘境

（1）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部金三角”城市群正逐步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

（2）中西部特别需要具有辐射能力的核心城市群。中西部地区缺乏大都市，没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态群，难以带动和整合区域的资源和优势，也难以形成连接整个地区的产业链。从而变成了个别优秀大企业单打独拼，难以依托区域整体竞争力成长的艰难局面。中部地区，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超级中心城市，这制约着整个中部崛起的进程。

因此，“中部金三角”经济起飞，务必深化改革、打破常规、大兴创新创业之风，扎实培育优秀企业与优秀企业家，紧靠“科技+金融”，真抓实干，寻求突破。

二、科技与金融结合及其高新技术产业群建设

1、科技和金融结合，是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的关键

历次产业革命的实践都充分证明，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紧密结合是人类社会变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引擎。人类社会的一部发展史充分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1）人类社会每一次大的产业革命，都是源于科技创新，成于金融创新。古往今来，世界经济发生的五次科技革命，也印证了科技和金融结合这个牛鼻子的作用。例如，由纺织技术革命引发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股份制模式和现代银行制度功不可没；由蒸汽机发明和铁路系统的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资本市场的创立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信息和远程通讯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与始于硅谷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产业基金等紧紧地相伴相随。每一次大的科技革命都伴随着重要的产业革命，当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高度融合时，往往会呈现出经济的高度繁荣和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谁在产业革命中成功做到了科技和金融的交相融合，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的深度结合，谁就能在产业革命当中赢得先机，独占鳌头。南方的深圳腾讯qq，北方的百度搜索，都将科技研发与风险投资等金融创新方式融合得淋漓尽致，因而硕果累累。

（2）“十二五”规划的关键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根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蓝皮书》，武汉市位居中国科技竞争力前十名；长沙、合肥等地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毫不逊色。走进“十二五”，挖掘科技创新资源，并实行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中部金三角”优势得天独厚，机会无限，潜力巨大。

2、激励创新创业，积极发展中西部八省市高新技术产业

根据国外经验，在教育、科技产业密集的地带，可以建立高科技园区，以中心城市发展带动周围地区发展。“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完全可以借鉴美国“硅谷”，像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一样，着力培养自主创新、创新创业的开拓氛围。按照科技+金融+产业化+产业集群的排列组合方式，充分挖掘武汉市及其华中地区的科技资源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雄厚潜力，大力培育出“华中的hp”、“华中的微软”、“华中的英特尔”，从而极大地释放出知识经济的巨大能量，铸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打造出又一个中国的“硅谷”。因此，应充分发挥高科技园区的骨干带头作用，抢占战略型新兴产业制高点。

3、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创设武汉“新三板”市场，弘扬创新创业精神

资本市场对于培育和发展创新企业是很重要的，它是为创新企业提供早期创业资本、中期成长资本以及后续发展扩张的持续融资平台。美国、以色列、印度等国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无不与资本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作为全球科技最先进、创新最活跃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发达、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两相对照，“中部金三角”城市群拥有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及中科院武汉分院、合肥分院，成批的重点高校，悠久的产业基础；时至今日，却仍是沉睡的“巨人”，没有取得本来应该获得的经济成就，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三、“大金融”手段

1、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基础作用，为中西部崛起“铺路搭桥”

要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确保“中部金三角”城市群经济起飞，首先要有企业的兴旺，需要资金支持。由于私人资本在规模和投入目的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支持一些资金需要量大、投入时间长或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显著的产业发展，尤其是难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必须要有国家支持，即采用政府主导模式。而开发性金融由于具备下述三大特点，能够为中西部崛起发挥更大作用。第一，开发性金融有很强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肩负着重要的政策使命，其贷款投放的方向和力度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第二，开发性金融有很强的政策执行能力。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开发性金融无论其贷款期限、利率，还是融资手段，都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以市场手段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这种制度设计，为开发性金融的政策执行能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第三，由于开发性金融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这就使得开发性金融相对超脱于即时的经济运行，能够注重弥补市场失灵、信用缺损，从市场建设的角度构造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在培育市场的过程中开拓业务，为商业性金融的后期介入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这一本质特点切合我国中部地区区情，有着广阔的运作发展空间。

  2、努力构筑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资本市场，建设中部区域性金融中心

应考虑建立中部地区区域性的政策性银行，以及以武汉为总部所在地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中部发展开辟更多融资途径，支持中西部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重点项目建设，以促进“中部金三角”的发展来带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1）在金融方面予以充分支持。发挥现有国有商业银行的分行、中心支行的骨干作用；创立区域性证券交易所，设立场外交易、产权交易中心等新兴市场，提高工商企业投融资效率，培育中部产业集群。

由于中部地区与东部、西部条件都不相同，如果按全国统一标准建立单一层次的全国性资本市场，很难适应中部地区特定的需要，不利于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经济发展的功能。因此，在中部地区建立一个区域性的资本市场是很有必要的。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多种融资渠道的支持，建立创业板、新三板、发展场外交易、产权交易，目的就是为新兴的、经营状况好的、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恢复主要面向中部地区的武汉柜台交易市场，符合我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基本思路，也符合资本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武汉柜台交易市场能够给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方便快捷、低成本的直接融资渠道。

（2）建立中部崛起产业投资基金。助推“中部金三角”经济起飞，选择产业基金这种形式进行投融资运作，是由其本身的优势决定的。

第一，中部崛起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而目前国家财力和银行信贷难以满足其巨大的资金需求。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实现基础设施融资的证券化，特别是利用产业投资基金为基础设施发展融资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产业投资基金聚小为大，使基础产业的民众投资成为国家财政投资的有力补充，就可以配合国家投资，改变中西部地区基础产业比较滞后的局面。

第二，高科技产业是充满风险的产业，依靠银行贷款来支持高科技产业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以创业基金的形式支持高科技产业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创业基金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优势，是支持科技发展事业，提高产业领域的科技含量，实现经济集约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3、以金融之手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择优扶植中小企业，实行“抓大放小”

对于大企业，应该促进其上市，同时发行企业债券，使这些企业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扩大规模，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中部地区的支柱。对于中小企业，可借鉴台湾经验，组建“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借提供信用保证，达到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目的，进而协助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四、“中部金三角”经济圈成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

1、增长极理论与“中部金三角”

（1）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在具有优势的地方，比如港口、大城市、交通要道沿线和资源聚焦地。增长极产生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导致生产要素向极点集聚，后者导致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增长极发展初期，聚集效用明显，增长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扩散效应逐渐占主导地位，推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同时造成地区间的差异。

增长极理论是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国外的很多地区和国内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都依托该理论为发展战略，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珠江三角洲以香港为极点，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极点，周边各地以极点为产业龙头，按产业链从高到低进行分工协作。两区域都在二十年内迅速崛起，成为了全国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实践表明，增长极的形成有赖于三个条件：一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存在；二是所在地区具有集中相当规模的资本、投资、技术、人才形成规模经济的能力；三是要有良好的区位环境条件，即周围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较好，能吸引周围厂商投资、人才和技术，才能最终促成增长极的形成。在中西部的都市圈建设中，应重点考虑这三方面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和聚集是三个关键要素。

通过反复调研、定性与定量分析，我们认为，在中西部地区唯一具有核心增长极和辐射源潜质的就是“中部金三角”。都市圈内的城市通过错位发展、特色发展和梯度发展完成了产业升级。周边城市支撑武汉做大做强，武汉又与周边广泛交流与协作，通过各城市间良性循环实现共赢。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长江中游都市带，并向四周辐射，将会极大地带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崛起。因此，中西部八省市以“中部金三角”为极点，经济起飞，前景光明。

（2）中心城市联网辐射理论与帮助落后地区脱贫致富。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是对网络开发的进一步拓展，是指几省的若干中心城市一致行动，协同发展作用，以中心城市的经济力量进行辐射。

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实地考察，我们认为：中部地区若要解决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首先要搞好城市化建设规划，形成中心城市网络。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可以在发展鄂东城市群、湘东北城市群和赣北城市群的基础上，推进三群融合，群策群力建设“中部金三角”；通过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网络将各中心城市连接起来，促进长江中游经济一体化。中西部八省市完全可以联合规划、互为支点，从根本上提高整体经济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2、以产业纽带来强化中部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的建设

（1）国外城市群发展特点及对中部城市群建设的启示。根据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的定义普遍划分出世界六大都市圈。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包括了纽约、波士顿等著名城市，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地带，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30%，是国内最大的生产基地，也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该城市群的核心是东京，它是日本经济最发达的地带，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枢，分布着全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出版、信息和研究开发机构。

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它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伦敦现已成为欧洲最大、同时也是世界的三大金融中心（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及长三角城市群）之一。

在美国的都市圈中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产业集群城市，如底特律汽车城、波士顿飞机城。这些城市内部已经具备了完备的产业链，城市之间又彼此相连，共同构成北美制造业带。而在我国中部地区，产业集群的模式还未完全建立，包括城市群的建设为产业集群发展创建的环境还不完善。

总之，我国中部城市群的综合优势还未完全体现出来，这就更需要结合“科技与金融”创新，科学规划，优化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协调区域内各城市群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2）确立中心城市的核心地位，发展城市群经济。湖北武汉城市群是以一级龙头城市武汉为核心，辐射半径300公里，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武汉“1+8”城市圈，还融合了湘、赣、皖部分城市，旨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湖南“长株潭”城市群结合“两型社会”建设，应优先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扎实推进传统产业及其经济结构转型。长、株、潭三市互补、融合、集群发展，并为河南中原城市群、江西赣北城市群、安徽“合肥—芜湖”城市群协调发展作出示范。

（3）科技创新、金融创新相互结合，新型城市群的建设为产业集群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所谓集群是一个生态概念。生态当中的生物集群是指在一定的区域或环境里，各种生物种群相互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结构单元。而产业集群是在特定的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集中，且有相关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的机构（如大学、制定标准化的机构、产业协会等），由它们构成的群体。集群具有专业化的特征，其成员企业包括上游的原材料、机械设备、零部件和生产服务等投入供应商；下游的销售商及其网络、客户；侧面延伸到互补产品的制造商，技能与技术培训和行业中介等相关联企业，以及基础设施供应商。

  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会带来经济的外部效应，在发展过程中许多同类企业甚至完全不同的企业有许多可以共享的资源，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带来经济发展的低成本优势；产业集群模式会实现范围经济，包括外部的企业聚集和内部分工体系的完善；产业集群还会带来技术制度创新优势和市场优势。

中部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汽车、钢铁、农产品加工的制造业。其中包括武汉—襄樊—十堰汽车产业带，湖南国家新材料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基地，武汉钢铁、株州有色金属、湘潭钢铁材料、贵溪铜业基地等。

目前，中部地区产业集聚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较大，工业园区建设离集群化要求有较大差距，产业集群的发展层次较低。实际上，产业集群的很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城市群集聚功能性的缺乏，由此我们看到，城市群的建设对于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城市群整合了区域内各城市现有资源，实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增强区域竞争力，实现区域整体经济腾飞。假如要把这种巨大作用变为现实，就特别需要以下条件：第一，创造良好的资源配置条件、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环境条件等，形成廉价的资源配置成本，以利于提高区域竞争力；第二，区域内应有合理的产业链，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这就要求圈群内必须有一个特大城市作为内核，它是产业链的龙头和辐射源。同时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作为产业链存在的基础，产业链内分工明确；第三，域内要有一个强大的共同市场，并具备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有效的政府行为，它是城市群内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条件，能够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各经济要素间的关联及交通、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互补、共享。所有这些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加快建设以“中部金三角”为核心的中部城市群，以强化产业集群竞争力。在实际工作中，“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务必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开发开放，结合“十二五”转型，稳步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有效拓展其产业增长空间。务必紧密结合“十二五”转型，全力改造传统制造业，降低能耗，实行低碳环保；奋力推进以光电子、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战略型新兴产业上台阶，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培育“领军式”产业集群。

五、促进“中部金三角”城市群经济起飞的战略构想及其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就全国而言，建设“中部金三角”，有利于打造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就中西部八省市而言，建设“中部金三角”，则是探索发展新路径、建设核心增长极、建立中西部区域协作机制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客观要求。实现中部崛起，在总体上可以采用梯度推进和中心城市联网辐射相结合的战略。以“中部金三角”为核心，实行产业集群推进，充分发挥城市群互补优势。这既符合我国一贯的区域发展思路和地域上明显呈梯度格局的现状，又能弥补极化作用进一步扩大区域间差距的弊端，实现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在宏观上，第一，要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打破地区封锁、恶性竞争，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彻底开放；第二，组建规范的、权威的区域协调机构。但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有了区域内的协调机构，在实际工作中也要引入政府行为，发挥政府协同作用，解决诸如城市区域内空气污染、河流及湖泊水源利用和污染治理问题；第三，要探寻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在操作层面上也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由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牵头，建立官民结合的“中部金三角”城市群规划协调性机构，科学规划、优势互补，有序推进“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建设。

第二，有效实行全员培训，变人口大区为“人口红利”，下大力气培养企业家与企业家阶层。

第三，在中西部八省市，科学规划分中心支点城市，有序建设各具特色的生态城。例如在河南信阳、湖北荆门、湖南岳阳、江西九江、重庆万州、陕西安康等地，结合产业发展、科技研发、节能环保、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纵深发展，挖掘中西部人力资源，择优扶持高效化产业，大力建设中西部绿水青山式的生态科技园、生态产业园。

第四，在特色产业群、城市群优化的基础上，借鉴美、日，实行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稳步建设“中部金三角”城市群，使其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后，中国第四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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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生练、胡树华：中部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报告[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1）.

[3] 钱志新：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 王兴昌：武汉城市群产业结构布阵[j].中国城市经济，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