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新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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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创新研究范文

关键词：政府；社会组织；社会管理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矛盾突显。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安定。因此，如何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要求，创新社会管理，已经成为政府职能转变进程中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 社会管理创新的科学内涵

所谓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及社会组织，为了促进社会的协调运转，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和各个发展环节，进行服务、协调、组织和监督的过程。[1]社会管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社会管理活动，二是社会的自我管理活动。社会管理是政府机构和社会力量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既是管理活动，也是服务活动。所谓社会管理创新，是指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管理主体，按照社会自身的运行规律以及我国社会的发展要求，对传统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和完善，积极探索新的社会管理思路和途径。

二、 我国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的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提高和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而轻视了社会建设，导致在实践中仍存在着一些忽视百姓生活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现象。政府往往把发展定义为经济的发展，常常用经济政策代替社会政策，致使政府的工作重点和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抓项目、谋经济方面，而忽视如何营造和建设社会发展环境。这些现象的存在，将会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冲突和摩擦的增多，客观上导致社会心理失衡，很可能会埋下不稳定的基础，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任其蔓延，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政府对自身角色定位失误

政府对自身角色定位失误，一方面，“划桨”有余而“掌舵”不足。所谓“划桨”是指政府过多的干涉社会管理事务，而“掌舵”意味着摆脱具体的划桨事务，集中精力把握方向，要为社会的发展进步确定正确航向。政府如果将全部精力用于“划桨”，就意味着舍本逐末；政府只有将精力放到“掌舵”上，才能保证划桨的目的性，提高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表现为管制有余而服务不足。目前我国政府模式中，政府职能仍无所不包，政府以强制性的行政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政府角色定位失误，给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带来混乱。

（三）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

社会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政府不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单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防范和不信任，导致管理部门对社会组织多采取严格控制和限制的政策，使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力量弱小，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我国现有的社会组织官办和行政色彩浓厚，社会组织缺乏应有的民间性、自主性、自愿性和自治性，几乎成为政府的附属单位，变相地行使政府的职能。

三、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景展望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利益诉求也越来越复杂，因此，我国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化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着力实现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伟大跨越。

第一，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政府还权于民的过程。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政府也逐步的认识到政府不能对所有职能大包大揽，而应把更多的职能下放给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来承担，这些社会组织不仅要提供公共服务，并且还要承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党的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也在逐步的提高。以政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向国家、社会、民众为主体的多元社会管理体制发展。

第二，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政府和社会这两大基本要素。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着观念落后，社会管理主体职能发挥不充分等问题，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加强我国的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构建新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国的社会管理基本上仍然是党政主导的管理模式。近几年我国的社会组织虽然大量涌现，但是其发育还是不成熟，我们应当将社会组织和公众纳入到社会的治理之中，积极发展社会组织，鼓励公众进行政治参与。社会组织是公众参与的重要载体，所以社会组织的发展对于完善社会管理模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则主要取决于党和政府如何处理与它的关系，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并实现党对社会组织的有效整合。

第三，创新社会管理，需要相对较长时期的推进，不可一蹴而就。改革是一项既艰巨而又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一段时期的渐进过程。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一蹴而就，要把握好尺度、进度和力度，既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和热情，又不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毅力，从身边每一件事干起，不能急于求成。

因此，对于迅速发展的我国来说，社会管理创新将成为我国社会管理的不断完善以及社会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李学举.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J]. 求是，2005（7）：16.

第2篇：社会创新研究范文

法律是群众利益诉求反映的底线，检察工作离不开群众利益诉求基础。探索以群众利益诉求为中心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已成为检察机关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基本任务和重要途径。

一、健全群众利益诉求沟通表达机制

检察工作的人民性，要求我们始终关注群众利益诉求，努力畅通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把群众利益诉求作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重点。有效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能够引导群众通过法定的、理性的渠道有序表达自己的意愿，是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先决条件。

（一）群众利益诉求征询制度

检察机关应当坚持主动开门纳谏，高度关注各类群体不同的司法需求，积极拓展人民群众参与检察工作的方式与途径。比如倡导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制度。听取群众利益诉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改进工作。建立重大司法决策事项征询群众意见制度。对于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和社会热点问题，向社会公众进行通报或公示，确保重大司法决策事项符合群众要求，符合检察工作规律。探索检察机关与社区街道信息互动制度。在社区街道设立社情民意联系点，聘请社区内德高望重、有影响力的居民担任社情民意联络员，虚心听取群众的诉求；构建检察机关与媒体沟通协调制度。通过坐客网络嘉宾聊天室、网上庭审直播、网上在线解答等形式，与网民直接交流，广泛听取社情民意。

（二）涉检工作制度

涉检是案件当事人直接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保障案件质量和效率，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积极作用。

对此，需要完善检察长接待制度。通过直面群众，倾听群众对检察工作的建议，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登记备案，明确承办部门和办理期限，加强跟踪督办。探索公开听证质询制度。对于涉及重大、疑难案件的矛盾纠纷，特别是上访人无理取闹、缠访缠诉的案件，由检察机关组织，采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社会各界人士和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参加公开的听证和质询，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舆论做好化解矛盾工作；并辅以心理咨询辅助接访制度。由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干警先行接待来访人，明确来访人心理状况和具体事由，对其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安抚其情绪。必要时，还可邀请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介入，为心理咨询疏导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

（三）检务公开制度

深化检务公开，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关键是要与社会公众建立起一种互动的反馈机制，使公众不止是被动地“知情”，还能使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及时得到回应。所以，检察院应坚持检务制度。以检务公报、检务新闻发言人制度、检察开放日、人事任免公开等方式，主动向公众传播有关检察机关的组织、职权、工作方法和程序、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并建立检务提供制度。在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向公众提供检察相关事务的行为，当依法有权获取检务公开的公众提出获取信息的请求时，检察机关应及时予以回复，实现单向的宣告式检务公开向双向的互动型的检务公开转变。还需探索向检务公开监督员报告制度。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其他服务对象中，聘请检务公开监督员，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定期向他们通报工作情况，邀请他们视察检务公开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应构建检务公开备案制度。在各级检察机关执行检务公开过程中，向各级人大常委会备案，以利于各级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推行检务公开制度的监督。基于信息互动的必要性，还应形成检务资源共享及滚动发展制度。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义务及时回复其他检察机关及部门为履行职能而提出的检务资源采集申请，提供申请部门需要的情况。

（四）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制度

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排查收集各种社会矛盾隐患信息，通过对信息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和评估以后，对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因素进行归纳、论证，作出预测、警示，并采取相应的消除和防范措施。

做好评估预警，有利于从源头上将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检察院需完善评估预警组织制度。制定《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制度实施方案》[1]，明确预警责任，成立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协调解决评估预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各部门确定一名评估预警工作联络员，负责及时收集、报送本部门预警信息，构建全院联动的社会矛盾评估预警格局。并要坚持社会矛盾分析排查制度。通过不定期排查矛盾、接待来信来访等多种渠道，对不稳定因素信息进行广泛的收集整理，提前开展工作，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另需探索社会矛盾分级制度。在最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不立案、不批准逮捕、不、撤案、不予赔偿等环节，加强与案件当事人的沟通。根据了解和掌握群众利益诉求的轻重缓急，将社会矛盾评估案件划分为特别重大等级、重大等级和一般等级来进行预警。

（五）涉检舆情信息汇集分析制度

当前，媒体、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表达民情、畅通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渠道。作为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无可争辩地成为舆情矛盾相对集中的部位，涉检舆情[2]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检察机关应把舆情作为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渠道，努力使涉检舆情成为促进科学决策、改进检察工作的助推力量。

具体可从三方面入手：建立涉检舆情采集制度。延伸舆情信息感知触角，扩大舆情信息采集范围。在社区街道的派驻检察室设立舆情信息采集点，着重关注群众反映的原始“情报”。强化涉检舆情分析甄别制度。组建涉检舆情评阅人员队伍，加强分析研判涉检舆情动向，从中发现具有倾向性、苗头性、社会性的舆情信息，为领导参谋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完善涉检舆情报送制度。实行定期上报与有事随报相结合，重点对意识形态领域、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信息报送。运用内部网络、舆情信息简报等多种载体，宣传群众关心的各项政策法规，及时反馈、报告舆情信息调处情况。

（二）矛盾化解回访制度

对矛盾当事人建立档案，记录矛盾发生的时间、地点、缘由、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处理结果等。在矛盾化解后的一段时间内，检察机关承办人要及时安排回访，了解其思想状况、生活现状、对矛盾的化解是否满意等，妥善处理遗留的其他问题，直到矛盾得到彻底解决。回访时发现当事人思想有所波动、行为有所反弹的，要通过做思想工作、心理辅导等方式，稳定当事人情绪，从源头上遏止当事人缠访闹访的苗头。回访之后应做好回访记录，将回访情况详细记录并收入矛盾当事人档案。

（三）涉检舆情应对制度

检察机关应成立涉检网络舆情研判与处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执行涉检舆情的研判与处置。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重视门户网站的建立和维护，利用技术手段作为辅助工具对网络舆情进行动态监测，并过滤、整合各种信息。可在几方面下工夫：建立涉检舆情应急预警制度。加强舆情的预警和把握，由信息员对各大媒体进行定期、全面的搜索，及时开展涉检舆情的监测、预警工作。建立涉检网络舆情逐级报告制度。制定详细而周密的网络舆情应急预案，将舆情划分等级并建立相应的应急预警机制。强化涉检舆情控制引导制度。加强正面引导，快速反应。对媒体关注甚至热炒的有关敏感案件，可以通过新闻会、接受专访等方式，第一时间做出解答。对重大舆情要适时跟踪，及时公开事件调查、处置情况，不给滥加猜测留有空间。探索涉检舆情协调互动制度。与党委政府的信息、等部门加强联系，加强与公安网监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建立与权威报刊、电视以及网络媒体的联系平台，争取传统媒体的支持和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涉检舆情处置评估制度。在网络舆情趋于平稳后，根据舆情的发生、传播和处置情况进行总结、梳理、反思，形成书面报告和建议，建立起有效的舆情处置评估机制，不断提升检察机关应对舆情接受监督、提高执法公信力的能力和水平。

第3篇：社会创新研究范文

关键词：一卡通；智慧校园；自助服务体系；信息化管理

一、校园卡应用的背景

校园卡是学校发行和管理的非接触式IC卡，集学生证/工作证、借书证、餐卡、电子钱包等功能于一卡，实现了“一卡在手，走遍校园”。校园卡出现的前期对于后勤服务和图书管理工作的效率提升有着明显的成效，因此在信息化工作早期就在大部分大学校园里普及。经过10多年的发展，从大学校园到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环境已经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校园卡的应用亦取得极大的拓展，门禁、考勤、自助缴费、水电管理、银行圈存等一大批新的业务出现在校园卡应用中，银行卡、手机卡等也频频绑定校园卡，因此，校园卡具有强烈的社会集成和应用创新需求。

二、国内高校校园卡技术应用现状

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重点工作，校园卡应用的社会集成和应用创新已经在国内高校取得了快速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校园卡载体的多样化

CPU 校园卡是带有CPU处理器功能的IC卡，并已经应用广泛，手机校园卡是中国移动推出的将通信业务和校园卡功能集成的一种新型校园卡一卡通类型，目前已不断扩张到电信、联通另外两家通信运营商的投资范围，就目前情况看，浙江省高校几乎都已开通手机校园一卡通，但应用和推广效果差强人意。

2.校园卡的社会集成

中山大学和深职院在校园卡的社会集成中做了应用尝试：

中山大学：该校的校园卡是首个实现城际消费的校园一卡通，与广州9所高校联盟推行“消费一卡通”的应用模式，对接城市市民交通功能，接轨城市建设发展。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该校校园卡在CPU校园卡的基础上，集成了银行业务，使得校园卡用户不但可以具备校内所有应用的刷卡业务，还具有银行卡的业务能力，通过银行圈存功能的实现，使得校园卡可以像银行卡一样在ATM机和POS终端机上进行刷卡消费，实现了校园卡的社会集成功能。

3.校园自助服务体系的应用

公共应用服务包括：校园新闻、漫游校园、一卡通公告、生活百事通、校园卡挂失等功能。个性化服务包括：校园卡管理、转账业务、自助查询、自助缴费等功能。国内大多高校校园自助服务一般都实现校企合作的运行方式，主要是由学校建设，企业投资的形式进行开展，有效改善了学校服务体系的高效性。

4.校园卡的数据挖掘功能

对校园卡每日进出账的数据挖掘结果，可获取校园卡用户（主要针对学生）的消费途径、消费能力，对学校评估贫困学生实施补助进行参考作用；同时能根据食堂的消费流水记录挖掘工作后勤及食堂的饭菜质量价格等，更好的控制食堂收益情况。其中，山东大学就已经通过校园卡的数据挖掘作为决策一种来源，该校的校园卡通过分析对比学生日常消费情况数据，挖掘出学生海量的消费数据规律，经软件系统自动识别贫困指数作为评估学生家庭经济困难与否的参考目的。

综上所述，校园卡一卡通是在校师生具有实名制的身份识别证件，包含大量的基础数据，通过校园卡包含的基础数据支撑作用可扩展至全校范围及部门的管理工作内容，甚至起到社会集成作用。

三、智慧校园项目中校园卡的社会集成与创新

根据国内高校前期校园卡应用情况，智慧校园卡建设工程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开展研究和创新应用：

1.校园卡银行业务的社会集成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校园卡的创新应用主要解决了校园卡与网银集成的以下问题：

（1）建立服务平台，并通过校园卡建设单位与银行签订网银支付功能。

（2）硬件上采用二层递归安全防护，一级防护指防火墙的IP过滤及操作系统的IP策略；二级防护指系统的一切通讯由指定端口进行加密传输，其余端口全部禁用。

（3）软件方面的安全将互联网充值平台设置校园一卡通前置服务器同校园卡服务器交换数据，设置系统通讯控制策略、安全监控策略、数据安全备份策略、系统IP策略等确保校园卡的数据安全。

2.集成RFID技术，创新校园食堂服务

学校食堂的就餐高峰售饭窗口都是人满为患，除了人员集中的因素外，窗口处理效率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设计一套集成RFID射频技术的餐具和餐饮结算系统能有效缓解这个问题。系统要求具有速度快、核算准、体验佳、无人值守等特点。系统的实现能节约用餐者的排队时间，提升教工餐厅膳食服务的整体质量和信息化水平，树立良好的终端形象以及给教职工带来极佳的消费体验。

3.智慧校园卡优化校园的人员管理模式

宿舍是学生校园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的学生宿舍管理存在着外来人员有可能混入宿舍所带来的安全隐患。运用物联网RFID技术整合校园一卡通应用，采用学生宿舍管理系统，结合红外侦测、智能卡技术、视频监控技术、门禁控制技术等，实现了宿舍的人性化、智能化、信息化出入管理，大大提高了学校宿舍管理水平。同时融合RFID技术的校园卡还可以应用于学生上课情况考勤、教师会议考勤、校门口智能交通管制等方面，通过智慧校园项目校园卡工程建设已充分解决了传统校园卡应用局限性，实现人员管理的新局面。

针对我院智慧校园项目建设中校园卡系统应用的建设情况，结合校园卡的未来发展趋势，可以从三个角度分析校园卡技术应用与社会集成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是从用户的角度（即在校师生），要求进一步扩充校园卡的社会支付范围与形式；二是从学校管理层的角度分析，希望校园的后台数据流动方便维护、监察方便校园人员管理；三是从社会行业角度分析，如今校园卡已逐渐与企业合作，同城市建设应用接轨，因此要求更多的校园的社会创新与集成。因此，未来校园卡的技术发展无论从建设理念、建设模式和运行模式等方面都孕育着进一步集成和创新的机遇。

参考文献：

[1]王春雁、白雪.高校校园卡系统应用现状及趋势浅析[J].《中国教育信息化》

[2]梁裕，秦亮曦.一个校园一卡通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报.2010

[3]张永波.基于ZigBee技术的智慧校园设备防盗系统设计[J].《温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

[4]张永波.《RFID技术在智慧校园中的应用》[J].《软件导刊》.2011

[5]张丽丽.《数据挖掘技术在校园卡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3

第4篇：社会创新研究范文

关键词：社会实践;模式;创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战略主题中明确提出：“要着力提高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社会实践活动能力。”社会实践成为学校培养合格人才的一种有效手段和方法。目前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模式主要有专业实践模式、校企合作模式、勤工助学模式、创业实践模式、暑期社会实践模式等。根据社会需要和学生实际，我们针对暑期社会实践提出了“三步走”社会实践模式。

一、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模式有很多种：专业实践模式、校企合作模式、勤工助学模式、创业实践模式、社会实践模式等。暑期社会实践模式最常见的即我们通常说的“三下乡”活动。“三下乡”社会实践包括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各高校团组织坚持以“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原则，组织带领青年学生利用暑期下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激发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奋发图强。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模式取得了很多成绩，可也存在许多问题。

（1）高校对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支持力度不够。高校普遍认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只是学校为了完成一个任务，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其对学生的教育意义。高校给予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经费一般在1000～3000元，要求不少于三个学生，实践时间一周左右。如此少的经费，加之实践时间又比较长，除去交通费用和食宿费用，基本的实践费用就所剩无几，所以大多暑期社会实践并不能真正深入细致地开展，也达不到育人的功能。

（2）社会对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认可度不高。人们普遍认为大学生是拿着学校的钱在暑假期间完成学校给的任务，顺便旅游一把。暑期社会实践学生一般会完成一些问卷调查，访谈了解地方的教育、医疗等情况，有的还有教育帮扶、科技扶贫等。但限于人们的普遍认识，这些措施并不能很好地开展。

（3）学校缺乏相关暑期社会实践的培训。现有的暑期社会实践就是教师带着学生到一个地方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学生在进行暑期社会实践之前并没有得到任何相关的培训，有的甚至不知道暑期社会实践的目的。

（4）学生对暑期社会实践认识不到位。很多学生认为暑期社会实践就是出去玩，还不用自己花钱，并没有意识到暑期实践中自己需要完成的任务或者获得什么。

总之，暑期社会实践存在诸多问题，并没有达到提高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目的。

二、暑期社会实践模式创新

针对暑期社会实践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暑期“三步走”的社会实践模式。“三步走”即前期准备、中期实施和后期汇报。在“三步走”实践模式下，各院系结合自身的专业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合理运用经费，采用点面结合，集中与分散的方式，鼓励学生以个人或团队的形式进行暑期实践，实践内容涉及志愿服务、社会调查、支教扶贫、科普宣传等。让学生利用假期深入社会基层，了解国情，服务社会，提高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

1.前期准备

暑期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提高社会实践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的有效手段。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前期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制订出详细周密的计划，确保实践顺利进行。第一，针对实践内容对参加实践的学生进行培训和指导。第二，与实践单位提前沟通，及时了解实践单位的情况，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案。第三，实践申报，确立实践课题，选定实践内容，认真填写《大学生社会实践申报表》。第四，做好安全预案，有完善的安全保障体系。第五，组建团队，如果是个人单独实践则比较简单，个人注重形象即可;如果是团队实践则要注意团队形象，包括队旗、队服等。第六， 需要做好经费预算。

2.中期实施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实践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实施过程中，我们需要选取相应的指标来对实施过程进行评价。第一，实践活动是否根据实践所申报的主题、所列的计划来实施。第二，实施过程中各团队成员是否密切合作，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了实践任务。第三，实践过程中学生是否完成了实践记录。第四，实践过程中指导教师是否全程及时地指导。第五，实践活动是否与学生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第六，实践活动的实施保障是否完善。

3.后期汇报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结束之后，需要学生对实践成果进行汇报，以评价实践活动的有效性。首先，实践总结。实践结束，学生将实践内容、实践感悟形成书面文字，对自身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进行自我评价，使学生从实践过程中认识自我，巩固专业知识，完善自我。其次，整理实践资料。有的实践活动涉及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学生能否将实践过程中的材料分门别类、系统地整理汇报也是对学生实践能力进行评价的指标之一。最后，实践单位的评价。学生在实践单位进行实践，实践期间效果如何，实践单位应有详细的说明。

通过“三步走”暑期社会实践模式的实施，学生在实践前期明确了实践目的，得到了培训和指导，为中期的实践实施打下了基础。到实践中期，即实践实施阶段，教师全程参与指导学生完成实践任务，团队积极配合，相互合作，共同完成实践任务。实践后期，学生对实践成果进行汇报，学校根据学生汇报、实践单位评价和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表现对学生进行评价。这样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实践模式把学生和实践目标紧紧相连，学生每完成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最终实现实践目标。

三、结论

暑期社会实践模式是大学生社会实践中的一种普遍模式，在暑期社会实践中，学生根据实践内容巩固和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学校也运用暑期社会实践培养社会需要的综合型人才。但在暑期社会实践中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学校、社会不够重视，学生个体意识不强，造成暑期社会实践只是学生、学校为了完成任务而走的形式。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暑期“三步走”的社会实践模式。前期做好相关准备，做到有备无患，让学生明确实践目标，制订实践计划;中期实施计划，达到目标，并做好实践记录，教师在中期全程指导学生完成任务;后期让学生对实践结果进行汇报，学校根据实践单位评价、学生的实践总结和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表现来对学生的实践做出评价。

参考文献：

[1]胡金枚.论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育人的意义[J].企业导报，2015，（6）.

第5篇：社会创新研究范文

关键词 企业管理；创新；企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671-(2012)101-0213-01

1 企业创新管理的必要性

现阶段，我国正由工业经济向知识型经济转变。因此，对于知识型企业来说，必须以知识型人才为基础，以科技为支撑点，以创新为基础内容，把企业建成一个信息密集、人才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综合体。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管理已由单纯生产型管理向生产经营型管理转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摆脱旧的管理思想的束缚、勇于创新、建立新的管理制度、管理体系与管理方法。其次，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传递速度的明显加快，一些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会被某国经济的汇率及利率变动而受到影响。综上所述，只有要求企业相应地改革那些传统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和管理体系，才能使其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环境。

2 企业管理观念的创新

1）企业管理理念是企业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指导理念，体现为企业的思维方式，是企业进行管理创新的灵魂所在，企业要想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管理观念上不断创新。而要更新观念，管理者必须打破现有的心智模式的束缚，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思维、逆向思维、开放式和发散式思维的训练，并通过综合现有的知识、管理技术等改造和突破原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2）能力提升的观念管理。信息时代的发展，促使企业具备“以快应变”的能力，以最快速的反应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集中体现员工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的智力资本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资源。同时企业的管理方式也在发生历史性的演变，从物本管理模式过渡到人本管理模式，进而深化为以人的能力为核心的管理，更确切的说就是能本管理。在当今社会，知识、信息、智力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因素，人作为知识的载体，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和技术的运用者，其智力资本的贡献率是人力资本贡献率的主要构成，并远远高于非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企业间竞争的实质就是高素质、高创新能力的人才竞争。因此，企业的管理核心也应该演化为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发挥人才的创造性，侧重于人的智力和创新能力开发的管理，走向人本管理的高级阶段。

3）信息至上的理念。全球信息网络化等高新技术正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信息管理理念已渗透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不停地与外界环境交流信息，如市场行情信息、科技发展信息、竞争对手信息和科学管理信息等。在企业内部还有一个人、财、物、产、供、销等各个管理环节的信息。这些企业内外信息的收集、加工、储存、传输和使用是企业管理创新的前提。企业必须首先树立“信息之上”的观念，以开放的头脑及时地把握各种不断变化的企业内外信息，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企业管理创新。

3 企业管理创新机制的主要内容

1）改革管理人员的考评方式。为了有效开展管理创新活动，企业的用人制度及奖励制度应具有导向作用。如果管理人员对上级的忠诚在管理人员的提拔和奖励中起关键作用，企业内部的政治氛围将十分浓厚，这样管理创新活动就很难有效的开展。提拔及奖励管理人员，考核是基础。由于管理人员的工作是做决策，决策就是他们的产品，普通员工则是其决策的直接“消费者”。根基消费者评价产品质量的一般市场逻辑，作为管理人员决策的消费者的普通员工也应该有权利评价管理人员的决策。这一评价方式与目前的通常做法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主要强调的是业绩，对管理决策本身很少关注。如果企业提拔及奖励持续改进管理工作的管理人员，并鼓励普通员工参与评价，管理创新活动的障碍就会极大的消除，企业创新管理活动效率也会极大的提高。

2）实施供应链式的管理，优化资源设备。在企业外部环境复杂、变化的条件下，企业首先需要将同一产业链条上的不同企业之间，同一企业之间、同一企业的产品之间、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纳入系统的供应链管理范畴，以明确各种要素在相关界面之间的联系方式，取得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的动态平衡。

3）建立有效机制，培养职业化的企业队伍。要推动企业管理创新，必须注重企业家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一个主导管理创新前沿和领导市场竞争潮流的企业家阶层。在这方面我们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权、责、利一致的原则下，建立一套科学、公正的考核、晋升体系，完善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使经营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在干部人事制度上，建立经营者人才市场，引进竞争机制，通过市场机制把企业家这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国家也要采取措施建立企业家资格认证系统、人才交流市场、继续教育培训机制等，以促进我国企业经营者的职业化。

4）企业形象的塑造。企业形象的塑造主要包含两个方面。①有形形象的塑造。主要是指企业形象中视觉识别系统的设计，包括电视、杂志、报纸上的广告设计，包括路牌、路灯、灯箱等的平面广告设计。包括环境的点缀、建筑物的造型、色彩的选用以及装潢情调等方面的设计。这些可视要素让公众一看便知企业的形象要么高雅无华，要么富丽堂皇，要么简洁舒适，要么管理平庸等。②就是无形形象塑造。主要从非视觉方面，即感觉、行为、意识、观念等角度来塑造企业独特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环境氛围。无形形象的塑造比有形形象的塑造更为复杂且重要。它将企业的价值观念、文化氛围等因素融入企业行为、员工行为和管理者行为之中。无形形象塑造实际上就是感觉形象的塑造。当前企业形象塑造主要是诚信形象、道德形象、管理者和员工形象的塑造。

5）加强客户管理，提升顾客满意度。随着现代生产管理和现代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态势的转变，企业应建立一种旨在改善企业和客户之间的管理的新型管理体制，即客户关系管理，应用于企业市场营销、销售、服务与技术等企业外部资源整合领域。

6）尊重与信任。作为一个团队，团队里的尊重和信任包括领导者和员工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以及员工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协助。作为团队的领导者要信任下属，充分的授权，培养员工的成就感。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就是这个道理，使员工们充分了解团队做出的某项决策的原因，鼓励发表自己的看法，坦诚相待。而员工之间更是要以心相交，开诚布公，只有彼此尊重信任对方，团队共同的工作才会更有效率。

4 结束语

企业创新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发展，创新作为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驱动力，在企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可能会更多的忽视创新，但如果总结了企业创新的活动，那么企业的璀璨就将不只是梦想。

参考文献

第6篇：社会创新研究范文

1.社会管理的发展缓慢。

社会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及全球化的进程，社会管理制度尚不健全，这也导致了社会中介组织并没有真正成为政府部分职责的载体。由于信息的传递缺少渠道，导致政府和社会组织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以至于中介组织很难起到辅助和监督的作用，使得部分民间组织形同虚设，市民社会不发达，社会组织能力欠佳。

2.政府管理体制落后。

我国的政府组织结构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权力集中、政企不分的弊病。政府层级中存在职位和权力划分不明确，某些职权具有较大的重合性，许多地方官员行使行政权力的随意性较大，地方政府的社会目标多变甚或不清，政策朝令夕改。而在政府内的部也还多用金字塔式的纵向政府管理结构，缺乏管理模式的更新和现代化，办事效率低下。

3.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

首先，社会保障资金不足，表现为国家的财政投入与物价上涨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状况难以适应。其次，社保覆盖范围较窄，享受社保的人群较少。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比例非常低，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措施很不到位。在不同行业，或是同一行业的不同层次都存在收入分配差距大的问题，并且，东西部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不同的社会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较大，财富、机会等资源向强势群体手中聚集，拼爹、炫富等事件频发，民众的“仇富”现象严重，导致不同层次人群的利益冲突，甚至危害到了社会的稳定。

4.人民内部矛盾日益激烈。

随着当今社会的阶层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下降，私营企业者成为一个新兴阶层。矛盾也呈现新的复杂情况，涉及的群众范围日益增大：既有农民、个体工商业者、外来务工人员、也有退役军人等特定人群。矛盾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劳动关系、房屋拆迁、环境保护和其他社会领域。

二、完善与创新社会管理的对策

1.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应该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并驾齐驱，统筹安排。政府需要将市场机制引入政府活动，重新界定政府角色，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加强社会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对社会管理的流程方式进行动态的调整，减少审批程序等微观的管理工作，明确、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权限和责任范围。进一步理顺社会管理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有效地整合社会管理职能部门，健全各部门相互配合的社会管理新体制。

2.改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2.1调整权力结构。

政府要转变过去的集权观念，相信企业、群众与市场，应放眼世界，树立长远的观念，致力于提升政府的管理成效。政府要弱化微观的管制职能，做到权力下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制度明晰哪些事应当交给市场，推进市场开放和公平准入。

2.2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社会管理的过程往往就是利益的平衡与冲突的过程，这其中涉及到既得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我们经常说，“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不是口号，而是要真正把老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及时回应，及时解决，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这就需要政府以公权力为基本保证，运用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手段，通过行政调解，树立司法权威，解决社会矛盾，及时掌握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2.3培育健康的公民社会。

在一个健康有序的公民社会里，社会管理的核心主题就是维护人的尊严、满足人的需要，社会政策如果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就一定要坚持将群众的公共偏好作为其价值取向。具体到我国，就应当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特别是要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加以保障，使出台的社会政策能够向其倾斜。社会管理的最终价值和终极目标就是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提高社会福利，培育与完善公民社会。

2.4创新互联网络的管理机制。

对一些互联网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政府必须创新对网络社会的管理机制，提升管理层次和高度，完善网络社会所必要的法律规范，弥补这方面的法律空白，并充分利用行政、经济等手段，加强对网络的有效管理和引导。

3.培育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

3.1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

社会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部门和营利性企业之间，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社会公共部门。它是承接政府部门社会管理的组织，是公民社会最活跃的部门，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好帮手。在当代，社会组织的完善与否，对于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规模健全、管理完备的社会组织，才能承载政府部门转移出来的社会职能，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最终创新社会管理。可喜的是，政府对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已成为共识，这就为了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更便利的空间。也因此，传统的政府社会管理的边界正在逐渐模糊，社会中介组织的大发展，将在今后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3.2拓宽公民参与渠道。

要摆正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二者不仅仅是简单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自上而下关系，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复杂关系。政府社会管理的过程越多地容许公众参与，其行为也就越不会偏离社会需求，其所能掌握和动用的资源也就越多，一定能够加速社会的进步。因此，政府必须完善公民社会，发挥群众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拓宽直接参与的事务的领域。政府有责任引导公民有序地、理性地参与社会管理，通过宣传教育等形式，扭转陈旧落后、保守僵化的思想观念，加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培养公众的互助品质和志愿精神，从而也有效地弥补了政府权力的空白。使得公民在了解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的同时，也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并参与其中，共同推进社会治理。

4.利用电子政务加强信息网络管理。

电子政务的本质是政府信息化。其内涵是运用计算机技术打破传统界限，改变书面审核的工作方式，使政府与公众和各类组织之问及时沟通，形成良性互动，实现“电子政务”，“网上办事”。政府要加大实用信息的力度和频率，主动及时更新所掌握的信息，打破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使促进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因此，在政府网站上不能仅仅一些红头文件、规章制度，更要列出公众切实关心、与之利益紧密相连的社会敏感问题，例如征地用地、房屋拆迁、安全事故等。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官方网站进行跟踪和处理，及时准确地公布事件的解决办法和最终结果。

5.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

5.1扩大就业，提供良好的就业政策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本”，它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领域的关键问题。扩大就业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也是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内容。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

5.2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稳定。

第7篇：社会创新研究范文

【关键词】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社会整合

【正文】

从社会系统的观点看，技术创新行动或技术创新系统的形成，乃是现代社会为了满足其实现经济与科技相结合以提高经济绩效并从总体上促进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功能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分化现象。作为一种当代社会系统其结构功能分化的后果或形式，技术创新既可以表现为社会系统中既有的经济和技术构成要素的重新组合，也可以表现为社会系统中新的经济和技术要素或其组合形式的引入。随着技术创新行动的展开，它必然要带来原有社会系统中企业及各种相关社会组织利益的分化以及相伴随的其角色类型、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分化等。这种伴随着技术创新行动的展开而出现的社会分化现象，一方面满足了社会系统提高经济绩效并实现经济与技术一体化发展的需要，从而对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发展具有原动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则由于这种分化过程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系统异质性的增加，如果社会系统中旧有的整合模式既无力将新分化出来的因素纳入社会既有的结构功能框架之中，又无力消除这些新分化因素的负功能影响，就将导致技术创新行动或行动系统同原有社会构成因素的整合模式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的摩擦和冲突而形成所谓的技术创新行动的“摩擦成本”（当然，在技术创新行动中还同时存在着另一种创新成本即“实施成本”）。其结果，不仅将影响到技术创新行动的路径设计、方式选择和成功实现，而且还可能导致社会系统整体性的结构关系紊乱和功能失调。因此，这实际上也就表明，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在其完整的社会运行过程中还必须建构出自己的社会整合机制，并力求通过这种整合机制的运作把自己纳入社会系统既有的结构功能框架之中，从而最终呈现技术创新行动的“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的性质。

一、技术创新整合的社会学含义

在西方社会学文献中，社会整合是一个充满歧义和疑问的概念，“整合被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加以定义，并经常掩盖着价值判断”([1],p.93)。的确，仅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出发，就可以把对整合的定义划分成四类([1],p.93)。当然，讨论整合概念在一般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界定及其合理性问题，并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项目。但在这里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整合概念充满歧义疑问而不易把握，尽管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一般性社会整合理论，但是在社会学理论发展史上具备社会整合思想且运用这一概念工具来考察和说明社会现象的研究者及其研究内容却非常之多。例如，迪尔凯姆就曾利用整合概念解释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即机械团结类型和有机团结类型；阐述了对社会整合基础构成威胁的各种社会问题根源，如群际冲突、越轨、极端个人主义和失范等；其中他对作为一种特殊失范类型的自杀的分析，更是其利用整合概念工具进行了侧重于社会结构层次分析的重要例证。至于帕森斯则更是直接地以社会系统均衡之假设前提为基础，把社会整合设立为系统存在和发展之功能必要条件，既考察社会系统内部的整合，也探究社会系统与文化模式、人格系统乃至行动有机体之间的整合机制及其制度化过程。从这些经典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社会整合概念的确既不系统又不完善，但其在社会学研究中却是极具解释力和生命力的。同时，通过上述对社会整合概念及其在社会学理论发展史中具体操作实例的说明，我们可以从中抽取出其最基本的含义，即：社会整合是指各种功能不同、性质各异的要素和单位在不同纽带的连接下构成社会整体系统的过程；这各个要素和单位在系统中根据系统的共同需要发挥自己的功能，从而造就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和整体秩序，以维持社会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认为，社会整合包含了要素结构、关系网络和规范体系的建构和调整。

以上述理论说明为基础，我们可以对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作出如下的解释性说明：所谓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不仅指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一种秩序维持的过程和状态，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作为一种社会分化之结果的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如何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形成与原有社会系统中之结构特征、关系网络和规范体系之间的适应与协调，即如何通过原有社会系统在结构特征、关系网络和规范体系等方面的调整从而把技术创新行动及其后果纳入已有的社会经济技术之结构功能框架之中，以实现技术创新行动在效率和利益调整上的“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的性质并形成宏观社会结构层次上的经济与技术相结合而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和秩序。本文中，我们对技术创新社会整合机制的说明，将主要定位在技术创新整合的后一种含义上。

二、技术创新整合的对象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它一方面要服从于创新主体（企业）的经济目标和功能目标要求，另一方面又要受到创新主体内部以及创新主体与社会系统之间固有的制度安排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制约。任何一种技术创新主体内部及其与社会环境之间社会关系方面制度安排的结果，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共享的行动规范模式，从而使人们之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沟通、互动和交换能够按照某种稳定的可预期方式实现，而且事实上在这种制度安排的制度化和社会化过程中，它也历史地塑造出了一种利益分配格局，承诺了一种社会认同或价值认同的模式。这种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它使得技术创新行动不得不面临强大的挑战并支付相应的“摩擦成本”。其具体表现为：一部分企业为了不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损，会想方设法阻碍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行动进程，延误其时机，从而造成创新企业的效率降低和资源浪费；在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中，各种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会作出各种各样的抵抗，从而对创新主体造成种种损失；技术创新行动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形式的旧制度“复归”也可能造成创新主体其技术创新资源的浪费；最后，为了克服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利益得失不同的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对技术创新行动及后果（如新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制度规范等）其社会认同方面的严重分歧和差异而造成的阻力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劝说”和“补偿”，也加大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本。这种由于利益格局变动所形成的技术创新行动的阻力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摩擦成本”，无疑造成了创新主体在资源上（如时间、物资和人力等）的浪费，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也影响了技术创新行动及其制度化过程。因此，技术创新行动中的这种“摩擦成本”的存在就决定了任何技术创新行动的努力都不能仅仅从创新主体经济功能的目标要求出发，而且还必须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对由此可能导致的利益关系变动中的矛盾、摩擦和冲突给予充分的关注和妥善的处理，以尽可能地降低其“摩擦成本”。否则，任何高效率的技术创新行动都将由于难以支付高额的“摩擦成本”而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社会支持，从而最终被纳入既有社会系统之经济技术结构之中而制度化、定型化。这实际上就是表明了技术创新行动的实际成果事实上是要取决于这种利益分配格局变动中不同方面的协调与整合之效果，取决于技术创新行动的预期净收益与“摩擦成本”的差值；同时，它也表明技术创新社会整合机制中其最基本的整合对象乃是技术创新行动中所涉及的社会利益关系既定格局变动中的利益矛盾、摩擦与冲突。

当然，技术创新行动过程中所引发的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动以及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必须是通过技术创新行动的具体过程和具体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作为技术创新社会整合机制之最基本和最深层的整合对象的利益关系格局变动中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对其进行整合的过程不可能是自在完成的，它依赖于对技术创新行动中所产生和塑造出来的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制度规范以及新功能后果的整合的完成。因此，在技术创新社会整合机制的运行过程中，除了最基本的整合对象即利益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更具体的整合对象，它们主要包括创新技术、创新制度规范和创新功能后果。只有通过实现对这些具体整合对象的具体整合过程，才能最终完成对利益关系的整合，从而降低乃至消除技术创新行动的“摩擦成本”。

1.技术整合

所谓创新技术的社会整合，是指通过对技术创新行动中所产生的新技术和新工艺进行社会调适，使之成为社会相容技术从而降低技术创新的实施成本的过程。其中所谓的技术创新的“实施成本”在概念上包括技术创新行动开始以后一切由技术变迁所决定的“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及技术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以理想的“最优状态”为参照系）。从某些时点上看，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发生的效率损失可能比企业不从事技术创新时还要大，这是因为旧的经济技术组合方式和结构造成的技术变迁信号的扭曲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而技术创新行动中新旧两种经济技术组合各自发出的“信号”相互冲突，人们不适应这种新的经济技术组合方式、缺乏有关这种新的经济技术组合方式的“知识”等原因又会造成企业经济技术行为中更大的紊乱所致。因此，从数量关系上看，我们可以假定技术创新的“实施成本”是技术创新所造成的技术变动程度的增函数，或者说是对一项技术创新所形塑的新技术形式进行整合所需时间的增函数——技术整合的速度越快，技术整合所花费的时间越少，信号扭曲的问题越是能够得到尽快彻底的纠正，从而使人们尽快地形成关于新技术和新经济技术组合方式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稳定预期，企业在技术创新行动中所面临的损失和成本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具体来讲，在对新技术的整合上，笔者认为，应该着重强调新技术的技术特性同其所在的技术制度化体系之间的相互适应。所谓的技术制度化体系是指在特定社区或社会的技术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既定的技术结构秩序和相应的技术分布及制度化设施。技术制度化体系本身既是技术变迁自身逻辑发展和路径延伸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相关社会文化选择和建构的产物。正如德国技术哲学家F·拉普所指出的，“实际上，技术是复杂的现象，它既是自然力的利用，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2],p.57)。这就表明，任何新技术的产生、应用和传播都与特定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文化传统有关，正是它们提供了人们选择、接受和利用某项新技术的利益预期、偏好习惯、制度标准和操作方式。这种人们对待新技术的特定的利益预期、偏好习惯、制度标准和操作方式等在特定社区或社会系统中的定型化、秩序化的结果之一便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技术制度体系。而一旦这种特殊的技术制度体系形成出来，则会通过其对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过滤和选择发挥其特殊的功能作用。因此，要想实现对创新技术的有效的社会整合，就必须使创新技术同原有的技术制度化体系之间形成相互适应的关系，一方面寻求降低技术制度化体系的进入壁垒，一方面努力减小创新技术的进入成本，从而最终把创新技术有效地纳入技术制度化体系之中并通过此中介完成对创新技术的社会整合。具体地讲，技术制度化体系对创新技术的整合主要是通过为创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提供技术范式和相应的技术性制度安排的整合纽带的指导和依循功能而发挥作用的。

2.规范整合

社会规范是人们在其社会行动和社会交往的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适应模式准则。一方面它是对人们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规律性的反映，是一定社会和文化对人们行为和互动关系基本要求的概括；另一方面它又通过习俗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或由国家、群体所认可，从而构成一定社会成员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在社会学中，所谓规范的整合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以规范作为手段将社会成员连接为一体；另一则是指在社会规范系统内部，诸种规范与规范之间的协调一致。在这里，我们所要阐述的技术创新的规范整合是在后一层含义上使用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技术创新不仅意味着它是一种企业或社区其内部生产技术要素在从未达到的高水平上的新的结构重组和功能分化，而且它同时也包含了一种新的行动规范（或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的创造。这就是说，技术创新不是孤立的，它总是要求人们的规范和观念与之相适应。因此，建构与技术创新行动相连带的新的行动规范和价值观念就构成了保证技术创新成功实现的前提条件。

相对于既存的社会规范系统而言，技术创新行动中所建构出来的新的规范具有一种非正式的、不系统的性质，它只是创新主体在缺乏正式的制度化规范或相应的制度安排的供给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摸索出来的一套行动准则，还没有经过社会正式规范系统的选择和认可而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这种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创新行动规范不仅和原有社会规范系统之间的整合程度较低，而且其自身内部的整合程度也较低。对于这种随技术创新行动展开而建构出来的不系统的、非正式的、整合性较低的新规范和新行动规则，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创新潜网，它主要包括技术潜网、组织潜网、交换潜网和市场潜网等具体内容，并涉及到技术创新行动的各个环节，如R&D、创新管理、生产、销售和创新扩散等。这种技术创新潜网由于其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发挥着特殊的资源配置和行动调节的功能，因而具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和有效性，甚至还可能发展成为社会新功能结构的生长点。但同时，由于其自身还没有获得相当的合法性与普遍性，因此不仅其有效性是相对有限的，而且还可能形成与既有社会规范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从而增加了技术创新行动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限制了技术创新行动的制度化、社会化过程的完成。这就表明，实现对技术创新潜网的社会整合不仅是维持技术创新行动顺利实现的必需，同时也是社会规范系统自身功能需要的结果。

一般来讲，这种对技术创新潜网的社会整合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通过既有社会规范系统的吸纳(inclusion)过程，发展出新的规范形式或规范结构来容纳技术创新潜网的具体内容。在这方面，专利制度的建立及其发展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为正如诺思在考察以实现重大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时所指出的，“研究产业革命的经济史学家着眼于把技术变化视作这一时期的主要动态因素。……但简而言之，技术进步率的提高既缘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出自发明者有能获取他们发明收益的较大份额的可能性”([3]p.186)；二是通过技术创新潜网其负功能结果的积累，导致既有社会规范系统建立补偿结构和补偿机制，从而在抑制或消除技术创新潜网负功能结果的同时把它整合进既有社会规范系统之中，以实现既有规范系统的自控制与自调整。

3.功能整合

前面已经指出，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是为了满足一个企业、社区或社会提高其经济绩效、促进经济与科技相结合一体化发展并从而带动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与此同时，它也必然要带来自身的功能后果。按照迪尔凯姆的定义，所谓社会组织或社会行动的功能就是其与社会有机体的需要之间的一致，“因此，为了说明某社会现象，仅仅指出它得以产生的原因是不够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至少还必需说明它在确立社会秩序中的功能”([4],p.52～53)。而拉德克利夫·布朗则把功能解释为一个局部行为给予它是其中之一部分的那个总体行为的贡献([5],p.17)。按照上述对功能的定义和解释，我们可以说，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就是它满足社会之特定需求并同其保持一致的过程，就是其对所属的社会系统作出的贡献。因此，要想对技术创新作出完整的说明，就不仅要阐释其得以产生的原因，同时还必须说明其在重构社会系统确立社会秩序中的功能以及这种功能后果与社会系统整体功能框架的整合情况。

从现实的技术创新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所承载和形塑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不仅表现出经济功能的维度，即在促进经济与科技相结合基础上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绩效，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和高度化，不仅表现为通过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为社会提供更新颖、更先进的产品、技术、工艺和服务，并由此去带动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同时还表现出更广泛的社会功能的维度，如通过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更合宜的行动模式和制度项目等。由于技术创新在这诸种功能维度上的目标和要求并非完全一致，从而也就给我们提出了进行技术创新功能整合的要求。而所谓的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整合即是指如何通过一定的整合手段和整合过程使其诸种不同的功能后果相互耦合、相互补充，并形成与其他社会行动或社会子系统的功能耦合，从而从总体上促成社会整体功能的协调与整合。

由于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功能的多元化，它必然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内部以及其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诸种社会关系如R&D关系、生产关系、组织管理关系、资源配置关系、交换关系及市场关系等纠结在一起，形成复杂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一方面导致了承担各种不同关系的创新行动者社会角色的多样化，使其常常难以按具体情境所规定的特定角色要求去考虑和处理问题，同时也造成了技术创新其社会方式的多元化取向。由于这种在技术创新行动中所形成的创新行动者社会角色的多样化和创新社会方式的多元化实际上乃是技术创新社会功能多元化的外在表现，因此，技术创新的功能整合也就主要体现为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整合，并通过其具体整合过程的实现而实现。这里我们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分述如下。

首先，在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中，不仅存在着承担各种关系类型的创新行动者角色的多样化，而且在同一创新行动者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加之技术创新本身又是一种非常规律性的社会行动，因而这种由于技术创新功能的多元化而引起的角色多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角色混淆和错位，就造成了角色互动和转换的障碍，使得诸种创新行动者如企业家、创新决策者、R&D人员、生产人员和销售人员的行动选择和互动难以按常规模式进行，且其行动选择和互动的成功与否还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不仅仅是取决于直接的角色之间的互动状况。这在实际上就是导致技术创新行动很难完全按照经济理性或工具理性进行（当然，这里也存在着一个创新行动者的“有限理性”问题）。因此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对技术创新主体内部不同行动者之间以及创新主体同社会系统中其他行动主体之间的角色互动关系进行合理的调适、让渡与分配即有效的角色整合，以形成诸种角色乃至个体之间的有序互动，从而免除因主体错位或角色冲突而造成的系统内耗和资源浪费。

其次，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由于其目的、手段、条件和规范的差异而存在着不同的行动取向和行动方式，即技术创新存在着多样化的社会方式，且这些社会方式将依据技术创新过程和条件的推移而呈现不同的特征和形态。其实，技术创新社会方式的多样化只是技术创新社会功能多样化的反映，它表征了技术创新在满足提高经济绩效、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一体化发展等社会经济系统之功能需要上的途径和方式的多样化与复杂性。而与此同时，它也就给我们揭示了一种如何整合这诸种不同的创新方式的问题。

从功能分析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的任何一种社会方式均完成其一定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这些功能可以促进技术创新行动的整体功能的实现。由于各种技术创新方式类型多样、功能各异，而这诸种创新方式又只有在适应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整合模式中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如何利用适当的整合模式协调各种创新方式的功能，让每一种创新方式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就是十分重要的了。而这实际上就是要求社会系统在面对技术创新社会方式的差异性和多样化时应作出其结构功能安排上的相应的调整和顺应，从而使多样化的创新方式能获得与之有机关联的社会结构位置并接纳多样化的技术创新功能后果。

这里我们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如同任何社会行动一样，技术创新既有其正功能的结果，也有其负功能的影响。由于技术创新可以影响宏观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微观经济基础及其结构安排的秩序，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整个社会系统在经济结构、科技结构、教育结构乃至文化结构等方面的重组和变革：一方面它将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科技、政治、教育和文化等不同社会结构功能层面的更新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之出现尖锐的对立、冲突和矛盾从而发生畸变和扭曲（如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的毁灭”）。从历史事实来看，正如诺思在描述技术创新（包括组织创新）对第二次经济革命的影响时曾指出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扩展是在职业中和地域上展开的。由于新技术降低了运输和信息费用，导致了地区、国家和世界范围的专业化，它产生了针对世界范围供求条件的市场意识以及贯穿世界的经济条件方面的传导机制变化，并刺激了世界范围的机会主义。结果是，提高了政府保护集团防范市场不稳定性和国际机会主义的收益率。政治不稳定和经济依附成为专业化的代价”([3],p.201)。因此，如何凸现技术创新的正功能结果而限制其负功能影响，使社会系统能有效接纳技术创新的整体功能后果呢？这实际上就是需要通过建立新的整合模式来加以完成。具体来看，它可以包含这样一些内容：在微观上要求企业作出其组织结构和目标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并通过建立相应的企业文化模式来实现对技术创新行动后果的完整的评估、选择、限制和激励；在宏观上则要求政府作出相应的发展战略、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等方面的供给和调整，从而引导企业技术创新行动的方向和路径，并对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利益得失不同的企业、产业和社区给予相应适当的补偿和激励。

三、技术创新整合的过程

技术创新整合的过程就是技术创新社会整合机制发挥功能的实际运作过程。一般来讲，技术创新行动与社会系统的整合过程要经历以下这样几个步骤：

1.适应

当技术创新行动发挥其社会功能而作用于社会系统时，社会系统总是首先作出被动性的适应性反应，也就是说，面对技术创新行动所造成的经济、科技、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要求和影响时，社会系统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是不可能熟视无睹的，而是必须及时或相对滞后地作出自身的结构安排和关系网络等方面的调整，以保持与技术创新之行动目标、要求和功能后果的平衡。当一种创新设想进入物质生产过程中，或者当一种创新产品出现在市场中时，人们会部分地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采用新的技术制度和工艺流程，以及改变原有的消费偏好和习惯等。而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系统在技术创新的功能影响下首先被动作出的适应性反应的表现形式。

2.消化

社会系统面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或功能所作出的适应性反应，从实质上来讲，仅仅是一种社会系统本身的机械性反馈调整行为，而且它有时甚至是在系统本身尚未理解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要实现对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还必须使社会系统能够在被动适应的基础上主动地过渡到理解和消化技术创新行动所带来的新技术、新工艺、新组织形式、新行动规范和新价值观念等的状态。

社会系统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消化意味着要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技术创新行动的丰富社会内涵，即不仅要看到技术创新所具有的经济功能和器物特征，而且要看到技术创新所形塑和凝聚着的社会功能和规范特征；不仅要看到技术创新成果的创造性、新颖性、先进性和超前性，也要注意到其由以产生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不仅要看到技术创新的正功能后果及其实现条件，也要看到其负功能效应及控制手段。只有在这样的全面理解消化的基础上才能使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过程变得更加有目的性和选择性，进而为顺利实现这一整合过程奠定基础。

3.吸纳

社会系统对技术创新成果和功能的吸纳是建立在前述消化步骤的基础上的。吸纳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而社会系统有选择性地吸纳技术创新成果和功能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对其作充分的技术经济评估和社会文化评价，即全面地考察其经济功能、技术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要做到这一点，则不仅需要前述消化步骤上的技术经济评估，还需要进行细致的社会文化分析和比较，即考察技术创新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什么，其社会文化功能实现的社会文化条件是什么以及这些条件是否具备等。在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一种技术创新成果在特定的社区或社会群体及其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扩散和应用，会产生积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在其他的社区或社会群体及其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则会产生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后果。这实际上是说明在技术创新的整合过程中，社会系统缺失了其选择性吸纳这一整合步骤。由此也就表明，只有在对技术创新成果与功能作出全面的、多维度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评价和比较基础上，有选择地吸纳技术创新的成果与功能，才能在积极地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又维系社会系统的结构平衡和秩序稳定。

4、更新

一旦社会系统有选择地有效吸纳了技术创新的成果与功能，改变和调整了自身的结构安排和利益格局，就会使社会系统产生一种更新和发展的社会效应。从现实的状况来看，技术创新的整合过程中所导致的社会系统的更新并不必然体现出一种“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的性质；但随着社会系统结构在其实体、规范和关系等诸层次上都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并作出相应的制度供给和利益补偿时，就会导致现实的技术创新行动和社会系统的变迁逐渐从一种“非帕累托改进”向“帕累托改进”的过渡和逼近。在这一过渡和逼近过程中，当仅仅只能适用于技术创新行动的高度特殊的社会规范性模式的特殊价值逐渐被更抽象和更概括的社会价值取向所代替，从而也能够向种种不同的社会行动的规范性模式提供最终的合法性时，技术创新和社会系统的整合过程也就完成了，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也就最终完整地展示和建构出来。

当然，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过程并不是一种一次性进行的社会过程，而是在一般情况下要经过不断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这种状况既表明了技术创新社会整合过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同时也表明这种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过程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社会系统在适应、消化、吸纳和价值概括化等环节或步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变迁过程。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由于这种以技术创新的整合过程而体现出来的社会系统之变迁过程增强了社会系统本身的适应能力，因此这种技术创新社会整过程的模式化、秩序化和制度化即技术创新社会整合机制的确立对于社会系统来讲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意味着有这种模式进展的社会能够更有效地使用它们的物质和人的资源，因而能够比未出现这种模式的社会更好地存在并满足它们的功能需求”([6]p.546)。

总括全文，可以看到，上述我们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所阐述的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只是重点突出了技术创新整合的对象和过程问题。但实际上，在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过程中，还包括着更为丰富、更为宽泛的内容，如技术创新整合的前提、基础、条件、保证和具体手段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展开，留待它文再述了。最后，还想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阐述的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仅仅是一种技术创新整合的目标模式，或者说是一种技术创新整合模式的理想类型，而并非是一种实证性的或描述性的技术创新整合行动。然而，这种目标模式或理想类型的必要性就在于，尽管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的创造性、新颖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而不能归结到一种统一的固定的行动模式上，但它却并不排斥技术创新整合所应有的秩序、规范和制度，只不过它所要求的是一种动态均衡秩序而非静态均衡秩序，与之相应的整合规范和整合制度也必须是具备足够的灵活性、变通性和发展性。这种秩序、规范和制度的建构、维持和发展，就要求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社会整合必须具备明确的目标设计和相对稳定的行动轨迹。这实质上就显示了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对一种行动的目标模式的追求，表明了前述我们所建构的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合理性：“它不是假设，但它提供了构想假设的方向；它不是对实在的描述，但它的确为这种描述提供了一个明晰的表达手段。”([7],p.284)。

【参考文献】

[1]F.坎西安：“功能分析”，《国外社会学》，1992年第4期。

[2]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

[3]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4]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转引自J.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拉德克利夫—布朗：“论社会科学中的功能概念”，《国外社会学》，1991年第4期。

第8篇：社会创新研究范文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社会资本作为嵌入于创新网络中组织利用资源的机会和能力是决定创新主体之间互惠知识分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最优同步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奠定了社会资本衡量创新网络协同效应的基础。借鉴Coleman对于社会资本中闭合的概念，建立一个测度社会资本的定量模型，从而给出一个基于社会资本特殊结构来测度创新网络协同效应的新颖视角。并通过BA无标度网络和随机网络仿真得出社会资本与度、聚集系数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利于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本的提升机制。

关键词 ：创新网络；协同效应；社会资本；测度；仿真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2．001

0 引言

尽管协同创新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但协同的实现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分量，特别是对协同效应的衡量和提升研究更鲜有涉及。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网络研究热点的兴起，具有网络属性的社会资本对创新网络重要性也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信任、规范与网络，是企业网络资源、关系资源与网络运作能力的有机结合，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合作租金”和“位置租金”是企业优势的持久来源。虽然认识到社会资本在协同创新网络中的重要性，但目前大部分规范和实证研究缺乏对创新网络核心的网络结构以及社会资本有机结合于网络内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的考察。因此，现有研究未能阐明社会资本在创新网络中协同效应的实现边界条件或者衡量机制。基于此，本文将创新网络的协同性与社会资本有机联系一个拓扑结构的分析框架下：将Coleman的经典文献中闭合这个重要而未被挖掘的概念量化来构建社会资本度量模型，从而给出了创新网络如何提高协同效应的探索性研究；并通过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创新网络结构的复杂网络经典模型BA无标度模型和ER随机模型的仿真，给出本文社会资本刻度指标与网络聚集系数和度之间在不同仿真参数下的相关性趋势图，证实了本文社会资本度量模型的有效性。

1 创新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度量模型

1．1 现有模型

目前对于社会资本拓扑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基于Burt（1992）“结构洞”理论的演化。Burt（1992）提出占据网络中直接联系中断或无直接联系个体之间的“结构洞”位置的节点通常具有信息控制的优势，可以被视为拓扑结构中社会资本的测度指标。然而，利用“结构洞”刻度的社会资本去衡量创新网络协同效应却存在两类问题：一方面，创新网络的连通性、社会资本的高阶领域性使直接采用结构洞的刻度指标不具备一般意义；另一方面，我国目前还处于协同创新的起步阶段，新技术转化率低下，研发资源分散、封闭、缺乏整合，信任机制构建不足，网络结构改善强调的是提高创新协同性、促进技术知识的转移而非获取“位置租金”。

1．2 本文模型

网络结构中的开（open）和闭合（closure）对于度量网络的社会资本有重要的意义，其结构的含义如图1所示。

图1（a）网络中的开结构，个体B和个体C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不对A形成一致的意见，各自单独对A不能形成有效的制约或者接受的意见，因此该局部网络结构关系对A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资本； （b）网络结构中的封闭结构，个体B和个体C之间有联系，它们可以共同协商，对A能形成有效的制约或者接受的意见，因此该局部网络结构关系对A能形成有效的社会资本。在创新网络中，封闭的结构带来两种作用：第一，封闭产生的循环机制有利于信息共享从而减少信息传递的市场失灵，而且直接的信息传递比通过占据结构洞节点的间接信息传递更有效；第二，封闭结构比开的结构更便于制裁和形成声誉，这使信任或合作关系的破裂的影响扩大，从而使创新个体趋于避免导致不良声誉的行为。制裁和声誉一方面形成长期有效的信任循环模式，减少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形成对市场活动的合作性及其制度保障程度的共同预期，从而在网络中形成对市场、制度、社会等多层面社会环境认知和规范的扩散，抑制了“搭便车”行为，促进协同创新合力。（c）网络结构中封闭的弱化，个体B和C对多个节点形成封闭的结构，如个体A和D，这种情况下，A从该网络中得到的有效社会资本就会因为D的分摊而减少。

创新网络中社会资本越高，网络的协同程度越高。为了度量创新网络中的协同效应，借鉴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开和闭合的概念，做出下列定义：

对于一个网络G，包含节点集N＝｛1，2，…｝和边集E＝｛e1，e2，…｝，记矩阵A为网络G的邻接矩阵．A（i，j）＝1，当节点i和节点j之间有连边；A（i，j）＝0，当节点i和节点j之间没有连边。

定义1 节点的度K

在任意一个创新网络G中，节点i的度为K＝网络中节点i的所有连边数目之和。

定义2 节点i的聚集系数

它为同节点i直接连接的节点形成的子网中实际存在的边的条数，为该子网中最大可能的边数。

定义3 节点的社会资本

其中，Nei（i）表示节点i的邻居节点集合，｜Nei（j）∩Nei（k）｜表示两节点j、K邻居的共同元素的个数。

2 仿真分析与结果说明

本文通过ER模型和BA模型的仿真（WS模型是静态而非演化模型所以未予采用）刻画社会资本所度量的协同效应在创新网络中的结构与优化机制。图2和图3分别给出了BA无标度网络和ER随机网络中节点社会资本、度、聚集系数在不同参数设置下的相关系数的分布。由图2可以看出，在BA无标度网络中，当新节点加入网络连边数目很小即网络比较稀疏时，节点社会资本与度的相关系数较高且呈逐渐上升趋势；节点社会资本与聚集系数的相关系数值较低且呈逐渐下降趋势。这说明在网络演化的初级阶段，增强网络中个体联系的广度和范围是能有效增加社会资本的。随着新节点加入网络连边数的增加即网络达到极高密度时，节点社会资本与度的相关系数逐渐增大到0．9并趋于稳定，这说明节点社会资本与度在存在大量连边的网络中是高度相关的；与此相反，节点社会资本与聚集系数的相关性却趋近于0，这说明在网络密集时，高的集群集聚性并不等同于社会资本的积累。

由图3可以看出，在网络中两条边的连接概率较低即网络稀疏时，节点社会资本与度的相关系数较高而与聚集系数的相关系数较低。即当网络密度很大时，聚集系数与社会资本相关性很低。由ER模型和BA模型的仿真都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事实：当网络密度越来越大时，节点社会资本与度高度相关而与聚集系数逐步趋于无关联。这说明了本文模型所提出的社会资本度量是区别于度和聚集系数的有效概念，这个度量方法在不同性质的网络中都得到了共性的规律。

3 结论和建议

本文对Coleman提出的社会资本的重要概念开和闭合进行量化而构建了创新网络中社会资本的度量模型，通过经典复杂网络模型仿真验证了刻度指标的有效性以及衡量的社会资本量与度和聚集系数之间的动态关系，得出主要结论和建议如下：

（1）闭合结构的重要性。可以从社会资本核心的网络结构作为研究起点，研究其结构调节从而揭示创新系统行为优化和控制。创新网络中的三角形结构体现出第三方的信任，形成对市场活动的合作性及其制度保障程度的共同预期，从而在网络中形成信任和对市场、制度、社会等多层面社会环境认知的扩散和循环，带来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

（2）政府在闭合结构连接机制中的角色。协同创新区别于过去的产学研开放式创新的重要特色在于强调政府在创新网络中的信誉保障和权威引导，从而产生降低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的官产学协同机制。因此，政府在闭合结构中起到促进连接机制生成的作用。

（3）闭合结构中主体的选择。从闭合结构的深度来看，应重视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的创新主体进行深度合作和整合，这种交叉资源和知识的利用是未来创新发展的主流方向，使前沿研究领域焕发生命力。从闭合结构的广度来看，应强调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研发机构的三大部门的合作，使基础研究、基础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4）闭合结构与度和聚集系数的动态演化。由ER模型和BA模型的仿真可得：当网络密度越来越大时，节点社会资本与度高度相关而与聚集系数逐步趋于无关联。这一方面说明本文定义的社会资本度量指标是区别与度与聚集系数的有效概念，另一方面也揭示创新主体在积极拓展网络联系的同时，应注意有效社会资本的积累而非盲目增加聚集度。

参考文献

1 Putnam， R． D．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J］． The American Prospect，1993 （13）

2 张明亲．企业社会资本概念模型及运作机理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4）

第9篇：社会创新研究范文

关键词：创新社会;大学知识转移;动因分析;转移机制;合作模型

在今天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环境中，科技在推动创新和实现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大学是国家拥有的最稀缺的、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本的宝库，新的知识不仅在大学被创建，而且将从大学转移到社会，更精确地说转移到产业。20世纪80年代，许多跨学科中心和系在欧美大学中迅速发展起来，大学日益卷入市场活动。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因为工业界对新产品的寻求同教学科研人员及院校对更多资金的寻求一拍即合。大学创新成果向工业界和产业界转移把大学推向了科研成果商业化的第一线，构建了一个知识与资源、大学与社会融合的协同机制，有助于促进创新社会的深度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

一、创新社会：大学知识转移的社会经济学分析

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相继调整了高等教育的拨款方式，由原来学校自动接受联邦政府资金转变为通过竞争招标赢得研究基金，这种政策导向鼓励大学从事学术资本主义。作为高等教育资源组合一部分的政府经费正在减少，大学为补偿政府拨款缩减产生的资金缺口，引入了市场经济中的经营理念和商业化运营模式，大学和工业界的相互合作较之过去更加频繁，传统的大学的本质和社会惯有的界限日渐模糊。“大学和教学科研人员不得不从事市场的及具有市场的特点的行为来竞争关键资源。研究基金是大学的关键资源，这不仅是因为大部分研究基金是靠竞争筹集来的，而且因为大学追求声誉最大化。”[1]大学向商业化转身导致大学逐渐远离了他们的“政府身份”，蜕变为一个被竞争市场、商业社会和经济需求领导的高等教育机构。大学的功利化和物质化也进一步拉近了其与创新社会的关联性，开始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服务于创新社会的形成，教学科研人员成为“服务―收费”的实践者，希望通过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开发能产生资源的产品和服务。“尽管他们仍然希望自己的研究会造福人类，但却开始谈永不赔钱的研究。如果他们能够用以商业为目标的资金支持他们的研究，那么他们没有理由认为其他研究人员不能做。”[2]纵观大学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在大学的使命中本就蕴含着经济发展的成分，只不过大学的这种使命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中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和发展的条件。大学创造的知识和技术的商业化早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大学越来越愿意从事和参与知识转移活动，几乎倾注全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推动商业和文化的发展。作为知识稀缺资源的市场主体，企业为了能在高竞争性环境中脱颖而出，确保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收益性，也更加愿意与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企业和大学之间开展合作可以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通过借助和利用大学研究发现的高度复杂的、隐性的新知识，帮助企业实现研发资金投入的全部社会回报，使企业在行业竞争中保持优势和领先地位。

“因为大学正在寻找新的财源，通向学术资本主义的高等教育与企业间合作的形成有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必然。”[3]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利用政策杠杆极大地鼓舞了大学知识转移活动，政府把财政资金集中于那些有助于管理或加强经济创新并由此提高竞争力的高等教育单位。大学对政府推出的改革政策也给予了积极回应，成立了诸如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大学和工业联合研究中心、科研园区和孵化器等促进研究商业化的专门机构，创建了一批针对学术风险发起的孵化器和学者前期种子投资基金，最大限度地从非政府组织、企业、基金会和校友中吸引和募集科研经费。许多大学都热衷于发展研究商业化的能力，甚至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内的所有领域的部门也都正在调整自己以同市场相结合。曾经仅发生在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系统等精英大学之中的大学技术转移活动，如今却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领域遍地开花。图1高等教育和经济之间的相关关系模型“大学正积极地与工业界合作，使工业-政府-学术知识生产的三角组合成为可能。大学利用联盟的资金进行发明创造，这些发明由私有部门许可或者与私有部门订约。”[4]大学研究输出的商业化为大学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包括研究协议的签订、咨询公司的成立、为研究生提供研究资助、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设备和材料的供应、专业知识和科技的转换，大学研究商业化与更广泛的社会团体分享研究产品以及他们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图1结合国外高等教育结构，描述了高等教育和经济之间的相关关系模型。[5]

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大学尤其是创业型大学科学研究的商业化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但是，大学产生的创新成果对于总体经济的贡献力和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其实这是一个很难被公开证明的命题。现有的大多数研究显示出知识转移的产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商品化问题的假设或分解，并不能完整真实地反映出大学研究和创新社会之间的相关系数，即大学研究和创新社会是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还是两者之间是一种不一致的或者残缺的关系。传统的统计学是把创新作为一种现象进行诠释，几乎面向全部的生产和新技术的应用，对大学知识转移的绩效的证据收集基本上来自自然科学和工程实验室，这种评价方式极有可能错估或低估大学研究对创新社会的作用。实际上，在非技术生产领域同样体现着创新的价值和作用，创新的成果在行为和实践中都是可以观察的。定义和评价创新需要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实际产生的变化相联系，这种解释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背离了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以产品为导向的普遍看法，需要面对和解决如何表达创新的需求以及如何满足这种需求。

从信息社会的视角看，大学在创新社会中处于一个独一无二且十分关键的位置，大学生产知识有时甚至直接利用知识，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纷纷尝试与大学合作。大学生成知识的投入边界与创新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许多像这样的知识转移并不是从基础或应用科学实验室里出去的。相反，它们来自于社会、生活和科学管理的多样排列组合，或者在某些情境下也可能来自于艺术和人性。”[6]在创新环境中如何更有系统性地评估这种投入，如何更好地阐释大学知识转化为创新过程的范围和重要性，比证明当前的指标体系的合理性显得更为重要也更有意义。

二、从大学到工业界：大学知识创新的动因分析

探求动机和需求问题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解释创新实现的社会因素。在传统的相对简单的线性模型中，创新一直被视为是随着基础科学知识的转移而流入应用研究领域，并通过此途径进入市场应用。几乎随之产生的所有模型都强调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技术、市场的互动性，通常依据反哺循环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来表达。实际上传统的对技术发展过于强调方法论的意义，轻视乃至忽视了社会参数在创新中参与的广度和复杂程度，导致人们认为创新是对经济模型的一系列输入和输出进行管理的活动。以指数标准为目标的创新仅仅局限在技术创新的范畴，这种观点不尊重技术在创新进程中的本质或者技术所扮演的现实角色。对创新概念的定义需要突出整体社会性的特征，事实上现行的指数标准在创新进程中最重要的动机方面并没有给出恰当的解释。现今大多数的学者也认为创新不仅仅是简单地发生在产品的需求中，这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最基本的假设，他们把创新仅仅看作是一种新产品的功能。尽管创新在任何一个要素下都包含着科技的改变，但是没必要去寻找也很难找到创新和科技之间的一种具体而特定的关系。图2是一个假设的关于创新的循环过程，但是在整个创新社会框架中循环往复的组合形式仅仅是一个大体的轮廓。 [7]

分析图2可知：动机引起了输入，经过一系列过程和行动，产生输出，输出产生结果，表现为创新，创新的影响会再次作用于动机，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我们假设激发创新的源泉来自于多元的、彼此不一定协调的需求因素和动机，每一种动机都会产生不同的行动，这些行动涉及到时间、金钱、知识，物质和人力资源的输入，进而产生比如研究、发展、生产、分配等一系列的过程。每一个行动的结果则是输出，这种输出体现为新知识的抽象形式或者是具体的发明创造，也可以产生一种外化为努力和进取心形式的结果。这种输出的结果也可以是创新，我们在创新社会情境中可以明确将创新定义为一种可以明显观察到的模式、行为和人类社会实践的改变。

上述框架中所提到的影响有别于结果。影响是对于给定现象的一种外部的和额外的表现。换言之，影响是对社会经济系统某些方面的作用，被认为是直接的具体原因。要完成图2所勾勒的循环系统，必须推测一些具体的创新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作用于动机，从而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动。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创新模型。特别是影响和结果通常是可以合并的，所以导致了“对于直接而具体的输出结果”和“基于更广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现象的长期的创新的附加效应”这二者在分析方法上的巨大分歧。

目前，在输入方面，大学研究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主要来源于公共研究资金，这些经费主要投入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之中。在输出方面，大学研究成果几乎都是以产品导向为衡量标准，在具体实验商业化方面的产出通常与建立衍生公司联系在一起。这些指标不仅不能够涵盖那些已经从大学转移到创新进程中的知识的确切范围，而且由于狭隘地着眼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反而在理解知识应用的真正范围和真正意义过程中制造了人为的障碍。大学研究成果在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转移比自然科学和工程的输出更有效。“在今天服务产业日显丰富的经济时代，大学美术和应用艺术输出的研究可以转变成具有市场价值的商业产品和服务，同样工程实验室也可以以类似的方式输出。”[8]事实上，许多这样的文化商品的市场规模超过了一般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市场规模。大学知识产业的转移不仅是从广泛的学科中发散出来的，而且不同知识转移的动态有助于探究大学里不同知识的来源，从社会科学转移远比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转移更需要深入地接触具体产业的形态。

三、大学知识转移的机理分析

大学与企业和科研机构一道构成促进知识转移的三大主体。比较而言，企业和科研机构更加接近市场经济环境和产业形态，将知识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是企业和科研机构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大学的职能有别于企业和科研机构，大学一方面要深居“象牙塔”内做宁静致远的纯粹学问，另一方面大学创造的知识也要走出深宅大院向社会和产业扩散。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剖析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知识转移机制，仅对大学知识转移机制进行“全景式”的考察。

（一）大学知识转移机制分析

大学知识转移的通道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风险性等特点，大学教学科研人员创造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集中在促进商业化的机构诸如技术转移办公室或者创新和商业化办公室。知识转移的通道包括学术性出版物诸如期刊论文、会议、大学和研究者共同参与的研讨会、毕业生就业的私营企业、研究联合体、大学教师组成的咨询公司等。大学知识转移不仅可以通过专利、许可协议和衍生公司等正式的联系机制实现，而且诸如会议、友谊、商品交易会等非正式联系机制在工业科学联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不同的创新系统对工业科学联系意味着每一个创新系统将会把重点放在不同的知识转移机制的某一个子集上。鉴于知识及其与经济过程互动方式的多样性，这为大学知识转移提供了多种潜在的通道。本研究融合各种不同的知识转移机制，在Perkmann and Walsh （2007） and Bekkers and Freitas （2008）等人提出的知识转移机制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补充（如表1所示）。[9]

表1描述了创新周期的几个阶段和知识转移的种类。发明阶段的衍生公司通常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与产品差异化阶段相类似的咨询机制也具有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的知识转化和交流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危险的过程，往往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失败。

知识转移的最本原的方式是出版研究。许多大学研究者通过写作和发表研究让知识成为公开的和可接近的，但由于出版的性质决定了仅显性知识可以被转移、传播或输入。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一项新发明和出版物的实际利用通常是不充分的，使用出版物往往存在一个较高的交易成本。企业必须投资个人才能将显性知识从出版物引入实际的运用。

参加会议和专题研讨会是仅次于出版的一种知识转移方式，为大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能够直接与国际专家进行交流的条件和机会。研究者通过大会发言直接和参会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现场接受反馈，从而提高和完善大学研究者的学术质量。此外，会议和研讨会有利于研究者在某种科学领域内创建社会网络。

流动性也是促进大学知识转移的一个重要通道。尽管流动性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知识转移方式，但它长期以来并不被看作是知识转移的一种形式。现在人们对流动性重要作用的认识正在逐步提高，普遍认为流动性的作用在过去被低估。大学研究者在工业界从事兼职工作或者向企业输入毕业生和博士生，这种流动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学和工业界之间的许多联系是通过非正式的联系实现的。一个著名的知识转移的非正式联系是通过社会网络信息的流动实现的。社会网络被教育系统所塑造，比如校友会在工业科学联系方面有强大的影响力。大学和工业之间的首次联系常常起源于个人网络。

研发合作代表研究目标的共同制定和长期合作关系的确立。资金仅从工业向大学流动和知识其他方向的流动不能被称为研发合作，必须基于一些共同的利益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研发。研发合作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相对而言大型企业更倾向于参与联合研发。

设施共享可以通过不同的情况被催生。首先，要存在规模经济。如果大学和工业界都购买机器设备，这将带来和产生高昂的成本代价。同样地，设备的最小有效规模问题也能导致同样的结果。

工业和大学通过教育合作也可以实现知识转移。自从教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核心业务之后，它被广泛用于培训企业的员工。合作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课程影响工业界。教育合作方式可以帮助大学与区域经济保持密切联系，为大学提供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市场。

合作研究和咨询是工业界向大学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委托大学开展针对性研究并提供经费支持。这种通过委托产生的知识直接从学术界流向工业界，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资本的正常流动。然而问题在于，通过外购的方式获得问题的解决方案，容易使企业丧失自己的核心业务。作为一个不同的激励体系的结果，使用这些通道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工业界希望独自享有投资大学产生的技术知识，而学术研究人员则更希望公开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

知识产权的目的是通过暂时垄断新知识和公开发表来激励创新。对于大学涉及知识产权的理由可以确保研究的结果真正流向社会。实际上，大学研究的大量成果很难转入实际应用。企业必须进行大量的资源投入，才能将科学研究的结果转化为具体的产品。企业一般不愿意进行大量的投入，除非他们知道没有其他的公司在这方面进行过投资。

衍生公司是知识资本化的一个商业公司，这样的企业产生于一个公共机构或大型公司。虽然关于衍生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所运用的知识常常以许可的形式和专利的转让交付。在利用大学知识的衍生公司中，大学通常拥有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衍生公司更倾向于比如生物技术等获利丰厚的产业领域，同时也可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较强的带动作用。

（二）基于合作观点的大学知识转移模型

技术转移过程的传统模型一般是作为一个线性模型进行阐述，它开始于大学科学家发现的过程。“科学家”在这里作为大学研究人员的一个描述符。科学家向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公开发明，技术转移办公室评估发明并决定是否继续获得专利。技术转移办公室既要考虑发明的商业潜力，同样也要考虑公立或私立部门预期的兴趣。如果一项专利被授予，技术转移办公室将向组织和企业家推销技术。转让协议通常包括大学的版税、新兴公司的股权或者其他的补偿。只有一项协议被签署之后，技术才算是获得正式的许可。

合作模型是现代大学技术转移更具实践意义的典型模型之一。基于开放创新的概念，大学技术转移的一个新范式要实现普及化。图3基于一个低成本、简化而透明的合作框架描述了参与者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虽然知识转移和技术发明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完成，但合作模型更适合知识转移而不是技术发明。[10]

分析图3可知，学术界和工业界能够通过互联网以一种合作组织的形式直接发生联系，教学科研人员被鼓励在跨学科的安排里联合起来，充当相对稳定、持续存在的企业的伙伴，这种协同式的组织架构更有利于促进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该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将合作伙伴之间的研究资源聚合在一起的协同创新平台，主要致力于打造和形成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合作型组织形态，以替代知识创新和技术转移的传统形式。通过合作产生的新的知识被企业利用的活动，可以看作是一个基于大学的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功能，它包括由多个要素彼此合作以及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协同工作。

四、结论

21世纪的大学正日益朝着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方向不断演进。“公司、政府和高等院校领导逐渐把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视为有潜在价值的知识产权，其作为产品或商品，比作为对国际学者团体无偿的贡献，在全球市场上更有价值。”[11]大学要想成为一个创业型的组织机构，需要在社会中履行促进创造力的职能以及对科学的、技术的、经济的变化作出积极回应。大学有能力、有条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和经济活动，通过正式的技术转移创造和产生大量的财富。现代大学日益增长的创业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创新趋势紧密相连，大学通过不断发展的技术转移实践、研究活动和政府政策的支持越来越彰显出创业的特征。大学要想成功实现技术转移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必须克服技术转移的障碍，包括大学研究者相对低廉的报酬、大学-工业文化冲突、僵化的官僚组织、技术转移办公室人员短缺及管理技能不娴熟、创业人才匮乏、政府研究经费的下降以及大学-工业合作干涉学术自由的顾虑等信息和文化障碍。要克服这些障碍，大学需要为教师从事创业活动制定诸如奖励技术转让等一揽子激励措施。大学教师需要接受商业机会的培训，这不仅包括与技术转移办公室或其他跨边界组织一起工作，而且也要学习和参与项目管理等具体业务实践，以确保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的成功合作。维护和培养大学研究者和工业界发生联系的个人关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这种带有友谊和情感色彩的关系往往比正式的契约关系更为有效。研究输出的商业化对大学也提出了管理、政策和组织上的挑战，特别是作为管理者和管理单位常常不能很好地处理更加复杂的、高风险的企业工作。学术创业精神和开放的创新实践成为今后大学知识转移的发展方向之一，大学创新的方式应该根据不同的区域和领域进行调整，基于一个创新的视角调整大学技术转移的发展战略，通过综合利用知识转移的多种机制推动创新社会的生成，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财富和工作机会。

参考文献：

[1][2][3][11]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创业型大学[M].梁骁，黎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16，19，47.

[4]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黄建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9.

[5] Neda Jalaliyoon， Hamed Taherdoos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a necessity[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2（46）：5683.

[6][7][8]Richard W.Hawkins，Cooper H.Langford，Kiranpal S.Sidhu.university research in an innovation society[J].the Blue Sky II-2006 Conference，Ottawa，Canada，26 September 2006：3，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