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的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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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产业链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全产业链

1 问题的提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农业产业龙头企业为核心主导的“公司+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在帮助农民进入市场，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提升农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频繁出现的食品质量不安全、农业技术创新不足、农产品价格极不稳定等问题说明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还不完善，尤其是农产品|量安全问题，它既是社会热点问题，也是政府部门急需解决的难点问题。从我国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治理实践看，主要措施包括：完善监管机制、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准入标准、完善质量安全评价体系、规范标识标签制度、强化质量检测力度、建立可质量追溯体系、加强立法和惩罚力度等（赵昶等，2011；胡定寰，2009；靳明等，2008；周洁红，2006）[1][2][3][4][5]。从发达国家管理实践来看，他们广泛应用产业链管理来改善农产品生产加工过程，控制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的风险，把各种危害因子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5]。发达国家实践经验说明，要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产业外部压力的存在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内部的自我调整。只有将产业内部不利于保障质量安全的因素进行调整、消除，方能从根本上缓解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多发的现状。近些年来，产业链的理论与实践在我国正逐渐受到政府、企业和科研组织的重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学者们普遍认为产业链管理是一种农业产业化创新管理模式，通过导入产业链管理，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农业产业化竞争力和绩效。农产品质量安全与产业链具有重大联系，农产品不安全因素存在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2 全产业链运行模式的理论分析

（一）全产业链运行模式的内涵及特征

从本质上看，“全产业链”集纵向一体化和紧密型多元化双重特性于一体（谢麒麟，2011），紧密型多元化是指产业链之间的业务关系非常紧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多元化。其运行模式包含两个层次：（1）从纵向来看，一条产业链上的纵向一体化经营方式。在这条产业链上，产品、服务和信息等均由一个企业全程控制，这应是全产业链的主要特征，没有纵向一体化，也就不为其全产业链。（2）从横向来看，是紧密多元化，即在空间布局上有多条紧密相连的产业链，不同产业链之间在品牌、渠道、物流、财务等环节可以实现横向一体化的整合。如中粮集团的全产业链涉足稻米、小麦、大麦、玉米、油脂油料、饲料、肉食等八条涉农产业链，这些产业链之间紧密程度较高，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多元化经营。原中粮集团的董事长宁高宁自己所言：中粮全产业链运作模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多元化经营（侯携，2009）。

纵向一体化和紧密型多元化是全产业链运行模式的有效结合。从外在形态上来看，纵向一体化是在单一产业链内部的垂直整合贯通，将上下游业务集成在一起；紧密型多元化是企业同时经营多个紧密相联的产业链业务。但是，辩证的来看，全产业链运行模式并不是纵向一体化经营模式和紧密型多元化战略的简单相加。纵向一体化与紧密多元化战略都不是新鲜的事物，如果要使二者的结合有所创新，则需要一点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就是“协同作用”，即企业通过全产业链的布局和优化，在产业链网络内寻找价值增值关键点，以产业循环和提高经营效率为核心，实现纵向和横向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业务对接、资源互补、成本相抵等效应，即实现“1+1>2”的协同效应。当然，要达到这个协同效应，需要企业在全产业链网络内不断进行实践、反馈、平衡和再造，不断磨合与调整，才能得到理想的全产业链运行模式。

（二）全产业链运行模式的成因

纵向一体化一直是企业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其动因解说理论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这些动因主要包括企业的生产效率、资产专用性、契约实施强度、交易属性、价格不确定性、政府对原料供应行业的规制政策等因素（李青原等，2010）[12]。对于企业选择全产业链运行模式的成因却鲜有文献论述。既然全产业链控制模式是在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本文认为，企业选择全产业链运行模式的决定因素除了纵向一体化的主要成因外，其主要决定因素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追求或控制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二是追求产业链网络的协同作用；三是环向协同效应。

（三）农产品全产业链运行模式的治理

全产业链运行模式的治理主要涉及资源主导型、市场主导型、技术主导型三种类型，如图1所示。（1）资源主导型产业链是以优质稀缺的资源环境为核心竞争优势，如西湖龙井茶、贵州茅台就是以其稀缺性原产地自然资源而获得独一无二的价值。当前，由于我国以资源要素为核心主导的农业产业链比较缺乏，导致我国不少优良农产品品种遭到国外低价转基因农产品品种的摧毁。我国优质的茶叶、中草药被日本企业买去后进行各种层次的分解和加工，通过深度研发和市场细分，所获得的利润要远高于我国本土企业。强化资源要素的掌握和管控是资源主导型产业链首要任务，由于低层次的技术会影响到资源要素作用的发挥，加之无独特的市场渠道和品牌优势，从而使得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因此，为弥补技术、市场要素的不足，资源主导型产业链需在强化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提升产业链层次。（2）技术主导型产业链的优势环节在初加工和深加工两大环节，将技术优势贯彻到全产业链，以技术控制力优势整合产业链。如在转基因种子、药肥等方面拥有技术优势的国际著名四大粮商巨头ABCD，它们牢牢地控制了农产品的初级种养；在农产品的深加工环节，凭借先进的加工技术控制了粮肉奶蛋等农产品资源。采用前向一体化战略，连接种养源头，采用后向一体化战略连接消费市场，形成了技术主导型全产业链运作模式。所以，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构建技术主导型产业链的过程中应该强化产业链的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来获取产业链的主导权，以此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同时，也要重视资源、市场要素，如提升原产地产品品质、树立垄断性的绿色营销品牌等极其重要。（3）市场主导型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在分销和消费两大环节，目标是将品牌、渠道和营销等市场优势贯彻到全产业链，以整合其产业链，以绿色健康的产品来实现其市场价值。

参考文献

[1]赵昶，靳明.安全警示下的消费者水果渠道选择行为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的调查[J].财经论丛，2011， （6）： 92-98

[2]胡定寰，曾祥明. “农超对接”的机遇和挑战[J].中国农民合作社，2009， （1）： 26-27.

[3]靳明，赵昶.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 （5）：：44-55

第2篇：产业链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产业转移；区域产业定位；产业配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7144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yja790099）；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082102360031）、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2 b024）及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项目（2012-jd-006）与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2011a630001）。

作者简介：李新安（1967-）男，河南济源人，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077-06收稿日期：2012-07-07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东部地区凭借国家政策的倾斜和自身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快速持续的发展。随着东部地区土地资源、劳动力成本等优势的逐渐丧失，产业结构进入了调整与升级阶段，大量劳动密集型、资源性产业将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中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承接产业转移必将给地区经济带来飞速发展。如：为承接产业转移，安徽率先启动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并于2010年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仅2010年上半年就承接省外投资项目共9627个，投资总额15052.8亿元，实际到位资金2068亿元，占全省1000万元以上项目实际到位资金的75.5%。

国外学者研究产业转移大多基于国家视角，研究产业的区位集聚条件与空间分布，从而探讨全球产业转移动因及机制形成问题。发展经济学通过对产业转移的原因、效应、模式等的考察，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中心-外围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等。国内学者魏乐等（2012）等人从企业跨区域并购网络角度研究了我国的产业转移与重组的网络结构问题；魏后凯等（2010）认为指出，产业的空间迁移，产生了以动态联盟为特征的“跨区域群体投资”的新产业组织形式，并以此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蔡昉等人（2009）从金融危机对中国不同地区、产业和企业产生的冲击角度，提出摆脱危机的关键，在于通过产业链整合，实现产业有序转移和升级。卢福财（2007）、李新安（2008a）、李新功（2012）等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形成的动力机制、产业转移及配套能力问题，并提出要根据其动力机制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尹中升 等，2011）。

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进展表明：区际产业的空间迁移是由经济发展程度较发达地区，向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转移，而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价值。产业转移是互惠互利、双向过程。但在这种区际产业的空间转移过程中，欠发达地区通过何种方式来主动承接和选择转移产业，以对本地产业起到带动提升作用，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则较为鲜见。基于此，本文根据近年来东部一些产业不断向中西部转移的现实，提出中部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应立足中部现有优势产业，进行产业链整合，以提升中部产业竞争力的承接思路。这种承接模式既可增加对外商的吸引力，促进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又可实现本地优势产业的集聚发展、板块延伸扩张，推进承接产业和技术同步转移，提升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本文选取制造业，主要因为制造业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对提升地区的综合实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中部崛起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中部制造业发展的现状特征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6个省份，该区域具有承东启西、联结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不仅是我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农产品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也是我国具有现代装备制造和其他传统制造业良好基础的极其重要区域。

1.制造业在中部排名靠前的行业多为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部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

产业多为黑色金属冶炼业、有色金属产品制造业、非金属产业制造业和食品加工业等。在人才总量丰富的前提下，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多层次人力资源是中部地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这为中部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大批适合于劳动密集型高技术服务业的人员。劳动力优势和资源市场优势是推动中部制造业发展的根本优势。2010年中部地区吸纳了全国17个制造业行业中2735.86万从业人员中的642.93万人，占全国的23.50%。2006年-2008年中部地区制造业子产业工业总产值的前5位的分别是黑色金属、交通制造、食品加工、电气机械、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等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

2.具备较强的柔性生产能力和较快的发展速度

以一批中小企业为代表的中部制造企业柔性生产能力相当强，能根据市场和顾客的需求，迅速改变生产模式，及时完成大批量订单。近年来，随着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自身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中部制造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见表1）。这等于在生产能力较强的基础上，既增加了生产效率，又降低了成本，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加深的背景下，“中部制造”将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具备较完善的工业配套设施

“中部制造”总体竞争力不强，但已拥有较完善的工业配套设施和较强的生产能力。经过多年发展，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原材料工业已成为中部地区的支柱产业，这些产业的配套设施都较完善且生产能力较强。2008年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增加值超过8000亿元，占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30%，形成了一批实力比较雄厚、布局比较合理、优势比较突出的原材料工业基地。此外，在能源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建材工业、机器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工业等传统产业上都已形成了较为庞大的生产能力，绝大多数工业品产量已经居全国前列，如中部地区的煤炭、钢铁、水泥、发电量等产品产量局全国第1位。但由于多年粗放式发展，中部地区制造业却总体竞争力不强。主要表现在：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偏小，产业布局不合理，如河南规模以上氮肥企业平均产量不足10万吨，湖北磷肥企业平均产量不足4万吨；落后产能比重较大，湖南新型干法水泥比重仅3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技术装备水平不高，河南48条轧钢生产线中仅有4条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中部地区较为完善工业配套设施及其较强的生产能力，能够最大程度满足转入产业快速、大规模生产的需要：缩短零配件采购时间、有效实施本土化、最终降低生产成本，无疑对承接东部相关产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4.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多处于制造业价值链低端

从总体上看，中部的科技能力以模仿、跟踪为主，创新能力亟需增强，企业研发投入少，多数企业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产业链条短，产品结构比较单一，高附加值产品少，多数产品位于价值链低端。部分关键原材料、精密材料、核心零部件等等加工能力滞后，严重依赖东部和进口。而且中部的制造业在整个产业价值链又局限于制造这一个环节，整体上企业品牌价值低，缺乏持久性，增值率和利润率很低。由于创新能力较低，加上中部地区多为资源、能源开发型产业，从而节能减排压力大。目前，山西每年仍有40亿立方米焦炉煤气直接燃烧排放；河南2009年地区gdp能耗是国内先进水平的2倍，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3至5倍，能源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李新安，2008b）。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源保障程度越来越低，中部地区油气资源贫乏，铁矿石自给率不足20%，安徽铜精矿90%以上依赖进口，河南铝土矿保有储量仅能维持企业6～7年正常生产需要，科技进步与创新能力不足正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可从知识创造能力、知识获取能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及创新产出能力等方面衡量。而专利作为衡量科技产出和知识创新成果的重要指标，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我们用有效专利指标（即相对于每年各地区的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从某种程度上来反映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根据对有关资料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发现，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不仅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而且在我国四大区域有效专利量总量指标中，中部仅稍高于东北为16.84万个，而在人均有效专利量指标的四大区域得分比较中，中部位于四大区域最后，不仅远远落后于东部（26.17），而且还

后于西部（4.84），为4.75（见表2）。

5.制造业各行业销售收入、产值、及人均生产率远低于东部地区

2010年在17个行业97282个国有企业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中，中部地区有19155个企业，占全国的19.69%，低于东部地区的68.8%。从产值规模看，中部地区17个行业的平均份额为16.3%，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平均份额74.27%。而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

制造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从表1可看出，中部地区制造业产值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虽然中部制造业还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对推动工业化进程、加快中部崛起有重要意义。

二、中部地区制造业各优势行业的测度比较

对比各省“十二五”规划，可发现普遍存在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省份都将“十二五”期间的主导产业定位于“先进制造业”；其二，在制造业的具体行业的选择方面高度趋同。这种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安排很容易导致产业结构趋同和重复建设。特别是在东部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中部各省为了自身发展，必定围绕产业资源在招商引资方面产生恶性竞争。为此，充分认识各自的制造业产业优势，尤其是在同一经济带内与其他省市进行优势比较，有利于认识自身的优势，并进行科学的产业定位，便于科学有序地承接制造业。

为此，以中部地区的6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针对制造业的20个行业，建立基于市场优势要素、生产要素、发展潜力等的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科学的比较与评价，从而充分认识这一地区制造业对各省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由于制造业20个行业的数据有点繁杂，本文选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考虑到学术界目前并没有对产业优势评价指标形成统一完整的标准，在指标选取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到现实状况（营利能力、市场优势等），又要考虑未来趋势（发展潜力）等因素。因此选取下列指标（见表3）：

第3篇：产业链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组织化程度；产业链；利益协调；农业合作组织

中图分类号　F3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2－0038－03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农业中介组织利益协调机制研究”(批准号：06YJ37)

作者简介　吴珂，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胡礼文，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金融理论。(江西　南昌　330022)

一、问题的提出

由需求增长和政策激励推动的农业生产规模扩张并没能实现农民的增收梦想。现行的多项举措收效不甚理想：减负增补，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所抵消。完善流通渠道，又由于农民作为单打独斗的市场参与者势单力薄，缺少定价权。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同样因为企业主压价收购，丰厚利润无法传导到产业链上游。农业合作组织在“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以及“民办、民管、民受益”等原则下面临着规模小、发展乏力等一系列问题。

基于对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国际经验的比较，本文认为，所有的症结都可归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现有研究成果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农民合作组织的立法、法人化、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等方面的做法进行了大量介绍，并给出了一些发展思路，如，加强合作社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保障其健康发展；从金融、财税、保险等不同方面予以扶持；发展加工业务；建立完善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充分遵循合作社发展的民主、自治、公平、非盈利性的国际惯例；等等。这些成果对我国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也为后续研究做了很好的铺垫。本文的研究侧重于合作组织实现产业链利益协调的功能，并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具体建议。

二、农业合作组织利益协调功能的实证考察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罗虚戴尔原则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其内容得以丰富和完善。各国农业合作组织在秉承人、退社自由、民主管理、公平交易、盈余返还等基本原则的同时，在思想、理念的革新中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不论是专业型合作社还是综合型合作社，其在行业和地方经济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德国的农业合作社遍及农村各个领域，农产品销售额的一半以上是通过合作社来完成的。丹麦1994年全国15个奶制品合作社的销售量占总产量的93％，5个屠宰合作社的销售量占总产量的97％，服务面几乎覆盖了全国的奶制品行业和养猪业。在日本，全国总流通量一半以上的蔬菜、水果和肉类是经农协之手销售。这些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方面：

1、自由的原则与发展的稳定性相协调，保障合作社的正常发展。自由的原则主要是从农民的角度而言：一是加入和退出合作组织的自由。二是自主处置农产品的自由。开放和自愿人、退社原则已成为合作社广泛接受的原则。农民加入或退出合作社完全尊重其本人的意愿。然而，该原则在给予农民充分的选择自由的同时也为合作社的长期稳定发展带来了一定隐患。合作社业务开展需要稳定的资金和产品供应作支持，但在市场行情看好时，农民为了获取最大收益，随时可能退出合作组织以自行处置产品。自由和稳定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农业合作组织发展停滞不前甚至解体。为消除其不利影响，许多国家的农业合作组织均采取现代企业制度对之加以完善。

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传统的合作社进行了创新，大大提高了合作社的活力和竞争力。在构建稳定的合作社和成员间关系方面，合作社要求成员必须根据拥有股份所要求的投售量向合作社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农产品，如果社员不能提供合同规定的数量和质量标准的产品，合作社将从市场上购买这些产品，并按市场价格计入社员账户，这样，合作社对成员形成了一种交易约束或供应约束，使得社员与合作社之间建立了一种互相依赖的稳定关系。合作社通常要求每个社员承购一定数量的交易权股。加入合作社的社员一般不能自由退股，可以将股份转让。同时，允许外来资金参与合作社投资，这使得合作社还可以从社会吸收大量资金，大大提高了合作社的资金实力。

2、内部管理与区域协调相结合，提高合作社的盈利能力。合作社经济职能的加强得益于内部管理与区域协调能力的提高。美国、瑞典、丹麦、澳大利亚等众多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组织均聘请具有高级管理才能的人实行专业化管理，他们更加了解市场，对市场变化有更快、更准确的反应和判断能力，因而克服了社员自身素质低对合作社发展的阻碍。同时，股份可转让制度也使合作社管理层迫于压力必须通过经营业绩保证股份的价值。意大利合作社由全体社员组成的社员大会选出一个管理委员会(董事会)，负责合作社的经营方针和战略。管理者不一定是社员，只要有能力并且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合作社的雇用。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总经理班子再加上工会共同构成合作社的管理机构，合作社完全按现代公司制度来运作，在日常管理上与一般公司无异。荷兰农业以家庭农场为主，农场主们自行拟定合作社章程，确定合作社和社员的责任和义务，如董事会、监事会的产生及其职责、交售商品的义务和权利、合作社的财务审计、利润分成、监督仲裁等。专业化的合作社管理模式加强了农产品生产和市场的对接，增强了对市场变化的反应能力。

不仅如此，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区域性合作组织，甚至全国性的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展示了协调性对利益增长的重要。基层合作社生产的同质性容易引发恶性竞争，为了有效避免这种状况，通过高一级的合作社联盟进行协调与安排是不错的制度选择。意大利农业合作社有初级和高级(二级)之分。初级合作社以单个农民为社员，高级合作社则以初级合作社为会员，是初级社的联盟。

3、利益协调和未来发展相结合，为农民带来实际利益的增长。农业合作组织的利益协调功能有两种实现途径：其一是利润返还的分配机制。非赢利原则是农业合作组织的国际通行原则。合作社将农产品销售所得在扣除日常运作所需资金后的剩余部分全部返还给农民。其二是合作社联盟对农民利益的维护和争取。高层级的农业合作组织能够像行业协会一样与政府和出口市场的利益集团展开对话，以充分保障本

国农民的利益。美国的农场主合作社全国委员会为维护合作社税收豁免争取权益。全国牛奶生产者联盟则致力于维持高水平定价，限制乳制品的进口限额等。

4、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发展瓶颈问题。不论是从小到大，还是从大到强，在合作社的任何发展阶段，缺少资金都是严重的制约。农业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有社员认购、基于惠顾交易的筹资以及借贷资本等几种途径。其中社员认购的方式包括认购普通股或社员资格证、优先股、公司债等。但社员认购通常不能作为农业合作社资金的主要来源。基于惠顾交易的筹资是大多数农业合作社自筹资金的主要来源。其方式包括：根据每笔交易支付额提留、根据交易额收取会费和收益分配红利的提留。在合作社发展之初，由于规模小交易量少，依靠这部分所得的资金并不多。借贷资本是合作社获取资金的另一种渠道，但条件较为苛刻，通常合作社规模越大，便越容易获得借贷资本的支持。

为有效解决发展中的资金瓶颈，合作社原则也适应形势的变化有了一些调整，如在资金来源上，从依靠白有资金发展到允许有非社员入股，从而有助于从合作社外筹措资金；在盈余分配上，已从消灭剥削到允许少量剥削存在；在股金利息上，从与银行利率一致到允许略高于银行利率。这些举措都有利于解决合作社的资金来源问题，体现了制度上的灵活性。

三、结论与启示

1、结论。通过对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组织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在降低生产资料成本、维护产品合理定价上，农业合作组织已发挥重要作用。合作组织的话语权和其规模正相关。(2)合作组织的利润返还机制和发展机制相协调是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3)农民和合作组织的稳定关系是双方发展的重要基础。(4)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理念是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支撑。(5)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合作组织的功能和作用仍在增强，尤其是高层级合作组织的协调、对话功能是农民权益的重要保障。(6)从制度上解决资金约束瓶颈是合作组织壮大的必然选择。

2、启示。随着对国际上农业合作组织了解的增多，我国社会各界对其支持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功效表现出高度认可。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从法律上对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进行规范和保护。然而，由于指导思想和管理水平所限，我国很多合作组织规模小，发展缓慢，严重影响了农民对合作组织的热情。有鉴于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本文认为，在发展我国农业合作组织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1)壮大合作组织规模。势单力薄的“小农户”在市场中普遍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效参与市场竞争，是“导致农民应得利益流向其他利益主体，初次分配显失公平”的根本原因。合作组织也是如此。规模小的合作组织如同小农户，其权益很难得到伸张。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大型合作组织在更大程度上担负起维护本国农民利益的职责。此其一。其二，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一样，也存在“最小必要规模”(车，2004)。由于农产品国际竞争加剧，农业“最小必要规模”的边界呈上移态势。换言之，在现有的小农经济状况下，只有更大规模的合作生产才是有效益的。因此，政府应积极作为以推动农民加入合作组织，建立组织型农业。各项财税、金融政策应向合作组织大幅度倾斜，制造明显的组织社员和非组织农民的差别，加大合作组织的吸引力。

(2)扩大合作组织资金来源。从对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组织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很多合作组织业务量大，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合作社的经营开支、聘请有能力的经理、投资建造生产、储存、加工等所需设施。尽管如此，政府仍在设法扩大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以保证其快速发展，如放松参资入股限制，通过税收、利率等优惠加大合作组织的利益回报，等等。在我国，广大农民长期贫困，缺少积累，即使成立合作组织，也由于缺少对市场的了解与对接，或缺乏资金支持而举步维艰，业务量极其有限。因此，以农业合作组织为平台，筑巢引凤，吸引外部资金进入，是当下农业合作组织制度设计的中心内容。我国《合作社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成员总数二十人以下的，可以有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成员总数超过二十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农业合作组织急需外力帮助的情况下，制度应更具弹性，应着重研究“用什么”来吸引“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为合作组织的成员，而不是吸引多少。

(3)建立合作社专门人才的“廉价”使用机制。聘请有能力的专门人才参与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是广为接受的指导思想。我国《合作社法》也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或者理事会可以按照成员大会的决定聘任经理和财务会计人员”。据农业部“十一五”农业人才队伍建设规划(2006－2010年)显示，随着“十五”规划以来的农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开展，不仅初步形成了一支规模宏大、整体实力较高的农业人才队伍，而且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和双向选择的人才流动方式。现在的问题是，我国15万多个农业合作组织中使用“农业职业经理人”的有多少?这个数字我们不得而知，但恐怕会是极小的。因为绝大部分的农业合作组织规模小、实力差，他们用不起职业经理人，但他们又确实需要专业的经营管理人才的指引。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构建农业合作组织专门人才的培训、使用和激励机制时应拓展思路，只要是基层合作组织需要的就不拘一格给以支持。例如，通过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才库，采用“小时工”式的、低成本的合作社专门人才使用模式，根据每年的工作时间对参与该模式的职业经理人进行奖励，推动农业合作组织尽快发展。

第4篇：产业链的意义范文

摘要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就中国投资环境调查的企业数据，运用投入产出表构建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标，研究FDI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垂直型技术外溢。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前向关联，对我国的制造业企业产生了正且显著的溢出效应，却没有通过后向关联产生技术外溢。也就是说，上游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出售中间品给我国的本地企业，这种前向关联提高了本地企业的生产率，但外资企业并没有通过后向关联提高当地供应商的生产率。进一步研究表明，FDI这两种垂直型的技术外溢，都集中在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均不存在。上述结果分别通过了运用sysGMM估计和不同子样本选择这两种方法的敏感性检验。因此，我们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垂直型外溢 前后向关联 制造业企业

一、引言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跨国公司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一体，通过资本的全球范围流动使发展中国家受益。各国优惠的引资政策也正是建立在外资正面溢出效应的基础上。然而，最近几年，采用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对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同行业企业的生产率没有促进作用，甚至有负向作用（Konings，2001； Liu and Lin，2004；Du et al.，2008），国内就微观数据的研究结果亦如此（路江涌，2008）。不过，后来的研究又证实了，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之所以没有发现正的溢出效应，可能与研究集中在行业内有关。Javorcik（2004）的评论最精彩，“也许学者们在错误的地方寻找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事实上，为保持技术优势追求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通常会采取一些措施尽可能减少行业内溢出，但会有意无意地帮助上游供应商和下游销售商提高产品标准和技术水平。因此，FDI溢出的渠道更可能发生在行业间而非行业内，而这种行业间的溢出一般通过上下游企业供应链的关系来实现。

从国际研究上看，FDI技术外溢的研究，已经从行业内（即水平型）开始拓展到行业间（即垂直型）技术外溢。水平型溢出是指FDI进入一行业，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对同

行业的其他企业产生的技术外溢。垂直型外溢指的是，外资与上下游企业通过供应链关系发生的技术外溢。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关于FDI技术外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水平型的行业内纬度，通过产业关联发生的“纵向”纬度的技术外溢被忽略了。并且，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国内的研究多采用行业级或省际加总的数据。本文从微观层面探讨FDI通过产业关联发生的垂直型技术外溢，对该领域的国际研究提供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从我国当前形势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正纳入到全球贸易的垂直型分工和跨国公司全球性外包体系当中。那么，我国的国内企业是否在与外资的分工与配套合作当中，吸收了外资溢出的先进技术，并借机实现产业升级和价值链的提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特别是，这种价值链间的作用经由何种渠道，是通过前向的关联还是后向关联发生的，它们跟外资在我国独特的进入模式选择以及我国经济自身发展的特点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为新形势下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更好地促进外资通过供应链关系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引领作用提供参考。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接下来，我们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的回顾。相比于水平型溢出效应的研究，对外商直接投资垂直型外溢的检验要晚很多。直到Kugler（2001），都未有学者用计量经济学技术检验FDI 的垂直型外溢。Kugler（2001）对哥伦比亚的研究发现，由于当地企业吸收能力有限，FDI 的水平型溢出不存在，垂直型外溢却显著为正，这证明FDI 进入后对供应商和客户的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对匈牙利的研究也发现了FDI 的垂直溢出效应，其中前向溢出显著为正，后向溢出显著为负，吸收能力和行业开放度起到重要作用（Schoors and Van Der Tol，2002）。此外，国际上还有运用立陶宛企业数据(Javorcik，2004)及17个前东欧国家的企业数据展开的FDI垂直型外溢研究（Gorodnichenko et al.，2007）。 Du，Harrison and Jefferson（2008）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企业数据检验，发现外资通过前向关联对本国企业产生了正且显著的溢出效应，却没有通过后向关联发生外溢。

有关FDI垂直型外溢研究，国内文献仍不多。一些运用行业层面的数据检验，支持FDI通过后向关联产生溢出（许和连等，2007；邱斌等，2008）。另一些研究认为FDI通过前向关联对本地企业产生技术外溢（姜瑾和朱桂龙，2007）。杨亚平（2007）则从单个省份展开，就广东省制造业行业的FDI行业内和行业间外溢进行了检验。王滨（2010）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部分就FDI的技术外溢展开研究，发现FDI的前向关联对这两部分都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前向关联是十分重要的溢出渠道。从这几个文献看，国内的文章均采用行业层面数据进行研究。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表构建前向和后向产业关联指标，在国内首次运用微观数据检验FDI的垂直型（行业间）外溢。计量方法上，用半参数方法得出TFP的一致性估计，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和子样本的重新选择对估计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此外，文章挖掘了本土的民营企业（同时包括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的企业），并单独进行检验，考察民营企业与FDI产业关联中的受益与受损。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对民营企业的研究不仅包括规模以上（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大中型企业，还包括规模以下的小企业。这些小型的民营企业一般不在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范围内（统计局调查的非国有企业只涉及规模以上），但是，它们是我国当前极具代表性极富活力的一些民营企业，却也是最难从政府获得资源，在开放经济中亟待政府支持和保护的民族工业。文章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分析框架和解说；第三部分建立起计量模型，并对所采用的数据和变量进行说明；第四部分报告实证结果并进行敏感性分析；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二、产业关联与垂直型技术外溢

FDI的产业关联效应主要指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地企业通过供应链的关系而产生的外部效应，一般发生在行业间。具体包括由前向关联（forward linkage）和后向关联（backward linkage）产生的技术外溢。跨国公司与销售商的联系属前向关联，对这些下游企业来说，跨国公司的进入，将使它们有机会以低廉的价格获得技术含量高、质量好的中间品，为技术升级创造了条件。跨国公司与供应商的联系属于后向关联，跨国公司通过设定技术标准、提供技术指导和进行研发合作等形式，提高了上游供应商的技术水平。

我们先分析前向关联溢出效应发生的机理。若一行业在生产最终产品当中可获得更多类型的中间品投入，那么该行业的生产率将得到提高，这一性质被称为 “喜好投入品多样化”（love of variety for inputs）（RodriguezClare，1996）。因此，外资的进入增加了产品种类，国内企业在购买中间投入时，就有更多的品种可以选择。此外，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大了上游企业间的竞争，通过这种竞争，产品价格降低，当下游的国内企业购入这些价格更低的中间品，生产成本下降，生产率得到提高（Markusen and Venables，1999）。

从实际情况看，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高投入的增长特征。孙琳琳、任若恩（2005）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投入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在整个改革期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49％。经济转型期这种高投入特征，决定了我国本土企业需要采购大量的中间投入品配套生产，这当中包含向外资企业购入的中间品，尤其是一些高品质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据报道，在汽车行业，国内自主品牌汽车生产企业，在技术含量高的零部件上，一般都倾向于向外资企业采购，以保证整车的质量。从另一方面看，外资的进入，还使得本地企业可购买的中间品种类数大大增加。通过这样一种前向联系而产生的技术外溢，FDI提高了中国本地企业的生产率。

那么，后向关联又是怎样发生的呢？当贸易的运输成本较高，且东道国生产的中间品和母国生产的差距不大，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便倾向于在东道国本地采购中间品（RodriguezClare，1996）。这时，若跨国公司给当地供应商提供了技术援助，帮助它们提高产品质量，又被本土企业加以吸收利用，外国资本在东道国的投资就会产生正的后向关联效应。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如果有以下两种约束条件存在，FDI的后向关联效应就很难发挥：一是当东道国和跨国公司母国生产的中间品差距很大，而贸易运输成本又不高，那么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将更倾向于从母国（或该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的子公司）进口中间品从事生产，对当地供应商的需求将减少。二是即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采购，但本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有限，则由供应链间关联带来的技术外溢也无法充分实现。另一种情况是，外资企业可能并不愿意向它的供应商提供先进技术。理由是，这些上游的供应商会将改良的产品出售给下游的其他厂商，当这些下游厂商是外资企业的竞争对手时，外资企业由于竞争的加剧会减少利润感谢James Markusen教授提出这一点。。

有别于其他国家普遍发现的FDI后向关联外溢，我国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FDI很难通过后向关联对国内企业产生溢出：（1）在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相当大部分从事加工贸易。2008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口值为5720.43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84.73％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整理。。加工贸易的一大特点是“两头在外”，加工企业从国外购进原材料和中间品，加工后成品再出口或返还给原材料提供方，加工方只赚取劳务费，对国内中间品的需求很少。（2）国内企业配套能力较弱。诸多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仍不能达到外资企业的高技术标准，无法成为外资的中间品配套供应商。比如，上海汽车总公司旗下的上海通用和上海大众，其40余家零部件供应商全都是与跨国公司合资建立的合资企业，而非我国的本土企业。与此同时，外资在我国兴建配套产业，实行纵向一体化，产业链发生闭合。（3）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独资化倾向增强。不仅新建投资中独资企业比例增加，现存的跨国公司通过增资扩股等形式变中外合资公司为外商独资公司的趋势也在增强。相对于独资公司，由外国资本和本国合资的企业更倾向于从东道国本地采购中间品和原材料，从而产生更多的后向联系效应（Javorcik,2004）。（4）国内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有限。Smarzynska（2002）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即使在当地采购，但是，如果当地供应商与其外资伙伴的技术差距过大，本地企业也不能从外资企业吸收先进技术。可以预见，跨国公司在我国独特的行为选择特征，本地企业自身差距的存在，在我国，外资通过后向关联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很可能不存在。

三、数据、模型与方法

（一）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2003年就投资环境对中国企业所做的一项调查。被调查企业总计2400家，剔除服务行业的企业，剩余制造业企业1566家。值得一提的是，世界银行的调查囊括了规模以下（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下）的非国有企业，而国家统计局调查的非国有企业一般只含规模以上的企业。样本从全国范围的五大区域即东北、东部沿海、中部、西南和西北地区的长春、哈尔滨、杭州、深圳、长沙、郑州、重庆、昆明、贵阳、兰州等18个城市随机抽取，具一定代表性。抽样行业来自食品、服装皮革、电子设备、交通运输、化学及医药等9大行业。数据含1999―2002年四年的企业销售收入、成本投入、职工人数、企业利润、管理费用、缴纳税收等财务指标，更宽泛的指标还包括企业成立年份、所属行业、所在城市、所有制类型、劳动力类型、研发投入等等。

（二）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为检验外资进入是否产生了水平和垂直型的技术外溢，沿着Javorcik（2004）的研究思路，本文建立起一个包含技术外溢变量的扩展式生产函数模型。

LnYijt=α+β1LnKijt+β2LnLijt+β3LnMijt+β4Fshareijt

+β5Gshareijt+β6Horizontaljt+β7Backwardjt+β8Forwardjt

+β9Ageijt+β10Sizeijt+αi+αt+εijt （1）

Yijit表示j行业的企业i在t年的销售额（取对数），用《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为基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K是企业固定资本净值的对数值，M是中间品投入（包括原材料、燃料等）的对数值，分别用1999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平减，L是企业雇佣工人数（取对数）。其他控制变量包括，Fshare是外资对企业的股权参与比例，Gshare指政府对企业的股权参与份额。Age和Size分别表示表示企业的年龄和规模。αi是企业固定效应，αt是时间固定效应。

Horizontaljt表示该行业的FDI参与指标，用外资企业的销售收入作权重，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Horizontaljt=∑iFshareijt*Yijt〗/∑iYijt

Backwardjt是后向关联指标，由行业j的中间投入占所有下游行业k中外商投资企业产出的份额表示，即用来衡量外资企业对上游行业的国内厂商生产率的影响。Schoors 和Van Der Tol（2002）对Backward进行了定义，具体计算公式为Backward的具体计算，举例来说，如果交通运输业总投入的25%来自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业投入的10%来自金属制品业，电子设备制造业的30%来自金属制品业，而交通运输、电气机械和电子设备行业的外资水平参与指标分别为30％，20％，60％，那么Backward＝25％×30％＋10％×20％＋30％×60％＝27.5％，即外资给金属制品业产生了0.275的后向联系。：

Backwardjt=∑kifk≠jαjkHorizontalkt

αjk指直接消耗系数，也称投入系数，由《2002中国投入产出表》而得，指行业j的投入占行业k的总产出的比重。Horizontal是前面定义的外资水平参与度指标。由于Horizontal变量已包含部门内的效果，因此供应给同一行业的投入品被剔除，也就是说，权重αjk不包括相同行业，即k=i的情况。

Forwardjt是前向关联指标，是行业j的所有投入品由上游行业m中外商投资企业所提供的份额，用来衡量外资企业通过提品对下游行业本地厂商生产效率的影响。Javorcik（2004）认为，只有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中间品才跟本研究相关，外资企业生产的用于出口的产品应当从前向联系指标中剔除。因此，前向关联指标为：

Forwardjt=∑mifm≠jδjm∑iFshareimt*(Yimt-Ximt)〗/∑i(Yimt-Ximt)〗〗

Ximt表示处于m行业的企业i出口的产品数量，幸运的是，我们的数据恰好包含这一指标。δjm表示行业j从上游m行业中获得的投入占其总产出的比重，这个数值亦从《2002中国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中获得。类似的，由于Horizontaljt已经衡量了在同一个行业各个企业之间的联系，因此，在Forwardjt的指标构建中，舍去行业j内各企业之间的投入产出销售。

（三） 企业TFP的估计

在计算企业TFP时，我们用LP半参数方法纠正传统生产函数估计可能存在的偏误。这一方法最近在微观数据估计TFP中得到了新的应用，如路江涌（2008），Lin et al.(2009)，Blalock and Gertler (2009)等。一般而言，企业本期投入会根据上期的生产率高低进行调整，这种生产投入的联立内生性使得用传统OLS方法计算企业TFP产生了偏差。Olley and Pakes(1996)提出，可用投资作为不可观测的生产率冲击的变量进行估计。然而，资本调整存在成本，企业并非每年都有投资发生，这就会有很多企业当年投资额为零，这些企业就从样本中剔除出去了。Levinsohn and Petrin（2003）在Olley and Pakes（1996）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他们将中间投入作为不可观测的企业生产率变动的变量，进而发展的半参数方法来估计生产函数，这就不需要将大量的企业样本剔除掉。根据Levinsohn and Petrin(2003)方法，可估算出企业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βl、βk和βm，再用下式求得企业的TFP值：

tfpt=yt-βl*lt-βk*kt-βm*mt (2)

由此，计量模型（1）转化为：

tfpijt=α+β1Fshareijt+β2Gshareijt+β3Horizontaljt

+β4Backwardjt+β5Forwardjt+β6Ageijt+β7Sizeijt

+αi+αt+εijt（3）

其中，tfpijt我们是采用LP半参数方法估计出投入产出的弹性系数，进一步计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αi是企业固定效应，αt是时间固定效应。

四、实证结果和解释

（一） 回归结果及分析

由计量模型（3），运用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回归，得到结果见表1。为缓解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所有方程的估计都加了Robust选项。因变量系用Levinsohn and Petrin方法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自变量含外资和政府对企业的股权参与份额、外资的水平参与、前向后向联系指标、企业的年龄、规模等。表1的第（1）和（2）列是对所有企业采用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3）、（4）两列是对国内企业回归的结果，国内企业指那些剔除了外资股权参与大于等于25％之后的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外资达到25％以上的企业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第（1）列没有引入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标，第（2）列添加这两个变量。引入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标后，水平溢出指标的系数由不显著转为显著，系数值符号为负。其他变量如外资的股权参与、政府的股权参与、企业年龄、规模的系数估计值和显著性水平都较稳健。

表1 FDI垂直型外溢效应：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表1显示，对所有样本企业及国内企业，外资的前向关联指标系数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外资企业通过向下游行业的本地企业出售品质高、价格相对低廉的中间品，产生正的前向关联溢出效应，提高了国内厂商的生产率。然而，外资对本地供应商后向的关联效应并不存在。换句话说，国内企业没有通过给外资企业提供中间品，提升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这印证了我们在第2节的理论假说，外资在我国本地采购的缺乏，及受国内企业配套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的制约，FDI在我国没有产生后向关联效应。表1还显示，FDI水平溢出效应为负，特别是引入前后向关联指标后，这个负值变显著了。这说明，外资进入后，在行业内的竞争效应大于外溢效应，挤占了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这个结果同国际上运用微观数据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大体是一致的（如 Konings，2001；Du et.al，2008）。此外，外资的股权参与对企业TFP的影响不显著，而政府股权参与则显著降低了企业的TFP。

（二） 不同类型企业的分组检验

企业异质性影响着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就中国这一转型国家来说，特别要关注企业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如何影响与外资企业的关联及对垂直型技术外溢的吸收。根据调查问卷中企业报告的所有制类型，我们主要研究以下三种企业：国有、集体及私营企业。表2报告了对三种类型企业实证检验的结果。

表2 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注：上标***、**和*分别表示1%、5% 和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经异方差校正的robust稳健性标准误；模型的因变量为经Levinsohn and Petrin方法计算的TFP；估计式包括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

表2显示，垂直型技术外溢效应对各类型企业展示出很大不同。其中，FDI通过后向关联对国有企业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对其他两种类型企业的后向关联溢出效应都不存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国有企业拥有较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进入我国的外资为利用国企现有的营销和关系网络，实现本土化，倾向于成为国企的采购伙伴。我国政府为改善国有企业低下的效率，又在各方面（如土地审批、市场准入、税收等）给予外资优惠政策，鼓励它们与国有企业合作（罗长远，2007）。这样，外资企业通过向国企采购中间品和原材料，提供技术支持和专家指导，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然而，一些集体和私营企业生产的中间品，在技术上尚不能达到外资企业要求的标准。生产的产品也以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居多，用于出口或销售给其他国内企业，跟外资企业间的联系相对较少。另一方面，私营企业由于制度的长期歧视（融资、税收、市场准入等），被限制了发展空间，规模小、技术落后，即使部分民营企业成了外资企业的产品供应商，它们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也很有限。

外商直接投资的前向关联效应，对国有企业为正值且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说明，国有企业通过购入外资企业生产的原材料和中间品，生产率得以提高。外资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品技术含量高，产品质量好，当它们出售给下游的企业时，下游企业将从中受益。但是，私营企业为何没有从外资的前向关联中受益呢？原因在于，中国的私营企业规模较小，大多投资于低端、劳动密集型等制造加工业，对外资企业生产的高品质中间品需求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即使私营企业购买了外资生产的中间品，这些产品包含更复杂的工艺和更先进的技术，私营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有限，没有从中学到先进工艺却支付了更昂贵的价格。集体企业介于这两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之间，虽然外资对其前向关联溢出在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但后面的敏感性分析表明，这个结果是不稳健的。

总而言之，外资对国有企业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都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也就是说，外资企业不仅向上游的国有企业购买中间投入，创造了正的后向关联溢出效应，且通过与下游国有企业销售商的业务往来，产生了前向关联溢出效应。但是，这两种类型的垂直性技术外溢，对我国的民营企业都不存在。

（三） 稳健性检验

我们用两种方法进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一是进一步检验外资的水平参与和前后向关联变量是否也存在着内生性，我们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代替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重新估计，所得结果见表3。二是检验是否存在着样本的选择性偏差从而导致了估计结果的偏误。根据Amiti and Javorick(2008)的研究，大多数外资倾向于在中国的东部沿海投资而不愿投资于西部地区。如果投资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生产率更高，那么就存在着样本的选择性偏差。我们将四个东部沿海城市（深圳、江门、杭州、温州）从总样本中舍去，对余下的子样本进行估计，结果见表4。另外，又舍去了外资进入最少的三个城市（贵阳、昆明、兰州），进一步进行敏感性分析。由于没有各个城市的外商投资额数据，无法直接进行各城市外商投资额的比较。我们先依据商务部2003外商投资报告，找出样本所对应的外商投资最少的三个省份，并把属于这三个省份的城市舍去，估计结果见表5。

不论是用另一方法sysGMM估计，抑或就相应的子样本重新检验，与表1结果类似，对所有样本企业和国内企业，FDI通过前向关联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都为正且统计上显著，后向关联的外溢效应均不存在。就不同类型企业的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FDI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对国有企业为正且显著，不过，用sysGMM对国有企业估计的后向关联效应系数显著性下降，在15％水平上显著，但用其他两种方法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大体与表2同，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表3系统广义矩估计结果还显示，FDI对民营企业的后向关联效应系数显著，但是，这一sysGMM估计没有通过误差项的一阶序列相关AR（1）检验，因此，对民营企业的sysGMM估计结果不予考虑。表4和表5均表明，FDI对民营企业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都不存在，这个结果也跟表2类似。因此，我们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注：上标***、**和*分别表示1%、5% 和10%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5%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经异方差校正的robust稳健性标准误；模型的因变量为经Levinsohn and Petrin方法计算的TFP。

注：上标***、**和*分别表示1%、5% 和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经异方差校正的robust稳健性标准误；模型的因变量为经Levinsohn and Petrin方法计算的TFP；估计式包括了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

表5 稳健性检验三：去掉外商投资最少的三个城市

注：上标***、**和*分别表示1%、5% 和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经异方差校正的robust稳健性标准误；模型的因变量为经Levinsohn and Petrin方法计算的TFP；估计式包括了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投资环境调查的企业数据，运用投入产出表构建FDI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标，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业关联产生的垂直型技术外溢，并就企业所有制类型的不同进行了讨论。在计量方法的选择上，用Levinsohn and Petrin（2003）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方法和企业固定效应来提高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我们发现，FDI对中国企业的前向关联效应为正值且显著，后向关联效应却不存在。也就是说，外资企业通过出售中间品给我国的下游企业，提高了我国当地企业的生产率。但是，FDI却没有通过向上游产业的当地供应商购买中间品，产生后向关联技术外溢。进一步的，我们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前向和后向的产业关联，对我国的国有企业产生了积极的技术外溢。而这两种垂直型的技术外溢，对我国本土的民营企业均不存在。我们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以及用不同的子样本分别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上述结果是稳健的。

本文的政策含义有两点：首先，中国不能仅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外商在华投资，应当引导外资从简单的加工贸易、装配业务以及低水平生产制造领域向本地生产、本地采购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等领域纵深发展，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采购中间品而非依赖进口，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供应商的后向关联溢出效应。与此同时，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标准，增强本地企业的中间品配套生产能力。这些措施也将有助于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其次，由于政府长期的歧视性政策，抑制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技术的低下、吸收能力不足、与外资企业业务往来的缺乏，阻碍着FDI借助于供应链关系对民营企业的垂直型技术外溢。因此，政府应当创造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保证国企、民企、外企三方面的公平发展，这三方面的合作和竞争有利于企业总体水平的进步，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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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产业链的意义范文

一、 创意策划的素材来源分析

（一）畅销小说改编

文学是电影创作最主要的母体来源之一，而小说又是文学改编电影的主力军，在这之中畅销小说是电影进行项目开发的素材首选。事实上，很多优秀影片都是由畅销小说改编而来，比如《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斯蒂芬· 金的《丽塔海华丝及萧山克监狱的救赎》）、《沉默的羔羊》（改编自托马斯·哈里斯的同名小说）等等。畅销小说的类型多种多样，但通常被改编的畅销小说的类型都与几大电影类型相契合，比如犯罪小说改编成罪犯片，科幻冒险小说改编成科幻片，言情小说改编成爱情片，等等。中国最有特色的则是根据畅销武侠小说改编的武侠片。对等类型间的改编项目更易于操控，也更容易获得观众认同。反之，虽然原著本身是畅销小说，但与主要电影类型不符，则改编起来会面临很大难度，比如《白鹿原》。

（二）文学名著改编

文学名著同样是电影改编素材来源的热点之一。比如《傲慢与偏见》出版至今，先后多次被搬上大银幕。中国依托四大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和《西游记》进行改编的电影也是数不胜数，比如《赤壁》（上、下，吴宇森导）、《水浒传》（张彻、午马导）、《金玉良缘红楼梦》（李翰祥导）、《大话西游》（刘镇伟导）。除了四大名著以外，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中还有很多名著为电影改编提供源泉，比如《画皮》（Ⅰ、Ⅱ）就是改编自《聊斋志异》。根据名著改编的电影较易塑造品牌，进行系列开发。特别是在中国，我们所熟知的名著大都为长篇作品，且多为“回合”、“篇章”等形式。每个回合/篇章，都可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观众已然熟悉名著全篇背景的前提下，每个回合/篇章的改编就比较容易掌控和延续。比如“水浒英雄谱”人物系列电影，以及“画皮”系列电影等，都是以品牌的影响力来支撑续集。

（三）经典故事改编

这里所指的经典故事，主要是神话、传说等见诸于文字的故事，也包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经典故事，而这一点是其与上述两种故事来源最大的不同。神话包含着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想象力，它为电影提供了大量素材。例如，以希腊神话进行改编的电影，包括《特洛伊》、《大力神》、《奥德赛》等。中国也有很多神话素材，诸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封神演义”等，虽尚未有比较出色的代表影片，但在电影技术含量日益提高的今天，这些无疑是电影创作的上好素材。另一个素材源泉是“传说”。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都曾多次被搬上大银幕。比如“白蛇传”的故事曾被改编为《白蛇传》（岳枫导）、《青蛇》（徐克导）、《白蛇传说》（程小东导）等。传说同神话一样，也颇具有奇幻色彩。同时，经过几千年的演绎和传播，它们已在民间奠定了广阔而深厚的根基，观众基础牢固。此外，神话和传说大多是口耳相传，并无考证，所以改编发挥的空间也就更大，容易获得突破。

（四）网络小说改编

2011年大陆和台湾最热的两部电影《失恋33天》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都是根据网络小说改编。再往前盘点，从《杜拉拉升职记》到《山楂树之恋》，从《第一次亲密接触》到《恋爱前规则》，这些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电影都可谓是红极一时。国外同样也有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电影的成功典范，比如2004年以韩国人气网络作家“可爱淘”的两部作品改编的电影《那小子真帅》和《狼的诱惑》，都在青少年中掀起了不小的热潮。网络小说改编的电影，受众多为十几岁至二十几岁的年轻观众。因为这部分受众是核心的网络受众，同时没有太大的社会压力，而且价值观比较单纯，更容易接受网络小说的故事内核。正因如此，该类电影通常多表现爱情，同时以成长母题相配合。网络小说作为电影来源的优势，一是有稳定的观众群体；二是爱情和成长母题更易驾驭，易于过审；三是更适合创造共鸣话题。

（五）游戏改编

电影和游戏的受众很多时候都是重叠的，因此根据游戏改编的电影也应受到关注。比如《生化危机》系列（1～5部），《古墓丽影》系列（1～3部）、《寂静岭》（1、2部）、《波斯王子》等。被改编为电影的游戏多具有以下特点：1、有刺激的打斗场面及绚丽的动作表演，十分符合动作电影制造视听奇观的需求；2、角色有明确的任务目标，任务完成，游戏即结束，这非常符合戏剧化的类型电影对人物设计和故事走向的要求；3、人物设置拥有鲜明的正反方对立性，有极强的对抗性和冲突性，这满足了电影冲突设计的基本要求；4、复杂的人物关系图谱有利于在电影改编时选择最有电影感的人物形象，安排适于情节展开的人物关系。但游戏的重点是视听刺激和奇观展示，而非剧情。所以这些游戏被改编为电影，往往只能是有选择地以一部分内容为基础进行再创作，以弥补故事的缺失。即使如此，游戏改编的电影也往往是冲突和刺激强，动作和场景好，但叙事不圆满，甚至支离破碎。另外一种情况是：部分游戏成系列推出，背景复杂、逻辑严密、层层建构，而电影在短短的时间里，无法充分还原游戏故事原貌，因而受到玩家的诟病。如何延展剧情、铺陈故事，如何增加人物丰满度，如何把握好暴力、恐怖、奇幻等刺激元素并打好审查制度的球，是成功改编品牌游戏必须要面对的关键问题。

（六）漫画/动画片改编

漫画改编的电影有爱情片，如《向左走 向右走》；有幽默片，如《三毛流浪记》；也有动作片，如《头文字D》。而在其中占有重要分量的，当属超级英雄漫画的改编，如《超人》、《蜘蛛侠》、《蝙蝠侠》等。这类电影常常由于科幻、爱情等因素的加盟而获得观众喜爱。由动画片改编的电影可以分为动画电影和真人电影。前者以《喜羊羊和灰太狼》等作品为代表。后者的典范是《变形金刚》系列电影。真人电影的受众更接近成人市场，因此改编就需要增添一些暴力、等元素。也正因如此，这类改编在国产电影中并不常见，而通常见于日本、美国的改编作品中。事实上，更常见的改编方式是由漫画改编成动画片，再由动画片改编成电影。大家所熟悉的《加菲猫》、《蓝精灵》和《名侦探柯南》等，都是这个套路。漫画、动画片和电影三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各自的受众互相转移，对彼此都是一种促进。

（七）电视剧改编

作为电影的“孪生兄弟”，电视剧这种影视表现形式同样很适宜进行电影改编。代表性改编作品有《欲望都市》（美国）、《潜行狙击》（香港）、《痞子英雄》（台湾）和《武林外传》（大陆）等。然而并不是每一部热映的电视剧都具备改编成电影的要素。那些由电视剧改编的电影，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种是“续集”式电影，是对电视剧开放式结尾的续写，《潜行狙击》就是属于这类电影。第二种是“番外篇”电影，是对电视剧旁枝末节的延伸，或者热门角色的再塑造，如《痞子英雄之全面开战》。第三种被改编的电视剧并没有按照开端、发展、、结局排列的闭合叙事体系，它们集与集之间的关系更显独立，而改编后的电影，无外乎也是“超长版的一集”，由《武林外传》改编的同名电影，就属于典型代表。近些年电视剧改编的电影，其质量大多不受认可，不少只是在榨取电视剧品牌的剩余价值，吃“老本”观众。因此，如何更好地将电视剧改编成电影，需要进一步努力探索。

（八）舞台剧改编

舞台剧，可以定义为呈现于舞台的戏剧艺术，主要区别于通过媒体传递给观众的影视剧，按照表演形式可以分为歌剧、舞剧、话剧等，在中国还包括戏曲。舞台剧和影视剧的“近亲关系”使得二者之间的相互改编也层出不穷，比如根据歌剧改编的电影《托斯卡》、《白毛女》等；根据音乐剧改编的电影《芝加哥》、《妈妈咪呀》等；根据话剧改编的电影《茶馆》、《雷雨》、《暗恋桃花源》等。大部分舞台剧改编电影作品，都保留了原有的舞台艺术特点，在电影语言和电影手法的运用上不太讲究。不过，因为电影可以近距离表现人物，所以改编后的电影可以更加注重内心戏的刻画，从而实现对原作的突破。但是，因为被选择改编的舞台剧往往已经成为品牌，粘着度很高的观众都比较挑剔，所以改编电影难度较大。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观众会自然地将其和《雷雨》、《哈姆雷特》对比。这两部原有的舞台剧都是一流作品，而改编的电影却是三流作品，骂声一片也算正常。

（九）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生活是电影创作经久不息的源泉，很多出色的影片都是改编自有原型的真人真事。比如有根据历史事实改编的《国王的演讲》、《巴顿将军》；有根据人物传记改编的《社交网络》；有根据新闻时事或其他真实事件改编的《偷自行车的人》、《邦妮和克莱德》等。就市场需求来讲，电影改编对真实原型的要求主要有以下两点：1、人物/事件多具有传奇性；2、人物/事件所传递的价值观能够引起观众共鸣。这两点在根据真人原型改编的好莱坞黑帮片中表现得比较典型。如果不考虑市场，以真人为原型改编电影的面更大，我国多数的革命战争影片和当代英模影片都属于此类。但这两类影片多数都不符合市场化改编的要求。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各有千秋，似乎很难找到共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必须游刃于真实和虚构之间，应对原型人物家属的要求，来应对观众对真实可信和娱乐刺激的辩证要求。

（十）其他素材改编及原创故事

丰富多彩的生活可以为电影提供各种各样的素材来源。上述的九种并不能尽叙所有情况。不仅如此，很多的电影项目来源是原创故事。原创故事项目中，创意的成分较多，原创故事要求创作者全身心地融入生活，审视自己的人生，聆听内心的呼喊，细心观察生活并积极思考，发现能够注入自己生命体验的题材，经过发酵，发展出浸透个人情怀的故事。

电影创意策划是一个富有创造性、挑战性的工作。只有发散性思维发达的创造型艺术人才，不断地在生活中寻找和积累素材，才能从中挖掘出具有潜力的优秀作品。

二、不同维度导向的创意策划

（一）从角色需求出发进行创意

影片中的角色同我们生活中的个体一样，也会具有各式各样的需求。从角色的个性化需求出发来进行故事创意，是比较基本的一个维度。这里我们不妨援引“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来梳理这个问题。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动机（这也是推动影片叙事的根本），而动机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求组成，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2]电影中的需求导向创意不同于马斯洛理论的层层递进，而是由主角固定单一的个性化需求来主导故事，成为叙事的主发动机。

生理需求是人类基本的需求，如果缺乏保障，人会面临生命危险。很多电影都会把主人公置于一个类似于沙漠、丛林、荒岛之类的无援境地，讲述主人公求生的经历，比如《鲁滨逊漂流记》、《荒岛余生》。观众对生理需求追求的本能会促使他们感同身受地沉浸到影片之中。安全需求包含着人类希望免于灾难和伤害、获得自由、职业稳定、治安良好等愿望。这一需求主导创意的电影领域更广，包括灾难片、犯罪片、惊悚片、警匪片等，因为以安全需求主导的电影外部动作性较强，易于制造视觉刺激。归属和爱的需求，又叫社交需求。这种需求与个人性格、经历、生活区域、民族等众多因素息息相关。爱情片是体现这类需求的典型影片。几乎每一种影片当中都会涉及社交需求，电影中的角色总是要在一定的社交网络中展开故事情节。再往上是尊重需求，可以分为自尊、他尊和权力欲三类。最后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即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成为所期望的人物。比如《寒战》中两大主角的主导需求就是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二）从类型创新出发进行创意

类型片是创作者与电影观众之间的一种契约。观众对类型有依赖性，需要类型来为影片可能提供的审美体验做出标签，以此来建立一定的心理预期。但类型片几十年来的发展要求它必须不断出新，才能满足观众日益挑剔的观影需求。类型创新要基于对类型片模式的熟练掌握。鉴于篇幅有限，类型片的普遍创作模式这里不再赘述，本文主要想讨论的是常规类型如何出新的问题。

如何对已有的类型片模式进行创新？大体看来可以分为三种方法，分别是（1）类型杂糅（2）元素改变（3）议题变化。让我们以爱情片为例进行分析。“爱情片的发展段落要描写他们相识以后如何发展到相爱，但是爱情片中总要为爱情的圆满设置障碍，主人公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在一起。”[3]这是对爱情片模式的基本概括。那么如何对爱情片进行创新？首先来看类型杂糅。《画皮》和《画皮Ⅱ》这两个以爱情为核心的影片，将当代人的爱情故事嫁接在魔幻的类型中，而且放大了原作中惊悚类型的刺激度。其次是元素改变——改变类型片中的固定元素来实现创新。爱情片中可改变的元素无非是关于人物、时间和地点等。我们可将男女二重主人公进行改变，如《断背山》、《人鬼情未了》和《金刚》；将时间空间进行改变，如《不能说的秘密》和《触不到的恋人》。第三是关于议题变化。在早期爱情片中设置障碍，阶层、门第、身价等物质层面的问题是常见的选择。在今天的爱情片中，男女双方在个性、情感倾向、个人观点等方面的差异往往成为爱情的障碍。比如近年大热的《当哈利遇上莎莉》、《我愿意》等，爱情的障碍皆来自于爱人本身的情感、心理、个性等非物质方面的问题。这反映出当代爱情片的议题与早期爱情片的鲜明差别：关键不是要克服外部阻力，而是怎样克服自身问题达到和谐欢愉的爱情境界。实际上，在其他类型片如西部片、武侠片中，通过议题变化来完成类型创新的经验，比爱情片还要丰富。以上虽然是围绕爱情片的创新来进行解析，但这三种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基本类型片。通过类型杂糅、元素改变，以及议题变化，我们便能实现对许多常规类型模式某种程度上的创新。

（三）从冲突角度出发进行创意

冲突是构成影片戏剧性的基础，从冲突的维度出发来思考电影创意，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影片中的主要冲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包括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体制的冲突、人与神（有限与无限）的冲突，以及族群与族群的冲突等。

其中，人与人的冲突是内涵比较广的一个范畴，它涉及到人与敌人、友人、爱人、亲人、甚至是自我之间的冲突。大部分的商业片都是围绕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展开，像《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我的野蛮女友》等。也有电影将这几种冲突融为一炉，比如《二次曝光》。人与自然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灾难片之中，如《后天》、《2012》等；而人与社会的冲突往往在影片中表现得更为深刻，通常是一些社会政治片，或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影片，比如《窃听风暴》、《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等。涉及人与神的冲突的影片，通常有着浓重的宗教意味或者哲学色彩，比如《第七封印》。事实上，人与神的冲突还可以抽象为有限和无限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人类想要突破自身有限的、单一的、不可循环、不可逆转的生命，追寻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无限。这类议题可以被很好地表现于科幻片或者历史片之中，且可获得一定的深度和高度。最后是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冲突，这类冲突在具体表现上跟人与人的冲突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然相同，因为主人公往往是一个团体/种族的利益代言人，影片所要表达的内核是关于种族冲突（或者说是文明的冲突）而引起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思考，比如《星球大战》、《阿凡达》、《赛德克巴莱》等。也有很多影片是将上述几种冲突融汇在一起。冲突的叠加不仅能使得影片更有看点，而且能够增强影片的层次感，给影片带来高度与深度。

（四）从明星出发进行创意

根据明星定制电影的现象在明星制成熟的好莱坞中并不稀奇，从明星出发进行创意也不失为是进行项目开发的路径之一。好莱坞经常将导演、编剧、主演打包，依据他们的特点来策划成一个电影项目到处兜售，这样的项目经常是为明星量身定做的。

国内也经常能够看到围绕某一定型明星拍摄的具有特定风格的类型片。成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那种喜剧戏耍风格的动作片（谐趣动作片）的剧本基本上是为他一个人定做，而且在拍摄现场他经常还要根据场地特点和自身特点来修改剧本。葛优也同样是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的演员。特别是在早期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片中，葛优将“贫民”化的中年男性打造得深入人心。这里的“贫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社会底层的草根小人物，二是指耍贫嘴的玩京式幽默的角色。葛优的这种“沉稳幽默范”体现在剧情创作上，就多是一个平凡的草根男通过努力还有些许运气，实现理想、收获爱情的故事。以上例子说明，如果参演明星能在项目开发的早期阶段就确定下来，那么故事创意就要紧密围绕明星的特点展开。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适合明星打包的方式。实际上，好莱坞的打包明星项目，通常只针对如爱情片、喜剧片、冒险动作片等对明星依赖较大的类型。目前也有不少艺人经纪公司为了推出新明星，会专门为其“定制”电影项目，或者根据明星的特点对已有的电影项目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明星类型需要与电影类型紧密结合，才能实现理想效果。

（五）从观众出发进行创意

观众是电影的衣食父母。从观众出发进行创意，就是从消费者定位出发，有针对性的进行项目开发。很多类型电影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创作的，比如说针对儿童的动画片、老少咸宜的合家欢电影、面向青年女性观众的小妞电影、为广大男性准备的武打片或暴力动作片等等。不同的目标观众定位，会给电影故事的创作带来明显的差异。比如针对女性观众进行创作的影片，片中往往需要一个甚至多个具有不同魅力的男性角色（《单身男女》）；故事多要以圆满结局收尾（《非常完美》）；要注意细节的情感效果，情节要细致铺排，以利于最大限度的煽情（《完美嫁衣》）。与此相反，针对男性观众的影片，则多要有性感火辣的女性角色（《变形金刚》）；叙事要尽量逻辑严密，经得起男性冷静理性的挑剔（侦探片）；最好有火爆动作场面（动作片、战争片）。编剧冉平在谈到《画皮Ⅱ》的创作时说道：这部电影是写给女人和的男人。所以故事用很多柔情的细节、坚贞的爱情、惺惺相惜的女性友谊来打动女性观众，而在逻辑处理上就做得没有那么到位。事实证明，这部电影在女性观众中的评价也的确比男性观众的评价要略高一筹。

除了简单的以男女性别划分受众外，观众定位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针对单身青年定制的光棍节治愈系电影《失恋33天》，针对老年观众的电影《飞越老人院》，抑或是针对80后观众打造的微电影《老男孩》等。在选择受众群体上进行创新，实际上就能间接实现对于影片故事的创新。当然，观众定位的选择也必须避免过于狭隘，如《我11》，导致对影片有兴趣的观众面急剧缩小，招致一片质疑声。

（六）从无意识出发进行创意

除了电影文本的维度和观众的维度外，还有主创和世界（社会、环境等）的维度，也是故事创意策划中不可缺少的维度。有一个术语可以勉强涵盖或者说是涉及这两个维度——“无意识”，即指影片要挖掘个人的无意识、集体的无意识、当代大众的政治无意识，使之故事化。

无意识的理论根基来源于弗洛伊德。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意识只是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而海水之下的无意识才是冰山的巨大主体部分。个体的无意识会形成某种情结，这种情结是电影创作可资利用的核心创意。此类影片中典型的是《精神病患者》，它将主人公内心深处扭曲的恋母情结进行夸张放大，把主人公的无意识进行挖掘和创作。它的恐怖之处不仅仅在于情节的血腥和悬疑，更重要的是把这种扭曲的无意识夸张放大后带给观众的震撼。事实上，很多惊悚恐怖片都利用了人内心深处的无意识来创作故事。它们的核心无非都是探讨了对被压抑的欲望的追求，而这种欲望正是深埋在心底的无意识部分。

集体无意识，是荣格在合理扬弃弗洛伊德的理论之后，创立的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精神的一部分，其内容从未存在于意识之中，因此从未为个人所习得，而是将其存在完全归结为遗传。不同于个人无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情结构成，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基本上是由原型构成。”[4]集体无意识具有非个人性、遗传性、集体性、普世性，不像无意识那样由本人曾经感受到的经验构成，它是指人类普遍经验的长期积累。和荣格的思想类似的是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提出的神话思想：“从全世界及许多历史阶段的故事里，可以找出一种特定、典型的英雄行为规律。基本上，它甚至可以被说成是只有一个原型的神话英雄，他的生命被不同地域的许多民族复制了。”[5]荣格和坎贝尔的思想对好莱坞的故事创作有显著的影响，编剧顾问克里斯托弗·沃格勒就是在前两者的启发下创立了“英雄之旅”故事模型。在电影故事中，最常见的原型有英雄、导师、伙伴、阴影等。[6]由原型构成的集体无意识出发创意的电影故事很多，典型者如《星球大战》、《狮子王》等。

与无意识有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政治无意识”，它是由詹姆逊首先提出但却没有充分说明的概念。我们仅仅抽取其中的一种涵义：政治无意识是“无言”本身，是文本隐蔽埋藏起来的“现实”。[7]我们认为，在主流的意识形态机器及其文本织成的大网之下，有暗潮涌动的流行大众认可的深层社会心理，这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政治无意识。这样的政治无意识经常处于“没法浮出水面”获得表达的状态（压抑），可一旦允许它们通过电影的渠道“冒出”一点来，就会引发大范围的共鸣。《集结号》、《让子弹飞》等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政治无意识”的挖掘和表达。《集结号》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大众对于体制和组织的质疑，《让子弹飞》以“打土豪分财产”的故事抒发了当代大众对于“权贵资本主义”的愤懑。这两个影片的核心在于宣泄了观众被压抑的“政治无意识”。

这种从无意识出发进行策划创意的思路需要深入个人理性意识之下探索深层无意识的欲望和情绪；需要用宏观的视野挖掘人类故事文化的原型，并赋予其当代文化内容和形式；需要呼应当代社会大众自觉和不自觉的政治诉求，满足其宣泄政治无意识的需求。

三、项目的开发策划与其他产业链环节的呼应

（一）电影放映对项目开发策划的要求

1、上线档期对于项目开发与创意策划的要求

虽然国内很多电影是在拍摄完成后才决定上档日期的，但也有些电影在项目初期就确定上线档期，从而开展更具有针对性的工作。事实上，好莱坞就通常提前两年确定电影档期，针对不同的档期进行不同的项目开发策划。国内电影市场也逐渐注意到针对档期拍摄的策略。在贺岁档、暑期档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后，电影人又努力培育其他档期，于是形成了国庆节、春节、清明节、万圣节、情人节、七夕节、中秋节、光棍节等越来越细的档期，而片方也开始针对这些有特色的档期定制影片。比如《密室》系列就主打“万圣节”，成为名符其实的“档期定制电影”。

不同的档期具有不同的“气质”，因而选择不同档期上线的影片自然也需要具备不同的类型元素。确定了档期，就意味着电影项目的开发与策划要遵循档期的各项要求，从故事元素、演员选择、营销策略等各个方面迎合上线档期。当然，并不是每个档期都适合做档期定制电影。只有当档期特质与电影类型相匹配时，针对档期的电影开发才易于成功。如情人节、七夕节对应着浪漫爱情片，万圣节对应着恐怖惊悚片，愚人节对应着幽默搞笑片等。2011年光棍节档期开发和《失恋33天》取得成功，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二者爱情类型的匹配。而清明节、端午节等档期，虽然也在公共假期中，但由于无法与类型电影相匹配，因而它们的市场开发成效就不理想。如清明节档上映的《我们天山见》就是个教训。档期和类型片要紧密配合，无缝对接，否则项目策划很难运作。

这里还要提及中国电影市场中比较特殊的一个档期，即针对于主旋律电影的“七一”、“十一”档期。这些档期的开发不是制片方和观众的自主选择，而是为了配合特定时期的政治宣传内容。这个档期的票房主要是由有“被教育”需求的团体观众来支撑的。针对于上述档期定制的电影，要尤其注意影片在政治内涵之外的娱乐效果，否则很可能是满票不满场，骂声一片。

2、观影环境对于项目开发与创意策划的要求

电影的观影环境，主要分为封闭的观影环境和开放的观影环境。封闭的观影环境，多指影院，强调能够为观众提供封闭、相对私密、安静、黑暗的空间，使观众能够全神贯注地盯着银幕。开放的观影环境，则主要包括电脑、手机、车载、交通电视等数字移动平台。

首先分析封闭的观影环境。影院能够提供给观众一种浸入式的完整体验。在剧场中大家一起哭，一起笑，个人的情绪随着整体情绪而起伏，集体反应对观众具有强烈的影响力。这种独特的影院集体欣赏氛围，要求影片具有足以吸引观众注意力的戏剧性。电影情节设计要符合剧场心理，设置好看的悬念、转折、，强化影片节奏感，才能让观众有带入感，获得虚拟世界中别样人生的审美体验。更重要的是，近几年随着3D、IMAX屏幕等高级影院观影设备的成熟，电影在项目开发策划的过程中，也应当配合它们做出适当调整。比如增加些宏大场面，辅以奇幻、暴力动作等元素，设置“出屏”效果，从而使得3D或者IMAX电影放映更具表现力和冲击力。

相反，在开放的观影环境中，观众看的是小屏幕，还可能会被不断地打扰，因而一些宏观场景、动作场面等，就丧失了原来的魅力。再加上观众大多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观影，所以影片的前后逻辑联系不能太多、太严密。近些年兴起的“微电影”就是最好的例证，“微投入”、“微制作”、“微放映”的特点正好对应着轻技术、重故事、碎片化的娱乐休闲需求，符合在这类观影环境中放映。虽然这类平台尚未成熟，不可和影院观影相提并论，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类平台将获得更大的重视。

有些大制作电影放到网络上销售未必理想，而有些微电影野心勃勃想要跻身于大屏幕，也肯定困难重重。这就要求电影在策划创意之处将不同的观影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来考虑，做一些有针对性的策划。

（二）衍生产品对项目开发策划的要求

1、游戏对项目开发策划的要求

近年来，游戏作为电影后产品开发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越来越得到片方的重视。很多电影在开拍之时，就同步做了游戏开发，如《指环王》、《哈利· 波特》、《蜘蛛侠》等。基于对电影进行全产业链开发的考虑，很多电影项目在开发策划的过程中，会专门进行一些内容设计，为以后的游戏开发打下基础。比如，在剧情中增加暴力、科幻、神奇等元素；明确角色的正反阵营并平衡双方实力，等等。

目前，国外改编成游戏的电影，多数是科幻片或者魔幻片，除了上述的三个例子外，还有《星球大战》、《加勒比海盗》、《变形金刚》、《阿凡达》等。在中国，根据武侠动作片、神怪片（东方魔幻片）改编的游戏较多，如《投名状》、《倩女幽魂》、《画皮Ⅱ》等。从故事内容上看，若想将电影进行游戏开发，则必须要增强其“幻”的色彩，拉大故事本身与现实的距离。不管是科幻、魔幻、神幻，亦或是武侠，它们的共同特点无疑是“与生活不同”。对于玩家来说，游戏赋予他们一种超脱于社会生活，突破个人局限的可能。所以只有建立在这种“与生活不同”的基础上，玩家才能够从游戏中忘掉现实的压力，实现心理的释放和情绪的宣泄。

在电影改编的游戏中，既有单机游戏，也有网络游戏。单机游戏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平衡的数值、优美的剧情和新奇简明的游戏规则。因此，被改编成单机游戏的电影项目，通常要具备简单奇巧的构思和饱满丰富的剧情。而在网络游戏中，玩家可以选择扮演各种角色，以其他的玩家为对手或伙伴，使用各种道具、装备，体验不同于现实世界的人生。网络游戏对于被改编电影的剧情需求明显没有单机游戏那么高，而对抗暴力则成为它必须的元素。此外，网络游戏还需要被改编电影中的各方势力均衡，或者是有多位主角，这样玩家才能选择不同的阵营或角色来进行对抗。

在以儿童、青少年为对象的游戏中，也不乏有根据动画电影进行改编的作品，如《丁丁历险记》、《冰河世纪》和《功夫熊猫》等。这些游戏以单机或联网的小游戏为主，类型比较多样，主要依靠动画角色来吸引玩家，所以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要注重角色形象设定，提升其对观众和玩家的吸引力。

2、其他授权产品对项目开发策划的要求

电影拍摄制作是一项高风险产业。为了更多的增加项目收入，更好地降低运营风险，成熟的片方会在授权产品上下功夫。除了上述的游戏外，授权产品还包括音像制品、图书出版、玩具、文具、服装、食品、纪念品、主题公园等。迪斯尼在上世纪30年代就首创了横向联合方式，让影片的派生产品打入录像带、原声带、书籍、玩具和新产品开发等行业，从而分摊了制片成本。目前为止，迪士尼的授权产品多达两千余种。

一方面，电影为后产品提供创意、促进销售。制片方利用影片票房大卖的大广告来为衍生产品提供强大促销能量；同时影片的文化创意可以提升授权产品的精神消费价值，提升顾客的消费意愿。另一方面，产品授权为电影提供投资、分担风险，同时产品开发商的促销活动也提高了电影自身的知名度，可获得联合营销的效果。此外，授权产品可为制片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又会鼓舞制片商继续投资的积极性，使影片生产和后电影产品的销售进入良性循环。不同的授权产品对电影项目的开发策划有着不同的要求。比如，音像制品、图书出版主要是对故事剧情有要求，影片故事最好具有畅销小说那种激动人心的抓人的效果。玩具、文具、纪念品等主要是对角色形象、饰物有要求，电影中的角色必须具有鲜明特征，被赋予惹人喜爱的特点和价值观。主题公园则是对场景有要求，影片中的场景要有特色，可提供足够的娱乐刺激，适合在主题公园中复制。

并不是所有电影都适合进行授权产品开发。有些电影类型与授权产品的关联密切，如战争片、恐怖片、动作片、探险片、科幻片和动画片等。这些类型电影的多种元素都有可能成为授权产品赢利的热点。有些电影类型与授权产品的关联强度适中，包括音乐歌舞剧、青春片、爱情片、喜剧片和历史片等。其中的部分形象、场景和造型可以进行授权开发。最后一类电影如社会纪实片、传记片、纪录片和艺术片等，在授权产品开发上潜力不大。

此外，电影授权产品的开发，还需要考虑到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受众需求。比如科幻片、动作片等电影适合针对男性群体进行开发，而动画片、爱情片等电影则适合针对女性群体或低龄受众进行开发。综上所述，若有意进行授权产品的开发，那么在前期项目策划的过程中，就必须要选择适当的电影类型，并对电影内容做合理的设计，还要根据目标受众年龄、性别等因素进行相应调整。

以上分别从电影创意策划的素材来源、创意维度和其他产业链环节对创意的要求等方面对电影故事创意策划进行了简略的分析。电影故事创意策划是一个高智商的产业环节，也是传统电影艺术理论所研究的复杂的艺术创造活动的核心环节。本文的研究只能算作抛砖引玉，而且仅仅针对其经验可以复制的商业类型片。更深入的研究有待来者。

注释：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电影产业链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1CC089）。

[2] 弗兰克 · 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一版，第40-47页。

[3] 郝建，《类型电影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43页。

[4] 荣格，《荣格文集第五卷：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4月第一版，第36页。

[5] 约瑟夫 · 坎贝尔，《神话的力量》，辽宁：北方联合出版传媒有限公司，2011年10月第一版，第174页。

[6] 克里斯托弗 · 沃格勒，《作家之旅——源自神话的写作要义》，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第23页。

[7] 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第13页。

第6篇：产业链的意义范文

互联网媒体的罗辑思维为什么能卖书、卖月饼？

五格货栈为什么不花一分钱广告能实现粉丝和销售额的倍增？

看不懂？那是因为他们都是用移动互联网的模式在构建生态链和布局新的商业模式！

新时代，新模式

传统零售业通常是生产好了产品后打广告宣传、进商超等渠道销售产品，在电商和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下走得很艰难，效率非常低：

1、支付20-30%的进场费，可以理解为买流量；

2、1-2个月的回款期，周转速度慢；

3、只销售了产品，没有沉淀用户；

4、不知道用户对产品的意见反馈，无法打造极致的产品；

移动互联网下的粉丝模式，以满足粉丝需求和痛点为核心生产产品。如，罗辑思维90分钟预售8000套书；五格货栈半小时预售1000份车厘子。粉丝经济模式的特征：

1、直接在微信上预售没有花一分钱的广告费用和流量费用；

2、提前收款，没有一分钱的欠款；

3、销售产品的同时积累了用户；

4、用户对产品反馈的建议快速采用，用户既有归属感又帮助企业完善了产品。

对比一下来看，粉丝经济比传统零售的效率要高、费用更低。并且企业与用户直接交往，让用户参与产品的完善，在培养用户情感的同时也有利于打造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通过更优的极致产品体验，才能将用户发展为企业的粉丝，一个粉丝带来的不仅仅是重复购买，更是在为企业进行信用背书，利用移动互联网实现口碑的快速传播。粉丝经济将是一场革命！

从用户到粉丝的转变

如何才能够将用户发展成为粉丝？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核心是以人为核心！粉丝经济就是秉承了这一理念，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开发出满足消费者痛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基于功能层面的产品泛滥，真正解决用户体验和情感层面的少之又少！企业又如何才能生产出具备体验和情感的极致产品？核心是要读懂自己所服务的用户。企业要知道自己为哪些主要用户服务，这些用户的需求和痛点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些需求与痛点才是衡量产品好与坏的标准。所以50%的时间研究用户的需求和痛点，35%的时间研发能满足用户需求和痛点的产品，15%的精力做市场营销才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的工作方式！

粉丝群的需求不同，企业必须为粉丝构建全方面的服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更快速地实现，以前以相同的方式服务用户，用户越来越不满意。为什么每年的春晚大家都不满意？因为他要服务几个亿的不同观众；为什么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带来的都是掌声？因为他们服务相同类型的人群。以前的新闻媒体渠道是被限制的，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规则重新打破，媒体与渠道不再受到约束，企业完全可以自建媒体。企业建立一个微信订阅号就相当于建立一个电台服务于自己的粉丝；企业建立一个微信服务号就可以建立一个商城服务于自己的粉丝群。在粉丝的个性需求和自媒体的高速发展下企业必须构建全产业链为用户提供更个性的服务，企业围绕人群的全产业链布局会成为主流。

小米拥有自己的全产业链系统，小米手机通过官网进行销售，这是小米的商场系统。同时小米拥有自己的论坛，这是它的社区系统，而小米在新浪微博上的官方帐号又可以作为它的广播系统。这些系统都是小米的全产业链布局，它体现在不依赖其他组织、其他平台和渠道，从前期的资讯传播到产品销售再到用户的意见反馈，这一系列过程，小米都亲力亲为。

五格货栈通过服务号中的文章向用户传递信息，而微信支付端就是它的商场系统，进行车厘子的购买与销售。服务号里与首席粉丝官的互动和车模均可视为社区的初级阶段，来了解用户的反馈意见和建议，持续进行产品和体验的完善。五格货栈近期将推出五格禅院，打造五格货栈更为系统的电台和广播系统，为粉丝提供更为个性的资讯和服务！

工业时代强调专业分工，媒体和渠道均受到管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强调以人为核心，媒体和渠道规则重新建立，企业要抓紧机会实现全产业链的布局，更个性化地服务好自己的粉丝群！

构建多维立体的商业模式

移动互联网下的企业商业模式有三种：

第一种，单维差价模式，做的是加法，利用价格差竞争。

差价模式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和提供了很有竞争力的极致产品而实现。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全透明，差价模式很难持续。

第二种，多维长尾模式，做的是乘法，利用粉丝布局全产业链实现多维商业。

手机的成功为小米赢得了一大批的米粉，在这批米粉的基础上，小米相继推出了路由器、移动电源等产品，小米手机的硬件并不赚钱，真正赚钱来自二维的软件、三维的配件以及其他电子化产品和四维的大数据和金融，小米就实现了从单维商业到多维商业的转变。

另一个具有代表的案例是三只松鼠的虚实结合，三颗松鼠从淘宝等线上卖坚果，再往线上发展的O2O模式，这些都是实体；他们将往动漫产业发展，这是虚拟的。三只松鼠以其“卖萌”为自己的特征收获了大批粉丝，在这批粉丝的基础上，自建媒体、整合电商，实现了虚实相结合的多维度商业模式！

第三种，估值模式做的是N次方。

360和微信都是典型代表，不考虑短期盈收，以免费方式提供极致体验服务，累积用户，以获取未来价值！

第7篇：产业链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 盈利模式 “软件+服务”模式

1 移动互联网特点和发展趋势

1.1 移动互联网特点

移动互联网具备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开放性，包括网络的开放性、应用开发接口的开放性、内容和服务的开放性等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深入发展，开放性已成为移动互联网业务、应用和服务的基本标准，更多新颖的业务将出现在移动终端上而无需依靠现在的移动运营商；二是分享和协作性，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中，用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他人共享各类资源，实现互动参与、协同工作，用户将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多选择，将由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成为主动的内容创造者；三是创新性，移动互联网为不同的用户提供了无限可能，从而使各种各样的新型业务不断涌现出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

1.2 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

（1）移动用户成为互联网上最大的用户群

移动通信的发展趋势就是与互联网的融合。在业务层面，移动互联网和传统的互联网在内容和应用体验方面融合发展，但移动互联网的产品推出速度快于传统互联网；在网络层面，相对于桌面互联网，移动运营商致力于提供廉价的、高速的上网体验。对于用户来说，移动互联网具有终端的移动性和接入的便捷性、业务应用的随时性和私密性等特点；对于运营商和服务、内容提供商来说，移动互联网具有更强的控制力和更大的开放性，能够融合互联网和电信网的商业模式。

推动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有三大力量：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终端厂商。运营商以差异化的数据业务为中心，整合产业链做智能管道，互联网企业则将优秀的桌面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移动化，并不断开发出更多的业务服务以满足移动互联网用户的需求，而终端厂商围绕着终端致力于提升移动互联网综合服务能力。

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移动通信用户成为移动互联网用户。以美国为例，预计到2015年美国智能手机流量占比将达到98%，如表1所示：

另据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表明，截至2012年底，中国移动用户已达13亿，其中有5亿多已经是移动互联网用户。

（2）移动数据业务呈爆炸式增长

随着移动接入技术的迅速发展，移动互联网用户的迅速增长和终端接入方式的层出不穷，移动数据流量快速增长，到2010年全球移动数据流量已超过移动语音流量。据美国思科公司的2011年度报告，2011年全球无线网络连接数增长了一倍多，全球无线数据流量的增长在2011年超过了预期，达到133%，到2015年全球移动数据流量将是2010年的26倍，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92%，到2016年移动数据流量将达到每月10.8EB，60%的移动用户即全球约30亿人口将加入千兆字节俱乐部，即移动用户每月将消费1GB的移动数据，详见图1所示。

我国的移动数据流量也具有同样的增长趋势，2011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移动无线上网业务流量达到2 173亿MB，同比增长了58%，其中移动数据流量1 123亿MB，WLAN数据流量1 050亿MB。

（3）终端接入的多元化且应用渗透到各个领域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促使其接入方式也呈现多元化，目前的主要接入方式有：移动电视、PDA、智能手机、电子书、iPad、Notebook等。并且移动互联网用户逐渐渗透到互联网业务和应用的各个领域，如电子商务、微博、手机网络新闻、手机搜索、手机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社交网站等，如图2所示。

（4）产业链融合促进移动互联网不断走向纵深

移动互联网走向纵深的推动力是产业链融合，各行各业“互联网化”和“移动互联网化”使移动互联网必定走向合作共赢。在2G时代，移动互联网的主要产业为彩铃精细运营、MMS娱乐、音信互动等；到了3G时代，就涌现了大量的移动产业，如精确定位、健康监控、移动电子钱包、媒体直播、家庭监控、移动卫星电视；到了4G时代，由于有了更大的带宽，将涌现更多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并且各个产业将不断融合，如传媒行业、金融行业、零售行业、制造行业、教育行业、医疗行业等广泛的行业融合，这将不断创造新的业务存在形式和商业模式，如图3所示。

（5）移动互联网盈利模式多元化

移动互联网业务层出不穷也为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除了下载流量、彩铃彩信这些传统的盈利模式外，移动互联网的盈利模式也呈现了多元化趋势。其中有广告类盈利模式，是指免费向用户提供各种信息和服务，通过收取广告费来实现盈利，如门户网站和移动搜索；内容类盈利模式，是指通过对用户收取信息和音视频等内容费用盈利，如付费信息类、手机流媒体、移动网游、UGC类应用；服务类盈利模式，是指基本信息和内容免费，用户为相关增值服务付费的盈利方式，如即时通信、移动导航和移动电子商务；共生盈利模式，如以运营商为主导的共生盈利模式。

2 移动互联网产业链分析

2.1 移动互联网产业合作演进路线

2G时代的移动互联网为用户提供的主要是话音和低速率的数据业务，这种服务非常有限，因此产业链也相对简单，运营商能够把控整个价值链，主要是通过价格吸引客户消费，用户的价值都比较低，业务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用户的不断增长。到了3G时代，提供给移动互联网用户的业务和服务是差异化的多种多样的应用，使产业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运营商不再在价值链中处于绝对控制地位，收入增长的来源也转变为现有用户价值的提升。

以往运营商一家独大，享有大部分价值，其他参与者都居于从属地位，而在3G时代单凭网络运营商已无法完成价值链的主要环节，各环节必须均衡发展。在产业价值链分割后，对价值的重新分配取决于价值链的重新定位和各种力量的对比，网络运营商从产业链中的获利一般不会超过50%，并且不同的定位及力量的对比必将导致不同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的产生。

泛行业的合作、清晰的利益分配、合作者的准确定位，这将使移动互联网产业、产业链、盈利模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2 移动互联网产业链结构

在目前和未来4G时代的移动互联网业务运营，终端软件平台和网络应用服务紧密结合，业务和应用平台已成为整个移动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在产业链中处于控制地位，电信运营商的地位在产业链中逐步下降，如图4所示。

同时，终端厂商和应用软件开发商大举进军移动互联网领域，加大了整个产业链的竞争激烈程度，从而逐渐形成了以服务与应用为主的几大商业模式：“终端与业务”一体化模式、“软件+服务”模式、传统移动增值服务模式、运营商主导的共生盈利模式，而前两种模式在整个移动互联网行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终端厂商和应用软件开发商以相对较低的进入成本及合作成本，削弱了原来处于产业链后端的业务/应用平台商在产业链前端环节对用户的控制力度，从而利用其优势业务和特色业务获取更大利润及产业发言权。同时，技术的进步也造成产业链用户控制点向终端厂商和软件开发商靠近，使强势终端厂商利用终端掌控权而获得内容运营优势。

随着智能手机用户群的不断扩大、终端制造技术和软件开发技术的不断进步，终端和应用服务已经直接面向广大用户，如诺基亚、苹果、Google。这些企业凭借自己强大的财力和技术优势，不断整合各种资源，在产业链上已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如苹果公司既具备自己生产智能手机的软、硬件实力，也具备提供各种应用和服务的能力，它首创的手机软件商店概念风靡全球，很多商家都建立自己的手机软件商店，例如诺基亚软件应用商店、谷歌软件应用商店、中国移动软件应用商店等。智能手机制造商将自己的用户吸引在自己的手机平台上，也吸引新用户使用自己的手机，使得其在产业价值链的利益分配占比越来越大。

当然，为争得在产业链中更大的利益，各运营商也在不断地加强与终端厂商的合作。如中国移动和联想公司合作，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好的移动互联网解决方案；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与苹果公司合作，通过苹果的iPhone手机来扩大自己的客户群，这种合作和竞争还在不断地演绎。

3 移动互联网盈利模式研究

3.1 日本移动互联网盈利模式

日本是全球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最好的国家，40%的日本国民在使用移动互联网业务，80%移动用户在3G终端上使用移动互联网业务。

在日本的移动互联网产业中，从手机制造商到内容提供商，移动运营商控制着整个价值链。运营商好比价值链上各环节的客户，移动运营商为终端制造商、内容提供商、服务平台、广告服务等制定统一的发展规划，并制定产业链上各个参与者的收入分成比例。例如内容提供商（CP）和运营商按照9：1的比例分配收入，而在欧美大部分国家仅仅只有50%，这种收入分配比例就极大地鼓励了CP/SP的创新，并有效地控制了移动数据业务的资费。在这种低资费的市场环境下发展了大量的用户，促进了大量业务、应用和服务的发展，同时极大地扩大了用户规模并培育了市场。日本最成功的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中，既有对互联网的继承和发扬，又有手机支付这样的创新模式。搜索、电子商务、社交网络（SNS）和手机支付是日本最成功的商业模式，其中前三者是互联网的延伸和发扬，而手机支付是移动互联网创造出的全新商业模式。

3.2 我国移动互联网盈利模式

移动互联网产业链上各利益参与者的地位决定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移动互联网盈利模式主要是以下几种：“终端与业务”一体化模式、“软件+服务”模式、运营商传统移动增值服务模式、运营商主导的共生盈利模式。

（1）“终端与业务”一体化模式

手机终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智能化，从原来只能承载话音业务变成既能承载话音又能传送数据、图片、视频等多媒体业务，还能连接互联网，具有收发邮件、移动办公、网上交易等互联网终端的业务特性，成为多媒体信息收发的智能化信息终端。“终端+业务”一体化模式是现在和未来移动互联网领域的重要盈利模式之一。该模式有以下特点：第一，能够为手机终端厂商带来新的利益增长点。第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移动运营商渠道垄断，手机用户在使用移动互联网时，可以不使用移动运营商的门户网站，从而在价值链上取得主动权。第三，手机厂商在移动互联网方面经验不足，使得其必须加强与价值链其他成员的合作。

（2）“软件+服务”模式

移动互联网业务在用户中的广泛使用，很多都取决于软件以及其提供的服务，软件平台与应用服务的竞争与合作是该产业新的趋势。Google的Desktop和Amazon的AWS就是“软件+服务”盈利模式的典型代表，以手机软件平台为核心的应用服务在产业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运营商的传统移动增值服务模式

即传统的移动增值业务的盈利模式，如运营商按照流量盈利、按照短信条数盈利等。

（4）运营商主导的共生盈利模式

在移动互联网产业价值链中，与运营商利益相关的有用户、SP/CP、终端制造商、设备/软件提供商。其中，SP/CP与运营商之间的竞合博弈关系将是移动互联网产业链中最重要的环节。在3G时代，移动运营商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竞争和合作的成败将关系到移动互联网能否繁荣，因此运营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共生盈利模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会存在。这包括运营商和终端厂商的合作盈利模式，如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iPhone的合作盈利模式；运营商和广电集团的合作盈利模式，如手机电视，电信运营商负责提供设备、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以及计费、客服、收费等工作，而广电则负责提供内容；运营商和移动门户网站的合作盈利模式，运营商向用户收取流量费，按照流量或是包月形式收费，再向门户网站或内容提供商支付信息服务费。随着移动互联网业务的发展，这种合作共生盈利模式还将有更多的表现形式。

4 结束语

随着移动互联网产业的不断发展，将会有更多的参与者进入该产业链，并且整个产业链上的参与者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竞争的加剧将使产业链更加复杂。移动互联网的盈利模式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某一种特定的、单一的盈利模式，而应该被理解为一系列构筑在开放融合应用基础上的盈利策略及思路的总和。当前的各种移动互联网盈利模式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正是移动互联网作为一个融合产业所拥有的各方面产业经济特色的综合体现，随着多种盈利思路的不断碰撞，未来还将涌现出更多的创新盈利模式。

参考文献：

[1] 沈拓. 不一样的平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2.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R]. 2011.

[3] 魏炜，朱武祥. 发现商业模式[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第8篇：产业链的意义范文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话可能道出的是现今众多消费者的心声。频频爆出的食品安全问题,将食品企业置于舆论的封口浪尖之上。他们有的选择了韬光养晦,把目光投向了企业自身;有的选择了迎难而上,把目光盯在了出现空缺的市场。中粮集团则提出了“全产业链打造好产品”的企业核心诉求,借此有效的抓住市场与消费者。于是,几乎一夜之间,中粮“产业链,好产品”的广告遍布了几乎所有国内主流媒介。中粮集团,这个昔日一直隐居幕后的国企突然之间成为了行业内的明星企业,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记住。

广告奇人布鲁斯・巴顿说,好的时候人们要做广告,坏的时刻人们不得不做广告。中粮的广告当然不是“不得不做”的那种,而是应时之举。

从中粮确定要打造全产业链的巨型航母之后,如何把其理念发扬光大、广而告之就成为关键。而遍布于各种媒介上的“产业链,好产品”无疑是中粮的第一板斧。日前,《广告主》记者专门采访了该广告创意的执行团队―JWT北京副总经理徐进,解密了这则广告背后的故事。

徐进表示,在前期对中粮品牌的调研中,他们发现,品牌形象模糊是中粮存在的重大问题:“中粮是干什么的,有什么”,在被调查的消费者中有很多人不太清楚。而他们希望消费者透过广告能清楚知道中粮最基本的品牌角色,即中粮是一个食品品牌。但是要传播一个什么样的食品品牌形象成为最核心的问题。“产业链,好产品”,将中粮旗下各具特色的产品用中粮集团统一的资产―全产业链串连起来,同时也能传达出对食品品质和安全的全面把控,一个“新中粮”的品牌形象被很清晰地呈现出来。

作为一家国企,品牌形象要以稳重大气为主,颠覆传统形象通过某一个点去创造非常前卫的广告不太适合,这种企业应该让消费者感受到它的真实,通过广告片体验到它的内涵,纪录片形式的广告片是最好的表现手法。广告片用真实的中粮人、真实的中粮事、真实的中粮场景、真实的中粮故事来演绎。于是,“产业链,好产品”广告出炉了。

厦门大学广告学院教授陈培爱认为,中粮广告准确地传达了中粮全产业链,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格局,强化消费者对中粮品牌安全可靠的认知,塑造了中粮可信赖的品牌形象。中粮正处在品牌建设的初始阶段,突出产品的的差异性最为重要。而安全、全产业链是中粮的绝对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好广告。

第9篇：产业链的意义范文

杭州的文三路聚集了以浙江大学、学军中学为代表的近30所大中院校，这种高等人才聚集的环境正是IT等高新技术产业成长的摇篮。于是，颐高顺理成章地在这里诞生了。

2002年，颐高在文三路上开了3家数码卖场的，一跃成为这条路上的领军者，并以把文三街打造成全国一流的电子信息一条街作为奋斗目标，最终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颐高在电子信息街的建设中扮演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主角。

有了良好的开头，在之后的短短几年间，文三路聚集了以高新数码城、西溪数码港、颐高旗舰广场、颐高数码广场、高新电脑城等为代表的五大IT大型卖场，以颐高集团、东方通信、阿里巴巴为代表的近千家高新科技企业，以颐高创业大厦为代表的40幢高档商务写字楼，以东部软件园为代表的7大创业园区，以及遍布着2000多家IT经销商……

这时，颐高人又先一步想到，这条拥有高新区、软件园、电脑卖场、写字楼、高校、西湖风景区并存一条街的电子信息街，应该可以产生更大的效益。于是，颐高开始发展基于文三街IT业的商业地产，其将IT和房地产地无缝链接了起来。

IT商业地产的价值增量是巨大的。基于这样的判断，颐高凭借文三街的成功经验，进军全国，参与了广州天河路科技街、青岛辽宁路科技街，合肥金寨路电子街等7条电子信息街的建设，并陆续在全国拥有了十多栋自有物业卖场和大厦。

数码巨头跻身商业地产

一个急剧上升的数码连锁巨头，何以在本非它所熟知的商业地产领域跻身并得以生存呢?许多人难免有这样的疑惑。然而，颐高恰恰凭借在IT数码连锁卖场8年间的专注发展，逐渐形成了包括商圈选址、商业建筑与规划、招商、整合营销、精细化经营、团队、盈利模式等环节的系统竞争力。此外，颐高依靠其持续稳定的商业运营能力向地产端延伸，最终构成了从事商业地产的核心竞争力。

每个行业都有其各自的机遇与局限，颐高所处的连锁平台也是如此。每当竞争处于白热化的时候，物业经营成本的骤然提高势必影响着商业的利润， “二房东”的尴尬处境，一度让不少专业市场运营商陷入困惑。

从2001年开始，颐高把拥有商业物业作为努力的方向，而颐高所创立的商业地产的实质就是数码连锁品牌与商业地产项目相结合。

2002年8月，颐高集团完成了对杭州“西溪数码港”商业地产的收购，这是颐高商业地产的雏形；2004年，浙江颐高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房地产业成为了颐高集团核心支柱产业之一。

不到三年的时间，颐高便完成了上海杨浦孵化基地一、二期综合大楼，广州天河壬丰大厦、合肥颐高数码广场、杭州西湖创业大厦的开发及收购。

颐高还成功地操作了不少因为运营失败而产生的“烂尾楼”。如广州天河壬丰大厦、宁波亚细亚数码港等原先都是多年无人问津并几经转手的烂盘，而今却成了黄金地块，投资的业主也拥有了稳定的收益。

在业界看来，颐高或许是一个意外的“闯入者”，但如今，颐高确实已经从一个纯粹的卖场租赁连锁企业转化为以自有物业为主、租赁物业以及其他合作方式为辅的综合商业平台，并将高速增长的IT行业背景与商业地产运作结合形成了“IT商业地产”的创新模式。

谱写蓝色地产畅想曲

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颐高一方面依托于自身力量开发地产项目，进驻连锁品牌，另一方面也积极地与有实力的地产集团广泛合作，共同开发物业，或者并购、租赁物业。目前，颐高已经与青岛颐中集团、大连万达集团、大连亿达集团等大型商业地产开发公司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广其数码连锁品牌与商业地产的合作模式。

在2006年年中，由商务部、信息产业部和国家质检总局、中国电子商会共同的中国电子行业企业品牌价值榜上，颐高集团以42．35亿元的品牌价值成为电子卖场行业中惟一入榜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