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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整合 文化风险 文化评价维度
企业文化的概念从产生、发展到现在已有20多年研究历史,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企业文化的概念,文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文化的测度体系等进行了研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而且,不同派别的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测量工具对企业文化进行测量与评价,获得了一些定性和定量的数据结果。然而,对企业文化的评价并非动态的,随着社会变化与企业文化的发展,还需进一步探索企业文化整合研究。
一、企业文化的涵义
目前企业文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对企业文化大致有两种定义:第一种是狭义的定义,认为企业文化包括企业的思想、意识、习惯及感情领域。第二种是广义的定义,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建设和发展中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包含三个层次:物质文化(表层)、制度文化(中层)、精神文化(深层)。物质文化,往往是以实物形式体现,如企业产品、企业环境、企业面貌、企业广告、产品包装等。制度文化,是为实现企业目标而给企业员工的行为规定一定的方向和方式,如企业领导体制、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等。精神文化则处于整个企业文化系统的核心地位,它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受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影响,经历长期实践形成的一种精神成果和文化理念,它包括企业价值观、企业经营理念、企业社会责任等意识形态的总和。
综合上述对企业文化的定义,笔者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本企业所特有的精神风貌和信念,以及一系列保证这种精神风貌和信念得以持久存在的制度和措施。换句话说,企业文化的内涵具体包括如下因素:价值观、行为准则、经营理念、企业核心精神等构成了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而制度和规范则构成了企业文化的表层现象和物化形式。
二、企业文化的研究方向与流派
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两种方法流派:一派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沙因教授为代表的“定性化研究流派”,他们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深层结构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但在考察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时,难以比较企业文化与企业行为的效益关系,因而受到批评。另一流派是以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奎恩教授为代表的定量化研究流派,他们认为企业文化可以通过一定的特征和不同的维度进行研究,并提出组织文化模型测量、评估和诊断的学说,后被学术界称为“现象学流派”。但是,这种被归结为现象学的方法同样遭到人们的批评,认为该方法只是着眼于组织文化之表,而不能深入到组织文化的深层意义和结构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企业文化的普及,企业组织逐步意识到规范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开始考虑以企业文化为基础来塑造企业形象。90年代初产生了实证流派:本杰明.斯耐得在他的《组织气氛与文化》中创立了“企业文化与管理过程、员工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和企业效益关系的模型”。霍夫斯坦特(1997)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增加了几个附加维度,构成了“企业文化研究量化表”。沙因(1997)在《企业文化与领导》第二版中增加了在组织发展中各个阶段如何培育、塑造企业文化、如何运用文化规则领导企业达成组织目标、完成组织使命等内容,并用案例法说明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组织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特雷斯・迪尔和艾兰・肯尼迪(1999)也用案例法说明企业文化在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满足员工需求之间的平衡途径。
这一时期,企业文化研究在80年论探讨的基础上,由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方面迅猛发展,并出现了四个研究方向:
1.企业文化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如:企业文化与组织气氛(Schneider,1990)、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Authur K.O.yeung,1991)、企业文化与企业环境(Myles A.Hassel1,1998)、企业文化与企业创新(Oden Birgitta,1997)等;
2.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应用研究,如: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John Kotter & James Heskitt,1992)和企业文化与组织效益(Daniel Denison,1997)等;
3.关于企业文化测量的研究,如:1991年的英国JAI出版公司的《组织变革与发展》,1997年的Pierre Dubois & Associates Inc.出版的一套组织文化测量和优化量表等;
4.关于企业文化诊断和评估的研究,如:诊断企业文化――量表和训练者手册(Roger Harrison & Herb Stokes,1992),诊断和改变企业文化:基于竞争价值理论模型(Kim S.Cameron & Robert E.Quinn,1998)等。
企业文化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成为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工业组织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80年代和90年代因此也被称为管理的企业文化时代。到目前为止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已经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企业并购发展提供参照模型与框架。
三、企业文化整合研究
近年国内外关于企业文化研究逐渐转向企业并购文化整合的风险研究,主要分为以下方面:
1.关于企业并购中文化风险体系构成因素的研究。大卫和辛一格(1994)认为企业并购中的文化风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目标企业文化对立和距离的测定;另一类是阻碍两种文化有效融合的能力。指出在评价一项并购的适应性时,除了战略问题以外,并购企业必须考虑文化风险。候学明(1999)提出根据企业文化构成的四个层次,将企业并购的文化风险进行划分为价值观、经营管理观念和经营管理作风、经营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程序、书面和非书面工作标准和工作程序等四种文化风险。谭静(1999)使用文化差异性和文化容忍度为横、纵纬度,将企业并购的文化风险分为相容型、模糊型、摩擦型和冲突型四种类型,并构造了文化风险类型矩阵。吴显英、姜炳麟(2003)对文化风险的多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认为沟通风险、种族优越风险、管理风险、商务惯例与禁忌风险是文化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2.关于企业并购中文化风险量化的初步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赵曙明、杨忠(1999)和王基建(2002)认为文化风险有别于其它类型的风险,主要存在于意识之中,对其量化主要以主观评价为基础,可以通过德尔菲法、幕景分析法对文化风险进行度量。王宝舟、俞自由(2003 )提出借助概率树、直方图等形式评估并购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与相容性,力求得出更为明确和直观的结果。
3.对企业并购文化冲突风险的研究。徐彬(2000)在《企业并购后的整合与协同》一文中认为,文化冲突是企业冲突的集中体现:在对企业文化冲突管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企业文化整合就是企业生态系统的再造;企业生态系统包括企业最高价值观、战略、结构、组织、制度、技能、人员和作风,其中战略、结构、制度、作风事关全局。陈浩、王永(2002)在《并购企业的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一文中提出并购是企业实施战略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并购企业将面临着双方文化冲突问题,企业文化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企业文化差异。企业在进行并购时,要把消除文化冲突,实现文化相融视为高级整合目标,并渗透到其他整合业务中去。 廖冰(2004)在《并购企业的文化冲突与整合管理》一文中指出不同文化的企业在实施并购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文化排斥与文化冲突现象,具体表现在企业精神文化冲突、制度文化冲突以及物质文化冲突三方面,并指出要成功克服并购中的文化冲突,关键在于并购企业对这种冲突的事前考虑与事后反应。
四、企业文化的评价维度与方法研究
就企业文化的评价维度与方法来看,目前国内外关于企业文化测量的工具与方法呈多元化的格局,引人关注的测量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O'Reilly,Chatman,和Caldwell(1991)等构建的组织文化剖面图。该图非常详尽,最初的OCP包含54个价值陈述语句,以及创新性、关注细节、结果导向、侵略性、支持性、强调报酬、团队导向和决策等八个维度。OCP采用Q分类自比式计分方法,是少数提供了关于可靠性和有效性细节的测量工具之一。
第二是Hofstede构建的测量表。他认为,组织文化由价值观和实践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价值观是核心,而实践由表及里地又可以分为象征和仪式等。其中,价值观部分由三个独立维度组成,包括对安全的需要、以工作为中心和对权威的需要,而实践部分则由六个独立的成对维度组成,包括过程导向一结果导向、员工导向一工作导向、本地化一专业化、开放一封闭、控制松散一控制严格、规范化一实用化。通过实证分析,Hofstede强调了在实际应中,组织文化实践的部分六维度度量模型的重要性。
第三是Quinn和Cameron构建的组织文化评价量表。OCAI基于竞争价值框架。Quinn和Cameron等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和实证研究提炼出六个判据来评价组织文化,即主导特征、领导风格、员工管理、组织凝聚力、战略重点和成功准则。OCAI每个判据下有四个陈述句,分别对应着四种类型的组织文化:宗族型、活力型、层级型和市场型。
第四是Denison等构建的组织文化问卷。Denison等构建了一个能够描述有效组织的文化特质模型,该模型认为有四种文化特质与组织有效性有显著相关,即适应性、使命,一致性和投入。其中每种文化特质对应着三个子维度,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组织文化问卷量表,包括60个测量项目。
五、结语
随着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深入,对企业文化的测评研究以及文化整合研究越来越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目前企业文化测量标准与工具也层出不穷,而且国内外有许多学者还深入实证研究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文化冲突的风险建模等,对跨文化企业文化整合有许多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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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并购投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企业国际化;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8-0073-04
国际市场进入模式(international market entry mode)问题,根源在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在给企业国际化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对企业生存发展空间提出挑战,使其不得不战略性地思考如何有效进入。并购投资(buyout)作为国际市场进入模式之一,在企业国际市场拓展和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并购投资模式并非适合所有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企业对此必须全面考虑、慎重决策。
一、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理论研究
关于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Franklin R. Root将其定义为企业把产品、技术、人力、管理经验和其他资源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种方式和部署,一般来看,可以具体分为出口进入模式、合同进入模式和投资进入模式三大类。
纵观已有的文献资料,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相关选择的理论研究广泛而深刻,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阐述了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极具代表性的有国际化渐进过程理论、交易成本及其扩展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组织能力理论和决策过程模型理论。国际化渐进过程理论(Carlson、Johanson&Wiedersheim-Paul、Johanson&Vahlae等)认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遵循从非权益模式到权益模式的循序渐进过程。非权益和权益是基于控制、传播风险、资源承诺水平的。交易成本及其扩展理论(Beamish & Banks、Anderson & Gatignon等)把较高程度控制的完全投资模式作为进入国际市场的最佳选择。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ohn H. Dunning、H ill、Hwang等)从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方面试图全面地解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模式选择问题。组织能力理论(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nalysis,Madhok等)认为唯一所有权是默认的进入模式。而决策过程模型理论提出要优化决策企业是否进入国际市场和如何进入这两项活动。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这些理论都试图从不同方面解决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问题,且在存在一定程度缺陷的情况下,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二、并购投资进入模式及其特性
由于不同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具有不同的特性,使得企业在作出选择时必须结合实际资源和外部条件等因素。并购投资属于投资进入模式,其内在特性和外在特性的统一,决定了其运行机制的独特性和价值特征。
投资进入模式是指企业将技术、人力、管理经验及其他产权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取得生产经营实体的部分或全部所有权的一种方式,包括合资与独资(Root,1994)。并购投资模式是基于进入国际市场的建立方式,与创建投资模式相区别。具体来看,笔者认为并购投资模式是一种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进入模式,即国际化经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或产业市场,购买目标国或目标地区其他企业股票或股权以获得控制权和经营权。为进一步了解并购投资进入模式的特性,以代表多种理论与方法综合运用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模型为分析框架。
所有权特定优势(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s)包括两个方面:独占无形资产的优势和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优势。企业并购投资进入国际市场,可以利用自身所有权优势,也可以获取被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这两种动机中前者是静态的角度,后者是动态的角度。利用自身所有权优势并购投资,可以充分发挥企业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作用,不仅仅满足国内市场份额,而是积极在国际市场进行高效率扩张与抢占。相比较而言,由于出口进入模式与合同进入模式控制力不强、贸易障碍较大的特点,可以通过并购,在大大减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更加强化已有的所有权优势。并购投资获取被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目前越来越为现代企业所看重,因为通过目标国家或地区的资源配置,可以拥有研发能力、品牌资产、销售通路,甚至规模经济等方面的优势。
对内部化特定优势(Internaliz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的探讨,主要是企业据所有权特定优势,通过内部资产和产品流动节约或消除交易成本而获益。并购投资包括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在横向的并购投资进入模式下,研发能力、形象声誉等实现内部化,在避免外部市场不确定性的同时,可以大大减少交易费用,巩固市场地位。典型的案例有“可口可乐”为巩固其在软饮料市场主动地位,采取全球收购果汁、饮料水和其它非碳酸饮料生产企业的策略。而纵向的并购投资进入模式可以使供应链、渠道、中间产品等内部化,降低风险,减少“搭便车”投机,实现利润最大化。
从区位特定优势(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来看,并购投资企业必须利用和适应目标市场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由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产生,如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另一方面由政治经济制度带来,如政策法规、基础设施等。并购投资进入可以获取市场资源、绕开贸易壁垒、争取政策优惠、递增规模效应。不过由于区位特定优势非企业可以控制的,它是目标市场的客观存在,企业不宜轻易试图改造。
综上,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是并购投资模式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提和基础,而区位特定优势为进入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无穷动力,三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并购投资模式的特性和价值特征。但是该模式的适应性存在着缺陷与不足,首先,会有一定的搜寻、评估被并企业的成本和风险;其次处理和整合被并企业既有关系成为发展的关键;再次,政策风险会影响并购进程;最后,需要一定的并购经验和专业机构的支持。
三、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购投资案例分析
(一)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国际化战略
1. 公司介绍。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汽车”,前身是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其83.83%的股份为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持有,目前为国内领先的乘用车制造商、最大的微型车制造商和销量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居中国汽车大集团之首。公司下属企业包括上海大众、上海通用等在内的数家整车企业,上汽变速器、联合汽车电子等与整车开发紧密相关的零部件企业,以及上汽财务公司等汽车金融企业①。
2. 国际化战略。“上海汽车”是第一个走向海外进行国际化经营的中国汽车企业,以建设国际汽车大集团作为战略目标,“上海汽车”于1999年提出全球化经营的宗旨,目前已经在美国、欧洲、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设有海外公司,拥有韩国通用大宇10%的股份,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持股51.33%对其进行直接管理,曾经是“上海汽车”“走出去”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壮举。
(二)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案例概况
“上海汽车”于2004年出资5亿美元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以下简称“双龙汽车”),首开中国汽车业海外并购同行业企业的先河。该公司把这次并购作为国际化的一个长期战略,旨在通过发挥双方产品设计、零部件采购和营销网络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帮助“双龙汽车”拓展业务,提升“双龙汽车”的整体竞争力,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
“双龙汽车”成为上海汽车控股子公司后,2006年主营业务首次实现盈利,2007年整体实现全面扭亏为盈,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下,2008年“双龙汽车”受到严重影响,“上海汽车”2008年年报显示:公司持股51.33%的“双龙汽车”已进入回生程序,计提对“双龙汽车”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准备约30.76亿元。早前,2009年2月韩国首尔中央法院批准接受“双龙汽车”回生申请,这标志着“上海汽车”正式退出“双龙汽车”的经营管理。这场曾经的“韩国公司中国化”圆满联姻以“双龙汽车”业务剥离而告结束。
(三)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购投资进入模式分析
国际汽车市场发展迅速,加入WTO以后,中国逐步向世界汽车销售大国和全球汽车制造中心发展,中国的汽车产业也在积极地寻找国际化经营道路。在全球化经营思想的指导下,“上海汽车”积极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寻求国际市场合作伙伴。韩国汽车产业结构调整时期的到来,为“上海汽车”提供了一个契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各汽车企业销量大减,几年时间里纷纷被国内外企业并购,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并购大宇汽车公司。2004年韩国双龙汽车公司也难以独撑企业大旗,濒临破产清算,高负债下债权团以投标形式向海外出售股权,最终与“上海汽车”达成合作。
1. 利用自身资金和市场优势,获取技术和研发优势。2004年,上汽集团在几年销售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以2003年销售收入972.9亿元人民币(约合117.546亿美元),进入世界500强,成为国内首家进入世界500强的汽车企业。但是尽管上汽集团在国内市场份额大,其产品却没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韩国双龙汽车公司拥有韩国第四大汽车制造企业的地位,技术转让掌握“奔驰”发动机技术。“上海汽车”通过并购实现控股,可以迅速获得技术和研发方面的竞争力,实现自主品牌汽车生产。
2. 整合和内化资源,实施双品牌战略。当时,“上海汽车”是国内三大汽车集团中唯一全部生产乘用车的汽车制造企业,而“双龙汽车”主要生产销售越野车和高档房车。这种横向的并购,可以联合开发,延长产品线,利用彼此的知名度和销售网络。2006年,“双龙汽车”在中国市场上陆续推出系列SUV车型(即运动型多用途车),采用双龙公司研制的具有先进技术、动力强劲的柴油发动机,不走汽油发动机路线,借“上海汽车”品牌稳步实现本土化,也弥补了“上海汽车”车型短板。另外,韩国又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度,比较排斥外来产品,消费偏向本国品牌,喜欢用国货。若“上海汽车”成功利用“双龙汽车”在韩国的市场地位,借道出海,淡化外来色彩,就可以创造需求,提升价值。
事实上,以上两个方面,正是“上海汽车”并购韩国“双龙汽车”过程中所有权特定优势和内部化特定优势的表现,但是,并购后发展情况的不理想,证实了“上海汽车”开拓之举不完全具备区位特定优势,主要是因为单纯追求战略性资产,缺乏对并购企业运行环境和障碍的评估。韩国“双龙汽车”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成熟的海外销售网络,成为“上海汽车”并购进入韩国市场的主要原因,对并购企业运行环境和经营障碍的评估不足又致使追求战略性资产的目标不能长远。关键的环境和障碍因素主要是对抗型的劳动关系、高涨的民族情绪和不容忽视的文化距离。(1)对抗型的劳动关系。韩国将劳动问题作为外资进入劳务管理中的核心问题,对抗型的劳动关系使韩国工会在协调企业与员工利益中发挥着非常有力的作用。劳资关系出现不和谐时,工会代表全体员工意志出面协商,在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常常采取罢工、抗议等过激手段。首先,韩国方面对“上海汽车”是否以技术转移减少生产从而影响就业存有很大顾虑。其次,市场和销量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很大程度受工会的支配使企业不能自主决定薪酬计划和员工招聘计划。面对强势的工会运动,“上海汽车”与“双龙汽车”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成本加大,矛盾的不断演变会造成巨大的罢工生产损失。(2)高涨的民族情绪。上海汽车进入韩国,成为“双龙汽车”第一大股东,首先给韩国公众在心理定势上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此外,民族主义精神高涨使韩方质疑技术转移和不信任外资。不仅“上海汽车”获取战略性资产的目标没有得到保障,反而残酷的事实让“上海汽车”遭受近4年的工会斗争、技术窃取控诉以及韩国银行业拒绝借贷。(3)不容忽视的文化距离。不同文化的差异一直是跨国并购投资的一大障碍,管理模式的不同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营。在解决工会与民族情绪问题上,“上海汽车”在并购之初采取的做法是进入管理层、启动“双龙汽车”百日整合计划,之后则在长时期内面对强势工会,处于被动局面。
四、并购投资进入模式问题及改进
“上海汽车”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事件,是中国制造行业跨国并购的又一深刻案例,为中国走国际化经营路线的企业提供了关于如何成功进入国际市场的丰富经验。2002年中国企业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对外投资仅为2亿美元,2003年达到8.34亿美元,2006年为47.4亿美元,2008年突破200亿美元,同时可以看到并购投资占当年对外投资的比重在逐年上升②。并购投资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形式,尤其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企业海外并购倾向加剧。
(一)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投资特点和问题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特点是:(1)并购规模上不断扩大;(2)并购主体主要集中于大型国有企业,不过民营企业并购也逐渐活跃并产生影响;(3)并购对象布局分散,高负债的品牌大企业或经营不善的中小企业往往成为首选;(4)并购领域以商贸、能源、制造业、服务等比例较大;(5)并购动机主要是基于技术资源、品牌优势、规模扩张等等。
中国作为新兴的经济实体,跨国经营经验缺乏,跨国并购参与国际分工机遇与挑战并存。结合上海汽车并购案例,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在进行并购投资时伴随的问题有:(1)市场调研不够深入,对市场进入风险的认知水平不够;(2)缺少长远规划,决策呈现短期化;(3)跨国经营管理人力资源储备不足;(4)文化整合和沟通意识不强;(5)不能有效地利用多种渠道处理劳资关系。
(二)改进策略
1. 明确企业在选择并购投资时的优势和目标。并购投资起点高,可以以较少的资金进入国际市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及战略目标的趋同,有助于加强对被并购企业的控制力。只有完全具备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才能选择并购投资进入模式。
2. 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的环境。目标市场的文化、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影响深远,特别是当前形势下,必须慎重考虑劳动力成本转嫁问题和文化整合问题,减少信息不对称风险。“上海汽车”并购“双龙汽车”一案中,经营管理问题和劳资纠纷主要是源于文化的差异。
3. 积极进行并购后的整合。并购投资进入模式不能仅仅局限于选择阶段的考虑,对并购后企业间的整合和协调必须有充分的预期,为此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进行中长期战略规划。
注释:
①来源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②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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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Juan, Wang Chunxiu
(School of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