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工业的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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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轻工业的特点范文
轻工业的发展，对增加就业量、增强进出口贸易、服务“三农”、促进经济的提升以及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债务危机爆发后，因为全球的需求萎缩，我国轻工业的发展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我国轻工业企业越多、发展越壮大，受到波及越大，受到的挑战越严峻，例如，我国沿海制造产业有着“世界工厂”之称，但是由于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劳动力不足、利润率下降、货款困难以及海外订单大幅减少等等原因，使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我国轻工业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有：比较优势不明显，融资难，技术、结构、质量的矛盾依然存在等等。
1 轻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1 轻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差，研发环节比较薄弱
就目前来讲，我国轻工业中发展最多的是中小型企业，并且其中大多数为民营企业。此种中小型民营企业存在的特点就是门槛相对较低，布局分散、凌乱，这是导致创新能力差、研发环节比较薄弱的主要原因，其根本就没有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的能力与土壤。由于缺乏创新能力、研发能力，使得企业重复建设的现象非常突出，经济效益得不到提升，大多数生产主要以加工型或者原料型为主，生产出的产品结构水平底，技术附加值不高等。
1.2 轻工业增长方式存在结构性矛盾
目前，我国轻工业结构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企业分布相对分散，而大型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国家化资源配置能力方面也严重缺乏。企业生产同质化严重，且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以初加工产品居多，各个品种之间的结构布局也严重不合理。从轻工业结构的视角来看，市场竞争力不强。
1.3 轻工业循环经济、节能减排不到位
我国有相当一部分轻工业企业发展存在着污染严重、工业消耗巨大、生产产品质量差的问题，其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没用采取循环经济、综合利用的方式来进行生产，节能减排不到位，依然采取粗放的增长方式。
2 解决轻工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2.1 改变经营战略，开放实施“特色轻功”
提高技术含量是目前我国轻工业发展最需要做的事情。开放实施“特色轻功”、实施“请进来、走出去”的经营战略对提高我国轻工业市场竞争力至关重要。之前我国轻工业市场竞争力低，所获取的经济效益低，其原因在于生产技术含量不过关、生产处理过多是原料加工等等。增强产品层次的更新与多样化是当今轻工业发展的迫切需求。首先，“请进来”。所谓“请进来”就是要接受发达国家经济辐射，利用发达国家的相关资源来促进我国轻工业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但是，资源的“请进来”不能原封不动地利用，应该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来进行，结合资源特色，这样才能发挥作用。其次，“走出去”。将我国特色轻工产业分工链条中的一部分放在区外更有优势、更合适的地区，这对产业整体优化具有重大意义。
2.2 建立轻工业园区
建立轻工业园区，对解决我国轻工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我国轻工业企业数量非常庞大，布局不合理、分布较为广泛，而建立主题轻工业园区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将存在一定关联的轻工业、生产同类产品的轻工业集中起来，建立主题轻工业园区，这对形成规模，真正做强、做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此同时，要以点带面地发展，通过产业的关联带动，延长产业链条，推动相关产业的进步与发展，促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2.3 加强创新体系的建设
要想提高我国轻工业的发展，解决轻工业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创新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那么首先要推动、扶持企业建立技术中心，尤其是重点骨干企业。企业中一定要建立技术开发机构，大力实施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加快利用速度，并且转化成科技成果。轻工业若想走向高科技发展以及推动“特色轻工业”的发展就必须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因为它是发展的保障与支撑，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政府要大力扶持企业技术创新，给予政策、资金帮助与投入，还要建立技术创新机制，以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财政以及外资互动的新体制。最后，要不断完善风险投资体系和机制，政府大力支持风险投资公司，而风险投资公司本身也必须要不断提高管理、经营的能力，使其在轻工业的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
3 总结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轻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解决了我国就业难、进出口贸易不景气的问题，也很好地为“三农”提供了服务与帮助，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一些主客观原因的出现，如债务危机等。我国轻工业发展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融资难技术，结构、质量的矛盾依然存在。因此必须要解决好我国轻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从轻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对解决轻工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对策进行探讨分析。希望对轻工业的发展起到借鉴的作用。
第2篇：轻工业的特点范文
——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观点
郭洪生1张辰利2
（1.河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1；2.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1）
【摘要】河北省环京津环渤海区位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的关键在于产业的重化工化，而重化工产业布局需要远离中心城市；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沿京津周围布局轻工业产业带作为过渡，以实现河北重化工业和京津城市产业的密切衔接；但是目前河北轻工业发展滞后，需要通过促进加工贸易以外部力量来提升轻工业的产业水平和发展速度。
关键词 环京津环渤海优势；重化工化；轻工业；加工贸易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ayout in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Beijing and Tianjin
GUO Hong-sheng1ZHANG Chen-li2
（1.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Baoding Hebei 071001,China；2.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School of ecnomics and Trade, Baoding Hebei 071001,China）
【Abstract】Hebei Province is around Beijing,Tianjin and Bohai Rim region, but the region advantage is not fulfilled for its heavy Chemical Industry.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Beijing and Tianjin, Along the Beijing-Tianjin area, a light industrial zone as a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 should be arranged to coordinate Beijing and Tianjin urban economy closely. But now light industry in Hebei is less developed,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pace of light industry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prompting processing trade, and now there is coming 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Hebei Province to develop its processing trade.
【Key words】Around Beijing,Tianjin and Bohai sea advantage；Heavy Chemical Industry；Light Industry；Processing Trade
河北省内环京津，外环渤海，在国际范围内，所有类似地区基本都是最为富庶发达，而河北省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当滞后，甚至出现“环首都贫困带”的极端反常现象。
1产业结构重化工化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分化的主要原因
1.1重化工产业布局需要远离大城市，使河北经济重心布局要远离京津
河北是一个以钢铁、煤炭、石化、装备制造为主的资源型、重化工大省。“十一五”期间，钢铁、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三大支柱产业完成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5年的57.4%提高到2010年64%，2012年继续增加到65%，重化工特点呈逐年加强的趋势。
重化工产业初级资源投入比重大、吞吐量大、耗费能量高、污染严重，类似企业选址要远离居民密集的城市。比如钢铁行业，需要大量运入矿石原料，煤炭燃料，运出成品钢材和工业废料，生产过程中还要产生大量污染，都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交通和环境压力。
1.2重化工产业市场化程度低，使河北经济发展缺乏活力
重化工行业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垄断程度提高，行业进入门槛提高，行业的社会化水平降低，民间的各种资源难以融入其生产循环过程，京津市场资源也难以得到有效整合，比邻两大市场，却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商业活力。
经济活力是一个地区吸引投资和人才的软环境，河北比邻京津，拥有吸引京津投资和人才的天然区位优势，但现实却不但没能吸引京津的资源，反而出现了“倒虹吸”现象，即河北省的资本和人才资源向京津外流，不但使河北经济不能承接京津产业的转移和辐射，却导致河北和京津经济发展的日渐分化。
1.3重化工产业适箱货较少，使河北港口集装箱业务发展缓慢
重化工产业的投入与产出基本都属于大宗货物，大宗货物的装运、转运以及联运比起集装箱运输繁琐且缺乏效率，难以满足国际经济分工合作的要求。而集装箱运输，无论从装运、转运到联运，都可以实现快速、高效率的门到门运输，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提高了运输效率。由于当前河北省产业重化工化的特点，港口吞吐货物基本以煤炭，矿石和钢铁为主，这些大宗货物已经成为河北港口的支撑，而集装箱运输发展缓慢，河北省重化工化的产业结构是导致缺乏集装箱货源是主要原因之一。
全球生产不断提高环境标准和发展替代能源的意识逐渐加强，以及对“资源的诅咒”问题的关注，碳排放税的征收的出现，对能源、矿石的需求在长期中将出现下降的趋势。而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物流业的逐步开放，河北市场将与世界市场越来越紧密的合作，河北参与全球更紧密的分工，集装箱运输的发展将是实现高效分工合作的前提。港口集装箱业务没有足够的货源保证，直接影响港口的长足发展；港口集装箱业务发展缓慢，反过来也会影响区域制造业和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集装箱业务的滞后，也不能满足京津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结果导致港城分离。
2发展轻工制造业是实现京津冀经济对接合作的有效途径
北京天津的几千万居民，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是河北轻工业潜在的最为广阔的市场。河北省应该在京津周边布局轻工制造产业带，利用地缘优势，以最高效率供应京津市场；同时，吸引京津市场的投资和人才，最终实现京津冀市场的高度融合。
2.1轻工业产业的特点及发展趋势适合京津城市产业发展的要求
2.1.1产品直接服务于消费者
重化工工业位于整个工业产业链的上游，产出一般供应下游的产业。而轻工业的产出不同，更多的直接供应消费者。所以，消费市场对轻工业产业的布局更重要，而京津两大市场恰恰是河北省发展轻工业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2.1.2产品具有绿色、环保、安全性
绿色、低碳日益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以节能减排为核心的新产业革命对轻工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产品节能环保安全日益成为赢得消费者、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日渐国际化的京津地区，对产业进入的环境门槛越来越高，原有的重化工业要不断迁出，新上项目也要远离京津城区。比较而言，轻工业更为适合在城区或临近地区布局。
2.1.3品牌化、集群化趋势加强
重化工业产品多为大宗产品，主要供应的客户有限，同质化特征明显，市场上区分度较低。而轻工产品更加直接面向消费者，但由于当前产能过剩情况日渐凸显，市场上多数产品供过于求。为发挥协同效应，降低生产成本，轻工业将加快向集群化方向发展，企业向产业集群集聚，专业化生产。市场向品牌集聚，为增强产品的辨识度，品牌化趋势明显，品牌竞争日趋激烈。而京津市场属于相对高端的消费市场，品牌效应更大。河北利用自身丰富的劳动力和土地等（下转第177页）（上接第48页）初级资源，结合京津的丰富资本、高端技术、人才和广阔市场，具有创造品牌产品的更多优势。
2.2河北省轻工业的发展现状
2.2.1河北省轻工业发展滞后
“十一五”期间，河北省轻工业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利润三项指标在全国的位次分别由“十五”末的第8位、第8位、第7位下降为第9位、第9位、第8位，均比“十五”末后退一位。到2010年，河北省轻工业主要经济指标占全省工业的比重多在15~18%之间，其中皮革毛皮及其制品、金属制轻工业产品制造、日用玻璃制品等三个行业规模居全国前五位[1]。家电、日化、文教体育用品等行业发展滞后。从此可以看出，河北省轻工制造业规模较小，比重较轻，初级加工产品较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产业技术水平较低[2]。
2.2.2发展机遇
随着发达国家经济逐渐复苏和国内经济的企稳回暖，全球范围对消费品需求稳步增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将大幅释放国内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环渤海增长极的崛起，为拥有地缘优势的河北省轻工业提供了历史性发展机遇，轻工产品将成为新的增长亮点。东南沿海加工贸易企业由于区域内产业结构和环保政策调整，大批企业已有向北和内地转移的趋势。我省加工贸易规模整体偏小，发展空间巨大，利用这一机遇，吸收并承接加工贸易的转移，必将促进我省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
3以加工贸易促进轻工业的发展是激活“两环”优势的着力点
加工贸易是河北外向型经济和工业发展必须借助的工具，这是国际竞争的现实和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不足，技术落后，市场狭小，这决定了必须开展大规模出口，依靠更广大的国外市场实现生产的规模效益和高速增长[3]；而在进入国际市场初期、不掌握海外市场渠道的情况下，加工贸易是唯一可以利用的快速参与全球生产一体化的途径。通过承接加工贸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促进河北省轻工业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河北省轻工行业协会.河北省轻工行业发展报告[R].2011.
［2］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北省轻工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Z].2012,02.
第3篇：轻工业的特点范文
一、建设轻工业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建设轻工业园是我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目前，我市工业是以钢铁、焦化、发电、原煤、永泥等能源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能源消耗十分惊人，每万元GDP能耗高达5．176吨标煤，是的2倍，比全省的4倍还多。同时高能源消耗致使环境污染严重，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现状，也反映出我市工业结构极不平衡，严重影响我市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建设轻工业园，加快发展低能耗低排放的轻工业是我市改变高载能、高排放工业结构，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建设轻工业园是我市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市城市化发展迅速，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轻工园的建设将促进一批劳动力密集型项目建设，必然会引导大量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实现就业，从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建设轻工业园是我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招商引资水平、加快吸纳民间投资的新要求。一是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资源型重工业的门槛越来越高，部分民营企业只能通过关、停、并、转寻找出路，有近30亿元的闲散资金正在寻找投资渠道。轻工业园的设立必将为民营企业的转型和吸纳闲散资金提供发展平台。二是尽快搭建高质量、大容量、特色化的招商平台，对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吸引大型项目落户，加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建布局科学、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新型经济体系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投入，快速发展”的原则，按照“产业集群、项目集聚、土地集约、管理集成”的要求，创新建设模式，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努力构筑轻工、机械加工等产业集群，加快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形成我市经济新的增长极。扩大农民工就业，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进步。
三、发展目标
到2015年，龙门生态工业示范区轻工业园工业产值达到20亿元；到2020年，工业产值达到50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22亿元，地方财政贡献超2亿元，新增就业人数5000人以上。
四、区位确定和产业布局规划
布局规划的总体思路：按照“产业发展集群化，集群发展园区化”的原则，通过这一区域的快速发育，有效地接纳重点产业和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新的资金流、物资流以及人流信息流的聚集区域。结合各行业的生产特点，规划建设东区、北区两个产业集群地。两块区域占地4778亩，实际可用地4046亩。
一是轻工业园东区。在城市环北路以北、小曲沟以南、高速路以西(退高速路120米)、鸭坡村以东，规划一区总面积1235亩，实际用地1100亩。此区域规划重点建设企业总部、研发中心、信息服务、工程咨询、职工培训中心等生产业以及纺织工业、农产品加工、医疗器械等产业。
二是轻工业园北区。位于小渠沟以北，寺庄沟以南，新108国道以西，沟北村以东，规划区总面积3543亩，实际用地2946亩。主要布局仓储、城市物流，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节能、环保、节水设备制造，医疗器械等产业。并承接东部转移的服装、玩具、电子元件等产业。
五、入区项目要求
1、严格执行国家经济发展产业政策要求；
2、符合园区发展规划要求；
3、严格执行N家节能环保政策要求。要符合城市内工业废水、废气、废弃物排放标准的无污染工业。单位产品能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技术装备要高。项目生产技术及主要设备达到同期国内先进水平：
5、适当控制投资规模。投资规模根据我市实际可分为两档：根据轻工业园东区主要摆布生产业，单个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不低于2000万元，投资强度不低于每亩100万元；北区主要摆布轻工加工区，单个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不低于500万元，投资强度不低于每亩100万元。
六、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强轻工业园建设的组织领导，成立“龙门生态工业示范区轻工业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市委常委、副书记
市委常委、副市长
副市长
副市长
成员：市政府办主任
市工信局局长
市经发局局长
市国土局局长
市住建局局长
市财政局局长
市环保局局长
市交通局局长
市招商局局长
市商务局局长
市煤炭局局长
市电力局局长
市中小企业局局长
市广电局局长
市监察局局长
市国税局局长
市地税局局长
新城街道办事处主任
西庄镇镇长
市工商联书记
市工信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龙门生态工业示范区轻工业园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工信局，具体负责园区建设的日常工作。同时为了加快园区建设，成立园区建设开发公司。
(二)做好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由市工信局牵头，按照轻工业园的发展目标和要求，组织有关专家，尽快高起点、高标准编制“龙门生态工业示范区轻工业园”发展规划，使轻工业园的建设有序进行。
(三)创新工作，加快建设。实行土地统征统管。为改变以往项目等土地的现状，做到让土地等项目，通过土地统征统管来加快项目建设，由园区管理开发机构对园区土地进行统征。同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园区内基础设施建设。
(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实现快速发展。一是设立轻工业园建设专项资金。市级财政每年列支轻工业园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发展规划编制、信息收集、项目储备以及支持重点技术研发等工作。二是实行优惠的财税政策。财税部门按国家相关政策出台区内新办企业增值税、所得税优惠政策。(((市推进轻工业园建设优惠政策的意见》见附件1)
(五)严格入区项目管理。一是所有入区项目必须符合入区条件，坚决杜绝节能与排放指标不达标项目入驻：二是尽快制定入区项目的审核程序、用地以及投产后的管理办法，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促进项目建设。《市轻工业园入区项目管理办法》见附件2)
(六)实行大企业、大项目带动战略。一是重点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对于适合较大规模联合生产的产品，建立以骨干企业为龙头，实行专业化协作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二是积极引导我市中省、民营骨干企业以大项目为切入点，以资金投入为纽带，联合中小企业组建跨行业的企业集团。
(七)做好项目储备和招商引资工作。由招商局牵头，经发局、工信局、环保局等部门配合，积极抓好项目的谋划、储备，并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引进一批大企业，建设一批大项目。
第4篇：轻工业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长三角；制造业；分类；同构；趋同
[中图分类号]F4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2-0057-09
一、引 言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发展，由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组成的长三角地区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的制造业中心和世界的制造业基地。2014年，该区域内制造业总产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制造业总值的比重为23.5%，约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5.8%。然而，作为区域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制造业一直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尤其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看，长三角制造业还处于中低端，国际地位低，附加值不高。尽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但由于制造业低端同构而引起的同质化竞争被认为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许多学者从测度方法、影响因素、形成机理、引致后果以及治理机制等不同角度对长三角产业同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极大深化了人们对该现象的认识。事实上，对产业同构问题进行研究，除了需要关注上述几个主要的方面外，如何对产业进行分类进而对其同构水平进行测度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因为，若选择测度的产业范围不同或对产业进行的分类不同，测度得到的同构水平是有差异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这必然会对判断该区域产业同构的真实状况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
二、产业细分条件下长三角产业同构问题相关研究的梳理
唐立国（2002）测算了2000年长三角15城市三次产业的同构度，结果表明，各城市间产业同构水平都比较高，尤其是在地理上邻近的城市之间，表征产业同构水平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均在0.93以上。同时该学者在产业细分条件下研究发现，15城市均将食品加工与食品制造业、纺织与服装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电子通讯及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及设备制造业等作为主导产业[1]。陈建军（2004）的研究表明，从1998年到2002年，上海与浙江工业部门的同构度均超过0.7，上海与江苏工业部门的同构度均超过了0.8，而江苏与浙江工业部门的同构度更高，甚至均超过了0.9，存在严重的同构现象。但当深入到细分产业层面考察，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比如在纺织、化工、机械等领域，两省一市间的产业同构水平是比较低的[2]。邱风等（2005）认为，长三角地区三次产业结构趋同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应当在产业细分条件下深入考查同构问题。为此，其将产业分为细分产业Ⅰ、Ⅱ和Ⅲ，并测算了同构水平。结果发现，长三角细分产业Ⅰ的结构相似系数平均为0.89，比三次产业结构的同构水平下降了8.24%。说明随着产业细分同构水平呈下降趋势[3]。靖学青（2006）测算了长三角15城市三次产业的同构水平，结果表明，除舟山外，城市间的相似系数均大于0.9。而当测算5个主要城市制造业、服务业的同构水平时发现，较三次产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进一步，当细分到行业层面，其同构度的降低则更为显著。也就是说，随着产业细分，同构水平呈明显的下降趋势[4]。赵连阁等（2007）沿着陈建军的思路，测算了1988～2005年长三角两省一市工业部门的同构度，结果表明，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最高，均超过0.9，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的同构最低，且呈逐年下降的发展态势。在产业细分条件下对纺织业、化学工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同构水平的测算表明，江苏与浙江纺织业的同构水平、三地之间化学工业的同构水平、上海与江苏橡胶制品业的同构水平均很高，超过了0.9。这样的结论表明即使细分到大类产业层面，有些产业的同构度依然很高，随着产业细分同构水平并不一定出现下降[5]。李清娟（2006）的分析表明，上海制造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具有较强竞争优势，是上海制造业层次较高的标志性特征。而浙江这两类行业的产值比重相对较低，同时其纺织服装业和食品加工业又很高，是制造业层次较低的标志性特征。说明即使在产业大类层面，长三角的产业同构度也不是很高。细分到产品层面也是如此，如上海的轿车产量是江苏的6.8倍，是浙江的28.6倍，而江苏纱产量则是浙江的3.3倍，是上海的16.1倍，差异性很明显，不存在同构问题[6]。吴迎新（2013）的研究表明，从1999～2007年，上海与江苏制造业的同构水平由0.92下降到了0.90，上海与浙江制造业的同构水平由0.86下降到了0.68，江苏与浙江制造业同构水平由0.97下降到了0.84，均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处于高位。同时，即使在产品层面，也存在趋同。上海与江苏有20余种工业产品产量分别超过10%的全国市场份额，江苏与浙江有9个产品趋同[7]。蒋伏心等（2012）专门针对长三角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的同构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2001～2009年长三角两省一市高技术产业同构度的平均值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变化态势：2001～2005年，高技术产业同构度在波动中小幅下降，之后又在波动中上升，到2009年高技术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均值已经达到0.75。说明即使细分到高技术产业，同构度依然比较高[8]。
由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不少学者在产业细分视角下对长三角的产业同构水平进行过考查，有的甚至细分到了产品层面。当然这些学者得到的结论不尽一致，有的认为随着产业细分同构水平呈下降趋势，而有的结论却相反。同时，分析这些研究发现，多数学者在进行产业细分时缺乏系统性甚至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制造业所包含的大类产业进行同构水平测算时，产业的选择存在缺乏系统性的倾向，仅列出相当少的一部分产业以举例性方式加以呈现；二是在对产品进行细分时，缘于数据资料的限制等原因，也仅是选择部分产品进行同构水平测算，举例性呈现的特征更加明显。正是这些不足的存在，使研究得出结论的可靠性和普遍性受到质疑。基于此，本文将在相对规范的分类基础上，在大类层面上分门别类地系统梳理制造业的分类，并测度每种分类条件下各类产业的同构水平。这样不仅可以构建起测度制造业中不同类型产业同构水平的体系，而且可以为正确认识不同类型产业同构水平的高低及其变化提供依据。
三、制造业的分类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1）》将制造业这一门类划分为31个大类行业，基于此，在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条件下，可以将制造业中的这些行业分为不同的类型，这也是进行制造业结构研究的前提。目前，对制造业大类层面各行业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以生产的最终产品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为标准，可将制造业所包含的各大类行业划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轻工业是指主要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业，重工业是指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生产资料的工业。尽管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在相关数据中不再使用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分类，但其也是在我国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工业分类方式[9]。分类结果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家统计局关于轻工业、重工业的分类统计目录中对某些大类产业细分到了其所包含的中类产业，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仅从大类层面进行划分。
第二种：以在产业链上所处位置是中游还是下游为标准或以生产过程是初级加工还是深度加工为标准，可将制造业所包含的各大类行业划分为原材料产业和加工组装产业[10]。原材料产业是指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采掘业所提供的产品为对象进行加工生产的产业，加工组装产业是指以原材料产业所提供的产品为对象对其进行进一步加工、组装进而形成最终产品的产业。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分类结果中并没有包含所有制造业行业。
第三种，以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密集度相对高低为标准，可将制造业包含的各大类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11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指主要依靠使用大量劳动力，而对技术和设备依赖程度低的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则正相反。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第四种：以生产技术水平高低或最终产品技术含量的高低为标准，可将制造业包含的各大类行业划分为低端技术产业、中端技术产业和高端技术产业[12]。分类结果如表4所示。
四、长三角各类型制造业结构趋同水平测度
测度制造业同构水平的方法有多种，本文选择笔者曾经提出的结构重合度方法。选择该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该方法体系下有一个判断同构与否的基准值0.667，这有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同构问题[13]。关于该方法的详细解释可参见相关文献[14]。同时，计算同构水平时，使用的是各行业的总产值指标，在没有公布总产值指标的年份，以各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替代。所用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年份《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为了方便后续的比较分析，本文在测度不同类型制造业同构水平之前，也以制造业包含的所有大类行业为基础测度了整个制造业的同构水平。结果见表5。
由表5可以看出。
第一，不论是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还是江苏与浙江，2000～2014年制造业的同构水平总体均呈波动下降的发展趋势，即呈现出的是结构趋异而不是结构趋同。其中，上海与江苏制造业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85下降到了2014年的0.716；上海与浙江制造业的同构度从2000年的0.727下降到了2014年的0.669；江苏与浙江制造业的同构水平由2000年的0.847下降到了2014年的0.785。缘于此，长三角制造业的均值也呈波动下降的发展态势，由2000年的0.786下降到了2014年的0.723。
第二，比较两省一市制造业的同构水平可以发现，就多数年份而言，总是江苏与浙江最高，上海与江苏居中，上海与浙江最低。2000～2014年间，上海与江苏制造业同构水平的均值为0.764，上海与浙江制造业同构水平的均值为0.677，江苏与浙江制造业同构水平的均值为0.793。
第三，尽管长三角制造业呈结构趋异发展态势，但直到2014年，同构水平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均大于0.667这个基准值，说明长三角制造业仍然处于同构状态。
（一）轻工业、重工业同构水平测度
依据表1中的分类，利用结构重合度指数计算得到的轻、重工业的同构度如表6所示。
分析表6中的数据可以发现。
第一，就轻工业而言，从2000～2014年，不论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还是江苏与浙江，同构水平均呈波动下降的发展趋势，呈现的是结构趋异，这与整个制造业同构度的发展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上海与江苏轻工业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21下降到了2014年的0.579；上海与浙江轻工业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28下降到了2014年的0.565；江苏与浙江轻工业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885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7。与此相对应，整个长三角地区轻工业的平均同构度也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而且比较发现，轻工业下降的速度要明显快于整个制造业同构水平下降的速度。
第二，就轻工业而言，横向比较发现，虽然上海与江苏轻工业的同构度要稍高于上海与浙江轻工业的同构度，但这种差异并不明显，上海与江苏轻工业历年同构度的均值为0.656，上海与浙江轻工业历年同构度的均值为0.640。这组数据也说明，从历年平均水平来看，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轻工业的同构度已小于0.667这个基准值，已不存在所谓同构问题。进一步，从2014年看，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轻工业的同构度已经降到0.600以下，已经远小于0.667这个基准值，更不存在同构问题。而江苏与浙江轻工业的同构度与之相比明显要高，且即使经过多年趋异式发展，到2014年其同构水平仍然处于高位，甚至比两省间整个制造业的同构度还要高。
第三，就重工业而言，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江苏与浙江历年同构水平发展变化趋势不尽相同：上海与江苏重工业的同构度呈现的是先在波动中上升而后在波动中下降的发展态势，从2000年的0.814增加到了2005年的0.861，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8；江苏与浙江重工业同构度的发展变化则正相反，呈现的是先在波动中下降而后在波动中上升的发展态势，从2000年的0.840下降到了2005年的0.721，然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42；至于上海与浙江重工业同构度的变化则很微弱。
第四，就重工业而言，横向比较发现，近几年江苏与浙江同构度最高，上海与江苏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同构度最低。当然，如果从所考查全部年份的平均水平看，同构度最高的是上海与江苏，均值为0.807，其次是江苏与浙江，均值为0.796，最低的是上海与浙江，均值为0.728。不过，不论怎么看，重工业同构度的数值不仅明显高于判断同构与否的基准值，而且还高于整个制造业的同构水平，说明重工业在长三角内部的确处于同构状态。
第五，从长三角平均水平而言，到2014年，轻工业的同构度已经降至0.633，已经不存在同构问题。而重工业的同构度则要高很多，达0.774，仍然处于同构状态。
（二）原材料产业、加工组装产业同构水平测度
依据表2中的分类，利用结构重合度指数计算公式，可计算得到2000～2014年长三角原材料产业、加工组装产业的同构度，结果如表7所示。
分析表7中的数据可以发现。
第一，就原材料产业而言，纵向的发展变化出现了分化，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总体上是结构趋同化的发展，而江苏与浙江则是结构趋异化发展趋势。从具体数据上看，上海与江苏原材料产业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35上升到了2014年的0.805，由同构走向了更为严重的同构；上海与浙江原材料产业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666上升到了2014年的0.691，由不同构发展到了同构；江苏与浙江原材料产业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844下降到了2014年的0.796，同构水平有尽管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同构状态。与这种变化相联系，整个长三角原材料产业平均同构度的变化呈现出的是微有上升的发展变化态势，由2000年的0.748上升到了2014年的0.764。
第二，就原材料产业而言，横向比较发现，多数年份而言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最高，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的同构最低。同时，若以历年同构度的平均值来看，则是江苏与浙江最高，均值为0.790，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居中，均值为0.778，不过二者相差很小。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最低，均值为0.646，从这个角度看，上海与浙江原材料产业是不存在同构现象的，或者多数年份不存在同构，只不过到2014年已经发展到了同构状态。
第三，就加工组装产业而言，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江苏与浙江之间同构水平的发展变化呈现出的趋势并不一致。上海与江苏加工组装产业的同构度呈先上升而后下降的发展态势，从2000年的0.857到上升到2005年的0.904，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69；上海与浙江加工组装产业的同构度呈波动下降的发展态势，从2000年的0.762下降到了2014年的0.684；江苏与浙江加工组装产业的同构度则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态势，从2000年的0.866到下降到了2005年的0.755，然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25。与这些变化相伴，整个长三角加工组装产业同构度也呈波动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0.828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9。当然，尽管同构度是下降的，但其仍然要高于基准值，处于同构状态。
第四，就加工组装产业而言，从近年来的数据看，江苏与浙江同构度最高，上海与江苏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同构度最低。如果从所考查全部年份的平均值看，上海与江苏、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很接近，均值为0.823，最低的是上海与浙江，均值为0.721。
第五，就多数年份而言，长三角原材料产业的平均同构度要小于加工组装产业的同构度，但发展到2014年则出现了翻转，原材料产业的同构度反而要高于加工组装产业的同构，前者为0.764，后者为0.759。
（三）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构水平测度
依据表3中的分类，利用结构重合度指数计算公式，可计算得到2000～2014年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构度，结果如表8所示。
分析表8中的数据可以发现：
第一，就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同构度纵向的发展变化均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40下降到了2014年的0.689；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66下降到了2014年的0.692；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897下降到了2014年的0.785；相应地，整个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平均同构度的变化也呈现出的是逐步下降的发展态势，由2000年的0.801降到了2014年的0.722。当然，尽管是结构趋异的发展态势，但仍然处于同构状态。
第二，就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横向比较发现，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最高，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最低。同时，若以历年同构度的平均值来看，也呈现出类似排序规律，历年江苏与浙江、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同构度的均值分别为0.839、0.724和0.719。
第三，就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纵向看，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同构度均呈现的是波动中下降的变化趋势。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816下降到了2014年的0.733；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40下降到了2014年的0.699；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呈现的是先波动下降而后又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从2000年的0.826下降到了2005年的0.716，而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28。与此相对应，整个长三角资本密集型产业平均同构度的变化呈现出的也是波动下降的发展态势，由2000年的0.794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3。
第四，就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横向比较发现，近几年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最高，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最低。而从全部年份的平均水平看，则是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最高，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最低。
第五，比较均值发现，长三角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构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构度，且两类产业均处于同构状态。
（四）低端技术产业、中端技术产业、高端技术产业同构水平测度
计算得到2000～2014年长三角低端技术产业、中端技术产业、高端技术产业的同构度，结果如表9所示。
分析表9中的数据可以发现。
第一，就低端技术产业而言，纵向的发展变均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11下降到了2014年的0.538；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749下降到了2014年的0.584；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由2000年的0.884下降到了2014年的0.785；相应地，整个长三角低端技术产业平均同构度的变化也呈现出的是逐步下降的发展态势，由2000年的0.782降到了2014年的0.636。表明就整个长三角而言，低端技术产业已经由同构发展为了非同构，尤其上海与江苏、浙江之间更是如此。若从横向看，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最高，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最低。这一点从历年同构度的平均值也能得到印证。
第二，就中端技术产业而言，纵向的发展变化趋势不尽相同，上海与江苏同构度呈现的是波动中上升，而后又在波动中下降的变化趋势，由2000年的0.826上升到了2005年的0.865，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67；上海与浙江同构度呈现的是波动中上升的变化趋势，同构度由2000年的0.718上升到了2014年的0.808；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呈现的是先波动下降而后又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从2000年的0.850下降到了2005年的0.722，而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02，呈微有趋异的变化趋势。在这三种变化规律的作用下，整个长三角中端技术产业平均同构度的变化呈现出的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即0.770～0.800之间小幅波动的态势。同时，横向比较发现，到2014年，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最高，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最低。
第三，就高端技术产业而言，纵向的发展变化趋势也不尽相同，上海与江苏同构度呈现的是波动中上升，而后又在波动中下降的变化趋势，由2000年的0.831上升到了2005年的0.852，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61，当然，总体呈现的是结构趋异；上海与浙江同构度呈现的是波动中下降的变化趋势，由2000年的0.789下降到了2014年的0.686；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呈现的是先波动下降而后又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从2000年的0.848下降到了2005年的0.737，而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51，呈微有趋同的变化趋势。在这三种变化规律的作用下，整个长三角高端技术产业平均同构度的变化呈现出的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小幅波动的态势。同时，横向比较发现，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最高，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居中、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最低。
第四，比较低端、中端和高端技术产业的同构度发现，低端技术产业的同构度最低，中端技术产业的同构度最高，高端技术产业的同构度居中。而且，低端技术产业已经不存在同构现象，而高端和中端技术产业仍然存在同构现象。
五、分析与讨论
第一，分析表明，从整个制造业来看，到目前为止长三角仍然处于同构状态。但有两点应当明确：一是多年来该地区制造业呈现出的是结构趋异化的发展态势，这是产业结构演进中最大的特点。二是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的同构度已经显著下降，同构明显的是江苏与浙江。尤其上海与浙江制造业已经基本不存在同构现象。因此，讨论长三角的同构问题不能笼统言之，应当明确具体的状况。
第二，分析表明，从平均水平而言，长三角两省一市间轻工业、低端技术产业的同构度分别呈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出现的是结构趋异的发展态势。而且发展到目前，其同构度已经低于判断同构与否的基准值，即长三角的这些类型产业已经不存在同构现象。当然，缘于以上这些类型产业在长三角的地位，我们也不能因这些产业的非同构，就低估长三制造业的同构问题。虽然，到目前为止，从产值角度看长三角轻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已经下降到25%左右，低端技术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也仅有20%左右。但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十分突出，近期关于“圆珠笔之问”就是对此的真实写照。长三角的上海是全国著名的制笔中心，浙江是世界闻名的制笔之乡，但关键设备、核心材料仍然需要进口，甚至连笔尖上的钢珠也需要进口[15]。
第三，分析表明，从平均水平而言，长三角两省一市间重工业、加工组装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高端技术产业分别呈现的是结构趋异的发展趋势。不过，到目前为止虽然同构度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同构状态，这仍然需要予以关注。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资本密集化、高端技术化曾是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最普遍的选择路径。2014年，长三角重工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已分别接近75%、70%，高端技术产业、加工组装产业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也已分别接近制造业产值的60%、55%。一方面这些产业占制造业比重很高，另一面又处于同构状态，理应引起重视。
第四，分析表明，从平均水平而言，长三角两省一市间原材料产业呈现的是结构趋同的发展态势，由同构走向了更为严重的同构，这是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尽管这类产业所占制造业的比重不是很高，其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约30%。但一方面这类产业不仅是高能耗的，而且是高排放的，在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加大的背景下，转型发展已迫在眉睫。另一方面这类产业也是目前产能过剩集中的行业，行业业绩近年来持续下滑，“去产能”的任务十分繁重。
第五，测算结果表明，2005年似乎是一个特殊的时点。因为，不论从整个制造业看，还是从重工业、加工组装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端技术产业、高端技术产业等类型产业看，在本文所考查的时段内，上海与江苏的同构度在该年份总是最高点，而江苏与浙江的同构度在该年份总是最低点。究其原因，在新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办奥运会、世博会的成功，极大刺激了长三角经济的增长并使其快速融入了全球分工。在江苏追赶上海的过程中，加工贸易在两地迅速发展，由此形成了结构上的趋同。与此同时，浙江与江苏相比而言，则走的是一般贸易的路线，因此出现的是结构上的趋异。当然，经过几年的超常规发展，当“入世申会”效应逐步消退后，同构的状况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发展趋势。
六、结论与建议
第5篇：轻工业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新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三次产业;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
经济结构变革的核心是农业产值份额下降、非农产业产值份额提高(产值结构转换)和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非农产业劳动力份额提高(就业结构转换)这两个过程。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份额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滞后于产值份额的转移,或者说就业结构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其原因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劳动力供给丰富;二是发展中国家的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技术进步速度比农业快,资本集约程度高于农业,从而劳动生产率较高,影响了劳动力的吸收。由于这两点原因,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转换不如发达国家类似发展过程来得成功。
在新疆经济结构变革过程中,农业劳动力份额的下降严重滞后于农业产值份额的下降,即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这也就是新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非典型性特征,新疆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滞后于农业产值份额下降的特征,并不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相反,这一特征正是相对于既定的发展阶段才存在的。进一步的考察会看到,这一特征是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造成的一系列经济结构非典型性特征的后果。
一、非典型性特征之一:轻重工业比例失衡,吸纳劳动力能力难度加大
霍夫曼比率是指消费品工业净产值与生产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将全部产业分为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与其他产业三种类型,他认为凡是某类产业的产品有75%以上是消费资料的归消费资料产业,75%以上是资本资料的归资本产业,不能归入上述两类的就归入其他产业。霍夫曼比率适用于衡量一定时期的工业化水平和工业化阶段的划分。霍夫曼比率越小,重工业化程度越高,工业化水平也越高,它表明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加工程度的产业份额比例将增长。
“霍夫曼比率”中运用的工业分类标准,使用的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的划分与我国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所使用的轻重工业的划分方法比较接近。因此,本文将此法修正为运用轻重工业产值之比,来近似判断新疆工业化水平所处阶段。新疆工业的这一指标从1949年的25.53下降到2001年的0.34,可以判定新疆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而且目前已经处于霍夫曼所认为的第四阶段,即最高阶段。显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新疆虽然重工业所占比重较大,但并未真正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
由于历史原因以及现实条件的影响,新疆工业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重工业偏重,轻工业偏轻,轻工业、重工业发展不协调。世界多数传统工业化模式在工业结构转换中始终或是曾经以轻工业为中心向以重工业为中心发展,而新疆工业发展则与之不同,新疆从工业化初期开始重工业就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建国后重工业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49年新疆的轻工业、重工业之比为95.9∶4.1;1978年轻工业、重工业之比达到41.6∶58.4,重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4.2%,超出轻工业(10%)一倍以上;改革开放以来,轻工业、重工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2002年轻工业、重工业之比为26.4∶73.6。根据霍夫曼理论,当一国的重工业与轻工业产值之比(霍夫曼系数)大于1时,说明该国进入了重化工业时代。我国目前的这一比例大概为1.5左右,世界发达国家的霍夫曼系数一般在2.5和3之间。新疆的霍夫曼系数达到2.8。新疆的霍夫曼系数高并不意味着新疆的工业化程度就高,而恰恰是轻重工业发展失衡的表现,由于没有经历轻工业充分发展的阶段,现在新疆的轻工产品自给率很低,大多数日用品依赖从内地调入。这种轻重工业发展失衡导致工业与农业之间缺乏整体联系,工业既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市场和技术支持,又不能有效地吸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轻重工业比例不协调已成为制约新疆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
第二,轻工业、重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新疆的重工业中采掘、原料工业所占比重较大,占87.3%,加工工业所占比重较低,只占12.7%;而轻工业的91%以农产品为原料,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不到10%,因此新疆的轻工业仍处于以初级加工为主的初级发展阶段。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分工格局的影响,新疆的工业主体建立在资源初级开发基础上,能源、原材料产品比重大,加工深度不够,产品加工层次低、附加价值低,资源优势尚未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目前,新疆产量比重较大的工业产品主要是采掘与工业原料,如原煤、原油、天然气、纱、钢材、水泥、化肥等。这表明在生产这些产品方面新疆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而加工品制造能力则不足,如新疆没有家用电器的生产,汽车产量不到4,000辆,仅占全国汽车总产量的0.12%。面对加入WTO的新形势,新疆的资源优势正趋于弱化,新疆工业发展将面临新的挑战。
第三,工业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高。新疆的工业建设主要依靠国家投资,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02年全国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比重仅为22.65%,其产值比重为40.78%,同期新疆国有经济比重却居高不下,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比重为63.93%,其产值比重为83.19%,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以上。国有经济比重高、解困难度大制约着新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总之,工业化发展滞后,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2004年新疆三次产业的比重为20.2∶45.9∶33.9,工业产值构成中石油化工、能源、有色金属等占较大份额,但并不能以此就断定新疆工业化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相反,这是新疆工业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表现。事实上,由于新疆的重工业是在轻工业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发展的,属于资源开发为主导的偏重工业产业结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相对不足,无法拉动和刺激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和流动。同时,重化工业的技术扩散空间狭窄,很难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生产空间和支持条件,而且新疆的石油石化多属中央企业,精深加工部分大都建在区外,与当地经济的关联度低,对地方国民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也是有限的。属于地方工业的大多数行业,特别是吸纳劳动力较多的制造业在新疆工业产值构成中所占的比例偏小,一般规模小,产业链条短,市场需求弹性空间小,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
二、非典型性特征之二:第三次产业十分不发达,产业内部结构不协调
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的研究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后,劳动力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的这一转移顺序,为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历史所证明。因为在这些国家,工业中技术起初是劳动密集程度很高的,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业中吸收劳动力的能力逐渐降低,劳动力开始流向第三产业。而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在一开始就接受了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技术,吸收劳动力的潜力受到限制。因此,第三产业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中的作用大大加强。可以看到,绕过第二产业而直接把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中就业,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一个特点,这一特征在中国尤其是在新疆表现得尤为突出。
新疆第三产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是:
1、新疆第三产业比重与差距。从新疆近10年经济发展中三次产业间产出结构(产值)和投入结构(劳动力)的变化情况看,1990年三次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为24.1%、43.8%、32.1%,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分别是61.27%、17.39%、21.34%,到2001年,三次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调整为14.1%、51.8%、35.6%,劳动力比重分别是54.77%、13.75%、31.43%,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近年来经济运行中遇到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目前均在70%左右,一些发展中国家,其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也在40%以上,而2001年,新疆不到40%。相比之下,新疆第三产业发展存在两个明显不足:一是起点低;二是速度相对缓慢。
2、新疆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与差距。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新疆与全国一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偏低,但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第三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应阶段的水平相比,交通业、商业并不落后,真正落后的是教育、科技、信息、金融等新兴行业,发达国家新兴行业一直较大幅度上升。虽然,新疆新兴行业如房地产、金融、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业、文教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17.2%提高到2001年的21.6%。但与发达国家走过的相应阶段相比,与我们要达到的目标相比,还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发展水平低,体现出典型的“流通类”特征。传统商贸流通一业独大,占到三产全部增加值的50%左右,新兴第三产业金融、保险、综合技术、科研、信息咨询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比例普遍在10%左右。服务业的行业类别众多,能广泛提供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就业机会,既可以为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又可以为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新疆服务业总体发展落后,处于第三产业欠发达状态。新疆第三产业在总量上与全国其他发达地区差距很大,在结构上与全国相比,表现为更低的层次和更不合理的结构。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信息咨询业等新兴行业,在市场经济中既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又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相对不足。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上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服务、金融保险等新兴行业为主,而新疆仍以传统的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为主,2002年这两个行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42.93%,属于新兴行业的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增加值合计仅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2.13%,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10.17个百分点。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力促进新疆第三产业的发展面临总量和结构的双重挑战。
第二,第三产业内部仍呈现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格局。第三产业中,国有经济主要分布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行业,因而国有经济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最大、集体经济相对较弱,个体经济广泛地活跃在商业、饮食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尚未形成规模经济,仍处于低层次、低水平、低收入、低产出的科技含量低的初级资金积累阶段。
第三,第三产业发展与一二产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为工业企业服务的科技开发、产品设计、营销服技服务长期发展不足,使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的工业低水平徘徊,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产品的增长和农业的增值。
第四,第三产业中的科技含量低。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占的比重最低,有悖于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原则。2001年新疆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0.37%,比全国平均水平0.71%低0.34个百分点。
第五,新兴产业发展迟缓。与先进城市相比,新疆第三产业除规模小、比重低、整体水平不高外,更主要的差距体现在旅游、信息、房地产、金融、保险等新兴产业所占份额太小。目前,旅游业占全球GDP的份额已超过10%,2001年新疆旅游业占GDP的比重为5.2%,全省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1.29%,低于全国水平0.6个百分点;北京金融保险业占GDP的比重1997年达到13.6%,而新疆2001年才达到3.29%。
第六,从就业方面看,第三产业传统部门主要是商货、社会服务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吸纳了绝大部分劳动力,而金融、房地产、科技等行业的从业人员增加有限。
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低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2004年全国的城镇化率平均为41.8%,而新疆的城镇化率只有35.2%,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6.6个百分点。若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的城市化“标准结构”,人均GDP在1,000美元时的城市化水平应为63.4%。2004年新疆人均GDP接近1,360美元(2004年新疆人均GDP为11,199元,按汇率8.6计算得来),城镇化水平相差甚远。2004年全国工业化水平为45.9%,新疆工业化水平为33.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这样的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致使第三产业难以快速发展,其产值及就业发展滞后。
今后,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将明显上升,成为吸纳农村人力资源的主要领域。由于第三产业具有劳动密集、易于进入的特征,又符合时展的趋势,所以大力发展新疆第三产业是促进新疆经济发展,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今后第三产业的调整方向是:在继续加强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等传统产业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旅游、社区服务、现代物流业和金融保险业等新兴行业。
三、非典型性特征之三:城市化水平较低,吸纳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
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随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生和发展,必然会形成区位,并在空间上集聚。非农产业区位的发展和空间集聚就是城市产生的原因。但城市化滞后是中国非典型化的工业化发展的一个严重缺陷,它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问题。
首先,城市化滞后使二元经济矛盾不断拉大。改革以前,中国重工业超前发展和城乡隔绝制度下的城市化进程,造就了十分悬殊的二元经济结构。1985年以来,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缓慢,使二元经济矛盾又进一步拉大。特别是近几年,由于大量劳动力滞留在比重不断下降的农业上,导致农民收入不断下降,农民与非农民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这表明城乡二元经济矛盾不断拉大。
其次,城市化滞后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农业劳动力就地分散转移,既不稳定也不经济。我国农民一直存在从农业部门向比较利益较高的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强烈冲动,然而由于城乡隔绝体制的限制,基本上是离土不离乡,实行就地转移,半径不大。农民既不将非农产业看作自己的长期生存保障,脆弱的非农业也不给农民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发展滞后,农村工业被迫就地发展,形成了十分分散的格局,致使“聚集效应”十分低下。致使乡镇工业长期徘徊在小型化、分散化的低层次上,难以进入现代化工业层次。到后来,这一问题是造成乡镇企业发展势头减缓,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三,城市化滞后带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要依托于人口、工业相对密集的区域,才能发挥其服务功能的规模效益。由于城市化滞后使人口和工业分布过度分散,严重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大大延缓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从而使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都大大偏离反映世界工业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标准结构,由此把中国的大多数人口排斥在现代工业文明之外。
新疆的城市化进程也不例外,新疆的城市化水平低同样也阻碍了新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有限。尽管新疆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悠久,但由于城市大多是政治行政中心,经济功能较弱,而且规模小,布局分散。由于工业化发展滞后,新疆城市化水平一直较低。2004年新疆共有城市22个,镇229个,城镇人口690.11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35.15%。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城市化水平年均1.3%的速度增长,大大低于工业化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农业产值占GDP份额已下降到20.2%,但农业就业比例仍然高达54.2%,农业就业和产值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水平低,城市结构体系不合理,缺少大中城市,特别是在广阔的南疆,城市数量少,间距长,对小城镇特别是广大农村的集聚和带动效应有限。
2、城市发展不平衡,城镇人口分布不协调。新疆人口的分布南、北疆各约占47%,东疆约占6%。但从城镇人口的分布看,南疆城镇人口占24.97%,城镇化18.13%,北疆占68.92%,城镇化51.66%,东疆占6.11%,城镇化35%。城镇人口比重增加,农村人口比重减少,这是工业化过程的必然趋势。目前,北疆城镇分布较为密集,大小中心城市已经基本形成(如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克拉玛依、伊宁等)。然而,在广大南疆地区,除库尔勒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具有工业交通中心的地位外,目前还缺乏实力较强的、可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
(作者单位: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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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轻工业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方向性距离函数；制造业；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
中图分类号：F27；C9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6.012
目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一面，就是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带动转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认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动力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了国内外众多专家研究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纵观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制造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但“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方式制约了制造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也直接影响着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针对目前我国制造业有关效率的研究中所忽视的环境污染的影响，本文运用考虑了环境因素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采用2001-2009年中国制造业31个两位数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能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动的根源。本研究将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因素联系起来，对于探讨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涌现出众多的有关生产率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对制造业部门生产率的测算更是受到了格外的关注。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早期研究多数侧重于传统生产率的测度，也就是忽略了各种环境污染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这类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在制造业总体层面探讨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及趋势[1-3]；第二，从区域、企业或行业的微观层面测算生产率水平并分析趋势[4-6]；第三，深入分析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7-9]；第四，探析我国经济增长与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之间的关系[10-12]。上述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在测算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时，主要侧重于测算生产过程中的“好”产出，而没有考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诸如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等之类的“坏”产出的影响。现实中，工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坏”产出会对社会环境产生负效应，从而给整个经济带来显著的外部成本。因此，运用上述研究成果对现实经济进行指导容易产生偏差和失误。把环境污染因素看作具有负外部效应的“坏”产出，并同“好”产出一并引入到生产过程，还要追溯到Chung等人提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法（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简称DDF）[13]之后，运用该方法来分析环境污染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制约作用可以显得更为科学合理，并且能够较好地解决“坏”产出的效率评价问题。基于此，一系列的评价方法又相继被学者们构建出来。例如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简称ML生产率指数），它不仅具有Malmquist指数所具有的良好性质，而且其在考虑了“好”产出提高的同时，还要求“坏”产出的不断减少。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运用ML生产率指数实证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逐渐增多。Fare等人以美国制造业1974-1986年的数据为例，运用ML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其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环境因素下所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要高于忽略环境因素时的测算值[14]。与此结论相类似，Yoruk和Zaim分别用考虑环境污染等“坏”产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和不考虑环境污染等“坏”产出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别测度并比较了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生产率，研究发现前者的测算值要高于后者[15]。国内方面，王兵等运用ML生产率指数法测度了1980-2004年APEC 17个国家和地区包含CO2排放的全要素生产率，认为在引入环境管制之后，APEC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得到了提升，且从分解指标来看，技术进步是生产率水平提升的主要动力[16]。在此基础上，田银华等采用序列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估算了1998-2008年中国各省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10%，反映了我国经济粗放增长的现实，同时他们也得到技术进步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而技术效率则呈现出下降的态势[17]。吴军在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框架中加入环境影响因素，通过ML指数测度分析了基于环境约束的我国1998-2007年地区工业TFP增长及其分解，并检验了其收敛性[18]。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TFP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TFP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19]。以上综述表明，环境约束和环境规制被学者们更多地用来研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而且这将使得所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更具有生产经济学的含义[20]。
然而，由于选取样本的差异，分析周期的差别，以及研究视角的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实证过程中即使运用相同的方法，最终得出的结论也难免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也使得后续的研究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现有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路径，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拓展：首先，运用中国制造业2001-2009年31个两位数行业的面板数据重新估计考虑环境因素影响情况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同时与在不考虑环境因素的情况下用传统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结果进行比较；其次，注重考察资本深化、行业规模、科技投入和环境污染等现实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二、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选取的时间跨度是2001-2009年，各项指标数据均选自于相应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为确保《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2002）实施前后统计数据口径的一致，本研究剔除了“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和“废气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两个行业，即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制造业31个两位数行业。涉及到的变量有：工业总产值、工业SO2排放量、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全部从业人员人数和能源消耗，所有价值量数据都平减为2001年为基年的可比价序列。本文中所使用的投入产出变量定义如下：
1.产出指标。其一，“好”产出。对于产出变量指标的选择，部分学者选用工业增加值，还有学者选用工业总产值，我们根据陈诗一[19]的作法，由于一般经济增长方程中含有中间投入品性质的能源要素，为此将含有中间投入成本的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
其二，“坏”产出。“坏”产出表现为负的社会效应，是一种环境成本。对于如何全面科学地表达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目前尚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参照相关文献的作法，本文选取工业SO2排放量来表征环境污染水平。
2.投入指标。
资本和劳动为大量文献所使用的传统投入要素，我们在此选取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分别作为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指标。参考以往文献的一致作法，本文中能源因素作为投入指标处置。本文采用各行业煤炭消耗量代表能源变量。因为，一方面煤炭消耗直接关系到SO2排放量；另外一方面煤炭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其使用效率关系到能否真正意义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为了分析比较环境因素对不同制造业行业的影响效果，本文将中国制造业分为轻、重工业两个类别分别加以考虑。一般认为，与轻工业相比较而言，重工业的生产方式和高排放与高耗能更为相关。因此，本文按照2001-2009年中国制造业各行业能源消费总量的平均值由高到低的序列，将我国31个制造业行业划分为高、低能耗两个类别（其中高能耗组15个行业，低能耗组16个），并以此作为重、轻工业的代表。各组别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指标的描述性统计量，见表1。
从表1中不难发现，就工业总产值、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两项指标来看，重工业分别是轻工业的3.3倍和2.2倍，但是其余三项指标的行业差异却十分显著，其中，重工业类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是轻工业类的4.8倍，其能源消耗的平均水平是轻工业类的13.2倍，而二氧化硫排放量差异最大，倍数达到了34.9倍之多，重工业类远远高于轻工业类。这些数据表明，中国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排放的发展方式并没有带来预期中工业总产值的高增长，这似乎表明重工业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应该不是很高。此外，从标准差的数据来看，重工业类的各项指标的数值都远远高于轻工业类，尤以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为甚，前者分别是后者的24.4倍和70倍。基于这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重工业行业的资本投入、能源消耗水平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不但水平高，并且波幅变动也较大。
（二）研究方法
目前，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有指数法、索罗残差法和前沿生产函数法三种。指数法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定义为依据进行估算，例如Abramowitz提出了代数指数法（Arithmetic Index Number Approach，AIN），其基本思想是把全要素生产率表示为产出数量指数与所有投入要素加权指数的比率[21]。该类方法非常直观地体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但对于不同的投入与产出指标，存在着指数公式的选择问题。1957年索洛以生产函数形式给出了生产率测度的公式，第一次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他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这一概念即为后来被称为的“索洛残差”，之后索罗残差法在生产率估算中开始流行开来。
根据索罗残差法测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分析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增长是效率型增长还是投入型增长，从而为制定和评价长期经济政策提供基础。但是
运用索罗残差法估算TFP也存在缺陷，它需首先确认投入指标的产出弹性，然后通过CD生产函数或者超越对数函数进行回归，这就隐含假定了生产在技术上是充分有效的，
从而忽略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效率提升的影响。
前沿生产函数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方法又分随机性和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两种。随机性前沿生产数法需先验假定效率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它无法同时模拟“好”产出和“坏”产出两种情况并存的生产过程，只能拟合出单产出的生产过程，因此该方法对于本研究不适用。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又分为两种估计方法，即参数估计和非参数估计。参数估计法的特点是需要设定总量生产函数的形式，然后通过回归分析估计相关参数，求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而非参数估计法的最大特点是无须对生产系统输入输出之间进行明确的生产函数表达式的假定，而采用线性规划的方法求得生产率的相对变化。两者中以非参数法更为常用，典型的就是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方法。DEA模型能够避免参数化模型有可能产生的模型设定误差和随机干扰项正态分布假定不能满足的缺陷；其次，该模型能同时模拟多产出、多投入的生产过程，对“好”产出和“坏”产出也能分别进行处理[24]。因此，综上所述，本研究选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法来测算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关于ML生产率指数法的更多技术细节，可以参见Chung等[13]。
三、实证分析
（一）基于环境约束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析
中国制造业31个行业各投入的产出变量的换算结果，见表2。
表2是中国制造业31个行业各投入产出变量的核算结果情况，其中MIPL、MLECH、MLTCH分别为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L生产率指数法的所测量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果，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的计算方法参照吴延瑞[23]以及陈诗一[19]。
由表2可以看出，各行业的差异较为明显，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由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9%到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29%不等；所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处于烟草加工业的0.937到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1.130之间；生产效率指数也在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行业的0.921到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1.053之间变动；而技术进步率则全部处于增长的状态，从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1.000 175（保留3位小数，表中值为1.000）到电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1.115不等。那些产出增长慢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不快甚至为负的行业基本上都是高能耗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行业，如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业、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等，这说明对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进行节能减排和升级转型改造已十分必要。而工业总产值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及技术进步率较快的行业都是轻工业和高新技术行业，例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之类的，从这也可以看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行业在工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性。除了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业、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烟草加工业这9个行业外，其余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为正，且所有行业都处于技术进步的状态，这又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由技术进步而非生产效率引起。生产效率变化为正的行业主要集中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同样凸显出高新技术行业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性。此外，从各行业生产率的贡献份额上也可以看出，没有一个行业的生产率贡献度超过50%，所有行业还是表现为要素驱动型的粗放型增长，贡献度超过40%的行业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的行业对产出的贡献也为负，其中，烟草加工业的生产率贡献度最低，达到-48.46%。从各投入指标的角度看，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耗的平均增长率要明显高于劳动就业的平均增长率，这表明在当下要素驱动型的工业增长模式中，资本和能源要素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二）环境因素对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测度的影响
本部分通过测算没有考虑环境因素和将环境污染作为“坏”产出情况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以检验环境因素对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见表3。
注：表中数值通过各行业加权平均（权重为工业增加值份额）和整个期间进行几何平均计算得到；*、**、***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使用学生氏t检验统计量进行检验，且基准模型是考虑了环境污染的ML生产率指数法，零假设为没有考虑环境因素情况下所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的均值等同于ML生产率指数法所测得的对应值。
表3所示的即是两种模型所估算得到的2001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全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的平均发展速度，权重分别为各行业的工业增加值份额。
从表3估算结果可以看出，在正确考虑了SO2排放量和能源消耗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49%，技术效率指数年均增长0.59%，技术进步指数年均提高3.83%。估算结果说明，“十五”以来，我国制造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所获得的较大改善主要是归功于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的提高。事实上，在表3中由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所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的变化方向都变正为负，分别为-7.96%和-9.88%，都一致地小于ML生产率指数法的对应结果；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所测得的技术效率增长情况为2.57%，高于环境约束下所测得的0.59%的增长速率。由此，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即考虑环境管制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会得到提高，而且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也会提高。
进一步地，为了检验使用ML生产率指数法所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指数是否在统计上显著大于由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所测度的对应估算值，本文参照Kumar等人的方法进行了t统计量检验[24]。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所测得的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在统计量上要显著小于ML指数法的估算结果，同时，传统方法估算的技术进步指数也要显著小于ML指数法对应的估算值，二者都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是这两个模型所测量的技术效率值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在考虑环境管制后，所测得的全要素生产率要高于不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且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源泉，但是生产效率的估算差异不显著。本文的这一发现支持了Jeon和Sickles[25]、王兵等[16]、叶祥松和彭良燕[26]以及王昆[27]的结果。
四、基于环境约束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前文在环境约束的条件下，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了分析，这里将分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并没有正式的理论作为确定影响生产率增长因素的依据，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加上自己的思考来确定这些因素的。考虑到通过ML指数法测得的生产率指数有一个最低界限值0，数据出现截断，在此情况下用一般的线性回归方法可能会得到负的拟合值，从而影响分析结果。因此，这里采用擅长处理限值因变量的Tobit模型，来检验生产率增长和影响其因素的关系，模型如下。
MLPIit=C+β1ZBSHit+β2HYGMit+β3YFTRit+β4HJWRit+εit
式中：MLPI表示经由ML生产率指数法所测算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被解释变量）。为了考虑环境管制，解释变量包括资本深化（ZBSH）、行业规模（HYGM）、研发投入（YFTR）和环境污染（HJWR）。综合已有文献，各解释变量说明以及各因素对生产率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见表4、表5。
从分析表5中的Tobit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资本深化对生产率的影响。资本深化对轻工业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其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张军[28]、杨俊等[29]认为的过早的资本深化不利于生产率增长的研究结果相左。本文认为对于制造业轻工业行业来说，在其资本深化阶段，企业通过加大投入，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促进自身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本文同时得出，资本深化对重工业的影响不显著，且具有负效应，这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我们认为中国制造业的重工业行业大都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该类产业倾向于重污染产业[30]，随着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其对环境效率的负面影响抵消了技术进步所引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中国一方面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产业转型升级的道路，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以降低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第二，行业规模对生产率的影响。行业规模的扩大对提高轻、重工业生产率水平的影响方向不同。研究结果显示，行业规模对轻工业的影响具有不显著的负效应，说明中国轻工业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的问题。与之相反，行业规模对重工业行业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在10%水平上显著。这一点与我们的预期相同，说明中国重工业行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形成规模效益，进而在行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集约化使用投入要素等方面得到保证。
第三，研发投入对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研发投入的增加对我国轻、重工业的生产率均存在正向影响，虽然结果与我们的预期相同，但是其系数检验都不显著。说明中国制造业行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并没有真正有效地促进技术进步，中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行业的增长严重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因此中国制造业需要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合作，提高技术成果转化率。
第四，环境污染对生产率的影响。与众多研究结果以及本文的预期相同的是，环境污染不利于轻工业行业的生产率的提高，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与轻工业生产率负相关，但系数检验不显著。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重工业行业的生产率水平随着工业SO2排放量的增多而提高，这在一方面验证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如果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把过高的资源消耗降下来，中国经济虽然一时可以增长很快，但走不好，也走不远。加快转变增长方式，走科学发展之路，已成为我们内在的迫切要求。
五、结 论
在生产过程中，若不考虑环境管制问题，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会使得生产率增长的测算出现偏差。本文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2001-2009年间中国制造业31个两位数行业在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及其分解进行了估算，并比较了不考虑环境因素影响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其次运用Tobit模型研究了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综合上述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总体来看，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各项指标都呈现出增长趋势，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49%，生产效率年均增长0.59%，年均技术进步率为3.83%。实证分析表明，对于产出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指数都不高甚至为负的行业大都是诸如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业等高能耗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行业；而工业总产值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及技术进步率较快的行业都是诸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之类的高新技术行业，这表明了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在今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性。
第二，相比较不考虑环境因素而言，在正确考虑环境管制的情形下，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会得到提高，而且对生产率的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还是技术进步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
第三，表象上资本深化，行业规模扩大，研发投入增多，环境污染减少，会对我国制造业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本文的实证分析否定了这一观点。通过将制造业进行轻、重工业的划分，其Tobit回归结果表明，资本深化对轻工业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对重工业的影响不显著，且具有负效应；行业规模对轻工业的影响具有不显著的负效应，对重工业行业具有显著的正向的促进作用；研发投入的增加对我国轻、重工业的生产率均存在正向影响；值得警惕的是，中国重工业行业的生产率水平仍然随着工业SO2排放量的增多而提高，说明中国依然未能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方式。
综合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已是现阶段提高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应摆脱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制造业的发展道路，着眼于提高技术转化成果，通过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促进生产率的增长。与此同时，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目标时，应充分考虑到不同行业的差异属性，以降低万元GDP能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为出发点，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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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ts Determinants under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Empirical Study of Transition Period
YUAN Tian-tian1，SHI Qi2，LIU Yu-fei1
（1.School of Industry Develop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03，Jiangsu，China；
2.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46，Jiangsu，China）
第7篇：轻工业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世界工厂重化学工业化制造业日本
一、日本世界工厂的形成
战后的发展使日本工业经济实现了腾飞。重化学工业发展迅速，在战后初期调整之后，再一次成为日本工业经济的主要部分；从出口情况看，70年代中期以后重化学工业产品在出口结构中已占九成以上，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
战后日本工业发展经历了恢复生产、重化学工业化和技术立国三个时期。
1．恢复生产（1945-1955年）
二战对日本工业破坏严重，1946年工矿业生产水平只有30年代中期的31%，重化学工业急剧萎缩，经济发展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为了迅速走出困境，日本政府通过"倾斜生产方式"，优先发展了煤炭、钢铁、电力等原材料和基础工业部门的生产。1947－1948年，煤炭产量每年增长30%以上，粗钢产量每年增长80%以上，发电量也大幅增加。
1949年，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指挥下推行"道奇计划"，大规模紧缩财政，导致了翌年严重的经济萧条，工业生产下降，库存大量增加。然而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大量订购各种物资和劳务，使日本工业在"特需景气"下迅速发展。结果，1953年日本整个工业比战前增长了55%，其中钢、船舶、水泥分别增长了46%、47%和54%，电力增长了1倍。1955年日本经济全面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但当时轻工业在制造业中比重仍高达50%以上。
2．重化学工业化（1955-1974年）
1955年，日本确立了"以后发展要靠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以“重化学工业化”和“加工贸易立国”为主要战略指导经济发展。其后到1972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也是日本“世界工厂”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是由重化学工业的飞速发展实现的。重化学工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74年达到了62.2%，再次超过轻工业。1975年出口结构中排在前两位的是机械机器和钢铁、金属制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分别达53.8%和22.4%，这标志着日本工业产品质量得到了提高，在国际分工中地位大大改善。
这一时期日本重化学工业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955-1964年，重化学工业以扩大国内市场为主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一阶段日本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完成了对国内设备的初步改进，进而以“投资牵动投资”使重化学工业实现了重装备化，各个部门的设备投资飞速增长。传统骨干产业，如钢铁、石化、电力工业都采用了现代化生产方式，电气机器工业、汽车工业的生产也逐步现代化，造船业和产业机械部门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965-1974年，优势产业朝着大型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这一阶段除设备投资对经济增长仍维持着40%以上的贡献度外，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增加到23.7%，1975年进出口总额增加到337153亿日元，是1965年59834亿日元的5.6倍。曾推动内需的钢铁、汽车等行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改组。由于产品质量提高，日本许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了增强，各产业积极转向出口，其中重化学工业产品的出口对象更倾向于欧美发达国家。
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增长是通过持续大规模投资和降低成本实现的。虽然日本迅速实现了重化学工业化，但经济过分依赖海外的能源和资源，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3．技术立国（1975-1990年）
70年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使日本国内普遍认识到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海外资源的脆弱性。与此同时，以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迅速兴起，也促使日本在新技术领域加强自主开发研究。为此，1980年日本政府明确提出了"技术立国"战略，以推动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转化。
在技术立国战略的指导下，日本产业界的研究开发转向了节约能源和"轻薄短小"的方向。钢铁工业进行高炉技术改造、电力工业大力开发核电设备，提高能源效率；加工组装型产业取代了基础原材料工业成为生产重点，汽车、家用电器、机床等产量在1975-1980年间分别增长了1.19、1.72、2.03倍。
另外，日本大力发展新兴的电子技术，对被称为新的"产业粮食"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工业尤为重视。两大产业在这个时期经历了由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产量迅速增加。1990年日本半导体元器件的产值为7100亿日元，相当于1975年1588亿日元的约4.5倍，而集成电路产值达到了29134亿日元，为1975年1176亿日元的24.8倍。
新兴技术蓬勃发展，不仅使日本在新兴行业方面取得了优势地位，而且推动了电器机器、机械等传统产业的生产革命。如电子设备部门通过集成电路化提高性能、缩小体积，从而开拓了新的市场，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因此，尽管面临发达国家出口限制和发展中国家紧紧追赶的严峻形势，日本重化学工业依然拥有所向披靡的国际竞争能力。
二、日本世界工厂的特点
日本在80年代中期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但与英国、美国世界工厂不同的是，日本世界工厂的规模并没有达到绝对控制地位，其地位主要表现为在重点行业、重点技术领域取得了领先于美国的竞争优势。
除上文提到的几个世界领先行业外，1965-1971年日本主要制成品产量增长占全球产量增长的比重依次为：钢铁占54%、造船占54%、汽车占46%、电子机械中的民用产品占90%。到80年代中期，日本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份额达到10%左右，出口产品以机电设备、汽车、家用电器、半导体等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所代表的行业正是日本世界工厂的重点行业。所以日本世界工厂是在一定的制造业生产规模的基础上，以重点行业、重点技术领域的领先和先进的总体科技水平为标志的。
三、重化学工业的发展是日本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
“重化学工业”是日本人创造的词汇，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以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基础原材料工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机械设备工业，主要包括造船、机械、电器设备、汽车工业。
重化学工业对日本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化学工业（特别是其中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实现大规模国产化之后，将使工业发展过程中对产业用机械的消费转回国内，形成“投资促进投资”的效果，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其次，重化学工业具有的规模经济效益，需要依靠庞大的消费市场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工业产品产量的增加在满足国内市场之后，必然走向世界市场，而且由于规模效应，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是难以抵挡的。再次，重化学工业发展成熟促使日本产业结构高级化，高附加值产品在工业产品中的比重增加，出口结构也出现高附加值化，进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国际收支大大改善。最后，鉴于重化学工业的发展对生产要素的要求，日本非常注重引进和吸收先进技术、促进资本积累、培养高素质劳动力，使日本在各种生产要素上有一个质的提高，增强了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所以说，日本正是由于在一定的工业基础上成功地实施了重化学工业化战略，提高产业结构，在工业生产、科技水平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才得以成为日本世界工厂。
四、日本世界工厂的启示
中国加入WTO以后，日益成为各大跨国公司的投资热土，据统计，世界500强中有400多家公司在中国投资，中国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各国主要媒体也纷纷撰文称“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那么中国世界工厂能够从日本成为世界工厂的历程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呢？
首先，严格按照轻工业——基础原材料工业———加工组装业的顺序发展，才是日本工业化成功的道路，前一产业是后一产业发展的基础，这是产业结构提升不能违背的规律。
其次，日本能如此迅速的成为世界工厂，其奥秘就在于制定了明确的重化学工业化战略，通过各种措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缩短国民经济在轻工业、基础原材料工业等低附加值产业的停留时间，促进高附加值的重化学工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初期，日本只有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但是日本并没有囿于国际分工理论，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以“立国”为目标，确定了重化学工业化战略，促进本国经济的强大。这是对中国世界工厂最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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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轻工业的特点范文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1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金额都较少。尽管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但其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较小，只有29.32％，因此，在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还不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1998年，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并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外商投资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超过对外借款，为74.02％，最高年份达78.14％（1994年），此时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取代对外借款，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主渠道。第三阶段从1999年至今，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有较大幅度减缓，但外商投资金额保持在4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随着我国2001年成为WTO正式成员，可以预见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将会有较快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及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将继续提高，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将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必须先了解外商投资在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特征，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目前，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而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则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构成（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
2.产业内部结构。总体来看，外商在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一直不大，在整个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累计仅120亿美元，而外商投资额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亿美元；同时，第一产业的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也较小。从第一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而对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部门的投资极少。在2001年1-6月第一产业的3.3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农业项目为2.22亿美元，占66.26％。
在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而建筑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部协议投资中，工业比重最高的年份达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业的比重最高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产业的163.12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工业部门的投资为160.59亿美元，比重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协议投资额中，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尽管最近几年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综上所述，外商对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农业、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
3.工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外商对我国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其中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业。
从最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布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很高，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协议投资额中，制造业的平均比重为88.5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实际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为89.78％，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87％和8.35％。在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比重较高的是机电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4.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从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理分布来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从表3可以看出，在过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相当少，无论是从协议金额来看，还是从实际投资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不足整个投资的15％，而85％以上的投资集中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一系列优惠措施的，西部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余家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
表2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外商投资情况（截至2000年底）（单位：亿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第3页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厂商经营的目标相关。厂商经营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占领我国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这既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市场优势相一致，也与外商经营目标相一致。
第一产业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至2000年底仅为1.78％。其原因在于农业开发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这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标不符。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们在如何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资方向的选择同时也与我国的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关。由于我国对消费品的进口限制较严，外商想要进入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只有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而我国对重化学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较松，因此，对于我国的重化学工业品市场，外商主要通过贸易来占领。
二是与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相关。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是轻工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工业投资较困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所需投资较少，能耗低，对于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工业品投资能够利用消费变化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美观、更便宜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外商比较青睐于对轻工业的投资。而重化学工业能耗大，对交通运输和相关产业发展的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因此，外商对该行业投资兴趣不大。
三是与区域经济投资环境相关。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条件较差，基础产业薄弱，西部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3][4]因此，尽管外商投资有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进展相对缓慢，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仍将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二、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改革和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增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认识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找出调整结构偏差的对策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有以下特点：第一，GDP中第二产业比重偏高，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为49.2％，高于标准结构的比例，服务业在GDP的份额为32.8％；与“标准结构”相比，明显偏低。第二，在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49.9％，显著高于标准就业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寻常；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就业比率为26.4％，而标准就业比率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镇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0.4％，远远低于标准化水平53.0％，表明中国标准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过程。第四，轻重工业比重偏差严重。最近几年，关于今后我国重工业应该得到较快发展，重工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应有较大幅度上升的观点比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国工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发展过于“轻型化”，中国目前的重工业比重较低，轻工业比重较高。
我国三次产业出现以上结构偏差，与外商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结构性偏差有一定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实际投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70.38％，其中工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57％，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1.42％，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就外方注册资本而言，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4.08％，其中工业的占61.32％，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1.54％，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为突出，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其主要表现为：
1.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助长了我国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张。近几年我国工业消费品相对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除了城乡消费需求趋缓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业比重过高的条件下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8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工业一直扩张，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于消费品工业。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三资工业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轻工业的比重占58％，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占42％。
2.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由于结构倾斜的存在，外资工业占我国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达1/3，而占原料工业的两个比重只有10％左右。这个特点使外资工业的迅速发展更多地推动我国加工工业的扩张，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化的进程。
3.外商投资在第三产业的结构性偏差对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产生了明显影响。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十分突出。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有很大关系，除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目前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
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目前投资比重很低的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期间将明显上升；相应地，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过度倾斜的状况会明显改变。
三、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与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政策
产业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有来自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产业产值（或劳动就业）比重主要地位的转化，而是要面向国际产业的发展，在提升一、二次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真正提高产业素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结构呈现规律性的演变趋势。具体表现是：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中的相对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第二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逐渐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于下降；第三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就业的相对比重上升，其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产业变动呈现的这种总的趋势，是由各次产业的内在特征决定的。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相对比重下降幅度最大，这是因为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属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并不随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这样就使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份额趋于减少。第二产业工业相对比重上升，不仅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而且经济发展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大工业品市场，从而整个国民收入中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但随着技术进步，工业有机构成提高会排斥自身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内各行业扩张的增殖又吸收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相对比重逐渐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向下降。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也由于第三产业门类繁多，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容易进入的特点，农业劳动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务业，因而第三产业各行业呈现广泛而显著的增长，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差的主要表现是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产业结构内部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结构的升级缓慢，因此今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
1.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下降，使得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加突出。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高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目前，国际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之20世纪80年代迅速上升，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下降。因此，我国应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这不仅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2.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加工业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目前外商对我国工业的实际投资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费品工业，对重工业的投资只有40％左右。外资工业占我国消费品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的比重约为30％，而重工业的同样比重只有15％。外资工业占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和产品销售收入比重2000年为38.25％和41.28％，固定资产净值比重和流动资产比重为34.52％和35.67％，而外资工业占重工业的前两个比重为27.67％和28.96％，后两个比重为24.35％和22.84％。但是，我国消费工业的产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比重工业更加突出，“十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适度重型化，加强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相应控制消费品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引导外商对工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比重。
3.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资过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而一般加工工业中，有些是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激烈的产业，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复建设、引进的产业。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冲击，致使部分国有一般加工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目前，外资工业虽然在机电工业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对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不少加工工业中也占有较高比重，这部分企业主要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小企业。而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由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因此应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薪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
4.引导外商投资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导致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波动比较大，并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产业中投资结构倾斜现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波动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产业的大幅度波动。显然，只有当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过度倾斜趋势得到逐步改变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才会明显减少，由此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相应下降。
在第三产业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层次较高的服务部门，我国要提高其发展水平，必须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合理地向这些行业投资。[5]
5.引导外商加强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区还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以优势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体系，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相对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这势必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产业升级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外资地区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从而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产业关联机制，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胡新文.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调整[J].世界经济研究，2002，（1）：19-22.
[2]张德修.入世后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化趋势探析[J].经济科学，2001，（6）：81-87.
[3]顾建清.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的影响[J].中外科技信息，2002，（5）：26-28.
第9篇：轻工业的特点范文
一、因开埠而新生的东北贸易中心
(一)连接太平洋和东北内陆的枢纽———营口
营口原为辽河口外的一处沙岛，直到19世纪20至30年代才与陆地相连，并延伸至营口之处。［1］228根据中英《》第11款所规定，清政府开放“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2］作为对外通商口岸。1861年，英国人经实地考察后，发现牛庄一带泥沙淤塞严重，于是将实际通商口岸改设在营口。这样，营口就成为东北第一处对外通商口岸。营口地理位置优越，“临冥北构而东折，南走辰韩，百川朝宗”［3］，将太平洋和东北内陆连接在一起。营口位于辽河的出海口，船舶沿河而上可溯至郑家屯，全部航程为1312.5km。再加上其支流浑河、太子河等，航程更有所增加。营口开埠，极大地推动了东北内陆经济的发展。光绪后期，运载着大豆、粮食、烟草等经济农作物的船只总量已经发展到2万余艘。日本史地学家小越平隆在东北旅行时，看到辽河中船只之多，不禁感慨:“而往来河上者，尚艨艟如卿，大有掩江之势。”［4］清末的30年间，辽河的航运业日益发达，俨然形成了以营口为出海口，以辽河航运为纽带的东北市场流通结构。而在这种互动结构中，营口港也确立了在东北区域不可忽视的核心地位。
(二)以大豆三品出口为代表的进出口贸易
优越的地理位置仅仅为营口提供了发展的可能，而真正使其崛起的是开埠后涌现的贸易机会，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的外销。辽河流域历来盛产大豆，且品质优良。1863年，清政府为改变日益严重的贸易逆差，决定“各海口豆石开禁，准令外国商船运售”［5］。于是，大豆三品成为商人贩运牟利的首选货物。据当时官方记载，驶达营口的外籍货船，从1862年的86艘快速增至1864年的274艘，其中约90%的商船租给中国商人，进行以大豆为主的经济作物的转口贸易。［6］1872年至1894年，经营口输出的大豆三品输出额累计达到8338万海关两，占此间东北输出总额的76.9%。［7］之前，尤其是开埠初期，大豆三品一直占营口港出口贸易的半数以上，而营口港又几乎垄断了东北地区大豆三品的外销，并且数量巨大，这为营口港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随着营口港的发展，对外出口产品也日益多样化，柞蚕丝、杂粮、烧酒、中药材、人参、鹿茸、皮革、鬃毛等商品的出口量逐年增长。同时，进口产品中最初占有绝对比例的鸦片，也逐渐被棉织品、毛织品、金属制品、煤油、火柴等民用产品所替代。到1903年，营口港的进出口贸易额相比1893年增长2．7倍，与开埠初期1864年相比则增长19.7倍，［8］遥遥领先于东北其他对外贸易口岸。到1907年，营口港的输出额已达到1800万两，是大连、安东两港总和的3倍。［9］在营口开港的最初40年，其进出口贸易额不但稳居东北地区第一位，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逐步跃升至第六位。进出口贸易的繁荣为营口城市的初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也为后期其他行业的开创积聚了资本。
二、因商贸业而催生的东北金融中心
(一)从事批发的“大屋子”兴起
开埠之前，营口还是“地方狉榛，几同草昧，百度未开，胥待治理”［1］109的海边小村落。开埠后，随着进出口贸易的繁荣，营口在东北贸易体系的关键地位日益突出，吸引了大批外来资本。先是附近原牛庄、田庄台和盖平商业资本的移入，后来又吸引了全国各沿海省份及山西资本投资，并且英、美、俄、德、法、荷兰、挪威、瑞典和日本的商人也纷至沓来。营口的商业都与进出口贸易产品种类相关联。例如，光绪元年(1875年)经营棉布和砂糖的商店只有东永茂1家，到宣统三年(1911年)增加到33家，经营大豆出口的粮栈共71家。［10］98这些寄生于进出口贸易的商店(号)又称“大屋子”，其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批发商，二是商，三是委托商。“大屋子”是营口港冬季封港，中外海上贸易暂时中断，中间商通过资本运作买卖双方批发买卖货物并提供仓储、服务的特殊行业。营口的“大屋子”种类繁多，有杂货布行、南货客栈、洋货铺、山货铺等，其经营大豆三品、柞蚕丝、棉毛织品、中药材、粮食等数十种进出口产品。“大屋子”的兴盛迅速带动了营口当地商业的发展，经营各类商品的商户成批涌现。据营口商务总会统计，1910年仅营口外城商户就有601家，发展到1931年，商户数量已增加到2588家。［11］179，370宣统元年(1909年)，盖州优贡沈羹唐赴京参加朝试时路过营口，对其繁华颇为感慨，于是写诗云:“竹马繁华地，狂游向夕曛;笙声千户月，帆影四围云;世乱俗偏靡，言庞夷不分;可怜犹汉土，极目帐胡氛。”［11］146
(二)商贸业的兴起促进炉银业的兴盛
炉银的出现几乎与营口开埠是同步的。当时，中国还没有统一的货币，虽然都以元宝银为货币，但是各地元宝银成色、重量不同，换算复杂，严重地阻碍了全国商品经济的大循环。随着商贸业的发展，营口也像其他商贸城市一样，出现了银炉行当———即将不同规格的白银货币铸成统一规格的元宝银(元宝银俗称“营宝”，后更名为“炉银”)。“每届秋冬，三省农产上市，资金内转，凡南省或外国之来三省采运特产者，所携他省通币，势必先汇做炉银，再由炉银买做当地之钞票。”［12］这样，炉银很快就成了东北地区与外界贸易的实际货币。1875年以后，营口港同世界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其吞吐量以每年平均16%的速度在增长。［10］100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商品种类的增多，“大屋子”的出现，交易的资金额变大，原有的现宝炉银渐渐不能满足商品经济的需要。1880年，经当地裕盛祥银炉执事李润斋提议，创设“过炉银”。“过炉银”，即商人将现银存放在银炉暂不使用，使用时持票据去提取，买方也可以不使用现银，仅仅更改票据持有人即可完成交易。这样，银炉就起到了银行转账的作用，大宗交易也避免了过去车载船装的现银支付。此后，营口炉银业又创定了“三、六、九、腊4个卯期”，银炉到卯期无现银实现交割，只需“加色”。①“加色”即为利息，显然这时的银炉起到了银行的信贷作用。营口通过炉银业建立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金融制度，并得到确立和完善，逐步内生成一种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民间金融系统。营口炉银体系建立后，不但一度垄断东北的货币信贷业务，而且进一步吸引了国内外金融资本的入驻。从1898年起，华俄道胜银行、正金银行、大清中央银行、正隆银行、朝鲜银行、交通银行、边业银行等先后在营口开设支行，与当地的炉银钱庄进行金融汇兑业务，并将营口的资本信贷规模推向顶峰，使这一时期的营口成为东北地区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随着中东铁路、中长铁路的贯通，大连、哈尔滨等地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致使营口逐步丧失了东北贸易的霸主地位，但这并未影响到营口贸易额的持续增长。例如，“1907年营口港的年贸易额3275.9万海关两”，“1931年的年贸易额12397万海关两”。［13］在大连开港24年间，营口港的贸易额不仅没有减缓，相反增长了4倍多，归其原因，还是因为“炉银具有合资互助之精神，运用自由之便利”②。
三、因对抗殖民经济而蓬生的辽南轻工业中心
(一)传统轻工业的经久不衰
营口开埠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营口的手工业开始脱离传统的家庭作坊模式，并在原有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萌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了近代工业萌芽。其中，以纺织、榨油两个行业出现最早，而且经久不衰。开埠早期，东北的大豆出口额长期位列第一。中国商人为了开拓外国市场而造成的大豆的商品化，必然带来榨油工业的盛大，而营口作为大豆出口的最主要港口，自然成为榨油工业的发源地。营口在1866年就已经有两个油房，到1896年，营口油房达30余家。［14］85但这些油房采用的是人力畜力的楔式榨油，所以规模不大。1899年至1901年，营口的怡兴源、怡东生、东永茂等3家油房先后采用机器的生产方式，［14］86榨油业从而步入了现代轻工业的范畴。到1929年，楔式榨油的方法在营口已经完全绝迹，新式油房业工厂有23家，共有水压式榨油机292部，螺旋式榨油机354部，合计646部，日产豆饼32486片、豆油133150斤(66575kg)，有工人876名。［11］3451931年，营口的油房业工厂年产豆油1654.62万斤(8273100kg)、豆饼330.924万片，生产总额为661.848万元，占整个营口工业及小工业的比例高达63.02%，①是当之无愧的支柱产业。在近代东北进口产品中，纺织品长期占据第一的位置，而且英国、美国、日本纺织品先后垄断过东北市场。营口民族资本家“为杜漏卮，而挽利权”，在一战期间，将资本转向棉丝业。1913年8月，营口首家恒祥永织布厂宣告成立。到1927年，有织布厂87家，织机1200架(内有使用电力者24家，织机500余架)，年产60万匹棉布。此外，还有织带厂40家，织带机230架，年产织带9万打;毛巾厂11家，机械约100架，年产毛巾1.35万打;织袜厂75家，织机200余架。②此时，营口已经是仅次于奉天、哈尔滨的东北棉纺织业城市。
(二)新兴轻工业的迅速发展
营口作为港口城市，最早开发的工业种类往往与贸易品种息息相关，但随着近代工业思想的浸染，与本地资源相关的新兴工业渐渐得到民族资本的青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乱了原有的世界经济秩序，也为营口民族资本开创民族产业带来了机会，其中以火柴为代表的新兴工业迅速发展。早在1909年，营口就成立了海来公司，专营生产牡蛎粉。此粉可以使火柴按擦时延缓燃烧，是制造火柴盒的必备原料。③此外，营口附近的海城、大石桥、盖州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磷矿、萤石矿产地，而这些都是火柴生产的必备原料。1913年，王灏、郭渭在营口青堆子创办“营口关东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东三省民族资本最早创办的火柴厂，其开创了东北民族火柴工业之先河。之后，在营口青堆子又先后开办了三明、甡甡和志源火柴厂。营口火柴工业凭借紧靠原料产地的成本优势，不久就在民族火柴工业中脱颖而出，而后又击败了东北地区的日本火柴工业，并阻止了瑞典火柴工业在东北的扩张。1927年，甡甡、三明、关东三家火柴厂年产火柴约16万箱，并专门销往南满站沿线及锦州、洮南、热河一带。④营口火柴业在同外国资本竞争的过程中，“有了较大的发展，从生产能力说，满洲是最早达到完全不需要进口的地区”⑤。营口及附近的盖平、海城、熊岳、复州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硅石、萤石、硼矿、滑石、凌美矿等非金属矿藏。其中，硅石、萤石、硼矿是重要的玻璃生产原料。随着民族资本对现代化工技术的逐步掌握，玻璃工业在营口开始萌发。1929年，营口民族玻璃工业有东明、聚兴、利顺三家公司，生产玻璃瓶、灯罩、灯壶、化妆品瓶、药瓶等制品，并销往洮南、郑家屯、通辽、哈尔滨等地。⑥除此之外，民族资本还涉及卤盐、窑造、染色、印刷、制药、制鞋、食品加工、水产加工等轻工领域。与此同时，锻冶、薄铁、配件、造船等重工业也开始萌芽。“九一八”前，营口已经成为南满地区重要的轻工业中心。营口开埠后，东北成为中国资本与殖民资本竞争的舞台，而在竞争的过程中，没有工业基础的中国资本逐步丧失了对东北的经济统治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东北人的衣食住行所涉及的工业产品几乎都是外国商品，而自己生产的农产品除口粮外又几乎都出口到外国作为工业原料。20世纪初，东北形成了“日本—满洲、俄国—满洲的殖民地统治关系”⑦。归其原因，主要是中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产业资本。而营口经济在东北贸易金融中心地位丧失后，主动转型，通过炉银资本发展制造业，夯实了经济基础，又以制造业为依托，反过来带动贸易、商业的继续繁荣。营口轻工业的蓬勃发展，动摇了日本殖民经济在南满的统治基础。1931年，日本甚至把自身的金本位体系“除已将南满路营口支线运费改用银本位外，并拟在南满全线施行银本位制”［15］537。
四、因日本殖民统治而衍生的特定物资供给中心
(一)扼杀民族工商业
“九一八”后，日本仅用4个月就占领了东北全境，但营口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1933年，营口主要工业及小工业生产总额达13877957.7元，比1931年增长32.14%。①一个强大且不断发展的营口民族工商业的存在，是日本殖民者所不希望看到的。早在1932年7月，日本就将营口的东三省官银号支号、边业银行支行、中国银行支行、交通银行支行强制整合为中央银行支行，企图掌控营口的金融业。但是，营口的炉银业很发达，并在民间持有大量的民族资本，早已形成独立于银行体系外的民间借贷关系。1933年，美国为了使白银与货币脱离，大量购买白银，迫使其急速升值，导致白银的商品价值远远大于其货币价值。同年11月3日，财政部命令:“从即日起，营口所有银炉停止营业，严禁炉银的铸造流通。凡依靠‘过炉银’而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按炉银5两兑换满币一元的标准价格兑换。”［11］4991932年，日本银行则以低于每盎司白银25美分的价格收购，转手即以每盎司白银65美分倒卖到海外。在利益驱使下，曾经在营口工商业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炉银业迅速消亡。至此，营口的民族工业在缺少民族资本的支持下，也走向败落。强制收购炉银事件的发生，使营口民族资本和日本殖民资本此消彼长。1934年6月，日伪颁布所谓的“产业统治声明”，对重要经济事业实行完全统治或半统治，主要工业则只允许政府或“特殊会社”办厂。在资本和政策的双重刺激下，日资开始大量强制收购营口民族工商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朝鲜纺织株式会社“得到关东军特务部的允许，向营口纺纱厂投资一百万元”②，将其吞并改为营口纺纱株式会社。1934年，营口日本工商业资本在5000元以上者7家，1万元以上者32家，5万元以上者7家，10万元以上者7家，50万元以上者1家，100万元以上者2家，200万元以上者9家，1亿元者2家。［14］283而此时民族工商业者由于缺少资本和政策支持，经营规模普遍不大。1939年“满铁”调查部对吉林、营口、锦州3个城市的中国人经营的最有实力的225家工业、商业、运输业、金融业进行调查，发现资本在“5万元以下企业194家，5万元以上企业10家，10万元以上企业21家”［14］519。1935年以后，日伪又陆续推行对各种物资的配售统治。到1942年，几乎所有产业的原料、生产、销售环节都被日资把持，营口兴盛一时的民族工商业几乎绝迹于市。
(二)掠夺营口资源
日本在排挤民族工商业、实行经济垄断的同时，也加快了对营口资源的掠夺，并将其打造成特定物资供应的供给中心。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资源贫瘠的日本越来越倚重营口的非金属矿产、轻金属矿产、纺织品、纸浆、精盐等军用和民用物资。日本殖民者为了掠夺更多的资源，将相关领域技术和巨额资本引入到营口，强迫推动“一业一社主义”(一种业务由一个会社垄断经营)，造成相应工业的畸形发展。“九一八”之前，日本就想将营口及其附近的非金属和轻金属矿产据为己有，但因其一直由奉系官僚资本把持而无从下手。1937年后，南满矿业开发会社陆续强制收购西大岭采矿所、窨子峪采矿所、李家屯采矿所、沙岗台萤石矿、卧龙萤石矿场等矿区，并由日资建立了满洲镁金属工业株式会社、满洲滑石株式会社和南满制铁柱式会社，垄断了经营营口地区的非金属及轻金属采掘加工业。1940年，满洲镁金属工业株式会社生产镁矿700吨(t)。①1943年，满洲滑石株式会社生产滑石矿产15057吨(t)，占总产量的86.4%。1944年，南满矿业会社烧炼菱苦土年产量达26376吨(t);满洲制铁会社生产萤石矿8472吨(t)，占总产量的38.9%。②在其他领域，日资也不断加强垄断。营口纺织株式会社成立后，到1942年已缴纳的全部资本金达1000万元，其事业已经涵盖纺织棉纱、棉布、染色、纤维生产等领域。1939年，营口纺织达到其产量峰值，生产棉纱42870件，棉布1139435匹。③后来，营口纺织将其纺纱厂转向，专为日本军队纺织军用布匹，走上了战争工业轨道。1936年，日商看中渤海沿岸地区的芦苇资源，企图用苇浆制造人造丝，后因成本过高改作造纸厂，并在营口成立了康德苇纸浆股份有限公司。1942年，该公司改名为钟渊公大实业株式会社，资本总额达2057.5万元。1943年，其峰值年产白纸浆7283吨(t)，白板纸及手纸4427吨(t)。④营口盐场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汉魏，并且一直是东北地区最主要的海盐生产基地。“九一八”前，营口海盐可达到年产量17.7万吨(t)。1937年，日本殖民者为了更多地掠夺营口海盐，将盐改为专卖，由民制官销。1940年，日商成立营盖盐业会社，将民滩强归公有后并入满洲盐业株式会社。1943年，营口原盐年产量达657728吨(t)，占当年原盐总产量的74.36%;精盐产量19318吨(t)，占精盐总产量的100%。⑤“九一八”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营口经济虽然繁荣并有所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搜刮民族资本，打压民族工商业，掠夺中国资源，为日本军事侵略服务的基础上。1944年后，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营口的日本殖民经济迅速败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营口港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除运输少量军用物资外，几乎闭港。
五、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