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原则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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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治社会的原则范文

一、社会保障法中的公平与效率 

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对于效率与公平讲究的基本原则就是注重两者之间的结合，通过公平中体现效率，效率中包含公平的原则实现社会保障法的至高境界。社会保障法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通过将再分配与储蓄相结合，实现二者作用方面的互补，进而构建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此外，社会保障法的另一原则就是实现多支柱的保障系统建设，就是从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面实现多重保障，完成社会保障的至高目标。社会保障法的制定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弘扬社会公平，国家通过相关措施和强制手段的实施，能够实现对于社会资源的管理和再分配，为全体社会成员在精神和物质上提供保障措施，维持国家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目标。目前，我国要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本着共享发展的理念，鼓励全民参保，形成真正意义上机会均等的社保体系建设。社会保障法的公平性要体现在制度能够给予所有社会成员以平等的发展和保障机会，同时针对弱势群体要适当给予基本的社会生存保障，使社会成员享有过程公平。社会保障法的公平性还体现在国家要通过强制手段利用再分配来调节当前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通过调节收入再分配，让社会成员享受结果公平。社会保障法中体现的效率是社会保障系统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基本保障，提升整体社会成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高效发展。对于社会保障法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保障中，公平应是首要任务，且这种公平应该体现在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社会公平和底线公平等众多方面。虽然国家无法实现全体成员的结果公平，但是可以采取积极措施尽可能大的减小这种结果的不公平，为社会成员创造有利条件，保证他们能够实现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从社会层面上看，统筹城乡发展就是国家采取相关制度措施实现城乡公平发展机会的手段，公平与效率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只要辅以有效的指导和制度保障，就能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共赢。 

二、公平效率原则在社会保障法的作用 

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基本问题：一是确定什么样的保障水平，二是如何保障，三是如何改革。在我国保障法学界，如何看待公平与效率问题，对于该问题研究之初，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有限考虑效率。效率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忽视公平，甚至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来保障效率，对于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处理，要坚持以效率优先，但同时不能轻视公平，必须兼顾公平，因为公平是提升劳动者和创造者工作效率的前提和保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而如果一味强调效率，而让劳动者和创造者在过程中感觉到公平的丧失和权利的侵犯，就会使他们的工作和创造热情大打折扣，此时不但不能提升效率，反而是效率大大降低。 

社会保障法 

三、效率与公平在社会保障法中的具体体现 

1、土地流转中的效率与公平研究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较少的国家，目前耕地面积大约在18.26亿亩左右，约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7%左右。但是我国人口却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2%左右，人均耕地面积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近些年，我国人口不断增长，耕地面积缺日益减少，粮食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发展面临如何增加粮食产量，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问题，对于依安县而言，此问题更是亟待解决。要想解决此问题，实行土地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从而不断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是及时有效的途径。土地流转政策是国家本着城乡公平发展的原则，根据我国基本国情，为农民量身打造的新时期发展战略，能够不断提升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此举能够大大提升我國农村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自从我国惠农政策实施以来，农业发展成绩可喜可贺，农业效益不断提高，农业合作组织不断壮大。各地农村大力推广农业合作社作为土地规模经营模式，主要使用“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农业合作组织通过转让、转包、租赁和入股等土地流转方式从有土地流转意愿的农户手中获取土地的经营权，规模经营土地，运用较为先进的农业机械与农业科学技术，将农业生产资源进行优化组合，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农业合作组织具备规模化的优势，可有效的集体生产组织成员，提供有偿服务的活动，它们的产生，收集和的农民在该地区的其他方面，形成规模经营。对农业合作组织进行管理是一种操作方法，适应性较强，也更为灵活，发展农业合作组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农民摆脱市场弱势地位，不断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达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目的。先进机器与科技、农业生产等等推行和利用需要土地规模经营。就目前而言，从事土地规模经营的生产大户对于科技认识具有较高的水平，实践经验使得生产大户愿意运用并推广较为先进的农业机械。土地流转经营的实施，使得生产成本降低，农民收入增加。农业空头企业与育种公司签订了订单，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规模，提高标准价格，亩效益与单产水平都有着明显提高，进一步增加农户收入。鼓励自主创业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农民提供了动力与机会，很多农民外出务工或者发展养殖业。大多数农民摆脱思想束缚，将土地流转，想要从事更为广阔的事业。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不仅能够得到土地租金还能从事其他行业，得到更多的收入。要想实施土地流转经营，其必须建立在具备完善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这是保障土地流转制度有效实施的前提。要想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关键在于保证合同权利，兼顾效率与公平，并非由于土地流转动摇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土地流转制度中体现了社会保障的公平和效率，该措施能够不断加快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进步，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将得到有效缓解，社会成员将享受过程和结果的公平。

      2、个税中的效率与公平实践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增收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七大群体实施激励计划，推出差别化收入分配激励政策。此次分配政策改革凸显了公平、效率并重的原则，既有利于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性问题，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同时激发的落脚点也有助于生产率提升及经济增长。《意见》提到的七大群体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中低收入者，如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基层干部队伍、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一个社会的公平来自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最大化，这也是改革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内在要求。另一部分是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增加这部分人的收入是为了体现收入分配的激励原则、经济效率原则。这有利于提升全社会的生产率，因为效率是公平分配的重要基础。尤其应该看到，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以效率激发各方力量促进经济增长仍是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因而，收入分配必须找准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为社会保障法切实保障社会群体的生活打好基础。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以解决当前问题，并结合通胀、居民收入等指标进行合理的动态调整，使中低收入者少交税。要发挥好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中的协同效应。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效率，需要“初次”和“再次”两条腿走路，才会均衡。个税改革等初次分配需要效率优先，再次分配则需要坚持公平优先。因此，我国应尽快研究遗产税等财富税的开征事宜。 

四、总结 

社会保障法就是要保障社会中的全部成员能够实现优质的生活目标，保障他们享有同等权益。现阶段，我国各地尤其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较大，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但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为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已经实现了明显的成效。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共赢是社会保障法一直努力的方向，在社会保障法中，公平和效率要明确定位，兼顾效率与公平，就需要国家和政府强有力的制度措施加以支撑。互联网经济发展在为社会带来高速发展的同时，还需要国家不断加强相关法制规范的建设，为公平和效率的双赢目标实现打好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大连财经学院） 

作者简介：毕秀竹，女，辽宁省大连市在读本科生，法学专业。 

导师：林俏 

参考文献 

[1]林俏.城乡统筹视角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理论述评[J].行政与法，2014，04：14-19. 

[2]文婷婷.税法公平与效率原则——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的建议[J].商，2016，13：156. 

[3]陈步雷.社会法的功能嬗变、代际更替和中国社会法的定位与建构[J].现代法学，2012，03：97-109. 

[4]陈永杰.推进全社会公平提高全要素效率——“公平与效率”关系新论[J].经济研究参考，2012，72：3-14. 

[5]薄晓波.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定位再思考——法律原则识别标准探析[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4，03：19-31. 

[6]鄒娅玲.公平与效率交替理论视角下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4：112-115. 

第2篇：法治社会的原则范文

[关键词]民法；法治建设；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权利观念

[作者简介]刘巧丽，山西大同大学政法学院讲师，法学硕士，山西大同037009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1―0174―03

宪法确定我国基本治国方略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为我们描绘了法治国家的蓝图，指明了法治国家是我们国家建设的理想。“我们希望法治精神弥漫全国，也希望有一个以人权为唯一正当政治目标、以人民意志为唯一权力来源的法治政府，还希望建立一种消除任何权力超出合法限度而不被制止的体制，因为这些都是法治社会所应具备的。”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阶梯。因此，良好的法律是法治建设的基础与核心。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民法作为与人类经济、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法治建设依靠法律，民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关键和最基本的标志。在众多的部门法中，发展历史最悠久，因而也是最完善、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民法。民法源于罗马法，是对罗马市民法的简称。古罗马地处地中海沿岸，经济形式以商业为主，不同城邦以及同一城邦之间由于交换形成了市场，这就是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经济基础。罗马法是当时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十分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体现了商品经济最一般的规律。尽管后来以《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典以及前苏联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典都体现了本国区别于它国的特殊的经济制度，但商品经济是其共同的经济形式，从罗马法流传下来的许多基本原则(如平等自由、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等)与基本制度(如所有权、债权制度等)都驻扎在这些国家的民法中。我国的民法也不例外。虽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国的经济一直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没有形成商品经济，民法作为调整手段发展也相当薄弱。但解放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由于民法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特性，民法逐渐受到重视，《担保法》《物权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的出台就是体现，老百姓也逐渐认识了民法，了解了民法。如今我们翘首以待《民法典》出台，因为它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将会更上一个台阶。

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要求经济运行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组合生产要素和分配多元的利益，这对市场主体的自觉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法所具有的平等、公平的品质是对这种自觉性的最好扶持与保障，这正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相符合，因而民法必然成为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并发挥着主导作用。民法的发展历程说明了“民法是一切部门法的基础，其他部门法可以说都是从不同侧面对民事法律关系和基本原则的保护、充实和发展，或者为它们的完满实现创造必要的法制条件和环境”。又由于民法被实践所证明的正义性，其他法律也逐渐吸收了民法蕴涵的平等、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念以及源远流长的基本原则。“有关平等、自由的观念，往往都是先在民法中予以确认，而后才见诸宪法的。民法的许多观念几乎不需要经过任何加工即可成为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成为整个法学发展的向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对多元利益的调整功能使竞争激烈的社会向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因此，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规范，它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较之其他法律部门更加密切。民法的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民法的进步将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立。

二、市民社会是法治产生的社会基础，民法促进市民社会的形成

市民社会一词在其刚刚产生时就与古罗马时期的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被人们当作一种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每个市民都被看作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具有理性的“经济人”。然而利欲的发展必然会造成对他人利益即权利的侵犯，这是必然的。而这样的冲突有时市民无法自己解决，为了和谐地生活，市民需要把他们的权利以契约的形式授权给一个组织以解决这个难题，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个组织就是国家。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立的体系，整个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领域。可见，市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私人自治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个人自由地进行商品交换，合理地追求着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上，先有市民社会，后有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产生的前提，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体现。如果“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那么，这样的政治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是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选择的进路，因此市民社会的建立是中国法治之路的不归选择。

但是，如何建立市民社会?由于历史原因及现实情况，我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一样自发形成，只能靠外部力量的规范与引导。这一外部力量直接表现为民法。“民法在市民社会的表现形态就是私法自治，私法至上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内在信念。”这里的私法主要是指民法。市场经济培养了人们独立的人格、主体的意识与自决的能力，因而有可能孕育一种与国家相对应的力量即市民社会，以真正实现社会自治与政府权力的平衡，因为市民社会越完善，国家得以存在的必要性越小，市民社会是对国家的限制。“市民社会中人的价值在法律上反映为两个方面，即私权的充分享有和私权的不受侵犯。”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这一历史使命唯有民法才能完成。民法对市民社会的规范与引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用权利本位、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平等公正的价值及具体制度来保证私法主体的利益和经济民主的实现；另一方面它又通过界定国家权力运作的范围，来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尊重私权，真正实现私法自治的美好局面。民法实质调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法越发展，市民社会越发达，政治国家的领域也就越狭小，民法成了市民社会建立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可见，确立民法的基本地位是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民法重要作用的又一体现。

三、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法治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没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建立将是空中楼阁。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法治总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关，而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国家垄断为内容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无缘。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法治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依法治国依赖充实完备的法律，法律的出现源于社会的需要。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交换的不发达使得社会对复杂的法律规范需求很少，更多求助于习惯、宗教等；在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关系由行政命令来调整，法律的作用微乎其微；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经济关系靠经济规律自发调节，社会需要大量的法律规范，法治国家才有实现的可能。市场经济本质上必然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构成了法治的基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自我权益的关注更自觉、更积极，对法治的要求更强烈，民法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因为市场范围的大小、市场成熟程度、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主体的独立程度。首先，民法以确认市场主体的独立资格为首要任务。赋予市场主体以法律资格相当于为市场经济注入鲜活的血液，它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转起来。这种对主体资格的确认彻底摒弃了等级特权思想，培养了人们独立人格与自由权利的观念。市场经济的张扬个性、追求平等、自由、效率的特性正好满足了民法公平、正义、自由的精神内涵，从而民法的作用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其次，民法以通过设置并不断壮大民事权利的方法，使人们得以自由地从事民事行为并受到民法的保护。再次，民法通过规定基本制度与原则来对多元的利益冲突加以协调，促使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进行。最后，民法的责任制度能保障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竞争环境。“总之，民法以人为中心，以意思自治为基本理念，以权利为基点，以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为手段，以责任制度为保障，为市场经济法治化作了科学的构建，使市场经济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法制基础以及成功的法治模式。”

四、法治建设是人的工程。民法推进人的观念革新

第3篇：法治社会的原则范文

契约信仰包括信守契约、契约公正和契约自由原则。

一、信守契约

信守契约是契约信仰的首要原则。信守契约是社会低成本流畅运行的基础。在一个人数众多而又流动的社会里，人们有必要信守契约，信守契约使社会关系参与各方良性互动、和谐相处，从而极大降低了社会运行成本，并且使社会运行更加流畅。契约信仰是社会成员对契约发自内心的敬畏与自觉，从这点来说，契约信仰比亚氏的“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更进一步。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是一种守法状态，这种状态的获得可以是归因于社会成员内心自觉，也可以归因于外在强制。从法治的精神角度来看，信守契约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发自内心自觉，至少大多数社会成员具有这种自觉。

信守契约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谈法治的精神必然离不开对民主与契约关系的厘定。民主是一种社会运行机制，是形成共识或者说是形成契约的过程，也是契约形成的状态。民主可以极大限度的调动社会力量，是社会良性运行的保障。考察古希腊民主和近现代民主，我们可以看出，民主社会的形态是各异的，但是抽取民主社会的共同的质，我们清晰的看出，民主社会的共同特征是对契约的信守。人类天生具有参与自觉和责任，民主满足了社会公众参与自觉，同时唤醒了社会公众对责任的承担。这种参与自觉的满足和责任的承担就使社会公众的主体地位得到体现，当社会公众的主体地位得到满足和尊重时，他们的自觉性也就越得到充分的体现，就会形成对规则信仰。

二、契约公正

作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契约必须具有公正内核。也就是亚氏所说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法治是良法之治，一个不具有公正内核的恶法不应该得到遵守，因为遵守恶法而违反人性良心的行为仍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才是符合法治精神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个判例中获得启示。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前2年，一位东德青年试图攀越柏林墙逃往西德，守卫柏林墙的东德士兵用枪瞄准并射杀了该偷越者。按照东德法律该名士兵是履行职责，并无不当，甚至应该给与奖励。两年后，柏林墙被推倒，该名士兵受到了审判，他的辩护律师给士兵做了无罪辩护，辩称该名士兵仅仅是执行命令而已，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是忠于职守，否则就构成渎职。所以指控士兵有罪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审判案件的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没有罪的。士兵在恶法和良知之间应该将良知作为首要选项，也就是说士兵具有选择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个案例清楚地告诉我们，法治的内核是公正，或者说是正义，缺乏公正（或正义）内核的法律是无效的。缺乏公正内核的契约更加难以获得信仰的力量，可以说是契约公正赋予契约信仰以生命力，契约信仰是源自社会公众对于契约公正的的信任与追求。契约公正是契约信仰的第二原则。

三、契约自由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是良法之治。他将良法的判断标准与政体等同，认为凡是正宗政体制定的法律就是良法，凡是变态政体制定的法律就是恶法。这种看法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法律总是和国家的政体相适应，一个变态政体不可能能制定出全面保护人民自由的法律。但是也必须承认，良好的政体也并不必然决定其制定出来都是良法。良法是一个复杂的价值判断，法学家、思想家们争论了上千年。如何确保法律具有正义内核也是千古难题。实体的公正我们往往不能期待通过定义公正的含义来解决，那样往往会落入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中。实体公正的取得有时恰好是通过程序的方式来获得的。

契约公正的获得需要一个能最大限度体现和确认契约公正的程序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契约自由。契约自由是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契约，在契约制定的过程中，参与者都是意志自由的，可以通过投票表达弃权、同意或反对，通过这样自由投票机制使契约尽可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意志。自由投票不能保证契约当然获得公正内核，但是却是我们现在所知的不是太坏，或者说还没有比它更好的方法。契约自由作为契约信仰的第三个原则，契约自由本身并不能保证契约必然具有公正的内核，但是他能以看得见的方式证明契约公正的存在。换句话说，契约自由能够使社会公众感觉到他们共同认同的公正的存在，将契约公正的实体正义寓于契约自由的程序中。契约自由本质上是反对权力者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也因此使契约获得信仰力量的另一个理由。  

信守契约、契约公正和契约自由使契约获得社会公众信赖和服从的基础，并最终形成契约信仰的力量，正是这种契约信仰构成了法治的精神。建设法治社会，必须在社会中形成契约信仰。

参考文献

第4篇：法治社会的原则范文

【关键词】法治；德治；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概述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开篇谈到法与一切存在物的关系时说：“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因此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也需要有法来作为保障和支撑。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法治的字面含义为法律的规制、法律的统治。法治追求的是一种公共的共同原则和尺度，是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理想化的机制，通过一种切实可行的规定性法则来治理国家，法治本身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价值标准之一。法治相对于德治的随意性、不可控制性而言，它更具有规范性，在司法过程中更具有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可操作性和普遍意义。不管在任何时候，法治的核心价值应该是权力的制约和保障人权和自由。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各国的法治发展过程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必须具备两点，一是它的民主政体，二是它的国家权力配置。要想很好的实行法治，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配置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国家权力能合理分工和有效制约，即权力得到更好的制约和平衡，互相牵制，不能越俎代庖。在任何社会，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否则将会应证一句话，即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既要树立起法律在政治社会中的权威性，又要考虑到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性。因此笔者所强调的法治并不排斥权力，但是反对专制，其核心价值是倡导用法律来规范权力，以法律约束权力，最终实现在法律统治下的以权力约束权力，从而保障公民自由。这是法治的最高原则和根本目的。

所谓道德，它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评价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善与恶、荣誉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问题上的观念、原则和规范的统一体。道德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信念的力量，保证着人们对其规范的遵守。德治就是运用道德的特有的内在规定性来约束人们，管理社会。德治不同于法治，法治追求的是规则本位，有具体可行的条框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德治追求的是伦理本位，道德本位，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应该作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也没有后果的规定性，即这样或不这样将会带来怎样的麻烦，主要是通过内心的道德自觉意识来发挥作用，德治更多的是约束人们的动机，这就对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和标准，自觉性在整个过程中的重要性，德治是人治的最理想状态。当然，它也会受到外在压力的影响，例如，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德治是对法治的有力补充，因为人的多样性、社会性，使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需也具有多样性，因此，任何一部法律将不可能同时完全满足所有者的愿望，他仅仅能代表一部分人的需求，因此法治的存在与实行将必然存在空缺，将无法涉及到大千世界的千奇百怪，此时将需要德治来弥补其不足。当法治无法触及的时候，德治便可以发挥其作用。由于德治缺乏一个固定的评价标准和规定性后果，这使得其实施过程中难免难以做出抉择，这种以人的意志为依托的判断取向，弹性之大无不严重影响事件本身的客观、公平与公正，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飞快的今天，在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功利化的今天，人们的道德取向发生了异化，出现了道德滑坡、道德缺失等现象时，德治不能与德治同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更不允许取代法治的基础地位，否则整个社会的发展将会走上不归路。当然我们要明白，法治追求的最终目的不是去惩罚已经发生了的不良后果，而是法律具体条文的制定颁布实施的出发点是去告诫人们不能做什么，彰显法治的威慑力，以规避不良行为的发生。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似乎德治的出发点更加人性化，是人们的自觉，而不是惩罚性后果。当物质财富发展到极大丰富的时候，社会对人的认可度，评价标准导向了道德，一种真正的意识自觉、行为自觉、道德自觉占据整个社会风尚时，德治的作用将会达到极致？

二、关系――法治与德治的区别及联系

法治与德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理方略，同属于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上层建筑。其目的都是为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为统治阶服务的。法治是一种刚性的治国方略，法治规范的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是不允许逾越的，是刚性的；其推行的方式和手段靠的是依靠国家的外在的强力，也是刚性的。而德治与之相反，相对于法治来说，它显得更柔性，它是依靠社会的伦理道德来规范社会，约束人们的行为，而且它的施行不具有法治的国家强制力，而是依靠社会教育、风俗环境的影响，社会舆论等的监督下的一种自觉的意识活动。因此，法治限制的更多的是人们的行为，而德治更多的强调的是人们的内心道德标准。

（一）相互联系

1.法治是离不开德治的。法治是保障规定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大法，规范的是社会、政治生活与行为的底线。对于维系社会秩序来说，它是基本的。然而，社会生活复杂多变，法律法规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的、大量的事情并不是靠法律规范来调节，而是要靠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社会舆论、道德教育等来调节。在法治触及不到的地方，就需要道德来调节。无论什么样的法律，都是要靠人来建立、靠人来执行的，而且愈是完备的法律，愈要靠高素质的人来建立和执行，是人们智慧的成果。立法主体的道德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把什么样的法律愿望上升为国家法律，从而决定法律的品质。尽管法律具有确定性、普遍性、程序性和国家强制性的特征，但是它也有其局限性、缺乏全面性，并非万能。仅以法律来治理国家，厉行法治，并不能解决国家和社会一切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人们的心灵，感情、精神、生活的深层次问题上面法治是无法解决的。就现代社会而言，必须普及教育，推行德育为中心的精神文明，否则，法治没有基础，是不可靠的，是偏颇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不管在制定、颁布还是在实施上，无时不刻都在要求着人们的道德良心。因此道德品格是法治的前提，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的。

2.德治也同样离不开法治。由于德治是一种柔性的治国方略，是靠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觉悟、素质和水准来维护社会秩序的，这对人们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德治对社会的维持主要靠社会教育教化、风俗环境影响、社会舆论监督以及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来完成，因此它随意性、不可控性，不可预测性决定了它的缺陷。德治对国家的治理虽然是十分重要的，但仅有德治没有法治则是不行的。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人是什么，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思想复杂性、行为的矛盾性。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不遵守道德规范的人，此时的德治将苍白无力。如果没有法治对其作强制规范、约束和惩处，那么社会就会陷人混乱之中。尤其在商品经济发展飞速的今天，要使社会发展正常化，常态化，就更需要按规矩办事，需要规则来约束。因此社会的正常发展不仅需要德治的辅佐，更需要的是法治的限定。只要德治不要法治的结果与只要法治不要德治的结果一样，只会带来社会的一片混乱，因此两者缺一不可，必须共同存在。

3.德治与法治共同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德治与法治均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人类文明的成果，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都属于上层建筑。从法治与德治的社会目的和目标来看，二者也具有统一性。法治和德治的目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使社会发展处于良性运行、有序运转和健康发展状态中，都是为了共同推进社会文明进步。法治的重点是人的外在行为，德治的重点是人的内心世界。道德控制是法治的内在动力。法治是对全国人民最起码的要求，德治则是高层次的要求。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加之，法律不应也不能穷尽社会秩序构建的方方面面，道德的作用也不是无限的，由于道德的强制性较弱，因而无法及时、有效地、制恶，由于法律与道德的这些差异及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局限，使得两者在国家和社会控制的过程中形成互补态势。

（二）区别

李四芬教授在文章法治与德治关系研究一文中表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表现在五大方面。分别是：产生和存在的时间不同；实现的手段不同；作用的范围不同；主要功能不同；形式和内容不同。然而笔者认为，除了以上几点之外，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以下的不同；

第一，出发点不同或者说逻辑起点不同，即一个悲观派，一个人乐天派。法治，是通过具体的规则去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它的逻辑起点是对人的悲观理解，对社会生活中的人失去了信任、产生怀疑，人本身不能自觉遵守社会规则，不能自觉地约束自身行为，如果没有外界规则以及人们对这些规则的畏惧，人们生活的秩序将陷人无序状态。因此，为了不让社会陷入危险之中，就必须用法加以约束和限制它。而德治与之恰恰相反，德治的逻辑出发点是对人性的看法充满了乐观的态度，认为人们能自觉用道德来约束他们的思想行为，认为人们对这些道德规则是自发的自觉自愿遵守。前者是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后者是约束人们的内心动机，对人们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此，从逻辑出发点来看，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

第二，两者价值追求不同，尽管两者的现实目的一样，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使社会正常运行。但是法治与德治的价值追求不同。如果说法治的价值是追求政治生活的有序化和可能的正义，那么，德治的价值则是追求政治生活的更高质量。迄今，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能满足所有人的意愿，法律是不能最终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人们所面临的困境。更重要的是，法律规范进行强制的社会统治是明显违背道德的。因此，对于像法律这样的规则所包含的有限性，人们始终是不满意的。人类有一种追求永恒和完满的内在要求，这样的乌托邦思想自从人类产生之时就存在并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在此，正好人们的道德可以充当有限的现实和完满的乌托邦之间的桥梁。所以，德治这种思想和愿望在人类历史之中，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如同人类从来没有失去过理想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说，提倡德治的主张，是人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向往、道德自觉，是人类有史以来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是人们企图超越他们所生存的环境而表现出来的绝对意义的追求。

三、结语

尽管德治与法治各自有存在着独立性，存在与不同的领域，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使社会处于良性运行、有序运转和健康发展状态，就需要法治与德治共同发挥作用。德是法的标杆，法是德的底线，德治给法治以道德基础的支撑，法治给德治以支持和保障。同时还要看到，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成员没有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那么不论有多么苛刻严厉的法律，或者是有多么明细的法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秩序和管理问题，不能解决社会长治久安问题。只有通过德治来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觉悟、素质和水准，从而更好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社会的成员道德水准和素质提高与增强了，也会使其更加自我遵守社会的法律规范和各种制度。德治搞好了，可以更好推动依法治国。另一方面，法治对德治也具有一定的规范、导向、参照和促进作用。社会法治搞好了，会推动、促进社会德治，二者在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环境下共同维护社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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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国华.法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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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龙主编：法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5] 李四芬.法治与德治关系的研究[J].孝感学院学报，2003（4）.

第5篇：法治社会的原则范文

（一）民商法的内涵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前提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分配制度激励全国人民劳动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各个领域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各种矛盾也就层出不穷。这时，民商法则发挥了主要作用。民商法，包括民法和商法，是用来规定任何形式的市场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可以完全遵循个人意志决定行为，不受任何强制性意志影响的私法。民商法的实质是在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的双重权益；其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息息相关，并以法律的威严性和公正性来维护这种经济体制。民商法否定特定交易中非合理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然而对于非特定交易，民商法目前并没有足够健全的评价体系。

（二）民商法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指主体在面对、处理各种冲突、关系时，自身价值观所处的基本价值立场、态度以及行为。对法律而言，价值取向则表现为当主体在处理过程中的协调与平衡作用，是在强调法律必须是处在制定者和遵守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以他们的利益为前提，并与其一致的必然状态，这对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价值取向就体现在每部法律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存在着并必须遵循的原则上。民商法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上，包括民法和商法，故民商法的价值取向包括民法和商法的价值取向。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民法强调以公平为原则，而商法以自由贸易为原则，追溯其根本还是保障市场中每个主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民法的主要职能在于调整财产、利益之间的矛盾。民法主价值取向的核心是要强调公平，赋予市场中每个主体同等力度的保护，给予每个个体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建立和维护民事主体进行社会活动时的公平的环境；在民事立法和司法执法过程中维持民事主体间的公正与和谐。在这样公平的环境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刺激作用，引导市场中每个角色可以积极竞争，构建正当的经济效率。而商法是侧重于经济市场中的商事关系，其价值取向的核心是效率，在实践中的社会人事活动中以效率原则为主，结合其他原则实行，追求效率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大环境下，市场自我调节加上国家宏观调控使得资源得到更加合理优化的配置，民商法则在市场贸易中进行调整和规范。

二、民商法价值取向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既是协调、稳定，又高于协调稳定；是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统一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应该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只有坚持加强法治，社会的运行才能通畅无阻，社会秩序才会井然有序，人民的生活才会殷实安康。和谐社会还要求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多个方面多个层次。法治社会则是站在政治、经济、人际等角度上进行建设社会的秩序，从而达到和谐。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是相得益彰的，它们的目的都是追求在一定限制范围内的规范、自由、和谐与进步。所以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用法律的公正与威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民商法作为我国法律的组成元素之一，对与构建法治社会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部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要想维护各主体的生存与发展，主体之间的社会发展资源必须要得到有效、合理、科学、公平的配置。仅仅在市场经济这一单一因素下，社会发展资源很难得到足够合理科学的配置，这样就会阻滞经济发展，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危及社会稳定。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我们必须想法设法积极采取措施来纠正与和谐社会发展相偏差的部分，调整不合理的配置，主动维护公平的社会经济环境，从而迈向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以公平和效率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民商法则可以在各种市场贸易活动中，或是仲裁有关贸易事件时，更加科学合理地配置、调整社会发展资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第6篇：法治社会的原则范文

[内容摘要]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法治的研究不断深入，但对法治的价值的研究，无论层面上还是向度上均存在重大不足。针对这一研究现状，笔者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法治价值的经典论述，明确指明了法治的价值追求是人文精神，是对人类自己的关怀，并着重探讨了法治价值的本源，法治的永恒主题和法治视野中的权利问题。

[关键词] 法治 价值 人文 自由 权利

价值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法学理论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通常用以下涵义来界定：价值（value）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的概念，或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本身。……价值反映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目标、爱好、希求的最终地位，或者反映的是人们心中关于美好的和正确事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想要’做什么的观念。价值是内在的主观的概念，它所提出的是道德的、伦理的、美学的和个人喜好的标准。” 因此任何人类的造物都是人类一定价值的载体。法治也不例外，总是凝聚着人类对国家、社会的愿望，以及对自己的生活境遇和生活质量改变的希求。在人类寄予法治的所有愿望中，获得自由和权利处于核心位置。

一、 法治：人类关怀自己的一种方式

在今天看来，法治在强调法的至上性这一点上，社会各界已达到共识。但有一种倾向却令人担忧，那就是把法的至上与人的至尊对立起来，即把法治单纯看成是治人。这样会不会导致另外一种结果：人类在关怀法的时候，忘却了关怀自己。其实，在法治建构中，人并非法的对立面，人永远是目的，法永远是人的方式和手段。人的至尊与法的至上的有机统一，是当代法治发展的基本路向。就此康德的一段话应该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他说：“人类诚然是足够罪恶的；不过他必须把寓托在人的人格中的人道看作是神圣的。在全部的造物中，人所希冀和所能控制的一切东西都能够单纯用作手段；只有人类，以及一切理性的造物，才是一个目的本身。” 所以，确立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决非能以贬低人的地位为代价，相反，在法治条件下，人的价值更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拓展。同时，人的核心地位更能凸现。因而法治，无论作为一种制度方式，还是作为信念存在都是自我完善的需要，从根本上说都是对人类的一种关怀方式。在这种意义上讲，法治的精神就是人文精神，法治关怀无非是对人自身命运与价值的关注。

纵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程，如果说法治作为社会文明中的成果，是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的一种理性选择，那么法治除经济因素外，人文关怀是其重要的精神动力。从西方来说，一般认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法治的出现取益于自由贸易和科技的进步。但若稍作深层分析，就会发现它的根须却深扎于近代西方的人文沃土之中。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对人的本质、尊严、个性、自由的发现和肯定，没有人道、理性、科学的人文精神，人类文明的脚步就难以跨越中世纪人性枯萎的荒野，就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革命，也就不会产生现代法治文明。就当代中国的现实而言，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没有平等、自由、权利等现代人文精神的张扬，也就不会有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建构法治国家或社会工程的启动。因此，人文精神是法治的精神底蕴，是法治生成和推进的动力之源。我们这样论断的重要的理由是：人文精神孕育出了法治的心理、观念和思想，而法治的心理、观念和思想又铸成法治制度。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实体，决不是束缚于社会的绳索，而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协调器。它生长于社会肌体，但它的根须必须牢固扎在人文精神的土壤里。

人文精神是社会雕塑的力量，使社会与个体两个方面都达到自觉。个人如何在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将自己的创造性潜能释放出来。同时，社会如何开拓出更适宜发挥个体创造性潜能的氛围。因此在人文精神滋养下生长出来的法治，注定要以关怀人类自己作为最终归宿。在任何一种法治类型中，法治追求的总体目标都是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它客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走向——从人的丢失到人的发现，从束缚人到解放人，从人的忽视到人的关怀的基本路径。据此，马克思指出了人从依附—独立—自由演变过程。在分析这一过程时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为我们指出法治应当关怀什么，但是他以人的人格演变为线索为我们描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为我们确立了法治在这一历史轨迹上的定位，以及法治应当关怀人的基本目标—“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同时表明了作为社会文明标志的法治应当关怀自己的充足理由。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的中心，人的解放和自由追求是推动人类社会内在动力。诸如法治这样的现代社会制度，就是人类摆脱依附走向独立和自由时发展起来的。没有人类对自身独立和自由的不懈追求，就没有专制社会的衰落，也就没有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兴起，也就不会产生“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的法治。

简单地说，法治的人文关怀就是立足现实去追求人的理想，实现自身价值。在西方，人们习惯把法治释义为“rule of law”（法的统治）或“rule by law”（依法统治）。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它所暗含的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以人性为基础，对人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怀。法治的价值就在它对人的意义，它只有在张扬人类理性，表达人类理想，实现人类信仰的时候，“法的统治”才不至于成为奴役人的工具，而成为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实现美好愿望的阶梯，才能最终“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

二、自由权利：法治的永恒的主题

卢梭说：“我愿自由而有危险，但不愿安宁而受奴役。” 他告诫人民，“自由的人民啊，请你们记住这条定理：人们可以争取自由，但永远不能恢复自由。” 因而自由权利不仅是法治，而且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恩格斯曾说，人类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法治作为人类的理性文化无疑是向自由跨出关键性的一步。自由作为人类孜孜以求的终极价值是人类本性所求，它体现了社会主体对自身价值、尊严、人格和理想的执着追求。在康德看来，人是自由的，这是一个先验的事实。他说“从宇宙论上来解释，我们所说的自由是一种从自身肇始一种状态的能力，其因果性并非依据自然法则又从属于另一原因。”他认为自由作为人类本性的一种定在，是无须证明的。他说：“认定自由乃是理性存在者鉴于其行为而置于理念之中的根据，这种做法已满足我们的目的，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从理论上去证明自由。因为，如果后者居于未定，那么对于无非遵循他自己的自由理念而行动的存在者，同样的法则也依然有效，而这个法则约束着乃实际上自由的存在者。”可见，康德把纯粹的意志和实践理性看成是自由的源泉，而把自由当成了一切行为规范的基本前提。但是，在康德那里，自由本身尚没有一种确切而实在的规定，而且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如何成为可能，他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

人类是既有理想又有理性的动物。理想源于理性，理性基于人的本性。人类能够凭借自身理性，营造一个理想世界，以提高生活质量，改造客观现实。当一个人用理想来指导他行为的时候，也就是他发挥最高的灵性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时候。然而理想是构成人格基本要素，而自由才是人格的本质。有自由的人，我们才承认他有基本的人格，它才能具有社会创造力。正如哈耶克所说，“自由理想激发起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而且这一理想的部分实现，亦使得现代西方文明取得了当下的成就”。“在西方历史上，恰恰是这种对自由的信奉，使得西方世界得以完全充分地利用了那些每个导致文明之发展的力量，并使西方文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迅速发展”。自由赋予了文明以一种“创造力”，是它赋予了社会进步的能力。西方法治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因此，任何类型的民主政体和法治制度都是以尊重人的基本人格为前提，这就决定了法治的终极关怀必定是人的自由。可见，人的自由自觉的本性决定了必须要把自由确定为法治的最高价值目标。其实，亚里士多德早就强调与法治密不可分的“民主政体有两大信条，一是权力属于大多数人，一是自由原则”，“至于自由则在于做一个人想做的事情。在这种性质的民主政体中，每个人都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接着他又指出：“遵照政体的宗旨生活，并不是就应被看作是受奴役，毋宁说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解救”，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与法治的根本宗旨就是自由。后来黑格尔则把法与自由溶为一体，把自由看成是法的灵魂。他说“法的基地一般来说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后来他干脆把法定性为自由，他说“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所以一般来说，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以自由作为基本精神的法，它必须体现对自由的关怀。难怪马克思把法比喻成“人民自由的圣经”。不言而喻，法总是体现一定自由，而以法铸造而成的法治，自由又无疑是它永恒的主题。所以法治无论是从制度方面还是从精神方面而言，自由既是它产生的根源，又是它始终关怀的目标。

这是因为人类是富于理想的群体，而理想又总是与现实是相伴而行的。理想是铸造现实的模型和方向，现实是贯彻和体现理想的行动。人类任何有价值的创造性活动，都是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产物。这表明作为人类理想的自由追求在每个历史阶段和生命段落中都有其具体实在的内容。就法治而言，真正的人文关怀是在任何条件下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统一。这意味着当自由作为法治的理想目标之时，必定存在一个具体实在的现实目标。这一现实目标不会是别的，只能是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这是因为，第一，法律上的自由一般演化为权利；第二，自由的权利化是自由现实化的基本途径；第三，自由往往是泛化而不确定的，只有权利化的自由才是明确具体的，才最有保障和意义。在此意义上，自由实质上是指人类可以按照自由的意志在社会关系中活动的权利。自由必须通过法并在法律的范围内实现。就此，康德说“权利是把每一个人的自由限制在个人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达到调和境界的条件上的，只要每一个人的自由能依照一个普遍法则，则这境界便可以达到”。孟德斯鸠也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在哈耶克看来，权利是获得或实现自由的方式，只有获得权利才能得到自由。权利是承认自由的结果和争取自由的依据。因此，现代任何类型的法治都在自由目标的指导下，去关注社会中的权利。无论是以自由主义作为思想理论基础的英、美法治模式，还是以国家主义作为思想理论基础的法、德法治模式，无论它们在形式上有多么大的差异，但在有一点上总是一致，那就是对人的现实权利的深切关注。如在奠定美国法治基础的《独立宣言》中，杰佛逊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某些不可出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卫这些权利才成立政府，而政府是经过受其治理的人民的同意才获得权力的。任何形式的政府若成了这些目的的破坏者，人民就有权加以变更。”同样，对大陆法系法治模式有奠基作用的法国《人权宣言》宣称：“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可见，保障和实现人的社会权利不仅是国家或政府的根本职责，也是法治的基本价值所在。正因如此，一系列为确保人的现实权利的法治原则出现在现代西方的法律文献之中，如人民主权原则、分权与制衡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罪行法定原则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等等。也正是因为西方一些国家把自由和权利作为追求的目标，才形成了今天令人瞩目的西方法治传统。

从表象看，人治似乎是一种关怀人类自身的治国方式，因为它是以“重人”和突出人主体性的面目而出现。但从实际看，人治只不过是践踏人性的特权之治，人只能成为利用的工具和蹂躏的对象，最终无法成为关怀的主体。如古代西方的人治就常常表现为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背离。它昭示人们在未来的极乐世界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幸福，但必须在现实世界含辛茹苦，忍受一切苦难。而传统中国的人治关怀却从来未能朝向人的价值，它的终极关怀——对完美德性的追求，总是违背人类的本性——对自由的追求；它的现实要求——道义责任的承担，却总是与人的基本需要——欲望、权利或利益相对立。况且，人治所关怀的“人”是狭义的，而非广义的；是大写的“人”而非小写的“人”。这个“人”要么就是掌握众人生死大权、异化为权力象征的君主；要么就是虚构的“圣人”。所以，人治并非真正意义上众人之治，实质是个人之治和权力之治，众人只不过是权力的奴隶。在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才会真正关心那些普通的、具体的人，它的使命就是矫正个人对众人、权力这个人的奴役，是提升人的价值的重要手段。因此，法治作为人类完善自身的理想，是人类精神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凭借制度模式表达人类的精神关怀的向度，旨在追求人类的外在行为的有序与内心世界的至真、至善、至美的统一。我们不能忽视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是人类关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创立的制度模式。无论何种模式的法治都是以人为核心、完善人类自身需要的价值追求，都无法忽视对“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深切关怀。

三、 法治视野中的权利问题

（一）法学与权利

权利，一直是近代以来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十七世纪，德国法学家莱布尼兹（voleibnize）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法学乃权利之学”的著名命题，为权利在西方法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基础。从此，权利问题不论在法律理论，还是在道德理论和政治学说中向来居于重要地位。而在中国，古代法学一直束缚在“刑名法术”之中，而与权利绝缘。到了近代，一些法学家才开始提倡把权利作为法学的核心范畴。尽管近代法学家并未最终把中国法学改造为“权利之学”，但是他们对权利的关注，并致力于使中国法学走出“刑名法术之学”而成为一门科学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当代西方对权利理论有着卓越贡献的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就曾用激烈的言辞提醒政府：“如果政府不给予法律获得尊重的权利，它就不能重建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如果政府忽视法律同野蛮的命令的区别，它就不能重建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如果政府不认真对待权利，那么它也就不能认真地对待法律。”在这里，德沃金无非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法律与权利密切相连，政府对待权利的态度直接表明它对待法律的态度，它将直接影响着民众对待法律的态度。因为“宪法、法律和实施权利的机构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一个权利观念。”这种“权利的观念影响法律和保障权利实施的机构以及个人在事实上对权利的享有。”可见，法律中关于权利的规定和政府所拥有的权利观念既是法律获得或丧失人们尊重的基础，也是权利实现的保障。

其实，德沃金对政府应当认真对待权利的告诫，对法学研究也有同样的警示作用。因为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与以权利作为核心内容的法律一样，忽视权利的研究同样会影响人们对法律遵从，对权利的尊重和法学的命运。一方面，法学对权利的关注程度表明一个社会对法律和权利的信念程度。因为“权利理论说明一个社会的信念，或相信作为自己信念的信念。”这个“信念”既是法律的，也是权利的。因而注重对权利的研究无疑既有助于法律信念的树立，也有利于权利观念的增强。如果法学不关注权利，就难以建立起政府和民众的权利观念，引起政府和民众对权利重视，正确指导他们对权利的认知、尊重和实践；如果它不导向和督促法律对权利的捍卫，那就难以建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依赖；如果它不致力于权利的呼唤和追求，它将因泯灭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难以立足社会。

另一方面，权利是法学与现实社会连接的纽带，因而研究权利既是法学关注现实社会的重要方式，也是法学使命和价值的集中体现。社会本身是人的关系的网络，而人的关系往往又是基于权利或以权利为内容而衔生。虽然构成社会关系往往又是基于权利或以权利为内容而衔生。虽然构成社会关系核心要素的权利不可能都在法律的调整的范围内，属于法学所涉猎的对象，但是社会最基本的、最实在的权利不受法律的调控和保护，属于法学研究对象。因此，关注权利既是法学本身的职责，也是社会赋予法学的使命。同时，法学注重对权利的研究也是法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是法学的立身之本。因为在权利的探索中，法学不仅能获得社会的信赖和支持，而且将获得发展的动力和创新的能量。总之，关怀权利和捍卫权利不仅是法律永恒的目标，也是法学研究永恒的主题。

权利作为我国法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的确实中国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并且一些学者以全新的思维和方法审视权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总体而言，无论在研究的层面、方法论上仍存在诸多局限，一种类同西方国家认识高度的、系统的全方位的权利理论体系远未建构，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2、从权利研究的倾向来看，当代中国法学对权利的研究存在重价值研究、轻本体研究，重宏观研究、轻个案研究的倾向。目前人们热衷于谈论权利的价值、权利的保障问题，却极少探讨权利的本质、来源、演进、属性、结构、功能等问题，不是先埋头搞懂权利为何物，而是大谈权利的意义，使得对权利的研究逻辑倒置，形不成逻辑研究与实证分析齐头并举的研究风格。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学当前权利义务的研究中，应着力于以下问题的探讨：权利的来源，权利的演进，权利的结构，权利的实现，权利的冲突与协调，权利与权力、权利与利益的关系，权利的限制，权利的配置，权利推定，公权力与私权利问题等等。

（二）法律权利的构造

在一个国家或社会尊重权利的时代，理论之于实践的使命无非是：提醒人们有哪些权利、并怎样使用权利，同时还将告诉人们什么是权利。尽管要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来表达权利，并准确地回答“权利是什么”并非易事，但是作为理论探索却不能回避这一权利的基本问题。纵观古今中外的权利界说，都无法得出一个较为实证的回答。这除了权利要领的内涵和外延十分复杂外，另一原因则是对权利本身的剖析不够。因此，从权利结构分析入手，把握其基本构造，是权利分析的必经程序。

1．传统的权利结构分析

构造，作为某一事物的组织方式或基本结构，它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该事物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二是它们之间的构成方式和状况如何。据此，权利的结构无非是指权利是由哪些因素构成，以及这些因素是按何种方式联系一体的。从上述第一种权利结构来看，如果可以称之为结构的话，那就只能把它称之为权利的外部结构。从该结构的源流关系看，明显受到前苏联法学的影响。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所展示的并非真正的权利结构，而只是根据权利的表现形式或实现方式——自由行为的种类对其进行的划分，然后由划分出的各项权利所构成的权利整体。与其把它称之为权利结构，还不如把它称之为权利体系或权利系统更为恰当。从第二种权利结构来看，它把权利进行实质性的解剖，真正为人们展示一幅权利的内部结构图景，它是权利结构研究的重大突破。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通过意思表示或其他行为来表达的“主张”本身就是“自由”的一部分，它应包含在“自由”中，不应单独作为权利的一个要素。此外，作为权利的共同要素，“权能”并非包含在其中。因为：第一，有的权利存在并非包含“权能”这一要素，如人的生命以、名誉权等则无权能要求。第二，如果权利要求“权能“这一必备要素的话，就会剥夺一部分权利主体的权利，如精神病人和婴幼儿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不应把“主张”和“权能”作为权利的结构要素。

2．权利的结构要素

法律权利作为社会权利的一种，它与其他权利（如道德权利）的显著不同的根源就在于它的特有构造，即由特定的权利要素、按照特定的方式构成的。由于权利与法律权利并非等同的概念，法律权利仅仅只是权利体系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种”。而且任何一项法律权利在形成之前，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权利（如道德权利）而实际存在。所以，法律权利实际就是一种“原权利”的派生权利。也就是说，法律权利的构造就是在一种“原权利”的基础上的再构造。那么，从法律权利的形成机制看，任何一项法律权利的形成都是其结构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的整合。

（1）权利的内部要素。一项权利在成为法律权利之前，它已经以一种权利而存在。这意味着它本身就包含一定的利益追求、资格限制和自由行为的尺度。因此，从法律权利内部构成来看，它是由利益、资格和自由行为三大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笔者姑且把它称之为法律权利的“原权利体”。

（2）权利构成的外部要素。法律认可是法律权利的保障性因素。它充分体现了法律权利的权威和能力，是法律权利区别于其他权利的重要特征。因为具备利益、资格、自由行为三要素的权利可能是道德意义上的，也可能是宗教意义上的，况且并非在任何时期或任何条件下都能符合社会的价值标准，并被现实制度所容纳，所以国家和社会对权利的肯定是权利存在的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讲，法律认可权利实质就一种权利选择。任何一项权利要成为法律权利都必须经过法律认可，即必须以法律确认为前提，没有相应法律认可的权利，就只能是一般权利而非法律权利。

（3）权利构成要素的关系。由利益、资格、自由行为和法律认可所构成法律权利结构不是要素的随意拼凑，而是一个相互支持的有机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第一，利益是资格、自由行为法律认可的目的性要素，处于权利构成要素的核心层面。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第二，资格是利益要素的条件要素，是利益存在和实现的前提。第三，自由行为是权利中利益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法国著名哲学家勒鲁说过：“人的整个一生就是一系列的行动，即使人只在思想，他也在行动。那么用什么词来表达人的表现的权利，……这个抽象的词，就是自由。自由就是有权行动。”第四，法律认可是通过资格和自由行为来确定利益正当性的依据。

（三）权利的限制

1．权利的限制根据

从权利的表现来看，它是现实社会中人们从事社会行为的自由，这就表明权利的存在和实现都具有社会的属性。因为，作为权利主体——人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人之所以是人或所以是真正的人，仅仅由于人或个人是人类中的一分子。马克思也曾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惟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须发生相互关系。”可见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必须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这就决定了权利必须存在和行使于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这也就完全可能导致权利之间、权利与社会的其他利益之间的相互冲突。当权利主体追求一定利益而实施某种行为时，就可能影响他人或整个社会利益。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就对权利限制的理由进行了充分地揭示：“人民行使权利及自由时，仅应受法律所定之限制，且此种限制之惟一目的，应在确认及尊重他人之权利与自由，并谋符合民主社会中道德、公共秩序及一般福利需要之公允条件。”很显然，权利限制是权利的相对性所决定的。

2．权利限制的基本方式

从限制的层面来看，法律对权利的限制往往是对权利的结构要素的限制。具体讲，包括两个层面的限制：第一，从表层看，法律对权利的限制是通过对权利的二要素即资格和行为自由的限制来表现和实现的。第二，从深层看，法律对权力的限制是一种利益的限制。法律对权利主体资格和行为自由的限制本身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因此法律对权利限制的实质，是对权利包含的利益本身进行限制，限制利益是限制权利的目的所在。

3、权利限制的价值准则

权利为什么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是为了避免或消除权利冲突。为什么要消除权利冲突，是为了做到尊重和保障权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卢梭曾断言：无法律，则无自由。法律至于权利，即保护又限制，并且对权利的限制不在于取消权利，而在于实现权利；不在于削弱或缩小权利，而在于扩大权利。因而对权利进行限制的价值准则就在于“限制一定的权利仅仅是捍卫更大权利所付出的代价而已”。

4、权利限制的基本原则

（1）正当性原则。要使限制的权利不偏离保障权利的价值目标，那么对限制权利的正当性要求就是必须的。德沃金认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准备证明他所作的任何事情的正当性，特别是当他限制公民权利的时候。”该原则的基本精神是：第一，限制权利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上的依据。第二，作为依据的法律本身必须是正当的。

（2）不贬损原则。限制权利是以保障权利为精神底蕴，因此限制权利的基本前提不得损害权利。为了不损害权利，法律对权利限制的度量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现实中确定一个具体的度量标准是困难的，但确定一个总的原则还是可行的，这个原则应包括这样的内容：第一，法律对权利限制的最大限度是不能剥夺权利。否则权利就不能称其为权利，而沦为了义务或责任。第二，法律对权利的限制应以消除权利冲突为基准。第三，法律对权利的限制应以不妨碍权利的实现为主要指标。因为限制本是不是取消或缩小权利，而是确定权利行使的合理边界。

（3）最低性原则。法律始终以权利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它应站在客观、正义的立场上，通过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权衡来设定社会成员的具体权利。一般说来，权利受约束或限制越小，权利的存在和行使的空间就越大，反之亦然。因此，确立一个权利的最低限制原则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当代，如何最低限度地限制权利已不是一个制度难题，而是一个技术难题。因为要确定一个统一的最低限度的限制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笔者认为，最大限度地拥有权利与最低限度地限制权利是彼此消长的，那么权利的最低限制度就应该以权利的实际享有程度作为评价参数；权利的实现程度越高，权利的限制度就越低。

参考文献

6[德]康得：《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B本，第561页。

7韩水法：《康德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8[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郑正来译，

9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190页。

10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1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页。

1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6页。

1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4页。15[美]L.亨金：《权利时代》，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16[美]L.亨金：《权利时代》，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17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0-451页。

第7篇：法治社会的原则范文

从目前的宣传和反应来看，似乎大众对“德治”和“法治”都存在很严重的误解。最大的误解就是简单的对立二分法，以为德治就是德治，法治就是法治，非此即彼。

这种误解就像一部分人理解的西方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误解，以为“政府”和“市场”是对立的两个，其实政府是市场的政府，市场是政府的市场，二者不可能截然分开。离开政府的市场，会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最终难免导致“市场失灵”，美国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证明了这一点；离开市场的政府，会陷在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中，导致“通往奴役之路”，国家社会的生机与活力受到打压，苏联解体证明了这一点。这就如同人的精神和肉体不能分离一样，离开精神的肉体是尸体，离开肉体的精神无从在这个世界起作用。那么同样的道理，离开道德的法律只能是暴力的条文，离开法律的道德在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里只能被蔑视为软弱的说教。恰如春秋时期管子所认为的那样：“仁义礼乐，皆出于法”，而且要“法立令行”，才能国将大治。什么叫大治？“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法治”是“以法治国”的简称。“以法治国”的提法出自《管子》：“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管子提倡的“法治”，是建立在道德教化之上的法治，德治与法治不是机械地谁主谁从的关系，而是德法一体，共同服务于国家管理。德治是法治的自觉版本，法治是德治的强制版本；德治是法治的柔性版本，法治是德治的刚性版本；德治是法治的“先礼”版本，法治是德治的“后兵”版本。犹如父母教育孩子，孩子乖巧懂事勤奋精进，则父母一旁守护注视就行了；可是如果孩子不明理不守规不上进，就需要管教了。

没有一部法律不含有道德的观念，没有一种道德不具有规范人类行为的法律作用。所以，任何国家社会，必须是德治和法治交融管理的结果。所不同的就是：在道德水平高的社会，德治为主，称为德治的社会，法律只是辅助的作用；在道德水平下降的时代，国家法律的强制规范作用就不得不相应地增强，等到道德水平下降到一个临界点，必须主要靠法律的威慑和制裁才能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的时候，就不得不以法治为主，称为法治社会。此时人民会普遍感到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对道德的教化作用和规范作用已经没有信心。

因此，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是实现“以德治国”的最后底线，如果到了“礼”这个层次，说明社会上的人大部分已经到了不知“道”、不做“德”、不“仁”也不“义”的境地，大家彼此依靠最后一点为人的底线保持着“客客气气”的状态，天理人伦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非常淡薄，稍微一突破，就会失去规范而乱象频生。所以老子接下来才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因此，失“礼”之后就是“法”，违“法”之后就是“暴”了：如果人们不讲理（礼），就必须依靠国家法律把人们强制恢复到基本的规范状态，以保持社会的有序运行。同时老子指出，没有了道、德、仁、义、礼的伦理教化作为国民行为的规范，仅仅依靠以法治国，一定会发生“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情况，要建设理想中的和谐社会也是事倍功半。明白这一理念的利害关系，我们就会知道，恢复中华传统文化道德规范，在国家各个部门大力提倡和推行以德治国的理念，倡导每一个公民见贤思齐，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生死攸关，意义重大。

德治是法治的前提

考察为什么中国是目前唯一还有连续的远古文化传承的国家，一个比较可信的结论是：在中国古代，国家坚持“以德治国”的原则和推行伦理道德教育。中国历史表明，“以德治国”涵盖道化、德治、仁政、遵义、守礼。《礼记》上说，“自古先王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此处的“教”，就是“德治”。通过伦理道德教化，把国民教育好了，人人真正明理，人人依教而行，有敬畏之心，有羞耻之心，崇德兴仁，遵纪守法，则君臣上下贵贱皆守法令，必然圣王垂拱而治。恰如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第一句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周朝初年，周文王以孝德治天下，其子周公制《周礼》教化并规范天下，是德治盛世的典范。等到春秋时期，道德衰微，才有管子在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基础上实施“法治”的必要。所以，就德治与法治表象不同、适用社会道德水准不同的差别来说，德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律在以德治国的过程中，起着辅助的强制规范作用。若道德教化缺位，不但依法不能治国，反而会为其所乱。如《论语》为政篇中记载，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中国古代从黄帝到周朝一脉相承的治国理念。

曾子在《大学》中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如果没有培育德行之根，单求财富的增长，必定会发生舍本逐末的诸多社会问题，恰如孟子指出的那样：“上下交争利，其国危矣！”所以，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要夯实道德理念的教育。西方经济学家哈耶克被公认的最杰出的原创性贡献是发现了“以法治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是产生、保护、协调、流通与增益知识的最佳机制”，哈耶克进而认为，人类应该把研究如何利用分立着的知识代替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作为经济学的首要问题。他的整个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则建立在“通过自律达到自由”的理念上，而“自律”的自由经济意味着“德本财末”的伦理经济价值观。综合古代和现代西方的认识，其实不难得出结论：“以德治国”是理想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

德、法结合“治未乱”

中国古代国家管理的最高追求是“治未乱”，即未雨绸缪，转化社会矛盾的起因，消解社会危机的种子，在问题发生之前解决问题。《黄帝内经》中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以德治国解决的是“不治已乱治未乱”的问题，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当下人们普遍赞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观念，殊不知“德治”才是建设没有危机、没有欺诈的市场经济的根本保障。

第8篇：法治社会的原则范文

维系社会的良性秩序既要靠法律的外在规制，也有赖于社会信用这一道德资源的内在调适。

目前，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危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无疑是令人欣慰的。然而，某些无形的道德资源尤其是信用资源的匮乏问题却令人堪忧。依我之见，“信用”可能是时下中国人最稀缺的一种道德性资源。牟其中之流毕竟只能逞一时之势，可怕的是几乎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集体性信用危机的局面，因而警惕信用危机、强化信用意识和倡导信用至上实属当务之急。

何谓信用？信用就是一种信守承诺的责任感，就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之后果负责的道德感。信用既是个人的一种品性，同时也是社会的一种素质。由于信用往往与利益息息相关，因而恪守信用也就是既尊重他人利益又维护自身利益，而以牺牲信用为代价攫取利益无异于杀鸡取卵式的自杀行为。在有关市场经济的各种口号中，我格外青睐“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这一最能彰显市场经济本色的口号。市场经济其实是最为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堪称市场经济真正的道德基石。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信用已经成为每个人立足社会不可或缺的“无形资本”，恪守信用乃是每个人应当具有的生存理念之一。人或许可以没有信仰，却不可没有信用，没有信仰的人是凡俗的，而不讲信用的人则是“丑陋”的。在这个道德失重的“无根的年代”，人们似乎已经对充斥在周遭的坑蒙拐骗习以为常，不少人甚至对牟其中之流以骗为能的所谓“能人”颇为心仪，北京市民似乎已经将中关村一带搭讪着贩卖假文凭、假证件的现象视为一道都市风景。这种荒诞而又无奈的现实使从前感悟到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句朦胧诗并不朦胧的深深叹息。我并非漠视善良、纯朴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只是想正视和反思“坑蒙拐骗”甚至“坑熟”成为不少中国人生财之道这一现实。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信用危机问题，除了重视以崇尚“信用至上”为核心理念的道德说教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应当建构维护信用的制度，无形的信用有赖于制度这一有形屏障的呵护。个人储蓄实名制显然就是建立和维护个人经济信用的一种具体制度。

信用的重要性在法治领域同样不容忽视。在我看来，法院裁判文书之所以“执行难”，与被执行人不讲信用、不自觉履行相应的义务有很大的关联。难怪西方司法界人士往往对中国法院“执行难”问题感到匪夷所思，在他们看来当事人自觉履行已生效的裁判文书的义务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将使自己置于丧失信用的尴尬境地。对于笃信“信用高于一切”这一常识性理念的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恐怕没有比丧失信用这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无形资本更为糟糕的了。然而，在我们国家不少“债务人”往往比“债权人”还理直气壮、悠闲自在，为讨债磨破嘴皮跑断腿的债权人有时甚至要对债务人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顺，生怕得罪了对方后可能出现“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后果。这种咄咄怪事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何等匮乏。

诚实信用不仅是社会的优良美德，同时也是法律之道德底蕴，甚至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如果说法律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显性的游戏规则，那么信用则是使法律深深嵌入世俗社会秩序的一种隐性“剂”。信用是法律之道德底蕴的重要方面，法律是否具有信用直接关涉到法律这一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物品”的公信力。带有地方或部门利益保护主义色彩的“劣法”，是对立法信用的嘲弄；裁判不公、判决“打白条”则是对司法信用的亵渎。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的尴尬突出表现为以立法和司法的“产品”（法律、裁决等）为表征的法律资源急剧增长，而支持法治系统良性运作的道德资源尤其是信用资源却趋于萎缩。信用至上可以视为法治的主要道德取向所在，依法行政的主旨就是要确立、强化和维护政府为广大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信用；司法公正的主旨就是要彰显和实现司法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信用。缺乏信用这一道德隐喻的法治不能称为良性法治。

第9篇：法治社会的原则范文

关键词：法家；治国；好利恶害；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历史的进化论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摒弃了“礼治”和“德治”，力主“法治”，他们的法治思想影响深远。法家的法治思想不仅对实现君主集权的封建统治提供了新理论，而且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法家重视法律的作用，法家以法治为思想核心，以变法为主要手段，以君主集权为主要目的。法家思想在秦代达到顶峰，并且法家在当时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提出的法治思想，还是具有一定开创性意义的。法家在如何明法、如何实现“法、术、势”、严刑峻法、以刑去刑、实现变法等法治思想上有精彩的论述，本文将主要选取三个方面谈谈法家对法治理论的影响。

一、人性恶的犯罪预防论

对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历来争论颇多。法家在人性观点上明确提出了“好利恶害”的人性本恶的理论。在法家看来，人的本性是追逐利益，规避危难，并且自私自利的。如：

管子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1商鞅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2韩非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3”又说“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4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法家主张的人性观点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就是一种利益关系，而人生来就是自私自利的，为了生存和自身的利益，人会自然的追求富贵、规避危害，这是人的天性和本性。

面对这样的人性，商鞅提出 “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5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6法家从人的好利性看到了统治的侧重。因为“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7，在“好利恶害”的人性面前，儒家讲的仁义道德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依靠法治和赏罚的方式才能有效的扼制人本性中的“恶”，使人们不敢做坏事，实现统治的目的。

所以，法家提倡的“好利恶害”或者“趋利避害”的人性本恶理论，实际是为他们提倡法治，提倡重刑提供了人性上的依据。因为，在法家看来，人们之所以犯罪是由于“好利恶害”的本性驱使，而这种本性是无法改变的。那么，要预防人们的犯罪行为，就要从人的本性为出发点来考虑。既然，刑罚是人们所害怕的，那么只要是对轻的犯罪行为也采取重的刑罚，就可以起到扼制人们犯罪行为的目的。所以要使人们不犯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轻微的犯罪行为也处以重的惩罚，这样人们就会处于利害得失的考量而不犯罪，从而最终实现人们不犯罪的理想。由此可见，法家提倡“以法治国”，是用法律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底线，限制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

在重刑方面，商鞅就明确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8的观点，认为执法必须要狠。韩非也认为“重其刑罚以禁奸邪”9。法家认为，重刑是减少人们犯罪的有效方法，甚至认为是唯一方法。针对法家的“重刑”论，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时显群著的《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研究》中对法家的“重刑”论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引用高鸿钧先生在《中国法史学精粹（2001—2003年卷）》中的观点说明，重刑并不是中国古代所独有的，因此在考量法家“重刑”论的时候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背景进行合理分析。并且他认为法家的厚赏重刑的主张是非常有效的立法原则，尤其在商鞅实行变法的时候产生了积极的实效作用。10但武树臣、李力在《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对法家的“重刑”论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法家的“重刑”论虽然在秦国变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过度追求暴力和刑罚，否定道德和教育的作用，最终走上极端，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秦朝的灭亡。11

法家的重刑论对后代的法律有着很深的影响，重刑的思想直接体现在秦以后的历代法典当中。近现代学者在总结我国古代法律特点的时候，不约而同评价为我国古代法律有“重刑轻民”的特点，这也可见一斑。刑罚作为法治所必需的手段，但并不是预防犯罪的唯一手段，用过度的刑罚去追求犯罪减少的结果，只能走上“以刑去刑”的歧途。秦王朝是法家重刑论的直接继承者和实践者，而法家重刑论最惨痛的现实和教训就是加速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秦朝历经二世就灭亡了，这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值得我们在思考现代法治中借鉴。

二、法不阿贵的法律平等论

西周以来的礼治思想调控着国家统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关系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并享有不同等级的权利，这样的统治制度必然造成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而法家在这样的传统思想下，提出反对传统不平等的礼治，而实行法治，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主张以“法”作为管理国家的主要手段，为了保障法律的权威性，认为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贵族也应该按照规定的法律制度来严格执行。与传统“刑不上大夫”思想相对，法家明确提出了“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商鞅是首先明确提出这个观点的。商鞅在《商君书·赏刑》说：“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犯上制者，罪死不赦。”12韩非在《韩非子·有度》中也强调：“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13在法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法家认为法律是权威的，对国家管理中的所有人和所有事应当平等适用，不分等级和贵贱。

法家的这种“刑无等级”的理论蕴含了三方面积极的意义：第一，法家提倡的“刑无等级”的思想体现了他们重视法律的作用，认为管理国家事务应当以“法”作为主要的手段，要建立和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第二，法家“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思想蕴含了对旧贵族势力的打击，希望打破旧贵族阶级的特权，重新分配社会资源，重新建立统治秩序；第三，法家“刑无等级”的思想体现了平等的意识和助长，法家认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当不分庶民与贵族，赢得统一而严格，这体现了他们在适用法律时提倡平等适用的理念，这对社会平等意识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对于法家提倡的“刑无等级”的主张，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学者们普遍给予了称赞。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法家提出的“刑无等级”的主张与我们现代法治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是不同的。从出发点来讲，法家代表了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为了打破旧贵族的束缚，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法家进而对法律中的平等身份进行提议，希望借此打击旧贵族的特权和。从目的性来讲，法家“刑无等级”的主张并不包括君主在内，而是针对君主以外的所有臣民，所以他们的目的是建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实现对封建王权的维护、对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维护。所以法家提出的“刑无等级”原则，虽然具有开创性和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并不能等同于近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法家提倡的“刑无等级”原则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政治背景、认识水平等的局限，“刑无等级”往往只能成为一个理想化的口号。

三、时移而治的变法论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周文凋敝”、“礼崩乐坏”的局面，诸子百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儒家认为要参考尧舜而遵循周礼，道家主要参考皇帝时期的治国方略，只有法家提出了社会进化的历史论。法家认为历史和社会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法律与制度也应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并根据实际情况来颁布和执行，不能一成不变、墨守成规。法家提倡要立足现实的社会，发现社会的问题，从而采用适合的制度来治理国家、管理人民。法家的历史进化论就是要求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提倡变法。

法家的商鞅在论述历史进化论的时候就提出过非常著名的理论，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上世、中世、下世和今世四个阶段，认为这四个阶段的社会情况是不同，因此君主的统治方法也有所不同：上世可以靠亲亲，中世靠仁义，下世则是亲亲和仁义都不可行了。今世是战争不断，社会分裂，人民奸诈，就不能沿用旧的统治方法。商鞅主张“不法古，不循今”，认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14、“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15。法家的这种历史进化在商鞅变法中有最直观的实践和成功。当年，商鞅携带李悝《法经》入秦，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开展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最终帮助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并且加强了君主集权的封建王权，为秦统一中国奠定基础。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继承并发展了商鞅的观点，提出了“时移而治不易者乱”16的观点，认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17，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之中，因此世上无长久通用的制度和规则，法律应当顺时而变，做到“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18。韩非更是列举了著名的“守株待兔”的故事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墨守成规的危害，提出“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人都好比是“守株待兔”。

基于历史的进化论，法家提倡变法，以建立适应新社会的法律和制度。而法家所提倡的历史进化论也是后代改革的思想武器，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对我们今世近日的法制建设也是有所借鉴意义的。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力主“以法治国”的学派，他们对此进行详细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由于受到当时的社会背景、认知水平、阶级身份等种种因素的影响，法家的法治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本文仅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三个方面来论述法家理论对法治建设的影响。我国的法治建设无法脱离传统与现实，只有既总结传统，又反思现实，才能不断成长与发展。借鉴法家的成功与失败，借此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再思考。

引文注释

1李山译注.管子（禁藏篇）[M].中华书局，2009：298.

2石磊译注.商君书（算地篇）[M].中华书局，2009：67.

3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六反篇）[M].中华书局，2010：657.

4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奸劫弑臣篇）[M].中华书局，2010：130.

5石磊译注.商君书（错法篇）[M].中华书局，2009：95.

6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八经篇）[M].中华书局，2010：681.

7石磊译注.商君书（错法篇）[M].中华书局，2009：95.

8石磊译注.商君书（刑赏篇）[M].中华书局，2009：142.

9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六反篇）[M].中华书局，2010：663.

⑩时显群著.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0：161—164.

11武树臣，李力著.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87—93.

12石磊译注.商君书（赏刑篇）[M].中华书局，2009：142.

13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有度篇）[M].中华书局，2010：50.

14石磊译注.商君书（更法篇）[M].中华书局，2009：5.

15石磊译注.商君书（更法篇）[M].中华书局，2009：7.

16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心度篇）[M].中华书局，2010：759.

17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五蠹篇）[M].中华书局，2010：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