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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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

一、归纳演绎教学法

归纳演绎法是从一系列具体事例中提炼、归纳出抽象概念再解析的方法。这是一种从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从现象到本质，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符合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能够使学生更直观更深入地理解所学的基本原理，摒弃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的讲授法的弊端，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比如，在讲授商品概念时，作者不象有些老师那样一开始就抛出商品概念，然后解析其内涵。而是先列举一些事实，比如，农民种植的粮食、工人织的布等等，是劳动产品，如果是为了给家里人吃、穿用，不进行社会交换，我们称之为产品；如果是用于社会交换，给别人吃、穿用我们称之为商品。以此类推，从一系列事例中归纳出商品的定义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在此基础上，再运用演绎法进行解析，即商品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人类的劳动产品，其次是生产的目的是通过市场交换，为他人使用。因此，土地等自然物，可用于交换，但不是人的劳动产品，因而不属于商品；为家人吃而做的馒头，为家人穿而织的布虽是劳动产品，但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交换，因而也不属于商品。这样，通过归纳演绎法，就把商品概念讲得非常清楚。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要求，在课前选取具有代表性和时代性的典型案例，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围绕案例展开讨论和讲解，最后进行总结并提炼出观点和见解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从现实问题和现象入手，提出抽象观点和见解，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是从实际到理论的一种教学方法，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不可替代的教学方法，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教师选取、组织案例教学外，也可在相关理论讲完后，由教师引导、组织学生围绕当前社会经济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寻找、设计案例，用以巩固所学基础理论，提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十多年的生产实践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积累，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为政治经济的案例教学提供了不可胜数的案例素材。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应努力提升案例教学法的比重。

三、比较教学法

比较法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观点进行比较的教学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尴尬经济处境是如何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同为高校经管类本科生开设的专业基础理论课，但是两门课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教学中两门课的授课老师是各教各的课，相互之间不发生关联。两门基础理论课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尤其当两门课针对同一个理论问题作出不同解释时，学生会产生理解上的困惑。通过运用比较法让学生明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处于不同的分析层面，不可互相代替“，不是绝对排斥的关系”。总体上，它们之间既具有共性，又具有差异性，共性都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成果。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内涵、阶级立场、研究对象、观点、目的与任务等方面。在涉及同一个知识点时，比如，关于利率，政治经济学认为利率是由借贷资本的供求决定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利率是由货币的供求决定的。对此，只有运用比较法向学生讲述前者讲的是借贷资本的实质内容，后者讲的是借贷资本的表现形式，学生才不会无所适从。因此，运用比较法能够提升教学效果：一方面理清两门专业基础课程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加深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相关知识的理解，丰富和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四、微课教学法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高度抽象性与逻辑性的理论学科，光靠课堂教学是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和掌握，教师应该充分地利用网络资源指导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和课后巩固。可以通过建立班级邮箱、QQ群、微信等网络媒介形式对学生进行课前导学和课后复习巩固，激发学生自学。课前指导包括上传相关阅读书目，并将讲授内容的时代背景、教学目的、重点、难点等知识点提示。课后以问题答疑、个别辅导及学科前沿观点等形式巩固所学内容，还可以上传文体、音频课件，尤其可尝试微课教学法。微课教学法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师针对教学活动中的相关知识点开展的简短、完整的在线视频教学活动。其基本特点，一是实用性，要求主题明确，围绕一个概念、术语、事件、问题等均可以进行讲解；二是简洁性，要求结构较紧凑、短小精悍，篇幅小、时间短，一般以两至十分钟为宜，只要把主题讲清即可；三是趣味性，要求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以图片、文字、动画、视频、声音组合的“快餐式”课件模块形式，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五、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学法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其存在的价值意义在于能够解释、指导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政治经济学面世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社会主义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在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解释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发生困难与牵强，政治经济学在发展变化了的社会经济中，也不断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挑战和质疑。比如，包括萨缪尔森、琼•罗宾逊在内的当代西方最知名经济学家均否认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暴力革命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论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国内，以茅与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同样否认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所以，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发展变化了的现实面前，在面对国内外经济学家质疑中，正陷入困境，面临着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相脱离的形象较为突出，许多授课教师仅满足于基本理论的介绍，既不热心搞科研，对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又缺少关注，也就谈不上向学生传授前沿观点。因此，教授政治经济学的高校教师负有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并在讲授基本理论时把学科前沿的相关研究观点及时传授给学生的学科使命。

六、结语

第2篇：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治经济学课程在教学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学生们在学了这门课之后，普遍反映这门课理论抽象、复杂、分散，学起来很吃力；有些内容在高中已经学过了，再学一遍没什么新意，是在浪费时间；目前流行的是西方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太陈旧了；学了以后也不很实用甚至是根本不实用，学和不学没什么两样。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大部分人都是近视功利、心浮气躁的，对纯理论的东西都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有考试的压力，很多学生就不会去上这门课，给这门课教师的教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二、教师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有的基本态度

要适应大学生的特点，培养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开阔学生的眼界和思维，就必须转变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师的教学态度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大家的想象，鼓励学生自由思辨的，以此为学生提供一种观察认识社会经济问题的视角和方法。[1]

（一）教师要能够正确把握的理论精髓要使学生能体会到的基本理论博大精深之处，体会到其创见性和意义，需要教师在传授理论时要辨别良莠，把握精髓，挖掘马克思体系中真正对学生有所启发的东西。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

（二）教师要崇尚自由思辨的学风要使学生愿意学，愿意挖掘的理论精髓，需要教师鼓励学生自由思辨，不打击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对学生不同的看法可以进行讨论、引导，而不是坚决地给予否定。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建校时间不长，校园风景也不很壮丽，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办学成就，在经济学领域产生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与它一直坚持自由兼容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它的教学主要不是教授知识和方法，而是引导学生会读书、会学习、会研究，培养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人。[3]笔者认为这是我国教育界普遍要努力的方面。

（三）教师要在教学中体现出一定的思维范式要使学生能克服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理论分散、缺乏系统理解的困难，需要教师传授给学生的不仅是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路、规则、方法，使学生能够对经济现实和经济问题的认识由感性阶段进入高一级的理性阶段，使知识系统化。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笔者认为教师教学中在每一具体问题讲解前都应以一定的思路贯穿引出下面要讲的内容，给学生一个宏观、整体的架构，帮助学生掌握内容。对于还没有整体架构的内容也应向学生说明，吸引学生进行研究分析，同时也可以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四）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政治经济学要使学生正确对待这门课程，不觉得无用，需要教师除了在教方面注意外，更主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在学的方面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传统理论，要全面地看待前人理论。对待也要一分为二，正确认识马克思理论的精华，努力吸收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避免学生见到马克思或政治经济学等字眼就摇头。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认识马克思理论是开放性的，可以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种引导要贯穿于课程的始终。例如导论是课程的起点,是学生接触课程的开始，第一印象很重要，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要吸引学生的兴趣，教师就要重视导论，讲好导论。政治经济学导论部分介绍了该门课程的起源、发展过程、课程的性质、主要研究方法和意义等，这时纠正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厘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帮助学生正确对待政治经济学很重要。讲好导论是教学成功的起点。[4]后面具体的内容要与研究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等结合起来讲解，使学生对待政治经济学的应有态度有感性基础。当前政治经济学还在不断发展，吸引学生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能够提出独自见解，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这是教学的根本目的也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探讨

学生普遍认为理想的授课方式是理论联系现实，老师与学生有互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采取的“讲座+讨论”教学方法是老师与学生有高度的互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充分发挥的好方法，是他们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保障机制。[5]但是这样先进的教学方法不适合我国一般的高校本科教育。因为学生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象牙塔里，他们的知识、经验和阅历是非常有限的，主要表现就是，学生对经济新闻节目大都偶尔关注或者不关注，不会提出问题或提出的问题相当幼稚或者根本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有的学生会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主动思考。在此种情况下，需要老师把传授基本知识和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相结合。

（一）必要的理论加案例讲授对于经济的一些基本理论，理论加案例讲授法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才能理性思考现实问题，在讲授基本理论时需要借助案例来帮助学生正确深入地理解原理。所以，理论加案例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的重要的教学方法。受课时的限制，教师选案例贵在精，不在多。案例的具体表现方式可以有多种：经济事件，经济数字，图片资料等。这些资料不但较为容易收集，节约开支，而且极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观察生活，关注时事，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适时的课堂讨论对于当前经济界有争议的问题就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教学。因为这样既能吸引学生关注经济问题，又能发挥学生的自主性。通过课堂讨论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参与教学，有机会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主动思考问题，培养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使教师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的思想，便于有效引导。这种方法需要教师课前组织学生做好准备。要根据教学内容精心选择讨论题目，然后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由组长组织同学去做调查，找资料，查文献，写出本组的发言提纲。需要教师课堂上组织好讨论。既要启发学生多角度思考，能引起争论，也要使讨论始终围绕一个主题有序地进行，不浪费时间。需要教师最后进行总结。对学生在讨论中闪现的思想火花和优良的思维品质要加以肯定和鼓励，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例如讨论垄断行业的改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p#分页标题#e#

（三）适当的学生自学对于教学中有些章节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看教材、查资料掌握的，可以布置给学生自学。因为这样既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给学生一定的压力，还能增进师生间的感情，减小距离感。一般来说，由于学生理论水平和时间的限制，自学中往往存在较大的盲目性，这种方法需要老师指出重点，给出思考题，并介绍相关参考资料，课下对有困难的学生自学进行指导，让学生以小论文的方式回答思考题，最后教师点评。

第3篇：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

1 关于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的灵魂，是判断课堂教学有效性的依据。根据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结合我国的教育教学实际，将课程教学目标分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具体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结合课程建设目标，其教学目标也分三个层次：第一是经济学知识理论与技能的传授;第二是经济学思维方式的训练与研究方法的培养;第三是对社会的正确认识以及生活态度、责任、价值观的熏陶与塑造。作为本科层次上的经济学教学，仅仅停留在第一层次上的教学是不够的，必须向第二、第三层次上拓展。也就是学习经济学不仅仅是学理论，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掌握课本知识后面所体现出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要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为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遇到问题和障碍时提供研究思路和解决方法。在这一点上，凯恩斯说得很明确：经济理论并未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结论，它不是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器官，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导出正确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对我们这个时代、社会、自身有更清楚的认识，不盲从、有方向，有动力，成为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

2 关于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保证，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在内容上局限于基本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理论，只涉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而缺乏对非主流经济理论及前沿学科发展的介绍，更缺乏对政治经济学的比较研究。教师如仅以教材为蓝本实施教学会导致学生对经济学的认识是以一斑窥全身，达不到最高的教学目的，因此有必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拓展，在此注意两点：

2.1 适当增加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比较研究内容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两大体系在哲学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有所不同，而我们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在建国前后期也有所不同。建国前期我们持全盘否定、盲目排斥的态度，而现在我们又出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推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不断弱化的现象。政治经济学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在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以及最终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客观规律的理论。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注意或不明确这一点，学生在学习中与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进行对比，极易出现理解混乱，从而产生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正确性的怀疑。因而在教授西方经济理论时，首先必须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观点对其进行科学而全面的分析，明确哪些内容是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容，带有相对真理的性质;哪些内容在意识形态上是掩盖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矛盾，宣传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是属于庸俗的东西而应该摒弃。只有确立了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我们才能合理选择与改革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为教学目标服务。

2.2 适当增加最新经济学前沿及非主流经济学流派的介绍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发展而来的，同时适当吸收了其它学派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其特点是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机械地组合在一起，其实质是把经济学分为两种不同的部分：当社会资源配置达到充分就业时，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发生作用，是为微观经济学;当杜会资源配置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发挥作用，是为宏观经济学。这种二者相互独立而很少有关联的理论体系受到了西方各派经济学家一致诟病。近些年来，为使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真正融为一体，经济学家进行了广泛探讨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现代经济学众多流派所探讨的问题与当今现实经济实践联系非常紧密，解答的是一些热门、棘手的经济学问题，而这些在我国现有经济学教材并没有反应出来。因此在教学中要把这些最新的经济学研究介绍给学生，同时适当增加对供给学派、新剑桥学派、新奥地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介绍，如此使学生对经济学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同时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

3 关于教学方法

在明确教学内容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关键。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在教学中采取多种教学方法保证教学效果。

3.1 问题教学法

教师在系统讲授基础理论的同时，鼓励学生对感兴趣的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督促学生每次课前必须预习并准备好问题，也可以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随时提问题。这对教师的备课和教学是极大的挑战，促使教师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教学中。

3.2 案例教学合法

精选中外经典经济案例，教师提出一些疑难问题，引导学生运用经济理论，分析经济事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运用事例来说明关键性概念和对基本定理给予正式证明。案例分析可以加强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学会结合实际分析经济现象，找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能够综合训练学生的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3 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法

用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部分的基本原理剖析我国企业科学决策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将宏观经济理论与国民经济运行状况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学生对现实国内外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教学中采用互动式教学，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灵活的采用课堂集体讨论、学生社会调研进行，采用现代企业西方经济学的实际案例进行案例教学和影像教学。并通过开展课程外社会实践，把理论教学与课外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并促使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

第4篇：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

“国民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国内外有着不同的学科渊源。在国外学术界，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别不大，目前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英美等国家习惯将其称为“经济学”，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将其称为“国民经济学”。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可以看作国民经济学的先驱之作，现有中译本文献中可以查到的直接以国民经济学为名的西方经济学专著主要是非英美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所著，如1915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津村秀松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14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傅克斯所著《国民经济学》、1938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狄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等。在国内，国民经济学学科发端于国民经济计划学，该学科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前，“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是一门关于国家经济是怎样运行和应当如何管理的学科，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预测与规划。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建设的快速推进，国民经济学的新理论、新体系不断涌现。考虑到“保留并发展国民经济学可能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国民经济学也许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发展的一个特色点、突破点、制高点”，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思考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以及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未来应该如何发展。诚如林木西所言，“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多层次相互交织，诸多子系统相互交错，多目标、开放性、动态化的巨系统”。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大系统，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旨趣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衍生出一系列的学科建设困境和难题，亟须加以突破或化解。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并初步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可大致将现有文献分为如下两类：（1）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国内外学科性质不同”“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国内学科专业同行不同语”等三大尴尬局面。顾海兵、齐心认为，国内学界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解要么过窄、要么过宽，需要进行必要的折中处理。王廷惠认为，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研究对象分歧、学科体系不一、学科特色不足、学科边界模糊等一系列问题。（2）关于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议。和云建议，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处理好“规范性与特色性”“本土化与主流化”“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等三对关系。林木西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与其从国外寻找不如从自身挖掘，其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其同其他学科去比较、界定，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花冯涛则建议，一方面要处理好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要着重强调国民经济学的宏观特性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它们还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所提炼的国民经济学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尚缺乏哲学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从而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把握；第二，现有文献所提出的化解之道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缺乏优化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系统解决方案。为此，本文选择以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基本工具，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展开具体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路径选择。 

二、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 

1.困境之一：理论内核缺乏 

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围保护带，“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简言之，研究纲领的硬核或内核即“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拥有坚硬的内核是一门理论具有生命力的标志之一。一般认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对一门理论进行细致的结构分析，进而可包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概念。国民经济学内核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内容较为多元化，与较多的经济学分支乃至社会科学分支有着丰富的理论“接口”，这是其学科外延较广的体现之一。举例来说，在与国民经济学并列的应用经济学学科中，产业经济学拥有“产业组织理论”这一内核，国际贸易学拥有“比较优势理论”这一内核，绝大多数经济学分支学科都有各自明确的理论内核。然而，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至今，仍然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内核和贯穿研究体系的那根“红线”。正因缺乏明确的理论内核，且存在较为宽泛的研究体系，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国民经济学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进而言之，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该捍卫和坚持什么、调整和改变什么，往往就成为不清不楚的问题了，从而必然会影响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句话，理论内核不明确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活力和生命力。而当一门学科缺乏自身明确的理论内核时，便存在着被其他学科同化的可能。 

2.困境之二：外围保护带庞杂 

一门学科的外围保护带是将研究纲领的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在发展一门学科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现实数据或案例不断地对外围保护带进行证伪，通过不断地“去伪存真”，保留暂时没有被证伪的假说，进而形成围绕理论内核的一层层“保护带”。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然而，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外围保护带仍然较为庞杂，甚至难以找到其系统而明确的理论假说。在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历经多年构造的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财税机制与调节、货币信贷与金融调节、对外经济及其调节、国民经济总体模式及发展战略等内容始终存在，但逐步增加了对总需求、总供给、总供求平衡等相关内容的论述，进而将国民经济学转化为国民经济管理学。顾海兵、齐心认为，国民经济学包括国民经济方法论、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信息论、国民经济预测学、国民经济政策论、国民经济地理学、国民经济模型论、国民经济生态学、国民经济军事学、国民经济人口学、国民经济法学、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论、国民经济社会学、比较国民经济学等。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应该包括两大板块和三个层次，两大板块分别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管理”，“国民经济运行命题”包括“经济总量命题”（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总供给、经济总需求）、“经济结构命题”（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经济平衡命题”（经济总供求平衡、经济内外部平衡）；“国民经济管理命题”包括“政府经济职能命题”（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必要性、政府经济管理制度）、“宏观调控命题”（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宏观调控机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命题”（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命题”（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发展政策、经济规制政策）。（注：括号内的表述为第三层次）。林木西则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国民经济系统（系统总体、系统结构、系统环境）、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分析、需求动力、供给推力、周期波动）和国民经济管理（管理目标、发展战略与规划、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王廷惠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应该重点强调国家战略利益导向、国情与本土化语境，关注可持续发展。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尚缺乏公认的外围保护带，学者们也缺乏对上述体系或框架的证伪或证实，使得在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坛或学术会议中，缺乏统一的交流语境和学术背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研究者“自说自话”的局面。这加剧了国民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科中的“大杂烩”，必然影响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3.困境之三：学科边界不清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科发展的交叉局面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跨学科发展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然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学科分工、学科边界不清晰，会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知识积累的进程和效率。即便是跨学科融合发展，也应该是在学科高度分工、知识高度分立的背景下，当各学科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二次融合”。纵览国内各国民经济学学位点以及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所涵盖的研究方向可发现，国民经济学尚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与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的区别。当前国内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还没有为“二次融合”做好准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民经济学不仅在研究内容上与上述诸多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边界不清晰，而且与部分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区别还没有被厘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与西方国民经济学存在含义上的混淆。根据德国学者罗雪尔的看法，西方学者（尤其是19世纪以前）所言的“国民经济学”主要不是指国民经济学学科，而是指国家角度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异体，甚至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目前，德国的经济学分为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会对经济学的1—3级分类中尚不存在国民经济学学科，但美国经济学会的分类与国民经济学相关的有E类、H类、O类、P类。而在中国，国民经济学是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经济学科。显然，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一门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化经济学科，在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学学科，并非要传承与复兴德系国民经济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经济学与德系国民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国民经济学”，不能因为名称相同而将它们混为一谈。

二是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不甚明确。有著名学者曾指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甚至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证明。不可否认，政治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然而，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化而来，肯定需要运用包括政治经济学（德系国民经济学）在内的各经济学流派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同时在不少内容中还要吸收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养分，这决定了不宜简单地将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学科体系的划分方法，国民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在这里的“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显然不是一回事。 

三是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还不明朗。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在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画等号。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宏观经济学，甚至国民经济学只有紧密结合宏观经济学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但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至少还存在着如下三大区别：（1）分析层次有差别。国民经济学可同时涵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分析（虽然侧重于宏观领域），其分析广度要超过宏观经济学。（2）研究主题有差异。国民经济学重点分析经济制度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不同于宏观经济学高度关注的经济总量及其决定问题。（3）知识构成有区别。国民经济学大量吸收了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养分，而宏观经济学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方面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广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和研究对象不同，国民经济学既分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问题，也非常重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既分析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关联问题，也格外重视不同区域的平衡发展问题。 

4.困境之四：研究对象不明 

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前中国学术界还同时存在着宽派、窄派和中间派三种观点。宽派以钱伯海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整体，把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既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既研究国民经济运行质的规定性，又研究其量的规定性，还研究国家管理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产品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的全过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窄派以李华、刘瑞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学，是指广泛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及其管理机制的综合管理学科，主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科学的决策、规划、调控和组织，如何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中间派以顾海兵、齐心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从上述梳理可看出，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究竟研究什么”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当然，这与前述该学科尚没有明确的理论内核和公认的外围保护带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明确下来，并将其外围保护带梳理清楚，那么，确立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不再成为一道难题。 

三、进一步完善学科的路径选择 

1.以宏观经济学的“三化”（应用化、战略化、政策化）为基础，提炼理论内核 

迄今为止，提炼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仍然是一项重要且亟须完成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财政、金融等三种政策手段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三种主要手段，国民经济学应该比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更为宏观。也有学者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构成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作为从国家层面入手展开研究的经济学学科，其理论内核不能是具体的政策手段，因为具体的政策手段只是实现国民经济运行目标的途径，其本身并不能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类似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也不宜是简单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尚不足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等更为宏观的国民经济主题。进而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只能从国民经济学系统中去寻找和提炼。这是因为：第一，国民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国民经济学这一巨系统具有开放性、动态化、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相互交错、多层次、多目标等特征。第二，系统论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最佳手段。系统论是认识系统、剖析系统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只有把握了国民经济学的系统总体、结构及其功能，才能明确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分析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什么，进而才能找到其理论内核、探索其理论结构。遵循上述思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依据这一理论内核，国民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主要运用宏观经济理论，结合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甚至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着力分析和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2.以基础理论运用于国民经济现实得出的具体假说为内容，明确外围保护带 

为了明确国民经济学的外围保护带，需要将其理论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而得到种种具体的假说，然后不断地通过实证分析手段对之进行证伪，并不断对外围保护带进行调整、再调整，才能硬化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而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被构造出来。因此，为了使国民经济学成为一种进步而非退化的研究纲领，需要以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等“三化”为主线，将其基础理论运用于对国民经济现实的分析和解释，得出国民经济学的系列命题和假说，构造其外围保护带的基本框架，并以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驱动“新颖事实”的发现，从而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结构。 

3.以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的有效分工为原则，明晰与其他学科的边界

一是强化国民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也因此，应该突出强调其“应用”色彩，强化该学科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理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提出并论证各种经济学理论，其中涵盖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如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等。而应用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则在于合理运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吸收和借鉴理论经济学中各个学派的养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此，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不必过多地陷入流派之争，而应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基本原则，选取经过事实检验、尚未被证伪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二是优化国民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应区别于应用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在这些学科中，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与区域发展、地区差异等有关的经济问题；财政学主要分析政府收支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与规律；金融学探讨货币资金的融通及其背后的基本规律；产业经济学定位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产业发展和演化动因及规律；国际贸易学则主要将（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延伸到“国际”范围，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稀缺的资源要素。那么，国民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以区别于现有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呢？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学应该定位于“综合性、统领性、应用性的经济学学科”。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巨系统”，虽然其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接口”，但该学科以宏观经济分析为基本领域，其视野更宽、研究对象更广泛、研究方法更多元、包容性更强，对其他各门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具有统领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划分中，国民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头号学科”（国民经济学代码为020201），其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地位类似于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地位（政治经济学代码为020101）。 

4.以理论内核、外围保护带、学科边界的确立为前提，找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5篇：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创造；价值决定；本质；运行；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2)-0059-07

一、问题提出

关于数学与模型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之间有着分别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流的认识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数学与模型方法对于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是基本无用的，数学与模型分析是一种形式逻辑，而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以辩证逻辑著称，分析的重心是经济制度而不是经济运行；第二种观点认为，数学与模型方法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方法，但可以起到辅助手段的作用，数学形式虽然不能用来解释生产资料所有制、产权、合约等等概念，更不能解释其体现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但当数学逻辑形式比语言逻辑形式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现象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则应当得到广泛的使用。这两种认识割裂了政治经济学系统方法论内部的哲学思维分析和数学与模型分析之间的内在联系。

就哲学思维分析而言，作为思想方法的运用和最高层次的思维，其偏重于定性分析和辩证逻辑，但实际上定性分析和辩证逻辑从来不排斥定量分析和形式逻辑，相反，定性分析和辩证逻辑的进一步发展使一定形式的定量分析和形式逻辑又作为其必然的表现。《资本论》规定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采用以“抽象法”为主的系统方法论体系。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这一方法，马克思集中地称之为“科学抽象法”。马克思这样地规定：“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通常科学抽象法被解释成关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的方法体系，它的内在结构是：具体――抽象――具体，也就是建立具体总体与思想总体形式之间以抽象为中介的总体联系和表现。另一方面，数学与模型分析被解释成一套关于“假定――结论”的完整的逻辑演绎形式，它的内在结构是：抽象――抽象，因而被看作是纯粹逻辑演绎。在讲到“数字公式及其意义的问题”时，列宁指出：“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得到说明以后把过程加以表述。”[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真正的实证科学”时，也明确地指出“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3]

关于哲学思维分析和数学与模型分析的科学关系，只能总体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层次中予以解决。就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哲学层面而言，哲学方法论决定了唯物史观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转化，这里，唯物史观是既定的，劳动价值论是可调整的，唯物史观具体化为方法论；而就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层面而言，经济学方法论进一步决定了劳动价值论对于具体经济理论体系的转化，这里，劳动价值论是既定的，劳动价值论是可调整的，劳动价值论相应具体化为经济学基本方法体系，如基于劳动的演化――博弈、平均――边际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等。[4]从“哲学”到“数学”，既实现把哲学方法论转换为经济学方法论，又实现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内在结合，从而科学抽象法将科学实证分析方法内含于其中。所以，就劳动价值论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表现而言，劳动价值论必然要化为唯物史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具体形态的数学与模型分析，以完成对过程的各个要素的从理论上的详尽说明。这一分析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价值本质分析和价值运行分析。价值本质分析的基本内容是价值形成原理分析，包括价值的微观形成和价值的宏观形成。由于价值形成解决的是价值范畴的科学性问题，也就是围绕价值范畴的客观逻辑原则(如确定性、传递性和通约性)而展开的对于价值形成的分析，因而需要在分别不同的系统层次详察这一过程，而不能局限于抽象价值概念，泛泛而论[5]。大体说来，价值微观形成是在价值创造层次解决价值的如何形成问题，这一过程是把由哲学方法论所总体形成的关于劳动二重性的一般原理和看法具体化为“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论体系；价值宏观形成是在价值决定层次解决价值形成的表现问题，这一过程则是把“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体系进一步具体化和确定为价值量的一般决定体系。价值运行分析的基本内容是研究价值变动和表现，也就是研究各种外在因素对于价值创造、价值决定的扰动和影响，包括对价值内部构成要素的变动及其表现的扰动和影响。总体看，价值本质分析和价值运行分析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本质分析和经济运行分析的理论基础，并作为逻辑打通经济本质分析和经济运行分析的方法基础。

二、价值创造

价值微观形成(或“价值生产”)的规定性限定价值创造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价值规定的质与量的统一性，也就是实现“劳动创造价值”和“劳动如何创造价值”的理论与逻辑统一。根据这一规定，马克思把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对象限定于人类商品生产，并构造了总体的价值创造公式：

V=V[P(L)]

式中，V代表总体意义的价值或一般抽象价值，P代表具体形式的社会生产条件或生产方式，L代表抽象人类劳动或劳动方式。

这表明价值创造并非抽象和任意的，我们将价值实体规定为无差别人类劳动是对一定条件和形式下的人类生产特别是商品生产进行简单抽象的结果，进一步是对一定形式的人类劳动方式进行抽象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价值创造的抽象形式将随着商品生产的现实差别分别取得不同的具体形态，并通过对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类型的概括，可以大体归纳出如下三种基本类型(如表1)。

表中，商品生产被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不同类型的商品生产对应不同的劳动方式以及价值创造方式。在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简单商品生产”中，价值的形成取得了更为直接和纯粹的形式，在这里，决定价值创造的生产条件是直接和同质的，不存在部门间的流动，因而只是单一部门内部的局部价值形成。简单商品生产类型可以说是产生于自然经济社会，而广泛存在和发展于商品经济社会，在所有制类型上则对应于个体所有制经济。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古典(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价值的形成取得了一般的形式，在这里，“资本”(以k表示)一般代替了具体形式的社会生产条件或生产方式，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始确立其主导地位。由于古典商品生产类型本身直接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产物，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就必然使商品经济的形式得到普遍发展乃至成熟化，简单而言，资本主义正是整体借助于对这一生产形式的特别有效的历史利用，也就是通过实现商品生产在本质方面的社会一体化，具体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崛起和飞跃发展。所以，根本不同于简单商品生产类型的局部价值形成，古典商品生产类型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价值的真正意义的社会形成，其在所有制类型的对应物则是资本家所有制经济。

与商品生产的三种基本类型相适应，劳动在价值创造的形态上依次采取了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形式、社会平均形式(马克思也直接称为“简单劳动”)以及企业形式。从表1所列示的数学模型形式看，企业总体劳动创造价值仍然以“雇佣劳动创造价值”为总体的社会约束条件，而以“个体劳动创造价值”为其一般的形式和条件。这进一步表明现代商品生产类型是在古典商品生产类型基础上的发展，它既以古典商品生产类型为价值实现的社会条件，也以简单商品生产类型为补充的规定和形式。三种基本类型的内部关系可以设定为：在历史向度上的时间大体继起以及在现实向度上的空间并存。这三种类型的现实结合相应也就可以用一个总体模型形式加以表达：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0≤α≤1，0≤η≤1，0≤h≤1

式中，LC、LS分别代表复杂性劳动和简单性劳动；经济系数α、η、h分别代表生产组织的经济外部化程度、经济系统的交易费用以及经济系统的交易效率[6]。

这里，商品生产类型的分野取决于经济系数的不同取值。当α=0，并且0

max V=V(Lc，Ls)

s.t. L=Lc+Ls

由于L成为Lc、Ls的简单累和，表明劳动的复杂性、简单性的区分仅仅存在于劳动内部，完全是一种功能区分，而不构成劳动类型间的分别，由此，上式可以一般写成为“V(L)”的形式。说明简单商品生产类型的判别仅仅是从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出卖这一规定进行的，就投入而言，投入要素的商品化程度相对很低，其显著特征是劳动投入完全没有商品化，而生产资料的商品化程度对应地也极低。

当α=1，并且η=0、h=1时，商品生产为古典商品生产类型。即存在：

max V=V(Ls)

s.t. L=Ls

马克思在这里一般地提到，资本主义历史过程具有使“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化为简单劳动”的趋势特点[7]。说明古典商品生产类型集中考察的是一切投入均为商品化购买要素的经济情形。并且，由于资本家事实上既是一般生产资料的交易者，也是劳动力商品的交易者，这使得商品交易本身内化为资本交易的一个内在成分，因而现代经济学所使用的交易费用概念在古典商品生产体系中或以一般地予以抽象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生产的总公式提供了对这一解说的系统说明。进一步，虽然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提出了“流通费用”问题，但坚持其对价值创造不产生真正的影响，而相应构成价值实现的具体内容。

当0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这里，L体现为对Lc、Ls的社会加权与累和，从而实现了劳动的真正协同。经济系数α的0-1值域范围(相应也导致η、h的0-1值域范围)则决定了企业企业要素的两种基本类型：购买和投资。在这当中，尤其是劳动投入要素由于交易费用的种种因素制约，必然会在投资形式上占据很大的比重。这表明与简单商品生产基本不依赖于市场机制而古典商品生产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根本不同，现代商品生产则谋求与市场机制的互补性发展。因此，可以概括的说，现代商品生产作为成熟商品经济类型即市场经济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进一步使市场经济的形式更为成熟化，从而奠定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相应在所有制类型上广泛对应于企业所有制经济。

三、价值决定

所谓价值宏观形成，就是指价值决定及其宏观表现，意味着价值决定本质上是一个宏观现象――也就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相应，价值宏观形成的规定性限定价值决定要进一步解决价值规定性本身――作为社会的质的规定――向社会的量的规定的转化问题，即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决定的理论与逻辑统一。根据组织商品生产客观存在的三种基本类型，可以认为劳动价值论体系中的价值决定相应具有三个基本层次或阶段，其中，在前两个层次或阶段中，一般而言，企业与价值决定无关，企业只是一般生产单位或生产和交换组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具体探讨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实际地给出了关于第一、二层次或阶段的价值决定的递进分析。

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是在整体抽象掉需求条件，也就是在简单假定供求平衡的条件下对价值决定的分析。根据这一规定，某一使用价值的价值――并且“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8]，乃是由同一部门内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或者说，“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1]因此，可以设定如下模型公式：

Vq=Vt.t

式中，Vq代表单位商品价值量，Vt代表单位时间价值量――也就是实现在单位商品中的劳动量，t代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9]

由于这里设定单位时间价值量为一恒定值――其本身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所以，任意的交换价值即可以一般表现为：

Vq1=Vq2=t1/t2

进一步，马克思还一般设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决定式：

t=Q/f

式中，Q、f分别表示为商品生产量以及社会劳动生产力。

所以，马克思这样系统总结道：“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

这样，商品价值量的总的决定公式就可以写作(其中VQ表示为总生产商品时间价值量)：

Vq=Vt・Q/f=VQ/f

这一公式，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1]

在仍然保持社会需要不变的假定，以及进一步设定社会总供求平衡的静态条件下，马克思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说，“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更高的发展”，也就是“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7]。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概念的科学确立，价值决定模型可以是：

max m(t)=V [k(t)]-k(t)

s.t. max f=q(t)/t；minVq=V(q)/q

其中，约束条件可以一般地解作：q/t=dq/dt；V/q=dV/dq。这也表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m)最大化，正是通过实现社会劳动生产力最大化以及相应的单位商品耗费劳动最小化两个最为基本的条件来保障的。

从求解模型，便可得到以上一般的价值(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决定关系式：Vq=Vt・t。说明正是由于资本才真正使价值决定的内在实质得以历史显露，使“价值调节供求关系”的抽象法则能够一步步在历史中发展，也就是由“市场价值调节供求关系”发展到“市场生产价格调节供求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具有系统的阐述[7]。

进一步，关于企业参与价值决定的现代商品生产，即可以在第二层次或阶段的模型公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如下的改进：

max NU(T)=VU(Q)-LU(T)

s.t. Q=Q(T)；Q/T=dQ/dT

其中，NU、VU、LU分别代表社会净效用、社会商品效用以及社会劳动效用。

求解模型，最终得到关于市场生产价格(Vq)向市场价格(P)进一步转型的一般关系式：Vq/P=λ/f(这里λ一般表示为货币效用)。[10]

关于将社会需要因素一般纳入价值决定考虑之中的想法，最初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得到阐述，但恩格斯便是仍然集中于围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内部关系进行，即“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而“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旨在一般放松社会需要不变假定的条件[11]。可见，价值规定由社会抽象劳动的单纯凝结关系推进为“劳动对效用的关系”，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取得了更为现实的实现形式。

四、价值创造的运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立“劳动的复杂性程度”是价值创造的主要扰动和影响因素。马克思声明：“简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单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确证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简单的事实”，马克思的意思是指“一小时复合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一倍或两倍的商品”，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在这里所加的注解，即“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的商品价值”[8]。因此，马克思提出复杂劳动对简单劳动的倍加命题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从价值创造的外部实现看，复杂劳动可以要求“支付较高工资”，其全部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在私人生产者社会里，培养熟练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熟练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合劳动的成果，即所创造的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8]。其二，从价值创造的运行看，由于价值构成总是可以分解为k和m或c、v、m三部分内容，因此，无论从企业决定经济运行的角度还是从市场决定经济运行的角度，复杂性劳动对简单性劳动创造价值的扰动和影响均必然具体地包含在m之中。这里集中讨论马克思倍加命题的第二方面。由此，可以设立如下的总体劳动创造价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

=(Ls2)

ε=ε(LC) 或m=m++ε

m=m(Ls1，Ls2，ε)

=(ILC1，ILC2，ε)

ε=ε(IILC)

或m=m++ε

m=m(Ls1，Ls2)

=(ILC1，ILC2)

ε=ε(IILC1，IILC2)

这里，剩余价值构成被解析为三部分基本内容：一般平均项(或绝对剩余)――以m表示，一般超额项(或相对剩余)――以表示，以及特殊超额项(或超额剩余)――以ε表示。对应的劳动构成是：简单性劳动的一般构成包括直接生产劳动(Ls1)和直接交换劳动(Ls2)，复杂性劳动的一般构成包括技术劳动(ILc1)和管理劳动(ILc2)，而“第二类复杂性劳动”(IILc)则应视为复杂性劳动的特殊构成[9]。

进一步而言，根据左边的分析模型，简单商品生产建立自己劳动基础之上，在这里产生了初步的社会劳动分工和产业分化，商业是个体生产者组织相对剩余生产的可靠的产业凭借形式，复杂性劳动通过相对偶然的超额剩余生产形式进行历史成长。根据中间的分析模型――其区别于右边分析模型之处在于使“ε”作为资本家社会权力或意志进入一般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资本家劳动仅仅构成“个别价值”，它的本质是价值的社会实现。关于利息、企业主收入以及监督工资所对应的劳动性质，马克思给予的深刻剖析是：“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要执行的特殊职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区别和相对立中具有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职能。他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为除了他作为资本家的属性以外，他也进行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与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因为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被转移到现实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剥削过程本身也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剥削的劳动，像被剥削的劳动一样，是劳动。”[7]根据右边的分析模型――其区别于中间分析模型之处在于假定资本家意志完全退出一般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因此，这里的IILC可以再分解为社会出资劳动IILC1和社会创业劳动IILC2。这样，现代商品生产所赖以进行的经济系数α、η、h的现实值域范围开始得到真实体现，也就是说，不仅ILC就其性质而言，可以一般选择采取市场方式或企业方式进行创造价值，而且IILC就其本性而言，也更多考虑依托于企业生产方式来进行创造价值。

五、价值决定的运行

在基本假定企业不参与价值决定的情形下，毫无疑问，在马克思看来供求是扰动和影响价值决定的主要因素。

首先，对于市场价值决定的扰动和影响而言，马克思认为局部市场供求的变动可以通过对于部门内部生产条件的筛选作用来具体影响价值决定。马克思认为，“供求以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为前提”，具体而言，它的作用机制是：第一，如果供求完全平衡，“那么，市场价值就会由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尽管这个价值，对两端生产的商品来说，表现为一种强加于它们的平均价值”；第二，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就由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大量商品来调节”，并且，“只要需求稍占优势，市场价格就会由在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来调节”；第三，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市场价值就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但同时，“市场价值决不会同在最好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这种个别价值相一致，除非供给极大地超过了需求”[7]。可见，这里供求通过扰动价值决定本身来影响价格，而价格总归与价值一致。

其次，对于市场生产价格决定的扰动和影响而言，马克思则认为：“当供求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时候，当商品是资本的产品的时候，供求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前提，因而以和单纯的商品买卖完全不同的复杂化了的关系为前提。这里问题已经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到价格的形式上的转化，即不是单纯的形式变化，而是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进而同生产价格的一定的量的偏离。”[7]说明局部市场供求对于部门内生产条件的筛选作用已经一般让位于社会总供求对于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马克思进一步地这样来分析：“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市场价值(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适用于生产价格)包含着每个特殊生产部门中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把危机和生产过剩的情况完全除外，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的市场价格，而不管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有多大的偏离。就是说，市场价格包含这样的意思：对同种商品支付相同的价格，虽然这些商品右以在极不相同的个别条件下生产出来，因而会有极不相同的成本价格。”[7]也就是说，通过供求的扰动和影响，局部价格水平与价值从而产生偏离，但就社会总体而言，价值总额仍然决定着价格总额的大小，与其相等。

《资本论》所限定的分析框架无疑是：“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是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应当从这个规律出发来说明偏离，而不是反过来，从偏离出发来说明规律本身。”[7]因而它整体适合于对简单商品生产和古典商品生产进行分析。马克思指出，在这一分析中，假定供求一致和社会需要不变乃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7]。而在“劳动对效用的关系”的分析框架里：由于企业参与价值决定，价值决定本身的说明要在价值与价格的相对偏离中进行，因为对于价值一价格关系式“Vq/P=λ/f”来说，价值决定恰恰是在一定的社会需要变化(以“λ”反映)与相应的社会供求变动(以“f”反映)中来进行的，一定的λ 、f的一定关系必然反映在确定的企业劳动协同创造价值的行为之中，反映在总是处于可变状况的“Vt”之中，而最终在一定形式的Vt(Lc，Ls)――也就是劳动时间价值量的社会选择之中体现出来。从经济主体(劳动要素的人格化)的角度，可以对这一过程在价值创造的运行上进行说明。比如一般考虑人力资本、企业家参与价值决定的情形，可以设定如下“折中”的总体劳动创造价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LS2，ε)

=(ILLC2)，其中IILC2=IILC2(ILC1，ILC2)

ε=ε(IILC1)，其中IILC1=IILc1(LS)

其中，资本家团队(IILC1)为物质资本之间的一个特别合约，企业家团队(IILC2)为人力资本之间的一个特别合约，资本家团队与企业家团队进而形成关于社会价值生产与分配的一个特别合约[12]。

这里，“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原理一般形成这样的分析链条：Vq―f―Vt―VQ―λ―P。可见，“企业家”――作为真正的企业因素――的加入，改变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使价值决定不仅在宏观层次进行，同时也在微观层次进行，在一定形式的劳动微观结构中进行。在一般假定“∑ε=0”的条件下，马克思考察了价值决定的总量运行――也就是关于物质资本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从这一理论出发，价值决定(从而也就是国民收入决定)分析与经济增长分析是内在相关的，但马克思的目的只是旨在说明资本主义难以实现持久和稳定的经济均衡增长，因此，真正要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的“辩证均衡”――也就是由均衡与非均衡组成的统一体系[13]，则必须一般加入人力资本分析因素，进一步，如果放松“∑ε=0”假定，那么，企业价值创造必然成为价值决定分析的中心所在，宏观经济分析甚至应该直接建立在企业价值构成的基础之上[14]。这表明只有在“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框架里，价值决定才可能得到总体和科学的分析。

六、结束语

迄今为止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始终与其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运用和科学拓展紧密相联系。在这当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被解析为：唯物史观思维方法―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政治经济学叙述形式。这是一个开放的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论相互嵌入的历史逻辑过程，因而需要劳动价值论成为一定形式的哲学思维方法和数学与模型方法进行结合的逻辑典例，也就是成为使理论与方法、方法与内容、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为了全面地胜任和完成这一理论使命，因此，作为对马克思理论遗产――“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的忠实继承[7]，劳动价值论不仅要强化对于经济本质分析的指导，即本身要化为唯物史观思维方法的一个具体化形式，以此为基础，而且还要强化对于经济运行分析的指导和表现，从而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化为一套完整的方法工具体系。归根结底，作为基本命题，劳动价值论的数理品质不只涉及的是劳动价值论本身的具体数学表现，更为重要的是，旨在为经济理论体系的各个主要分支提供服务乃至奠定数理基础，从而为进一步的理论经济学对于应用经济学的统领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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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杨继国.马克思经济学“辩证均衡”理论体系初探[J].当代经济研究，2005(7).

第6篇：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

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就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和影响及其与发展中民族国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琼•斯佩罗（JoanE．Spero）认为，就像经济因素产生政治结果一样，政治因素也会导致经济结果的产生。从内涵的外延化来看，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因为国际经济的相互作用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样，都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迫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跨国公司）在有限的资源面前，对财富和利益的追求会导致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是围绕对市场的争夺，对原料和生产手段的控制而展开的。①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以北方国家为基础的。它们以牺牲南方国家为代价，加强了经济发达国家的财富和经济力量。跨国公司不仅通过贸易与投资的方式向全球扩展，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本国政府、发展中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政治决策，从而追逐最大化的利润。②因此，只有将政治与经济关系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现实和本质。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首先应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总和及其互动关系。“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需要更重视其他角色（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③对跨国公司之间的“跨国关系分析应包含在任何完整的世界政治分析之中”，把跨国关系定义为“跨越国界不受中央政府外交机构控制的联系、结合和互动。”④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关于跨国公司的理论可以被分为三大模式，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依附论，三者对于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各有不同的解释。⑤但学术史上的各种所谓流派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学者们的观点往往彼此影响，相互渗透。⑥

（一）现实主义

1975年，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霸权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1975）一书中提出一个新的观念，即现代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财富与权力的关系。在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的概念。更有意义的是，这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恰好是一部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著作。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跨国公司是世界政治经济大变革催生出的一对孪生子。吉尔平在后来出版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TheChallengeofGlobalCapitalism）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尽管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举足轻重，但民族国家依旧在唱主角”，“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政权的斗争中，优势仍在民族国家那边”。⑦吉尔平在他的另一本书《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GlobalPoliticalEconomy：Understanding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的第十一章中深入讨论了“国家与跨国公司”，论及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等问题。⑧他在自己的另一本著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中指出：“我逐渐地得出了几条一般性的结论：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美国与西欧之间在防务上的联系，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大开方便之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为这些经济活动以及其他跨国活动提供了一种政治框架。”⑨现实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N．Waltz）也指出：“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政治学者都把体系简化到部分之间的互动上，或者是行为角色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注重民族国家之间以及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只局限于单位，没有认识到体系因素的作用，因此，只有在单位层次上又在体系层次上才能解决问题，才能说明国际体系的行为。”华尔兹的这个观点对研究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可以将建立国际体系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模型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现实主义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的主要贡献在于引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概念。例如，他将经济学中“成本”、“公共产品”等概念引入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金德尔伯格的主要代表作是《1929—193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①他认为，传统的厂商理论把分析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之上，而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是建立在市场不完全性之上的。根据早期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观点，市场不完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紧密的联系，“直接投资的兴旺必定是存在着产品或要素市场分割的政府或企业对竞争的某些干预。”②这就从政府与市场的视角使人们进一步思考跨国公司与母国或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各种博弈关系。

戴维•麦克格鲁（DavidMcGrew）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③一书则考察了在主导公众和学术论争的所有重大领域中趋向和反对全球化的所有情形：国家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命运、世界经济的本质、全球治理的角色、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以及政治团体和全球秩序的伦理基础等问题。关于跨国公司的角色，他指出：“人们都同意，在几乎实时通信的世界里，公司资本甚至是小笔业务也许都具有选择上的巨大灵活性。但公司无论大小，其命运依然主要取决于地方和国家的竞争优势及其经济环境。甚至在巨大的跨国公司中，竞争优势也主要是其各自国家的革新体系的产物，而生产和销售则倾向于强烈的地区性集中，实际上，跨国公司和‘具有国际协作的国家公司’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它们的总部是其继续成功和认同的至关重要的基础。财富500强所列举的世界大型集团公司，其总部几乎没有设立在美国、英联邦、德国和日本之外的。

因此，公司并没有统治世界，国家在极大程度上依然是世界经济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力量。”④例如，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效率主要依赖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质量。美国在海外的经济活动基本不需要任何军事力量的支持，而是依靠美国在贸易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等领域所具有的优势。对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对跨国公司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涉及该领域的主要是一些案例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罗伯特•吉尔平的《美国的实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对美国跨国公司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⑤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的《捍卫国家利益：原材料投资与美国的外交政策》（DefendingtheNationalInterest：RawMaterialsinvestmentsandU．S．ForeignPolicy）则是对美国能源政策的分析。⑥例如在2000年的《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中，把“保证全球主要体系（贸易、投资、金融市场和能源供应）的活力和稳定”视为对美国最重要的“生死攸关”（Vital）利益之一。⑦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力图保持在制定新的国际投资规则中的主导权。二战后美国多次修订《对外援助法》。历次法案规定，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优惠贷款时，要求受援国与美国签订“友好通商与航海条约”或“双边投资保证协议”。缔结“友好通商与航海条约”，旨在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经商创造良好的投资气候，要求发展中国家给美国子公司以“国民待遇”，取消或放宽投资限制，允许美资企业自由汇出资本和利润，保证在实行国有化等措施时给予“及时和足够的赔偿”等。缔结“双边投资保证协议”，旨在保证海外美资的法律保护得以切实贯彻实现，为美资提供双重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又开始致力于同发展中国家谈判和签订双边性“投资保护条约”。新条约模式把注意力集中于有关保护海外投资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如投资的入境兴业手续问题、投资兴业的待遇问题（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等）、投资企业的征用问题、资本和利润向境外转移汇出问题、投资纠纷处理问题等。⑧

（二）新自由主义

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她在《国家与市场》（StatesandMarkets）一书中提出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问题。斯特兰奇用四个基本结构以及四个从属结构这种新的模式综合分析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主要适应于为本国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逐渐地、不平衡地而又显然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适应于为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所取代。”“许多作者全神贯注于跨国公司的兴起，同时谋求找到一个关于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组织机构性质变化的解释。”①在《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一书中，斯特兰奇认为跨国公司掌握了生产结构中的三个关键因素，即技术、资本和销售网络，“意味着跨国企业可以与国家一道对民族和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发号施令”②。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大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一书中的第三部分“实践中的霸权与合作”系统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贸易和石油领域中的机制演变，提供了从“国际机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视角。③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JosephS．Nye）1977年合著的《权利与相互依赖》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作之一，④他们摈弃了“国家是唯一行为者”的主张，认为战后国际社会中国家间（interstate）和跨国（transnational）关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对国际层次的诸行为者的研究，重视对超越国界的相互联系、结盟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

基欧汉和奈申明其目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模式，提出新的研究纲领的构想，包含如下核心内容：其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包括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电讯联系）；跨国组织（如多国银行或多国公司）等，这些渠道可以概括为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其二，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它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其三，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作者强调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三个基本条件非常符合某些全球经济和生态相互依赖的状况，也接近于勾勒出国家之间全部关系的特征；他们并不认为复合相互依赖完全忠实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现实，恰恰相反的是，复合相互依赖与现实主义的观点一样，都是理想模式。大多数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过，复合相互依赖正越来越反映出世界许多地区的现实。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跨国公司在与母国和东道国的角逐中无疑占了上风。跨国公司要以世界市场作为其运作的舞台，以经济要素的最佳配置为追求目标。因此，它们要竭力超越国界限制，脱离政治控制，这个观点就反映在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⑤。威廉•内斯特（WilliamNester）的《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InternationalRelations：PoliticsandEconomicsinthe21stCentury）也是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他在前言中指出：“国家自身日益弱化，虽然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角色仍将继续，但它越来越多地受到一些强大力量的挑战，这些力量包括：跨国公司、国际法、国际道德、政府间国际组织、私人国际组织，以及日益稠密的地缘经济相互依赖或全球化的复杂网络。”⑥特别需要提出来的是，约瑟夫•A•凯米莱里（JosephA．Camilleri）和吉米•福尔克（JimFalk）的《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⑦和詹姆斯•德•代元（JamesDerDerian）主编的论文集《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提供了对问题的一些新的研究视角。⑧凯米莱里与福尔克合著的《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一书的第五章指出：“像高压统治技术一样，监控技术在国家和国际非国家行为者中广泛扩散。它们不仅被国家利用，也被商业企业甚至公民个人使用。商业信贷组织可以在世界范围跟随公民的迁移、喜好和信贷记录。银行、信贷、职业及其他商业机构可以购买同样的数据库。广告机构经常活动于许多国家，它们也可以使用国际数据库来获取有关共同体的信息并形成某些见解。大集团为了获取利润控制和发展通讯媒体，使它们的活动范围超出了国家边界，国家利用通讯媒体来巩固共同体对其政策的支持，但非国家组织，包括媒体集团，也可以利用它们来重新塑造或破坏国家的现行政策和结构。全球经济和通讯系统的结合开创了全球互动关系系统，在这一系统内，家只是其他行为者中的一员，国家边界的重要性日趋削弱。”①

（三）新依附论

新依附论是从战后“新”理论体系中孕育而来的。依附论者虽然也大量使用“阶级”、“剥削”和“社会主义革命”等词语，但其理论思维不完全与“新”一致，而且只局限于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②作为现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附理论认为现今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政治、经济、金融和技术的垄断，进而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经济和社会上的扩张和渗透，促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依附；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即由于依附于发达国家发展本国的经济，或由于依附于跨国公司而变得落后和贫穷。③依附论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视为“当代帝国主义的细胞”，认为其发展将造成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剥削和控制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该理论认为，由于跨国公司的介入，形成了一种新的依附形式，即所谓的“新依附”。新依附的特征是：（1）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出口产业，因为出口能赚取外汇来购买资本货物。这种依附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需要保持传统的出口产业，这在经济上由于保持落后的生产关系因而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在政治上就会通过那些颓废的统治者维持权力。（2）工业发展为国际收支的波动所左右，这往往导致附属国在国际收支上出现赤字。这主要是因为在高度垄断化的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也因为外国利润的汇出，同时还因为需要依靠外资的援助。（3）工业发展受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技术垄断所左右。这种基于跨国公司的新依附使得附属国的生产结构出现如下的状况：首先，由于需要保护农业或矿业出口结构，从较落后部门榨取剩余价值的比较先进的经济中心之间就出现了联系，国内“宗主”中心与国内互相依存的“殖民地”中心之间也出现了联系。国际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等和联合的性质在国内精确地重演了。其次，工业与技术结构更紧密地响应跨国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响应国内发展的需要。再次，霸权经济社会中同样的技术与财富积聚不加多大改动就转移到大相径庭的经济社会中去，造成了生产结构的高度不平等、收入的高度集中、生产设备的开工不足、对于集中于大城市的现有市场的加紧利用。因此，在这种新依附中，如果附属国内部结构以及与统治国的外部关系不变的话，附属国与统治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就不会改变。随着附属国的国内和国际结构受跨国公司、国际商品以及资本市场影响性的加强，依附性的结构就会加深，附属国就仍然处于不发达的状况。④例如，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DosSantos）在其《帝国主义与依附》（Imperialismoydependencia）⑤一书中认为，20世纪50—60年代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依附模式，其“基本特点是跨国公司从技术—工业统治转向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工业部门投资。”⑥在技术—工业的依附模式下，依附国的工业发展将受到三方面的限制：第一，依附国的生产体制为跨国公司利益所决定，从而产生一种畸形的生产结构；第二，依附国必须从国外购买机器和材料，必将深深受制于帝国主义中心的技术和金融的控制；第三，由于依附性生产体制造成的高度剥削、限制就业机会并抽走部分国内盈余，将削弱依附国国内的购买力、资本积累力，最终制约其国内市场的发展。⑦帝国主义霸权中心的大资本统治通过在附属国原料和农产品生产中的投资进行扩张，以满足霸权中心的消费需求，在附属国形成面向出口或外向型生产结构，其特点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发达国家与国内市场相联系的工业部门投资。⑧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形成对地区的支配，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依附归结为生产要素即生产力发展的依附。⑨即落后国家在技术、资本、出口等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其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完全取决于中心地区跨国公司的辐射程度和主观意愿。

与多斯桑托斯持类似观点的有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R．Prebisch）。他在其《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CapitalismoPeriferico：CrisisyTransforma－cion）一书中认为，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初级产品与制造品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在他看来，世界“经济星座”中存在着“中心”和“”的格局。“中心”指富裕的发达国家，它们组织起来并主导着国际经济体系，使其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指通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与“中心”发生联系的各种各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条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而有利于发达国家，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事实上起着把收入从吸引到中心的作用。①托马斯•劳尔森（ThomasD．Lairson）和大卫•斯基德莫尔（DavidSkidmore）在他们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TheStruggleforPowerandWealth）一书中也涉及类似观点，例如，如何理解南方和北方国家在对外投资或借贷领域的相对讨价还价力量？此书与其他类似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南北关系、南南合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讨论也采取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正统理论，也不同于激进派学者的独特视角。他们的观点和约翰•罗尔克（JohnT．Rourke）有类似之处，即“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以北方国家为基础的。最强的500多家跨国公司中，大约有95％以北方国家为母国，仅仅只有少数大公司建立于欠发达国家”②。

二、评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理论体系发轫于三大知识传统，或者说受到三大意识形态的浸润，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被肯尼思•汤普森称为“国际思想之父”的那些伟大思想家，如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18世纪的亚当•斯密和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正是这三大知识传统或意识形态的创始人。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力量与跨国公司》一书中，把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称为“政治经济学的三个概念”③。后来，他又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上述说法加以修正，用“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一词来描述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思想分野，而弃用“理论”或“流派”。“因为每个观点都蕴涵着一个有关人类社会的总的思想和信仰体系，因而类似于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所说的范式。”④所谓“总的思想和信仰体系”主要是指深嵌于理论知识体系之中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三大基本范式（或意识形态），它们在核心假定、价值观念和经济政策等方面都是方枘圆凿、不相通约的。尽管研究者为诠释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发展了各种观点，但这三大意识形态各成体系，各自形成了独立的话语符号系统，以及影响广泛的理论成果，“几乎每个人都会落入这三种竞争性的观点、意识形态或思想流派之一”。因此，“通过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强弱变化来解读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是可能的”⑤。

据此，可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跨国公司理论划分为三种范式（paradigm），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与自由主义模式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有益的合作的模式不同，也与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帝国主义的不等价合作的模式不同。现实主义模式强调的是世界经济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这种模式将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看成是世界经济的首要的因素。⑥具体到投资领域，就是国家想方设法扶持本国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罗伯特•吉尔平曾经指出：“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很相似，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经历了数次变革。从重商主义、中央集权下的阶级统治论、保护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直至今天的新保护主义等，其名称在不断改变着。”⑦他在自己所著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书中指出：“我逐渐地得出了几条一般性的结论：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⑧因此，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首先，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利于创造一个自由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其次，跨国石油巨头在中东以及其他产油国的开发和经营保障了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能源供应。再次，跨国公司的高额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吉尔平在结论中写道：“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核优势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⑨与上述现实主义模式不同，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关系是影响政治关系和外交关系诸多关系的重要因素。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开始建立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国际关系的演变内容经常表现为以经济为中心，而国际关系的变革同样以经济关系的变革为基础。在当今时代，经济优先已成为各国的选择，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领域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旋律；第二，经济利益的追逐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三，经济手段的运用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第四，经济安全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课题。因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跨国公司才得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大作用。

新的依附理论模式（thedependenciamodel）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对世界市场的总体性研究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切入的，新的依附理论模式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范围的再生产，这一点与商品输出和货币资本输出有明显不同。后者虽是资本输出，也体现一定的国际生产关系，但不会直接输出生产关系。当对外直接投资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时，由于不存在所有制形式的差别，投资国产业资本的跨国界扩张与东道国经济能够自由融合，不存在制度上的兼容问题。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会成为促进宗法或封建社会制度逐步瓦解的催化剂，相对商品输出或货币资本的输出来说，能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化。①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比较和吸收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思想的基础上，将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划分为世界性帝国和世界性经济两大类，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历史研究有助于理解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跨国公司理论中的依附论（dependencytheory）视角是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扩展和延伸，认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取决于它们所从属的另外一些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有些国家（统治国）只能以此作为扩张的反映时，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跨国公司在依附论中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正是由于跨国公司组织体系的扩张才形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强权地位。②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战后殖民体系日趋瓦解，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海外利益，迫切需要通过以上的跨国垄断组织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保持原有的销售市场、原料基地和投资场所，从而继续控制和剥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方面来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这些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以后，一般都缺乏发展民族经济的必要资金，这使得它们的贫困程度和对北方国家的依赖有增无减。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诸如掠夺燃料和原材料，推销陈旧设备，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发展，打击甚至挤垮民族工业，促使外贸条件恶化，进行重利盘剥，导致人才外流以及扩大两极分等。例如，197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为37．49亿美元，但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利润却高达127亿多美元。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剥削活动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有时，一些跨国公司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和维护其在某些国家的特殊权益，恣意干预这些国家的内外政策，甚至不择手段搞政治颠覆和军事。③

第7篇：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技工院校思政教育职业化属性

当前社会飞速发展，而以人为本的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们的内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更加强调人的重要性，而在技校政治教育中，注重学生个性发展，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更是当前学校所极为提倡的。并且教师还要对学生有全面了解，从而将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的原理更好地运用到技校的教学当中，这也会让技校的政治教育在其属性上得到更好的定位。

一、对于技工院校和学生的特性进行客观的认识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在这个人才不断涌现的时期，有限的就业岗位使得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这也让技术性人才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所以在技校的政治教学中应充分考虑并体现出其教育的属性，在回答还有解决学生在思想上的误区和疑惑的过程中，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才观，进而成为优秀的新型社会主义劳动者，让学生的市场经济意识得到增强，成为市场经济的强者；对于法律基础知识有一定的掌握，这样会让学生更容易把握市场规则；对于时事政治新闻也要对学生进行教育，培养其在该方面的兴趣，这样才能让学生顺应时展的潮流，并对于自我发展方向进行正确和及时的调整。从而成为拥有高素质，并能够直接面向地方经济建设的中初级实用型技术人才。

当然，不可忽略的是对于刚入学的职业学校的学生在学习上成绩大多数都是不理想的，并且考不上普通的高中。所以这些学生也具备一定的被动性。而为此技校要在教学中对学生的世界观还有价值观进行改善。当然首当其冲的必须是政治思想教育，在教学中融入实际生活，让学生的人生观更为科学，并拥有自信。在进行专业技师实践中，能够灵活的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分析概括和总结，这也为以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对职业化属性进行立足，让政治思想充分发挥教育作用

当前在技校的政治教育中其处境也极为尴尬，而大多数学校都采用终结性的评价手段，也就是单纯用试卷对学生政治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考核。因此，转变政治思想课程的教学模式必不可少，符合学生的客观情况，以学生为根本，为培养全面发展型的技术人才发挥政治思想课程作用。当前对于多媒体技术也有着很多的运用，可以通过视频播放、课件的制作等现代教育技术，来让学生真正融入到主动学习当中去，而不只是被动的接受这个角色。而这种教学也彻底摆脱了教师的一味教学，不管学生是否接受的现象。学生也会对技校的政治教育充满兴趣。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展现。同时也告别了之前形式上的教学方法，这种新理念更需要教师对于传统的政治教学心理进行转变，从而让教学更好的走入学生的内心。

1.加强职业道德常识教育，这让学生在毕业后能够对岗位就业有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而教师也应让职业理想渗透到政治课当中，这有助于学生树立职业道德理想。对学生进行服务和创新理念上的意识教育，并结合学生的专业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和训练；让学生能够更为深入的了解专业。例如，对于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在教学中更需要多一些的案例分析，这样学生学起来也不会过于空洞，让学生调整对酒店服务业的消极认识，并以更为积极的心态来学习这一行业，从而热爱这一行业。

2.对于非经济类的专业学生应创造良好的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环境。让这些之前没有接触过经济学科的学生不会产生距离感，教师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要让理论与实际进行结合，并利用市场调查还有资料收集，也可以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讨论和辩论的方式来让学生更为充分的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让学生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3.让学生拥有强烈的法律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法律体制，而教师对此应针对学生这一工作岗位的特点，并以身边的案例进行教学讲解，从而来普及基础的法律法规。从而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就业当中能够更加的遵守法律法规，并拥有法律意识保护自己的权利，在经营过程中做到合法，并努力做一名合法公民。

4.对学生营造生活化的政治教学环境。让学生结合自身熟悉的生活环境，从而更为有效地激发学生在学习政治教育上的积极性，学生可以摆脱枯燥的政治概念，能够更为深刻地体会到政治学习的乐趣。与此同时，教师更要留给学生充足的讨论空间，让学生能够更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并通过辩论来让事情的本质更好地挖掘出来。

三、经常进行反思教育，让技工院校课程改革得到全面推动

反思是一个自我检验、自我思考，从而得到经验和收获的过程。对于反思的内容则包括课堂教学有没有做到自然并充满个性的充分展示，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还需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并拥有创新精神，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吸收知识的精华，更能够对知识中所包含的重要信息进行加工，让学科的知识能够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更为积极主动地进行构建。而在课堂上还要看能否把教学在职业化中的特点进行突出展现，让知识进行运用，与专业技术进行结合。教师在教学中是否进行了教学目标的设定、情境的营造并提出极为有价值的问题等。教师只有不断地进行反思还有自我总结，才能更为有效的推动技校政治课程改革的进行。

综上所述，职业高中政治教学在转型上要职业化特性更为显著的表现出来，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职业技术教育与德育教育脱节这个问题不仅要意识到，更要进行很好地处理并解决。让以德育人不再成为口号，能够真正的有所实践。当然这个任务也是极为曲折和艰难的。在改革的道理上，还需要教师进行努力，并拥有创新思想，让技校政治课程更为职业化的特点得到实现。

参考文献：

[1]项亚红.职高渗透式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J].中等职业教育，2012，（18）.

第8篇：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

一、“异化劳动”概念解读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义。在近代，欧洲哲学家霍布斯是第一个提出异化概念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化(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一样，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异化主要是指转让。法国的哲学家卢梭的异化思想反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中，他主要从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把异化看成是人们利己主义的结果。而真正从政治上探讨异化，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他的伦理学和社会理论中，汲取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积极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的社会往往使人们行为的结果也发生异化，良好的愿望并不产生良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在近代，异化概念是唯物主义或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用来表达反封建社会政治观点的一个工具。真正把异化概念纳入唯心主义轨道，还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首先使用异化概念的是费希特。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一“自我”和“非我”中，异化是个基本概念。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在本体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是绝对观念向自然和社会的外化和退化；异化是正源的对象化或物化和客观化；异化是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异化观；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从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即劳动对人的实际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化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异化概念严格的确切的含义，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社会经济的实质内容，树立了一个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起点。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概述

总的来说，《手稿》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进行的初步分析。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资本家尖锐对立的经济现实，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手稿》有关异化劳动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论述，通过对工资、资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和规律(中心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第二部分，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把异化和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异化理论对社会基本阶级关系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对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1](P42)。而所谓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还有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1](P42-43)。其实质也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规定。

(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1](P44)。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1](P46)。

(二)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1](P45)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1](P47) (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导出的第三个规定。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1](P48)，人的类生活、类存在就是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人类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人类的类本质对象化，在改造无机自然界得到表现和确证。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其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是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四)从人的社会交往看，人与人关系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P52)。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也是他们中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他指出，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说来是异己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来说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1](P53)。至于这“别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这样，马克思就解决了开始时所提出的任务——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财产)的任务。

马克思这里的整个思考线索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肯定的事实出发，分析了他们所说的劳动其实不过是异化劳动，然后由劳动的自身异化理解了人类的自身异化，理解了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化不等于异化，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表现为异化，从而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联系起来，因而要消除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异化是现实的、客观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异化劳动概念及其四个规定就是对现实劳动异化的概括。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历史必然性。

三、异化劳动理论在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其中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但《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其核心概念劳动异化导引着马克思以后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向，劳动异化理论正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马克思思想过渡的中介和桥梁。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为马克思以后发现并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异化劳动理论把生产劳动看成社会历史的基础，为唯物史观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前提。以往历史观的根本缺陷之一，是不能理解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不能理解人类历史是个自然史过程，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相反，异化劳动学说却已开始把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转向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本质上揭示了人与动物的独特差别；并用这种观点说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现人类历史所以会发展到私有制社会，是劳动自身性质发展的结果。

第9篇：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

分配问题自古有之，并且，由于将既定社会产品进行分配总是要涉及不同人之间利益的消长，因此，它从来都是伴生于政治的。在物质产品并不丰裕的年代，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商业社会兴起后，又出现了社会产品“多而不均”的现象。就西欧国家而言，这一趋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已经超越了人们的心理承受力的极限，于是一些名家著作提出了激进主张。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比之英美经济学对“交换正义”的强调，欧陆的经济学更为重视“分配正义”。这也体现在政策领域：在“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权时期，德国就通过立法最早建立了全民社会保障体系。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贫富分化也随之而来：大陆的基尼系数已经连续多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很显然，两极分化不但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还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腐败与特权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腐败和特权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各种各样的垄断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政策的控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中国的政治权力不仅难以受到约束，而且还直接掌握经济权力，在缺少某种力量制衡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这样的“市场”难免要沦为少数人的游戏场。

改革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大行其道，西方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备受推崇。殊不知，“帕累托最优”是用序数效用论来定义的，它禁止了效用的人际间比较，也禁止任何带有再分配性质的政策，因而导致了对分配正义的漠视。根据帕累托原则，如果至少有一人的处境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处境不变，那么，也可将这种改变视为是社会福利的改进。按照这一逻辑，在大多数人的境遇不变时，特权阶层的福利改进也将是合理的！显然，任何一个有常识、有良知的人都无法同意这种观点。因此，要想把“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就不能不反对腐败和特权。

在中国，分配问题的日趋严重除了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误导外，还与我们对所有制的不当认识有关。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然而，由于受“苏联模式”的长期影响，“把所有制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归属”从而漠视交换和分配的认识仍旧根深蒂固，似乎一旦“国有”了，也就必然是“全民所有”了。这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明显误读和严重背离。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流通和分配，任何围绕所有制的论证都只能是空谈！

分配问题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理念也渐成共识。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制度，历经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到2007年，这一方案终于出台。国有企业既属全民所有，国有资本收益当然应由全民共享。不过，最初几年，国有资本收益的上缴比例过低，不能很好体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性质。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至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可喜的进步。当然，对这一预算还要有周详的计划、畅通的社会监督机制和及时的反馈机制，以维护和促进分配正义。

对会计人来说，问题在于，当分配问题再次成为国际国内的热门话题时，我们能做什么？显然，有人要质疑会计是否真正具备分配职能。这样的质疑是不难反驳的。现代会计天生具有利润核算功能，因而不可能不与财富分配相联系。那种认为会计只是既定制度框架下的被动接受者的看法，无非是僵化的学科分工的产物。开放的现代学术当然不排斥学科分工，但坚决反对用学科的狭隘视角来看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会计人在享有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与义务之外，还因其职业特点，承担着设计与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重任。这就需要每一个会计人尽职尽责，通过不断完善会计信息的披露机制等途径，维护好社会公众对国有企业利润及其分配状况、对国家预算制定与执行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显然，沿着这一思路所开展的会计研究，就必须放宽视野，回归会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深究会计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