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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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文明范文

一、当代前辈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

关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当代许多前辈学者，已经留下了不泯的业绩，如徐旭生先生，原名炳昶，有《一九五九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裴文中先生，字明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一书中，指出：“在我国历史的传说中有一个夏代，是殷商以前的时代，也许就是由龙山文化过渡到殷代文化的时代，我们可以暂时就把这个时代的文化假定为夏代文化。”梁思永先生在其所著《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中，有“小屯龙山与仰韶”、“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两篇论文，论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联系，是讨论从原始制公社到奴隶制社会的一把钥匙。郭宝钧先生字子衡，则有《中国青铜时代》专著，指出：“从文字方面看，殷代有颇进步的甲骨文字，已超过象形阶段，发展到会意组织阶段，跨入形声阶段的边缘，它是后代汉字之祖，为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畛域人标志”。夏鼐先生更有《中国文明的起源》专著，指出：中国文明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已具有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渡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所以有人称它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外国学者誉之为稀见的学识渊博。苏秉琦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大著中，明确指出：“上面已谈到了夏王朝的建立，但夏文明并不是一花独放的，大家知道，夏王朝时期，执玉帛者万国。”陈梦家先生，笔名陈漫哉，新月派诗人，著有《殷墟卜辞综述》、《殷代铜器》、《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等多书，毕生从事甲骨文、殷墟铜器、古史年代等多方面研究，学勋卓著，影响深远。

而在今天赵芝荃先生、郑光先生之於偃师二里头，郑振香先生、陈志达先生、刘一曼先生之於安阳殷墟，都在进行发掘或深入研究，均提高了夏商的学术研究水平。

二、我对文明起源的研究过程

对於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因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大国之一，因此她的文明起源的形式和特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对於这个问题，我曾多年作过探索，首先研究了中国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① ；继而研究了中国的国家起源② ；更研究了夏王朝③④、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中国文明可以区分为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⑤。不是泛泛地只谈王国文明。在这样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以下看法。

三、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准（或标志），到底什么是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是有标志的，也就是说是有尺度的。那么在中国悠久历史的长河中，什么历史现象出现了，才算得文明出现了呢？按照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国家的出现，并且也只有国家的出现，才算作文明出现⑥。有了文字出现还不行，海南岛的黎族，台湾的高山族，都有了文字画，但是两族都没有达到建立国家的阶段，所以有文字图画也不能算作文明出现，因为两族并没有建立国家。

四、我对于文明起源的分析

1、中国文明起源在青铜时代经历了一定阶段。

中国仰韶时期，应已经出现金属，到龙山文化时期，山东杨家圈发现铜炼渣，三里河出现铜锥，在龙山文化之后的二里头文化，发现了铸铜遗址，当然是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一定阶段的迹象。

2、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

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二里头文化为粟作经济，已有六畜，《尚书·皋陶谟》：“濬畎浍距川”，“畎浍”历来以井田界标作解。

3、中国文明起源与阶级关系

私有制的出现，大汶口文化已露端倪，47号大木椁墓，出土50多件精美陶器、玉臂环与猪头骨，而62号小墓连陶器都不见，这样财富不均的情况，亦即私有制出现的标志。中国阶级的出现，是在龙山文化时期，邯郸涧沟房基内的四具人头骨，均有砍伤痕迹。

4、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的出现

阶级出现三、四百年以后，二里头出现了宫殿址，证明已经有了国家的最高统治阶级——王者，这种国家的出现，即文明出现的标志。

夏为三代之首，有王都，即夏邑，有宫殿，启“大飨诸侯于钧台”。有神庙，《尚书》作夏社。有军队，《史记、吴太伯世家》：有众一旅，旅是军队，一旅由五百人组成。

5、中国文明起源与文字

半坡陶器口缘上已见刻符，二里头大口尊上已见近似文字的结构，为汉字的祖型，商代已有甲骨文。文字不仅是夏王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同样它也提供了蜀方国文明和越方国文明。

6、中国文明形成的渊源

文明起源的前夜迹象，大汶口文化中的墨绿玉铲、鸡骨白玉臂环、陵阳河的玉壁、两城镇的玉坑和后来发现的饕餮纹玉锛等都是。

7、中国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

当中原豫西伊、洛、河、济之间，出现了三代之首夏文明的时候，西北面甘肃仍见半山类型的彩陶，东北部内蒙古石棚山墓葬也有黑彩陶壶，南方良渚文化更见黑衣陶簋，都没有达到夏王朝的水平，显示了不平衡性。根据以上对文明出现的一些认识，可以进一步探索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而书经协和万邦，是昭示王国文明、方国文明的最好启迪。

五、王国文明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西南9公里二里头村南，南面伊河，北邻洛河，面积东西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国语·周诰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证明夏居伊洛，而商居河。《史记·正义》：“吴起对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这个洛阳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正是夏人肇兴之地，也是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人建邦立国之区，因而也是中国、中华民族进入国家阶段，冉冉升起的文明曙光之区。

夏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当时的生产力，虽然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尚乏青铜器的记录，但是在二里头一期文化之前的登封王城岗四期H617窖穴，已经出土一件重35克、高6.5厘米的青铜容器残片。二里头三期的铜工具，有铜锛、铜凿、铜锥、铜刀、铜鱼钩。属于兵器的有铜戈、铜戚、铜族，已有长兵和短兵。属于饰物的圆形铜泡、圆形铜器、镶嵌缘松石铜器。属于礼器有铜爵，属于乐器的有铜铃。《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墨子·耕柱》：夏后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之于昆吾。这些文献都说明夏已炼铜铸鼎了。

二里头这个统辖夏王朝王畿千里的大都邑，是夏王朝第一个首邑即首都，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中部发现了一号大宫殿址，在正方形夯土台基上，筑成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的宫殿址，台基中部偏北有一座东西长30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一圈柱洞或柱础石的主殿，应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双开门的大殿址，主殿70米有宫门。所以它是由主殿、庭院、廊庑、宫门组成的伟壮宫殿。一号宫殿北150米处有二号大宫殿址，在二里头像这样的大片夯土台基还有四十多座。当时必定是殿堂相连，坡顶栉比，宫室之伟壮，正是我们祖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邑夏王都。

总之，在二里头出现了夏邑这个大都邑，出现了商人，出现了军旅，出现汉字原始结构的文字符号，标志着从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进入了奴隶制国家⑦

。这种奴隶制国家，也正是文明出现的标志，也就是出现王国文明的标准。

六、方国文明

方国为王畿以外之余国，夏朝商朝均有方国。《竹书纪年》相时，于夷来宾，少康时，方夷来宾，芬时，九夷来御，发时，诸夷宾于王门，而贡金九牧中的九牧，当为诸夷较大部落的首领，如有易氏，有鬲氏，有扈氏，均应为方国。商代也有许多方国，即方伯，武丁时有方、土方、邛方、鬼方、亘方、羌方、龙方、御方、黎方、祭方、周、缶、犬、郭、旨、沚、雀，乙辛时有人方、盂方，这些方国的国家出现，即方国文明的出现。

蜀这个方国，也见于《殷墟书契乙编》5280卜辞，贞，蜀不其受年，即为例证。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是研究蜀方国文明的对象，三星堆已经发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跪坐人像、爬龙柱形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高2.62米的青铜人立像，其中冠高10厘米，立像高1.72米，座高80厘米，头戴瓣状冠，即资诸世界，恐怕也罕有其匹，但显示了蜀人的特征，而在中国青铜文化中也独树一帜。三星堆铸造的令人醒目的大量青铜器，也正是蜀这个方国进入青铜文明的标志。而三星堆在六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防御土埂，南墙1800米，东墙1000米，西墙600米，北墙为鸭子河冲毁，周围约十里，也正是蜀这个方国都邑的实态⑧。

七、结语

以上夏、商出现的王国文明，蜀出现的方国文明，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出现的文明。但是也有以畜牧经济为基础出现的文明，如匈奴。有单于，匈奴称为撑犂孤涂，匈奴语意称天为撑犂，称子为孤涂，即天子之。唯独渔猎经济不能产生文明。总之，文明的出现，既然是一些生产较发达的大的部族，从野蛮高级阶段进入文明阶段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那就带有广泛性，但又不是所有部族都经历的过程，那就带有特殊性。方国文明赖王国文明以促进，王国文明赖方国文明而璀璨。这应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⑨。 注释

①佟柱臣：《从考古材料试探我国的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考古》 1975年4期。返回

②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探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文物》 1975年6期。返回

③佟柱臣、王泽庆：《夏王朝——その传承と文化财》，《人民中国》 1978年7期。返回

④佟柱臣：《夏代和夏文化问题》，《河南文博通讯》 1979年2期。返回

⑤佟柱臣：《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考古》 1991年11期。返回

⑥佟柱臣：《学习《起源》促进史前考古学的科学研究——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笔谈会》，《史前研究》 1984年4期。返回

⑦佟柱臣：《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代金属器代替石骨蚌器的过程》，《中原文物》 1983年2期。返回

第2篇：中国文明范文

但是，来这里几次小住之后，心底慢慢地开始对这个非洲国家产生了好感。

虽然肯尼亚的治安在非洲国家里已经算是相当良好的，但与国内相比情况却相差甚巨。在内罗毕，我不能像在国内一样拉着孩子们的手在大街小巷穿行，但是，在内罗毕的大型商厦里，我却可以悠闲地坐在大堂的咖啡厅里喝咖啡，任孩子们在身边时隐时现。即使孩子们不在我的视线之内，我也并不担心。在国内，我可没有这样大胆过。

这里的几个大型的商厦，都配有腰插警棍脚蹬长靴全副武装的保安，偶尔也会有身穿迷彩手持长枪的军人穿行，人们也司空见惯。商厦门口会有专人验包，检过后才会放行。

肯尼亚人有虔诚的，这里70％以上的人信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内心的自省和自律，加上肯尼亚国内不受限制的生育政策，最大范围地阻止了拐卖儿童这类的事情发生。我问过当地人关于“kids trafficking(拐卖儿童)”的事情，当地人睁大了眼睛摇头说，不会不会，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

在我经常去的有限的几个餐厅、咖啡厅、商厦、超市里，人们之间彬彬有礼，即使不认识的人有时也会用眼神示意问好。就餐或者喝咖啡的场所，听不见人们之间大声喧哗。人和人之间不会动辄为着鸡毛蒜皮的事情互不相让吵架不休，我从没有在任何一个场所看见有人吵架。

非洲人在公共场所的卫生习惯却非常好。这里的人们没有随地吐痰的习惯，我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看见过痰渍。同是卫生间，也没有国内卫生间的臊臭味。卫生间里看不到马桶里未被冲掉的污秽，坐便器上也不会有尿迹。洗手台上几乎见不到水渍，这里的人们洗完手后会把洗手盆边溅出的水渍擦干，似乎已成了一种习惯。

在肯尼亚买东西，吃起来很放心。有几次，我带着孩子们由当地人陪着到附近的小市场上买菜，和小贩们闲聊起来，问他们用不用化肥农药什么的，他们说，化肥，那太贵，既费钱，长出来的菜还不好吃，所以当地人几乎不用。

这里超市里供应塑料袋，很结实很厚的那种。结账的通道很多，每个通道都有很多人排队，每个通道都有一个收银员，还配有一个负责将打过价签的物品装进塑料袋的工作人员，他会将各类物品归类分装进塑料袋，方便快捷地服务顾客。塑料袋的使用不收费，也没有数量限制。仔细看，塑料袋上都标了很细致的说明，有提示你保护环境不要随便丢弃塑料袋的图标和文字，还有不要让幼儿错误使用塑料袋以免引起窒息等信息提示，每个塑料袋甚至还有一串尺寸、厚度、穿孔情况等生产规格的说明，简直让我大跌眼镜。

在内罗毕期间，我很少看见狗。这里好像很少有人家养狗，我们园区里近百户人家没有任何人家养狗。所以，平日里，在街上或者整个公寓楼的院落里，看不见任何狗粪，孩子们在草地上追逐蝴蝶小鸟翻滚玩耍时我就很是放心。

这里的出租车，非常干净。司机很有礼貌，也不会对车程挑肥拣瘦。司机一般都会下车给客人开门，后备箱里也空无一物。到地点后司机一般会主动下车帮客人从后备箱里提重物，送到家门口或电梯前。至于车里，更不会有烟味。

这几次来，还带着孩子们去了离家不远的当地大学附属医院看了两次急诊，就诊过程和就诊情况让我很是感慨：我印象中无比落后的非洲国家肯尼亚，先不说医疗条件多么先进，单是医院安静有序的就医氛围、医护人员的耐心细致、检验数据传输的电子化程度、诊室就诊时的私密程度、就诊结束时大夫开具的有的放矢的小药方，甚至其中一次就医根本没有给开药的情景，都让我不得不对肯尼亚医院刮目相看。肯尼亚的药品相对国内贵很多，大部分都从英美进口，没有出现过假药的报道。

当然，肯尼亚这个非洲国家还有很多的问题，政府腐败问题、治安问题、交通拥堵问题、部落教派之间的利益和信仰争斗问题等等，都是肯尼亚政府亟待解决的。可为什么，我从经济腾飞得不得不让世界仰视的中国，来到了这样穷的一个非洲国家里生活，心内却没有在国内生活时对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元素的担忧或戚戚呢?

去肯尼亚旅游要注意啥?

肯尼亚人忌讳谈论肤色，说话时不可冒犯国旗和总统。

在非洲国家拍照多有禁忌，拍摄当地民众或重要建筑物时应征得当事人允许，还应注意用餐礼仪、公共场所禁烟习惯、防止自助餐浪费等。

第3篇：中国文明范文

1．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模式问题

上世纪9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演进模式一系列理论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演进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王权的确立，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及西拉木伦河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内涵是氏族组织已经松散、劳动与社会分工在家族之间展开、聚落已出现分化、祀与戎发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着社会的神权与王权，既不是奴隶制，也不是西周那样的封建制。第二阶段便是龙山时代，他对龙山时代的界定是与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黄淮平原的龙山文化起始年代相当，内涵是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所有与其同时的考古学文化．尧舜时代或为龙山时代，或为龙山时代的部分时期．但尧舜传说主要同夏王朝有关，故尧舜传说非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传说，而只是同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前身的那部分属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相关的传说。第三、四阶段为夏、商和西周，可称王国时期。虽有奴隶但并非奴隶制社会。此时期社会的基本内涵是父权家族、贵族、平民、农村公社、神权、王权、宗法制、礼制和分封制。第五个阶段从秦汉王朝开始。中国古代文明进入了以对地方实行郡县管理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时期。

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既不是一元的，也不是简单多元的，而是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起源是指文明因素的起源。文明形成则是指文明的因素发展到足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产生。夏、商、周三代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和发展谱系．并不同源。但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进程与途径、环境因素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中的作用等课题还有待解决。

有的学者基本上接受了关于“酋邦”的理论，并用它来解释中国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演进，认为尧、舜、禹时期“属于酋邦性质的部落联合体不但久已出现，其内部的运行机制已经相对稳定”。而且从唐尧到虞舜再到夏禹的领导权交接，都不应看作是个人之间的权力转移，而应视作是部族地位变更的反映，因此，过去那种竭力拔高由“禅让”到“家天下”的意义，将其视为我国前国家时代与国家时代的分野的评价，也值得重新审视。同时，世袭制并非夏禹以后才有，故而尧、舜、禹之间的斗争并不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是新的王权和旧的氏族制度的斗争，故以部落联合体的最高首领是否世袭来作为判断我国上古社会由前国家时期进入国家时期的分野，并不恰当。首领世袭制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正确判定前国家时期与国家时期分野的标志。因此，把尧舜时代看作是酋邦社会的末期，是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形态过渡的阶段，而且直到有穷氏夺取有夏氏政权以后，尧、舜、禹时代那种旧有的部落联合体最高领导权力以相对和平方式交接的机制完全被破坏，残存的部落联合体躯壳已彻底失去作用，中国上古社会开始进入以强大邦国间的武力争雄为特征的早期国家时代。据此，不能以夏初作为早期国家时期的开始，而应把我国前国家时代与国家时代的分野定在太康失国以后，以部落联合体政治功能是否完全丧失作为判断两者分野的依据。

2。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一)“满天星斗说”，即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二)“两大集团说”，即前者以半坡文化为代表，属高原山岭型，后者以青莲岗系统文化为代表，属川泽湖泊型；(三)“接触地带说”，即主张以阴山、秦岭、南岭三条山脉为标志划分出几个接触地带，找出各种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四)“大小中心说”，仍然坚持黄河文化是一个大的文化中心，在这一大的中心之外也存在若干个小的中心；(五)“辽河流域文化中心说”，理由是赤峰的红山文化并非受黄河仰韶文化的影响才形成的，它有自己明显的独立特征，远古文化北方狩猎民族文化的特点更加突出，远古时期并非落后于中原文化。转贴于

近年有的学者提出了“文明起源三段论”的理论。即据摩尔根的“野蛮时代三段论”，特别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论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论”，包括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关于物质前提奠基期，认为“农业起源一一新石器起源一一陶器起源”这三大创新分别实现了产业创新、工具创新、日常生活用具创新。从而为文明起源奠定了三大物质技术基石。

有的学者通过中国与西亚的两河文明的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的两河文明具有鲜明的不同特征，即黄河文明是连续不断的文明，长江文明是断而再续的文明；在不同的文化圈内，其文明要素也显示出不同的特征。由此，形成了中国古文明多源并起、相互促进的态势。

有的学者则对城市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提出见解，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不是商业发展的产物，不是市场中心，严格说来是“城”而非“市”。“城”是具有鲜明防御功能的新星聚落形态，城的出现是英雄时代掠夺战争的产物，但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形成。也有学者通过对牛河梁遗址的重新审视指出，牛河梁遗址至少存在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既不能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来概括全体遗存，更不能用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来代替红山文化的本身，故其中的“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考古发现，并不代表“文明的曙光”或“原始文明”的开端。因此，不同意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式的多元论。

有的学者认为，在运用聚落研究文明起源时一方面要找到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文明起源重点地区的中心聚落(包括都城)，但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周围聚落及聚落群之间关系的研究，即要回答当时文明演进的程度和社会结构，单纯聚落的规模并不能说明问题，还要展开微观聚落研究，尤其是城址布局和功能的研究，没有该起源研究便难以深入；特别是聚落和聚落群规模的差别，并非进入文明社会才有，史前也是存在的，但那主要是自然环境或人口增长造成的，而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聚落和聚落群规模的差别才反映了社会结构上的变化。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时间，以往学者大多把文明的源头上溯定在公元前2000年的夏代，即“上下五千年”之说；现也有学者根据20世纪后期中国考古发现的成果，将其上推到一万年之前，即分为“上下两个五千年”，上五千年是文明的起源过程，下五千年是文明的发展过程。

3．“古国”问题

“古国”概念是由苏秉琦先生首先提出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古国”理论成为近年来在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一种很有影响的解释性框架。

有的学者认为，“古国”作为指称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制度的概念应有其深意，即对那些高于典型氏族制度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关注，特别是苏老后来对“古国”概念的重新界定，更是“对长期以来人们所熟悉的对于中国国家形成和早期国家进程解释的基本框架的重大改变”。但是应当指出，“古国”理论在考古学证据的认定上存在明显缺陷．那就是“在作为古国理论基础的有关考古工作中并没有发现对于国家制度存在能够自明的证据”，而这一缺陷是与“古国”理论在内容上的特征直接相关，即“‘古国’理论不包含关于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概念，从而放弃了对国家形成前夕可能存在的接近于国家的社会一一政治形式的探讨”。特别是由“古国”理论所导致的国家起源与文明进程的多元格局也与古代文献总体内容的“内核”相冲突。

有的学者强调要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形态，特别是三代社会性质问题，故不赞成学术界关于“古国”、“王国”、“帝国”提法。三代既不是奴隶社会，也同样不是封建的，认为“要把三代各种族组织中的贵族与平民的关系解释成封建主与农奴的关系，就面临着诸多理论与史实上的困难”，而已故史家霄海宗先生的“部民社会”的提法可用来概括当时最普遍的人群结构的性质。

第4篇：中国文明范文

强国主义民族学

国人一度怀抱造就一个强大“民族”的愿望，在理想上，有些人倾向于想象一个“纯粹的华夏共同体”的存在，认为这才符合近代欧洲（以至日本）政体模式。而现实上，如他们所知，“纯粹的华夏共同体”因有排他性，故无法联合更广泛的“民族”来实现“强国”理想。先生于1988年总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意象（《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51页），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深入人心。这个意义上的“团结”，观念上的雄心是巨大的，它主张一方面要有“一体格局”之下的“多元民族”各自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又视这类“团结”为有限的，主张追求一种“一体格局”下的“一体感”。也就是说，19世纪末以后，国人主张的“民族团结”，决非简单的欧洲式“民族主义”，而是双重的。按欧洲近代“民族”概念的定义，它可谓既是“民族内部的团结”，又是“民族之间的团结”。

“多元一体”共识表达的主要是“强国”的愿望，因而，其自身不免有内在紧张，也易于导致争论。后来极少人坚持主张营造一个“纯粹的华夏共同体”，但对于“民族”，人们却还是莫衷一是。那些认为“强国”是一切的前辈，多数倾向于以论证“中国民族”的历史根基为己任，而那些也主张“强国”，却认定社会性而非支配性是“团结”的前提的人，则多数倾向于主张在“一体”之下保留区域与“民族”的“多元”。后者通常对于欧式“民族”理论有反思，他们认识到的中国政治文化特征，几乎可用“政治一体，文化多元”一词概括。他们相信，生拉硬扯地将这样一个政体套入欧式“民族”观念中，是食洋不化的表现。而前者的论述，通常却又不是像后者所指责的那样“洋泾帮”，充满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激情。在其具体的历史描述与分析中，四处可见远比后者翔实精到的族、族系、族间关系考据。然而，前者一到讨论作为政治问题的“民族问题”时，的确时常倾向于往反方向走――此间，“民族”一词依旧等同于一个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

吴文藻先生在其1926年写的“民族与国家”一文中，一语道破民族主义的两种形态之实质：“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有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世倡民族自决之说，即主张一民族造成一国家者。此就弱小民族而言。与此相反者，则认民族自决，行至极端，有违国家统一之原理，及民族合作之精神，故反对任其趋于极端，而主张保存多民族国家。”（该文刊于《留美学生季报》，1926年，第11卷，第3号）

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两种说法，在清末民初都存在过。一个世纪过去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却未与清末民初的叙述形成实质区分（请注意，我并不一定认为，根本区分是必要的）。

不同于清末民初的是，过去30年，“民族问题”并不为“一般思想界”所关注，随着所谓的“学科建设”，“民族问题研究”成为一个专业。“民族问题研究”，不像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实实在在”的“问题研究”。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人，关注的问题是当前的，但说的话是以往的――复制过去设置的话语格式似为其学术使命。20世纪50年代，为了在“民族”意义上再造中国，国人把以“强国”为目的的“民族问题研究”提到日程上来，因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先是对境内“民族”进行识别，承认“民族”的多元，接着又采用进化主义的观念体系，为多元的“民族”设计出一个一体的物质和精神进步史纲要，要求社会形态不同的“民族”采纳同一时间表安排自己的集体生活，使自身跨越式地融合于一个进步中的国家。

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联老大哥”的指导，但却时代性地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团结强国”的意象。

强国主义民族学的新面相

如果可以说“团结”和“进步”是“民族问题研究”中的关键词，那么，也就可以说，这个专业领域可谓是近代中国形成的“强国主义民族学”的制度化表达。可是，也就是在这个关怀普遍一致的专业领域中，时下出现了激烈争议。相对有些历史基础的美式“族性社会学”（sociology of ethnicity）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反思研究，给这个领域带来巨大挑战。前者告诉国人，“民族”不过是身份认同，除此之外，一旦牵涉到利益问题，那最好还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法加以解决；后者告诉我们，“民族”这个概念，严格说来，应等同于有别于帝国的“现代国家”，特别是有别于内部层层区分的文明式“差序格局”。而应是个体化公民与整体化国家之间的经济、法律、道义“平衡交换”体系。年轻一些的学者，受到“国际前沿理论”的指引，倾向于接受新态度：淡化“民族问题”，强化个体化公民―整体化国家模式。

时下国内“民族问题研究”者的关注点从对“团结”与“进步”的共同关怀转向了对于中国到底是不是该改变方略，在“民族问题”的处理上全盘接受公民国家模式的争论。争论并未导致这个专业领域分化为两个“学派”――毕竟持公民国家主张的学者仍是少数，但却使人感到有必要澄清争论双方的观点差异。

有人将争论双方观点差异的形成推给20世纪50年代历史的一个局部，说双方之所以有矛盾，是因为一方主张取消“民族问题研究”专业领域中的“苏联因素”，另一方主张保留它们。这个“分派法”本不符合历史的事实――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族学还是有自身特色的（这些特色兴许甚至曾弄得前苏联在华民族学专家时常感到无能为力）。争论双方的区别恐怕主要是：那些坚持认为不应放弃处理“民族问题”的老方略的学者主张在中国的国家之下保留地区、民族这类“集体性的中间层”。而另一方则主张消除这些中间层次，使中国成为一个内在无区分的中国。前者既然主张保存“中间层”（此处“中间层”所指，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的“社团”，而是权威实体内涵的制度），也便十分重视保留以至光大承担着维持这个层次生命力之使命的政府机构、高等院校及其地方分设机构。后者认定，这些众多的机构，不仅不利于真正意义上的“团结”（这个意义上的“团结”，就是“一体”），而且不利于建设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对他们而言，甚至“民族问题研究”这个专业领域都是有问题的，也是服务于“中间层”之维系的机构。

利益考虑是争论双方观点差异形成的缘由之一，但不是主要的。这个争论并不构成“转变”，这是因为二者之间还是有两方面的重要共同点：其一，二者都仍旧是“强国主义民族学”的分属：老派与新派，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强国方略；其二，二者的问题意识仍旧是多元为主还是一体为主这个19世纪末的老问题。也就是说，二者争执的关键点只有一个：“团结”应当指“民族之间的凝聚力”还是指“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而“民族”在概念上，也两相不同，一方承认其在国家之下的历史、现实、未来存在，另一方虽不否认其现实存在（他们主要将之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相联系），却对于其历史根基与未来走势持怀疑态度。

两种“强国主义民族学”都是在历史目的论的指导下展开的，二者都是以预先设定的、观念中的未来为基准，对历史加以干预的历史叙述。带着强烈目的论的历史叙述，如同观念形态那样，易于造成历史的扭曲，也如同观念形态那样，因自视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未能自觉到自身不过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是历史困境的某种表达。

从文明体向民族体的转变

在中国，如同在世界其他地区，“民族”之成为“问题”，有其历史。此处所谓的“历史”，乃指事件性的历史背后常存在的结构性的历史，这个结构性的历史，决定着“民族”的辨析不断涌现的规律。

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世纪集团2003年版）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为我们指出，“民族”、“族属”、“民族主义”这些观念产生于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丧失了对人的心灵如公理般的控制力之后”，唯有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代，“想象民族的可能性才终于出现”。（《想象的共同体》，第35页）

如安德森指出的，古代文明社会借助三个“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维持着某种“非民族”或“超民族”的共同意识，其中包括：（1）书写文化与宗教―经典神秘主义；（2）等级主义世界观及其中心边缘秩序体；（3）宿命主义的历史时间观。（同上，第35-36页）从一个角度看，可以认为，在古代中国，这三个“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具体表现为汉字中心主义的文化观，五服式内外上下区分的帝国宇宙论，及物我不分、古今贯通的时空观念形态。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形态，在帝制下表达为一种等级主义的天下观。这种“天下观”包含着某种权力关系，在具体历史中，不是永远被实现的，在“分合”不一的中国历史上，甚至出现过占一半以上时间的“分裂时期”。在这些时期内分治的王国，有与欧洲王国相当接近的特征，所不同的是，它们总是为“大一统”所替代。这表明，作为观念，“天下”有着强大的观念生命力。“天下观”之下涵盖着某种“世界体系”，“有教无类”表达了“天下”的世界认识。

“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在古代社会作为观念形态，构成某种确定性，但到了近代，则“在经济变迁、‘新发现’（科学的和社会的）以及日益迅捷的通讯方式的影响下，缓慢而不均匀地――首先在欧洲，然后延伸到其他地方――衰退下来”。（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36页）不同于“民族”概念的创始地欧洲，中国接受这个作为事实的“衰退”，花了更长时间，付出了更大代价。而时间和代价都无法挽回一个事实：“民族问题”的出现，正是“天下观”衰退的后果。

基于民族文化一体化观念设计出来的近代民族国家，没有一个不面对内部阶级、地区、部落、“民族”、宗教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中国更是如此。在战后的一些第三世界“新国家”（the new states）中，依据殖民时代划定的政治地理范围将不同的部落社会统合为国家者，面对的问题是部落的“原生纽带”与“新国家”之间的矛盾。（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格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354页）中国的“民族问题”，固然有与“原生纽带”相关的因素，但是，这个“问题”的大部分内容，与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古代中国不得已将自身转设为民族体的经历和困境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为了实现从文明体到民族体的转变，近代以来，中国学者便接受了“民族”概念。而作为由文明体变来的“民族”，我们对于“民族”向来没有提出过具有充分逻辑连贯性的定义。

以梁启超为例，他可谓是最早认定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是“新史学”的一切的人了，而在论及“中国历史学之主”时，他一方面强调，要研究作为整体的“中国民族”的“盛大”，另一方面，却又强调，要研究“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道”等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两个不同的“族”后来虽渐渐演变成为“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带着的还是梁启超的难题：在一个“民族”概念盛行的年代，文明体找不到一个形容自身的、具有时代性的词汇，不得已模糊地用意义不同的同一个词――“民族”。

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选择余地是那么有限，促成文明体向民族体转变的“方略”看来也只好在文明与民族这对概念中排列组合。一百多年来，关于中国的“民族问题”，至多出现过三种观点：

1. 主张保留文明的民族多元性及维持这个多元性的“中间层”；

2. 主张尽力消除这一多元性，建立一个个体的公民与整体的国家两相对应的“社会”；

3. 主张以民族国家为模式，设计政体，以文明体为参照，采用各种方法，宽容内部差异（特别是文化差异）。

第三种观点如此贴近中国民族生活的现实，以至于甚至可以说是这一现实的“合法性论证”，是一个“民族化”的文明体的现代宿命。如此说来，观点1的“守成式”文明主义诉求，及观点2中的“现代式”国族主义药方，便构成了现实复合性的两个方面。

在我看来，文明体向民族体的转变，是中国近代化观念的核心内涵。但正是这个核心内涵，在近30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遭到冷遇。在“民族问题研究”专业领域中，“民族”概念的各种变相（包括“族群”概念）无限自我复制，致使对于民族体的历史解释如此关键的文明体研究却被学者们丢进了历史垃圾箱。在一般的所谓“主流社会科学中”，学者们忙于搬用以民族体为基础研究单位的西式社会科学，来不及光顾不同于民族体的文明体之历史研究。而历史自身却表明，这个转变并没有终结，它的方向也并未确定，历史目的论者许诺的种种未来，依旧停留于其作为话语的存在。为了研究这个未完成、不确定的转变，需要重新展开历史的研究。为此，又不妨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之主”更换为：第一，说明中国文明形成演变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至今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天下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文明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间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文明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征，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

第5篇：中国文明范文

为深入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提高全校师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全力打造公平教育、和谐教育，提升城市品质，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文明新__建设，实现__城市文明新跨越，依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__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20__—20__年规划》和《__市教育系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20__—20__年规划》，特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文明单位”、“和谐校园”、“平安校园”等创建活动为载体，以提升教育质量效益为主题，以创建示范性中学校为目标，不断强化师德建设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全校师生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为__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总体目标

按照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的统一部署，对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结合__中学校实际，进一步巩固创建成果，完善创建机制，丰富创建内涵，拓展创建领域，促进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在巩固已取得的创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努力，确保到20__年9月__中学校的各项创建项目全部达到全国文明城市标准。

三、基本原则

1. 以人为本原则。牢固树立“创建为民、创建惠民”的工作理念，始终把满足群众的利益和需求作为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的出发点，把群众的评价和满意度作为检验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的根本标准，切实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不断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

2. 齐抓共管原则。把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纳入各处室、年级（班）的总体工作目标，实行处室、年级（班）主要负责人负总责，目标分解，责任到人，压力层层传递的工作机制。全员调动，充分发挥各自主观能动性，凝聚各方合力，形成既分工负责、各司其责，又广泛参与、协调一致、整体联动的工作格局。

3. 注重实效原则。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的总体部署以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的具体要求，科学合理的制定文明城市建设规划和具体落实措施，明确责任主体，落实责任体系，实行失责追究。

4. 彰显特色原则。创建中注重结合教育实际，积极加强师德师能双“百千万”工程建设，切实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建设；不断强化学校德育工作，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教育公平，努力改善人居环境、投资环境。

四、主要任务

（一）按照全市师德师能双“百千万”工程建设要求，切实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和素养建设

进一步在全校上下广泛深入开展师德师能建设，适应全市师德师能双“百千万”工程建设要求，不断提升师德师风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积极开展师德师能典型宣传教育活动，引导教师学习先进，追赶楷模，争当师德典型，师能标兵，在全校树立“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优秀教师形象。

（二）积极开展系列德育主题活动，全面树立以德为先的育人观

1. 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强化以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公民人格教育为重点的民族精神教育，将民族精神教育落实到学科课程教学中，落实到社会实践中，落实到日常行为中，形成科学、合理的民族精神教育教学序列。

2. 深入开展感恩·励志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社会、感恩国家，广泛开展“珍爱生命，关爱他人，献爱社会、热爱祖国”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进家庭当帮手，做一个会感恩的人；进学校勤读书，做一个会感激的学生；进社区勇实践，做一个会感念的公民”。

3. 大力加强行为规范养成教育。深入开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实践活动，以诚信教育和文明礼仪教育为主要内容，以公民道德和法制教育为重点，引导和激励学生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践行道德规范，增强道德意识，养成良好习惯，培养高尚品质，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积极开展文明礼仪教育活动，广泛宣传文明礼仪、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观赛等知识，提高学生的文明礼貌素质。

（三）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切实加强生命教育,建立健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更注重对青少年进行自我保护意识的教育，广泛开展减灾救灾、安全逃生、自我救护和及时正确报警的常识教育；建立健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100%由政府 为在校学生统一购置中小学生意外伤害校方责任险；大力加强生命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和热爱生命，培育健康人格；加强学生体验教育，建立内容序列化、形式多样化、组织规范化的生命教育活动体系。

（四）积极实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疏导教育工作，努力培养阳光向上的青年一代

本着适时、适度、适量的原则，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在学校课程设置中保证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的心理健康专项教育。积极发挥“阳光心苑”网络专栏的教育功能，适时邀请专家进校园开展心理疏导访谈活动。健(来源：文秘站 ）全完善学校心理访谈室，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进一步普及心理卫生常识，强化学生的认知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存在的诸如胆怯、焦虑、苦闷、自卑、自私、嫉妒、不合群等心理问题，减缓学生的心理压力，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促进学生“阳光·健康·和谐”全面发展。

（五）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作用，扎实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

各年级（班）将法制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做到计划、师资、课时、教材“四落实”，并按要求，开足、开齐、开好中学生《思想品德》课程，要把列入教学大纲的法律教材的学习与《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禁毒法》、《红十字会法》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学习有机结合，积极组织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模拟法庭和开展知识竞赛、黑板报、电脑报、手抄报评比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寓教于乐的活动，引导学生学法、懂法、守法，全面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法治观念、法律素质和公民意识。各年级（班）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有针对性地开展分层次的法制教育活动，主要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观念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和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意识。

（六）进一步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全面实施校务公开和收费公示制度

1. 积极推进依法办学。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教育方针，全面实施校务公开和收费公示制度，建立健全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严格执行教育收费政策。

2. 积极强化依法从教。鼓励学校教师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热爱教育、献身教育，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相互学习、团结协作；鼓励教师以先进为标杆，以模范为榜样，廉洁自律、廉洁从教，用高尚的人格影响学生，用渊博的知识引领学生，用高超的技艺吸引学生；要求教师坚决执行“八不准”规定，并按《__市中小学教师违反师德“八不准”规定处理暂行办法》着力查处教师体罚变相体罚学生、讽刺挖苦学生等师德失范行为，大力开展“加强师德修养、规范从教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3. 积极实施“阳光招生”。全面公开招生计划、收费标准、招生办法、录取过程、录取结果，规范招生行为。

五、保障措施

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任务重、要求高、责任大，涉及面广，必须加强领导，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真正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轨道。

1. 强化组织领导。建立以学校党总支书记施瑞霞、学校校长张天若为组长，学校副校长李甲文、吕彦、校长助理彭雪霞、校长助理薛义荣、艾克为副组长，相关处室、年级（班）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__新华中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校办公室和组织人事处相关人员参与组成，负责日常事务和协调组织。各处室、年级（班）要充分认识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对进一步增强__城市综合竞争力，提高市民素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文明新__建设，推进__城市文明新跨越的重要意义，要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加强领导，订好规划，切实抓好。

2. 强化制度保障。建立健全创建活动相关制度，不断完善《关于在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深入开展和谐校园创建活动的通知》，强化制度约束，保障创建规划的顺利实施。

第6篇：中国文明范文

一、作品名字的由来

从作品的名字不难看出，这组作品的灵感源自唐代作家刘禹锡的作品《陋室铭》。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学过刘禹锡的作品《陋室铭》，懂得了有德则馨的道理。后来知识渐渐丰富，尤其是学画之后，再读《陋室铭》便有了更深刻的感悟。“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型。”作者描述不但充满了对田园生活的热爱，而且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描绘我国文人士大夫精神家园的精美图卷。他们不追求宏大、严整、堂皇、浓丽的皇家气派，而追求娴静、小巧、自由、精致、淡雅、写意的小园景色。读到此处，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派“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的中式文人园林景色。于是我便有了创作一批以园林景色为题材的作品的设想。

二、园林艺术为创作提供素材

我国的园林（中式园林）分为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两大体系。皇家园林集中在北京一带，以宏大、严整、堂皇、浓丽著称。而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私家园林则以小巧、自由、精致、淡雅、写意见长。我的作品《陋室铭组画》即是取材于苏州园林。我国的造园艺术与中国的文学和绘画艺术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特别受到唐宋文人写意山水画的影响，是文人写意山水模仿的典范。园内庭台楼榭，游廊小径蜿蜒其间，内外空间相互渗透，得以流畅、流通、流动。透过格子窗，广阔的自然风光被浓缩成微型景观。题词铭记无处不在，为园林平添了浓郁的人文气息。涓涓清流脚下而过，倒映出园中的景物，虚实交错，把观赏者从可触摸的真实世界带入无限的梦幻空间。我感到这里有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园内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一幅精美的图画。

就技法来说，借景或把园外的美景，通过精心选择和剪裁，收纳到园林中来，这称为远借；或用一处景致映衬另一处景致，这称为互借。这样不仅极大地扩展了欣赏者的空间感受，而且符合这和中国画所提倡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方法。我的作品中出现了太湖石、芭蕉叶、院墙等东方园林景物特征，为了表现的需要，也出现了风筝、青花瓷瓶、窗格、功夫茶具等带有中国特色的元素。这时候，我还是感觉到画面缺少点生气，于是增添了一只黑色的鹩哥，增添了一些情趣。

三、茶道艺术为创作增添情趣

茶道又即茶文化，以茶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艺术。茶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茶文化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功夫茶是唐、宋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余韵。它运用小巧的茶具，喝茶时需细细品味。初尝清苦，细品则清香甘甜，品茶就像是在品味人生——经历过酸甜苦辣才懂得人生的真谛。于是我把功夫茶具移到了我的画中，意在表达对艺术，对生活的品味。

第7篇：中国文明范文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是的，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仅仅外表辉煌是不够的，精神层面、道德层面的富有才能让人记得住。赛缪尔・斯迈尔斯在《品格的力量》里谈到的：“一个国家是否伟大，并不取决于它疆域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它人民的品格。”“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文明、道德、品格的魅力无形、无声，却更有穿透力、影响力。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Theodre.W.schultz指出，今后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程度或资本存量的多寡。“特别是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的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我很赞同这种观点。是的，物质生产力的填海造田、盖房建城等轰轰烈烈的动作，能带来社会面貌的辉煌巨变，但物质发展效用有效，也“有限”，比如对于温室效应、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精神失衡、道德扭曲等，就呈现无力无助感，这就需要精神生产力来精心雕琢，用精神、文化、生态、文明和道德的力量，“提供思想意识、文化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人文特征与品格等的主动性能力”，来打磨掉内在的粗糙感，而让各种发展，更有温润的气息，更有温暖和优雅的颜色，更有出入相扶、守望相助的秩序感和文明风度。精神文明发展带来了更多快乐谐美，不正是精神生产力的具体体现吗？狂飙突进的现代化追求，需要物质辉煌，也需要仰望星空校准价值坐标。

物质文明让我们有血有肉，精神文明则让我们有情有爱;物质文明可以带来不知疲倦的体能力量，精神文明则能带来从容、微笑等健壮的心力;物质文明筑起了辉煌的社会物资大厦，精神文明则不断铸就爱心工程、心灵小绿洲，给社会和自我带来更多的舒畅。

当下的中国发展，越来越强调道德、文明等精神内涵建设：我们大力挖掘“好人365”、《感动中国人物》等等，我们隆重纪念和缅怀为国家和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英雄人物高尚的楷模，去年在南京隆重举行了首个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

文明规范，礼仪得体，公共形象，个人素养，彬彬有礼，举止有度，环境有序等要求，看起来有点苛刻，甚至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需要不断纠正不良习惯等等，当我们真正用心、用力去做了，达成了一定的文明浓度、公共温度，我们就能领略到文明催化的深层动机，它能改变外部和社会环境，更会让内在不断净化和升华，让“人”精神美化和诗意化，得到实实在在的落实，这才是最幸福、最有价植的社会发展成果。

第8篇：中国文明范文

但是，很严峻的现实让人们警醒：随着微机等科技手段进入生活，普及生活，人们，尤其年轻人对写汉字已经不重视了，逐渐疏于书写。很多学生更是没有良好的写字习惯，字迹潦草，“龙飞凤舞”，看清他们的字，已成难题。

字是人的第二张面孔，在生活中、人际交往中，字迹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人的名片。为这一点，为学生负责，我们也要重视学生的写字。因此，重视写字教学势在必行，也一定要放在重中之重。

在具体的写字教学过程中，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施我的教学，以期达到文字传授文化、传播文明的目的。

一、了解中国汉字字形的发展，进而了解中国历史，激发学生的爱国心和自豪感。

汉字形体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在秦代就有八种字体：大篆、小篆、篆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和隶书。汉代的书体也很多，有古文、奇字、篆书（小篆）、佐书、缪篆、鸟虫书等等。这说明从古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十分重视汉字的书写。在汉字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多种字形的出现，证明中国祖先对汉字的重视。在汉字的各种字形中，人们尤重楷书。楷书形体方正，行笔平直，被称为典型的中国字。我们从汉字字形的发展中可以看出，书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很多种汉字的产生、发展，都有很多复杂的历史背景，以及很多历久弥新的故事和传说。了解这历史可以培养学生对中国历史的自豪感，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进而培养他们的各种美德。

二、了解汉字的形体特点，培养学生的正确书写习惯，进而培养他们的良好的做人习惯。

有句歌词写道“最爱写的字是先生教的方块字，横平竖直堂堂正正做人也像它。”方方正正的汉字，多像堂堂正正的人。写好字，走好路，做好人，这一直是我的教育理念和追求，也努力将这一理念和追求付诸于教学之中。在书写练习中学生感受到的，不但是横平竖直，不但是间架结构的平衡和美观，还有很多做人的道理。唐代书法家柳公权说“身正则笔正”。写字和做人真的是相辅相成的。在让学生感受汉字美感的同时，也有一种精神的愉悦，从而培养他们的向善、向美和向好的品德。字如其人，写一手好看的字，做人也会不错。在优美汉字的熏陶下，自然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从小事规矩学生，从写好每一个字做起，既养成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也培养他们美好的品德。

三、了解有关古代大书法家的故事，感动、震撼学生，从而激发学生的励志勤学的激情。

我国古代的大书法家数不胜数，他们的成功、成才的故事也俯拾皆是。比如王羲之自幼酷爱书法，几十年来锲而不舍地刻苦练习，他练习书法很刻苦，甚至连吃饭、走路都不放过，真是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练习的地步。他的“墨池”的故事流传已久，正因如此刻苦，他才成为流传千古的书法大家。他的儿子王献之，小时候也热爱书法，为练成与父亲一样的书法，他把十八口大水缸的水都用完了，他天天练、月月练、年年练，后来在他的勤学苦练之下，他一而成了与父亲齐名的大书法家。

讲一些古代的鸿儒巨子勤奋苦读，搜集古今书法大师如三国的钟繇，晋代的王羲之，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元代的赵孟等少年时代练字的传说故事，以及“墨池”、“笔冢”的故事，由浅入深地讲给他们听，以触动学生，让故事说话，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写字的积极性，督促他们养成良好的意志品质。使学生认识到学写字、写好字是弘扬祖国文化传统，从而对祖国的文化更加热爱，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恒心毅力。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汉字不断发展。在汉字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汉字本身也承载了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精深。而这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凝结着前人智慧和汗水，闪烁着前辈的精神和意志之光，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验之源。而这些东西，都蕴含在文字之中。文字是所有经验智慧的载体。作为语文教师，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借口推卸写字教学的责任。让我们把写字教学与常规教学结合起来，把德育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写字教学中，让我们的学生既有一手漂亮的好字，又有一个健全的人格。

参考文献

[1] 张.中国书法家的故事

[2] 黎明中编著.中国书法

[3] 董琨编著.中国汉字的源流

第9篇：中国文明范文

政治在达成上述目标时,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体制形态,具体的体制形态不提示政治发育的好坏,也不一定象征着政治文明的果实。对很多国家来说,民主体制并不见得是最优的政治。民主体制让人人都想当总统,耗费大量资源打选战。按多数人的意见去做公共资源的配置和分配,也不一定是最优。比如通过民主的机制,英国决定发动一场,美国发动韩战、越战和伊拉克战争,通过一个民族的民主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民主,这是不文明的,不代表政治文明的趋势。但我们现在又找不到一种机制,让全球的人民都做主,来决策一件全球公共事务。一国想做的事,站在全球、站在人类的高度,不一定是一种最优的安排。

民主机制产生效率的前提,是人们判断是非的价值观比较一致,决策和参与事务的能力比较均衡,而且每个人都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追求。因此,民主政治对于欧美等国家处理国内问题可能是一个最优的机制。但是那套东西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全球问题上不适用,在中国现阶段可能也不适用。

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政治机制设计,会面临哪些差异呢?最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差异,对共同价值的理解不同,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政治不是仅靠一个模型就可以去设计的,如果我们按每个人张扬个性去设计政治,显然设计不出来。因为我们不能做到每个人的利益之间不干预、不相关,这时实际上构成了利益共同体,于是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必须要作出公共决策。政治就是必须为解决差异化利益的共同问题,寻求一个最有效的程序,来实现我们所追求的保障人权、自由发展、公共资源的最优分配、社会福利最大化、公共事务成本最小化的目标。

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地缘、历史、资源秉赋,都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改变人们的追求目标,使得每个人都不一样,不同的民族也不一样。因此,各国的政治制度必然作出不同的选择。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政治制度,有时君主制度也有很成功的,决策效率又高,大家又容易统一思想,还有一群最精明强干的人管理国家事务,帮助实现最大的公共利益。协商制、代议制、制、君主制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过渡形态,都有成功的范例。因此,具体的政治机制,并不一定是政治文明的果实。

那么,迄今为止,政治文明留下了什么样的果实呢?它给出了什么样的人类应该努力遵循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呢?

首先,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史,揭示出一种代表文明进步的政治方向:争取一个自由、平等并能激发出人的创造力的公民社会机制;一个公共资源最优利用并使广大公民获益的机制;一个公共事务管理有效率并低成本的社会机制;一个使社会和谐、国际和平的社会机制;一个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机制。当你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是文明的进步,背离这些目标的时候,是文明的倒退,甚至是对文明的摧残。作为国家的领导者,要思考的是,现在我们有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有很多道路,有很多建筑,有很多桥梁,但是这些物质财富转眼逝去以后,我们究竟给子孙留下了什么。我们应该思考我们的政治机制,公共资源是否得到最优的配置,现在与将来,各民族之间,不同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是否达到最优。而且为配置这些公共资源,我们是否侵害了自由平等,同时我们又是否付出了过高的行政成本?如果有差距,就要改变或改进。当然,任何一种体制依赖于它的传统,依赖于老百姓的信仰,如果是抛开信仰建立一种政治机制,显然这种机制走不下去。因为信仰决定价值观,价值观决定公共目标选择,决定对政治行为判断。文明的政治,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民族可能有不同的形态。

其次,文明的果实还包括在达到政治目标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人类政治文明提示了哪些普适性的基本原则?

第一,一个掌握公共资源并分配这些资源的控制集团,不应该有独立的自身的利益。如果控制集团一旦有了独立的自身的利益,控制者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就不可能实现配置公共资源的平等和最优化,就会改变公共资源配置的方向。

第二,公共资源控制是一种权力,权力必须要有制衡和约束。因为权力和利益是可以转化的。市场经济文明使权利、利益、动产、不动产都变成可以交换的东西,所以权利变成金钱交换非常容易,如果没有制衡,没有约束,权力肯定要寻租。寻租的结果就不能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

第三,谁能够获得公共权力,谁能够控制公共资源,应该以尊重大多数人意愿的方式产生。执行权力的人,必须是最具有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人,要靠尊重一种公共意志来产生,否则即使他大公无私,即使他有权力制衡,但不善于使用这个权力,也达不成政治目标。

第四,政治程序来自于法律、道德、行政控制的最佳配合。达成有效的政治秩序以实现政治目标,不能仅仅只靠行政控制的力量,还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的力量,以及努力形成公民共同价值观与道德的力量。三个方面应该是一种最佳配合,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作出选择。西方国家在基督教价值观和道德秩序的基础上,通过民主的政治程序,形成法律体系,以此规范人们的经济社会行为。并通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执法观念和执法体系,维持经济社会生活的秩序。中国长期以来重在以德治国和以礼治国,以孝亲为核心,用社会成员的等级顺序来规范礼仪,并从家庭伦理关系引申到社会,再辅以“为民做主”的行政秩序,从而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的安定。许多人曾经认为,以礼以德治国才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保持社会秩序和人文关怀的是建立在人性自觉基础上,而不是靠警察、法官、军队等外部的强制力量。因此,以德治国的政治,是文明程度更高的政治形态。事实上,严格等级制度约束下的礼仪制度和道德观念,最大的问题是对个性的扼杀和对创造力的扼制。整个社会将不是一个充分自由地张扬个性、激发人类潜能的社会。而法律和警察则是从最大限度维护公共利益出发,对损害他人和公共秩序者划定的行为底线。行政控制应该是按照公共意志行使公共权利以达成政治目标之机制。它应该与道德秩序与法律秩序相辅相成,成为一种公共目标实现之力量。

第五,决策者的目标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的平衡,并使这种平衡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状态。平衡差异,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让具有公共价值观的楷模和具备利益协调能力和决策管理能力的人来组织,是民主政治的最佳选择,而如何产生这样的人士则是技术性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路径。这些都是政治文明的果实。政治文明的进程常常不是一种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人们为了张扬个性、从属共性在大量受挫的过程中的进化。我们终极价值目标的实现,最终都要追求政治文明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