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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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流动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 电信大数据 流动人口 价值分析 判定

一、引言

流动人口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直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对某个城市而言，包括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人口的流入和流出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也对当地造成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影响，包括人力资源的分布变化、对公共设施配备的需求增加、对城市建设的影响等。目前常用的流动人口统计方法主要包括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构建流动人口信息平台等方法，缺乏实现快速动态监测、短周期内流动人口规模测度统计的有效方法和策略。若要对某城市实现以上统计目标，需实时获取城市范围内所有人员有关原户籍、现所在地等个人信息，传统方法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取相关数据，而这对电信运营商来说却是易于反掌，原因在于移动的基站系统和实名制注册要求。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截止2015年4月，我国移动用户数总规模接近12.93亿户，而全国总人口为13.6亿人，移动电话普及率已达95.07部/百人，接近人手一部手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无论其流动方向而言，总会通过移动通信与家里留守的亲人保持联系，这使得流动人口的统计特征与移动通信数据保持基本一致，为应用电信大数据统计流动人口提供了较强的理论和数据支持。

二、电信大数据的类型分析

电信运营商的数据具有十分宝贵的研究价值，包括用户身份信息、设备终端数据，出于对在网客户进行服务计费的需要，运营商实时记录用户上网数据、所在位置数据、通信数据等内容。

（1）用户身份信息：包括用户姓名、年龄等个人信息，业务订购，积分获取等数据。在逐步实施用户实名制之后，运营商拥有了较为准确全面的用户个人资料，身份证号信息提供了用户的出生地信息，是进行流动人口统计的主要数据基础。（2）设备终端信息：主要记录用户终端的数据信息，包括品牌、型号以及手机终端的性能信息。（3）用户行为数据：记录用户的通话、数据上网、收发短信等行为，以通话为例，记录是否主被叫，通话时间、时长，是否漫游，对方号码归属地等信息。由于流动人群大多数存在频繁与户口所在地进行通信的现象，因此通话行为数据可被用来作为统计流动人口的依据。（4）用户位置数据：为保证用户能接打电话，手机终端需要与移动基站不停地进行呼叫通信，运营商可根据通信基站确定用户所处的大致范围，而随着用户位置的改变，网络会进行基站切换和位置更新，这就形成了特定时间内用户位置的移动轨迹。研究检测用户在某个时间范围内的位置变化也是流动人口研究的统计依据。综上所述，电信用户入网登记的身份信息，在网期间所产生的行为数据和位置数据对统计流动人口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三、流动人口电信数据的表现特征

对某一特定区域而言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在身份信息、行为数据和位置数据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数据特征，以下将分别进行分析：（1）流入人口的数据特征分析。1、身份信息：实名认证客户的身份证信息中前六位所对应的出生地区域代码与电信运营商所在地不一致，可根据其统计流入人口的来源地区分布；2、位置信息：在春节、五一或国庆等节假日期间，出于与亲友团聚的目的，运营商检测到的流入人群所处基站位置信息发生明显变化，显示区域与身份信息所在地一致；3、用户行为数据：流入人群与其身份证记录的外地区域客户有频繁的长途通话、收发短信等行为。节假日期间，流入人群在身份证显示区域有漫游通话的情况。（2）流出人口的数据特征分析。1、位置信息：流出人口的身份证出生地信息显示为本地；2、位置信息：在春节等节假日期间，流出人口有回流情况，即所在基站位置与出生地一致；3、用户行为数据：流出人口与本地区域客户有较高频率的长途通话；节假日期间，客户漫游地区与本区域一致。

总结：电信运营商在提供移动通信业务的过程中， 获取了海量真实的客户历史数据， 客观反映了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位置信息和消费行为，结合流动人口的消费、移动等行为特征，本文研究分析了流入、流出人口电信数据的特定表现特征，为进一步应用电信大数据统计流动人口数量提供了参考依据。

参 考 文 献

[1] 智勇，盛昭翰. 基于移动通信信息资源的人口流动趋势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2009（11）.

第2篇：人口流动的特点范文

流动人口规模由1982 年的657 万人，增加到2010 年的2.21 亿，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6.5%。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 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2.79 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6 亿人，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17.4%，比上年末增加669 万人，提高了0.9 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速度（即年均增长率）亦在不断提高。我国流动人口，特别是省际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多倾向于选择东部沿海的特大或大城市，从而使北京、上海等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占常住居民的40% 之多；而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居民的一半以上。

规模如此巨大、增速如此之快的流动人口不仅对流动人口其自身与家庭，而且对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都产了重要的影响。人口流动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大问题。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人口流动》对我国流动人口作了初步分析，在估计流动人口比例、利用跟踪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谁是流动人口；二、人口流动是否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福祉。

谁是流动人口？

我国户籍制度的存在使“人口迁移”的定义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

目前国内对人口迁移的定义首先按照“户口登记地是否改变”而分为“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两大类。前者系指户口登记地伴随居住地改变而发生改变的人口；后者则是户口登记地不发生变化的人口，即事实的“人户分离人口”。

由于研究视角不同，流动人口的称呼与定义也不尽相同。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概念至少包括以下近十种：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流入人口、外来流动人口、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暂住人口、自发迁移人口、自流人口、外来暂住人口、短期迁移人口、暂时性迁移人口、流迁人口、民工、农民工、民工潮、盲流、人户分离人口等。其中，被社会学广泛运用的则是“农民工”这一概念。

我们通过比较跟踪调查数据中被访者在2010 年与2012 年两次调查之间的差异来了解新增与返迁流动人口的情况，具体结果请见表1。

在所有可匹配的样本（32906 人）中，新增流动人口302 人，占0.9% ；返迁人口1042人，占3.2%；其中，省际返迁人口为130 人，占0.4% ；省内返迁人口为912 人，占2.9%。

如果考察未匹配的样本，则可以发现，其中搬迁户共计351 户，1111 人次；全家外出户共计388 户，1274 人次。在流动规模的估计上，若只将全家外出户默认为是流动原因造成的外出，则2012 年的流动人口比例为12.6% ；若将全家外出和搬迁户都纳入流动原因造成的外出，则流动人口比例约为14.6%。

比较全国统计报表数据，自六普至2012年年末，流动人口规模增加了1526 万人（其中，2010 年六普时的流动人口规模为2.2 亿人；2012 年末的流动人口规模为2.4 亿人），占2012 年年末总人口的1.1%。与此相比，本数据估计的新增流动人口规模占总样本的比例为0.9%，二者仅相差0.2%，对新增流动人口规模的估算相差260 万左右。应该说，这种估计的差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随人口流动而产生的是大量留守儿童；但更早先被各界关注的是规模巨大的流动儿童，它产生于人口流迁的模式由个体流动向家庭流动的转变。尽管已有大量研究讨论了流动与留守儿童的问题，以及人口流迁（包括父母亲的流动与儿童自身的流动）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但首要的是了解清楚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基本规模与分布情况。

表2 给出了利用2012 年跟踪调查数据结合父母亲的流动情况判断的流动与留守儿童的规模。父母亲均为非流动且儿童也是非流动的共有4837 人，占全部儿童的83% ；儿童为非流动但父母一方或双方均为流动的（即通常意义上的留守儿童）为552 人，占全部儿童的9.5% ；而跟随父母亲流动的流动儿童比例则为6.9%。

表1 2010～2012 两年调查期间新增与返迁的流动人口

根据2010 年普查的结果，0～14 岁的流动儿童共为2453 万人，占全部儿童（2.2 亿）的11.1% ；其中有38.3% 是县内跨乡的流动儿童。为了保证普查数据与本数据之间的可比性，需要将这批县内跨乡镇街道的流动儿童扣除，则剩余的省际和省内跨区县的流动儿童规模为1514.7 万人左右，占全部儿童的6.8%。这一比例与本次调查所估计得到的结果（6.9%） 极为接近。

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

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表明，个体迁移的可能性受一些标准的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如年龄、工作经历、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及技术等；同时也受到了各种家庭因素，特别是家庭收入的影响，因为这可能影响到迁移的净回报。

1、从性别来看，男性人口更容易进行长距离的省际流动

性别是考察群体特征最基本的维度之一。各种类型的流动人口的性别比见表3。

2012 年调查数据中，全部样本的性别比为101.0，即男性与女性基本均衡。其中，本地人口的性别比为101.4 ；省内流动人口的性别比为87.1 ；省际流动人口的性别比为100.8。如果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较，不论是本地人口，还是省内与省际流动人口，本调查的性别比均偏低。如六普时，省内流动人口的性别比为108.1 ；而省际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则高达128.9，远高于本调查的结果。

当然，造成本数据中较低性别比的原因既可能来自于样本或调查的基本单位（即本调查以家庭户为基本调查单位，而其内部的性别比基本平衡），也有可能来自于女性流动人口的应答率较高，还有可能来自于人口流动模式由个体向家庭的转变。正如学者对性别比趋于平衡的分析：“一方面是源于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到流动劳动力大军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更多的流动人口为了实现家庭团聚而以举家流动的方式出现。”

2、从年龄来看，青壮年更容易流动

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一般都集中于青壮年。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2012 年调查的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8.6 岁，其中，0～14 岁人口占流动人口的25.6%，15～64 岁人口占69.9%。2010 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3.7岁， 其中，0～14 岁人口占流动人口的19.8%，15～64 岁人口占72.9%。相比而言，2012 年调查中流动人口规模增加的同时，处于劳动力年龄的流动人口比例有所下降，而少儿流动人口的比例则有所上升，从而使平均年龄有所下降。

2010 年和2012 年两轮调查中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明显的特点是：首先，女性在劳动力年龄人口中的比例（特别是20～24岁和25～29 岁）相对较高；其次，低年龄组中，除5～9 岁组外，其他年龄组的比例在2012 年中都有所上升：再次，在14 岁到50 岁的人口中，与2010 年相比，男性人口的比例在2012 年都有所上升，而女性人口的比例则在40～44 岁组及以上的年龄组有所下降。

总体来说，2012 年比2010 年人口结构更加年轻。

3、从婚姻状况来看，未婚者更容易进行远距离的流动

婚姻状态一般被划分为五种类型：未婚、在婚、同居、离婚、丧偶。由于后三者的比2013.11.55例较小，且我们较关心的是流动人口是否在婚，因此我们仅考察流动人口未婚和已婚的比例。

从2012 年的数据来看，本地人口中未婚人口占15.4%，已婚人口占71.3%。不论是省内流动人口还是省际流动人口，其未婚人口的比例均高于本地人口。省内流动人口的未婚人口比例为20.9%，省际流动人口的未婚比例为21.9% ；且省内与省际流动人口在未婚比例上相差0.9%。

不同流动状态的人口在婚姻状况上的差异可能是年龄造成的。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年龄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而且省内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比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更加年轻。控制了年龄结构以后，省际流动的未婚比例仍然比省内流动和本地人口高。

因此，可以认为未婚者更容易进行远距离的流动。

2010 年的调查结果分布与2012 年类似，省际流动者的未婚比例最高，其次是省内流动者，最后是本地人口。结合两轮调查的数据可以发现，相对于2010 年，2012 年调查未婚的比例还有大幅度增加，再次表明了未婚人口更容易流动的事实。

本调查的婚姻状况选项还包括了同居，我们发现本地人口的同居比例非常低，而流动人口的同居比例相对较高，且随时间递增。

这可能表明随着社会环境与思想观念的变化，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同居以共同抵御生活压力。

总的来说，已有婚姻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人口的流动；未婚人口更容易流动，且更可能进行远距离的流动。即使是在控制了年龄结构的前提下，这种区别依然存在。

4、从受教育状况来看，受教育水平能够正向激励人口迁移与流动

首先来看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2 年的跟踪调查数据来看，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 年，略高于初中毕业的水平；其平均水平远高于本地人口（仅为6.8 年）。

如果将省内与省际流动划分开，则仍然可以看到，省内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 年，省际流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为8.9年，两者均远高于本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区分城乡还使我们发现，无论流入地是城市还是乡村，省内流动者的受教育水平都要略高于省际流动者。如2012 年城市省际流动人口的教育年限为9.4 年，比省内流动人口低0.4 年；农村省际流动人口的教育年限为8.4 年，比省内流动人口低0.9 年。

其次来看流动与非流动人口在各类受教育水平上分布的差异。显然，以初中为界，流动人口中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人群所占的比例更大，如高中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比例达17.9%，而本地人口的比例仅为14.2% ；大专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比例为14.1%，本科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比例为9.1%，两个比例均远高于本地人口所对应的5.9% 和1.8%。同时，流动人口中文盲与小学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则远低于本地人口：

流动人口中文盲的比例仅仅为9.9%，远低于本地人口的20.6% ；小学流动人口比例为16.2%，亦低于本地的25.5%。

本数据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对于人口迁移与流动存在着正向的影响作用。这与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是一致的。

5、流动人口还是农民工？

农民工一词在社会学中通常被用来代表流动人口。那么，这批迁移与流动的人，到底是“流动人口”，还是“农民工”呢？

这首先得看农民工的定义：一种定义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流动人口”论，即把“农民工”主要看做是在城乡之间以及农与非农之间具有流动性的原农村居民；另一种定义是中国特殊的有着“农业户口”的“非农居民”，但他们不享受非农人口的权利与待遇，这种观点把具有农业或农村户籍而在非农领域或城镇生活与就业的人看做是“农民工”。由于本数据暂时无法提供流动人口的原职业性质，因此，本报告将按照后一种狭义的“农民工” 定义来进行比较。

调查数据表明， 当前的流动人口中，有61.3% 的人是农业户口；与本地人口中75.0% 的比例相比显得相对较低。如果按省际与省内划分流动人口，可以看到，具有农业户口的省内流动人口的比例仅占54.5%，远低于在本地人口与所有流动人口中的相应比例；而在省际流动人口中，具有农业户口的比例则高达69.1%。因此，从户口类型来看，流动人口以农业户口为主。

尽管这一比例之高似乎说明可以用“农民工”来代替流动人口的称呼，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问题：其一，本样本中具有农业户口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占75.0%）；其二，即便在以农业户口占较大比例的流动人口中，仍然存在大量的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因而以农民工统称全部的流动人口则可能会有失偏颇。更为重要的是，非农户口与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种诉求方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农民工”称呼的运用似乎仍需谨慎，尽管其更具有社会含义。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状况人口迁移与流动行为对迁移与流动人口到底呈何种作用，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实上，从异质性效应的角度来理解，迁移与流动行为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作用肯定是不同的。本报告无意决然地肯定或否定某种答案，只希望通过具体数据，从经济收入、生活状况、儿童发展这三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1、 流动人口的收入高于本地人口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收入及其与流入地本地人口的对比结果请见表4。

从全国样本来看，流动人口的收入要高于本地人口，其中县内流动人口的收入与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相比较低，而后两者差距不明显，省际流动人口收入略高。但是各省市子样本却呈现出与全国样本不一样的趋势。其中上海和辽宁两地的流动人口收入明显低于本地人口，尤其是上海，省际流动人口收入为本地人口的66%。即便如此，上海省际流动人口的收入与其他省市相比仍处于明显优势。广东省虽然流动人口收入高于本地人口，但是收入最高的集中在县内流动群体中。

河南和甘肃两省的数据说明不同类型的流动带来的收入差异明显。就河南而言，县内流动的收入要低于本地人口，而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带来的是与本地人口相比较高的收入优势。而甘肃省不仅县内流动没有带来与本地人口相比收入的增加，省内流动的情况也与县内流动类似，只有省际流动带来实质上的收入提升。

一般总是认为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相对较低，但上述结果却与以往的经验有所不同，这可能是受到工作时间长度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平均每月的工作时间（以小时计算）比本地人口高出13.8% ；而省际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甚至高出16.6%。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流动人口的收入较高是以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为代价的。

2、 流动距离越远收入增加的比例越高

想要了解流动是否有助于收入的提高，就需要比较流动前后的经济状况。

首先来看新增流动人口的情况。数据表明，新增的县内流动人口在2012 年时的收入是2010 年时的1.20 倍，略低于本地人口收入增幅。如果将省内与省际流动人口合并，可以看到，新增省内和省际流动人口2012 年的收入是2010 年时收入的2.01 倍。相同时段内，省内流动人口收入的比值是1.60，省际流动人口收入的比值为3.83，这说明流动距离越远，收入增加的比例越高。

其次，再看返迁人口的情况。返迁人口系指2010 年为省内或省际的流动人口，而2012 年为本地或县内流动的人口。数据表明，返迁人口的收入同样也有提高，如原为省内流动的返迁人口，其2012 年收入是2010 年的1.24 倍；原为省际流动的返迁人口，其2012 年收入是2010 年的1.23 倍。返迁人口在两年间收入的提高比例与本地人口相差不大。

1） 身心越健康的人越有可能流动

从表5 的2012 年调查的数据来看，除省际流动人口在生活满意度上的得分较低外，流动人口在其他指标上的评价均高于本地人口。如省内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自评分数为59.1，高于本地人口的57.6。在心理健康上，省内流动人口与省际流动人口的得分均高于本地人口，省内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却明显好于本地人口。在身体健康的评价方面，省际流动人口高于省内流动人口，且两类流动人口均高于本地人口。

尽管这种评价得分均表明流动人口的状况好于本地人口，但我们并不能将其归因于流动所导致的结果，因为流动本身可能具有选择性，即身心更加健康的人才有可能流动。

2） 流入地对流动儿童入学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2012 年的调查中，少年儿童的年龄范围界定在16 岁及以下，10～16 岁儿童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主要特点是，母亲在身边的留守儿童健康状况比较好，跟随父亲一起外出的流动儿童康状况比较好。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从就学状况上来看，虽然适学儿童的就学比例都比较高（90% 以上），但是相对而言，农村留守儿童的就学比例处于较低的水平。

一般来说，流出地在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上相对落后，这会对留守儿童的入学产生不利影响。而跟随父母外出的流动儿童情况就要好一些，流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设施都比流出地好，这会对孩子入学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人口流动具有选择性

不论是人口学特征，还是生活状况与身心健康，都表明了人口流动的选择性。即劳动力年龄较低、未婚、具有相对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身体与心理相对更为健康的人口更有可能进行迁移与流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更为重要的是，本报告从生活状况、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等方面所揭示的新增或返迁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差异，不仅说明了其流动与返迁的部分原因，而且进一步从以往未被关注的角度证明了选择性的存在。

尽管我们的发现还不足以证明因果关系，但人口迁移与流动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则是可以确定的。这种异质性不仅可以从迁移与流动对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作用这一角度去理解，而且也可以理解为迁移与流动对某一个人的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效应。

第3篇：人口流动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人力资源；流动状态；人力资源管理；人才流动；晋升制度；人本思想

人力资源的流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现象，同时也将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人力资源发展的过程中，对人才流动的特点以及成因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地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效率。同时能够提升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大大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作用，更好地完善国家对人力资源的相关政策的实施。

1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状况概述

所谓的人力资源流动主要是指不同的国家、地区以及企业之间的人力资源的进入和流出。从其性质上可以分成宏观的人力资源的流动和微观的人力资源的流动。而宏观的人力资源流动主要是指跨国、跨地区的流动；相反，微观的流动仅仅是指企业内部各个岗位之间的流动等。从我国的人口普查的相关信息来看，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源的人口流动范围和规模正在不断增加。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流动情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以2009年人力资源流动的情况为例，其中男性人力资源的流动率达到57%，女性的流动率为43%，而且迁移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为主。

2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的特点

2.1宏观人力资源流动特点

2.1.1国际间人力资源流动数量明显增加，而且其范围不断增加。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今天，国内外的开放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关系上都朝着一体化的趋势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力资源的流动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而且数量在逐渐增加。

2.1.2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人力资源流动状况呈现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省内的流动趋势较为明显，但是即使在省内多数也都是从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城市流动到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从全国的人力资源发展状况上看，东部地区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而西北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动量却朝着降低的趋势发展。

2.1.3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源流动现象也比较普遍，主要表现出的趋势就是由乡村流向城市。从具体的流动规模上看主要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从传统的人口流动上看更多是体现出盲目流动，而现如今的人力资源的流动主要体现出有序流动。另外，流动时间也具有一定的跨度性。而且流动的空间布局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主要是由区域内的转移转向了跨区域专业。乡村人力资源的专业原因也具有明显的多样性，从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转变为对教育和医疗的追求方面。

2.2微观人力资源流动特点

2.2.1从微观人力资源的流动现状上看，虽然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并没有放弃自身原本从事的行业，只不过是更换了原本所工作的区域和环境，对于这种现象应该予以重视并加以分析。

2.2.2不同行业和不同岗位之间的人力资源的流动现象在近年来比较普遍，主要是由于现如今各个用人单位放宽了用人的要求，对于人力资源的专业以及行业背景等方面考虑的因素相对降低，这就极大地促进了不同行业之间人力资源的流动现象。

3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特点的成因分析

对于我国的人力资源流动的特点来看，出现这一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具体来说，可以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以及国家政策以及人力资源自身的特点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3.1宏观经济因素

从宏观因素的角度来看，影响人力资源的流动因素主要为国家以及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医疗水平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对我国的人力资源的流动程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人员之所以流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生存，寻求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变。生活环境包括经济现状、教育环境、医疗水平、福利政策等，也有可能是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促使人员向着更好的环境迁徙流动。

3.2微观经济因素

微观因素比较贴近人们的生活，比如说一份相同的工作，经济水平较低的城市给出的待遇要远远低于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除此以外，经济水平高的城市就业机会对人才的看中程度也要大幅高于水平低的城市。此外，一些员工可能由于表现优异被外派到更好的环境中学习，从而形成了人力资源的流动。也就是说，微观经济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收入、就业情况以及个人的能力等。由于在企业内部的各个岗位之间的人力资源流动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升值空间以及经济收入等，同时还与企业内部的经营模式、战略目标和方针调整等有关。

3.3国家政策环境因素

我国当前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使得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推进城市化进程、教育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扶持、国际交流等相关举措，都为人力资源流动提供了政策环境支持。

3.4流动人员自身因素

流动人员的自身特点是影响人力资源流动的重要因素，比如说，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和人身价值，往往会选择流向大城市，青壮年为了家庭和自身的梦想也会选择迁往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除此以外，性别、身体健康状况等诸多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力资源的流动。

4应对人才流动的措施

4.1树立全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人力资源部门在企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公司的人员招聘、岗位安排和考核都是由人力资源部门负责的。企业发展的核心是人才，所以企业应该对人力资源部门给予高度的重视。企业应该最大程度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将人力资源放到管理决策层面，在培养人才的时候本着为公司所用的原则进行素质的提高，尽量将员工的专业化提升到最高水平。

4.2革新企业现有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弊端

为进一步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应当准确把握企业人力资源流动的实际特点，掌握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革新方法，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效果。具体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职能是对员工进行资源的整合和合理利用，凝聚员工的向心力，创建文明的企业文化，实现管理的制度化；二是企业应该根据不同岗位的不同职责，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对员工的个人贡献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及奖惩措施；三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与员工之间始终保持合作伙伴关系，企业与员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保持相辅相成、互相依托，通过彼此之间的共同努力，来提高企业实际运行效率和总体经济效益，真正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协调发展。

4.3建立平等、合理的晋升制度

就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企业内部员工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实现企业的稳定持续发展，应当对企业内部各岗位进行科学合理设置，对员工实际能力进行准确的衡量和分析，以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企业各部门岗位设置的合理性，从整体上推进企业的稳定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在企业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员工的综合素质及岗位能力，赋予员工一定的权利，并促使员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在定期开展培训和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员工岗位技能，通过企业各项经济活动为员工提供一个优良的发展空间，促进各员工的才华得到一定发挥，通过良性竞争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其主观能动性的有效发挥，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推进企业的健康成长。此种情况表明，在企业运行及发展过程中，积极建立健全一套具有时代特征且高效运行的竞争机制，是当前企业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准确把握人力资源的发展特点，强化企业人才培养，为企业的发展创建一个稳定且优良的发展空间，最大程度上降低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流动率，培养企业员工的岗位意识及团队意识，促使企业成为员工真正的“家”。

4.4树立正确的人本思想

人力资源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所以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更加应该对各个生产环节加以关注，以客观的姿态去关注人力资源的合理性流动现象，将人本思想树立起来。在每一个单位发展的过程中都要经历人才流动，它能很好地反映出人力资源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其也会非常明显地受到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人力资源流动实际上也是具有两面性的，所以单位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客观的对待，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好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

5结语

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特点是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存，差异性是指各地区的经济水平不同，人员的性格、能力、教育背景、综合素质等呈现的不同特征。当然这些都是表面的特征，在其背后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这也是导致人员流动的多种特征之一。要使人力资源流动呈现良好的发展状态，国家相关部门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协调与管理，促使企业均衡发展，营造良好的人力资源环境。

作者:李识文 单位: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红兴隆管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参考文献:

[1]王文波，李莉，张超．人力资源流动研究综述[J]．人力资源管理（学术版），2009，（3）．

[2]熊丙奇，黄培清．我国区域人力资源流动失衡原因[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2）．

第4篇：人口流动的特点范文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第5篇：人口流动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人口迁移/户籍制度/市场化改革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围绕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因而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序进行配置。由此，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既无必要，也不允许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因此，随着20世纪50年代这种发展战略格局的确定，一系列相关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在这种制度下，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农村居民没有政府的许可不可能向城市流动，劳动和人事部门通过计划来控制劳动力跨部门流动。

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农户成为其边际劳动努力的剩余索取者，从而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Meng，2000）。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诱导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后，非农产业活动更高的报酬吸引劳动力转移（Cook，1999），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

由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政策引导，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劳动力转移以从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但随着乡镇企业遇到来自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因而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地区转移的压力。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国有部门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扩大了对劳动力需求，并成为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体制障碍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许多各种规模的城市很早就实行了所谓的“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地接受。此外，1998年公安部对若干种人群开了进入城市的绿灯，如子女可以随父母任何一方进行户籍登记，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调动到一起并得以户籍转换，老人可以随子女而获得城市户口，等等。虽然执行时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及就业制度的改革，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

与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相比，户籍制度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随着时间推移，两方面的因素变化推动政府对迁移政策进行改革。一是城市户籍制度不再拥有外部或隐含的福利，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据个人的户籍来提供就业、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保障。这样，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不会给地方政府增添额外财政负担。二是地方政府意识到，劳动力流动不仅带来资源重新配置，而且也是城市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样，市场化发育水平相异的城市根据各自目标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可见，通过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其他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动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进程，并且以其他领域改革的进展为前提。这个转变或改革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而在整个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人口迁移也表现出转轨时期的特点。这是中国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的特殊性所在。本文旨在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分析人口流动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一、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是劳动力市场在空间上从不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刘易斯（Lewis ，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障碍。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在托达罗（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1970）两部门模型分析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由于城市经济存在着现代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创造率越大，越有利于将更多的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转入正规部门；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从农村流向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数量越多，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规模也越大。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取决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及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将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从而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因此，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结果带来了城市失业率的上升。

费尔茨（Fields，1974）认为，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寻找工作的概率问题。由于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相对概率较低，流

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只能滞留于非正规部门。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主要是在于他们预期能够从得到的城市正规部门工作机会中获得补偿。在托达罗模型基础上，费尔茨引入了搜寻工作机会的观点，一方面强调了城市制度工资和相对就业概率对迁移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保证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时的失业率低于托达罗模型得出的估计。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随着劳动力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相互作用。但是，根据托达罗理论，城市失业率上升将起到减缓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依据费尔茨的观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似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不大。相比之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城市的失业率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托普尔（Topel ，1986）利用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研究发现，1970～1980年，美国东部、中部和北部各州的平均失业率相对于全国水平上升了23%，同时西部和西南部各州的失业率却显著下降。同期，人口迁移的空间流向恰好与此相反，人口净流入地区为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东部、中部和北部均为人口净流出地区。

中国的人口迁移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而且还有经济体制转型的独特之处。如前所述，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过程，为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择业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也是研究其他国家人口迁移的理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必然对人口与劳动力迁移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城市就业环境变化也为我们观察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条件。

首先，不仅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驱动人口的迁移，市场化水平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从而形成特定的迁移流向。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由于政府采取人为扭曲资金价格的方式，在资金密集型产业上投资过多，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经济改革以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配置逐渐转向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较好地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Cai 等，2002）。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上在地区之间不平衡，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2000年，92.1%进出口贸易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3%和3.6%.同年，86.5%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8.9%和4.6%.因此，劳动力迁移在东部地区更为活跃，迁移的流向也以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为特征。

其次，正如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那样，较大的迁移距离增加了交通成本、弱化了社会网络关系和目的地的就业信息，减少了迁移者的收益预期，因此，迁移距离上升降低了迁移发生概率。工作的不稳定性和信息获得的不确定性，不仅造成了迁移流向是一个从县内流向县外，从省内向省外的渐进过程，而且使得亲友等社会网络成为迁移者获得非正规部门就业信息的主要方式。格林伍得（Greenwood ，1969）认为，迁移存量对人口在地区之间迁移扮演着社会网络的作用。先前的迁移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信息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对后期的迁移产生影响。蔡f ǎng＠①（Cai ，1999）研究发现，75.8%的省内迁移者、82.4%的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获得是通过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亲戚、老乡、朋友获得的。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通常受到距离所反映出的社会网络强弱的限制，形成分阶段迁移。

第三，尽管户籍制度继续阻隔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但市场化改革使得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融合，城市就业环境变化必然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带来影响。随着国有企业亏损和非国有部门扩大，越来越多的原国有企业职工开始和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展开就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是走还是留”，取决于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就业状况，而且其决策通常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这与Harris和Todaro（1970）模型中所讨论的情况（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临时就业、等待得到正式部门就业机会），以及Sethuraman（1981）观察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大多数迁移者将他们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视为永久性的）都有显著差异。一个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通常具有季节性特点，最多以年为单位在原住地和迁入地之间往返，呈现出“钟摆式”的流动模式。正如Solinger（1999）指出的那样，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在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外商投资较快的地区，市场力量日益显现，迁移受到鼓励。

第6篇：人口流动的特点范文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和谐民族社会

随着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尤其是各地少数民族进入城市从事经商、学业、工作、旅游等活动的数量更为庞大。然而由于、语言、生活风俗习惯的不同，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分析了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就如何加强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对解决民族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点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被学者定义为“非城市户籍，但在城市从事各种经济、文化活动的少数民族”。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各省市都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和生活。首先，它具有人口流动的普遍特点：从偏远地方流入大中城市，以谋生糊口为主，从事体力工作等。同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又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散居在各大、中城市，呈现出分布广阔，人数众多的特点。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在我国城市中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已达3000多万 ，是1990年的10倍，并且还在不断地增长。仅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少数民族成分就超过50个，少数民族人口22539人，每年流动人口超100万人次，其中，来自甘孜州、阿坝州、自治区、青海省各州县的藏族人口就有约70万人次，区内有、甘孜州、凉山州等13个少数民族驻区单位，成为成都市少数民族成分最多、人口最多、流动量最大的一个区。

2.从事行业较为单一，流动类型较为集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为青壮年，多从事一些繁重的体力活动，或根据自己相关民族特色，从事民族餐营业、宗教佛像生产、民族土特产出售及相关工艺品制造等行业。例如武侯区众多的藏族特色餐馆，随处可见的羊肉串生意，还有特色的玛瑙珊瑚、水果干果特产出售等等。而由于语言、宗教等方面的不同，多数少数民族喜欢以同族、同乡聚居，以家庭、亲人、朋友为主，带有明显的民族性。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对于社会治安服务管理来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出现无疑增加了其难度。少数民族多来自于偏远地区，文盲、半文盲占多数，文化素质偏低，法律法规意识薄弱，在城市中经常违反治安管理的规定。另有部分人容易受到一些不法分子的蛊惑，干起偷盗抢劫等违法勾当，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2.由于语言、宗教、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相关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流动人在城市适应性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压力，例如一些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影响民族关系的事情，又或者容易受到当地人民的歧视或排挤，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往往都造成比较恶劣的影响。

3.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里经商多没有必备的手续，往往临时租个店铺，就开张经营，缺少正常经营的相关手续。另外有很大一部分人则选择交通要道、繁华路段、宾馆学校等地摆摊经营，一则影响城市面貌，二则影响交通秩序，二则影响相关执法部门的工作，为建设美丽和谐社会增加了困难。

三、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对策建议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经济不断增长，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只会增多。如何减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带给社会的消极影响，需要城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特别关注，需要整个社会的全面协调。

1.加强宣传，提高思想

进一步加强对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全社会形成共识，营造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的浓厚氛围。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传播媒体，提高全社会对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各级、各部门要从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高度出发，切实抓好落实宣传工作。

2.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商管理

要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商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落实好，把公安、工商、城管、民宗、卫生、交通等部门都参与到一起进行联合协调工作，定期召开会议，针对发生的问题，采取妥善的对策，吸纳每一次成功的经验，共同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商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

3.加强对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困难

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提供有效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是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管理工作的重要前提。充分发挥民族宗教协会等组织的作用，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热情切实周到的服务。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解决诸如子女上学、经营场所、房屋租赁、疾病治疗等方面的困难。对流动经商的人员适当给予照顾，引导他们依法从事经营活动，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就业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进一步做好清真食品和其它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努力满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饮食等方面的特殊需求。

4.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矛盾纠纷管理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是一个特殊群体，处理涉及他们的问题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必须慎重对待、妥善处理，坚持民族平等、保护合法、引导守法、制止违法。当有这一类的矛盾纠纷出现时，要及时了解情况，掌握信息动态，配合有关部门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逐渐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带给城市管理的负面效应，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成为推动和谐社会发展建设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汤夺先.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论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2]国家民委研究室.民族工作参考材料（内部资料）[Z].2009，（4）.

[3]李林凤.社会工作视野下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 [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1）.

第7篇：人口流动的特点范文

论文关键词：城市化，人口发展，ROXY指数

北京市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到2009年已经突破2000万，随之带来了巨大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压力，探讨如何引导北京市人口合理化分布已经是重中之重。分析北京市人口地域分布特点是寻找解决该问题的前提，通过人口城市化进程可以进一步把握人口分布和流动的规律，从而寻找到缓解北京市人口压力，促进人口均衡化发展的解决办法，真正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 北京市人口地域分布特点

（1）北京市人口密度高，且分布不均匀

北京市常住人口及外来人口总量一直在不断上升，到200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1,755万人ROXY指数，比08末增加60万人，外来人口509.2万人，户籍人口1245.8万人，暂住人口874.9万人。与此同时，北京市人口密度也在不断上升，核心功能区的人口密度远远高出平均水平。到2009年，全市常住人口密度1,069人/平方公里（中国省级行政区第4名，次于澳门、香港、上海），其中，首都功能核心区常住人口密度为22,849人/平方公里，城市功能拓展区常住人口密度为6,810人/平方公里（2009年北京统计年鉴）。下图1-1所示北京市2005-2009年常住人口密度图。

图1-1

“集中指数（C）”是测量特定的分布现象是集中分布在特定地域，还是均等分布的指标。它可以用以下的式子来表示：C=0.5∑i|Xi-Yi|，这里：Xi表示分布现象统计量的百分比，Yi表示对应部分地域的百分比站。C值越小，越接近于0，则分布现象对特定地域的偏向越小，表示均等分布；相反，C值越大，分布现象向特定的部分地域的集中度越大，表示不均等分布。下表2-1是经计算得到的北京市2005-2009年人口集中指数，全国的平均人口集中指数为50.94%，可以看到，北京市的人口集中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ROXY指数，相比较而言，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口分布较为均匀，而城市功能拓展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人口分布较为不均匀。

表2-1

北京市集中指数2005-2009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全市

55.00%

54.86%

55.24%

55.55%

55.73%

首都功能核心区

6.09%

5.91%

5.67%

5.42%

5.29%

城市功能拓展区

21.36%

21.45%

21.64%

21.47%

21.48%

城市发展新区

5.92%

5.84%

5.96%

6.71%

6.91%

生态涵养发展区

21.62%

21.65%

21.98%

21.95%

22.05%

表2-4 北京市2005-2009年常住人口

地区

05年常住人口

06年常住人口

07年常住人口

08年常住人口

09年常住人口

全市

1538.0

1581.0

1633.0

1695.0

1755.0

首都功能核心区

205.2

206.1

206.9

208.3

211.1

东城区

54.9

55.1

55.2

55.3

56.3

西城区

66.0

66.6

66.5

67.3

68.1

崇文区

31.1

30.1

29.9

29.7

30.2

宣武区

53.2

54.3

55.3

56.0

56.5

城市功能拓展区

748.0

773.6

805.4

835.6

868.9

朝阳区

280.2

291.1

300.1

308.3

317.9

丰台区

156.8

161.6

169.3

175.3

182.3

石景山区

52.4

52.2

54.6

59.0

60.5

海淀区

258.6

268.7

281.4

293.0

308.2

城市发展新区

411.6

424.7

446.2

470.8

491.7

房山区

87.0

88.6

88.7

90.5

91.2

通州区

86.7

89.5

96.5

103.9

109.3

顺义区

71.1

71.8

73.2

72.5

73.2

昌平区

78.2

82.9

89.6

94.2

102.1

大兴区

88.6

91.9

97.8

109.7

115.9

生态涵养发展区

173.2

176.6

174.5

180.3

183.3

门头沟区

27.7

27.7

27.0

27.5

28.0

怀柔区

32.2

33.0

31.6

35.8

38.0

平谷区

41.4

42.3

42.4

42.6

42.7

密云县

43.9

45.0

44.9

45.7

45.8

延庆县

28.0

28.6

28.6

第8篇：人口流动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 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转移

中图分类号：F3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16-01

一、历史背景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激起的各种矛盾和派生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自然和人为造设隔离了城乡的壁垒，使得社会融合与和谐面临着多重困境。20世纪50、60年代，中央政府完全主导下的城乡分割通过中央计划和从中央到地方及单位的行政组织体系下生成，导致城乡间收入反差与市民/农民社会分层，而在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产生平均主义倾向——非阶层化(Parish,1984)。20世纪90年代区域分割开始逐渐形成，并出现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焦点。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动力与出路何在？

二、影响因素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微观主体角度首推舒尔茨的投资与收益理论认为,流动行为的决策取决于流入地的平均收入是否超过流出地的平均收入加上流动过程中的其它支出。劳动力流动后收益大于当地实际收入和流动成本之和就会选择流动，否则就不会流动。我国学者蔡昉、都阳、王美艳在《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中论述了劳动力流动不仅取决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绝对收入差距，还取决于劳动力在两地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从宏观角度考察首推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其代表作《政治算术》中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结识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比较利益的差异使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而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是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他们主要是对劳动力的行业流动原因做出了解释。库滋涅茨(1957年)指出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和区域再分布相互紧密联系。同时，人口流动还受性别、年龄、种族、家庭地位、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影响。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在一系列假定情况下强调现代部门的发展而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对农业部门的发展避而不谈。拉尼斯和费景汉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形成了拉尼斯-费景汉模式，指出农业不仅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劳动力，而且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需的农业剩余，强调农业和工业协调发展。

乔根森发表的两篇著名论文《主要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来揭示经济增长模型与经济发展模型之间的差距》和《将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更好地联系起来》诞生了著名的乔根森模型。他认为劳动力转移是以农业剩余为前提。劳动力转移的意义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结构的必然变化。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也发表过一系列论文阐述他的人口流动模式。特别强调农村和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其论文中还论述了劳动力盲目流向城市带来的影响。卢卡斯模型基本上遵循他们的模型框架，认为农村和城市存在工资差别，城市的高工资反映一种高技能水平。这个原因使得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最终城乡流动的平衡点在于人力资本的趋同,和托达罗的最后城乡期望收入一致不同。我国学者蔡昉提出了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四个发展效应：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保持比较优势效应,填补岗位空白效应和促进城市建设效应。并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李扬、殷剑蜂的模型则从理论上给予了解释。在封闭条件下以拉姆奇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分析起点，论证了即使没有技术进步，持续的劳动力转移也会导致经济内生增长，并论述了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高储蓄和高投资。这对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有一定的解释力。随后考虑加入金融因素，论述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转移的完成过程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本。

三、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现状

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世界各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一种不可跨越的必经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以下特点：以城市工业部门招工为主的计划转移；农村劳动力在本地企业就业的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自发流动到城市或其他地区的市场转移（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2007）。

在当前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棘手问题的特殊时期，研究此问题意义更为重大。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中，无限弹性的劳动供给条件和缺乏弹性的劳动供给条件处于时间层面连续和空间层面分离的状态难以解释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在目前中国如何应对 “刘易斯转折点”问题方面，蔡昉指出这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和政策挑战。学术界已进行大量研究，也有对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评价。然而，为实现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迁移目标，以及解决在此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难题，就必须构建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理论以更好寻求合理解释。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弄清研究动向和政策支持的相关结论，以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四、小结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一体化就业为目标，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实行政府引导、中介机构操作、农民自主择业，全力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

参考文献：

第9篇：人口流动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4月27日

一、调查方法和基本情况

（一）调查方法。本次调查以定量分析为主，在某些问题上采用定性分析。在对山东省莒县一些村庄前期观察基础上，以曹河村和丁家村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例开展调查，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及问卷调查法，并辅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本次调查共发放130份问卷，回收问卷122份，有效问卷122份，访谈对象8人。调查时间为2015年2月，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8.0对数据进行统计。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归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般性，发现其流动的现状与特征。本次调查的研究视角主要从“一般研究”到“具体研究”再到“一般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指“现象是什么”、其产生的动力因素；具体研究则是以山东莒县为研究个案分析“事物的现状、特征如何”、“事物的影响及其成因是什么”、“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再到一般研究，指通过具体实证研究得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最一般和最普遍的结论。

（二）基本情况。本次调查以莒县安庄镇曹河村和夏庄镇的丁家村为例，以农村劳动力个人为单位进行抽样调查并辅之以入户访谈。安庄镇位于莒县北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与沂水毗邻，地形多山地和丘陵，人口约3.5万；夏庄镇位于莒县南部，与临沂等地相连，靠近国道和省道，交通便利，人口较多，经济发展情况较安庄镇好，人口约6.6万。曹河村共有约1，000人，丁家村共有约4，000人，对两村的流动劳动力人口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共选取样本122个，其中选取曹河村66人（54.1%），丁家村56人（45.9%）；男性76人（62.3%），女性46人（37.7%）；大专以上、高中中专中技、初中、小学的人数分别占总人数的比例为0.8%、19.7%、63.1%、16.4%；15岁以下、15～30岁、30～45岁、45～60岁的人数分别占总人数的5.7%、59%、21.3%、13.9%；工业制造业、建筑装修业、交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农业种植业、其他行业人数分别占总人数50.8%、27.9%、4.9%、3.3%、8.2%、3.3%、1.6%。对8名农村劳动力（包括1名县城务工者、3名青岛务工者、1名返乡创业者、1名有出国劳务意愿者、2名在家务农者）进行入户访谈，以期搜集到一些问卷中不易发现的问题与想法。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调查分析

（一）劳动力流动的总量和规模较大。莒县辖21个乡（镇、街道办事处），1，260个行政村（居委会）。2014年底全县总人口113.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4.8万人，占总人口的21.9%。农业人口88.5万人，占总人口的78.1%。根据该县相关部门统计资料显示：全县农村劳动力约68万人，常年外出务工的为20.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常年外出务工人员中，在乡外县内就业的为6.8万人（10%），县外省内就业的为10.54万人（15.5%），省外或出国劳务就业的为3.06万人（4.5%）。除常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外，仍旧有5.5万多（8%）农村劳动力从事县内企业的计件工或钟点工，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决定了他们大致的工作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全县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8%，劳动力流动总量和规模比较大。

（二）劳动力流动的类型呈多样化趋势。据调查显示，曹河村和丁家村的就业类型分布为省内乡外72人（59%），乡镇企业25人（20.5%），省际或出国劳务21人（17.2%），其他类型就业4人（3.3%）。可见，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省内流动约占劳动力总人数的79.5%，主要因为省内流动符合生活方便、恋家情结、农业生产需要、转移成本较低等要求。有关调查也显示，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发展的劳动力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自身农村劳动力转移，这部分农村劳动力数量大，素质较高。调查中发现这17.2%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外省一些重要城市或出国劳务并且趋势不断增强，近年来出国劳务人员在不断地增加。目前，通过正规组织，已经输送境外就业800余人，涉外劳务人员储备库中储备人员3，500余人。省内流动多为“季节性”短期流动，主要存在于老一代农民工之中，他们就业呈现出非正规性和季节性，省际与出国劳务则多为非季节的长期性流动。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方式组织化程度较高。省内就业（省内乡外和乡镇企业）主要以血缘和地缘为主，靠乡土人际关系网络找工作，或者是业已建立起来并逐步巩固的业缘关系（但这种业缘关系的范围狭小有限，其次才是劳动力市场的开发。而省际和出国劳务则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开发、亲戚朋友介绍以及政府职能的改善，就业方式呈现组织化和规范化特点。调查中得知，即使通过亲戚朋友介绍，最终也需要通过中介公司或正规劳务输出组织。由表1可见，劳动力流动以自发性外出务工为主，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表1）

（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较大。被调查者中，男性76人，女性46人，分别占总人数的62.3%、37.7%。女性外出务工者年龄集中于15～30岁，即青年期；男性外出务工者大部分集中于15～45岁，其次是45～60岁，分别占73.7%、22.4%，即青壮年期和中年期。（表2）

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主要由于女性家庭劳务、生育以及年龄和体力等因素。首先，家庭的生育功能、教育和抚养功能与女性特征更具有亲和力，女性更多地被赋予家庭责任与义务，这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趋势；其次，女性的身体与生理特征使得男女在相同的条件下女性竞争力较弱，女性的身体不能承受过重的负担且体力有限。这也是很多企业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重要原因。

（五）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宏观方向在变化。莒县农村劳动力宏观流动方向主要由农村、小城镇向城镇、大城市流动，由农村向亚、非、拉、美、澳洲以及欧洲等地区国家流动。但近年来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国内流动由“单向流动”转变为“双向流动”，出现“回归工程”的现象和模式。这将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最初资本积累和人才集聚的重要方式，有利于当地城镇化的发展，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经调查得知，由于近几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多企业破产倒闭，返乡创业和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人数大增，并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该县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也成为吸引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的重要因素，这给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后劲与人力资本积累，也带动了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与家庭收入的增加。

（六）出国劳务人数不断增加，趋势逐渐增强。劳务出口亦称“服务出口”或“海外就业”，它是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国劳务近年来在莒县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一条龙服务链，从“招募报名――选审培训――外出劳务――期满归国”等一系列过程变得成熟稳定。根据该县相关部门的资料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全县总共有5，500多人涉及出国劳务（包括有出国意愿、已经出国或者期满归国者），其中曾有出国经历的800多人，目前正在参加培训或已经出国人员有1，200多人，打算出国且已经进入备选库的人员有3，500多人。在调查中发现，出国劳务年龄多为中青年男性和青年女性，许多夫妻一起出国。出国劳务人员一般有年龄限制，大约在35岁以下。输出国家主要是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其次是美洲、澳洲、欧洲等发达国家和非洲一些国家。出国劳务的最大动机就是快速发财致富，这是一条快速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耗时较短且收益颇丰，能达到“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目的。调查发现出国劳务人员从事的行业主要是农业、建筑业、制造业、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技能性行业较少，与国内农村劳动力整体就业领域相一致，但与国际劳务输出的差距很大。据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OECD国家引入的外籍工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过60%，而受过初级教育的仅占10%左右。但该县外派劳务人员主要集中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工人，受教育程度低，从事非技术性工作的外派人员占到70%以上。

主要参考文献：

[1]陈仲常，臧新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差异与跨区流动度的估量[J].经济问题，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