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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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范文
自建馆以来，该馆在本校教学、科研和国内外中医药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向社会公众开放以来，在宣传普及中医药知识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4年，中医药数字博物馆的建成，可使更多的人通过互联网了解中医药传统文化。
“医史部”收藏历代医药文物1000余件，善本医籍200余种。中国医学史展厅以中华文化为大背景，中国医药发展史为主线，通过各个时期的医药文物，展现了包括少数民族医学在内的祖国医学的主要成就。
“中药部”收藏各类中药标本2800多种，约5000余份。展陈包括中药综合展厅和药用动物展览橱窗两部分。中药综合展厅陈列常用中药近600种、1500多份中药标本，另有药用动物剥制与药用植物浸制标本近300种及数百幅药用植物彩色照片。展示内容以历代医药学文物为主，采用文字、图画、图表、模型等手段，再现中医药学的发展历程。展览分为医药学的起源、早期的医药卫生、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等10个部分。已展出医药文物、塑像、模型、绘画、拓片、照片、医药用具、古医书等1000余件（种）。共收藏历代医史文物930余件、古代线装医籍200余种、中医书刊6000余册。其中有扁鹊行医图（汉代画像石）、历代名医塑像、沙盘模型、仿清光绪针灸铜人、中医白铜外科用具、少数民族医药用具、明版医药书籍等。为增加与参观者的互动，博物馆新近开设了中药手工坊，可以自行制作中药香囊和中药饮片贴画。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中药标本展厅里汇聚着中药的精华，从药用植物的标本到中药饮片，从药材实物到丸散成药，让参观者目不暇接，作为中医药文化的瑰宝，推动着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东路11号（北京中医药大学校内）。
电话：
86-010-64286835
89-010-64286845
公交路线：
1 ，地铁：5号线到和平西桥站B出口下车，13号线到光熙门站下。
2， 117、300路、内环快车、367、464、479、547、601、607、641、671、75、847、95、特8路内环、特8路外环、运通104到和平东桥站下。
第2篇：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范文
【关键词】民族医药；中医学；交融
中医学是指起源和发展于中国地域的，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受到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整体观念为其主导思想，司外揣内、援物比类等为其认知和思维方法，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研究人的生命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防治规律，研究养生、康复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1]。中医学是中国人民长期与疾病抗争的医疗实践的经验总结，其理论来源于医疗实践的感性认识，通过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因病机等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逐渐形成了中医学的理性认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从狭义上把“中医药”等同于“汉族医药”，而把其他少数民族在与疾病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医药理论、技术技能称为狭义的“民族医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医药在独立发展，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彼此渗透融合。中医学、民族医药、民间草医药共同组成了我国的传统医药学。中医药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医药，民族医药也不断从汉族医药知识中汲取有用部分。
1中医学与云南传统民族医药融合
中医学的发展历来都不是孤立，与自然科学、人文哲学存在广泛交叉，同时与其他民族医药彼此渗透，中医药影响云南民族医药发展，民族医药不断丰富中医学理论，只有通过彼此的理论融合、技术互补、优势整合，才能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多途径多渠道的研究方法。中医学与民族医药的交叉渗透，具体体现在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医学术语，以及药物的同物异名、同名异用，解释学术问题时的相互资鉴启发的取类比象思维模式。由于中医学与各民族医学相邻学科间无法割裂、在交叉搭界之处往往多产生亮点。中医学与民族医药都有共同目的，相互间在边缘处又都交叉搭界，那么，深入考察边缘处的学术细节，往往能发现潜藏着的规律。
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迁徙频繁，医药、宗教、文化能也存在融合现象，有学者指出：民族医药与中医学存在“大同小异”的现象[2]。“大同”指的是哲学观点相同，基础理论相似。“小异”指的是基于民族分布存在大分散小聚居的情况，认为不同地域民族的基础理论、用药经验具有本民族特色。
据查云南历史上曾经有三次较大规模的汉族移民入滇，即：汉、唐、明三朝时期[3]。历代以不同方式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经济、政治、文化，加速了云南的发展。秦汉时期“五尺道”的修建拉开了中原与云南交流的开端，随着贡品(贵重药材)、书籍(医药书籍)、教育(医学私塾)的不断输入，云南民族医药在自身特色发展的基础上，受到了中医药的巨大冲击。其中，明朝中医药在云南有了广泛的传播和明显的发展，最具代表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是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该书是第一次将云南地方民间药物的作用与中医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一部较早、较完整的地方性药物性典籍。许多常见的中药都始载于该著作，如：仙鹤草、灯盏花、川牛膝、草乌、贝母等，同时该著作中也记载了不少民族药，如：滇重楼、滇黄精、滇龙胆、云黄连、金荞麦等。各民族用药普遍存在交叉现象，如：竹叶兰一药，傣族称为“文尚海”，药用部位为球茎、块根，用于食物中毒；布朗族称为“夕那格郎”，用药部位为全株，主治肺结核、气管炎。据统计，汉藏共用药物有300多种，佤汉共用80余种。
中医药与民族在基础理论及哲学背景、思维模式等方面也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均是在“整体观”的基础上采用“取类比象”的思维模式构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健康与疾病、各类要素的平衡制约密不可分。如：傣医学的“四塔五蕴”学说认为自然界万物均归属于“四塔五蕴”四塔即“风、水、火、土”五蕴指“色、识、受、想、行”，其中“色蕴”指物质现象，“识蕴、受蕴、想蕴、行蕴”指精神现象，物质和精神共同构成人体。“四塔五蕴”应用于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表现。藏医学认为人体内的“龙”、“赤巴”、“培根”三者失调构成疾病。纳西东巴医药中的“卢”“色”是纳西先民用于表达阴阳的常用字，体现了阴阳平衡、对立统一的思想。“精威五行”类似于中医的“五行学说”，用于说明发病机理及治疗方法。佤族医药认为自然界由“天、地、风、水、木、火、石、气”八种物质，当八种物质发生改变将导致各物质与人体的平衡失调进而产生疾病。
另外，研究也发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学及民族医药。当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渐被中华文化内化，佛教中的医药文化对佛教医药文化圈所涉及的中医药学、藏医药学、傣医药学等传统医学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中医、藏医、傣医离不开佛教医药文化，同样研究佛教医药文化也离不开上述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佛教医药文化圈以其特有的魅力和渗透力，对我国传统医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医的基本理论体系形成得比较早且较为完备，在一定时期内作为一种优势医学广泛影响了各个民族医学的发展，当然民族医学的发展反过来也丰富了中医学。中医和民族医都宏观地把人体生理分成若干个功能部分，建立在基本相似的哲学观点之上。治疗上基本上都遵循“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基本治则，并以此建立了相应的药物观念和方剂观念。中医和民族医都充分利用了祖国大地上以植物药为主的自然药物，其中很大一部分药物相互通用，共同建设了中国的本草药物学。
中国的中医学和民族医学并无质的差别和量的鸿沟。但从各个民族医学的个性来说，它们确有特色，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的一门医学，有必要重视它、发掘它，采取必要的政策保护、扶持、研究和发展，以便为各族人民造福，为中国医学科学的百花齐放、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2云南民族医药的优势及发展策略
云南25个少数民族几乎都有着自己防病治病的经验乃至医药理论。其中，仅傣族医药、藏族医药和彝族医药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医学典籍，如：傣医的《档哈雅龙》、《竹楼医述》；彝族的《双柏彝医书》、《元阳彝医书》、《启谷署》；藏族的《藏医精要》、《迪庆藏药》；纳西族的《玉龙本草》等[4]。
历史上的医药流通，使得云南贵重药材、医药理论充实于中医学体系中。“槟榔、琥珀、犀牛角、象牙、麝香”等由云南传入的药物至今仍然运用于中医药。以“云南白药”、“拨云锭”为代表的品牌民族药享誉中外。目前，许多民族医学中的新药，如：苗药“灯盏细辛”、傣药“傣肌松”、彝药“青叶胆”、纳西药“竹红菌”、白族药“青阳参”等也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少数民族还具有丰富独特的疾病诊疗方法和手段。如傣医的摸法、数理诊断法、睡药疗法、薰蒸疗法；纳西医的放血疗法；彝医的扎针、放血疗法；藏医的尿诊法、泻下疗法等，这些独具特色的诊疗技术为拓展和丰富诊疗技术和手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思路。
尽管近年来云南民族医药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药强医弱、特色不浓”的问题。还存在着亟待整理的大量的没有文字记载的口头文献。加强民族医药文献的整理及名老民族医药专家的经验总结，尤其是加强口承民族医药知识的抢救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在对民族医药传承培养方面，应重视对古代医籍的学习，重视医古文、训诂学、古医籍等方面的课程设置，结合师承教育模式培养真正的临床实用型人才。另外，民族医药有其自身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继承性等特点，应加强对少数民族民间医药的文化土壤、人才队伍、文献文物和药物资源的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3小结
历史上中医药与云南民族医药是不断交流、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过程。尽管基于文化背景、医学理论、用药习惯的不同，中医学与民族医药成为各具特色的、互不从属的、属于相对独立的医学体系，但从广义角度，中医学与民族医药同属于中国传统医药学。中医药促进了少数民族医药理论的构建和补充；少数民族医药亦完善和发展了中医药。
第3篇：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范文
日本的药膳食疗源自中医药学和中医食疗，也可以认为是中医药膳食疗方法的“日本化”进程。作为接收方日本从完全照搬中国的体系到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创造，自主完成了将中国药膳食疗文化“日本化”的过程。近年的药膳热大约起源于1980年前后的餐饮业。当时日本处于经济高度成长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饮食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对健康的需求和追求也逐步提高。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复古食风大热潮中，从中国舶来“药膳”一词，日本有人立刻前往中国寻找药膳的真谛，这就是在日本的中华餐馆中引进“药膳”的开始。但是这一“药膳”热潮并未持续很久，此时兴起的药膳多采用名贵药材，掀起一股奢靡之风，随着1991年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的崩溃，药膳热也随之结束。经济危机结束之后，“药膳”一词又被日本国人提及。但是再次起兴起的“药膳热”主要目的是为了让真正的“药膳”进入日本普通百姓的生活中。
此次药膳热之所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日本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成人病、生活习惯病等多为慢性病，现代医学尚没有研制出有效的治疗手段或药物，长期的服用化学药物又会带来许多副作用；其原因之二即西方国家一些医学机构已经开始重视食疗药膳研究。药膳食疗在北美属于自然疗法的范畴。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设立了替代医学研究办公室，对药膳等进行评估。中国药膳研究协会与新加坡、美国、韩国、德国等进行食疗药膳方面的讲学和交流，这些都使日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药膳食疗的优势，并结合本国国情，开创日本化的药膳食疗文化。中医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天人合一”“药食同源”“取法自然”的药膳食疗思想深入日本国人人心。如每年正月初七是日本的人日，是日本的5大节日之———七草节。当天，日本人习惯吃“七草粥”。所谓“七草粥”是用芹、蓟、鼠曲草、繁缕、宝盖草、芜菁和白萝卜等熬制成的粥。日本的新年被说成是从喝屠苏酒开始的，新年喝屠苏酒是从中国传来的习俗，屠苏的正式名是“屠苏延命散”或“屠苏散”，采用10余种的草药，用日本酒和甜料酒浸泡制成的。配方多为山椒（さんしょう）、白术（びゃくじゅつ）、防风（ぼうふう）、桔梗（ききょう）、陈皮（ちんぴ）、桂皮（けいひ）等药草，处方因家庭和地域不同而异。日本许多主妇都有自制药酒的习惯，用枸杞子、人参、肉苁蓉等药草配以清酒和冰糖，可以防治高血脂，保护心脑血管。再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从中国引进药膳学和药膳烹饪技术。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成立了100个健康村，村村有“中医药膳”，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受卫生部的派遣，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赴日本传授中医药膳食疗学和烹饪技术、开办中医药膳餐厅、中医营养学培训班，输出的中医学专家同时也会参加日本健康村养生保健活动，与日本专家交流，也受到日本各界人士欢迎和好评，日本国内还有许多药膳餐厅，采用中医药膳理论，把传统药膳方和现代日本料理加工技术相结合，做出了地道的日本药膳。许多注册的药膳指导师会定期为主妇们举办“药食会”，到野外去登山采药，教主妇们如何识别原植物药，讲解药性并进行现场药膳烹饪。
日本也成立了很多学术团体，举办各类学习班、交流会来传播药膳食疗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实用技术，如日本神奈川县生活俱乐部与中国山东中医药大学合作创办了二年制的药膳函授教育，各县市还成立了不同形式的药膳研究会，很多大学也设立了药膳专业，如北京中医药大学日本分校设立了药膳专业，名古屋国际综合中医研究所开办了中医营养学讲座，日本在认识到药膳食疗的优势之后，大力宣传并弘扬药膳文化，培养能够熟练掌握药膳知识与技巧的人才，并结合本国风俗习惯、历史因素、地理位置、等多方面因素，形成了本国的药膳食疗文化与技术。
二、结语
第4篇：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范文
当前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研究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水平，不仅研究的成果较少，而且研究范围相对较窄、内容不够细致深入。蔡慧贤［9］从社会制度、利益关系和文化观念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医药文化出现传承危机的原因，并提出了若干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的建议。张建中等［10］基于文化的力量和作用，提出了加快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基地建设的措施与构想，并设计了实现建设目标的保障措施。孙光荣［11］从战略视角，论述了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承，提出了其传承和发展的战略措施。靳琦［12］、王键［13］、杨丙红［14］等对中医药院校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承的作用、思路、方法、内容等进行了分析。徐桢等［15］分析了我国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现状，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魏一苇等［16］从传播环境的严峻性和传播者自身的窘迫性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困境。目前研究仍多是从中医药文化的人才培养、支持、加大资金投入等老生常谈的角度进行分析，对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分析、普遍功能、方式、模式、路径、策略、机制、理论依据等方面的创新挖掘少之又少。中医药文化价值的实现，需要依赖新的传承与传播的理论机理和路径创新，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及利益共享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各主体的积极性。
2中医药文化价值传承与传播的新理论依据
2．1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时代机遇
不可否认，西方科学主义在诸多方面对现代医学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客观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帮助，但其片面、静止、孤立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暴露出局限性和不足。在科学主义思维下成长起来的西方医学，亦不可避免地存在自身的局限。一是还原论的局限性，忽视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机械地把人体当做一部机器来看待，力求在最微细的水平上研究机体的结构与功能，却从根本上忽视了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最终没有办法解释整个机体的各种情况。还原论对于很多复杂性疾病的研究，比如高血压病发生原因的研究及各种自发性免疫系统疾病的研究等，凸显出它的局限性。二是单纯的医疗“治病”模式，忽视了人体健康的整体性及健康与自然、社会的联系。在西医机械的生命观下，通过各种仪器观察和检测生理、生化指标，按统一标准判断病症，对症下药，重视病的普遍性，不注意人的特殊性，不注重人的精神、心理因素对疾病所产生的影响，不符合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三是治疗上多采用对抗、攻击性疗法，少有调动机制、自身平衡、修复作用、养生保健疗法。西医在对疾病治疗中少有充分运用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来对抗疾病，这在现代疾病谱的变化下凸显出越来越多的不足。随着世界科学知识的发展，在多元文化、多种知识的深度交流中，中医药文化中的合理成分、特色技术被世界重新认识，慢慢为世界所接受，中医药文化价值也渐渐走向世界。如在中医学中处于“圣度”地位的“和”的理念，不仅仅是人体内部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气的和谐，要求人的心身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再如“仁”的价值内涵，是中医文化价值中内涵极其丰富的关于个人道德情操修养的部分，“医乃仁术”和“医者仁心”有利于突破纯技术主义的框架。同时“仁”不只是蕴含医道和医德方面，普通人同样需要在道和德方面具备“仁”的思想高度，在处理情志及人际方面要有宽容的心怀。对中医药文化中这类价值观念、认知方式、审美情趣的传播，从实际意义上讲，有利于促进当代民众的身心健康，让人们在嘈杂的现代社会中在心理上寻找到归属，促进个人的和谐和社会的和谐。这些优秀的价值观念逐渐传播，让世人更深刻地领悟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内涵，对促进社会的发展都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公众对中医药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中医药核心文化价值得到了公众的重新认识，不断积累着更加深厚的传承与传播的土壤。由于西方科学主义及西医科学面临的困境，西医服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基础研究与临床问题解决之间脱节、疾病谱的转变使医疗成本大大增加、基础研究和药物开发及医学实践三者需要整合，诸如此类问题的出现，促使人类寻求新的医学转向。在此背景下，转化医学应运而生，其核心是打破基础医学、药物研究、临床医学之间的屏障，加强研究与应用之间的结合，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个双向转化的桥梁。转化医学遵循的是循证医学的原理，实质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整合，聚焦于具体疾病，以疾病诊疗为研究出发点，以促进科学发现转化为医疗实践并最终服务于患者为目标。转化医学倡导“以患者为中心”，要求从临床工作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由基础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问题，然后再将基础科研成果快速转向临床应用、解决问题。显然这体现和吻合了中医药学的特征：实践性、经验性及中医药以患者为中心、针对疾病个体实施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发挥自身优势的契机。与此同时，人类健康观念的转变也充分体现中医药“治未病”理念的时代价值。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且是身体、心理和社会上完好状态。并且规定了有充沛的精力；处事乐观、态度积极、勇敢承担责任等十项健康标志。人类健康观念从只关注生理健康到生理与心理健康并重，且关注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与中医药文化中诸多生命观、生活观、治疗观、养生观，尤其是“治未病”理念相吻合。这些都为中医药核心文化价值的传承与传播创造了新的机遇。
2．2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提供了和市场分工协作的理论依据
新公共管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达国家的社会再造浪潮，是“管理主义”或“新管理主义”运用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结晶。其本质是重新发现公共品的价值，试图通过企业方法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和公共品异化。大卫•奥斯本和泰德•盖布勒的《重塑》一书提炼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精髓的十个方面：起催化作用的，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的，把竞争机制注入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感的，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有事业心的，有收益而不浪费；有预见的，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17］。较之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体现了不同的特征。首先是重新定位了与社会的关系，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要增强对“顾客”需要的响应力。其次，更重视活动的结果和产出及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充分放权，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公共需求。三是强调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的垄断性，即并非所有公共服务都要由提供，而是应根据公共品的内容及性质，灵活采取供给方式以满足需求。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是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制度价值等方面进行丰富和创新的基础上，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登哈特夫妇提出的一个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公务员要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不是试图通过控制使社会朝新方向发展；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在思想上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具有民主性；满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方案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过程得以最有效并且最负责地实现；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公务员不仅仅要对“顾客”的要求作出回应，而且要集中精力与公民以及在公民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的关系；责任并不简单。除市场外，公务员还应该关注法律、社区价值观、政治规范、职业标准以及公民利益；重视人，不只是重视生产率；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18］。新公共服务理论把效率和生产力置于民主、社区、公共利益等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中，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
2．3多中心治理理论提供了公共服务有效实现的路径
关于完全提供公共产品的“失灵”，一直都是一个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福利危机”的出现，提供公共产品的无效、低效受到很大诟病。面对公共产品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与“失灵”，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要么“市场”、要么“”的二分法模式已不能满足公共事务治理的需求［19］。基于此，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市场和这两个极端之间，公共事务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由于各类主体在功能、结构、外部运行环境等方面的互补性，可以有效解决采用某种单一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实现供给的优化配置［20］。显然该理论强调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多元化，主张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区组织均可提供公共物品，把多元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来［21］。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网络化，即超越了企业治理的局限，单纯的范围。以公民为主体，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精诚合作，可以提高治理效率、增加效益，缓解治理的压力。
3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承与传播的新探索
3．1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公共品凝集界定
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多中心治理理论都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但无不重视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市场配置的重要弥补作用。中医药文化价值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如中医院、中医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及中医适宜技术等，都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尤其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普及，是一种共同资源。依据准公共品的“拥挤性”的特点，难以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针对广大群众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巨大需求，充分发挥市场优化配置中医药公共资源的功能，提高中医药文化价值提供的质量和效率，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3．2中医药文化在现代公共服务中的特色与优势
依据多中心治理理论，公共服务的多元主体性为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及传播的路径提供多元性思维。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和传播不仅仅是学术研究，为满足群众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医疗机构、高校、社会团体、企业、民众共同参与治理，既需要推动，又需要市场的补充；既需要学术建设的发展，又需要经济建设激励，以建立健全合理的、长效的运行机制。及其主管部门负责主导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方向、政策，制定与组织传承、传播发展的计划，负责监督、考核，引导资金的投入。非社会团体可进行资源调研，推出公益服务。高校或中医药科研院所充分发挥知识技术优势，可进行学校和合作、校企合作，让知识真正服务公众，加快知识向实践转化。营利性组织在允许范围内，充分发挥自身活力，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多方协作，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承担各自的责任，分享应得的利益，满足群众需要［11］。
3．3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实现的路径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循证医学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健康需求的增加，健康管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同时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开展健康管理已成为趋势。虽然我国也逐渐重视社区卫生服务的作用，但由于资源的不足，仍普遍“重医轻防”，忽视各种健康风险因素的危害。要充分调动各个社会主体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中医药文化价值在社区健康管理中能够发挥重大作用，尤其是内容丰富的中医“治未病”思想及具体措施，在饮食、起居、劳作、心理、中医锻炼方法、中医药知识、医疗药膳、顺应自然和避邪护身等养生保健和预防疾病方面的诸多内容，在健康管理的实践中，应通过多元主体及多种路径，推广到各类人群中去。再者，从中医药文化价值自身角度，操作简单、安全，设备、场地的要求较低，诸多具体适宜技术简、便、廉、验，极适合在社区开展［22］。因此，应提高居民自我管理能力，努力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社区健康管理。
4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承与传播的创新方法
4．1领航掌舵建中医药特色健康社区
中医药文化价值对社区健康管理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社区是中医药文化价值实现的前沿阵地，是传承和传播的基础，是中医药特色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场所，是最能为民众提供可及的地方。建设中国特色的健康社区，中医药必然能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依据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多中心治理理论，应发挥领航掌舵的作用，协同各方主体，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做好基础工作。一是发挥战略导向作用，进行长期及短期发展的政策规则制定，为各主体的参与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管理的实现。二是充分发挥资源投入的主导作用，弥补民间资本投入的不足。对体现中医药文化的健康社区建设，应主导优先配置资源，保障资金投入、人力资源培养与投入等等，有利于健康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发挥最重要的管理与监督作用，完善管理与监督体系，监督各方主体提供服务的质量，以群众满意度为指挥棒，及时调整政策，激励与规范各方行为，有利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4．2中医药文化健康社区模式：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市场、社会多元共治
依据多中心治理理论及上述论述，中医药文化价值在社区的传承与传播中，不再是唯一的决策中心，以公民健康为中心，、企业、非组织、公民应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社区健康自主治理新体制，实现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的多元化，实现“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和、市场、社会多元共治”。这为其他非机构参与社区健康管理提供了广阔空间，实现了公共服务社会化，最大的优势是各方都能发挥自身最优势力量，相互整合、相互弥补、资源互补、协同增效，提高了供给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4．3中医药健康社区的协调效应：中医药文化价值增值，实现各方效益最大化
中国特色健康社区治理模式，公共品的利用可通过价格歧视增值。对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中医药文化服务及产品，企业可依据消费者的偏好、品味、收入、阶层等因素对不同消费者设置不同的价格，根据消费者的不同情况收取不同费用，使消费者都能以合适的价格获得产品或服务。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区别定价，尽可能利润最大化，增进收益；公众又可最大程度上使个人福利最大化；中医药文化价值以这种市场制度获得社会认可，加快传承与传播，同时取得较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4非部门主动参与功能的扩大
以中国特色健康社区为平台传承、传播中医药文化价值，除部门发挥领航掌舵作用，高校、医院、各社会团体等非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作，同时实现自身的价值。高校尤其是中医药类高等院校，是中医药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中医药知识和智慧的源泉之地。其不仅仅是教书育人之地，不能局限于自身范围内搞实验和学术研究，师生应当走出校园，深入社区群众，采取各种方式，给社区提供知识和技术，将中医药文化价值普及并应用，用中医药知识惠及群众。这不仅造福民众，同时能够更好地让中医药文化价值获得民众认同，促进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和传播，促进高校的自身建设发展。医院同样是知识密集的地方，公立性医院应该采取短期或长期的多种措施，如开设社区中医服务门诊、举行各类义诊活动等，将中医药文化及技术传播到基层。各类社会团体亦应在健康社区建设中充分发挥公益性作用，以各种形式补充资源。
4．5市场发挥基础性的资源配置竞争机制、效率机制主导、非组织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建设
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健康社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健中的作用，可为群众提供基本的健康需求。为充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偏好人群的需求，市场应当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将一些资源配置到有偏好的人群手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俱乐部的“选择性进入”是使中医药文化价值资源更体现价值和效率的有效方式。企业组织依据市场对中医药技术与价值的不同需求，以企业力量提供设施、人力等资源，组建俱乐部，充分满足和尊重特定主体的选择性，以人为本设定具体内容。设定合适的准入制度，既提升企业的发展，又促进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与传播、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同时增进社会福利价值。
4．6组建自主治理的健康俱乐部，民主程序化
第5篇：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范文
民间医药是指某一地区或人群中长期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有临床实践经验积累,但未形成系统的传统医药学理论,未被典籍所录载,具有独特疗效的草药、处方和医疗技术,它与中医药、民族医药共同组成中国传统医药[1]。民间医药是传统医学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又是中医药学形成的重要基础,也是民族医药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三者既有区别,长期并存,又有学术交融和承继。民间医药从古至今长期在人类防病治病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因此,在大力发展中医药学和民族医药学的今天,不可忽略对民间医药的研究和挖掘。对民间医药进行研究,不仅要了解它的内涵和意义,同时要全面理解民间医药至今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原由,并要对之进行合理评价,探求其学术性和实用性。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利用民间的医药手段与疾病进行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方法不断增加和改进,疗效也越来越提高。尽管现代医疗手段高度发达,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众多、地域广阔的国家,民间医药在社会医疗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这应该引起国家政府有关部门及学者的高度重视。
1 民间医药长期存在的因素
民间医药能够长期存在与其疗效确凿、简便实用、价格低廉、富有文化内涵等密切相关。清代医家赵学敏《串雅》是一部反映所谓“小道”(秘传)的民间医书,他把“走方医”(民间医生)的用药特点,归纳为“贱、验、便”三字决,即“一曰贱,药物不取贵也;二曰验,以下咽即能去病也;三曰便,山林僻邑,仓卒即有”,基本上概括了民间医药的特点及存在理由。
1.1 有效性
中医药学的起源有多种传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人们习惯将在实践中发现的具有疗效的医疗方法记载下来,并流传于世。如殷墟出土的众多甲骨文片中即有少量的民间用药,如“疛,用鱼”和“(疟),秉枣”,表明殷商时人们已知用鱼治小腹疾,取枣治疟疾。人们将之记于甲骨文片上,其目的是为了传播,让更多的人能够知晓这些治病方法。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医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约成书于战国晚期,书中记载了200多首方剂治疗100多种疾病。尽管这是一部方书,但与《伤寒杂病论》、《千金方》比较,这是一本较早的民间方书,主要是一方一病(症),针对性强,但缺乏一定的理论性,这正是民间医药与中医药学的区别所在。
民间验方和疗法因为有效而流传于世,其中的一些方药经过现代研究已经证实确有疗效。如记载于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治诸疟单行方,青蒿一握,切。以水一升,渍,绞取汁。”经过不断的实验研究和临床验证,青蒿治疗疟疾的疗效已为世界所共认,并研发出治疗疟疾的现代药品——青蒿素片、青蒿素栓、青蒿素注射液。这表明,许多民间医方具有确切的疗效,值得研发。而一些民间疗法所以能传承至今,与其有明显的疗效也是分不开的。如刮痧疗法,对于一些局部或全身瘀血病证的疗效有目共睹。现代研究表明,刮痧能够引起神经反射、调节体液和内脏组织等作用,通过刮痧引起的体内一系列的变化能够达到恢复机体功能的目的。
1.2 简便性
医药学的发展是一个由简至繁的过程。中医药在起源阶段主要是一些简单的医疗行为,后世系统的中医药理论是在简单的医疗实践基础上逐渐产生的。中医理论产生后日趋完善和丰富,反过来对中医实践又具有指导作用,并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但一些简单的医疗方法,并没有因为理论的丰富和完善而消亡,民间医药与中医药一直。《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出现,表明中医药学理论已十分完善,但民间医药依然存在,无论是《伤寒杂病论》还是《千金方》中,所载理法方药均有相当的理论性,但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单方验方用于对症治疗。在历代方书中,所载方剂大多冠以方名(称为有名方),但其中也有大量的无名方,这些无名方更多的是医家临床经验或民间采集的单方和复方,这些经验方在使用上非常简单,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因此,长期流传,福泽于民。
民间验便方药的记载除了一些民间医药专著如《五十二病方》、《串雅》外,更多的散存于本草文献之中,如唐代《新修本草》、宋代《证类本草》、明代《本草纲目》、清代《本草汇言》等,均以附方或选方的形式,收载了一些临床疗效确凿的医方,其中有经典方剂,但更多的是民间简便验方。这种形式的文献记载,在最新的本草巨著《中华本草》中依然存在,但内容更加丰富。考《中华本草》黄芪条附方项,共收附方23首,其中主要为含有配伍理论的经典方,但也有一些属于民间验便方,组方看不出配伍理论,属于对症治疗。如引明代《普济方》“治男子精血出,黄芪一钱,桂心二分,上为散,酒服一钱,日三”,又引《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治小儿小便不通,绵黄芪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煎至五分,温服无时”[2]。书中一些现代民间草药,则收载了地方药物志或地方性的中草药手册中的内容。这种一方对一症或一病的方法,其组成药物为单味药或味数较少,而且使用上也十分简单,充分体现了民间医药的简便性。
1.3 低廉性
《串雅》所谓民间医药之“贱”,即指其价格低廉。对于非医药专业者来说,往往认为药物或医疗价格越贵效果就越好,但其实并非如此,医疗效果与药物价格是绝不成正比的。单方验方的效果有时十分惊人,如吴中清代御医曹沧州用“三钱萝卜籽”治好光绪(或传是慈禧)的肠胃顽疾,被慈禧赐予“红顶子”,因此民间传有曹沧州“三钱萝卜籽换了一个红顶子”的说法[3],成为后世杏林佳话,所谓“药贵中病,不论贵贱,在善用之而已”。单验方的特点不仅是方便简捷,更重要的是价格低廉,有广泛的受益群体,特别是广大乡村和边缘区域缺医少药地方的普通百姓。在医疗事业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医疗费用也日益高涨,相对于现代医学水平较低的民间医药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它的低廉性,为普通大众所喜爱和接受。
1.4 文化性
中国传统医药学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可以说传统医药源于文化,更因传统文化而不断充实、发展并传承下来。许多民间医疗方法已成为民间文化中的主要成分。一些地区的民间习俗中包含丰富的民间医药内容,具有防病治病的思想和目的。如《本草纲目》卷二十五载“屠苏酒”,用“赤木桂心七钱五分,防风一两,菝葜五钱,蜀椒、桔梗、大黄各五钱七分,乌头二钱五分,赤小豆十四枚,以三角绛囊盛之,除夜悬井底,元旦取出置于酒中,煎数沸”。从文献记载和方中药物组成看,屠苏酒具有祛邪抗病和强身延年的作用,并要求宜“举家东向,从少至长,次第饮之。药滓还投井中,岁饮此水,一世无病”。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一般饮酒应该老年人先喝,但屠苏酒从年轻人开始喝,最后才是年长者,是希望老年人返老还童的意思。喝屠苏酒已成为部分地区的一种民间习俗,在服用方法上十分讲究,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从而这个民间医方为民间百姓所推崇和流行。
再如“菖蒲酒”,在我国民间流传至少有两千多年历史,具有提神、化痰、清头目、轻身坚骨之功,常饮可补脑益智、延年益寿。《太平圣惠方》谓：“菖蒲酒,主大风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立萎黄,医所不治者。”《本草纲目》云：“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现代我国许多地区还流传端午前后,门前挂鲜菖蒲和饮菖蒲酒的习俗,以之防病治病,特别是用以辟除温疫之邪(即预防传染病)。这些民间习俗中具有预防保健思想和抗病治病的方法已经成为民间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民间医药评价依据
由于民间医药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系统的理论,其应用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疗效的好坏常常以个案和数案为评判依据,所以对其评价往往存在片面现象。有夸大其疗效者,也有对民间医药持否定态度者,其原因是没有一个权威性的评价体系。
如果对民间医药的个例进行研究,单从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是可行的,但民间医药的内容十分丰富,对大量的民间医药进行实验研究和临床验证,需要花许多财力和人力,在目前是无法达到的,是否还有比较简便和权威的民间医药评价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将“民间医药挖掘整理和评价方法研究”列入课题,其目的就是要对我国现存的民间医药进行科学评价,以便开发利用。笔者认为,应当利用计算机技术,采用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建立民间医药数据库和评价体系,以便对大量的民间医药处方和技术进行科学评定,从而筛选出有效的民间方药和医疗技术,以供进一步研发。这个评价方法的主要依据目前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2.1 流传时间
虽然民间医药包含着传统文化的内容,因其文化性而流传下来,但更主要的是其疗效性,如果没有一定的效果与作用,民间方药和疗法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可以这样认为,流传时间长的一般效果为好。
2.2 使用地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地区的国家,各地区和各民族间有广泛的交流,一种民间治疗方法会在多个地区流传和使用。疗效决定一切,一种疗法能够在多个地区使用,说明其疗效更佳,所以,使用地区可以作为考量民间医药的一个重要指标。
2.3 使用人群
一种流传时间长、使用地区广的民间医药方法必定会有广泛的使用人群,可以根据使用地区和流传时间,对使用人群进行大致的统计,从而确定使用人群。
2.4 类比分析
对一种民间处方和疗法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进行评价,除了进行实验分析和临床观察外,还可以通过与同类疗法和药物组成比较,如比较处方中相近或相似中药的功效、主治和毒性等资料,来推断该处方的疗效和毒性。
2.5 患者体验
患者是民间医药疗法的直接使用者和体验者,口碑相传是民间医药的传播形式,患者往往是民间疗法的推广者,使之拥有更多的使用人群,因此,可以由接受过该种民间医药的直接体验者来进行评定考量。
2.6 专家评定
在广泛调研和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组织权威专家对民间疗法进行评定,这是一种最高层次的个体评定,这种评定充分利用专家的学识和经验对某种疗法进行考量,可靠性应当为最强。
以上6种评定方法实行打分制,是评价民间医药疗效的重要指标。首先对民间处方和疗法进行分类,然后逐个进行计算统计,按分数的多少来确定不同民间疗法的疗效好坏,选取疗效评定为优良的处方和疗法进行实验和临床研究,以便进一步研发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陈仁寿.民间医药的内涵实质与研究意义[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29(10)：67.
第6篇：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范文
【关键词】 中医教育；中医学；国际交流；综述
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以其特色的理论体系、独特而安全的疗效等特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1］。随着中医学的发展，中医教育在国际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现将近15年中医学在中日韩及其它国家的教育情况概述如下。
1 中医教育在国内
国内院校式中医教育至今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学者认为，中医现代教育史的研究须大力加强［2］。
建立超前的现代中医教育模式是中医理论得以发展乃至中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3］。
存在与临床严重脱节，课程体系重复繁琐，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模式单一等问题［4］。
中医教育一方面要抓住中医特色不放松；另一方面要通过多学科的协调发展共同促进中医教育的前进［5］。
民办中医药院校将成为中医药教育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6］。师承教育是弥补院校教育临床实践学习薄弱的重要途径［7］。
重视和加强正规中医人才培养是医药教育部门不可忽视的大事［8］。
中医的传统教育在教育思想、培养模式、教育方法、教育手段尚存在不足［9］。
必须研究中医教育特色，使中医教育走上自己的发展轨道［10］。要进行中医药教育模式的改革，如课程整合优化等［11］。中医高等教育的改革中，国外教学法中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汲取［12］。台湾中医教育底蕴虽没有大陆深厚，但中西医并举、理论课程设置细化、注重实践技能培养的教育方式颇为可取［13］。香港中医教育存在有规模小、学制短、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差等问题。中医药在香港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居民的认可［14］。
2 中医教育在日本
中国医学进入日本的确切时间，一般认为是公元5世纪由朝鲜传入，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但从名称到内涵也不断体现出日益日本化的转变［15］。由于是以中国汉代建立起来的医学和方术为基础，所以称之“汉方医学”。它与中国中医学在医学体系形成、指导临床的方式、理论体系、对中医经典著作的认识等方面存在不同［16］。近年，汉方医学在日本的地位逐渐升高［17］。近100多年东方医学在日本没有正规的学校式教育［18］。长期以来是以师承教育和民间团体教育作为中医教育的主要形式。学校教育虽然起步晚，但却代表着未来日本汉方医学教育的趋势［19］。在日本，汉方教育的核心课程是《和汉药概论》［20］。将古经典作为教学第一源泉，几乎所有学校均设《黄帝内经素问概论》及《伤寒论》课程［19］。目前日本以各种形式开设汉方医学课程的大学有59所，在80所医学院校中占相当的比重，加速了汉方医学的普及［21］。在日本中医研究部门几乎没有专业汉方医生。研究题目多致力于从植物药中寻找有效成分或汉方的作用［22］。江户时代的日本汉方医学教育主要是模仿、学习中国的传统医学教育方法，私塾教育、藩县教育及规范的官办医学教育在日本医学教育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23］。江户时代的医学校从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上已与现今的医科学校相差无几，学校设有内科、外科、眼科等细致分科，课程以《素问》、《灵枢》、《金匮要略》等为基础必修课。
3 中医教育在韩国
韩国的“韩医”也源自我国的中医。在实践和发展过程中与本国传统经验疗法相结合而作为独立医学发展起来，形成了特色和优势［19］。韩医学教育得到了政府的认可［24］。韩医重视基础教育［19］，《难经》、《温病学》、《周易》、《各家学说》、《东医宝鉴》、药针疗法、贴带疗法等都是医学生的选修内容。《内经》研究以训诂为主，《伤寒论》研究并行训诂和临床两方面［25］。
转贴于 4 中医教育在其它国家
中澳两国在历史进程中存在差异，但中医教育的本质在两国是统一的［26］。针灸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艾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取得合法地位。加拿大的正规大学开设了部分中医课程，还有私人开设的中医院校［27］。英国中医高等教育由私立教育、文凭教育向高等院校学位教育转化［28］。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中医师培训以往以祖传师授为主，近半个世纪开展了中医药针灸的学校教育。1997年，欧洲成立了跨国性的欧洲中医大学。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罗斯等其他欧洲国家，中医药针灸教育均有不同程度地展开［24］。上海中医药大学对外短期教育为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3 000多名的外国医生，为中医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29］。目前，针灸、中草药的运用及中医医师执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取得合法地位［30］。中医药教育与科研也应从高起点高层次与国外合作［27］。但是，国内中医院校对外教育授课语言均采用汉语［30］。语言问题是我国中医院校接受欧洲医学生来华学习的主要困难［31］。
综上，不仅中医逐渐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中医教育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各国的中医教育都有所差异，各有利弊，对于其研究还有待深入，进一步对其差异性的比较研究对于今后中医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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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范文
一、馆藏香薰器皿的鉴赏
燃香之器名薰炉，也可以称作香炉，是古人用于薰香取暖、洁室、杀虫、清洁衣披的卫生用具。其质地有金、银、铜，瓷、陶等多种，造型及工艺多较考究。据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古钟鼎彝器辨》记载，博山炉“乃汉太子宫所用者。香炉之制始于此”。从汉墓出土的博山炉可以认为是中国香炉的始祖。博山炉因为炉盖高耸，象征海上蓬莱三山，故名。使用时，燃香料于炉中，香烟从盖上镂孔中冒出，有如云雾缭绕，如入仙境。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珍藏的汉鎏金铜薰炉，是香炉中的珍品，可能是汉朝皇室贵族用品。
还有一种卧褥香球，造型为浑圆的球型，又称球薰。结构科学，其对机械物理原理的巧妙运用，反映了当时先进的工艺水平和对物体重心的深刻理解。晋葛洪《西京杂记》记：“长安巧工丁缓者，又作卧褥香球，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复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被褥，故以为名。”卧褥香球内装置两个环形活轴，香盂置于环形活轴内，内燃碳火、香料，因为香盂重心在下，故无论薰球如何滚动，环形活轴皆能起平衡作用，使香盂始终保持水平状态，内燃之香料决不会倾覆以致烧蚀衣被，其原理同现代陀螺仪如出一辙，可以薰香消毒被褥。唐朝元稹做诗赞曰：“顺俗唯团转，居中奠动摇。爱君心不测，犹讶火长烧”。宋朝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京师承平日，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在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香球更具体说还可以作为妇女的袖薰。上海中医药博物馆收藏的明朝卧褥香球，铜质，球面是镂空浅雕的优雅花卉，卡扣机关完好，在灯光下，散射出温润的光泽，令人钟爱。
香兽，是动物形状的香炉。珍藏于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的麒麟炉，是明朝大型香薰器皿，铜质，铸造工艺精湛，造型古朴雄浑。炉体分二部分，上部为盖，透雕云纹，边有四个小麒麟。麒麟与龙、凤、龟并列为中国传统四大灵兽，雄性为麒、雌性为麟。炉耳为一环状龙，造型奇特。此炉麒麟皆为五爪，龙为三爪，可能是皇亲诸侯用品。
明清香炉的制造工艺达到鼎盛时期，香薰的使用也相当普及。当时的文人高士，书案上多设造型各异纹饰典雅的香薰盒，以营造养性怡情的高雅意境。西风乍起，时值岁寒，民间还普遍使用以紫铜白铜黄铜打制的手炉脚炉，网盖上皆有镂刻精致的纹饰或吉祥图案，无论乡绅庶民，小姐老妪人手一炉，已成明清时一道多彩多姿的市井民俗景观。上海中医药博物馆收藏的清朝八角铜手炉，在取暖的同时，撒上香料，更可芳香醒脑，舒缓神经，悦情怡性。
薰笼，用金属或用竹子编成，罩在香炉上，可以香薰衣物或取暖。收藏在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的明代陈洪绶《香薰图》(仿)即有此物。陈洪绶(1588-1652)，明代杰出画家，字章侯，号老莲，晚号悔迟等，诸暨枫桥人。图中绘有一贵夫人安坐于地，怀中拢一薰笼正在薰香。香薰可以舒缓神经、愉悦精神，也可以治疗某些皮肤病、妇科病，还可消毒空气。
二、香薰的起源发展
香薰是一种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是中医药学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香薰文化起源与中华民族文明一样源远流长。
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香薰的痕迹。“香”的本字，甲骨文像器皿豆中盛着散发出香味的熟食品。又如甲骨文中的“鬯”，像一个滤酒器，据《说文解字》所述，殷商以前，部落祭祀和重大活动中的香酒，就是用郁金香等多种香花，放入酒中酿造而成的。
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香薰器皿出现在汉朝。魏晋时期，香薰作为一种高雅的流行语言，在上层社会中风行。葛洪的炼丹方书《抱朴子》云：“人鼻无不乐香，故硫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膳、索胶、江篱、揭车、春惠、秋兰，价同琼瑶”。最具代表性的如魏文帝曹丕和陈王曹植都为迷迭香写过《迷迭赋》，王粲、应`、陈琳也应和而写《迷迭赋》。迷迭香属唇形科植物，原产地有南欧、西域、大秦国之说，大约在汉魏时，由西域传入我国，并风行一时。魏文帝《迷迭赋》(并序)曰：“余种迷迭于中庭，嘉其扬条吐香，馥有令芳，乃为之赋曰：坐中堂以游观兮，览芳草之树庭。重妙叶于纤枝兮，扬修干而结茎。承灵露以润根兮，嘉日月而敷荣。随回风以摇动兮，吐芳气之穆清。薄六夷之秽俗兮，越万里而来征。岂众卉之足方兮?信希世而特生。”
隋唐之际，随着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特别是对外交流的发展，香薰所用之物更是空前的奢华。李白《清平调》之“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用沉香建造沉香亭，即见证了盛唐的国力，又侧显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香艳奢靡。《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国忠又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于此阁上赏花焉，禁中沉香之亭远不侔此壮丽也。”沉香是一种极其名贵的香料，原产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是唐朝时从外国输入的主要香料。
宋金元时期，我国与东南亚诸国的海上贸易十分发达。据史书记载，交跖国、占城国、安南国等国家以沉香。檀香、乳香、苏合香等香料送给朝廷或者与我国做贸易。特别在宋朝，由于造船工业的发展和指南针的应用等，海上交通日益发达，公元971年，宋朝专置市舶司于广州，专管对外贸易，其中香药的进出口占了较大比例。1973年8月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土一艘宋朝运送香料的大型船只，当时这艘船满载着从东南亚等地进口的香料药物，包括乳香、沉香、檀香、龙涎香等。宋朝内廷还设有香药库。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香书专集，如洪刍的《香谱》，范成大的《桂海香志》、叶廷的《名香谱》、沈立之的《香谱》，武冈的《公库香谱》等。
清朝《钦定四库全书》收录有明朝周嘉胄的《香乘》，共28卷，此书初纂于明万历戊午。《香乘》可以说是一部集明朝以前历代关于香文化的全书，实为香文化的集大成者。清朝康熙年间，陈梦雷等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集有香书4部。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也有香文化的内容。
三、香薰的中医药理论基础
香薰文化与中医药文化一样源远流长，互为补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有记载。《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对香薰疗法做了精辟论述：“香者，气之正，正气盛则除邪辟秽也。”人体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体，正气盛则病不可犯，阴阳平衡是人体的最佳精神状态，利用芳香药的清正之气，驱除体内的污浊邪气，从而达到匡扶正气，祛病强身的目的。
香熏用的香药主要有属草本类香药的藿香、木香、茴香、艾叶、细辛，佩兰、菖蒲、迷迭香、茉莉花、零陵香、郁金香，杜衡、、莲花，水仙花、玫瑰等；属木本类的沉香、苏合香、 樟脑，乳香、花椒，丁香、檀香等；属动物类的麝香、龙涎香、灵猫香、甲香等。
成书于西汉初年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指出，麝香能“辟恶气”，蘼芜主治“咳逆，定惊气，辟邪恶，除蛊毒鬼疰”，白芷“长肌肤，润泽颜色，可做面脂”，对香薰用的香药功效做了精辟总结。
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录香药近百种，分别归在芳草、香木二类中。
四、香薰的文化象征意义
周至战国时期，对“香”的认识更具抽象性。如《尚书》谓“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把馨香的氛围作为对神明的礼遇。随着社会的发展，香薰则发展演变为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礼仪规范，以及修身作人的准则。《礼记・内则》有文“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成盥漱，栉u，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昧爽而朝，问何食饮矣?”佩带容臭。是为了接近尊敬的长辈时，避免自己身上的晦气冒犯他们。可见，晚辈佩带香囊、香袋拜见长辈已经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风俗定制。
第8篇：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范文
中国医学史；教学改革；思路和方法
中国医学史是高等中医院校开展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介绍了中医药发展的历史。该课程的主要教学对象是刚进入医学院的新生，对中医学尚无更多的认识。如何让从未接触过医学史甚至从未接触过中医的新生听懂中国医学史这门课，或者是更高的要求，如何让医学新生对中国医学史感兴趣，热爱这门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教学一线的每一位老师深思。“读史使人明智”，中国医学史作为医学生最早接触的基础课程，对于培养学生对中医药的兴趣以及培养学生的人文科学精神和深厚的中医底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纵观前几年的教学经验，中国医学史的教学模式主要是“满堂灌”，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均较低，未能很好地发挥中国医学史在医学生五年学习生涯中的重要作用。李岚清同志说过：“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是我国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教育改革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然而如何改革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仍需一线教师们继续探索。笔者认为中国医学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应当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现将笔者的一些教学改革思路略述于此。
1教学身份互换
所谓教学身份互换，即是让学生当老师，老师当学生。主要分为三步，一是教师布置下节课的教学内容，学生课前搜集相关材料，并制作PPT，准备下节课上讲台教学；二是课堂前30分钟学生负责讲解；三是老师对学生的讲解进行点评和补充。教学身份互换的目的是让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课前学生通过搜集材料，不仅熟悉了资料搜集的途径，更在备课的过程中掌握了教学内容并分清了教学内容的主次重要性。课堂上安排学生30分钟的讲解目的是在学习的前提下，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表现自己，丰富自己的演讲经验。在学生讲课结束后，由教师上台点评和补充学生的教学，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进步与不足的同时，补充学生忽略的重点内容，保证了教学质量。此外，笔者认为这一教学方法有助于师生双方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看问题，使得教学过程可以更加顺利且保质保量的完成。教学身份互换是师生之间的相互学习，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的同时，也开拓了老师看问题的视野，使得老师更加了解学生的思维方式，是对传统“填鸭式”课堂的一次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师生的共同进步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医学史在学生的学医生涯乃至以后临床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医学史教材中很多独立性较强且在整个中医界得到普遍重视的章节都十分适合教学身份互换的教学。首先，章节内容相对独立，适合学生学习，若是章节与前后关联性太强则学生自学及准备的过程中容易忽略重点，并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迷失自己，从而丧失学习的兴趣；其次，若是章节内容在整个中医界受重视的程度高，则相关论文及著作更多，学生可以较为顺畅地获得全面的知识。笔者尝试从“四大经典的内容与价值”“临证各科的发展与特点”等内容实行教学身份互换的教学尝试，例如“四大经典的内容与价值”一节是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一直以来其重要性对于教师而言，是课堂上的不断强调其重要性，对于学生而言是仅仅考试所占比例大。因此如何教学才能取得更佳的教学效果值得每一位一线教师的思考。在此前提下笔者在“四大经典的内容与价值———《黄帝内经》”的教学过程中尝试教学身份互换教学法。一是嘱学生课前备课，了解《黄帝内经》的成书及其主要内容，收集《黄帝内经》对历代医家的学术影响，准备PPT及课堂汇报内容。二是让学生课堂上讲课，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三是教师点评，指出学生的优缺点，帮助学生进步，并补充学生忽略的重点内容，从而保证教学质量。经过这次的课堂教学身份互换教学后，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学生对于《黄帝内经》相关内容的掌握更加充分，关于《黄帝内经》对整个中医学重要贡献的认识也更加充分。
2专题辩论
开展中国医学史相关专题的辩论，是列一专题，然后让学生分为几组课后查找资料，课堂上分组辩论。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辩论的目的不是分胜负，而是让学生在辩论的过程中思考自己分析问题的角度是否合理、对辩题的理解是否正确、资料是否充足。这不仅可以打开学生的思维，而且能让学生通过辩论对教材里的一些内容有更加深刻的理解。相较于以前“垂直”的教学模式，“辩论”是在老师把握大方向的前提下，学生自主、自由地参与学习。作为一名大学生，已经不需要像中小学生一样，在老师的带领下逐字逐页地学习，学生更要学会的应该是如何自主学习，如何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学生在准备辩论资料的时候，是对辩题的理解和分析的过程，并且学会如何快速且全面地搜集资料。学生准备辩论的工作是对资料的主次处理的过程。辩论结束后的讨论是更是反思自己思路的过程。专题辩论让学生有更大的空间参与教学，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更加积极地学习。《中国医学史》中像“医药的起源”“中西医学的交汇与冲突”等存在争议的章节最适合做“专题辩论”式教学。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几千年的传承与争论都未能明确的问题不可能在一次课堂的专题辩论上就辩明了。我们辩论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加全面的认识问题。例如，以“医药的起源论”为辩题，课前让学生分别从“医源于圣人”“医源于巫”“医源于动物本能”“医食同源”四个方面收集资料。课堂上教师把握节奏，让学生分为四组进行辩论。在“专题辩论”教学后，发现学生对医学起源的认识不再局限于书本知识，而是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圣人”“巫术”等词也有了新的认识。
3实践性教学
实践性教学是为了让学生更加具象地认识中国医学史的发展，并充分发挥社会公共资源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例如，结合安徽省历史博物馆及校内新安文化馆让中国医学史教学更加直观可见，并激起学生对中国医学史的兴趣。博物馆中所陈列的古籍、文物、图片、标本等，均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出现的，从某方面来说，它们是在演示着中国医学史。关于中医药发展的历史，相较于《中国医学史》中更加明确和完整的记载，博物馆陈列的文物相对不完整、记载相对粗略，于是两者的结合更显得十分重要。带领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是为了在参观中学习，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让学生更加直观真实地感受中国医学史的变迁。实践性教学的最大优点是充分调动了学生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对学习的热情，在参观的过程中带着求知的心情，使得学习变得轻松且愉快。在参观前让学生预习课本并自行查找相关资料，大致了解相关内容，在参观的过程中教师按照陈列物讲解中医药的演变过程。在实践性教学的尝试中，发现学生对中国医学史这门课的兴趣明显增加，并对中国医学史有了一个更加具象的认识。
4改革考核方法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考核方法直接影响他们的学习态度。然而考试不是目的而是方法，如果方法用错了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只是单纯的期末考试考核方法，很难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热情，很多学生更加倾向于平时不听课甚至逃课，期末努力啃书。因此改革考核方法是教学改革中的重要一步。将学生平时参与的“课堂教学任务”“辩论任务”以及“在实践性教学”中的贡献度列为平时考核成绩，和期末的考核各占总成绩的50％。可以说单纯的期末考试只在期末考试前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改革后的考核方法则可让学生在整个中国医学史学习过程中都充满热情和活力。
5小结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知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国医学史的教学目的不是简单地让学生了解中医药发展的历史，而是让学生从中医药兴衰的历史中掌握中医药“兴”的条件和“衰”的原因，以此为基础反思现代中医药的发展以及如何为中医药的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学习中国医学史是十分重要的。如何让中国医学史得到学生的重视，并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教学身份互换”“专题辩论”“实践性教学”三种教学方法的教学目的都是让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求知，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医学史。相较于“一言堂”的枯燥和乏味，此三种教学方法使得学生的求知欲明显增加，课堂学习氛围更加良好。
参考文献
［1］李岚清．李岚清教育访谈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1．
第9篇：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范文
关键词：中医药管理学；重点学科建设；发展方式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6.11.004
中图分类号：R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6）11-0013-04
Abstract： The discipl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management covers the fields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and health industries of TCM. Construction of key discipline of TCM management can help improve the level of disciplines of TCM cause management， promot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CM cause management and enhance the training level of specialties of TCM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on the goals， model and path of key discipline of TCM management is the core issu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key discipline of TCM management， as well a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management disciplines in the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featur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ying health management of TCM by using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modern management and modern economics can promot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TCM resources and medical service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CM. As a result， all directions of TCM management can better achieve scientific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health care and health rehabilitation. Also， it can enhance the level of TCM management and team building and train outstanding senior personnel of TCM cause management， so as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specialties’ overall level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TCM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of key discipline； development modes
中医药学是我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中国特色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知识源泉。由于中医药学具有整体性、辩证性、实践性等传统思维和技术特色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发挥我国医学上特有优势，传承与创新中医学，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政策与管理问题。中医学在近展遇到了困境。在现代科学主义话语权下，中医学要生存就必须与时俱进。首先，教育模式从师承转变为院校教育，把技术进行分科，教育内容分专业，结果专业越分越细，形成中医药专业的碎片化和技术的实验化。古代中医与中药是一体化的，现代教育则分离开了，形成医不懂药、药不懂医。中药资源的质量日趋下降，中医师的中医水平不断下滑。中医药面临的这些困境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制度问题。
制度是引导社会行为的最有效工具。建设中医药管理学重点学科，就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医药法律法规政策，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推动中医药资源和医疗保健服务更有效地为居民健康服务。运用制度促进传统中医药学更好地传承与创新，推进中医药服务适应现代社会的健康需求，更有效地为国民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疗和康复提供服务。由于现代医学发展遇到了困境，其片面、静止、孤立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暴露出局限性，其服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促使医学转向，而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的要求正好与中医学的实践性、整体性与个性化诊疗思路相一致[1-2]。中医学以患者健康为中心，大医精诚的人文情怀有利于医德建设。这给新医疗改革背景下中医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经济新常态需要研究新医疗制度建设。借鉴精准医学，发展现代中医学，充分挖掘中医药蕴藏的无限潜力，促进中医药事业更好发展。
1 中医药管理学学科定位
1.1 概念界定
学科是学术范畴，指高校教学、科研等功能单位，占有一定的教学、科研资源，遵守特定的研究规范，具有规定的知识形态和动态运行能力的学术共同体或专业组织，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3]。而重点学科是指高校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重点投放于某些学科，以使其学术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在学科群或学科体系中发挥学术主导和关键作用，这些学科被称为“重点学科”[4]。
1.2 学科定位
中医药管理学是一门中医学、中药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它是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融合，重点研究传统中医药在现代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将中医药特色与现代管理相结合，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如何将中医药资源和技术进行有效合理配置并及时提供给国民，最大限度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促进和保障国民健康的一门应用学科。
2 中医药管理学学科建设原则和目标
2.1 总原则
遵循科学性原则，中医药管理学科的建设需符合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遵循特色性原则，基于中医药的特点研究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特殊规律；遵循规范性原则，规范中医药管理学科建设活动与过程，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遵循交叉性原则，管理学各部分内容在不同层次上与中医药学相互支持、相互协调，同时注意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协调性；遵循引领性原则，重点学科应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医药管理学科建设起到引领作用；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学科范围内的各部分建设内容循序渐进，逐步实施；遵循系统性原则，规划内各部分内容相互联系，相互支持，互相之间不可分割。
2.2 目标
2.2.1 总目标 以提高中医药事业管理水平、引领中医药服务事业和中医药服务产业的发展方向为核心，探索中医药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通过充分整合中医药学科和管理学科资源，进行学科的交叉整合，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明确科研重点，构建科学合理的重点学科建设体系，不仅要提升中医药事业管理的学术水平，而且要培养高层次的创新人才、研究高水平的科学，全面提升中医药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推动中药产业的进步，实现学科专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2.2.2 分目标 在现代管理理论指导下，以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研究及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为主要研究领域，研究中医药的知识、技术特征与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对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有效方法；研究中医药资源优化配置与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运用政策科学理论与分析方法，针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研究中医药立法与政策科学问题；研究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及制度化建设，有效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研究大卫生、大中医视角下中医药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3 中医药管理学学科建设模式
3.1 宏观模式
建立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的宏观模式，以学生培养为基础，进而推动学术发展，最终为社会做出有益贡献，形成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的金字塔模式（见图1）。①学科建设是为专业建设服务，因此应从培养人才抓起。包括编写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经济与管理类教材；支持建设中医药管理类精品课程；支持建设特色和重点专业；支持教育教学项目的研究；围绕人才培养，引进社会管理资源，开展合作办学，探索校企合作的模式，定向培养社会适用性人才，突出专业岗位胜任力的培养，推进教育管理创新；开展专业教育联盟，优化教育资源[5]。②学科建设要深入开展中医药经济、管理、政策类的科学研究。在国家层面，省部级及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需要研究各级各类的科研项目，增强学科团队的科研能力；提升学科的学术发展水平，在中医药管理学科不同的研究方向发表高水平论文。据笔者初步统计，截至2014年9月，全国中医药管理学学科共获得各级各类项目78项（含教育研究项目），其中国家级课题9项、省部级课题24项；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63篇，其中SCI论文6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论文（含CSSCI扩展）36篇，核心期刊299篇。这些成果有效促进了中医药经管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③不管是培养人才，还是开展科学研究，高等教育的功能最终是服务社会。所以，该模式的最高层是要将教学与科研能力转化为社会服务能力，即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部门培养合格人才，开展课题研究，提升高等教育的社会贡献力。
3.2 中观模式
建立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的中观模式，是根据波士顿矩阵的思路，以学科影响力和学科发展力为指标，构建学科的波士顿矩阵模型（见图2）。学科的影响力高表示其占有率高，其在学术资源、经费投入等方面都占据较高的地位，一旦加大投入，其发展前景自然广阔，学科的发展力高，此时学科就可形成一定的品牌水平，相当于“明星类水平”。学科的影响力比较大，但尚未得到大力发展，此时需注重学科研究水平的提升，能力越强，承担的项目就越多，获得的资金也越多，可以为打造学科品牌提供资金，因此学科研究水平可被称为“金牛类水平”。重点学科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可能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此时如果学科团队能积极充分发挥作用，那么学科的水平就能得以提升，打造出品牌；如若学科团队水平低，则学科的水平就只能下降到教育层面上的水平，因此学科团队水平可看作“问题类水平”。随着社会需求的提升，学科仅仅拥有教育能力已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要求，有可能使学科处于被淘汰的境地，因此被称为“瘦狗类水平”[6]。如同产品的波士顿矩阵一样，学科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其能力的地位会在学科发展力和学科影响力的相互作用下有所转变，因此需充分利用学科波士顿矩阵进行建设，努力打造出重点学科品牌。
3.3 微观模式
建立中医药管理学科的微观模式，凝练好方向，以团队建设能力水平为横轴，以科研项目水平为纵轴，使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稳步、有序地向前发展，形成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的坐标轴模式（见图3）。①学科建设需要凝练出学科发展的方向。学科研究方向是学科建设的风向标，也是该学科团队特色能力的体现，表达了学科建设的核心能力，形成长期可持续的科研平台。②加强学科团队的建设水平，学科团队的人才结构、知识结构、技能结构是学科研究的资源基础。其中最关键的是学科方向带头人培养，需要通过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选派骨干教师去国外进修深造或国内其他名校做访问学者，同时需积极引进适合本学科方向发展的优秀人才，形成与学科发展特色相适应的高水平、结构优良的学科队伍。③需要提升学科科研项目发展的研究水平，通过组织高水平、高层次的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学者讲学，共同主办学术会议等方式增加团队的信息交流和提升团队的科研水平。重点学科更需要获得国家级的科研项目，使团队建设能力与科研项目研究水平均衡发展提升，促进中医药管理学科逐步向高水平学科稳步发展。
4 中医药管理学学科建设的路径
4.1 建设智库组织平台
中医药管理学科建设发展需有创新力，以及法律与政策推动，并成立智囊组织。该组织主要以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战略、促进政策、组织改革与发展、资源优化配置等为研究对象，为政府、社会组织、医药企业的发展提供智力资源，其形式可以是建立管理协同创新中心（或学会、协会）、创建人文社科及中医药政策研究基地等。
4.2 造就教学科研精英队伍
人才是学科建设的根本，杰出人才、适宜人才是学科建设的保证。建设高水平中医药管理学科人才队伍是学科发展的核心。一支与中医药事业、中医药高校发展相适应的融合中医、中药、信息技术、图书情报、经济与管理等多学科综合交叉的高水平、结构优良的合作团队，才可有效推进中医药管理学的不断发展。中医药院校首先要重视中医药管理学的建设与发展，着力培养和引进国内外的优秀人才，特别是积极吸引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博士和博士后加入；需要注重培养出学术领导型人才及杰出青年人才；同时注重学术骨干的培养，尤其是年轻学术骨干，为其提供参与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机会及出国进修机会[7]。规划与建设学科的不同梯级团队，优化组织结构，促进学科不断发展。我国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目前已建立起中医药管理与公共卫生、中医药健康服务与政策、中医药传承创新与中医药知识产权、中医药资源管理与产业发展等研究方向的师资团队，各个团队已形成了较为合理、稳定的人才队伍结构。
4.3 创新中医药管理学科发展制度
中医药管理学科的建设是一项重大工程，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特别是要创新适宜于中医药学科建设发展的激励机制[8]。依据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相容机制体系，包括绩效评价体系、薪酬管理方法、荣誉制度和评估制度，形成科学合理的制度，充分调动学科成员的积极性，规范科研教学行为，保证学科建设任务的完成。同时对于科研成果要制定一定的标准，如发表的论文应具有代表性，需评价其社会影响力；代表性专著需对某些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评价，并能解决社会重要、重大或关键性管理科学问题；科研项目成果能转化为社会服务能力，提高管理科学的创造力与转化力，提高社会贡献度，能给政府和社会带来效率和效益，实现政府社会高校一体化设计，资源共享，功能协同的优化方案，从而优化利用中医药资源，推进中医药服务适应现代社会的健康需求，更有效地为国民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疗和康复提供有效服务。中医药管理学科不仅要创造知识，而且要注重知识的转化。因此，中医药管理学科的建设不仅要重视教学、科研，更要重视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服务能力。为此，需要对中医药管理学科建设的水平建立评估体系，如价值评估、系统评估、情景评估、项目评估等，并要有计划分阶段对学科进展情况进行反馈与评估[9]。只有通过创新学科建设制度，才能保证学科建设有序和规范开展，从而提高中医药管理学科建设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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