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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6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1-0069-03
在复习必修二《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时,我和学生们遇到两个选择题,材料相似,答案却迥异,所涉及的是近代中国19世纪60至80年代进口的棉纱是被棉纺织业消耗了,还是被家庭手工业消耗了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我查阅了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资料,觉得这是一个容易被师生忽略的知识点,故总结出来和同仁商榷。
一、两道答案迥异的选择题
第一道题:
在19世纪后半叶,棉纺织品始终列为中国进口商品中的重要项目。1874年至1894年20年间,洋布进口值增长88.4%,洋纱进口值增长将近986.7%。以上现象表明
A.外国商品完全占据中国市场
B.传统手工业仍有抵制能力
C.中国棉纺织业取得较快发展
D.自然经济被彻底破坏
从选项看,A、D选项的说法过于绝对,不符合史实,可以排除:从材料给出的数据看,洋纱的进口增长远远超过了洋布的进口,可以看出“传统手工业依然保持一定水平”,另外后,外国棉布大量涌入,对中国棉纺织业是沉重打击,C项“中国棉纺织业取得较快发展”,从时间段上看是错误的,所以答案应该是B项“传统手工业仍有抵制能力”。
另一道题:
下图反映了19世纪60至80年代中国棉布、棉纱进口的变化,能够对这一变化做出合理解释的是
A.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B.列强暂时放松经济侵略
C.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
D.中国沦为世界市场的附庸
从图中看出19世纪60至80年代中国棉布(成品)进口整体上变化不大,而棉纱(原料)进口呈现上升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对外国经济侵略有抵制作用,另一方面对国外廉价原料需求量增加,故A项正确:自然经济顽强抵抗与棉纱进口增加的现象不符,故C项错误:中国沦为世界市场的附庸,成为西方廉价商品倾销地,与中国棉布进口整体变化不大的现象不符,故D项错误。
从这两道试题看,材料内容基本相似,只不过前者是数据,后者是图表,但第一道题依据数据,选择了“传统手工业仍有抵制能力”,而第二道题则选择了“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这让学生很是费解,为什么相似的材料,得出的结论却不同呢?
人教版必修二第42页是这样叙述产生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诞生了,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如上海的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的继昌隆缫丝厂、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使用机器、雇用工人,进行生产。它们的出现,说明在中国封建经济解体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从教材的叙述看,早期产生的时间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领域是机器业、磨面业、缫丝业等,那么在19世纪在60至80年代,有没有棉纺织业的产生和发展呢?自然经济解体又是怎样一个实际状况呢?
二、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产生
中国近代最早的棉纺织工厂是洋务派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的纺织企业,由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祯共同批准成立。1879年,李鸿章委托曾经在英国宝顺、太古洋行当过买办的郑观应等6人筹办。开办资金50万两,全由商股筹集。以美国人丹科为织布工程师,并负责购买机器,到1890年才正式开工。布机约有530台,纱锭有3.5万枚,雇用工人约4000人。1893年,资金增至100万两。1893年9月工厂失火烧毁,之后,李鸿章命盛宣怀在遗址上筹建官督商办的华盛纺织总厂,其在1894年建成开车,资本80万两,布机750架,纱锭5万枚。
洋务派创办的另一家棉纺织工厂是湖北织布局,该厂于1889年由张之洞筹建,属官办性质。开办资本近90万两,1 892年建成并正式开工。
可见,即使是洋务派创办的棉纺织厂,也要等到19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投产,而创办的棉纺织厂和投产的时间就更晚了。
三、棉织业的
产生与发展
在外商利润刺激与诱导下,一些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一些华侨开始将他们积累的货币财富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前,民族资本先后创办了100来个大小不等的近代工业企业和近20个采矿企业。在这个时期创办的工矿企业中,为适应生丝出口的需要,机器缫丝成为发展最快的工业,有60多家,占全部近代工业的一半以上。其余企业有机器轧花业、碾米与面粉业、榨油、制豆饼、制粮、制冰、火柴、造纸与印刷、机器制造业、采矿业等。
棉纺织业是创办的企业里最晚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刚产生时,还不具备和英国产棉制品竞争的信心和能力,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洋务派办的民用工业的垄断性起到了阻碍作用。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陆续创办了一批民用企业,这些企业不但没像李鸿章说的那样,起到“收回利权”“徐图自强”的作用,相反,却限制、压抑了民族资本的产生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如李鸿章就曾要求清政府给予上海机器织布局即后来的华盛纺织总厂以及张之洞在湖北办的织布局以垄断经营特权,规定“合中国各口综计,无论官办、商办,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并使该局产品享受和洋布同样的税厘,这种价格优势也是企业所不具备的。
所以,在19世纪60至80年代,创办的企业里是没有棉纺织厂的。前创办的唯一的商办棉纺织厂,是1894年道台朱鸿度在上海办的裕源纱厂,更多的商办棉纺织厂,此时还在酝酿筹备中。
后,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才获得了初步发展。但这个阶段和甲午战前相似,民族资本发展数量最多的工业,还是以缫丝为主的出口商品加工工业,其次才是面向国内市场的面粉、纺织、日用消费品、食品等轻工业。但此时的棉纺织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到一战期间,由于英国等列强忙于大战,无力继续向中国输入工业品,中国的民族资本才获得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即“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从1912到1919年的八年间,中国新设立的工矿企业有470余个,资本近9500万元,超过去40年设立工矿业的总数。其中棉纺织业是这个阶段发展最快的工业。1913年,中国共有(包括官商合办的企业)纺锭约5万枚,布机2016台,到1921年,已经拥有纺锭125万枚,线锭58万余枚,布机5825台。
四、自然经济解体与棉纱棉布
进口的关系
关于自然经济,人教版必修二第6页是这样叙述的:“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逐渐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伴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步形成。那时的农民,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交纳赋税。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模式。”可见,自然经济既是小农经济的特点,也是一种经济形态,是前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也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其中手工纺织品是最主要的部分。另外,由于封建剥削沉重,农民依靠耕种不能维持生活,只得从事家庭手工业予以弥补,即所谓“以耕助织”,这就导致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非常牢固。那么自然经济解体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以后五口通商并没有立即使自然经济解体,相反,其顽强的抵抗力使西方工业品在华销售并不景气。英国认为这是从中国获得的特权太少,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太少所导致的。所以才发动了第二次,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战后,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总数达到16个,洋纱、洋布大量涌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此之后,也就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主要表现是手工棉纺织业日渐衰落,并开始了纺与织分离、耕与织的分离进程。
19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进口棉制品的数量显著增加。其中洋纱进口数量自70年代中期起,更是激增。由于英国纺织工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与苏伊士运河通航带来的运输费用的下降,使洋纱的价格不断下降。中国的棉纱市场上,洋纱的价格大大低于土纱。如1887年牛庄每包洋纱(300斤)售银57两,而同量土纱却要87两左右。这样,手工纺纱不仅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本,把棉花纺成棉纱再来织布,不如直接采用进口“物美价廉”的洋纱织布更为合算。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的家庭手工纺织业者不得不纷纷停止纺纱的工作,有的改用洋纱织布。反映在进口上,洋布增长的速度比洋纱增长的速度慢得多,1872-1890年,进口洋纱增长2064%,洋布只增长66%。因而,洋布取代土布的过程比洋纱取代土纱的过程也要缓慢得多。由此可知,进口棉纱数量远远大于棉布,并不是被工业的产生与发展消耗了,而是被中国广大的家庭手工纺织业者消耗掉了,即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力仍然存在。
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自然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理论原则一直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尊奉。人们对什么是自然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似乎也没有深究。但中国战国以后商业较发达,各类市场较活跃,是明显的事实。这岂非与上述理论原则相左?新时期经济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依其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代表人是经君健。他把自然经济解释为使用价值的自给自足,并根据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庄园的论述,提出“自然经济平衡律”,即一个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是为自然经济的前提。中国地主制经济下无论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都存在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的矛盾,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须与外单位进行商品交换。他的结论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地主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1]
这与上述赵冈关于中国战国以后已有市场经济的观点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前者认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尚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是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后者否认战国以后社会封建地主制的性质。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人主张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变态封建制”说,认为战国西汉商品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把各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看来,傅氏实际上把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故有人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商业资本主义说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
第二种,是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承认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侧重和表述。吴承明对“自然经济”作了“引申”,把农民家庭的自给性生产、为剥削者直接消费的生产、在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性的交换,广而言之,凡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换,都包括在自然经济的范畴中。在此思路指导下,他算出前粮食商品率为10%上下,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他又指出,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谈到历史上市场体制转变的时期,只有这个转变完成了,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中国十六世纪已有市场转变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国尚未完成转变,或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2] 李根蟠指出自然经济有不同的历史类型,并非西欧庄园经济的单一模式。中国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其中包含了商品生产的成分,流通已成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仍未控制整个流通过程,价值规律作用有限,商品生产仍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这是自然经济中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3] 。林甘泉认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包含一些商品经济成分但对各类经济单位的分析表明,它在总体上仍属自然经济范畴。[4] 方行认为我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5] 。信从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乏其人。持这类主张的学者,都认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发展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都重视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阶级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经济冲毁了古老村社制的结果他认为封建地主制时代商品经济经历了战国汉初和宋这两个高峰而?i?i高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6] 。
第三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属“伪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其实很强固。这以秦晖为代表。在他看来,自然经济与其说是“自给自足”经济,勿宁说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经济,就运行机制而言,则是“命令经济”。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不受或很少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和调节,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关系中权力意志的支配与调节,这就是“伪商品经济”。总的说,我国封建社会决不是商品经济发达早于或兴盛于西欧,而是相反,自然经济、包括“命令经济”及披着商业外衣的变种比西欧中世纪典型时期顽固得多[7] 。
秦氏的观点未必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政治权力严重地干预以至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过对唐宋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专卖对茶商资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类似“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现,但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专制政体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不充分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全局的、本质的、绝对的。它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8] 。
关于传统市场
与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不同认识相联系,人们对中国传统市场性质、特点和发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计。
吴承明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市场的基础和内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场史理论。他指出,经典作家以分工为市场的前提,质之历史,却不尽然。如地方小市场,即?村集市,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属自然经济范畴的交换;城市市场是贵族地主以其剥削收入换取消费品,是农村农副产品流入城市的“单向贸易”;区域市场则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真正有意义的是跨地区的长途贩运,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的贸易,仍然不是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市场。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市场基础的分工,实际上是指“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有多大市场,只要没有专业户,即没有生产交换价值的分工,就不算本来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他又指出,总的来说是生产决定经济,但不能低估交换的作用,交换的积累也能引起分工和专业化,市场理论应建立在生产和交换这两极上。根据这一理论,吴承明指出中国明中叶以后长途贩运贸易才转以民生日用品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区生产分工基础上。但直到前,我国国内市场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9] 。关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何时形成,学术界有西汉说、唐宋说、明清说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市场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论者多着重商品流通自身规模,而吴承明则从生产的社会分工和与此相联系的长途贩运的内容进行考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吴氏这一理论颇有影响,如包伟民即以这一理论分析宋代的粮食贸易和区域市场。方行在这基础上以明清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特征,指出传统市场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市场;封建社会发达的商品市场是一种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也有某种程度的发育;农业中的土地劳力等资源的配置并不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视不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异[10] 。
有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经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场的交换归入自然经济范畴。他认为地方小市场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地主经济、佃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生存需要(解决小生产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矛盾)所产生的,个体小农在市场上以小商品生产者身份出现,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均不能改变商品交换的性质。地方小市场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及城镇商业形成不可分割的体系,这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西欧看不到的现象[11] 。
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认识也有歧异。如农村集市,许多学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学者提出,战国时代已存在农村集市[12] 。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育程度,有的认为它虽有从地方小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化的趋势,但基本上仍是在狭小范围内彼此独立的一种市场;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已经转化为初级市场,成为整个市场网络的一部分。还有的学者把以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为主体的农村市场划分为保障供给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多功能全面发展市场等不同层次(类型)[13] 。
对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兴起的市镇,学者多强调它在促进城乡、工农业交流、乡村城市化和培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赵冈则认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变化、人均占有粮食数和余粮率下降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靠拢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释
[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国传统市场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 李根蟠: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三世界国家期。
22.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的近代更生常常伴随着迷惘和阵痛。历史学家陈旭麓认为,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旧生产方式逐步解体所产生的苦难之外,还应当有新生产方式破土而出的生机和朝气。如果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不承认:历史的主题应当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婆婆,年纪已经七十多了。她天天纺棉,每天纺成几两棉纱。她很少停手的时候。到了晚上,我们还听见她那纺车摇动的声音。有一回,她对我们说:“我年轻时候,纺纱织布,利息(收益)倒不少。到了现在,厂里出的纱和布,又细又好,价钱又便宜。还有外国运来的纱和布,大乡小镇都有得卖。我的利息就远不如从前了。”她一边说,一边仍旧摇动着她的纺车。
――叶圣陶等《开明国语课本》(1932年初版)
材料二 我的家乡余姚离宁波不远。……老百姓现在已经能够适应新兴的行业,……任何变革都像分娩一样,总是有痛苦的,但是在分娩以后,产妇随即恢复正常,而且因为添了小宝宝而沾沾自喜。……女人已经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布又好又便宜。她们已经没有多少事可以做,因此有些就与邻居吵架消磨光阴,有些则去念经拜菩萨。……有些女孩则纺织发网和网线餐巾销售到美国去,出息不错。
――蒋梦麟《现代世界中的中国・民国初年》
材料三 旧时妇女织成布匹,经纬之纱,都出女手。自洋纱盛行,而轧花、弹花、纺纱等事,弃焉若忘。……此又今昔不同之一端,而生活中又少一技能矣。……女工本事纺织,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虽多一生机,而风俗不无堕落。
――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民国二十六年版)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瓦解的经济因素。
(2)依据上述材料,指出在近代变迁过程中乡民们“迷惘和阵痛”的表现。
(3)运用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论证陈旭麓先生提出的观点。
(要求:观点理解准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200字左右。)
一、试题解析
试题通过相关材料呈现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瓦解以及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乡民们“迷惘和阵痛”的表现,体现了小切口深分析、以小见大的命题思想。第(1)问要求学生根据材料中的“厂里出的纱和布”、“外国运来的纱和布”等相关信息,概括出“工业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而“洋务企业的兴起”则要结合所学知识回答。第(2)问要求学生最大限度地获取材料中的有效信息。第(3)问是对材料的审视和对相关观点的思考,这一问新颖、别致,最能体现新课程的理念和史学特色。
需要说明的是,命题者并没有提供第(3)问的具体参考答案,仅仅提供了一个评分标准,这势必推动江苏历史高考试题由“采点得分”向“采意得分”转变,考查注重思维结果与思维过程并重。如果我们能学会运用正确的史观对有效信息进行完整、准确、合理的解读,解答这一问其实也不难。
首先,要弄清楚题中观点的内涵,依题干所言“历史的主题应当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可知,陈旭麓先生对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型过程的认识是“新的生产方式是历史的主题”。其次,要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观点,形成这一认识的史实依据又有哪些。解读材料时,要抓住“苦难”、“朝气”等关键信息,并结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进行全面的分析。事实上,正是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中国近代化才开始起步,而的开展、的兴起引发了中国社会一系列的变革。最后,由于答案具有开放性,解答时要注意“四个结合”,即史论相结合、课本与材料相结合、小史料与大背景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
参考答案:(1)经济因素:洋务企业的兴起;工业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
(2)表现:收入的减少;传统谋生手段的消失;对新生产方式的不适应;百无聊赖;对世风日下的感慨。
(3)(答案仅供参考)(答案一)陈旭麓先生认为传统社会的近代化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旧的生产方式解体会产生苦难,这体现在传统家庭手工业者收入减少,难以维持生计;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生机,这体现在人们去工厂做工,将手工业品销往国外,这有利于发展,有利于中国走向近代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传统经济社会结构近代化带来了利才是历史的主题。
(答案二)传统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带来传统农业生活越来越苦、妇女无事可做、纺纱织布技术没落、风俗堕落等弊端;但等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生活中出现又好又细又便宜的工业产品,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女子去做工,促进了近代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城市化进程;更有一些女孩纺织发网等销售到美国,使中国越来越商品化,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是新的生产关系,代表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历史的主题。
二、复习策略
论证写作类的试题大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材料的新颖性、过程的探究性、答案的开放性、考查功能的全面性。基于以上认识,在今后的复习中,应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论证和探讨历史问题的能力。
1.有效地发掘史料的功能。
第一,以教材知识为依托。完全脱离教科书的知识背景去单纯地分析史料是不足取的,正确的做法是将史料与所学知识结合在一起,恰当地分析史料来源并透彻地掌握基础知识。反过来,学习知识时也可适当穿插史料,使二者相得益彰。
第二,史料的选择在精不在多。历史材料汗牛充栋,是无法穷尽的。用于学习研究的材料要有所选择,要选择最经典、最恰当、最能说明问题、最切合教材内容的材料;选取的材料要具有多样性,包括文字类、地图类、图片图像类、数据图表类等。
第三,对史料的分析要透彻。材料解析重在进行恰当的、透彻的分析,并能举一反三,找出解析材料的方法并养成习惯,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十分重要,也是高考的能力要求。
例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1937年7月17日庐山谈话)
这是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最著名的一段话,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从材料给出的信息可知,此谈话发生在十天后。从材料中至少可以分析出的两点态度:认为尚不是战端已开,还希望将其作为地方事件处理;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和态度。
把核心的材料分析透彻,那么与其他任意相关材料组合而提出问题,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而,对核心材料的透彻分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关注对学科核心能力的培养,强化对过程与方法的认识。
近几年来的新课程高考历史卷均不同程度地含有考查学生学习过程与方法的意图,而学生在这些问题上的失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历史学习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因此,要重视养成学习的主动性、探究性及创新性;要养成用多维视角认识历史问题的思维习惯,如史学范式的多元并存进一步拓宽了考察历史的视角,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史学范式分析同一重大历史事件。同时,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如历史事件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绝对与相对、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内因与外因、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英雄人物不能离开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的斗争也需要杰出人物领导等。要注意运用史学理论深度分析一些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历史人物的主要活动等。
3.注重对专题知识的深挖与拓展。
虽然课程标准不再要求提供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但在每个专题之中却是存在体例结构的。例如,“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作为一个专题有其体例结构,那就是包括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两个方面,而在这样的体例下,囊括了从战国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个专题之中,命题者可以把内容挖掘得很深,可以根据学术研究的发展不断地改进对该专题的理解。所以,在新课程背景下,考试的范围将大大缩小,对考试内容深度的挖掘将大大增强。
在对教材内容进行挖掘时,要注意两个方面:宏观上纲举目张,熟悉教材目录,理解历史概念,理清发展线索,明确阶段特征,掌握知识结构;微观上精雕细琢,做好对难点、重点、盲点、易错点、易混点、易漏点的整理与辨析,做到知识掌握无遗漏。
4.加强典型试题的训练,提高解题技巧。
平时可以设计、训练一些开放性试题,将学到的知识和方法转化为自己的技能。这样,既能促进知识的牢固掌握,又能培养思维的灵活性、全面性。
例 我们很容易看到在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抗拒”与“接受”间剧烈的冲突,……在这两种显而易见的立场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它接受现代化,但只接受它的形式,它接受现代化是为了控制现代化,让它为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服务。……因此是“反现代化”(“反现代化”并不反对现代化)。……问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现代化”和“反现代化”有可能同时存在,两个相反的运动在同一过程中出现。
――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
一、总结三次工业(科技)革命的时间和主要成果
1 时间: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
主要标志:改良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
2 时间: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
主要标志: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电力的广泛使用
3 时间:第三次科技革命(20世纪40年代至今)
主要标志: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
二、三次工业(科技)革命中的历史发展线索
1 世界市场的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世界市场基本形成
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市场进一步发展
第三次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趋势
【实战演练】
材料一 19世纪最后30年,国际贸易增长了3倍。……欧美工业国在向海外扩张的过程中,经常使用武力威逼一些落后的国家满足它们通商、投资的要求,甚至直接实行殖民统治。
材料二 伦敦的居民可以在1911年的某天,一边喝下午茶,一边打电话订购世界上任何产品;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他随身携带的金币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兑换成当地货币而通行无阻。
请回答:(1)据材料归纳世界市场形成的方式有哪些?
(2)材料反映了工业革命与世界市场形成怎样的关系?
【参考答案】(1)方式:国际贸易的增长;武力威逼和殖民统治;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的进步;资本的输出和人员的流通。
(2)生产力的提高为世界市场提供丰富的商品;新型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为世界市场提供便捷的条件;对外殖民侵略,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东方从属于西方。
2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第一次工业革命:自由资本主义
第二次工业革命:垄断资本主义
第三次科技革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混合经济”
3 社会主义的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诞生(空想一科学)
第二次工业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传播(理论-实践)
第三次科技革命:冷战;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曲折-创新)
在专题复习时,可以首先从讨论问题的逻辑主线人手,从不同的应试角度进行思考,掌握有关专题的历史线索生成与变化过程,重点抓住它的阶段特征和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另―个角度是从横向分析形成有关历史特征的背景和影响,得出一般规律,并可迁移至对其他历史现象的理解。以此专题为例,希望帮助同学们掌握同一类别问题的复习方法。
三、三次工业(科技)革命时期世界历史发展情况
【实战演练】
1 某历史著作中主要有“火车的发明”、“大清帝国的衰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逐渐缩小的世界”等章节。此著作研究的主题最有可能是(
)
A 工业文明下的世界
B 晚清政府的徘徊与挣扎
C 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
D 东西方的隔绝与冲突
2 1876年,美国为纪念建国100周年,在费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当时中国宁波海关税务司李圭作为中国工商业代表参加了此次盛会,李圭参观1876年世博会机器院时,发现美国展品“约居十之八”,而中国“竞无一物于此”,造成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是(
)
A 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就突出
B 中国的受到顽固派阻挠
C 中国才刚刚起步
D 中国腐朽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答案】1,A
2,D
四、总结三次工业(科技)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第一次工业革命
(1)政治:社会性质开始发生变化。
(2)经济: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被迫卷入世界市场,近代工业产生(洋务企业和企业)。
(3)思想文化:新思潮的萌发;中体西用。
(4)生活:轮船、铁路的出现。
2 第二次工业革命
(1)政治:狂潮,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运动高涨(维新运动、、),推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
(2)经济: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发展(实业救国)。
(3)思想文化:维新变法、民主共和、民主科学()。
(4)生活:出现电报、电话、汽车、电影、飞机、无线电台。
3 第三次科技革命
(1)政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2)经济:从计划经济发展为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加入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面临机遇与挑战;极大推动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3)科技文化:“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
(4)生活:互联网的流行。
【实战演练】
1 “洋商见我工商竞用新法,深中其忌,百忌阻抑,勒价停市。上年(1866年)江浙、湖北等省,缫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抵押与洋商者。”上述史料说明的主要问题是(
)
A 近代民族工业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
B 近代民族工业经营不善,致使亏本
C 民族资产阶级非常软弱
D 近代民族工业从诞生之初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排挤、压迫
2 《从大脚到多变:中国百年间美女标准变迁》一文,介绍了20世纪中国女人美丽标准的变化轨迹。其中1900~1909年间人们的标准是“会说洋文的大脚女人”,其原因包括(
)
①中西交流的加强,中西文化的融合
②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③引起社会观念的变化
④留学生大量增加,中西文化的融合程度增强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参考答案】1,D
关键词:新农村 和谐 社区建设
1.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农村社区是人类最早的社区形式,是指以农业劳动为主,根据血缘和地缘关系聚集起来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其显著特征是:人口规模和密度小,社会关系封闭且结构简单,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原则,新农村社区建设应以农民为根本,为农民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机制和环境,继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具体来说,就是要以满足社区农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基础,积极开展社区的和谐建设,并以此推动整个社区事业的发展。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在促进农民、社区和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把社区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服务完善、环境优美、生活方便、治安良好、人际关系融洽的全面发展的新型文明社区,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
2.当前农村社区的发展特点
相对于传统农村社区,当下的农村社区正在发生以下变化:
2.1开放性。传统农村社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这种自然经济不需要与外部进行交往,具有地域封闭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交通、信息因素的介入,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被打破。
2.2流动性。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最大的变化就是流动性,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而是大规模、高频率地外出务工经商。
2.3变化性。当下,农村社会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变化之快,使人难以预料。你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根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图景:边在田野上耕作,边打手机的农民。
3.如何加强新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基层管理体制创新
新农村社区建设实际上是农村社会的建设过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通过农村社区建设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新型的制度平台。
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一个由村落到社队,再到村组的体制演变过程。任何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都是有序的。但要将不同的人口融合为一体,形成有秩序的共同体,必须借助一种力量进行整合,形成相应的制度规范。传统农村社区是与传统村落制度密切相关的。这种社区是长期历史自然形成的,其基础是自然村落。传统村落社区主要依靠长期历史自然形成的内部传统进行自我整合,如家法族规、乡土礼俗等。所以,先生将乡土中国称之为“礼俗社会”。因此,传统农村社区是一种自治的生活共同体,作为“横暴权力”的国家一般不干预乡村生活。尽管传统农村社区井然有序,但其生活资源甚少,生活变化甚小,人们只能祖祖辈辈过同样的生活。
传统村落制度是上下脱离、城乡分割的治理体制。进入现代化过程之后,传统农村社区迅速解体,其重要表现就是村落自我整合的功能日益弱化。在相当长时间里,由于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农村社会主要依靠的是国家的外部性整合。体制作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国家全面深度介入并按照国家意志重新组织农村社会的产物。在“政社合一”的公社制度下,农村社区由文化的自治共同体变为行政的生产共同体,即由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构成的社队体制。国家的全面深度介入,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和与国家的离散性,强化了国家与农民的联系,将农村纳入到国家治理的体系,改变了传统的“上下脱离”的体制,另一方面则弱化了农村内部的横向联系和认同感。
体制废除后,实行村民委员会制度。村民委员会在家庭生产经营基础上实行村民自治。从家庭经营和村民自治角度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民委员会本应该是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村民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地域,但是,村民委员会制度是由公社制度延续而来的,虽然不再是生产共同体,但仍然具有很强的行政功能。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大都由原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转变而来。这种村组体制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国家建构的特性,并服从于国家行政统辖的需要。特别是公社时期形成的“城乡隔绝”的二元社会结构继续沿袭,国家通过行政任务向农村汲取资源的宏观体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使得村民委员会组织趋于行政化,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治理主要是围绕“上级”的行政任务开展工作,为本村村民服务的功能随着集体经济体制解体而进一步弱化。
【关键词】初中学生 历史素养 培养
所谓历史素养,是指学生在日常课堂教学和自主学习中获得的历史知识、能力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主要表现为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历史问题进行分析、判断、评价,并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及对后人的启示。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使学生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拓展国际视野,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充分体现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发挥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为宗旨,引导学生正确地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逐步学会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方法论,也称唯物史观。
在讲授《历史》(八年级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编)第1课《的烽烟》时,课堂教学中,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的发生原因、结果、影响、失败原因、给我们的启示进行了分析,帮助学生全面、客观认识历史问题。
一、前的英国与中国
1.英国的情况
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19世纪上半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
2.中国的情况
前,中国古老的大地上依然是刀耕火种,生产力落后,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远远落后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阻止外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入侵,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这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以上史实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
二、发生的原因
1.英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由于自身实力的增强,英国对外到处侵略扩张成为可能。英国的对华贸易逆差、走私鸦片。为了开辟国外市场、推销工业产品和掠夺廉价的工业原料,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对市场和原料的需要,英国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
2.当时中国地大人多,有很大的潜在市场,英国侵略后可获得可观的利润。中国当时的落后使英国的侵略成为可能。英国以中国人民禁烟为借口,将侵略矛头指向落后的中国,发动了。
3.清朝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和传统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顽强抵制了英国工业产品的倾销。原因是中国人的生活资料基本能实现自给自足,大多数中国人很穷,没有多余的钱购买英国的工业产品。
4.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影响到英国商人的利益。
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影响了英国商人的利益,根本原因是英国通过战争手段打开中国市场。
三、后中国政治和社会矛盾的变化
后,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导致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
1.后,《》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国家和开始遭到破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古老的中国开始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
2.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变成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进入反侵略反封建的时期。
以上变化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四、后思想文化的变化
后一部分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受到清朝战败求和的刺激,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开始关注世界的变化,寻求革新救国的方法,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思想。
以上史实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五、的影响
1.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攫取的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廉价的原材料,逐渐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中国,客观上使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兴起。
2.西方列强各国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广阔的商品市场和丰富的廉价原料,促进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六、失败的原因
一是清朝在经济、军事上的落后。二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官员不敢发动人民群众。根本原因是落后的封建制度敌不过资本主义制度。
七、对我们的启示
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努力学习,立志报国,建设强大的祖国。
但事实却非常清楚:历史“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3],其本身的一度性、过去性和不可逆性特点,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亲身经历那种“历史的过去”,不可能亲眼目睹“客观的历史”。历史事实和历史叙述、历史记载之间,只能是无限接近,而非完全符合。我们所能考查体会的仅仅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原始史料、遗存遗物、历史叙述。“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它不仅需要我们“低头拉车”,通过历史史实和史料完成对“历史真实”的理解和重构,还需要我们“抬头仰望”,借助历史理性和历史智慧实现对历史价值的守望和超越。
拙文试图沿着历史本身解构的理路即“存活着的过去”,以《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一课为例,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重构做一次方法上的梳理。
一、理解和重构:走出文本的藩篱
中学历史知识主要包括反映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基本特征的重大历史事实、基本历史概念、基本历史线索和基本历史规律等内容[4]。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或者说解释)和重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学生建立一个比较清晰的历史学科体系、理解历史知识的内涵和作用、掌握基本的历史思维能力、学会运用历史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技能。
思维和体验的结合赋予历史知识以“活”的灵性和生动。因此,要正确理解和重构历史,我们就必须从主体的思维和体验两个维度出发,帮助学生把握正确的历史概念,厘清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发掘史实、史料、史论的历史价值,探寻理解历史的基本思维方法,在体验情境再现的经历感悟中找到一条符合历史理性的解构之路。而这一充满理性、满怀激情的“旅程”,至少包含这些特征:必须是以学生获得知识的丰盈、思维的活跃、生命的发展为根本旨要;必须是一种使人感到愉悦的、富有意义的、饱含激情的且高屋建瓴又平易近人的亲历体验;必须让学生领略到探究历史问题沿途的秀丽风景、体验历史场景下的真实意味、感受冗杂史料中梳理考证的乐趣……
只有这样,历史的理解和重构才能跳出教材文本,无限逼近历史事实。
1.揭示历史概念的内涵理路
学科概念是组成本学科知识体系的“筋骨”,是表述学科属性的基本“基因”,每一门学科的思维活动都需要学科概念在中间“牵线搭桥”,离开了概念的学科,就不能称之为学科。历史学科的概念是“人们在适量的历史表象基础上抽象概括而成的,可以深刻地提示历史的内在联系,提炼相关内容的历史特征”[5]。掌握好历史概念是学好历史的基本要求,是剖析、理解历史的基本手段。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概念教学的目标意识、方法意识和能力意识,努力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中揭示意蕴、理解历史。
比如,在“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一课中,涉及到的基本历史概念颇多,且易误解。既有自然经济、洋务经济、经济等一级概念,也有像民用工业、军事工业等二级概念。正确理解这些概念可以说是学好这一课的关键。对于不同概念的解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如自然经济的概念,可以基于基本的历史史实,通过展示小农经济生产的基本史实来让学生概括;又如民用工业、军事工业的概念,可以用类比整合的方法,即类比两类企业的不同特性,分析两者的不同点,从而类比出概念的不同含义。又如经济的概念可以通过事例法,即透过某一企业的兴衰史,归纳概念。一定的历史概念总是和一定历史时期密不可分,在解读概念的时候还要注意概念的时间属性。
2.解读目标要求的核心本原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把课程目标定义为“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以本课为例,课程标准要求是“简述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本课的核心知识是“的产生”,教学目标可以设定为:通过学习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认识到列强侵略既破坏了传统经济结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客观上为中国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通过学习的内容,分析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认识到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为的产生提供条件,是中国大规模近代化实践的开端;通过学习中国的产生,认识到近代民族工业产生的历史艰难,探讨民族工业在推动中国近代化发展中的作用。
3.探寻文本叙述的思维方法
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和叙述我们称之为历史文本。历史文本和历史真实之间,往往受时代、阶级、方法、史料的局限,总是和真实之间“格格不入”,或是“擦肩而过”。可能今天看似公认的“定律”,在明天就可能因为新材料(考古发现)的发现而成为“过去式”。但是,在追寻历史真实的过程中,人们也形成了合理的理解方式,或者说叙述历史的方式,我们习惯于将这些方法论意义上的思维方法叫做史观,即我们认识、理解历史的角度。
人教版教材将“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动”置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专题之后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知识的建构。实际上,教材编写者在文本叙述时更多的是站在全球史观的角度,即站在人类历史的横向发展上,将世界看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把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看做是西方工业文明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一部分。在具体内容的组织上,编写者又转向了现代化史观,即从中国考量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中的经济现象。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历史,我们就可以更加豁然地引领学生来看待历史的发展,坦然地引入学生从更宏观的层面理解历史事实的真实价值,淡然地引导避免只会用“唯物史观”“革命史观”单一地看问题。
4.发掘史实史料的质朴本真
历史是今天和昨天的对话,是当下和过去的会话。真实的历史早就淹没在汗牛充栋的故纸堆中,失落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里,埋藏在尘封已久的秦砖汉瓦下。我们今天理解历史,只能是通过历史记载、文物资料来还原、重构历史。因此,要接近真实的历史就必须从史料论述出发。关于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的史料论述多如牛毛,如何取舍就显得非常重要。本课中,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19世纪40年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60年代的基本情况,笔者选取了当时的两份奏折,既拓展了历史知识的深度,又便于学生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
奏折一:……今自夷人来厦开市,……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因之壅滞,不能出口。
——敬数《请变通收税章程折》
奏折二:……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复陈购买洋船炮折》
5.理解历史论述的精彩意蕴
教师在运用史料论述时除了要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原则外,恰当合理地借鉴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史学观点,也能加深学生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开拓学生视野,提高历史素养。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理论体系蜚声学界,其诸多论述已成为经典。以本课为例,笔者就发现陈氏有两段论述颇为精彩:
论一:“人们多注意1840年的划时代含义,实际上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
论二:“,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真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的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6]
如果从培养学生的史证意识出发,立足于在理解历史知识的基础上,让学生掌握分析历史结论,阐释、解释、论证历史观点的能力出发,我们可以以下问题为突破:比如论1可以设问为:“能够论证这一观点的史实有哪些?”“为什么1860年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论2可以设问为:“‘他们未必有真心打破旧轨’指的是什么?‘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的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指的又是什么?”这样的理解便于学生更好地认识19世纪60年代洋务经济和经济产生的思想背景,理解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如果要放到更广阔的时间段、更宽广的空间里,可以把视线移到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两个时间点,比较两个时代的不同,从而站在时空的更高处思考历史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论述的运用必须要避免以论带史的错误倾向。
6.体验情境再现的经历感悟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吾人今日所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之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人,处于同一境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立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说。”[7]要像古人一样“神游冥想”,还得创设合理的历史情境、再现事实发生的场景。
本课中的主要历史事件都集中在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两个历史时段,为了让学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当时”历史在思想、政治、经济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身临其境地深入到历史的意蕴中去,笔者设置了两个“历史镜头”,结合图片史料,巧舍历史记述,形成了如下两张投影:
让学生在感受图片中的场景后,说出镜头所包含的历史信息。由于场景设置的“生动逼真”,学生很快就对本课的两个关键时间段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
除了以史料带出情境外,角色扮演在本课中也不愁没有“市场”,比如说“产生”,笔者就进行了尝试:“假如穿越时空隧道,回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你是一位手中拥有一定资金的商人(或者地主、政府官员、手工作坊主),此时你是把资金用于买房置地还是投资于办企业?请说出你的理由。”“假如你想投资办企业的话,你会选择在哪里办厂?投资于什么行业?为什么?”看似熟悉的甚至有些老套的问题,只要合适,仍然是有生命力的。创设合理的历史情境,可以拉近今天和昨天的距离,可以使学生在体验中提升历史智慧,获得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升华。
二、守望和超越:回归理性的教化
余英时先生把“解释”一词理解为“explanation”与“interpretation”两词,前者“的作用是将许多孤立的史实的真正关系寻找出来,使历史事件成为可以理解的”;后者“则是人所加予历史事实的一种主观看法”[8]。钱钟书先生也提出:“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9]可见,对历史史实的理解和重构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化”的倾向。主观臆断、以论带史、孤立“不相往来”诸如此类的问题时常在我们解构历史时,横加阻挠,迷惑混淆,使我们离“历史的真实”愈来愈远。
历史理性自然是需要守望的,它赋予我们的是科学的严谨和艺术的张力。价值判断、文化认同、人文素养等一系列有关价值诉求的要素,都需要我们超越历史知识本身,用“自己的心灵去捕捉历史的精神”。理解和重构,仅仅是历史课堂这一激情旅程中的其中一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史为鉴,获得历史精神不可或缺。
许倬云先生有云:“历史的镜鉴就是你能从经验里面汲取一些可以超越自己局限的东西,让自己看事情看得明白,就是智慧了。历史是经验,经验是知识。知识之中,抽离出来的东西变成了智慧,这就是有用的东西了。”[10]“历史固然不会如重放旧电影一般的重现,从人类在历史上累积的经历中,人类的足迹是可以提撷对人类整体更清晰的了解,从而对于自己也更有自知之明。尤其‘知道自己’这一点,才是‘以史为鉴’的真义。”[11]我们不仅要让学生知道的基本理路,同时还要让学生产生“迈开中国经济近代化第一步的艰难”;不仅要让学生知道中国产生的“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更应该使学生体会到民族工业发展的困境和动力……
只要我们体会历史的精神价值,并将其转化为观照当下、昭示未来的历史理性,以史为鉴,我们就能在“真实历史”的维度下,形成对历史现象、历史概念、历史规律、历史叙述和历史方法的本质性的、理性的认识,就能在历史和存在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生成正确的历史观念和价值理性,从而回归理性的教化,达至历史的智慧。这可能正是历史教育必须坚守和超越的底线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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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它”带给了中国巨大的损害,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英国为打开中国市场大门借口中方销毁鸦片带兵侵入而造成的。
在1840—1842年间,鸦片的开始,导致许多中国人从中无法自拔、痛不可堪,有的甚至死亡。战争后,领土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开始沦为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损失了中国更多的领土和主权,清朝统治者投靠了侵略者,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鸦片贸易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激化……
看到这里,我为中国人感到痛心,中国啊!在虎门炮台的开战前,有的人为了成功,不惜牺牲了自己,他们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这正是因为武器的落后,军事实力的落后,证实了“落后就挨打”的沉痛教训—它更加激励了我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在这时,我是多么希望祖国的科技发达起来啊!祖国,我坚信你一定可以做到……
“你”知道吗?你的失败并不是别人的强大,一而不是你的弱小;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为你加油打气,为你努力;你知道吗?有多少人为你失去生命。既然这样,你就应该精神起来,让我们看到你的进步,让我们对你更加有信心。
但是在面对中国人的迂腐时,我的思想里面突然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侵略者不怕丢人,他们敢亮出自己的,不穿“衣服”;而我们中国人呢?我们怕丢脸怕失去尊严,从都穿好“衣服。”他们成功的原因也正是如此,一心想着胜利,为了利益,什么也能做出来—一个人在生活中要有自己的目标,没有目标的人,没有对目标的信心与奋斗的人,永远不会走向成功之路。
不过,中国人不会就此屈服,我坚信,你一定会站起来。中国,你要知道,你—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祖国,你是崇高的,你是坚毅的,我们永远为你自豪!
鸦片给我一种畏惧的感觉,它就像一个个手榴弹,一旦点燃了,就能发挥出很大的威力,让人不敢接近它。它也正如当时社会的残暴,令人产生一种恐惧感,不敢面对现实。
残酷的现实,闻一多先生“说”了,“做”了,“说”—他没有炫耀自己,但是他说了,他勇敢地,大声地向全世界的人呼喊,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特务们的低贱,呼吁人民站起来,不要畏惧。“做”—他废寝忘食,为社会做出来很大的贡献,对此,令我了解到了—任何事都击不败像闻一多这样的人,都击不碎我们的中国心。
历史是绵绵不断的长城,如果我们爬不到尽头,就体会不到那样的感受,然而,精神是重要的,面对屈辱时,我们会重新站起来,绽放我们的光彩。
关键词:合同市场内生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现代市场的社会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企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旅游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计算,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目前、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内容,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会计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艺术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然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四、社会化计划经济(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企业市场化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历史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科学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网络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