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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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医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范文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工作重视发展中医药,把握了医学战略前移的方向,强化了健康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曹洪欣委员分析说,“但国内也存在着中医药养生保健与医疗服务体系尚不健全的现状,肩负着防治重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以及突发性疾病的艰巨任务,而且目前规范化的中医养生保健体系尚未形成;另外,在如何发挥中医药对促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方面还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措施。”

加快中医医疗养生体系建设

曹洪欣委员认为,应充分认识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先进性,发挥中医药在重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突发流行性疾病以及养生保健方面的优势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完善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体系,特别是加强覆盖城乡社区的中医药防治慢性病服务体系建设,真正实现慢性病防治重心下移、有效控制的目标。其次,构建中医药防治突发流行性传染性疾病机制,保障中医药在及时有效地防治突发传染病中发挥作用,加强传染病医院中医防治能力建设,形成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体系。第三,要加快中医养生保健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将中医药养生保健纳入国家疾病预防医学体系。

曹洪欣委员表示,目前很多媒体开设了中医养生保健专栏,这对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和推动中医知识普及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曹洪欣委员也注意到,部分非中医专业的人士也做起了中医保健知识的宣传,目前这种非专业的“科普”宣传比比皆是,且缺乏科学性、知识性与理论指导,甚至常出现明显的、常识性的谬误。这种现状不仅对指导养生保健无益,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声誉。由此,曹洪欣委员认为,中医保健知识的宣传亟需正确与科学的方法引导与普及,否则难以真正发挥中医药对人民健康的促进作用。

“我建议由政府主导,在全面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同时,根据公共卫生和居民医疗服务的基本需要,加大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资源配置。”曹洪欣委员认为,这对调整优化结构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中医药科普宣传必须专业化,宣讲者要有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理论水平,并建立必要的审批程序和机制,杜绝非中医专业人员宣传中医知识与理论的现象,健全中医药医疗养生保健服务网络。”

推进中医药自主创新

目前,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设立了中医药研究专门机构,并迅速加大经费投入开展研究,陆续有产品问世。

曹洪欣委员认为,证实疗效、揭示中医药的作用机制,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特别是坚持有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后再创新,是中医药自主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建设中医药国家实验室是有效提高中医药自主创新能力、保持我国中医药原创优势的战略性选择。

然而,目前在科技部重点支持的众多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没有一个属于中医药领域,这样就影响了中医药与其他国家实验室的学科交叉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因此,曹洪欣委员建议科技部在加强科研院所创新体系建设的同时,把中医药国家实验室建设纳入规划,重点支持中医药国家实验室、中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全面开展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突发流行性疾病以及养生保健方法的技术基础与应用研究,保持中医药原创优势与中医医疗保健水平的国际领先地位。

发展中医文化

中医学起源、发展于中国,是中华民族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维护健康、抵御疾病的医学科学。它蕴涵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人文与生命有机结合的、系统整体的医学知识体系。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形神统一”的方法论特征以及“大医精诚”的伦理追求,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总之,中华传统文化既是中医理论形成的基础,又是发展中医理论的原始动力。

第2篇：中医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范文

【关键词】民族医药；中医学；交融

中医学是指起源和发展于中国地域的，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受到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整体观念为其主导思想，司外揣内、援物比类等为其认知和思维方法，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研究人的生命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防治规律，研究养生、康复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1]。中医学是中国人民长期与疾病抗争的医疗实践的经验总结，其理论来源于医疗实践的感性认识，通过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因病机等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逐渐形成了中医学的理性认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从狭义上把“中医药”等同于“汉族医药”，而把其他少数民族在与疾病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医药理论、技术技能称为狭义的“民族医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医药在独立发展，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彼此渗透融合。中医学、民族医药、民间草医药共同组成了我国的传统医药学。中医药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医药，民族医药也不断从汉族医药知识中汲取有用部分。

1中医学与云南传统民族医药融合

中医学的发展历来都不是孤立，与自然科学、人文哲学存在广泛交叉，同时与其他民族医药彼此渗透，中医药影响云南民族医药发展，民族医药不断丰富中医学理论，只有通过彼此的理论融合、技术互补、优势整合，才能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多途径多渠道的研究方法。中医学与民族医药的交叉渗透，具体体现在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医学术语，以及药物的同物异名、同名异用，解释学术问题时的相互资鉴启发的取类比象思维模式。由于中医学与各民族医学相邻学科间无法割裂、在交叉搭界之处往往多产生亮点。中医学与民族医药都有共同目的，相互间在边缘处又都交叉搭界，那么，深入考察边缘处的学术细节，往往能发现潜藏着的规律。

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迁徙频繁，医药、宗教、文化能也存在融合现象，有学者指出：民族医药与中医学存在“大同小异”的现象[2]。“大同”指的是哲学观点相同，基础理论相似。“小异”指的是基于民族分布存在大分散小聚居的情况，认为不同地域民族的基础理论、用药经验具有本民族特色。

据查云南历史上曾经有三次较大规模的汉族移民入滇，即：汉、唐、明三朝时期[3]。历代以不同方式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经济、政治、文化，加速了云南的发展。秦汉时期“五尺道”的修建拉开了中原与云南交流的开端，随着贡品(贵重药材)、书籍(医药书籍)、教育(医学私塾)的不断输入，云南民族医药在自身特色发展的基础上，受到了中医药的巨大冲击。其中，明朝中医药在云南有了广泛的传播和明显的发展，最具代表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是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该书是第一次将云南地方民间药物的作用与中医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一部较早、较完整的地方性药物性典籍。许多常见的中药都始载于该著作，如：仙鹤草、灯盏花、川牛膝、草乌、贝母等，同时该著作中也记载了不少民族药，如：滇重楼、滇黄精、滇龙胆、云黄连、金荞麦等。各民族用药普遍存在交叉现象，如：竹叶兰一药，傣族称为“文尚海”，药用部位为球茎、块根，用于食物中毒；布朗族称为“夕那格郎”，用药部位为全株，主治肺结核、气管炎。据统计，汉藏共用药物有300多种，佤汉共用80余种。

中医药与民族在基础理论及哲学背景、思维模式等方面也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均是在“整体观”的基础上采用“取类比象”的思维模式构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健康与疾病、各类要素的平衡制约密不可分。如：傣医学的“四塔五蕴”学说认为自然界万物均归属于“四塔五蕴”四塔即“风、水、火、土”五蕴指“色、识、受、想、行”，其中“色蕴”指物质现象，“识蕴、受蕴、想蕴、行蕴”指精神现象，物质和精神共同构成人体。“四塔五蕴”应用于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表现。藏医学认为人体内的“龙”、“赤巴”、“培根”三者失调构成疾病。纳西东巴医药中的“卢”“色”是纳西先民用于表达阴阳的常用字，体现了阴阳平衡、对立统一的思想。“精威五行”类似于中医的“五行学说”，用于说明发病机理及治疗方法。佤族医药认为自然界由“天、地、风、水、木、火、石、气”八种物质，当八种物质发生改变将导致各物质与人体的平衡失调进而产生疾病。

另外，研究也发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学及民族医药。当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渐被中华文化内化，佛教中的医药文化对佛教医药文化圈所涉及的中医药学、藏医药学、傣医药学等传统医学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中医、藏医、傣医离不开佛教医药文化，同样研究佛教医药文化也离不开上述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佛教医药文化圈以其特有的魅力和渗透力，对我国传统医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医的基本理论体系形成得比较早且较为完备，在一定时期内作为一种优势医学广泛影响了各个民族医学的发展，当然民族医学的发展反过来也丰富了中医学。中医和民族医都宏观地把人体生理分成若干个功能部分，建立在基本相似的哲学观点之上。治疗上基本上都遵循“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基本治则，并以此建立了相应的药物观念和方剂观念。中医和民族医都充分利用了祖国大地上以植物药为主的自然药物，其中很大一部分药物相互通用，共同建设了中国的本草药物学。

中国的中医学和民族医学并无质的差别和量的鸿沟。但从各个民族医学的个性来说，它们确有特色，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的一门医学，有必要重视它、发掘它，采取必要的政策保护、扶持、研究和发展，以便为各族人民造福，为中国医学科学的百花齐放、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2云南民族医药的优势及发展策略

云南25个少数民族几乎都有着自己防病治病的经验乃至医药理论。其中，仅傣族医药、藏族医药和彝族医药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医学典籍，如：傣医的《档哈雅龙》、《竹楼医述》；彝族的《双柏彝医书》、《元阳彝医书》、《启谷署》；藏族的《藏医精要》、《迪庆藏药》；纳西族的《玉龙本草》等[4]。

历史上的医药流通，使得云南贵重药材、医药理论充实于中医学体系中。“槟榔、琥珀、犀牛角、象牙、麝香”等由云南传入的药物至今仍然运用于中医药。以“云南白药”、“拨云锭”为代表的品牌民族药享誉中外。目前，许多民族医学中的新药，如：苗药“灯盏细辛”、傣药“傣肌松”、彝药“青叶胆”、纳西药“竹红菌”、白族药“青阳参”等也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少数民族还具有丰富独特的疾病诊疗方法和手段。如傣医的摸法、数理诊断法、睡药疗法、薰蒸疗法；纳西医的放血疗法；彝医的扎针、放血疗法；藏医的尿诊法、泻下疗法等，这些独具特色的诊疗技术为拓展和丰富诊疗技术和手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思路。

尽管近年来云南民族医药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药强医弱、特色不浓”的问题。还存在着亟待整理的大量的没有文字记载的口头文献。加强民族医药文献的整理及名老民族医药专家的经验总结，尤其是加强口承民族医药知识的抢救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在对民族医药传承培养方面，应重视对古代医籍的学习，重视医古文、训诂学、古医籍等方面的课程设置，结合师承教育模式培养真正的临床实用型人才。另外，民族医药有其自身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继承性等特点，应加强对少数民族民间医药的文化土壤、人才队伍、文献文物和药物资源的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3小结

历史上中医药与云南民族医药是不断交流、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过程。尽管基于文化背景、医学理论、用药习惯的不同，中医学与民族医药成为各具特色的、互不从属的、属于相对独立的医学体系，但从广义角度，中医学与民族医药同属于中国传统医药学。中医药促进了少数民族医药理论的构建和补充；少数民族医药亦完善和发展了中医药。

第3篇：中医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范文

日本的药膳食疗源自中医药学和中医食疗，也可以认为是中医药膳食疗方法的“日本化”进程。作为接收方日本从完全照搬中国的体系到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创造，自主完成了将中国药膳食疗文化“日本化”的过程。近年的药膳热大约起源于1980年前后的餐饮业。当时日本处于经济高度成长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饮食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对健康的需求和追求也逐步提高。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复古食风大热潮中，从中国舶来“药膳”一词，日本有人立刻前往中国寻找药膳的真谛，这就是在日本的中华餐馆中引进“药膳”的开始。但是这一“药膳”热潮并未持续很久，此时兴起的药膳多采用名贵药材，掀起一股奢靡之风，随着1991年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的崩溃，药膳热也随之结束。经济危机结束之后，“药膳”一词又被日本国人提及。但是再次起兴起的“药膳热”主要目的是为了让真正的“药膳”进入日本普通百姓的生活中。

此次药膳热之所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日本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成人病、生活习惯病等多为慢性病，现代医学尚没有研制出有效的治疗手段或药物，长期的服用化学药物又会带来许多副作用；其原因之二即西方国家一些医学机构已经开始重视食疗药膳研究。药膳食疗在北美属于自然疗法的范畴。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设立了替代医学研究办公室，对药膳等进行评估。中国药膳研究协会与新加坡、美国、韩国、德国等进行食疗药膳方面的讲学和交流，这些都使日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药膳食疗的优势，并结合本国国情，开创日本化的药膳食疗文化。中医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天人合一”“药食同源”“取法自然”的药膳食疗思想深入日本国人人心。如每年正月初七是日本的人日，是日本的5大节日之———七草节。当天，日本人习惯吃“七草粥”。所谓“七草粥”是用芹、蓟、鼠曲草、繁缕、宝盖草、芜菁和白萝卜等熬制成的粥。日本的新年被说成是从喝屠苏酒开始的，新年喝屠苏酒是从中国传来的习俗，屠苏的正式名是“屠苏延命散”或“屠苏散”，采用10余种的草药，用日本酒和甜料酒浸泡制成的。配方多为山椒（さんしょう）、白术（びゃくじゅつ）、防风（ぼうふう）、桔梗（ききょう）、陈皮（ちんぴ）、桂皮（けいひ）等药草，处方因家庭和地域不同而异。日本许多主妇都有自制药酒的习惯，用枸杞子、人参、肉苁蓉等药草配以清酒和冰糖，可以防治高血脂，保护心脑血管。再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从中国引进药膳学和药膳烹饪技术。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成立了100个健康村，村村有“中医药膳”，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受卫生部的派遣，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赴日本传授中医药膳食疗学和烹饪技术、开办中医药膳餐厅、中医营养学培训班，输出的中医学专家同时也会参加日本健康村养生保健活动，与日本专家交流，也受到日本各界人士欢迎和好评，日本国内还有许多药膳餐厅，采用中医药膳理论，把传统药膳方和现代日本料理加工技术相结合，做出了地道的日本药膳。许多注册的药膳指导师会定期为主妇们举办“药食会”，到野外去登山采药，教主妇们如何识别原植物药，讲解药性并进行现场药膳烹饪。

日本也成立了很多学术团体，举办各类学习班、交流会来传播药膳食疗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实用技术，如日本神奈川县生活俱乐部与中国山东中医药大学合作创办了二年制的药膳函授教育，各县市还成立了不同形式的药膳研究会，很多大学也设立了药膳专业，如北京中医药大学日本分校设立了药膳专业，名古屋国际综合中医研究所开办了中医营养学讲座，日本在认识到药膳食疗的优势之后，大力宣传并弘扬药膳文化，培养能够熟练掌握药膳知识与技巧的人才，并结合本国风俗习惯、历史因素、地理位置、等多方面因素，形成了本国的药膳食疗文化与技术。

二、结语

第4篇：中医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范文

关键词：四川；中医药；养生旅游；发展策略

一、引言

养生旅游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墨西哥,以健身活动与医疗护理项目为特征,满足旅游者追求放松、平衡的生活状态和逃避工业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我国的养生旅游始于2002年海南省三亚保健康复旅游和南宁中药养生旅游,最近成为国内旅游发展的热点。关于养生旅游，伯尔尼大学休闲旅游研究中心提出:“养生旅游是指以维护健康或促进健康为主要需求动机的空间移动活动所引起的各种关系和现象的总和。”夏威夷养生旅游组织提出:“以追求身体、感情、精神、灵魂平衡和谐为目的的旅游活动。”我国学者周刚（2008）提出,养生旅游是旅游活动的一种,是以养生为目的来选择景点,安排内容和进展,考虑节奏快慢的一种旅游活动。这里的养生是泛指优化人类生存环境,善化人类生命质量的一切内容。在世界养生旅游繁荣发展的同时，在差异化特色化与市场的认同原则的作用下，我国学者达成共识认为中国养生旅游的重点发展方向应该为中医药养生旅游。

关于中医药养生旅游，田广增（2005）认为中医药旅游是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以中医药的深厚文化内涵、独特理论体系和内容为基础以各种医疗和健身方法、药材观赏、购买和使用为基本吸引物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张群（2006）认为作为生态旅游的分支之一的中医药旅游是一种探索性的以中医药为载体的旅游项目，集旅游与中医药为一体，是中医药的延伸和旅游业的扩展。张春丽（2009）对杭州中医养生旅游发展进行了分析。康保苓（2009）对浙江省疗养旅游的深度开发研究中提出中医药旅游的形式多样化。孟晓翠（2011）认为河北省发展养生旅游的重点在于结合中医药理论中的四季养生。笔者认为中医药养生旅游应以传统中医药养生学为依据,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一元论、天人感应、整体恒动观等,由温泉、森林、海滨、盆地、草原、民俗资源、医疗医药资源等构成吸引力载体。在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研读相关中医养生基础著作后，总结在做《米易县健康养生产业规划》时的一些经验，笔者提出一些自己关于发展四川中医药养生旅游的看法。

二、中医药养生基础理论与旅游发展

1.以情制情理论与旅游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当产生不良情绪时，可以根据情志之间存在五行生克制化规律，激发相应的情志来制约、克制、借以协调情志，恢复或重建精神平和的状态。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阐述了这一方法：“悲可以制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制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制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制思，以侮辱欺罔之事触之；思可以制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奇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试听。”据此，我们了解到：喜伤心者，以恐胜之；思伤脾者，以怒胜之，悲伤肺者，以喜胜之；恐伤肾者，以思胜之；怒伤肝者，以悲胜之的原理。根据这些原理，我们在开发旅游产品时可以根据不同旅游者最近的情绪状况开发相应的旅游产品。比如思虑过度的游客，我们可以带他参观岳飞墓，了解秦桧与岳飞的故事让他产生怒气，又比如最近易怒的人，我们可以带它游览汨罗江，了解屈原的故事，产生一种悲伤的情绪，再比如最近高兴过度的游客，我们可以带他游览鬼屋或者参加蹦极、坐过山车等刺激娱乐，产生一种惊恐的情绪。这样，情绪的调整可以使游客恢复一种健康的状态。除此之外，由于不同情绪会对不同脏器有所伤害，根据不同游客的情绪，我们在搭配游客饮食的时候也可以有所注意。

2．四季养生理论与旅游

春季是万物推陈出新的季节，养生有很多注意。我们以《黄帝内经》为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容……以使志生，生而勿杀，杀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又说：“春三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使志生……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这告诉我们在春季只能让情志生发，切不可扼杀，只能助其畅达，而不能剥夺，只能赏心怡情，绝不可抑制摧残，这样才符合“春生”之意。所以春天一定要心情舒畅，最大的忌讳是“怒”。《素问?脏气法时论》说：“肝主春……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这告诉我们春天在旅途中要稍微多吃辛辣或者甜味的食品，不宜吃酸的东西。中医理论推荐在空气清新的地方打球、跑步、放风筝等。除此以外，文中还告诉我们春天要晚睡早起，多沐浴阳光。并且春季阳气始生，乍暖还寒，《千金要方》告诉我们要“下厚上薄”，逐渐褪去衣物。

第5篇：中医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范文

“广东凉茶”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是在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的带领下，联合广东凉茶企业的一次关于凉茶文化的保护与发扬的活动，同时也是广东凉茶行业企业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联合营销活动。2006年5月，国务院宣布粤港澳地区的21家凉茶企业拥有的18个品牌54个配方及术语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后广东凉茶的知名企业围绕“非物质遗产”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以倡导我国的中医文化和凉茶文化，并且宣布计划联手助广东凉茶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其中邓老凉茶决定出巨资拍摄50集电视剧《凉茶》，其它凉茶企业也纷纷举办种种活动宣传发扬广东凉茶文化。在2006年中国食品博览会上，这21家凉茶企业的品牌集体亮相，引起巨大的反响。据广东食品行业协会调查称，2006年凉茶产销量急剧上升，正以40％的增速跑步发展，且凉茶在价位高于可乐的情况下仍然热销，这令世界饮料行业的巨头可口可乐也倍感压力，业界戏称“广东凉茶叫板可口可乐”。

从传统文化中找卖点

联合营销具备单个企业营销所没有的规模效应、协作效应等功能，同时联合营销的成功与否受到种种条件的约束。“广东凉茶”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场保护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的活动，同时也是一场成功的联合营销活动。

“广东凉茶”联合营销属于同行业之间的联合营销，起源在于保护和发扬广东凉茶的中医文化。广东凉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21家凉茶企业绝大多数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字号”，如“王老吉”、“黄振龙”、“金葫芦”等，在粤、港、澳三地深受百姓喜欢，在世界各地华人中也颇有名气。因此广东凉茶所蕴涵的深厚文化底蕴便成为广东凉茶企业此次联合营销成功的起源。在这种情况下凉茶企业联合起来，充分宣传和发扬“广东凉茶”的中医药文化便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在短时间内使广东凉茶的保健作用深入民心，在巩固广东市场的同时迅速开拓了广东以外全国乃致全世界的市场，取得不错的效果。

联合起来实现利益共享

联合营销是几个甚至几十个企业的联合活动。各个企业本身是一个个经济独立体，有着各自的利益需求和行为习惯。要联合起来进行营销活动，必然涉及到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相互博弈的过程。可以说联合营销最终是否取得成功，和参与企业自身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广东凉茶”联合营销的成功之处也在于参与企业有着共同的利益。“广东凉茶”作为我国传统的中医药产品，其国家级非物质遗产的地位确立以后，将给凉茶的生产企业带来长期的利好影响。表现在大大增强了凉茶行业的竞争力，这一竞争力表现在和其它替代品相比的竞争力上，如和外国洋饮料相比的竞争力，广东凉茶销量直逼可口可乐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一竞争力也表现在和其它地区的同类产品相比的竞争力上，中医药不仅仅是中国有，韩国等国家的中医药产业也很发达；凉茶也不仅仅是广东有，经过漫长历史的变迁，凉茶产业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然而广东作为凉茶的发源地和重要市场，是无庸置疑的。“广东凉茶”国家文化遗产地位的确认，将大大增强广东凉茶企业在其它地区的竞争力。至2006年，凉茶的年产值超过人民币40亿元；有人预测，2008年凉茶产量将超出可口可乐在大陆的销量。

集合资源下的执行力

“广东凉茶”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次声势浩大的保护和发扬中医药文化活动，在2002年就由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共同组建了广东省食品(饮食)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及广东省食品(饮食)文化遗产认定委员会，并制定了食品文化遗产认定的办法和标准等。凉茶企业还在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凉茶分会的带领下签订了《凉茶保护公约》。由此可见，“广东凉茶”申请非物质遗产是在强有力的组织下进行的，离不开行业协会和有关政府单位的支持，这些行业协会和相关单位都有着强有力的执行力，为广东凉茶成功申遗提供了保障。

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21家凉茶企业在广东以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属于比较大型的凉茶企业，这些凉茶企业强强联合，在宣传和发扬广东凉茶文化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这些大型企业都有着很好的执行力，例如共同签订了《凉茶保护公约》，共同出席2006年中国食品博览会，此外各个企业还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和发扬广东凉茶文化，如邓老凉茶出巨资拍摄50集电视剧《凉茶》。这些都显示了广东凉茶企业对广东凉茶文化保护和发扬的决心，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执行力。

第6篇：中医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范文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循证医学，其证据已普遍作为决策的证据被使用。从最初的临床医学领域扩大应用到护理学、医学教育、预防医学、医疗卫生决策、新药开发、社会医学等领域，循证医学以其科学的理念和实践的方法学得到医学界的普遍重视和采纳。

世界卫生组织倡导在传统医学中引入循证医学，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传统医学疗法有证可循。因此，将循证医学应用于中医药研究评价已成为临床医学领域的发展方向。

中医学的特色在于重视患病的“人”，强调“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疾病防治理念。整个中医现代化，必定以中医临床医学的现代化为先导，以提高临床疗效为原动力和核心，从而相互带动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基础理论的突破。这种思想决定了中医诊断、治疗、预防、养生等防治疾病的干预措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疗效是中医生命力的体现，循证医学方法运用于中医中药的临床研究评价，有助于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使中医的疗效能够得到科学研究的证据支持。通过临床评价方法的研究，使中医疗效的客观性得以体现，成为国际认可的评价模式，使中医临床治疗学的理论与方法得到突破。

众所周知，在临床研究的诸多环节中，设计、实施、评价是三个最主要的因素与环节。实践表明，将循证医学和系统评价方法引入中医药研究系统，优化方案设计、加强实施质控、全面综合评价是确保中医药临床研究质量、促进研究水平整体提升的关键。

1融入中医特色，优化方案设计

中医现代化首先要有中医特色，有特色才有生命力。“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诊疗的基本原则，中医药的临床研究同样需要遵循辨证论治，这就决定了在制定受试者的纳入标准、给药方案和结果评价时需要考虑中医证候因素，否则必将影响假说的合理性与结果的真实性。因此，研究者既须考虑中医药的特点，同时也必须遵循临床研究的原理和方法。如果研究方法存在严重缺陷，无论多符合中医药理论，也会重蹈“低质量研究”的覆辙。循证医学以其科学的理念和实践的方法学得到医学界的一致认可。

中医药的临床研究如何才能做到中医特色和循证医学的有机结合呢？笔者认为，在中医药的临床研究中，必须遵循“辨证论治”的中医理论，重点考虑评价患者、干预及结局的要素，采用循证医学的评价模式，整合定性和定量的评价方法，建立与传统的临床流行病学或循证医学中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有所不同的创新方法学模式。

2完善方法技术，加强实施质控

质量控制在临床研究三大要素中执行难度最大，主要原因不是理念和规范的缺乏，而是实施研究中具体方法和技术的不足。目前，临床研究通常采用“终点管理模式”的小样本短期研究，这种终点管理模式不能适应、满足多中心大样本临床研究的特点和及时性需求。针对中医药的实际情况,研究合理使用各种非随机试验的评价方法,以提高临床非随机对照试验的质量。如加强对国外知名临床试验评价量表和技术的系统学习,以及针对中医药临床研究的现状和特点进行深入的研究。在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方法上重视对不同分析对象的技术和方法的掌握,如非随机化临床研究的Meta分析方法,不同质量层次的临床试验结果在Meta分析中的科学体现,单病例Meta分析方法,多个对照组临床试验的Meta分析方法等。天津中医药大学成功开发的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系统（clinical data managing system，CDMS）和临床试验项目管理系统（clinical trial managing system，CTMS），使中医药在临床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将成为中医药与国际接轨的技术保证。

3凸显中医优势，全面综合评价

循证医学的一个重要工具就是严格评价，即评判性地看待临床研究证据。当运用于评价中医药临床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设计、实施和报告中存在的问题，但这并不是否认中医，相反是认清自己存在的不足，通过发现问题进而提高和完善自己。目前，很多研究是基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名老中医经验的挖掘，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往往是仓促上马，研究管理经验不足，导致了大量低质量的研究结果出现，浪费了有限的医疗卫生科研资源，体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倾向。

临床研究的全面评价包括结局评价和过程评价。中医药的临床研究结局评价应重视实验检查，更要重视临床观察；重视局部病理，更要重视整体反应；重视近期作用，更要重视远后效应；重视疗效分析，更要重视疗效整合；重视研究数据，更要重视逻辑演绎。综上，中医药临床研究应避免单纯照搬西医评价标准倾向，注重中医证候效应与生存质量评价，全面体现中医药的多靶点整合调节作用和远后效应优势。

诚然，中医药临床研究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创新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探索，需要国家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研究，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多年来的研究实践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接受了临床评价现代科学理念和方法训练的中医临床研究高端人才，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中医大规模临床循证评价的技术规范和试验程序，并已经积累了组织管理、质量控制及多元协调的经验。我们相信，这必将为促进中医临床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和临床研究成果，发现问题和不足，有机灵活地运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充分掌握方法学技术，逐步分阶段开展中医药的临床研究，并坚持不懈，以促进在中医临床研究中取得更重要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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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士林.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化解释框架的创新[J]. 探索与争鸣，2004，2：37

第7篇：中医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范文

一、馆藏香薰器皿的鉴赏

燃香之器名薰炉，也可以称作香炉，是古人用于薰香取暖、洁室、杀虫、清洁衣披的卫生用具。其质地有金、银、铜，瓷、陶等多种，造型及工艺多较考究。据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古钟鼎彝器辨》记载，博山炉“乃汉太子宫所用者。香炉之制始于此”。从汉墓出土的博山炉可以认为是中国香炉的始祖。博山炉因为炉盖高耸，象征海上蓬莱三山，故名。使用时，燃香料于炉中，香烟从盖上镂孔中冒出，有如云雾缭绕，如入仙境。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珍藏的汉鎏金铜薰炉，是香炉中的珍品，可能是汉朝皇室贵族用品。

还有一种卧褥香球，造型为浑圆的球型，又称球薰。结构科学，其对机械物理原理的巧妙运用，反映了当时先进的工艺水平和对物体重心的深刻理解。晋葛洪《西京杂记》记：“长安巧工丁缓者，又作卧褥香球，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复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被褥，故以为名。”卧褥香球内装置两个环形活轴，香盂置于环形活轴内，内燃碳火、香料，因为香盂重心在下，故无论薰球如何滚动，环形活轴皆能起平衡作用，使香盂始终保持水平状态，内燃之香料决不会倾覆以致烧蚀衣被，其原理同现代陀螺仪如出一辙，可以薰香消毒被褥。唐朝元稹做诗赞曰：“顺俗唯团转，居中奠动摇。爱君心不测，犹讶火长烧”。宋朝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京师承平日，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在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香球更具体说还可以作为妇女的袖薰。上海中医药博物馆收藏的明朝卧褥香球，铜质，球面是镂空浅雕的优雅花卉，卡扣机关完好，在灯光下，散射出温润的光泽，令人钟爱。

香兽，是动物形状的香炉。珍藏于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的麒麟炉，是明朝大型香薰器皿，铜质，铸造工艺精湛，造型古朴雄浑。炉体分二部分，上部为盖，透雕云纹，边有四个小麒麟。麒麟与龙、凤、龟并列为中国传统四大灵兽，雄性为麒、雌性为麟。炉耳为一环状龙，造型奇特。此炉麒麟皆为五爪，龙为三爪，可能是皇亲诸侯用品。

明清香炉的制造工艺达到鼎盛时期，香薰的使用也相当普及。当时的文人高士，书案上多设造型各异纹饰典雅的香薰盒，以营造养性怡情的高雅意境。西风乍起，时值岁寒，民间还普遍使用以紫铜白铜黄铜打制的手炉脚炉，网盖上皆有镂刻精致的纹饰或吉祥图案，无论乡绅庶民，小姐老妪人手一炉，已成明清时一道多彩多姿的市井民俗景观。上海中医药博物馆收藏的清朝八角铜手炉，在取暖的同时，撒上香料，更可芳香醒脑，舒缓神经，悦情怡性。

薰笼，用金属或用竹子编成，罩在香炉上，可以香薰衣物或取暖。收藏在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的明代陈洪绶《香薰图》(仿)即有此物。陈洪绶(1588-1652)，明代杰出画家，字章侯，号老莲，晚号悔迟等，诸暨枫桥人。图中绘有一贵夫人安坐于地，怀中拢一薰笼正在薰香。香薰可以舒缓神经、愉悦精神，也可以治疗某些皮肤病、妇科病，还可消毒空气。

二、香薰的起源发展

香薰是一种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是中医药学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香薰文化起源与中华民族文明一样源远流长。

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香薰的痕迹。“香”的本字，甲骨文像器皿豆中盛着散发出香味的熟食品。又如甲骨文中的“鬯”，像一个滤酒器，据《说文解字》所述，殷商以前，部落祭祀和重大活动中的香酒，就是用郁金香等多种香花，放入酒中酿造而成的。

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香薰器皿出现在汉朝。魏晋时期，香薰作为一种高雅的流行语言，在上层社会中风行。葛洪的炼丹方书《抱朴子》云：“人鼻无不乐香，故硫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膳、索胶、江篱、揭车、春惠、秋兰，价同琼瑶”。最具代表性的如魏文帝曹丕和陈王曹植都为迷迭香写过《迷迭赋》，王粲、应`、陈琳也应和而写《迷迭赋》。迷迭香属唇形科植物，原产地有南欧、西域、大秦国之说，大约在汉魏时，由西域传入我国，并风行一时。魏文帝《迷迭赋》(并序)曰：“余种迷迭于中庭，嘉其扬条吐香，馥有令芳，乃为之赋曰：坐中堂以游观兮，览芳草之树庭。重妙叶于纤枝兮，扬修干而结茎。承灵露以润根兮，嘉日月而敷荣。随回风以摇动兮，吐芳气之穆清。薄六夷之秽俗兮，越万里而来征。岂众卉之足方兮?信希世而特生。”

隋唐之际，随着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特别是对外交流的发展，香薰所用之物更是空前的奢华。李白《清平调》之“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用沉香建造沉香亭，即见证了盛唐的国力，又侧显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香艳奢靡。《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国忠又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于此阁上赏花焉，禁中沉香之亭远不侔此壮丽也。”沉香是一种极其名贵的香料，原产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是唐朝时从外国输入的主要香料。

宋金元时期，我国与东南亚诸国的海上贸易十分发达。据史书记载，交跖国、占城国、安南国等国家以沉香。檀香、乳香、苏合香等香料送给朝廷或者与我国做贸易。特别在宋朝，由于造船工业的发展和指南针的应用等，海上交通日益发达，公元971年，宋朝专置市舶司于广州，专管对外贸易，其中香药的进出口占了较大比例。1973年8月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土一艘宋朝运送香料的大型船只，当时这艘船满载着从东南亚等地进口的香料药物，包括乳香、沉香、檀香、龙涎香等。宋朝内廷还设有香药库。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香书专集，如洪刍的《香谱》，范成大的《桂海香志》、叶廷的《名香谱》、沈立之的《香谱》，武冈的《公库香谱》等。

清朝《钦定四库全书》收录有明朝周嘉胄的《香乘》，共28卷，此书初纂于明万历戊午。《香乘》可以说是一部集明朝以前历代关于香文化的全书，实为香文化的集大成者。清朝康熙年间，陈梦雷等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集有香书4部。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也有香文化的内容。

三、香薰的中医药理论基础

香薰文化与中医药文化一样源远流长，互为补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有记载。《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对香薰疗法做了精辟论述：“香者，气之正，正气盛则除邪辟秽也。”人体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体，正气盛则病不可犯，阴阳平衡是人体的最佳精神状态，利用芳香药的清正之气，驱除体内的污浊邪气，从而达到匡扶正气，祛病强身的目的。

香熏用的香药主要有属草本类香药的藿香、木香、茴香、艾叶、细辛，佩兰、菖蒲、迷迭香、茉莉花、零陵香、郁金香，杜衡、、莲花，水仙花、玫瑰等；属木本类的沉香、苏合香、 樟脑，乳香、花椒，丁香、檀香等；属动物类的麝香、龙涎香、灵猫香、甲香等。

成书于西汉初年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指出，麝香能“辟恶气”，蘼芜主治“咳逆，定惊气，辟邪恶，除蛊毒鬼疰”，白芷“长肌肤，润泽颜色，可做面脂”，对香薰用的香药功效做了精辟总结。

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录香药近百种，分别归在芳草、香木二类中。

四、香薰的文化象征意义

周至战国时期，对“香”的认识更具抽象性。如《尚书》谓“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把馨香的氛围作为对神明的礼遇。随着社会的发展，香薰则发展演变为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礼仪规范，以及修身作人的准则。《礼记・内则》有文“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成盥漱，栉u，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昧爽而朝，问何食饮矣?”佩带容臭。是为了接近尊敬的长辈时，避免自己身上的晦气冒犯他们。可见，晚辈佩带香囊、香袋拜见长辈已经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风俗定制。

第8篇：中医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范文

摘 要： 本文首先运用SWOT分析法对中药国际化的优势、劣势、机会、挑战进行分析，从地奥心血康的成功在欧盟注册上市入手，分析哪些方面是跨国企业需要借鉴的。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笔者对中药国际化发展的思考。

关键词： SWOT分析；国际化发展：地奥心血康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许多产业已经不单单满足在国内发展，而是纷纷向国际市场靠拢，中药产业也不例外。为了让中药更好地走向国际，与国际市场接轨，我们需要在分析当前局势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理论基础和方法来解析中药国际化的发展。

一、我国中药国际化发展的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1）内部资源优势： 中国地大物博，中药中医资源极为丰富，据调查，全国药用资源有一万两千多种，野生中药材约为80%，栽培药材约为20%，矿物类药材 70∽80种。这些丰富的资源在世界上可谓独树一帜，居世界第一位。

（2）中药先天条件优势： 我国中药药方是在数千年时间中，经过许多著名中医的经验证与钻研，同时汇集大量的临床病历的成功经验积累而成。中药以其在临床上表现出的无毒副作用或副作用小的优势，与西药不同，中医的治疗效果不是单一途径，而是对机体进行整体调节来慢慢恢复机体，从而达到治本的目的。

（3）低成本优势：自从加入WTO后，我国主要优势在于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跨国企业可以利用这一优势节省劳动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

（4）人力资源优势：我国国民从小接受中医药理论知识早，基础扎实，为中药跨国企业招收优秀人才奠定了基础，我国从事中药行业的人每年呈小幅度增长。

（二）劣势分析

（1） 企业资金投入不足：药物的研究与开发是一个周期性和风险性极大的过程，许多企业不敢将资金投入过多，因此，资金缺少使得企业生产出来的药品，很难在国际市场上打出品牌，这成了中药国际化的一大阻力。

（2） 国家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 中药创新和发展需要国家政府的支持，所以，如果政府对其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就难以推动企业的积极性与发展。

（3） 对中药知识产权的淡薄保护：在我国，传统中医药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使得很多珍贵中药药材及一些特殊中药配置知识流传于世，给我国中药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

（4）质量难达标：我国传统药的生产加工过程相对比较简单，产品技术含量低，品种混乱，药品成分复杂且不稳定等，这些导致我国中药产品在毒理药效检测等方面无法达到欧洲等国的质量检验标准，加大了我国中药出口的难度。

（三） 机会分析

（1）中药养生和天然化妆品保健品的迅速发展：随着人们对“纯天然”药品的追求越来越强烈，中药也向纯天然方向发展，并且把纯中药成分加入到化妆品或者保健品当中，增加了人们的消费需求。

（2）中国加入WTO：中国加入WTO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了有利的市场基础。我国企业依托资源优势，价格优势，劳动力市场进入国际市场，而且WTO条款有对知识产品保护这一方面的加强，更加保障中医药的合法地位。

（3）国际上的认可：据统计，全球约有40亿人在使用植物药治疗。不仅如此，更有一些外国人被中医吸引，不远万里来中国学习中医，体现其广泛认可度。

（4）日本市场不断扩大：一直以来，日本的汉方药药材大概有85%来自中国。我国生产的产品多数被重新换了新包装后直接在日本的市场上销售，我国产业可抓住这个机遇来提高出口水平。

（四） 威胁分析

（1） 国际上中药市场的竞争： 中药起源于中国，但是这一事实在国际上却得不到认同。比如日本的“汉方学”以及韩国的“韩医学”对中药的研究已经大幅度超过我国，甚至韩国和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远远超过了中国。

（2）中西方文化差异：中药被中医理论指导了几千年，虽然在国际地位的提高了，但是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西方人很难接受中药。如何使中医为外国人理解，接受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3）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贸易壁垒是当今发达国家主要实施的障碍。中药在国外一直以保健品或者植物品的形式存在。欧美国家甚至以西药的标准去要求来申请注册的中药因中药成分复杂不稳定，很难达到欧美上市申请和注册的要求。

二、地奥心血康的成功经验

（一）前期扎实的基础 。 地奥心血康团队共同努力下大胆创新，不断的实验，终于研制出高纯度甾体皂苷，攻克下世界一大难题，且地奥集团借助四川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进行科研，这种前期的投入、人员的努力和扎实的地理基础研究，为地奥心血康的前期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 严格的质量要求 。中药在国际上发展的第一步，就是要确保质量问题。而地奥心血康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地奥心血康的临床试验、生产过程做到标准化、规 范化，质量稳定，保证产品的质量、疗效和安全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①基础的研究工作充分得当，正确了解药品中所含成分的作用以及物质基础机理；②通过临床长期不断研究更新，以确保药物的稳定性，安全性和有效性；③按照生产管理程序来严格规范药品生产的所有环节。

（三）国际合作伙伴 。目前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药品生产、监管、注册等方面距离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国际合作伙伴就可避免了许多麻烦多了一些胜算和机会。2006年成都地奥集团借助和荷兰当地公司SU生物医药公司的合作，双方交流合作携手展开对中药的研究工作，也正是这一合作伙伴，帮助地奥在欧盟进行中药注册产品，让地奥集团可以借助于荷兰当地公司的本土优势和关系渠道更好更快的在国际上发展。

（四）人才的吸收 。人力资源是构成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吸收人才是企业在开发创新研制新型产品的关键一步。而地奥心血康在人事的管理上，选择不同考核方法，工资待遇随业绩变动，一个研究主任年薪可达到20多万元。这种高薪激励的方法下，为地奥集团吸引了许多人才，其中有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博士后、美国范德堡大学的博士后等等，这些人才为地奥在药品研制上取得中药突破。

三、地奥心血康的成功对中药国际化发展的启示

在中药国际化的发展潮流中，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重视中医药文化传播，政府部门要加强中西方文化交流。创办更多的中医药网站以及报刊、杂志、开展大型中医药文化博览会等使更多的外国友人熟知、感受中药的风采。另一方面在国际化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重视中药知识产权的保护势在必行。除此之外，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也是中药走出国门，迈向国际的保证。吸收大量国际化人才，研究先进中药产品技术，使得中药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单位：天津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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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中医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范文

任何一门科学在发展进程中都存在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的因素，但对于中医学来说似乎发展显得尤为迫切，文章就目前中医学哪些方面存在不足而需要发展谈谈一些看法。

【关键词】 中医学； 辨证论治； 唯物主义

中国医药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基本理论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历代中国人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但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中医本来的诊治疾病病种及就诊人群逐渐被“蚕食”，中医原有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那么中医学如何应对目前既成事实的局面？中医学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都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从中医学现在所处的境遇分析，发展要重于继承，在发展中求生存，本文试图从中医学亟待发展的几个领域谈谈笔者的一点点薄见，以飧同仁。

1 中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亟待性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基石是《黄帝内经》，其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成就和医疗经验，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籍，尽管距今历时近两千年，其基本理论对当今中医学的发展仍旧起重要的指导和导向作用，其吸纳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气象等多方面科学成就，渐渐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以气血为物质基础，以经络沟通内外，配以六腑、形体诸窍，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辅以“天人相应”，“自身统一”的辨证法思想，来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同时突兀“辨证论治”为特色的诊疗体系，其理论博大精深，堪为当时的医学奇迹。后世中医学临床实践证明，《黄帝内经》及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中医理论体系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就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讲具有一定的超前意义，其间活人无数，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

但中医学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深刻影响，以“阴阳学说”来概括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矛盾双方的对立，以“五行学说”来阐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关系，进而拓展到人体的“五脏”“六腑”“五官”、形体、情志等的关系，因而在思维逻辑上难以摆脱表面性、直观性、机械性和猜测性，并且对人体错综复杂的生理病理变化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和随意化，同时理论又抽象、晦涩，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称“华盖之脏”，那么就有了“伤于风者，上先受之”的“肺为首当其冲”之说；又因肺叶娇嫩，不耐寒热，故易被外邪侵袭，故肺又为“娇脏”，至于肺叶何以“娇嫩”的更深层次原因则无以说明。再者，如果对只有大脑才有情志活动这个常识不曾持否定意见的话，那么肝、心、脾、肺、肾的在志归属分别为怒、喜、思、悲、恐的观点，就不能不让当代之人费解不已。中医学对很多组织、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称，为六腑之一，对于它的位置张介宾在《类经·藏象类》中是这样定义的：“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府也”，这种定义未免有些牵强。又如，最具中医学特色的经络理论，它是人体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质实体至今无从定论，尽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达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为藉口，但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表明中医学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测性之所在。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发展都是建立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之上，从那时至明清时期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应该承认中医学理论一直在逐渐发展和完善，其间著名医者层出不穷，医学典籍可谓是汗牛充栋，但从本质上讲中医学基本理论仍未从根本上突破《内经》范畴。真理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发展的，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中医学亦然。毕竟《黄帝内经》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具有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法色彩，那么时至21世纪的今天应该对中医基本理论的继承采取“扬弃”的态度，只有如此中医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2 中医诊断手段的局限性

中医学诊断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闻、问、切”，简称“四诊”，就是通过医生的感觉系统来察知就诊者的正常和异常表现，收集病情资料，通过医生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中医学辨证思维的运用，获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等材料，力求透过现象来抓住本质，给出正确诊断，其诊断疾病的重要理论支撑就是“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知常衡变”。“司外揣内”就是通过审察患者外部的表现来推测机体内在的病变，此与现行的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见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论；“知常衡变”也是现代哲学认识事物及现代医学诊断鉴别疾病常用方法。同时，中医学在疾病诊断过程中重视整体审察，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资料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重视诸多外在表现在反应疾病内在本质的作用和地位，综合权衡，防止以面盖全；疾病诊断力求“病症结合”，既注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又不忽视疾病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特点和规律。因此，中医学在病情资料的采集及诊断思维过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资料的客观性（依赖患者的客观表现）、思维逻辑的合理性、诊断结果的正确性等等积极因素，这正是中医学历经两千余年一直被视为人类健康保护神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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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医诊与断的科学性毋容质疑，但其局限性也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而日益凸显。首先中医诊断学诊断手段的落后性。中医学自其诞生之日至今的漫长岁月里，诊断手段几乎无任何革命性变化，即望、闻、问、切。在科学发展仍处于落后、萌芽时期的古代，用望、闻、问、切尚可理解，且在当时应该说尚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在科学已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医病情资料的采集手段还墨守陈规、对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仍无动于衷，仿佛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与科学同步，势必被科学所淘汰；可作对比的现在医学主流――西医，在其发展之初，医生耳朵贴近患者皮肤来了解患者体内的声音的变化，接着改良为听筒、听诊器，乃至发展为X线透视、CT、核磁共振等技术的应用，可见西医的诊断技术紧紧跟随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采用一切能利用的技术手段来延伸医生的“眼睛”、“耳朵”，因而西医随着科学技术的革新而革新。直至目前，西医诊疗手段与其产生发展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相比之下的中医，仿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自保一方“净土”，因此其诊断手段自其始至今无突破性进展，那么其相对于西医的落后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中医以“四诊”为主要手段的“诊”法，以中医辨证思维为逻辑方式的“断”法具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中医诊断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就是“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表明中医诊断的方法就是捕捉疾病的外在临床表现而揣摩机体内部病变的本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其实质就是通过医生的感官系统去体会疾病的外在表现，那么感觉器官对疾病外在表现的感受往往因人而异，医生的心态、临床经验、身体健康状况、感觉的偏差、环境变化等等不确定的因素均可影响，因此在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下采集的病情资料很难确保是基于客观、疾病本质的检查所得。而且，中医学的“断”就是在中医逻辑思维的指导下的“辨证”，寓于其中的主导因素仍难以摆脱主观因素的羁绊，也就是说中医学整个诊断过程过多地依赖人的主观思维活动，而客观因素的制约度很少，其结果势必导致主观臆断的可能性增加。

给疾病诊断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做到反映疾病本质，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但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断往往也过于表面化、肤浅化。因为其诊断的病名基本是疾病某个临床症状或病位，如水肿、内伤发热、癃闭、眩晕、黄疸、泄泻、不寐、肺痈、心悸、腹痛、胃痛、头痛等等，故此这些诊断很难反映疾病的本质，因而对制定治疗方案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因此中医学就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理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同一个疾病可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或不同的疾病可采用同一治疗方案，那么这样的诊断还有多大的价值？

3 中医治疗措施的保守性

中医学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辨证基础之上，其治法涵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方法，而且此八法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对于具体方药讲究“君、臣、佐、使”，既可针对主证进行治疗，同时又兼顾次要表现或兼证，并且在同一方剂中可以运用药性完全相反的药物，达到“佐制”作用，这是西医治疗难以想象的，正是这些方面的优势，使得中医药有时产生不可思议的疗效，治愈了许多西医界颇感棘手的疾病，这也是中医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佐证。而且，中医药还有一个重大优势就是中药（除少数外）基本都是天然药物，副作用少，这也是中医药为许多患者青睐的重要原因。

中药不是一点毒性都没有，这个观点慢慢为医患双方所共识，但比起化学药物，其毒副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少数剧毒中药除外），因而中药比西药要更安全，除了中医药可靠的疗效外，正是由于这方面的优势，中医药是许多患者就诊的重要选择。但中药汤剂入口太苦，使许多患者望而却步，尤其是年轻患者，虽然中药剂型还包括片剂、针剂等等，可目前中药主要给药途径仍就是汤剂，这也是中医药就诊人群逐渐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药方剂剂型改革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市场上能购得的中药丸剂、片剂、膏剂、散剂、丹剂、针剂等也不少，但仍没有形成中药给药的主流，而且质量也良莠不齐，很多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另一方面能打入国际市场的中药丸、片、针剂更是凤毛麟角，严重影响中医药行业的国际化进程。

众所周知，与西医比较中医药在治疗急性疾病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药可选择针剂太少，因为水针剂在体内作用时间要比口服药要快，口服药通过胃肠道的吸收、肝脏首过作用，达到血液循环至少需要20 min的时间，而且中药的煎煮又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急性疾病患者的治疗往往是争分夺秒，20 min或更多时间的耗费往往为病情不能容许；另一方面，中药方剂所含成分复杂，因而作用效果较为广泛，所以又被称为中药的“散弹效应”，但“散弹效应”带来负面代价就是疾病治疗的针对性不强，中医药理论中本来就有“力专则效洪”的说法，作用面广泛就无异于“无的放矢”了。因此，如何提高中药方剂作用“靶点”的准确性和缩短单次用药的起效时间，是中医药治疗方面突破的重要指针。

4 中医人要迫切加强创新思维

纵观中医药两千来的发展历程，中医药一直没有摆脱《内经》的思维模式。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现代科学知识更是以加速度的形势发展，人们形容为“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而中医药的发展似乎永远处于“量变”之中，而且这种量变的步伐过于缓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医人思想观念的保守性、封闭性、排他性。

中医药的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摆正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没有继承的创新中医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导致中医的灭亡；但没有创新的继承中医学就会固步自封、泥古复古，知识渐老，最后为时代所淘汰，渐渐消亡。因此，中医学的发展之路在于继承和创新双管齐下，缺一不可，但从目前中医的发展来看，是创新不足，继承有余。其实中医学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传统，太注重经典及考证，如《内经》《伤寒论》等的注者达数百家，考身世、考故里、考学术渊源、考流派、考字句文法等等。汉代医学宗师张仲景有一句名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至今为许多中医人视为座右铭，因而绝大多数历代中医人对于“古训”，敬若天命而不敢轻易“篡改”，现在依然。目前，在中医论文或理论探讨文章中，动辄“《内经》云……”或“仲景云……”等，从古代医家古籍中寻章择句，断章取义，寻求理论依据，仿佛《内经》就是终极真理，与《内经》不同“政见者”，就值得怀疑或否定。“中医治病往后看，查查古人怎么办；西医治病向前看，看看有何新进展”［1］，这句话是目前中西医思维最大不同之处，也是西医逐渐“蚕食”中医就诊人群和治疗病种的重要原因。

现在又有人倡议加强中医学人文因素的研究。诚然，中医学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医学是在悠悠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因此研究中医学的人文因素对于揭示中医学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如果把中医学归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无异议的话，那么其发展就应该遵从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单从中医学文化层面去咀嚼、挖掘，很难想象能揣摩出什么中医学的“突破”来；另一方面，中医人文因素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课题、新思路，自古有之，从某个角度说中医学发展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多少年来不是研究太少了，而是研究的够透彻、够详尽了，还能研究出什么“新大陆”？

以上是笔者对中医发展存在问题的一点点拙见，但不意味着否定中医，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局限性，提出中医的不足，目的是希望中医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总之，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只有不断的创新、发展，才能渐近完善，西医亦然，中医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