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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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政府 市场 转型 博弈 共生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
1、生产力水平比较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在资本主义得到发展，通过资本主义改革或革命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资本主义因素与市场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充分发展，这就为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受到多年殖民侵略和战乱使我国的经济基础几乎被破坏殆尽。建国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战争创伤以及快速建立工业化基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慢慢显露出来，这种高度集中、政府安排一切的经济体制管的过严、过死不利于我国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这就促使我国开始探索更加有效率的更加合适的经济体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经济上的的灵活性、效率性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因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被我国引入，用以促进我国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
我国虽然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却是不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我国要建设与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的含有资本主义意味的市场经济。虽然我们认识到了市场在发展经济上的优点，但同时我们更加要意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他有着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最重要的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非公有制经济，如何处理非公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的影响等等问题都相继而来。如何处理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更好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挑战。
3、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不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依靠经济自身的发展而建立的，因而市场体系比较健全。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则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的经济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历经多年却并仍处在转型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政府与市场在经济领域将会有许多摩擦与碰撞，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为复杂。尤其是我国的改革开始进入攻坚期，继续改革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智慧。
二、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状
1、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
在我国现在的经济建设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一直不是特别明确的。目前经济建设中比较典型的边界模糊就是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首先，就是政府“越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关了太多应该交由市场来负责的事情。例如企业竞争，政府应交由市场来充分的优胜劣汰。其次，是政府“缺位”，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需求量巨大，市场在没有利益的公共领域几乎不发挥作用，而政府在这个领域的作用就要明显加强。最后，是政府“错位”。中央政府与各级政府之间的重叠机构太多，重复性建设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什么是政府应该管、必须管的，什么是政府要退出，由市场来管的，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突破。
2、政府地位突出与市场不足
（1）政府地位突出
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突出。首先，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虽然政府的职能在一步一步改革与完善，但这种经济转型期的历史阶段，使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指导与干预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其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必然占有主体地位，这就使政府在市场中又以一个竞争者的身份出现，他的权力必然会影响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他的这种既是指导者又是竞争者的双重身份使政府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比较突出。这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突出地位，使得“寻租”现象开始显现，权钱交易已渐露头脚。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会造成经济主体的不公平竞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2）市场体系不健全
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由其经济慢慢发展形成的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有比较系统的市场道德体系、诚信体系等等。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过来的，本身经济体系就不健全，除了商品市场外，资本、土地、劳务、技术、信息等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所必须的要素仍然很不完善。尤其是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还远远没有在各领域中发挥应有作用，市场体系仍不完善。这是我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思考
1、界定政府权力，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首先就是要明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要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就要明确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的方向，是要强化政府职能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最基础作用，还是要继续强化政府的直接干预。在经济体制发展方向上，十决定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就是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我国特殊的情况又决定政府主导作用短期内不会消失，这就必须要界定政府权力，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使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化。政府与市场必须分开，但我国目前政府的干预不可避免，那么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界定政府权力，防止政府越位、错位与缺位现象，同时防止权钱交易的形成。对一个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哪些权力与手段是现在必须要用而以后却要退出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与日后都不能用的，哪些手段是需要长远坚持并不断改善的，这是政府权力界定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政府只有找到了自己作用的关键点才会在经济调控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政府培育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由于起步比较晚，体系还不健全，但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压力，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任务已刻不容缓。而我国的特殊情况又为市场经济的健全提供了一种比较新的发展模式。
首先，政府部分代替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比较晚，在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形成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要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引导经济发展存在着比较大的风险，而且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政府代替市场行使一部分资源配置的职能，以推动市场经济的更好发展，这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期的国情决定的。但在我国市场经济相对成熟之后，原来由政府代替部分市场的资源配置就必须交还给市场，尤其是在经营性与竞争性领域，政府必须逐步退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其次，大力培育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我国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是要想在短期内实现根本性转变，就必然会受到传统体制惯性的制约。新旧体系的碰撞不可避免的会引起经济观念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必然会造成利益调整等方面的冲突。这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提出挑战，在这种时期，政府就必须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政治智慧找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3、政府与市场良性博弈、合理共生
首先，我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就必然会有新旧体制的碰撞，体现在经济关系中，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即政府与市场争夺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既然要建立市场经济，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由政府向市场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这中间必然会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的博弈。面对这种博弈，我党必须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智慧找到突破口，实现政府在资源配置领域的逐步淡出以及政府职能的转换，真正做到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宏观调控。
四、结语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必然会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我国不断探索与创新，找到政府与市场的最佳契合点。
参考文献：
[1]高尚全.市场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宏观观察，2012，（09）.
[2]赵荣.试析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太原大学学报，2009，（12）.
[3]刘书明.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政府经济职能[J].社会纵横，2009，（04）.
[4]刘志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改革与发展，2012，（02）.
[5]乔新生.政府与市场是什么关系[J].大家思考，2012，（06）.
第2篇：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财政分权，博弈，分税制改革
自从上世纪初台伯特（tiebout）的经典文章《分权与地区竞争》发表后，随后围绕着这一文献产生了大量的有关集权与分权的文章。即使至今有关这一领域的争论仍然在继续。在我国也面临着中央政府对与地方政府的激励与约束问题。不同的是我国有着自身独特的国情。自1949年建国后，中国政府长期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从而决定了国家财政的特殊地位，至今我们也不能否定这种财政体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出来。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伴随着这种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财政制度至今也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暴露出了大量须待解决的问题。学术界有关我国财政分权、集权的讨论有很多，但大都集中于其对于gdp增长的影响。而本文则立足于分析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种博弈行为当中，由于中央政府的特殊地位其在中—地博弈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对于财政政策的选择及这种政策的执行直接影响着财政集权分权的效果。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信息掌握的不充分性，地方政府在这场博弈当中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利用手中的政策工具的选择减少由于地方对于中央行为信息的不对称性采取偏离中央目标的行为从而导致的额外的效率损失。本文将通过一个模型分析，在结合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践来分析证明。
一个简单财政模型
一国由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地区政府（相对而言比较富裕），另一地区政府（相对而言比较贫困）三方构成。
假定1 地方政府谋求地方福利最大化，中央政府必须从全局出发谋求全部地区的福利最大化。
假定 2 中央对于地方的信息并无充分，并且获得信息的成本很高，但可以通过财政法规制度约束或激励地方政府的行为。
假定 3 地方政府只对于本级政府人民负责，即中央政府并无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权。
由于富裕的地方政府相对于贫困的地方政府而言，拥有更多的资源，对于全局的发展（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有着更大的贡献，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富裕的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出台的一些措施，相较而言有更多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直接影响到中央政府调控全局的能力和政策实施的效果，因此，笔者主要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央政府和富裕地方政府的关系处理上，之所以在本模型中依然包括了贫困的地方政府，是出于对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富裕）之间博弈行为存在性的考虑。
模型的基本内容如下：
一国中央政府主要负责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并注意协调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消除地方差距。可是由于资源禀赋和历史的原因造成了已经产生了两个发展不平衡的地区。面对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可以选择的措施有两条：财政集权和财政分权。财政集权的方式是将大部分的税收和支出的权利上解中央，然后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安排。这种由中央统一安排规划虽然可以有效地解决地方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央政府掌握的地方信息并不是完全充分的，因此对于服务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职能并不是最高效的，至少相对与地方政府而言是这样的。（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这里信息的获得是有成本的）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的行为，并不是完全出于受支配的地位。由于我们事前假定地方政府人员只需对本经政府人民负责，因此地方政府的具体执行措施并不是完全会与中央政府的要求相一致，当然也不会完全偏离，根据假定2地方政府的行为处在中央财政制度的约束下，可是由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信息掌握的不充分，造成了地方偏离中央政策的可能性。当然我们可以假设中央政府可以采用会计、审计的办法防止这种地方的偏离，可是根据假定2中央政府]这种行为的成本高昂，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央态度是谨慎的，这一点地方政府也了解。财政分权的措施是将税收和支出的权力下放，中央政府只是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的协调与服务，由于地方政府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所以假定地方政府的服务行为是高效的。这种财政制度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如果这种不平衡累积到一定程度也会带来效率的损失，并假设这种效率损失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成本同样是高昂的。下面将以上论述通过一个完全静态信息模型来表示：
根据我们对于模型内容的描述，并假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时做出行为（时间上并不完全要求一致，只要双方对于各自的决策并不知道就可以）那么就一定会产生以上所描述的两个纳什均衡。（集权，隐瞒），（分权,显示）分别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对手反应的最有选择。最优解似乎出现了，可惜的是却有两个最优解。我们几经习惯了在完全信息的假设当中，在凸性和约束的条件下，有且只有一个解满足我们的要求。而纳什均衡最令人头痛的地方，不是说解的存在性的问题，而是唯一性问题，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得到唯一的解。就本模型而言却还存在一个混合纳什均衡，相对于这种完全确定性结果的出现，这种混合纳什均衡的确更加引起人的兴趣。
假设中央政府采用财政集权的概率为：r,则分权的概率为：1-r;
假设地方政府采用隐瞒的策略概率为：s,则显示的概率为：1-s;
根据混合策略的定义可知，中央政府的最佳混合策略是使得地方政府无论采用何种纯策略，其期望支付是一样的，当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也同样有相同的混合策略的选择。根据这种思想我们得到等式
有结果可知当中央政府采用财政集权的概率超过2/3时，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应该是选择隐瞒自己经济发展水平；当财政集权的概率小于2/3时，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显示自己发展水平；当中央政府选择2/3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选择何种策略是完全一样的。中央政府面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同样有着相同的结果。这样看来的话，这种均衡比起前两种选择一样让我们束手无策。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我们先前的假定方的更一般，或更现实些。
去掉假定3，现在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在调控全国的资源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有假定1，假定2的存在中央政府的行为应当是建立在产生最大化利益的行为基础之上，其做出的决策必须要根据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效率与公平之间选择。尽管地方政府由于假定3的取消相较于先前讨价还价的能力减弱，可是由于信息成本的高昂，地方政府依旧有偏离中央政策的激励。但比起先前的假定，中央政府的作用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在整个博弈中处于主导地位，相应的其目标也不是在寻找一个最优的反应策略，而是利用中央政府的特殊地位作出某一决策去尽量消除中央—地方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成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中央—地方博弈并不是一种静态博弈过程，而是中央政府先作出决策然后地方政府在做出相应的对策过程。中央政府知道其决策过程会直接影响后来的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基于这一点，中央政府可以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不断地对政策作出调整已适应经济的发展。这样看来，根据先前的静态模型，中央选择分权似乎是个令人满意的决定，但是假定发生了少许的变化，其结果可能大不相同。下面参照一个准完全信息动态模型来说明：
我们可以注意到当中央政府选择分权的策略时，最后的中央—地方支付向量的权值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似乎有点突然和武断。究其原应是由于地方政府并不确定这种名义分权能够带来的好处，即对r失去了一个概率的判断，不能判断中央政府是否是打着分权的名义进行了集权的措施，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更为被动的地位。现实生活中就是这种做法可能会挫伤富裕地区发展的积极性，进而会反过来影响整个全局的发展。因此，无论中央政府采用何种形式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最好的办法都是采用隐藏地实力的态度。其结果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无论如何是一个无法令人满意的结果（集权，隐藏）。
一种模型的改进方式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一个合同。中央政府必须允诺保持一种制度的稳定性和彻底性，并将违约成本定价高于由于违约所带来的收益，从而确保地方政府的支付中有个额外的补偿。根据假定1，中央政府是乐于看到这种结果的出现以实现总支付达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模型的检验
我国建国以后至今的财政制度变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存在着这种中央—地方的博弈行为。
1．1949—1978年财政运行机制的简要考察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初期，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我国财政运行机制进行了多次重大的调整。总体上来说，这30年的财政运行机制的调整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始终在集权和分权的圈子里循环。其规律为在国内政局稳定和经济形势较好时，倾向于给地方较多的自主权；在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政治经济形势相对严峻时，就上收财权，强调集中。我们应当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指导下的财政制度为促进我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中央政府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央—地方政府博弈当中，由于中央政府始终没有提供一个对于自身有约束的合同从而造成了财政运行机制在反反复复的变化所带来的效率的损失。
2．1978—1994财政运行机制的简要考察
1978年，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由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其间国家财政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而我国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分权的开始。这次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信号，既整个经济体制的深刻的变革。但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国家财政运行机制改革也是在探索中逐步深化。从而造成了正如我们在动态模型中所描述的富裕地方在分权的大框架下依然出现了采用“藏富于民”的做法。如1978—1980间，有一半以上的省市财政有盈余，与此同时，另一半财政为赤字。东部一些省市的财政盈余上缴作为了中央政府补偿中西部省市的保证。但是正是由于新旧体制在转轨中所带来模型中r的不确定性导致来在1980年后，财政盈余的省份开始有意识的减少了其税收努力，上缴中央的省份的财政盈余开始缩小，见表一。
各地区财政盈余/gdp的比例（1978-1993）%
资料来源：胡鞍钢、王绍光：《政府与市场》，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0年版，pa.41
到了1990年初，财政盈余省份减少到了只有8个，其结果也直接导致了我国“两个收入”比重的锐减。见表二、表三。
我国财政收入规模
这种结果导致财权进一步向地方政府集中，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然而这种趋势并不会保持下去。正如我们在前面的模型中提到的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央政府可以进行模型的改进。这一点与我国的国情也是符合的。随着78年以来实行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同样为中央—地方政府关系之间提供了一份类似“合同”的约束，以至于中央政府若违反这份“合同”所带来的成本是社会无法承受的。所以对于中央政府最有的的策略是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彻底理顺中央、地方的关系，科学的划分两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从而在保证地方政府财源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使中央政府的收入得以增加。
3．1994—至今
中国财政体制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有：1）实行分税制体制，理顺地方与中央的关系。2）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3）全面改革税收制度，建立新型税制体系。至今，1994年的财政体制已经运行了几个年头了，其目标已初步实现，具体表现为：1）该地方财政包干制为分税制，在规范中央与地方间财政分配关系的同时，明显减少了包干体制所带的财政运行机制上的许多紊乱现象。2）在税法与“两则”的基础上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利润份分配关系。3）新旧税制平稳过渡，重构财政收入运行机制。4）国家税收收入大幅增加。5）内资企业统一税制，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环境。我国财政的“两个收入比重”开始扭转了下滑的趋势。数据表明距1978年时的水平依然有很大的差距，但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当然我们仍旧要看到“分税制”改革的不足之处，例如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实际上是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的差距，内外资企业的税负不平等，等等。而这些又构成了我国进一步完善“分税制”体制的内容。究竟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何种水平为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实践经验。见表四。
根据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两个收入的比重”据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
结论
中央—地方政府之间这样博弈行为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现在看来由于地方与中央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分权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叫高效率的选择。可也正因为这种双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中央政府很难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与中央政策偏离所带来的效率的损失。对于我国政府而言，无论将来的财政体制取向何方，中央政府政策的更本出发点应是尽量减少由于地方对于中央政府信息不充分所带来的效率的损失。
参考文献：《中国财政50年》，项怀诚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12
《公共财政学理论与实践》，杨之刚，上海远东人民出版社，1999
第3篇：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失业 现状 特点 原因
一、对我国失业现状的分析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失业现象已经成为当前困扰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今后我们还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面临着失业所形成的压力，为此，探讨和研究我国的失业现状和成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镇的失业问题也日益凸现。失业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我国登记失业人数，由1991年的352.2万，增长到2004年底的827万。2006年，失业人员将达到840万人。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燕波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另外目前的失业率统计中也没有包括500万下岗职工，因为下岗职工尽管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但他还是企业的人，没有和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如果以后“下岗”和“失业”完全实现并轨，两部分人就将合并计算，那么我们的失业率的数字就将更高。”目前，失业问题已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二、我国失业特点分析
（一）我国隐蔽性失业慢慢公开化
在我国，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广泛就业”的指导思想，在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和各类事业单位形成了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人员。一方面，这部分失业人员的存在是由于中国不合理的体制性因素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庞大的隐蔽性失业队伍的存在，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劳动效率低下，组织中纪律涣散、人浮于事，大量的人力资源严重浪费，社会成员间不良情绪互相感染，产生了诸多不良的消极影响。
（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大且将会继续增加，急需转移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内，中国社会经济仍然是以农业为主体，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会是漫长的。目前农业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85%左右，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这些人急需转移，但目前社会上适应这部分劳动力的工作却非常有限，形成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游荡于社会之中，这些人迫于生计多从事一些季节性、临时性或者那些较高素质的人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对社会经济的秩序形成了巨大的潜在性威胁。加之城乡差别的客观存在，这部分失业人员不公平的社会地位增加了他们的不满情绪。
（三）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形成了大量下岗人员，再就业难度大
经济结构的调整产生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环境的变化，经济结构必然会不断调整和优化，特别是我国在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变型过程中，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还会加快，我国当前有相当部分的失业人员，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失业人群大多缺乏专业技能，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就业观念落后，“等、靠、要”的隋性思想严重，再就业难度大。
三、我国失业的原因分析
经济学理论对失业的成因有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我认为，我国目前的失业问题既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性因素的失业，也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性因素的失业，还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过渡性因素的失业。既有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失业，又有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新形成的失业。
（一）劳动力总量性原因及劳动力素质原因分析
我国劳动力总量长期供大于求，是我国失业存在的基本原因。由于过去我国人口政策的失误，使我国新增人口总量日益膨胀，随之劳动人口比重也在不断提高。上世纪70年代后期加大了计划生育力度后，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但由于人口惯性作用，庞大的人口基数使我国的人口净增量和劳动力供给增量绝对数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导致我国的失业问题短期内不会有较大改观。我国劳动力数量众多，但整体素质不高，劳动者技能与工作岗位所需技能不对称现象日渐显著，许多新兴行业、新兴工种人才紧缺，这种状况在国有企业失业人员再就业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造成我国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源在于教育投入不足。
（二）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随着科学进步，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必然不断地进行调整。首先从产业结构的调整来看，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一定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新的支柱产业不断涌现，老的产业不断被淘汰。其次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伴随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总量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就业岗位不断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转移。
（三）科技技术进步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等资本吸纳的话劳动数量明显减少。随着科技的进步，一些新的产业部门迅速兴起，一些旧的产业部门逐渐被淘汰，被淘汰的产业部门游离出大量劳动力，而那些新的产业部门则需大量劳动力就业，由于技术素质要求的不同，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又不能完全甚至大部分进入新的产业部门。同时保留下来的传统产业部门，由于技术装备更新、劳动生产率提高，也必然会有一部分职工失业。
（四）目前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我国目前尽管仍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但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已开始出现。在经济扩张阶段，我国的就业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其原因是由于投资的带动，市场需求旺盛，企业生产充足，不仅使企业隐蔽失业减少，而且往往还可以扩招一些正式和临时的工人。在经济紧缩阶段，投资下降，市场需求疲软，导致企业产品积压，正式工人下岗大量从农村招来的临时工和建筑工人又纷纷回到农村，隐性和显性的失业都会增加。我国的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只有对我国现阶段的失业问题在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把握其特点，找到产生的成因，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和解决的办法。
参考文献：
[1]张茜.试论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第4篇：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范文
1.浅析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总体思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格局的逐渐铺开，市场竞争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国诸多产业项目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在新科技、新工艺、新管理模式的促动下，以及在体制改革的推进下，其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建设及其发展仍不够成熟，需要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不断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融合，并建立其独立的农业经济管理体系，为我国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国家农业经济发展依赖其自身的管理体制建设与适度改革。近几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强势格局的显露出来，国家整体经济环境较以往有了较大的改变，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给我国各行各业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农业始终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所必须持续性推进的核心产业，我国是农业大国，发展农业对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行业特点来看，农业既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又是一项基础产业，关乎到民生以及国力。可见，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属大势所趋。事实上，在新时期的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及其对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不容小觑，在改革的过程中，农业经济管理需要依据国家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3.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当前市场经济环境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的延伸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改革步伐的加快，而且，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我国农业生产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采取高效的管理措施，来保障农业体制改革的顺利完成。在实践管理中，要正视农业生产在我国整体产业链条中的重要地位，提高对农业生产及管理的重视程度，从而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落实各项基础的农业生产环节。同时，还需要正确看待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联，在原有传统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逐渐将市场经济的发展特点渗透其中，强化农业集约型生产管理的总体效能，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中发挥出应有的管理作用。
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1.改革并实施管理体制，强化农业经济管理的独立性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建设的未来规划中，管理体系的运行对于农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其剔除了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当中存在政府职能干预的部分内容，从而强化了在实际工作中的组织地位，这样一来，便可以在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协调之下，逐步增强农村农业产业项目的实际生产效能，形成农业经济管理的市场化调整机制，有利于农业体系当中资本的流通，促进农业发展。
2.将多种农业经济形式与农业改革相契合，构建符合时展的农业科技服务框架。对于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而言，将科技兴农、服务兴农等多种管理体制与实际产业项目相整合，鼓励多渠道发展农业经济，令其在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协调之下，积极引导国家非公有制经济的稳定发展。从具体的情况来看，科技手段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中的融合，对于该领域改革来说十分关键，尤其是诸多规模化农业生产项目的执行，使得农业生产的效率及其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基地，都陆续引入了带有服务职能的项目，以及启动了相关的配套机制，从而激发出农业经济管理自身的优势及特点，实质上，这就是目前所能实际操作的农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有效策略，在执行的过程中，为未来我国农业经济的深入改革带来了启示。
三、结束语
第5篇：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障 社会问题 政治体制 改革
一、社会保障需要宏观制度环境的改善
在当代，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也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问题、腐败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有人呼吁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人认为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长期争执不下。到底该怎么办？需要对社会问题性质与社会保障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作具体的分析。
社会保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的是整个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效果也必然受它们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发挥通常并不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即使社会保障设计理念和目标相同，但是由于执行差别太大，结果可能大相径庭。从实践来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伴随着民主制度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凡是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往往都是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是对工业化社会带来各种风险的一种技术性修复，更是公民意志表达的结果，因此深深地植根于民主制度之中。而当代中国诸多问题，最终莫不与政治体制相关。因此仅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忽视政治体制建设，被许多人认为并非治本良方。
二、当代中国几大社会问题对社会保障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要求
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繁多，但就其成因来说可以分为有两种性质类型：一种是制度性问题，是制度弊端引起，这种问题非制度改革所不能解决，比如改革开放前中国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存在问题。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还在，并通过市场化造成社会不公，激化了社会矛盾。政治体制改革于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另一种是技术性问题，是在社会基本制度没有大的问题的情况下或社会结构比较合理的情况下的局部性或暂时性问题，只需要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技术性的调整就能修复。这类问题多半是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不需要改变基本制度，只是通过技术性的调整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比如当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可以解决。是否建立民主制度属于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虽然被许多国家纳入制度建设的范畴，但是相对于更大政治制度建设而言，社会保障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已。
第6篇：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范文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14.《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
15．《转型发展理论》，厉以宁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内容提要：
第7篇：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新形势 经济改革 政策分析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国的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的作用已经逐渐发挥到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起着基础的资源配置的作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也逐年稳步增长。但随着商品贸易的全球化,以及管理的提高,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竞争的加剧,加之现阶段的国际经济环境低迷萎缩,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影响严重,我国外贸需求自去年7月来连续五个月下滑,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下降。新形势下,我国新经济体制受到的各方面的冲击日益严重,其缺点与不足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一、现状与问题分析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公布的年度报告中显示,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的11.9%回落到2008年的10%,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至9.5%。经济增速的回落具体表现在出口增长减速远超预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企业倒闭潮出现,工业利润增长大幅放缓;宏观调控下,房地产、重工业等投资增速回落;每年1000万个新就业岗位完成很困难,农村隐性失业大量增加;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下降,由于居民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大、股市的负财富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等原因使居民的消费欲望受到抑制。
这些问题透露出我国经济体制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挑战,需要改进,总结起来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上讲,包括:国家的金融安全体系有漏洞,具有比较大的抗风险隐患;连续多年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中国内部市场的购买力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财政的再分配政策不健全,收入的两极分化情况依然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建设,尤其是医疗卫生等事业没有得到足够的投入;部分地区政企仍然没有分开;部分地区的工商业监管力度不够等。
从微观上讲,包括:依靠资源消耗增长产量的小工厂林立,对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意识差,对企业周边污染严重,缺乏治理;生产效率低,管理水平差,竞争意识薄弱;产品研发与创新能力低下,导致产品质量与功能落后于国际市场。
二、主要的相应政策
1、调整经济增长方式
前一段时间,我国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暴露出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等一系列问题。据统计,我国在2004年,使用了全世界31%的煤炭,29%的钢铁,以及其他材料的大比重投入,创造了占全世界4%的GDP。反差如此之大,一方面说明我国企业的科技含量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长期下去,将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据此,国家要求对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转变。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政府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了“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原则。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这一政策包含以下三个要点。
(1)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过去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除投资以外,我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低成本、低技术的小商品获得出口优势,大量的原材料、半成品等资源也通过外贸的形势流至国际市场。造成了资源的流失。另一方面,长期依赖国际市场对于小商品的消费赚取外汇,也形成了国内行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不仅丧失了贸易中的主动地位,也同样提高了贸易的风险。将两股力量拉动转变为三股力量拉动,不仅降低了国际贸易风险,也增加了大量的国内消费,提高了国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贸易福利,同时也加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度,也同时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和效率的提高。
(2)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于历史和生产力发展等原因的限制,我国的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不发达,造成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崛起,占据了GDP增长的绝大部分。然而由于我国的科技不发达,管理经验落后,人们的文化素质不高,第二产业长期处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状态。由于生产效率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长期得不到改善。促进三个产业的协调发展,使农业发展,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发展的基础,同时促进第三产业的崛起,使先进的科技与管理经验作用于国民生产,创造价值。
(3)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科技水平落后,管理经验匮乏,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走的是一条依靠追加物质资料消耗的路线。然而有限的资源并不能满足无休止的增加投入量。另一方面,由于设备不足以及人的环保意识差,环境保护也被许多企业忽略,加上政府的监管力度不够,对环境的污染得不到遏制。这对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转型升级人才,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以及管理创新转变,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吸引创新人才培植经济增长点,使环境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创造绿色GDP,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综合提高有了可靠的保障。
2、调整财政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力度
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进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从1998年起开始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到目前为止即将进入第十二年,并在今年将继续保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明年要深化资源价格和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金融体制改革也将是明年改革的重点。
积极的货币政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长期发行国债。发行国债能够带动社会总固定资产投资,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结构的优化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2)积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企业自主投资能力。首先,政府提高了机关事业等单位的工资水平,并且设立了年终奖等制度。其次,调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再次,我国政府还加大治理乱收费、规范分配秩序的力度。另外,再分配政策还是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的有力杠杆,为规范社会主义正常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保障。
(3)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中,经常注重与货币政策相协调,共同发挥作用。长期的建设国债主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发行,它的投资项目也带动了银行的贷款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资金利用率。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增强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为社会的财政、金融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4)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更大力度推动改革攻坚。“目前经济企稳回升,正是推出资源税改革的好时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积极运用财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健全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增强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可以更好地调动企业、居民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关部门应抓紧做好相关配套改革,尽早推出资源税改革方案,这一改革也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5)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力度,深化金融监管机制建设。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有助于增强金融对经济服务功能,同时加强金融监管机制建设,改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和服务,继续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管理。尤其要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3、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社会保障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保障动力和前提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我国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建设从1993年第一次阐述到2010年远景目标文件中,都没有就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发表过任何论述,而针对我国实际,出现这样总体设计框架的不足是由于:各有关方面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不少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存在某些偏差、错误,甚至误区和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我们有以下建议。
(1)扩展劳动保障的覆盖面与实施力。为了增强公平性,必须尽快实现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并轨,同时变市级统筹为省级统筹,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各自为政、标准不一的状况,扩大统筹范围进而建立覆盖全国的统筹体系,并以社会保障税方式取代保险资金的征收,用法律强制力确保征缴和合理使用。
(2)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经济改革。农村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依然存在的二元结构严重制约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形成的城乡失衡的状况如果没有改观,不仅使广大农民的活水平提升较慢,而且使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发展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最终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要推动科学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在统筹城乡中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加速形成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
(3)加强对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建设的重视和培养。人才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社会保障方面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来改善社会保障法学专业以及涉外社会保障法学专业研究人员稀缺和学科建设落后的现状。同时要加强对现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及政策的宣传,尤其是缺乏对于人口众多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法律和政策的普及推广,以此来保障农村经济的稳步前进。
(4)提高立法层次,修改《劳动法》中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内容要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确保社会保险金的无风险支付和保值增值。同时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并且适应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从国情和国际双线出发,进行接轨,在健全社保司法机制方面可借鉴国外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充分体现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同时修改劳动法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加强宣传,强化监督,勤于发现问题与总结。
【参考文献】
[1] 徐传谌、刘凌波:在危机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J].江汉论坛,2009(6).
[2] 饶开宇: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J].四川改革,2008(12).
[3] 赵大兴:中国计划经济的特点及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J].大理学院学报,2009(9).
第8篇：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北京 增长因素 资本存量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北京国民经济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高速增长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2007年,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353.3亿元,是1978年的86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0.5%(同期上海年均增长10.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654美元,是1978年的9.6倍。如此快速的经济持续增长,不仅在世界各国是少见的,而且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也屈指可数。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其增长的动因究竟是什么?为测算各生产要素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技术进步在北京经济增长中的突出贡献,本文利用索洛增长模型(The Solow Growth Theory)进行测算分析。
一、对北京资本存量的估算
资本存量的估算是进行增长因素核算的首要工作。国际上现在通用的方法是永续盘存法。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但由于方法的差异以及数据变量选取的不同使得估算结果往往差异较大。根据对北京资本存量的估算,认为单豪杰(2008)与我们的估算结果较为接近,故直接采用其估算结果。但单豪杰(2008)中资本存量的估算是以1952年价格为基础,因此需要将其转换为以1978年价格为基础的资本存量。此外,单豪杰(2008)没有对2007年的资本存量进行估计,我们需要用北京统计数据对其2007年资本存量进行估
算。估算结果见表1。
二、对规模报酬不变假定的检验
索洛模型的一个重要假定条件是要素投入的规模报酬不变。因此需要检验这个假定条件对于北京是否成立。我们首先建立对于北京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KL(1)
其中,Y为以1978年价格,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人数,A为除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以外的其他影响北京经济增长的因素。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为:
Ln(Y)=LnA+Ln(K)+Ln(L)(2)
检验其规模报酬是否不变,即检验下式是否成立:
+=1(3)
采用系数的Wald检验法进行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可认为北京的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
三、对经济增长各因素的测算
由于规模报酬不变,可以将(2)式改写为:
Ln()=LnA+Ln()(4)
用北京的数据对(4)式进行估计,可得参数的估计结果为=0.61,则=1-=0.39。
据此,我们可以计算各生产要素在拉动北京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见表2)。这只需对(2)式两边求全微分即可:
dLn(Y)=dLn(A)+dLn(K)+dLn(L)
即:=++(5)
上式中,即为GDP增长率,为资本存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即为全要素生产率。
四、对模型估计结果的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
1、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改革开放之前,北京经济几乎全部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经济的比例几乎为零,在这种所有制结构下,微观企业的经济效率极为低下,因此经济增长不仅低速而且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波动性极大。综观北京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不仅建立起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提高了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为北京经济的长期增长奠定了一个体制的基础。
2、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本存量积累是北京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从1978年到2007年,北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平均每年增长接近20%,远远高于GDP的增速。并且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每年为38.3%,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带来了资本存量迅速积累。1978年到2007年,北京资本存量年均实际增长15.20%,高出GDP年均实际增长4.6个百分点。
从模型检验的结果来看,北京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一直是以投资的增长带动资本存量的增长来拉动北京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直到2006年才得以扭转。从表2可以看出,2006年和2007年,北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要高于资本存量的增长对GDP的贡献。因此,可以说,由固定资产投资引致的资本存量增长是北京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力量。
3、大量劳动力向北京转移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1978年,北京地区的从业人员为444.1万人,到2007年,从业人员达到942.7万人,年均增长2.63%。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不断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者尤其是农民工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大量劳动力的涌入也是促进北京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力量,使北京能够享受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人口红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预计将来仍将有一定的农村人口涌入北京,但由于北京资源环境的限制,容纳能力有一定的极限,将来这种人口红利将会逐渐减弱。
4、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加速了近几年来北京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模型检验的结果来看,北京在1994年以前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GDP增长中的份额都比较小,在有些年份甚至为负,但在1994年以后,北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加快了速度,几乎是逐年递增的(2004年出现了奇异值,可能原因是2003年非典的影响)。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北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GDP中的贡献已经超过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成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这意味着从2006年开始,北京已经成功的从以投资推动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向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内涵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全要素生产率在1994年以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经济体制改革从1994年开始提速。从1999年开始,北京的科研体制改革也进入深化阶段。北京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和关键问题出发,实施“首都二四八重大创新工程”,以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为龙头,带动首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北京市初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为核心,以企业为主体,以大学、科研院所为依托的区域创新体系。创新活动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化,开发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比重不断增大。其次,北京加大了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力度。1994年,北京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增长率高达57.9%,并且以后每年的增长率都比较高。2007年北京研发经费支出527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64%,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这一指标的水平。但北京今后应更加注意提高R&D投入的产出效率。最后,由于北京教育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水平,尤其是近几年来,北京注重吸纳高学历人才来京就业,使得北京地区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得到较大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得以较大提高。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全市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全国属于领先地位。2006年年底,北京市6岁及以上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年,居全国之首。
【参考文献】
[1] Philippe Aghion、Peter Howitt:Endogenous Growth Theory[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第9篇：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字：第三部门；制度创新；成本效应
一、文献回顾
（一）“第三部门”的定义
“第三部门”这一概念首先由列维特等人于1973年提出，目前学术界关于“第三部门”的定义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大多认同“第三部门”是除政府部门和企业以外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等向社会提供服务的组织。
塞拉蒙认为，“第三部门”有6个基本特征：“正规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
在中国，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第三部门”几乎不存在，但又确实存在一些从形式和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社会组织，因而中国学者大多倾向于从推动和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将定义限制得过于严格。例如康晓光就认为只要是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或互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称为中国的“第三部门”。
（二）“第三部门”起源的一般解释
“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分析主要包括经济背景分析和经济原因分析。经济背景分析是对“第三部门”兴起的经济大环境的研究，经济原因分析是借用经济学工具对其兴起的本质原因进行论述。
西方关于“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由美国经济学家韦斯布罗德（1974）提出的政府失灵理论，该理论通过论证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局限性，从功能上证明“第三部门”存在的必要性。不过该理论更多的是说明了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互补关系，并没有揭示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些产品或服务只能由“第三部门”提供。在此基础上，美国法律经济学家汉斯曼（1980）提出了合约失灵理论，通过分析市场的局限性（信息不对称）及“第三部门”的特征（受“不得分配盈利”约束），解释了在市场机制与第三部门之间选择后者的原因。但事实上，政府失灵理论和合约失灵理论都未能很好地解释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合理分工问题。而且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为什么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第三部门”的结构及分布领域各不相同？于是，学者们又从社会传统文化因素考虑“第三部门”的产生。譬如James （1987）的实证研究证明：荷兰和比利时的文化多样性比较高，所以在他们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条件下，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第三部门。
我国理论界对中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大领域。从社会学研究角度看，如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后“市民社会”的出现和新的社会中介组织的成长，已成为90年代以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孙立平，1992、1994；邓正来，1993、1998；王颖、折小叶，1993；谢维和，1993；王颖，1994；孙炳耀，1994；张静，1998）。并已从理论概念的引入到关注本土经验的实证研究（陈健民、丘海雄，1999；孙立平等，1999），以及从单一的国外经验模式介绍向综合的比较研究分析转向（王绍光，1999）。
从经济学角度看，目前对中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经济分析更多的是对其经济背景的分析，如康晓光（1999）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一文中曾指出中国社团是“集权体制松动”的产物；邓胜国（2004）、俞可平（2004）及王绍光（2004）等在对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环境的研究中也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引发第三部门产生的其中一个环境因素。
对经济原因的分析目前仍处于对西方研究理论的梳理及引进阶段，在研究方式上也大多借用西方的研究方式，重点集中于应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及合约失效等经济学理论（郭国庆，1995；谢岳，2000；李勇军、路金亮，2002；谢蕾，2002；张建川，2004）。在引入西方理论的过程中，部分学者也意识到国外理论解释中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局限性，并进行了一些探讨，其中田凯（2003）在《国外非营利组织理论述评》一文中指出韦斯布罗德的“政府失灵”理论的前提和条件在中国并不适用；康晓光（1999，2004）也撰文指出不能把中国社团的迅猛发展看作是对西方语境里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的反应，因为当时的中国既不存在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存在民主政治体制。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应用其他经济学理论分析“第三部门”的起源问题，希望能找到适用于中国国情下的“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经济理论。例如申毅（2003）在《非营利组织兴起的经济分析》一文中通过对非营利组织兴起的经济分析解析非营利组织兴起的一般规律；刘霞，张丹（2004）在《经济学与组织学交叉视野下的公民社会》一文中从经济学和组织学的交叉视野，探究其宏观和微观的成因。虽然这些学者尝试用其他经济学理论为分析我国“第三部门”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其分析的对象仍是西方社会的“第三部门”，并没有将我国“第三部门”兴起的特殊性考虑在内。
（三）几点评论
西方有关“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经济解释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最具代表性与普适性，但这些经济理论在解释我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就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市场失灵”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即“第三部门”的产生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失灵的一种反应。回顾中国“第三部门”的出现时机，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并不存在市场经济体制，其计划经济体制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一种集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理论上既不允许“第三部门”的存在，也无法提供其存在所需的空间。但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改制过程中，市场关系和所有权的重新确立，使得政府之外的公共领域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具有存在的空间。因此，确切的说，中国的“第三部门”是对计划经济体制失灵的反应。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代议民主制政府的投票决策方式，政府决策往往只是代表了中位选民的意见，而不能满足其它选民的需求。因此，政府提供公共品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即出现“政府失灵”。但该理论也是基于一个前提：即代议民主制政府特定的运作逻辑无法满足各阶层选民的需求。这与中国“第三部门”产生的政治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的政府失灵更多地是由于集权政治体制引发的政府资源配置、社会治理以及政府治理模式的失灵，而不是投票决策方式导致的失灵。因此，与西方的“政府失灵”认为“第三部门”是对民主政治体制失灵的反应不同，中国“第三部门”是对集权政治体制失灵的反应。
总的来看，虽然我国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西方理论在解释我国“第三部门”起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仍处于对西方理论的小范围修正阶段，并没有提出系统的，权威的，具有普适性的，并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可以很好解释我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经济理论。
二、关于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学视角看，“第三部门”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由制度环境所决定的，而制度安排又反作用于制度环境，因此，对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制度背景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其兴起的内在原因。本文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找出“第三部门”兴起和发展的经济层面的逻辑和意义，从而为“第三部门”的普适性找到经济学的理论依据。
（一）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背景
中国“第三部门”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它的兴起有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原因，这些原因发端于集权体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失败。
一方面，通过经济市场化，重构了市场关系和所有权，引起国家—社会关系的变更，其结果是集权体制的松动，产生大量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活动的空间以及多元利益主体，为“第三部门”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非秩序化竞争较为明显，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同时，受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影响，市场经济的特征发挥得并不显著，这种经济环境也促使“第三部门”的产生。
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看“第三部门”的产生，可以发现其起源于传统计划经济的改革，与市场经济组织几乎同时产生，前者追求的是利润，后者则体现了公益性（或互益性）的努力，并不存在特定的对“市场失灵”反应问题。因此，本文尝试采用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及成本理论来分析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原因。
（二）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原因——制度原因
当原先的制度失灵时，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组织形式便会出现，来实现帕累托改进或希克斯改进。因此，“第三部门”的兴起和发展在制度层面必然有其特定原因。
与国外“第三部门”大多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不同，我国的“第三部门”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引起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第一，从制度变迁的时间看：我国“第三部门”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这一阶段，我国先是坚持计划经济主导模式，政府则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强调依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具体表现为集权政治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原有的集权体制模式遭到质疑，市场经济模式倍受推崇，政府开始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逐渐放松对经济干预。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中非秩序化竞争的加剧而降低，同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较多，使得市场经济的特征发挥得并不是十分显著，这使得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陷入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尴尬境地，政府关于经济与政治领域的改革也并没有得到公民的完全认可。此外，国际社会“第三部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政府——市场——第三部门三方互动的社会控制和管理机制，从而为通过制度移植来达到社会的最终协调和稳定带来了希望。因此，在强制性制度变迁基础上，我国的“第三部门”开始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历程。
第二，从制度变迁的空间看：通过体制改革，重构了市场关系和所有权，引起国家——社会关系的变更，其结果是集权体制的松动，产生了大量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活动的空间以及多元利益主体出现；同时，转型过程中由于原有的低效率制度的逐步废除，新制度又尚未完善，出现了严重的制度“双重失落”，即国家领域和市场领域在转型期间无法涵盖社会管理的所有领域，亦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因此，按照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必须具备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的观点，两个领域之外的第三域就存在着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可能和契机，即第三域属于制度变迁的空间。“第三部门”迅速崛起的空间恰好位于存在着制度变迁空间的第三域。因此，从制度变迁的空间看，中国“第三部门”的兴起应该是其准确占据诱致性制度变迁空间的必然结果。
第三，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形式看：我国“第三部门”起源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首先起源于农村，制的废除与的实行，使得农村中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的核心是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作为生产主体的独立经营的农民需要有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来学习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并且，改制后分散经营的农民也需要新的组织形式来改变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在这种背景与需求下，中国农村出现了第一批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自下而上的“第三部门”。同时，也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城市中国家—单位—个人的结构，单位影响力逐渐弱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构：一方面，游离于单位制以外的利益主体需要新的组织形式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一个中介性组织来沟通政府和多元利益主体。可见，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我国“第三部门”的主体形式表现为一种以自我管理为管理方式，以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为组织属性的组织形式。
（三）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原因——成本效应
从微观层面看，“第三部门”兴起和发展于政府和市场之外有其成本效应上的原因。
1.生产成本效应
“第三部门”的基本组织属性——志愿性使其在人力输入上主要依靠志愿劳动力，在物力和财力的输入上主要依靠志愿者、社会捐赠以及政府的财政支出。政府和企业则不同，前者受财政预算的限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后者受资金约束。在资源输出上，“第三部门”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大多有特定的目标人群，采用自助方式，既有效节约产品的生产成本和组织资源的消耗，又满足目标人群多元化的需求。因此，“第三部门”的志愿性使得它在资源输入和输出上，具有比政府和企业更低的生产成本。
2.交易成本效应
一方面，与政府体制中单一的权利控制中心和科层制的组织模式相比，“第三部门”自我管理的方式及相对扁平的组织结构减少了组织监督和控制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第三部门”民间性（包括我国“第三部门”的特殊情况——官民两重性）使得“第三部门”更接近基层民众，对基层多元化的需求能作出更快捷的回应，从而降低两者之间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从科斯的交易成本扩大理论出发，可以证明，政府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第三部门”，虽然增加了订立合约和进行监督的成本，但这些都低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
科斯定理认为企业生产目标的确定减少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那么依此思路，企业就具有代替市场机制，节省费用的性质，而与企业相比，“第三部门”特定的组织属性——志愿性、非营利性和公益性（或互益性），又具有比一般企业更低的交易成本，具体体现在三个层次：第一，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效应：由于企业需要对其内部生产者之间的利益进行协调，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管理成本，从而导致企业存在追加交易费用上升的可能性。而志愿者作为“第三部门”主要的生产者，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公益或互益性），既降低了组织动员的成本，又减少了生产者之间的隐性摩擦和协调成本，从而有效降低了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费用。
第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效应：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的最明显的交易成本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度量产品品质费用。一方面，在某些领域，消费者缺少足够的信息来评估产品的质和量；另一方面，如果产品由企业提供的话，他们很可能利用自己在信息不对称关系中所占的优势地位欺骗消费者，谋求自己利润的最大化，产生道德风险。尽管市场的很多方式可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但过高的交易费用使得市场和普通企业都很难支付。而“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及其对公益性（或互益性）的追求能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非营利性的特征使其无须为了增加利润而夸大其产品的内在品质，而对公益性（或互益性）的追求又使得其非常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认为夸大产品品质而失去诚信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第三部门”可以作为减少和消除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因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度量产品品质费用的一种资源配置机制。
第三，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效应：由于私人品消费具有竞争性与派他性，因此，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最典型的是对公共品的消费。由于公共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无法避免“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基于“理性人”的假设，消费者对公共品的支付意愿为零。除非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低到能有效地使消费者进行协商，最终达成共同付款的协议。但这种情况在一个大规模的集团中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消费者之间各自应该支付多大份额的价款进行谈判和协商是极其困难的，成本相当高，足以阻止最后协定的形成。布坎南认为可以通过消费者俱乐部来解决这一问题。消费者俱乐部也是“第三部门”（互益性），该组织通过向消费者成员收费的方式，增加消费的排他性，有效解决了公共品的生产问题，并通过准入性收费来克服“搭便车”的拥挤现象。
综上所述，对起源的经济分析有助于理解“第三部门”在中国兴起的特殊的经济环境，即集权体制的失灵，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的降低，市场经济特征的模糊。同时，通过经济原因的分析，了解到“第三部门”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其兴起和发展在制度层面有其特定原因；而其特定的管理方式、组织属性及组织结构，使其具有良好的成本优势，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印证了“第三部门”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逻辑和经济意义。
参考文献：
1.alamon?Lester M?Anheier Helmut K ，Defining the nonprofit sector：a cross-nationalanalsis ［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
2.Weisbrod·Burton，Toward a Theory of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in Three-SectorEconomy ［M ］，Altruism Mor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1974.
3.Hansamn Henry ，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 ［J ］，Yale law Journal1980，（89）。
4.James ?Estelle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M ］，YaleUniversity Press?1987.
5.Lester M？Salamon ，Helmut K？Anheier ，The Emerging Nonprofit Sector：AnOverview［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
6.Cornes·R ，T ·sandler ，The Theory of Externalities，Public Goods and ClubGood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7.康晓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J ］，《中国青年科技》1999年第3期。
8.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版。
9.王名：《“第三部门”管理概述》［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10.田凯：“国外非营利组织理论述评”［J ］，《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