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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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范文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

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

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

第2篇：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范文

关键词：《死水微澜》；民间文化；作家文学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188-02

一、《死水微澜》艺术价值的评析

李人创作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体现了浓郁的成都特色，熔地方色彩与生活情调于一炉，运用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生活体验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生动的老成都。其风俗文化、人生百态的描述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虽然在《死水微澜》这部小说中没有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直接的描述，但是透过小说中的各个人物的命运改变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

（一）对民俗风情的市井般描绘

在《死水微澜》中有大量对川西特有的地方民俗风情的描述，对蜀地特色饮食文化、人物的穿着打扮、民间的宗教习俗、传统的红白仪式、各城镇及其建筑的沿革等各个方面都有涉及。例如，邓幺姑通过韩二奶奶之口了解成都，作者大量描述了成都的文殊院、会馆和名小吃等等。又如，天回镇的赶场景象，整整用了三千多字对这一盛况进行描述，对活猪市、米市、家禽市到各色小市摊子逐一介绍。再如在天回镇的细节描写中选取的是最为日常的场面，具体有“镇的两头，不能例外没有极脏极陋的穷人草房，没有将土地与石板盖满的秽草猪粪，狗矢人便。而臭气必然扑鼻，而褴褛的孩子们必然在这里嬉戏，而穷人妇女必然设出一些摊子，售卖水果与便宜的糕饼，自家便安坐在摊后，共邻居们谈天做活”。穿插在其中的俗语尤为出彩。对比观察同为川籍作家的巴金，则可以看出，在巴金的作品中突出表现了空间场景描写时间化，从而使得文本叙事时间维度强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消弭了以地域意识为主要特征的空间维度，极大的弱化了地域化的特征。由此看到，《死水微澜》最突出的特殊性是其与众不同的民俗化特征。可以说，在《死水微澜》中，作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和融合各体的意识倾向，加之作者对地方民俗的热爱、搜集、整理及保护的热望，于是乎表面相似的民俗描摹在作者的小说中却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价值[1]。

（二）摆龙门阵式的叙事模式

在《死水微澜》中，对四川方言淋漓尽致的运用，体现了巴蜀韵味，其中大量使用摆龙门阵的形式可谓独具匠心。具体来讲，川人将闲聊称作摆龙门阵，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讲究故事的来龙去脉，二是不时夹进相关插曲，三是众人对同一主题或氛围的参与[2]。在《龙门阵》这本期刊中是这样描述的“于是三三两两，自然而然，聊聊天，摆摆条，进而说说笑，又进而谈谈心，不知话从何处起，也无所谓如何收场。但觉过眼云烟，一阵清风，身心劳烦顿消，带来轻松愉快”[3]。可以说，龙门阵是以故事为主，但又不仅仅是故事，它是一种集合主讲人和插话人的集体活动，可以说在龙门阵中是没有听众的，大家都是参与人，相互之间进行对话、补充，自由散漫，没有规章，但乐在其中。例如《死水微澜》中，写到生猪市场，直接就是一大段关于川猪的知识，体型、重量、饲料，甚至猪圈的修砌方法，防病措施等等的摆龙门阵般的描述。

《死水微澜》里龙门阵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作者叙事的龙门阵模式、龙门阵对小说中人物命运发展的影响以及由这种龙门阵文化所酿出来的龙门阵心理[4]。正是因为龙门阵这一特殊的描述形式，才为读者展现了一幅丰富、热闹的场景。通过人物间的摆龙门阵在叙述历史掌故、生活知识的时候，在里面竭尽铺张的能事，用作者饱含历史情感的一支笔来唤起读者参与其中的愿望，因此在抛开叙事的情况下也能够使读者津津有味，也正是随意、散漫的龙门阵形式使读者在不经意间随着人物之口将整个故事的脉络串联起来，从而保障了小说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同时也烘托出巴蜀社会与巴蜀文化的生态气氛。

二、《死水微澜》的沉寂――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的互斥？

《死水微澜》问世以来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对李人先生的作品研究也寥寥可数，深究其原因，其小说的写实性风格是造成此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实”是世俗中的社会之实，而作者从一个中立的、社会观察者的角度出发，其立场往往不如主流小说一般鲜明，其主要的内容是描绘普通市民的情感、欲望、见识等生活百态，就拿鲁迅笔下的人物来讲，同样是旧中国妇女的形象，李人笔下的蔡大嫂是泼辣大胆、不遵循传统道德的形象，而祥林嫂则更多的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形象。因此，李人的作品相较于主流文学具有世俗性、边缘性、质朴性，导致的结果也就是缺乏标志性或是英雄性，这与其诞生的年代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岁月所主导的价值取向都背道而驰。可以说，我国的现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思想内涵颇为单一，理想化的色彩隆重，造就了《死水微澜》这种过于世俗化的作品是很难得到推崇的，因此《死水微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埋没了也能够理解。

此外，大量四川民俗风情的描绘在吸引读者的同时，其过于民间化和地域化的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读者的接受程度，尤其是以方言为主的大量描述使对川话较为陌生读者很难心领神会，从而影响了其传播和推广的程度，最终使这样一本价值深厚的文学作品受到冷遇。

第3篇：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范文

一、创新语文课堂教学模式

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以古代诗歌、四书五经、孔孟之道以及史实传记等进入初中的语文教材中。这要求教师不仅要通过黑板粉笔等传统授课方式，以传统的理念进行教育教学，而且要利用新媒体进行课文的延伸与积累，通过投影仪、电影片段等新技术手法介绍相关背景，这样不仅让学生在课堂上学好知识，还有利于课本知识的课外延伸。

因为毕竟历经了几千年的变化，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离我们所处的时代相差久远，在外部环境和思想观念上有很大的差距，学生学习起来难免认为拗口难懂。所以教师必须通过现代技术的力量，用最熟悉的工具“还原历史”。比如电影，电影教学可以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语文课中，电影里生动的语言、完整的故事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结合具体案例说明，比如教师教授《论语》，可以给学生播放《孔子》这部电影，通过影视作品让学生了解孔子所处的社会背景、思想、习惯等。这比做多少套练习题都更让学生印象深刻，更容易让学生理解和掌握。在播放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暂停的方式，解读电影片段中的知识点，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所以，创新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与教师更加注重互动，能够让学生学习自主化，教学方式多样化。

二、深入挖掘语文教材中的传统内涵

语文课程中包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其蕴含着的伦理道德，通过教材传递给学生，具有鲜明的教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从初一到初三的语文教材中，都是有传统美德与民族精神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着的。想让民族精神、传统文化永远的流传、鲜活于世，就必须在外在原有力量的基础上，寻找孕育内在驱动力的平台。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将教材里的知识点融入到实际生活经验中去的能力，使学生加深对文学作品深层次文化内涵的解读。所以，古诗文教学、文言文教学包含了相关传统的历史文化内容，在教学中进行相关历史背景的渗透教学，有利于宣传优秀历史文化思想，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感受到中国文字表达的魅力。，又能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进而形成健康的现代文化价值观，更有利于学生养成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

三、引导学生阅读赏析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文化底蕴

经典的文学作品能够流传至今，必然会有其独特的文化魅力。经典作品不仅包含了丰富的语言文学知识，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知识。我认为当前中学生对于传统文化模糊现象，主要的原因在于古文的功底比较薄弱，即学生古典文献的阅读量少。古诗文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阅读赏析经典文学作品，积累传统的文化底蕴，培养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

首先教师引导学生读书，不是一味的强制规定读书的内容、读书的数量，而要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推荐相关方面的书籍或者作家，让学生自主选择，并根据自己的阅读能力和精力选择读书的数量和深度进行阅读，走“自助”模式。最后教师可要求学生对感兴趣的诗词歌赋进行背诵，加深记忆。不仅使学生对于古文的阅读能力得到提高，也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同时，语文教研室可以开展学校诵读活动。教师通过朗诵指导与学生一起准备优秀诗词、散文，利用广播、直播的形式进行展示。对学生进行领读、示范。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认知度、重视度。

此外，教师可利用晨读、早读的时间，引导学生大声诵读唐诗、宋词、散文等，营造学习传统文化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下。感受传统文化的神韵。

四、借助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文化开阔传统文化视野

民俗文化，是对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如传统服饰、传统节日、传统习俗等等。在我国，传统节日就像一幅珍藏的画卷，内容包罗万象：春节、中秋节、端午节、元宵节等等。节日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但随着外来节日的逐渐兴起，大家开始过上了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等等，相反对于我们传统节日的由来并不是十.分了解，在有些学生的概念里，过中秋节就是吃月饼，没有深入了解这些节日的由来。但是，民俗文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是我们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支撑之一。所以，我们教师必须通过语文课堂进行相关传统文化的介绍。

第4篇：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范文

其一，因对外国文学作品产生的原初文化语境的陌生而产生隔膜和疏离感。外国文学的学习和研究属于典型的异质文化范畴，学生身处中国文化语境之中，而要了解和学习的却是与本国语言文化存在一定差异的异国之事，这就自然会产生陌生感和主观上的抵触情绪，进而直接导致对外国作家作品内在逻辑和情感倾向的漠视和不理解。如在教学研究实践中，有许多学生反映听不懂教师对相关外国作家作品和文化的讲解，也读不懂外国作品，更难以进入到作品的语境中去。还有学生反映虽然勉强读完了某部外国文学作品，对人物、情节等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印象，但难以深入到作品真正的本质内涵中去，限于浮光留影式的感官。这两种情形下，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水平与教师的课堂分析阐释之间往往形成一定程度的“缝隙”与“沟壑”，无法达成理解的共识和阐释的共鸣。究其根本，这与学生不熟识外国作家作品产生的原初文化语境有直接关系，它不仅会造成学生学习研究和阅读兴趣的下降，而且对于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实践也构成巨大阻碍，造成教师充满热情的讲解的同时而学生却熟视无睹、不知所云的怪异现象的发生。

其二，因缺乏联系性的整体认知而难以形成系统性的知识图谱。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通常情形下难以形成对外国文学发展脉络的整体认知图谱。文学既是共时性的，也是历时性的，而目前教材编写和课堂讲授一般均采用历时性的分时间段讲解的方式，即将西方文学发展分为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几个重要历史阶段，分别讲授每一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作家作品。这种构建方式容易导致学生进入单一的思维模式之中，他们往往对某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作家作品有所了解，但对同一阶段以及此一阶段与彼一阶段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相对来说却明显缺乏认知，从而导致难以进一步认清和恰当评价某个作家作品在国别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也难以阐明后辈作家较之前辈作家有何创新和开拓之处。之所以会发生如此情形，与学生缺乏对外国文学的整体性认知有直接联系。学生在特定的教学路径下只接受了个别作家作品的孤立认知，在头脑中并未形成由个别组成的整体性知识网络，也没有形成横向与纵向、共时性与历时性相交错的联系性的思维观念。

其三，因感觉文学作品阅读过程索然无味而无法体会到艺术美感和审美愉悦。审美性是文学的本质特性之一，文学教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引导学生更好地体会作品的审美感，享受阅读过程中的审美愉悦，增强审美鉴赏力和批判力，实现阅读主体和文学作品之间的情感交流。顺利实现这一过程，真正享受到艺术作品阅读过程中的审美愉悦，从文学性角度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学生发自内心地喜爱上外国文学是重要前提。换言之，唯有学生自身意识到了作品中的文学性因素，并能逐字逐句地耐心体味和细读，方能实现主客观之间的精神契合和心理共鸣。面对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遇到的上述问题，及时、有效地引入文化诗学的观念不失为一种必要的解决问题的路径和策略。

文化诗学观念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有利于帮助学生了解文学作品产生的原初历史文化语境。如何进入异质文化背景是认知和阐释外国文学作品的重要前提，也是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熟识作品产生的原初历史文化语境是极其必要的，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一先在条件，才能顺利进入由文化符码编织而成的文本内部，进而体会其中孕育的思想和情感，避免由于现代视角的主观介入而产生的明显误读现象的发生。例如，在讲解古希腊神话的原欲本质特征和非道德倾向时，如果不理解古希腊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从现代伦理视角加以分析和评判，误读是在所难免的。如运用文化诗学观念进行分析和观照，将古希腊神话置于产生它的古希腊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加以考察，强调原始生殖崇拜等历史文化因素，自然就很容易理解古希腊神话中关于宙斯等诸神故事的描写，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理解古希腊史诗和悲剧中关于“毁灭英雄，毁灭理性”的描述，从而在理性层面上深化对古希腊文化特质以及古希腊精神独特内涵的认知。事实上，不仅理解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远古神话需要引入文化诗学的历史文化观念，理解近现代外国文学作品同样如此。不了解美国南方的地域宗教文化，便无法深入阐释福克纳小说的内在精髓；不熟识爱尔兰历史和文化特色，就无法理解乔伊斯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等小说中的民俗描写。很明显，历史文化语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内在底色，离开了对历史文化因素的考察，文学作品的本质内蕴无法呈现，在这方面引入文化诗学观念大有裨益，也大有作为。

文化诗学观念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有利于引导学生形成相互联系的、整体文学史观。整体文学史观的形成既是文学史教学实践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学生学习文学史类课程的重要内容，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实践也不例外。所谓整体文学史观，主要是指将作家作品放置于相互联系的文化体系中加以考察而得出的整体性认知结论。它一方面需要考察作家作品与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需要考察它与同时代其他作家作品以及前辈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通过文化诗学整体性原则的引入和建构，既有利于在复杂的文化与时间网络中重新认知作品的价值，也有利于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例如，考察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仅就福楼拜自身的创作加以阐释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其置于十九世纪广阔的法国社会文化现实之中，并与同时代的法国其他作家作品以及卢梭等法国前辈作家作品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之后，才能形成横向与纵向、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整体认知，从而理解这个仅仅讲述了“一个堕落的女人的故事”的小说是如何超越法国“才子佳人”型恋爱小说而一跃成为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眼中“第一流的经典著作”的。

文化诗学观念与“文本细读”相结合在课堂教学实践中还有益于学生审美情感体验的形成与培养。学生审美体验的形成紧密依赖于自主阅读的渐进过程，这既是一个整体性的把握过程，也是一个注重细节品味的过程。“文本细读”在把握文本细节和微妙情感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它所挖掘出的文本的文学性因素联系着隐秘的个人情感，透过文字的意象和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张力，“文本细读”可以帮助作为读者的阅读主体达于作品隐秘的精髓，进而管窥作品的丰富内涵和内在审美奥秘。但审美性体验单单依赖于细节还不够，单纯的细节感受会使文本显得过于琐碎，难以形成完整的形象画面，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尤其如此。此时，文化诗学观念注重内在审美联系的特性和对话的原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补充。通过文化诗学的思维方式，阅读者可以补足“文本细读”观念的弊端，形成细节与整体、外在符号现象与内在审美本质交互的良性阅读循环机制。

第5篇：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范文

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民情风俗和文化传统，作家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中，肯定会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气息。那么作家的创作风格必然会渗入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同时，自然环境对文学风格的形成也有影响，作家的风格与在地域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环境也密切相关。实这位地地道道的陕西作家所创作的小说《白鹿原》便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它呈现出三秦大地的风俗地貌和关中人的精神面貌，其中众多的人物语言都是关中方言，从而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真实自然、贴近生活，富有乡土气息。

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是历史趋向，民族文学只有置于世界文学的交流之中才能发展与繁荣，才能以自身的不断发展、丰富和成熟而赢得世界意义和世界地位。作为一部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已被翻译成了不同语种的版本，其中要数杨孝明先生的英译本成就最为突出。杨先生的英译本通过对民俗语言和民俗意象的策略化处理，消除了交流中的许多隔阂，实现了中英文化的传播交流。不论是表面上的民俗语言，还是较为深邃的民俗意象，英译本《白鹿原》都比较成功地避免了外国读者在阅读中潜在生成的文化误区和认知生疏，并在客观上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依然在影响着世界文学。

一、风俗的翻译

《白鹿原》作为一部乡土色彩浓厚的长篇小说，对婚礼的描写自然融入了重要的民俗元素。在民俗翻译时，杨先生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式。

（一）直译

在直译时，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使语言通俗易懂。婚姻民俗是社会的、集体的现象，它不是由个人创作的。即使有的原来是少数人发起的，但也必须经过长时间的仿效才能成为风俗。例如，《白鹿原》中多次提到“说媒”“掐生辰八字”“闹洞房”等关中婚嫁的流程。白嘉轩与白吴氏的婚礼也是按照关中地区传统的婚嫁礼仪进行的，这与西方国家新郎、新娘会在教堂完成婚礼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杨孝明在英译本中，将所有的传统婚礼均翻译为“marriage sedan”（婚礼仪式），这样既打消了西方读者对中国人无神论的质疑，也将中国传统婚礼的习俗文化，通过直接表述的方式，传播到西方人的阅读范畴之内。

（二）意译

在意译时，则从语言的意义和受众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西方读者对关中民俗的一无所知，译者在语言层面对此做出了比较明确的处理，在东西方的理解和认知上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例如，黑娃与田小娥居住在窑洞中的时候，田小娥为了感激黑娃的解脱之恩，说了一句：“我给你端水递茶、洗脚做饭、扫地、缝连补缀、做牛做马都不说个怨字。”“做牛做马”在英译本中被翻译为“be your slave”，而不是“be your cattle or horse”，这主要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对牛马的深度理解不同。西方人更习惯与将动物与人类进行平等看待，称呼家中宠物的时候，用到的第三人称也往往是“he”或者是“she”，而不是“it”。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当牛做马”“做牛做马”就是被差遣、被使唤、被奴役。因此，为了强化这一表达效果，英译本直接用“slave”（奴隶）一词代替，以方便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

（三）直译与意译相结合

有时杨先生采取的是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直译虽然忠实于原文，满足了翻译原则中的“信”，但有时候过分的直译会引起读者误解；意译满足了翻译原则中的“达”，虽然读者容易理解，却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原文风格，所以二者结合有时候就是显得尤为重要。例如，“炕”是关中农村居住文化的主导，远远胜过现代城市中人们所熟知的“床”，确切地说“炕”应该是中国北方住宅里用砖或土坯砌成，上面铺席，下有孔道与烟囱和锅灶相通，可以烧火取暖的床。如果将“两页炕面的土坯”简单地翻译成“bed”，显然缺少了地域文化气息。英译本《白鹿原》中，杨孝明先生发挥了英语从句的优势，对于“炕”用了一种比较全面详细的翻译方略：“two pieces of the mud brick in the bed ”，在针对“床”的翻译同时，加上了“两页炕面”的民俗化的诠释。虽然容易造成西方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阻力，却不至于丧失西北乡土文化的真实环境写照。

（四）直译加注释

为了保持语言的简洁，又把文化背景全貌地传递给英语国家的读者，杨先生在译本中还采取了加脚注的方法，即直译加注释。例如，白嘉轩死了四个老婆后，他的老子秉德老汉为他张罗再订再娶，他劝父亲暂缓一缓再说。而父亲却不容置疑地说了一句“再卖一匹骡驹”。再卖一匹骡驹是为了办嫁妆，在中国文化里男方出嫁妆司空见惯，而杨先生说在美国就没有这种风俗，而相反结婚时的很多开销都是由女方负担。起初他在翻译时并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文化差异，后来让他的美国邻居给他的译文提建议的时候，邻居就批注说自己不明白sell one more mule和上下文有什么联系，所以才有了后来杨孝明先生加脚注的翻译方法。

二、方言的翻译

色彩浓厚的方言词使文学作品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还能对人物的塑造、烘托气氛起到一定的作用，突出了小说的文化色彩和地域色彩。《白鹿原》中的方言词使人们感受到白鹿原村民之间的亲和力和邻里之间的关爱。所以，方言的翻译要在充分理解原语意思的基础上，用文化等值观转化成相对应的译文。只有做到文化翻译等值，才不会让受众感到晦涩难懂。在民俗的翻译中，首要的阻碍因素就是有关民俗语言的翻译。由于文化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英语国家的广大读者即使能够在语言层面断文识字，但是对于某些词语的具体认知还是比较生疏。

例如，他（白嘉轩）问：“鬼在哪达？”“哪达”在陕西方言中是“哪儿”的意思。“你去哪达”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去哪儿”。地理位置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Z言表达。《白鹿原》中方言的使用极其丰富，如“瓜娃”“浪”“A”等。小说中用这种方言式的对话使人物形象真实贴切，凸显了小说的地域特色，体现了民族文学的美妙。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这种方言就必须内化，转化成译语读者所能接受的词，所以这句话就翻译成为“where is the ghost？”

例（6）：“大大”这个称呼在全国各地方言都有出现。浙江一些地区把哥哥称为“大大”；广东、福建地区用“大大”一词来称呼自己的祖父；而在河北、陕西等地“大大”一词则是称呼父亲的兄弟。因此，英译本中将“大大”全作为“uncle”来处理，显然是对陕西的方言进行了了解，同时也体现出了翻译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所以对于方言的翻译，译者一定要先做好相应的汉语功课，才能做到翻译中的“信”。

三、结语

民俗语的翻译已不是简单的两种文字的转变，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中国的文学作品要走向世界，翻译是一座桥梁，但同时也是一道屏障，作品到底能否被认可和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这要求译者不仅对母语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同时还必须熟悉目的语社会的文化和习俗，做到语言移植和文化移植并重，翻译时既要符合目的语的表达方式，又要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特色，保证民俗文化的内涵得到充分的传递，从而赋予作品在不同时空的崭新生命。在《白鹿原》的英译本中，杨孝明先生根据实际语境和具体情况的翻译方法，架起了中西方沟通交流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人们对于民俗翻译的认知。

第6篇：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范文

关键词：冯梦龙 苏州民俗 三言 山歌

被人誉为“俗文学泰斗”的冯梦龙，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通俗文学和戏曲的创作、编写，以及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改编和刊行。他笔下的众多文学作品和采集的山歌等，在不同程度上都真实反映着苏州民俗，记录了吴地的主要民俗事象，保存了吴地的风土记忆，具有重大的民俗史料价值，对于今天了解明代苏州的地方民间文学和文化都有帮助。

一、具有自觉民间意识的冯梦龙

冯梦龙是一位伟大的民间工作者和通俗文学家，对民间风俗极为重视，具有自觉的民间意识。出生于苏州名门世家的他，自小就知晓许多吴地的民俗，这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吴地民间有一种固定的风俗――清明扫墓。冯梦龙小时候，每到清明期间都要跟随父母一起上祖坟，剖新土、插嫩柳、焚烧纸钱、叩头行礼……不管是后来举家迁居到苏州城里，或是在湖北麻城执教，还是在寿宁为官时，他每年都会在清明赶回乡下老家进行墓祭，从不误期。而他的小说“三言”里也多次涉及清明扫墓踏青，这些习俗的描写对他来说是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的。

他不但通晓民俗，而且对民俗有自己的个人见解，并不盲从于民俗，积极主张开化落后的民俗，弘扬进步的民俗。在《薛录事鱼符证仙》一卷中，冯梦龙在阐述七夕“乞巧穿针”习俗由来后，有一段感慨：“你想那牛郎织女眼巴巴盼了一年，才得相会，又只得三四个时辰，忙忙的叙述想念情，还恐说不了，哪有闲工夫又到人间送巧？岂不是个荒唐之说！”①在寿宁任上为官时，他还做了许多开化民俗的事。据《寿宁待志》记载，冯梦龙在任时下令禁止百姓请巫师治病，并且自捐俸禄为百姓买药，转变寿宁人的观念，逐渐接受病即就医的想法。此外由于寿宁地方风气影响，重男轻女思想极为严重，百姓人家生女婴就会将其溺毙，冯梦龙为扭转此风气，特意起草《禁逆女告示》，溺女婴之风渐斩。

冯梦龙虽不是一位真正的民间口头文学的创作者，但他的身上有民间口头文学作者的特质。“口头文学的作者，是生息在广大的民间的，是熟悉各种社会现象、关心各种实际生活的。因此在他们的故事中、歌唱中，甚至是三言两语的俗谚中，大都能够反映出比较有普遍性的人情世态。”②冯梦龙主要生活在他的家乡――苏州，交友广泛，上至士大夫官僚，下至农民商人，阅历丰富，通晓人情世态。

冯梦龙在《童痴二弄・山歌》的卷首言“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认为山歌是“民间性情之响”，是民间的声音，虽俚俗但可比于《诗经》的郑风和卫风，由此可知他对民间文学的喜爱程度。然而“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且“多沉浮于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虽通于俗，其本不传”，③因此冯梦龙开始收集、整理、改编、出版一系列的作品，其中“三言”和《山歌》最受民间大众的喜爱。

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的合称）是话本小说，产生于明代“市井细民”之中，它具有平民化的思想主题，以类似于当时广大听众本身的“细民”为其主角，特别是小说着重对市井社会生活作了真实细致的描写。正是这种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使小说里记录了许多当时当地的风物习俗和社会史料，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以市民为主体的平民社会的民俗风情画卷。

“三言”记录了吴地的民俗事象和民俗生活。一方面，在以苏州为故事背景或人物出生地的作品中，因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背景介绍等种种因素的推动，所书写的民俗都属于苏州地方民俗。另一方面，在那些不是以苏州为发生地的作品里，谈论到的大部分民俗也是属于苏州民俗，它们是被苏州籍文人――冯梦龙收纳到作品中，并且是为苏州普通百姓编辑出版的，他必然会以苏州百姓的民俗为基点，写苏州人耳熟能详的民俗现象和民俗场景，所以这些也是苏州民俗的一部分。《薛录事鱼符证仙》中的牛郎织女传说、七夕穿针乞巧习俗、大禹治水传说、鲤鱼跳龙门故事等都能在苏州民俗中找到参照。

“三言”中的民俗描写，蕴涵了丰富的苏州民俗文化，具有典范意义。阅读“三言”，民俗风情扑面而来：“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唐伯虎点秋香，梁祝姻缘，牛郎织女，大禹治水，鲤鱼跃龙门的神话，从“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到“苏小妹三难新郎”，从杜十娘沉百宝箱的传说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神话，从元宵赏灯、清明扫墓踏青到七夕穿针乞巧……卷卷可以找到民俗事象。在“三言”的每一个动人故事里，冯梦龙不是把民俗事象作为一种背景和烘托，揉进艺术构想中，就是将民俗事象进行完善，添加艺术魅力。“三言”是苏州地方民俗最有力的证明。小说中的服饰、器用、建筑、饮食、称谓、俗语、歌谣、礼俗、岁时、游艺、故事人物、地理等，都与苏州民俗有着莫大的关联。冯梦龙历经辛苦创作的“三言”，巧妙地运用民殊的特殊功能，将广泛的民俗事象转化为艺术细胞。

三、冯梦龙采集的民歌与吴地民俗

“三言”里的历代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俗语、歌谣、民间工艺等，都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反映着苏州民俗。但是在种种反映体现苏州民俗的研究对象里，却以民歌与苏州民俗的关系最为亲近。

冯梦龙辑录的歌谣有《山歌》、《挂枝儿》和《夹竹桃》，它们本身就属于吴地民俗。早在汉代司马迁的《史书》中，就将民间歌谣视为一种民俗。冯梦龙所采集的民歌就是产生于吴地民俗的母体中，类似于花依附树。冯梦龙的民歌是从吴地民间汲取原材料整理而成的，它必然与吴地民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吴地人们共同的民俗习惯、民俗心理、衣食住行、民俗风情都会在民歌中有所反映。

他广泛从吴地民间采集民歌，对作品改动甚少，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民歌的原貌。采用吴方言如实记录，尊重当地的方言发声习惯，保留了吴地方言中的语法特征和词汇现象。“《山歌》里保存着一些比较古老的虚词，如：【吃（）】”，④《山歌》第九卷中有“烧香虽则是个好事，算来要费介二钱个放光”，“放光”是吴地古俗语，是白银之意，可见民歌确实保存了吴语地区方言的原来面目，具有很高的语言学价值，同时通过他采集的民歌可以窥见明代吴语的风采，为研究吴地民间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冯梦龙在编纂民歌时，恪守“从俗谈”的原则，从吴地民俗出发，极少删改原曲，即便是一些特有的民俗语句，因“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差异，会给歌曲增加理解难度，他仍保留吴地风俗，但会在评注中对吴地特有的风俗适当加以解释，使不同地域的人也能够理解，这样达到了保存地方风俗和通俗易懂的统一，既能保留原貌，又有利于通行。如《挂枝儿・嗔妓》的注释；“不唱，妓不伎，略似人形，便尊之如王母，誉之如观音，颐指气使，靡不俯从……”注释中，他以惟妙惟肖的笔触，勾勒点评了吴地当时的风俗。

注释

① 冯梦龙.醒世恒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58.

② 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

社，1982：4.

③ 高洪钧.冯梦龙集笺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80.

④ 邹明华.新巷村冯梦龙与民间价值建构[M].北京：学苑出

版社，2013：54.

参考文献

[1] 缪咏禾.冯梦龙和三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鹿忆鹿.冯梦龙所辑民歌研究[M].台北：学海出版社，1986.

[3] 蔡利民.苏州民俗[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

[4] 陆树仑.冯梦龙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第7篇：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范文

（一）语言含蓄

通过诗歌本身，作者往往并不完全赋予感情的表达，而是通过大量事实或景色的引用起一个侧面烘托的作用，关于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情感重心则是采用少量简略的语言描述，为读者留下一定的悬念，但读者又可通过钻研和思考揣摩出作者向表达的思维和情感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诗歌给人的印象主要是含蓄、委婉却又不失节奏的强烈。

（二）塑造典型形象

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其他的文学作品，大多都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来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的生活状态，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次，通过意境的构建来渲染气氛，将所要表达的典型形象赋予艺术性和代表性的涵义，深刻具体，比如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通过自我的形象塑造将自身的那颗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心尽情显露，也让后人对他的报国壮志所折服。

（三）增强语言效果

在古代诗歌中，大量的诗人都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表达，通过唯美的画面展示出丰富的内容主题，通过语言效果的增强，让意境变得形神兼备、五彩缤纷，在一些诗歌中，恰当的语言表现会让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二、现代文学的创新

与古代诗歌相对应的是现代文学，大致是从“”开始产生，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得到广泛的推崇。虽然在形式上，现代文学在很多角度都延续了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和类型结构，然而纠其本体来看，现代文学与古代诗歌是大不相同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中，现代文学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更多的时代特征，如小说、新诗杂文、散文诗歌，新的文学题材不断产生，并加强了抒情、议论、描写、叙事等多种方式的完善，在叙述手段方面也是更加多种多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大量普及，并进入人们的生活中，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通讯工具迅速产生，使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的现代文学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我国的现代文学正在以一定的发展速度向世界范围内融合，通过体现现代思想的白话文和科学民主思想的带动和支持，现代文学正在积极地“走出去”，向更广阔的舞台发展。纵观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其风格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国外的先进文化传播，如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也都为我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经验奠定了基础。现代文学作品已经从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分析角度体现出了独特的文化传承内涵，在作品的情感坐标和价值取向上都让广大读者产生了共鸣，一些现代文学作品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发表途径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我国的现代文学的地位和影响是多么的不可估量。

三、古代诗歌在现代文学中的应用

（一）古诗的思想发祥性代表

古诗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能代表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无论人们追求的或憎恶的是什么，总是可以通过某篇章或某一类型的诗歌得到恰当的体现，如《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结，收集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篇，在诗歌中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记录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人的审美欣赏，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经典语句，无一不显示出作者所处社会的和平与美好。而《离骚》诗中却形象阐释了作者对小人的厌恶，对社会恶劣环境的不满，比如在看到秋天花落之时会让人情不自禁联想到生命的脆弱。杜甫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八月里秋深，屋外狂风怒号，狂风卷走了我屋顶上好几层茅草，这首诗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当时杜甫已经处于晚年，报国无门的那种悲凉的心境通过诗中进行流露彰显，表现除了深深的忧国忧民的情感。通过他的诗，很容易引发人们的深思，吸引人们探究杜甫的生活现状，也进一步现实出了古诗的思想发祥性，这一点对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和创作有很大的作用，当前有大量的人都将屈原、杜甫或其他的古代著名诗人作为论点进行分析，融入现代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让人们领悟到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及其发祥地。现代文学作品的很多境界都是从古代诗歌中的诗境和思想中吸收进来的，由于古代诗歌层次鲜明、内容大方，且作者在写作时大多善于结合自身的处境和经历，能将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让现代学者不断领悟不断当时的思想和文化发源，也为历史文化的传播和现代化推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写作方法的运用

在古代诗歌的写作中，十分注重虚实结合，无论是对人或事物形象的刻画还是对情感的表达，都是本着“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原则，给人以无限遐想，且这种写作方式融入了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如拟人、排比、形象比较等，有时还会采用留白的方式让读者自行理解，这些写作方式都沿用到了现代的文学作品当中。古代诗人注重寓情于景，经常是在欣赏到优美的景象或饮酒之后有感而发，如“诗仙”李白，他一生创作990多首诗，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酒后所作，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辞采高华，一个主要的特点是自由奔放，不受诗歌格律形式的束缚，尽情抒发自己的内心，灵活采用乐府诗和古风体的形式创作了大量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如我们熟知的《将进酒》，李白借酒消愁，并通过诗歌发泄出了自己的愤懑不平，对功名利禄的不屑一顾和对美好生活的无比向往；《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显示出了他奇特的想象力，善于运用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手法，将人间的事物、天上的星辰自由发挥并淋漓尽致地运用到了诗歌中，形象鲜明，引人深思。不仅如此，我国古代大量的诗歌创作者都注重写作方法的运用，不同的诗人有着自身独特的写作特点，但是大体都是采用特定的修辞手法，如比喻、通感等，为诗句本身赋予了形象化的表达，让诗歌渗透到生活中，让大自然为之敞开怀抱。古代诗歌大多强调对仗工整，而现代诗歌也是在这一结构的基础上加入了线索并立，让议论文的写作更加注重起承转合，通过古代诗歌想象力的指导为现代文学作品增添了新的韵味，也为现代文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打开了大门。

（三）主题思想上的应用

艺术作品的创作都是来源于个人的思想主体，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现代文学，在创作上都是为了体现一定的主题、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在古代诗歌当中，诗人大多善于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问题所在，通过诗歌主题展现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对现实社会中不良现象的抨击、对英雄事迹的歌颂之情等，通过这些主题思想，读者很容易了解到作者的写作目的，即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诗歌或作品？他想表达一种怎样的主题？通过作品可以显示出作者对生活怎样的期待等等，这也是古代诗歌对现代文学的应用方式之一，现如今，众多散文家家、小说家、畅销书作家络绎不绝，在现代文学史上创造了卓越的成就，如鲁迅、老舍、沈从文、余光中、莫言等，都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增添了璀璨的光芒。拿鲁迅、闻一多这类爱国主义作家来说，他们的主题思想很多时候就来源于杜甫、陆游、屈原等爱国诗人的灵感和创作方式，汪曾祺、林清玄等近代文学家笔下的传统民俗特征也都是借鉴了陶渊明、欧阳修等人的主题形式。以现代诗歌为例，虽然在创作手法和艺术形式上相比古代诗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都是对作者真情实感的形象刻画，显示出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通过现实主义的内容主体显示出了劳苦百姓生活的贫困，以及对统治者滥征苛捐杂税的不满，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力是十分显著的，鲁迅的大量作品都采用了这种语言风格，成为一种主流的现代文学代表。

四、总结

第8篇：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范文

【摘 要】在俄语中动物词汇被视为成语及俗语的一部分，而成语、俗语本身源于俄罗斯民族的日常生活，因此动物词汇具备的民族文化特色是不言而喻的，文章主要以动物词汇所体现的修辞特点及俄罗斯传统文学作品中这类词汇的运用为切入点，以实例论述了动物词汇的来源，运用及特点。

【关键词】动物词汇；修辞；比喻；童话；寓言

俄语中相当多的成语与动物有关，这些动物的象征意义往往与人类周边的人、物、现象等休戚相关。人类古老的祖先认为人和动物之间总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因此，各部落、民族的人为自己选定了某种动物，将其奉为祖先，也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图腾文化，被奉为祖先和神灵的动物自此便不能被随意杀戮和食用。图腾文化在一段时间内盛行于欧洲各民族文化中，现今与此相关的民俗也渐渐融入各民族的文化或宗教当中。此外，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和动物的各种频繁接触也使得人类得以观察研究动物，在自觉和不自觉的过程中，产生了众多与动物相关的词语、表达方式。

一、动物词汇在俄语中的修辞特点

俄语中的动物词汇在构成上采用了多种修辞手法：转义，借喻，对比，夸张，押韵等。主要用于表现人物的状态，行为方式的好坏，甚至人的面部特征也在动物词汇中以隐喻的方式表达出必要的感彩。如：мокраякурица（湿漉漉的母鸡），指人可笑又可悲的样子；драннаякошка（被剥皮的猫），指极度瘦弱憔悴的女人；слон в посуднойлавке（餐具店的大象）指笨拙、行动迟缓的人；змея в корсете（穿紧身衣的蛇）则指代身材过于瘦小的人。

动物词汇中的比喻手法可以以语义对比的方式，在一个句子或一个词组中得以呈现，通常会使用喻词“似乎”“好比”（какбудто， словно и т.д.），例如：человекбезродинычтосоловейбезпесни（没有祖国的人就好比不会唱歌的夜莺）；матьпридеткахчтоптица в клетке（有孩子的母亲就如同笼中鸟）。这类句子中前半部分的语义并不带任何感彩，只是一个简单的陈述，而后半部分则表达了评价及感彩。当对比围绕两种语义之间某种共有的特征或行为时，在句中或词组中则会出现形容词或动词，如：онголоденкакволк（饥饿如狼）；онпоеткаккурскийсоловей（他唱歌犹如库尔斯克夜莺）。俄语中另一种比较固定的对比方式则借助了情态副词нужен（需要、要求）：нуженкаксобакепятаянога（就好比狗要求第五条腿）；нуженкакрыбезонтик（就如同鱼需要伞一样）；нуженкакслонуперчатки（就像大象需要手套般）等等。

从语句所表达的感彩来看，俄语中借用动物词汇的传统比喻手法主要分为两大类：带正面及负面色彩的比喻。其中带正面色彩的比喻又分为两类：诗意化的比喻；生活化的比喻。诗意化的比喻力求向读者描绘一幅极具表现力的画面，使得读者能产生主动思考的兴趣。例如：плыветкаклебедьбелая（像白天鹅般游荡在水面）。而后者则旨在向读者展现出生活化的画面，帮助读者从逻辑上理解本体，如：воеткакволкнаморозе（如同冬日里的狼嚎）；крутитсякакбелка в колесе（忙活得如同车轮上的松鼠）；плаваеткакрыба в воде（如鱼得水）等。

带负面色彩的比喻也是以惯用结构常见，其中动物词汇会带有指责性、讽刺性或嘲笑等修辞色彩，从比喻的字面意思便能体会出对本体的贬低或是斥责。比如：грязенкаксвинья（脏得跟猪样）；любиткаксобакапалку（喜欢的跟狗改不了吃屎一般）；зверемсмотреть（禽兽般观望着）；надулсякакмышьнакрупу（生气到犹如老鼠对大米发火样）。当然俄语中也会借助动物的一些特征对本体予以有表现力的讽刺：устойчивкаккорованальду（笨拙得像头冰上的牛）；говориткаклошадьхомуттащит（跟老马拖枷锁般不紧不慢地说着）。

俄语中带动物的词汇对于其修饰的人或物而言本身具有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功能，且这种性质特点是相对比较固定的，而不是偶然或暂时的特征。因此相对于与其他人、物等个体相比较而言，以动物为喻体的成语、俗语中具备了通用性、固定性、情景再现性、准确的表达性等特点，在情感表现力上也极具优势。在俄罗斯的日常用语及文学作品中常能看到以下隐喻的用法：пуститькрасногопетуха（松开红公鸡）代指“纵火”；птицаневысокогополета（飞不高的鸟）代指“不论工作还是生活中都不足为题的人物”；горародиламышь（大山里的小老鼠）代指“空予承诺，却鲜少实现或做到的人”；гусьлапчатый（有蹼的鹅）代指“狡猾的人”；медвежийугол（熊的角落）代指“偏远之地”；канцелярскаякрыса（办公室的老鼠）代指“因循守旧的政府或其它企业办公人员”；свинья в ермолке（戴着帽子的猪）代指“贪婪、龌龊、不学无术的人”。这些带有隐喻的成语、俗语就好像给我们所要描述的人、物、现象穿上了衣服，让他们立刻有了物理触感，更加形象化，能让人更好的理解。

在俄语中还存在与动物相关的特殊动词，比如：обезъяничать（模仿），该动词源于名词обезьян（猴子）；лисить（耍心计、耍诈、狡猾）与лиса（狐狸）是同根词。这些特有的动词在俄语中被视为人类和地球相互关联下产生的言语符号，也就是说他们将活生生的大自然与人类联系在一起。此外，这些动词也大多源自斯拉夫语，除了带有动词特征，还同时展现了动作的方式、目的、强度等信息。例如：ишачить这个词除了字面上的“如牛马般的劳作”之外，还暗指工作繁重而劳作者却无怨无悔地顺从着；павлиниться（自高自大），源自павлин（孔雀）；бычиться（闷闷不乐），源自бык（公牛）；петушиться（怒火中烧），源自петух（公鸡）。这些动词在发展过程中也无一例外的借助了比喻、比较等修辞手法。

二、动物词汇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动物词汇，尤其是与动物有关的寓言和童话故事中，作者借助动物词汇形象有力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虽然作品中所描绘的不一定完全符合现实中动物的生活习性，但由于作品的影响，人们会不自觉的对动物的性格特点有程式化的认定。就好比俄罗斯童话和寓言中常将狐狸描述成狡猾奸诈的动物，却没有一个动物学家能准确说出狐狸之所以具备该性格的依据，实际上，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狡猾的一面。然而，正是这些作品中的动物形象反应出了人类的真实世界：激情、贪婪、机警、蠢笨、奸诈、友爱、信任、感激等一切与人类的情感和性格甚至习俗相关的东西。俄罗斯童话故事中的动物形象不仅具有原始的特点，还有独具一格的性格特点。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所描绘的动物都保存着原始的生活方式，因此通过动物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内容则更为鲜明、中立，总是充满了善良、怜悯和无私，而西方童话故事中却时常会出现互相仇恨和敌视的场景。可以说，与动物相关的童话故事是基于现实基础上按照人类意识编纂的反应人类一定心理和愿望的故事。

与动物相关的成语、俗语在俄罗斯寓言、童话故事中的运用也不在少数，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克雷洛夫寓言集》，在他之前莱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茹科夫斯基都从事过类似的创作，但只有克雷洛夫让寓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学高度。正是这些成语、俗语让创作者得以全方位、深入地描绘出了俄罗斯民族勤劳智慧的性格特点。最值得一提的是，克雷洛夫寓言故事中的动物并不单单是某一个或某些人的化身，而是反映出了特定的社会人群的性格特征。作品中的狮子、熊、狼表现出了统治阶级的行为特征，蜜蜂、绵羊则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创作者睿智地借鉴民间俗语、成语、行话创作出了更多的惯用表达语句：попрыгунья-стрекоза（草蜢-蜻蜓）代指轻浮、粗心大意之人，源自寓言故事《蜻蜓和蚂蚁》；слонанеприметить（没注意到大象）代指粗心大意之人，源自《好奇的人》；собачьядружба（狗之间的友谊）指代不牢固的友情、关系，源自《隐士和熊》；свиньяподдубом（橡树下的猪）代指蠢笨、没文化的人，源自《橡树下的猪》；кукушкахвалитпетуха（布谷鸟夸奖公鸡）代指虚假的阿谀奉承，源自《布谷鸟和公鸡》等。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不论从修辞角度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俄语中的动物词汇都体现了其民族和地域特色，对该类词汇的研究既有利于俄语学习者对俄罗斯民族性格、风俗等的了解，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与之相应的大量实例。

参考文献

[1] Брославская Е. М.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ыеособенностизооморфизмов в русском， украинском и английскомязыках.

第9篇：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范文

关键词： 汉语双关语 分类 功用

双关，修辞学上辞格之一，利用语言文字上同音或同义的关系，使一句话关涉到两件事。①汉语双关利用词语的谐音、多义巧妙地使词语或句子在特定语境中带有双重甚至多重意义，言在此而意在彼，再现发话人心目中原有的意象，为语言表达增添了艺术色彩和感染力，使意境更加深远，人物性格更加鲜明。双关的单位被人们一步步扩展到了语素、词语、句子、句群、语段和语篇中。②

中国文化中历史悠久的汉字文化、含蓄的民族心理和直觉思维方式等构成了汉语双关语的文化基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思维方式带有伦理、整体、意向、直觉、意象、模糊、求同、后馈、内向、归纳十个特征。③在解释政治、社会、伦理、人生种种问题时凸显出强烈的主体意向性，重视意象和归纳。因此我国古代诗论家大都强调意在言外、意贵含蓄。难怪王希杰谈到汉语双关传统时说：“中国人一向比较喜欢双关，与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含蓄的民族。”④

一

目前，对双关的分类，标准和术语不一。国内出版的汉语修辞方面的著作都是从双关语词的音、形、义三方面着手，大致将其分为两大类。

（一）谐音双关。中国人历来重视声音。汉语言中音节少汉字多（有六七万），形成了独特的谐音文化。“谐音双关”是指在选词时，选取一词来表达音同或音近但不同义的另一个词的内涵。这种利用音的巧合，偷换同音异义的词的表现手法，若运用得当，会产生丰富的修辞效果。⑤

谐音双关使用的范围大体分为四类。

1.社会习俗礼仪。在中国传统婚俗中，新人洞房床上柚子（有子）、枣子（早子）、花生（育）的摆放即是取了“早生子”的谐音，预祝早生贵子、子孙满堂，这是数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生育观念在民俗心理中的反映。诸如此类的谐音所产生的社会习俗礼仪在汉族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2.古今文艺创作类。在文学作品中，文人往往借谐音寄托个人思想感情。清初文杰金圣叹在刑场上为其子所作对联“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中分别以“莲”、“梨”双关“怜”、“离”，表面指水果，实叙父子离别之情，彰显了文人的机智和巧妙构思。《红楼梦》更是将谐音双关运用发挥到了极致，诸如《护官符》中的假与贾，雪与薛，等等。言此意彼，虚实相生，谐音其中，生动有趣，富含哲理，回味无穷。

3.语言本身的变异创新类。此类语音双关广泛运用于歇后语、广告词新闻标题、谜语、商标名等。例如：

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4.有着悠久历史的饮食文化类。如菜式“绝代双骄”实为青辣椒和红辣椒。

（二）语义双关。“语义双关”指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在特定语境中有意识地造成语义分歧；或以原表彼义的词示此义，构成表里两层互相关联的意思，形成双关。例如：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

“烟花”形容春天繁花盛开如烟似雾，兼示扬州之繁华。“孤帆”指孟浩然所乘之船，也兼指故人此去，孑然一身，漂泊无依。

汉语还有独特的双关构成形式――双关式歇后语。这种歇后语后部分一语双关，字面意思是解释说明前半部分，但实际表达的却是与整个上下文中完全不同的语义。双关歇后语又分谐意和谐音两种。例如：飞机上挂暖壶――高水瓶（高水平）；电线杆上插鸡毛――好大的掸子（好大的胆子）。

二

汉语双关语的传统从古至今一直非常活跃，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十分盛行，流传盛广，其功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文学作品中。诗歌、小说、戏剧、神话、寓言等文学作品中就常采取多义或歧义等双关形式，曲折表达作者复杂的心态，唤起读者丰富的想象力，增加文学作品本身的美学色彩。

（二）语言文字游戏中。借助汉字多音多义的性质，能使词语或句子，通过词汇意义等，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歧义，一明一暗，分别对应着文字游戏中的谜面和谜底，含蓄而幽默。在中国，以双关语为基础的文字游戏，历史悠久，种类丰富，如灯谜、字谜、酒令、相声、歇后语、民谣、歌谣、笑话等。前两者是中国的国宝。⑥

（三）现代媒介中。随着时代的进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广告、新闻报刊、杂志、手机短信、网络文学，经贸往来，商业谈判及正规的政治外交场合等领域更是广泛利用双关语。语言学家Leech曾指出：“双关是所有象征际中最为重要的特性之一，特别是在某些社会生活领域中涉及性和宗教的禁忌语时尤为多用。”在涉及禁忌语时，使用双关语可回避俗语的刺耳或直接表达会引起的不良社会反应，从而产生含蓄委婉、耐人寻味、化解尴尬场面、创造融洽气氛、增进相互了解的效果。

尤其是运用于广告语中。双关语是中外广告中使用最多的一种修辞手段，简洁新颖幽默，言在此而意在彼，含蓄委婉，被用于广告语音、词汇、句法等各语言层面，使句式整齐，音韵和谐，满足广告创作短而美的经济原则，提高了语言的欣赏价值和审美效果；它还使广告标新立异、幽默有趣，让人能对两种或多种不相关的意义产生丰富美丽的联想，满足了他们对美的向往和追求，营造出一种意境美，从而延伸了广告的劝诱力度，促销了产品，达到了较好的广告效应。例如：

华力牌电蚊香，“默默无蚊（闻）”的奉献。（蚊香广告）

正是运用了双关的同音异形异义法，既强调了产品灭蚊干净的高品质，又突出了该蚊香无毒无味的特点：默默而无蚊（闻），无声又无息；也向人们表明了一心奉献、不图回报的心意，幽默地表达了产品功能和产品制造商的自信，达到了良好的广告效果。

双关语是修辞学、语言学、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文艺学、文字学、文学创作、美学、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人工智能等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任何学科都无法单独研究它。只能借用多学科的成果，全方位、多层次研究双关语。⑦在隐喻学研究热的大背景下，双关语的研究也必将进一步呈现出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的动态研究趋势，双关语也将作为一个新的边缘学科，出现于研究领域。

注释：

①辞海编委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482.

②钟玖英.双关范围新论［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2，（1）.

③连淑能.论中国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④黄任.英语修辞与写作［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139.

⑤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446.

⑥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130.

⑦王希杰.论双关［J］.玉溪师专学报，1989，（6）.

参考文献：

［1］辞海编委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黄任.英语修辞与写作［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3］连淑能.论中国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4］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